姜毅然霞飞：吴德的风雨人生

1989-06-04 作者: 姜毅然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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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德的风雨人生

－－作者：姜毅然霞飞

吴德在 1995 年逝世时，宋任穷曾经说道：“东北共事多年，为民服务，成绩卓著。入党六十多年，光明磊落，积极参与粉碎‘四人帮’。”的确，吴德为党为民成绩卓著，他的人生经历也伴随着风风雨雨。

从冀东革命青年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

吴德的家乡是河北省丰润县，丰润县地处冀东，距冀东重要城市唐山不远。丰润是平原地区，历史上就以产粮为主，但在旧社会，辛苦劳作，打下许多粮食的丰润农民却吃不饱饭。吴德一家也是如此。吴德于 1913 年 2 月 5 日出生时，他的家境就不好，因此，吴德虽然读过书，也是断断续续的。他后来的文化，大多是在他参加革命工作后学习的。 1971 年夏季，毛泽东指定吴德担任国务院文化组的组长，吴德不愿意任此职，曾经和周恩来说过自己“没有文化”的话。后来江青刁难他，他也对江青说过：“我没有文化，也不懂艺术。”吴德说的这个话，也并不全对。讲学历，吴德并没有多高的学历。但讲文化历史知识，可以说，他有很高的素养。这得益于他参加革命后的刻苦学习。

吴德的家乡离冀东的乐亭、滦县、滦南县都不算远。这些县都归唐山管辖。 20 世纪 20 年代，李大钊曾在这一带从事过传播马列主义的工作，因此这一带的民众受革命思想影响较早，青年人中参加革命者较多。 1932 年，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日益暴露，冀东地区倾向于革命的青年的爱国热情更加高涨，共产党在冀东地区的组织也借此机会，通过组织反帝大同盟，联系革命青年，进而大力发展党员。这一年，刚刚 19 岁的吴德，参加了中国反帝大同盟，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反帝爱国运动。他在运动中表现很积极，工作有成绩，也经受住了考验， 1933 年 3 月， 20 岁的吴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吴德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而他职业革命者的道路，是从唐山起步的。一开始，他做的是工会工作，历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驻唐山市工会特派员、唐山市工联党团书记、华北铁路总工会党团书记。他在这几个岗位上，干得都十分出色。他平时深入到工人中间去，了解工人的疾苦，发动工人搞罢工、游行，动员工人参加工会，组织工人在工会中的革命活动。在此期间，他曾经参与领导了唐山开滦煤矿大罢工和唐山市总同盟罢工。这两次罢工，都取得了胜利，吴德也在革命工作中经受了锻炼，逐步成熟起来。他开展工人运动，组织党团活动，老练、果敢，工作布置非常严密，并且有详细的计划。因此，凡是他接手干的事情，都比较有把握，并且都有成绩。这样，他受到了工人们的拥护，也受到党组织的信任，他很快就得到重用，职务也被提拔上来。 1935 年到北平担任过北平市委副书记、职工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铁路工作委员会书记等职。当年，吴德在工人运动中是有很大影响的。正是由于这一点， 1937 年 4 月，他被组织派往延安，参加苏区党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

冀东暴动

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吴德已经是中共河北省委的高级领导干部了，他历任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冀热察区党委组织部长兼冀东区党分委书记。他在这两个岗位上同样干得很出色。这一时期，他的工作重点是发展党的组织。他发展党员的目光不光是投放在工人身上，而且投放在包括农民在内的下层劳动人民身上，同时也在城市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在他与中共河北省委其他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河北省的党员数量有很大增加，党的基层组织也建立起来，并且开展了许多有效的活动。在此期间，吴德参与组织了冀东暴动。吴德后来回忆说，冀东暴动，我们一开始估计有两千人参加暴动就不错了，但暴动后，参加的有十几万人，著名的节振国就是领导罢工时的工人纠察队大队长。这次暴动，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此后，他又参与了发动开滦煤矿工人暴动。冀东处在抗日前线，吴德在这一时期，把很多精力放在组织和领导抗日武装上，为壮大冀东抗日联军，坚持和发展冀东抗日游击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0 年，吴德赴延安，在向毛泽东汇报冀东工作后留在延安，党中央成立敌后城市工作委员会，吴德出任秘书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吴德回到晋察冀又担任了晋察冀边区政府交通局局长兼平绥铁路局局长、党委书记，晋察冀中央局秘书长、冀东区党委书记。由于吴德工作很出色， 1945 年 4 月，他被推选为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到延安参加了党的七大。

1946 年后，他的工作重点转到了他的家乡冀东，历任中共冀热辽分局组织部长、冀东区党委书记、冀东军区政治委员兼唐山市委书记。到家乡工作，他熟悉人，熟悉地方风土人情，工作更加得心应手。在这一期间，冀东为向东北地区输送干部和军队，为我军在这一地区的发展和活动，做出了重要贡献。吴德作为当地党的主要领导人，自然功不可没。由于工作出色，党组织也更加信任他了。

建国后屡受重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德在中央和地方都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他先是担任燃料工业部的副部长。 1950 年，中央派他去担任中共平原省委书记。平原省制撤销后， 1953 年，组织上又调他担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兼市长。 1955 年 3 月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兼吉林省军区第一政委。

在这一时期，他主要是在地方担任领导职务。他在领导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很有创造性，一些经验受到中央的重视。他本人也受到了中央的重视， 1956 年 9 月，党的八大召开时，他作为八大代表到北京出席了八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1960 年 1 月，中央又任命他为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同时仍然兼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

吴德

1966 年 5 月，彭真因为“二月提纲”的事情，受到批判，不久即被撤职。毛泽东决定改组北京市委，调他比较信任的干部到北京来担任领导职务，此时，毛泽东选中了吴德。 1966 年 6 月，吴德受命担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

吴德是 1966 年 5 月中旬从东北局得知中央调他去北京工作的。当时是由李富春打电话给东北局，告知中央决定的，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打电话给吴德，让他到沈阳汇报工作并交接在吉林省委的工作，同时也交接吴德在东北局分管的文教方面的工作。吴德到沈阳后，宋任穷向他谈了中央决定。吴德一开始并不太愿意去北京工作。他向宋任穷提出，能否不去北京？宋任穷说，工作需要，中央的调令，不能不去。吴德又从宋任穷那里得知：彭真出了问题。这更使吴德感到，他去北京，会面临着严峻局面。

果然，吴德到北京后就听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停止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职务。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职务自然也被撤销。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

北京市委不光是市委主要领导人变了，其他方面也处在动荡之中。吴德没到北京时，中央已经成立了一个首都工作组，负责改组北京市重要领导机构。这个工作组由叶剑英负责。工作组已经着手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由华北局派池必清、黄作珍率工作组进驻市委，调查市委的问题。吴德刚到北京，北京卫戍区就进行了改组。中央调傅崇碧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黄作珍任政委，北京卫戍区调进两个野战主力师，维护北京的秩序和安全工作。同时，北京市公安局也进行了改组。

吴德就是在北京市处于动荡之时到北京上任的，中央任命他为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同时，还任命他担任北京市代市长、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党委书记，可见，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吴德还是信任的，是把他当作改组后的北京市委主要领导干部使用的。他的代市长和兼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书记的职务，说明他的地位仅次于李雪峰，毛泽东是把他当作信任的领导干部调来北京工作的。当年 6 月 4 日，中央公布了北京新市委的名单。

从被批判到被关押

但是，初到动荡的北京，吴德就跟不上“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处处被动，多次挨批。一是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吴德挨了批。“五一六通知”发出后，特别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组织撰写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后，北京市各高校动荡起来，学生们开始造反了，不光对老师进行批判，还冲击校党委，北京市许多高校的行政系统和党委系统都被打碎了。大学一乱，中学也跟着乱了起来。高校和中学无法正常工作和教学。吴德等北京市委领导人把情况反映到中央，中央很重视，那时，吴德每隔一两天，就去怀仁堂参加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情况汇报会。当时在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提出，应该派工作组去各高校，领导运动，还指示吴德等负责搞大学的工作组工作纲要。吴德坚决拥护这个意见，并且很快就拿出了大学的工作纲要。吴德还和李雪峰商量后决定，从“四清”工作队中抽调工作组成员去大学工作。他在具体落实派工作组问题时，还贯彻执行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的“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等八条指示。但是，让吴德想不到的是，八条指示刚刚发出，北大的聂元梓就贴大字报反对，并且揪斗了北京大学的校领导陆平等人，同时揪斗了历史学教授翦伯赞等人。北大工作组写了一个简报上报北京市委，吴德等认为这个简报正确，便上报中央，刘少奇支持这个简报，把它批往全国，要求参照北大工作组的办法做。但大学里的反对声音很高，学生造反领袖蒯大富还公开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这时，北京市的学校都动荡起来，大多分成两派，一派支持工作组，一派支持造反派。而北京市委是支持工作组的。吴德还认为蒯大富是坏人，准备拘留他。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从外地回到了北京， 7 月 23 日，把李雪峰和吴德等人叫去，听他们汇报运动情况。毛泽东听了他们汇报北京市的运动情况后，很不满意，说，北京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派工作组是错误的，现在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应该撤销工作组。毛泽东批评李雪峰和吴德，总是怕字当头，总是怕乱，怕反革命，怕动刀动枪，领导干部都不下去，不到有乱子的地方去看看。毛泽东还点着他们的名字说，李雪峰、吴德，你们不去看，天天忙具体事务，没有感性认识，如何指导运动？毛泽东还说，工作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压制了群众。他决定马上撤销工作组，要北京市委立即执行。这是吴德刚到北京的第一次挨批，批他的，不是一般的人，而是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吴德摸不着头脑，也十分震惊。由于派工作组是市委决定后，由吴德代表北京市委布置的，李雪峰决定，撤销工作组也要由吴德布置。吴德越来越摸不着头脑了。他感到已经没有办法领导运动了。

接着，吴德在成立大学工作委员会问题上又挨了批。北京市委宣布撤销工作组后，大学里更乱了，一次，吴德在京西宾馆见到周恩来，问他怎么办？周恩来说，中央各部委所属的大专院校都交给北京市委统一领导，北京市委成立一个大学工作委员会，各部各口派人参加。周恩来还指定由吴德担任大学工作委员会主任。大学工作委员会的任务是接待学校的师生，派联络员到各高校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但不久，成立大学工作委员会的事情被毛泽东知道了，毛泽东批评说，大学工作委员会是与派工作组性质一样的，要立即撤销。毛泽东此话一出，“中央文革”立即提出要重新发动群众，要求李雪峰、吴德进行检查。这样，吴德在又一次挨批后，不得不写检查。 7 月 29 日，刘少奇在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检讨，吴德也感到自己要检讨才能“过关”。他和新北京市委的领导人一起，在北京召开的万人大会、十万人大会，以及各大学的大会上检讨了不下十几次，但仍然不能“过关”。

再接下来，批吴德等人的，就是高校的造反学生们了。吴德晚年回忆道：“文革”初期，李雪峰和我都要在红卫兵召开的大会上作检讨，检讨还不行，还要把人抓起来，先是李雪峰被红卫兵抓了，刘建勋去要李雪峰，结果也被批斗。不久，北京工学院红卫兵贴大字报，限时要我去检讨。我去检讨了，刚刚检讨完，红卫兵一下子就把我手中的检讨稿子抢走了，还把我扣住批斗了好几天。北京工学院的红卫兵还没有放我回去，吉林又来了一批造反派，把我蒙上眼睛，架到汽车上拉走了。他们把我拉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审问，还把我拉到北京火车站，要押送我回吉林批判，因为火车不通，才没有走成。

吴德被关的房间里没有床，只能在地板上睡觉，日夜有人监视吴德。此时，吴德才从造反派的口中得知，自己在吉林的家已经被抄，他保存的大批文件包括笔记本都落入了造反派之手。在来北京揪吴德的造反派非要把吴德拉回吉林时，吴德只好说：我请求过周总理是否要回吉林交代清楚，周总理说中央不同意。现在你们没有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我不能去吉林。吉林来的造反派就让吴德给周恩来打电话。费了很多周折，吴德才与刘建勋联系上，刘建勋找周恩来汇报了情况。此时，周恩来才得知吴德失踪，对吴德的情况很关心。周恩来知道吴德被关押在电影学院四楼时，就让“中央文革”给吉林来的造反派打电话，好不容易，吴德才被放了出来。吴德向周恩来汇报了自己在吉林的家被抄，大量文件落入造反派之手的情况，周恩来批评吴德到北京后不随身带文件是错误的。之后，周恩来给吉林省打电话，要求造反派交还被抄走的吴德的文件，这件事才算告一段落，但吴德已经是身心疲惫。

在北京混乱的日子里

吴德初到北京，就挨批挨斗，还差一点被揪回吉林省批斗，这实在出乎他的预料。但是，“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群众运动，用当时的话说，是为了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对于一生热爱毛泽东、听毛泽东的话、坚决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的吴德来说，是别无选择的，他只有拥护“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当时中央许多高级干部也是这样认识的。虽然自己挨批挨斗，但吴德认为这是群众运动，因此，他采取了“正确对待”的态度，没有和造反派硬顶。同时，凡是毛泽东的指示，他都坚决执行，对“中央文革”的意见，有的虽然他也有看法，但并不硬顶。这样，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吴德被认为是能够“正确对待群众”的干部，他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北京新市委成员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陆续被打倒，有的被迫回避，躲到天津，有的被迫回到原来工作的省，只有吴德，还在北京市委领导岗位上。吴德后来自己回忆说：“我还算幸运，继续艰难地工作着。”而毛泽东对吴德也确实比较器重。

1966 年夏、秋，北京进入了混乱时期，继续艰难工作着的吴德，也左右不了北京市的局势了。

先是北京出现了“破四旧”风潮。红卫兵冲到大街小巷，烧毁文物，砸碎古代建筑，中央美术学院的艺术品被全部捣毁，商店里的许多商品也被烧掉，连中南海里的文物也未能幸免。抄家、打人，成了家常便饭。吴德对这些是不赞成的，但以他的力量和处境，是制止不了北京红卫兵的这种行动的，他的意见也得不到上边的支持。吴德曾回忆到这样一个情况：一天，毛泽东找吴德汇报工作，林彪等人也在场。吴德在这次汇报中，讲了一些北京市的真实情况，并且向毛泽东表示：北京市委控制不了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林彪却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听了这些话，吴德也不能再对“破四旧”提出任何异议了。

与“破四旧”同时兴起的，是大串连风潮。大串连是随着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而展开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组织，各种造反派组织来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同时也在北京串连，学习各个红卫兵组织的“搞文化大革命的经验”。红卫兵以关心国家大事、交流造反经验的名义进行串连，各地各级组织都不敢阻止，还要大力支持。不久，中央也号召大串连，这样一场全国规模的大串连就开始了。大串连的重点是北京。各地红卫兵组织串连都要到北京来，到“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见毛主席。这样北京的压力就非常大。吴德回忆，红卫兵在北京，包括新到的和原来没有离开的，人数最多的一天达到 300 万，当时北京市区的居民也就是 300 多万，不到 400 万，一时增加了这么多人，吃、住、行都很困难。南方的人要吃大米，北方的人要吃白面，尽量调剂。天凉了，南方的人还要给他们发棉衣。北京市委接待站设在先农坛，大家忙得不可开交，接待站的同志解决不好红卫兵的吃住问题，红卫兵就打骂他们，甚至抓去游行，做“喷气式”。吴德也时常被揪斗，还要劝接待站的同志不能不干，要干好。

从被夺权到当上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67 年 1 月，上海发生了“一月夺权”事件，北京市也立即被卷入夺权斗争中来。

北京市委的权力，是在 1967 年 1 月 18 日，被“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夺去的。造反派还成立了“夺权委员会”。

北京市委被夺权后，吴德和北京市委的负责人高扬文、丁国钰等被定为“走资派”，和市委常委们被关押、批斗了四个多月。一开始，关押吴德等“走资派”的“牛棚”，是在虎坊桥的工人俱乐部，一天只给吃一顿饭，后来，这些“走资派”被分散到各个工厂，让工人监督劳动。在这段时间里，吴德处在一种被“中央文革”既批又拉的状态。吴德回忆道，在这期间，“中央文革”小组把我要出来，要我与造反派商量共同夺权，组织北京公社，他们召集各造反派头头开会，造反派的头头们说我已被夺权，没有资格谈此事，把我轰下台来。我到人民大会堂找到周总理，周总理带我到“中央文革”小组那里和他们一起接见学生、工人造反派的头头。这些人问，吴德是个什么人，有没有问题？周总理说：他来北京不久，执行了“资反路线”，执行“资反路线”错误也有轻有重嘛！但江青说，吴德这个人不认识，有错误可以批判。这样，我又回到了被关押的地方。

吴德（左一）在农村参加麦收。

可见，当时“中央文革”和造反派头头，是想把吴德批判得老老实实后，再让他出来，但主要还是批。显然，“中央文革”、造反派都是把他当作犯了严重错误的人看待的。对于挨批，吴德记忆犹新。他回忆道，这期间我经常被揪斗。斗争我的主要是吉林来的人。看管我的是北京第一机床厂的工人，看管我的人对我不错。有一天早晨五点多钟，吉林来的造反派跳墙进来揪我，被第一机床厂的工人看到了，双方差点打起来。第一机床厂的工人说：我们也是造反派，没有中央和“中央文革”的信不能揪走，他欠北京的债我们还没有算清。要动手你们不行，我们一个电话就可以调来一两万人。这样才把吉林来的造反派给挡走了。

就在此时，被关押和批斗的吴德的命运有了转机。他当时虽然仍然被造反派关押着，失去了自由，但却被毛泽东内定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这是为什么 ? 原来，毛泽东鉴于上海夺权造成的混乱，在否定了张春桥等人关于夺权后新建立的政权名称为“上海人民公社”的意见后，决定在全国各地夺权后，建立的新权力机构的名称为“革命委员会”。毛泽东认真考虑了北京市新的领导机构建立问题，他认为，在北京市夺两次权不好。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发动时，就已经把彭真等人的权夺了，新成立了北京市委。现在，北京新市委工作不久，再夺他们的权，不合适。因此毛泽东认为，在建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时，要考虑把原来北京市委的一些领导干部结合进去，一开始就形成“三结合”的格局。于是，毛泽东把目光投放到吴德身上。他本来调吴德进北京市工作，就表明他是信任吴德的，而吴德在“文化大革命”起来后，没有和造反派硬顶，而是到处“救火”，虽然造反派头头们和“中央文革”认为吴德执行了“资反路线”，但在毛泽东看来，吴德是听话的。毛泽东决定起用吴德。

北京市成立革命委员会之前成立的“革筹”小组，没有吴德，那时，吴德被关押着。此时，毛泽东已经决定由谢富治担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他还让北京的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开会酝酿一下，做做工作。工作做得差不多了，他就让谢富治到关押吴德的地方对吴德说中央叫你们出来工作。吴德说，我出来也不好工作了。谢富治说你、刘建勋、高扬文几个人出来先亮亮相。谢富治所说的“亮相”，就是要他们出来向造反组织检讨，造反派组织认为检讨“彻底”了，就算检讨“过关”了。这样，吴德等人就开始在各种会议上检讨，有千人大会，有万人大会。谢富治出面做了造反派的工作，所以，吴德等人在北京东郊体育馆召开的万人大会检讨后，聂元梓代表造反派组织讲话，说吴德等人的检讨基本可以了，但还不够，以后要继续检讨。这就是在给吴德留个尾巴的前提下让他出来工作。

1967 年 4 月 20 日，北京市召开了十万人参加的大会，宣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主任是谢富治，接下来的副主任是吴德、郑维山、傅崇碧、聂元梓。不久，成立了北京市党的工作小组，组长是谢富治，吴德是核心小组成员。

吴德曾谈到那时他的矛盾心情：那时，我的心情十分矛盾，不太想出来工作。我考虑过干不干。干吧，我是被造反派视为有所改悔的走资派给结合进来的，说话没人听，挂名而已；不干吧，又是毛主席说的、中央决定的，个人应该服从组织。衡量再三，我最后还是当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参加了党的核心小组。

吴德当上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正像他一开始就预料的，实际上他没有任何权力，说话也没有人听。他已经处在边缘的位置上。

谢富治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当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都信任谢富治，造反派也认为谢富治是革命干部，因此，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说了算。吴德当的这个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是被认定为执行了“资反路线”的走资派，对自己的错误有认识后，结合进来的，因此，他的话是没有人听的。一开始，吴德虽然当上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但仍然住在造反派关押他的“牛棚”里。他进出，都有人监视。甚至他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后面还要由几个造反派押送、监视，他是被监督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更让吴德觉得不舒服的是，北京市各部各办的人全部被下放到工厂、农村劳动去了。吴德出来工作后刚到市委机关时，一个人也没有，市委都空了。不久，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机关干部大多换上了造反派。新成立的各组都被造反派把持。吴德从河北、天津调来的干部都被勒令“靠边站”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停刊的《北京日报》恢复后，也由造反派把持。从各部、各学校调进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一百多名干部，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头头。红卫兵的“五大领袖”，除聂元梓当上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外，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都成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北京市的政权机构实际上已经被“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所控制，背后是由戚本禹一手抓的。

处在边缘的吴德根本无法工作，实际上还是“靠边站”。在这种情况下，吴德只好采取不说话的态度。

这一段时间，吴德的处境并不好，用一句形象的话说，他是处在“夹缝”中。但是，吴德毕竟受到毛泽东的信任，也没有反对“文化大革命”，并且能够在运动中“正确对待群众”，他还是被当作革命干部来对待的。 1968 年 10 月，在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他由中央候补委员递补为中央委员。 1969 年 4 月，在中共九大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这表明，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地位没有降低，还上升了。

和江青“打太极拳”

吴德在“文化大革命”前，与刘少奇没有共事过，在“文化大革命”中，既不是林彪一伙的人，也不是江青一伙的人，他只跟一个人，就是毛泽东，毛泽东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其次，他听周恩来的，凡事总是要请示周恩来。因此，他与林彪、江青都有本质上的区别，这样，自然与林、江二人格格不入。林、江谁也不把他当作可以信任的人，相反，总是要找他各种各样的毛病。吴德和林彪接触不多，也不大介入军队的事情，因此，他与林彪之间的磨擦还不算多。吴德自己说过：他在那段时间里觉得最难缠的，就是江青。“江青很使人讨厌，就像乡间小道上的刺草，弄不好刺你一身小刺球，够摘一阵子的。所以人们都躲她，唯恐避之不及。”面对江青的刁难，吴德采取了“打太极拳”的方式来对付。吴德回忆到这样几件事情：

在电影《节振国》问题上，江青挑吴德的“毛病”。一天，江青让吴德陪她看电影《节振国》，看完后，江青说这个电影可以改编成京剧，准备派北京京剧团去改编。吴德早年在抗日战争时期领导地方工作时，就知道节振国的事情，但是，在反复无常的江青面前，他不敢说什么，只能一言不发。后来，江青派人搞了调查，又让北京京剧团根据调查材料和电影故事，把《节振国》改编成了京剧上演了。之后的一天，“中央文革”突然通知吴德到钓鱼台去开会。参加这个会的，有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和吴德。会议一开始，江青就批起了吴德，说，你为什么给个人树碑立传？吴德摸不着头脑，姚文元在旁边说，写节振国的剧本里有一个领导罢工的知识分子，这个人物是不是你？吴德说：剧本的事我不知道哇，我也没看过。当时唐山的工委书记是周文彬，他是通县潞河中学朝鲜族的同志，罢工是他直接领导的。罢工期间，省委让我去了四次。罢工的领导人是周文彬和胡志发，这两个人后来牺牲得都很壮烈。作为参加领导罢工运动重要领导人的吴德，没有讲自己领导罢工的任何功劳，只讲已经牺牲的烈士的事迹。这使江青抓不住他的把柄。江青还想要找破绽，又问，这个知识分子是谁？吴德答：应该是周文彬。吴德还讲了罢工的经过。江青只好说：你把它写出来。吴德推不掉，回来后写了一个材料。江青还拿这个材料去问毛泽东，毛泽东说：冀东大暴动是很震动的大事。江青只好作罢。不在这个事情上做文章了。

节振国的事迹还是吴德最早向毛泽东汇报。

1971 年，毛泽东提名让吴德当国务院文化组的组长，周恩来也同意。可是，吴德知道这要和江青打交道，弄不好哪一天就要和江青闹翻，便借口谢富治生病，市委的事情多，想推辞不干。一次，他和周恩来说了自己的想法，周恩来说：任文化组的组长，毛主席有批示，不能不去。但你可以暂时不去，让刘贤权先负责。这样，吴德就没有去文化组。但是过了一两个月，在京西宾馆看样板戏，江青当着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和国务院文化组的人的面训斥吴德，毛主席的批示你为什么不执行？你这个组长为什么不到任？吴德解释说这个工作我干不了，我没有文化，也不懂艺术。张春桥在旁边阴阳怪气地说：你不懂，不懂就学嘛！吴德没有办法，只好上任。上任后，吴德想“解放”一些电影和戏剧公演，吴德提出时，江青等人没有说什么。但是，当吴德组织人选出了《渡江侦察记》、《智取华山》两部电影片子，写了报告，送周恩来和江青审查时，江青却不高兴了，她和张春桥把吴德找去，一开口就问，你为什么和我唱对台戏？吴德摸不着头脑，江青接着问：你知道不知道这些电影的编剧、导演、演员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吴德说，我没有调查研究。张春桥接过来说有一个《红灯记》，你们就搞了一个《渡江侦察记》有一个《智取威虎山》，你们就搞了一个《智取华山》。面对如此无理的指责，吴德只好闭口不说话。江青让吴德把这两部电影的导演和演员一个一个都了解清楚，还要开批吴德的会，让吴德在会上检讨。吴德只得写了一份检讨，说自己没有仔细审查，提出的两部电影有错误，等等。

还有一次，山东的《红嫂》剧组到北京来，剧组的负责人很客气，对吴德派去接待的人说，这个剧还有什么要修改的地方？接待的人说，有需要修改的地方，你们提出来，我再去请示。这件事反映到江青那里了，江青大发雷霆，打电话到北京市委找到吴德，对吴德说有人要破坏样板戏，你知道不知道？吴德说，不知道。江青大发脾气，质问吴德：你派去的人为什么不经请示就那么说？吴德只好说，我没有听说这个问题，我再问一问情况，了解了解。过后，江青又让吴德检讨，说是破坏样板戏，吴德承认派去的人说话不慎重，让派去的人写了一个检讨，才算了事。

吴德后来回忆说，那时真难办啊，我经常挨批评。我步步小心，在文化组受的罪大了。

在 1970 年的庐山会议上站到了毛泽东一边

1970 年，中央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原来的议题是讨论修改宪法和国民经济计划。但是，林彪却在这次会议上搞突然袭击，提出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问题，由此引发了庐山上的一场斗争。

吴德是九大中央委员，自然是参加这次会的人员之一。他于 1970 年 8 月上了庐山。但他对会前中央高层的不同意见和斗争并不清楚。吴德在长期革命工作实践中养成了一种谨慎的性格，这对他帮助极大，因此，尽管他对中央高层的政见分歧不清楚，却也没有跟着林彪、陈伯达一伙提要设国家主席。吴德后来回忆说， 8 月 23 日下午林彪讲了话。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副统帅，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我当时认为林彪是代表中央讲话的，没有感觉出林彪的讲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但是，吴德也没有特别响应林彪的讲话。这也有一点偶然因素。林彪 8 月 23 日讲话， 24 日分组讨论。 24 日的上午，只是听林彪的讲话录音，反复听了两遍。小组会上大家来不及发言。 24 日下午，小组讨论发言，而正巧吴德被叫去整理学习毛主席著作、毛泽东思想的材料，没有参加下午的讨论，因此，下午华北组讨论时，陈伯达的发言他没有听到，自然，他自己也没有发言。散会后，他才听吴忠说，在小组会上，陈伯达和汪东兴在发言中都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吴德听到这个话，就问：是谁反对毛主席？但陈伯达、汪东兴都没有点名，吴忠自然也不知道指的是谁。吴德便处在疑惑中，他也就不好表态了，只是打听消息。吴德向李雪峰打听，向汪东兴打听，向解学恭打听，都没有得到清楚答复，吴德也就没有表示什么意见。但是，当小组讨论整理出简报后，要吴德签字，他签了个“吴”字。这个简报就是毛泽东后来批的华北组简报。对这个签字，吴德后来还做过检讨。

吴德 ( 左二 ) 陪同周恩来会见外宾。

但是，吴德总体上来说，在庐山会议上是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他在 8 月 25 日上午的华北组讨论会上仍然没有发言，当聂元梓到处串连，说要把反对毛主席的人揪出来时，吴德很警惕，他还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反映聂元梓到处串连，要揪反对毛主席的人的事情，信中还提出，会议有些不正常。他还按照周恩来的意见，组织代表中的工人同志批评了聂元梓，批评之后，他还手写了一份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在政治局中传阅了。这件事，吴德还是冒了很大政治风险的。当一些工人代表问吴德怎么样表态时，吴德说：这个态你们怎么表呢？假如问题涉及中央的负责人，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应该先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就在庐山啊。他劝阻一些工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慎重表态，他还对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会上搞串连保持了警惕，会上有不清楚的地方，他都及时向周恩来请示。这些都说明，吴德在这件事情上，还是用心思考过的，他的这种谨慎的性格，使他没有在庐山会议上跟着林彪、陈伯达跑。而且，当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开始公开批陈伯达时，吴德还对李雪峰说了这样的话，毛主席早就讲过不设国家主席，他打过招呼，你们河北为什么还有四位同志发言反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你们点名批判宪法起草委员会，是怎么回事？

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批判了陈伯达，会议结束时，中央决定让陈伯达等人检讨，这使会议情况明朗化了，大家都赶紧转向，而吴德却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他没有说一句配合林彪、陈伯达的话。但吴德觉得自己曾被陈伯达的讲话所迷惑，在华北组简报上签了字，也有错误，就主动做了检讨。但是，吴德毕竟没有参加 8 月 24 日的小组会，在 8 月 25 日的小组会上也没有表态，在庐山会议上没有跟林彪跑，这使他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任。庐山会议之后，李雪峰被牵连进去，很紧张。周恩来还让吴德去帮助李雪峰，这说明，毛泽东、周恩来都认为吴德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是好的。他受到的惟一批评是，没参加 8 月 24 日的小组会，为什么要在简报上签字。

毛泽东说了“吴德有德”这句话

庐山会议之后，周恩来表现出对吴德在政治上的很大关心。他为了保护吴德，把吴德在庐山会议期间写给他的信，以及吴德组织工人代表批评聂元梓的简报手写稿，交还给了吴德，让他处理掉。周恩来还让吴德揭批陈伯达，不必在会上检讨了。周恩来还向毛泽东汇报了吴德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之后的表现。吴德按照周恩来的意见，积极参加批陈整风运动，多次在会上发言批判陈伯达，他不光对林彪保持了距离，而且有了足够的警惕。这使毛泽东更加信任吴德了。

1971 年 9 月，毛泽东巡视南方，对林彪集团的反革命阴谋有所察觉。他于 9 月 12 日突然回到北京，到达丰台火车站。到达之前，毛泽东已经通知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到丰台车站去见面。毛泽东在和吴德等人见面时，发表了重要谈话。毛泽东讲了党的历史上路线斗争的情况，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还讲了他在庐山会议后采取了用石头、掺沙子、挖墙角等措施，讲了华北会议问题。最让吴德震惊的是：毛泽东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林彪，还提出了庐山会议是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问题。

吴德回忆道：毛主席说庐山会议是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隐瞒着三个，出简报煽风点火，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庐山会议显然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他们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称天才”。毛主席说，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毛主席还说，庐山会议的事情还没有完，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陈伯达后面还有人。毛主席还问我们说，这第十次是不是路线的问题。毛主席说他在陈伯达搞的论天才的材料上加批语，在三十八军的报告和其他文件上加批语是用石头；从中央和各大军区调人参加军委办事组是掺沙子；派李德生、纪登奎到北京军区是挖墙角。毛泽东在谈话中还指出，庐山会议的某些简报是反革命简报。吴德听到此，赶紧检讨说，主席，我还在华北组简报印发前签了字。那个简报是反革命简报，我犯了政治错误。毛主席挥着手说，没你的事，吴德有德。

毛泽东说了这句话，使吴德的心平静了许多。

在“九一三事件”发生之时

吴德在丰台车站听毛泽东谈话之后，心中已经明白了毛泽东的矛头所指就是林彪。他从丰台回来后，直接到吴忠家里谈了很长时间。他们集中谈了毛泽东所说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问题，谈了他们应该怎样认识第十次路线斗争，他们还考虑到了要把毛泽东说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问题传达一下。吴德说：虽然毛主席没有点林彪的名字，但提陈伯达后边是谁已经很明白了，这样，是不是需要将毛主席的谈话先给市委常委或者市委书记们吹个风，以免将来问题出来了，大家没有思想准备。但毛泽东毕竟没有点林彪的名字，吴德和吴忠商量到后半夜一点多钟，也没有考虑好怎么传达毛泽东的谈话。吴德回到家后，就吃了安眠药休息了。但凌晨三点多，他突然接到周恩来的通知，要他立即到人民大会堂去。吴德到人民大会堂时，政治局会议刚散。吴德在东大厅这边的一个房间里见到周恩来时，周恩来正用保密电话跟各大军区联系，通报林彪出逃的情况。吴德心中早就有数，因此一下子就猜到是林彪出事了。果然，周恩来向他通报了林彪叛逃的情况，并且告诉他，北京军区要紧急备战。周恩来还告诉吴德，周宇驰等人劫持一架直升飞机从沙河起飞，飞向外蒙古了，准备迫降它，你们要把北京市郊区各县民兵紧急动员起来，监视飞机降落地点，要让北京卫戍区派部队控制北京郊区的几个机场，防止再有飞机外逃。吴德又向周恩来建议把北京军区的陈先瑞、吴忠找来一起谈。周恩来同意了。周恩来找来陈先瑞、吴忠后，向他们讲了发生的情况，传达了毛泽东、党中央的决定，要求首都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指定由吴德、吴忠、杨俊生 ( 北京卫戍区政委 ) 三人负责。周恩来还向他们部署了具体任务。

平心而论，吴德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立场是坚定的，他参与处理有关大事，是很得力的。吴德对此一直记忆犹新。吴德和吴忠到北京卫戍区，和杨俊生一起布置了任务。他们布置民兵监视天空，由卫戍区准备好一部分摩托部队，随时可以出发到飞机迫降的地点。他们派卫戍区部队封闭了北京西郊机场、南苑机场、沙河机场、良乡机场、东郊机场，进驻机场的部队全部真枪实弹，对没有周恩来命令强行起飞的飞机，立即开枪开炮。在机场跑道上设置了障碍物，阻止飞机起飞，把飞机上的油料全部抽掉，同时派部队看好油库。对吴德等人的这些工作，周恩来很满意。当外逃的直升飞机被迫降后，吴德等组织人抓住了直升飞机上活着的人，对飞机迫降现场进行了搜索，收集到了一些物品和证据，这对于后来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起了很大的作用。吴德回忆说： 9 月 13 日这天，他们一天也没有睡觉。可见他在这个关键时刻工作紧张的程度。由于吴德在“九一三事件”发生时表现很好，后来，在成立林彪专案组时，中央指定吴德和吴忠参加专案组的工作。从那以后，吴德时常被周恩来叫去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显然，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更加信任吴德了。

一开始，吴德并不知道林彪集团有更大的阴谋。用吴德自己的话说就是当林彪的一些死党被抓起来后，他们才知道有一个“小舰队”，有一个《“ 571 工程”纪要》，才知道他们要搞武装叛乱，计划谋杀毛泽东。在整个粉碎林彪集团的斗争中，吴德是凭着政治经验而在庐山会议上及会议之后采取谨慎态度的。这个政治经验帮助了他。当时的吴德有一个纯真的想法，这就是要紧跟毛主席，一切听毛主席的话，也按照周恩来的意见办事。而当林彪事件出来后，他的纯真想法，就是要全力对付内外勾结的阴谋颠覆社会主义祖国的敌人。

参与抓林彪死党

吴德在庐山会议和发生“九一三事件”后的表现，使他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任。此时，中央交给他一些重要任务。这些重要任务中，有一项就是抓林彪死党，主要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

提议抓林彪死党的，是汪东兴和杨德中。林彪事件出来后不久，他们向周恩来提出：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人军权在握，再不动他们很危险，这个事应该处理。周恩来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同意把黄、吴、李、邱抓起来。周恩来让吴德也参与抓黄、吴、李、邱的事。在小范围会议上，周恩来和吴德等人一起研究了抓黄、吴、李、邱的办法，决定，在送李先念去越南访问的机场上，抓邱会作，然后，通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来人民大会堂开会，传达毛主席的指示，然后把他们抓起来。周恩来让吴德回去后找吴忠，一起落实逮捕、押送、关押的地点等问题。吴德回去后，立即与吴忠找北京卫戍区的领导人共同研究确定了抓捕、押送、关押黄、吴、李、邱的方案，向周恩来汇报后，决定按方案施行。吴德他们安排北京卫戍区一些部队开到人民大会堂附近警戒，还安排一些精干部队进入人民大会堂，实施抓捕。在黄、吴、李、邱住地附近也安排一些部队警戒。吴德还亲自把关押黄永胜等人的地点确定在北京卫戍区的第三师，安排北京卫戍区的司令员、副司令员、副政委陪同被抓者到指定地点关押。这一切落实后，吴德到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汇报，参加听汇报的有叶剑英、纪登奎。

第二天即实施抓捕。周恩来、吴德等人到机场送李先念访问越南时，要实施抓捕邱会作的计划。周恩来在机场谈笑风生，镇定自然，让吴德很是佩服，吴德自己后来回忆说，当时，他自己则非常紧张，心里老觉得绷着。从机场回来，周恩来、叶剑英、纪登奎和邱会作谈话，然后由北京卫成区的战士把邱会作带走了。紧接着，周恩来通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周恩来、叶剑英、纪登奎在那里等他们。周恩来则让吴德和吴忠在东大厅，布置北京卫戍区参加抓捕工作的干部和战士。吴德到东大厅后，把干部、战士都布置好了。黄永胜等先后来到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叶剑英、纪登奎出面和他们谈话，传达了毛泽东的决定，吴德则等候在外边，安排战士，出来一个带走一个，但吴德交待战士，只可以陪在黄、吴、李的旁边带他们走，不要动手抓胳膊。最先谈完话出来的是黄永胜，黄永胜刚刚走出谈话的房间，吴德一摆手，几个战士上去，把黄永胜带走了。接着，吴法宪、李作鹏也被先后带走了。抓捕很顺利。完成任务后，吴德也松了一口气。

吴德（右）与陈锡联在主席台。

抓了黄、吴、李、邱等人后，周恩来让吴德参加中央召开的一次中央军委、各总部、各兵种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吴德向周恩来提出，黄、吴、李、邱身边工作的秘书、司机、警卫怎么处理？周恩来决定，找一个地方，把他们集中起来，让他们学习、揭发，但不要让他们太紧张了，黄、吴、李、邱有问题，不等于他们有问题。吴德回去后立即落实这件事情。吴德到北京卫戍区，和卫戍区的领导人一起确定，把黄、吴、李、邱集中在团河附近的一个农场学习。本来这个农场有一个连的部队，足够用了。但吴德还是不放心，他又调北京卫戍区的一些干部去这个农场，负责看管集中学习的人。接着，吴德即下令北京卫戍区的一些部队，把黄、吴、李、邱身边工作人员集中起来。

当吴德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身边工作人员都集中到团河附近那个农场，并且严加看管之后，让下边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写了一个报告。吴德仔细审阅后，认为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了，才向周恩来报告，请周恩来放心。吴德后来回忆说：处理完这些事情后，他自己已经有两天一夜没有睡觉了，眼睛通红，脑子都发木了。吴德在处理这一切事情时，表现出了对毛泽东、党中央的忠心和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周恩来对此是十分满意的。毛泽东也对吴德这一段的表现和工作态度十分满意。不久，毛泽东亲自提名，在他会见一些外宾时，让吴德也参加会见。还让他去北京机场去迎接。毛泽东在一次会见外宾前与吴德等人谈话时，还谈到，治病救人嘛，但林彪有病也不让治。毛泽东说，原来准备在三中全会时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准备安排林彪的工作的，毛泽东还说，高岗如果不自杀，也准备安排他工作。从毛泽东的这次谈话中，吴德认识到，林彪一伙，完全是自绝于人民。

吴德在庐山会议上和林彪事件发生后，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站在毛泽东一边，听周恩来的话，他在处理林彪死党问题上考虑得也很周到。但是，吴德对林彪一伙在庐山会议上和之后的活动，并不清楚，对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性质，一开始也不很清楚。他完全是凭着对毛泽东的忠诚，凭着他多年养成的慎重对待政治风浪的经验，来决定自己的行动的。吴德对林彪集团性质的认识，是在林彪事件之后才提高的。吴德后来说：林彪事件后，我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在庐山会议后的一系列讲话、批示，受教育最深的就是毛主席在领导粉碎林彪反革命阴谋这一惊心动魄的斗争中，始终相信我们的人民、始终相信我们的党、始终相信我们的军队。吴德通过林彪事件，对毛主席更加信服了，更崇敬了。他后来多次深情地说，毛主席就是这样，在他老人家的一生中，对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缺点、错误、困难，始终予以高度重视，并相信我们的党只要依靠群众就会有力量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有能力领导我们的国家继续前进的。吴德还说：毛主席他老人家之所以能够识破、战胜我们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林彪反革命集团，我想除了他老人家领导党、军队在几十年浴血奋战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的斗争经验之外，还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在“文化大革命”中保存着，我们的党、军队、国务院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尤其重要的是我们的人民坚信社会主义制度，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党和军队，他所创建、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亿万人民，始终把毛主席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

抵制“四人帮”

林彪事件后，吴德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毛泽东重用他，周恩来也重用他。在处理林彪死党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授予了吴德许多特别的权力。当时，北京军区实际上归吴德领导了，凡是北京军区作出重要决定，都要吴德参与意见，后来，基本上就是听吴德的指示了。北京卫戍区部队更是直接受吴德的调动、指挥。这在非常时期，是一项重要的授权。因为在当时北京卫戍区的地位和作用十分特殊，它实际上是保卫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一个关键军事部门，毛泽东、周恩来能够让吴德亲自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这对吴德该是多么大的信任！

吴德的职务也在上升。 1972 年初，他已经参与中央的一些重要工作。 1972 年 4 月，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北京军区政委。 1973 年 5 月，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 1973 年 8 月，被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5 年 1 月，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吴德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正当“批林批孔”运动之时。对于批林，吴德是积极的，但对于批孔，吴德就不积极了。特别是当他发现“四人帮”利用批孔，影射、攻击周恩来时，他不但不批孔，还对“四人帮”有所抵制。而且，他通过一系列事情，逐步认识了“四人帮”的本质。吴德后来说：我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有个认识过程，特别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以后，对他们的认识逐步提高，对他们的活动有所警惕。“批林批孔”实际搞成批“周公”，即批周总理。政治局对“批林批孔”运动的方针、步骤都没有讨论过。事后证明，毛主席对他们的具体活动也不完全清楚。

1973 年 8 月，中共十大在京召开，吴德（左）和汪东兴在主席台。

毛泽东批评“四人帮”搞“三箭齐发”后，吴德对“四人帮”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更加警惕了。吴德说：那个时候，中央的政治生活被“四人帮”糟蹋得不像样子，我对“四人帮”的活动、言论更加警惕了。北京市对“四人帮”布置的事，能应付就应付，能顶住就顶住，凡是没有中央正式通知的，都能把住关。

吴德回忆了他主政北京市时，抵制“四人帮”活动的事情。他说：“批林批孔”夹着批“走后门”，在没有中央正式文件之前，北京市没有传达。在“四人帮”大批所谓的“唯生产力论”和江青宣传小靳庄经验时，我布置市委宣传部、北京日报社不要批“唯生产力论”，不宣传小靳庄经验。江青去棉纺厂参观，提出要给每个女工做一套所谓的“国服”。陪同江青参观的北京市委书记丁国钰回来后向我汇报了这件事。我说：那怎么行，谁拿这个钱？这件事顶住不办。江青要做“国服”的事，先念同志向毛主席反映了，毛主席批评了江青。毛主席说：做“国服”，让她拿钱。

吴德也曾顶过“四人帮”。这是在“四人帮”批经验主义时。当“四人帮”大批所谓的“经验主义”时，吴德就看出：他们这是把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的。吴德回忆说：当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批“经验主义”，被邓小平搁置后，他们采取了一个新办法，存新华社报道计划中来提出批“经验主义”的任务。姚文元将这个计划报送毛主席审批，企图蒙混毛主席能对报道计划做出圈阅。如果毛主席圈阅了，中央政治局就要讨论执行，这样他们就可以另搞一套。批所谓的“经验主义”，矛头完全是指向周总理和邓小平以及一些老干部的。但是“四人帮”的计划落空了，毛主席没有圈阅同意，而且还批评了他们。“四人帮”把石头砸到了自己脚上。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向谨慎的吴德，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顶了“四人帮”。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是 1975 年 4 月 27 日晚上召开的。吴德只知道新华社的朱穆之同志列席了会议，对于会议的内容，事先他也不知道，通知开会，他就去了。由于在会议开始前，毛泽东已经有了一个关于批经验主义问题的批示，尽管这个批示对“四人帮”不利，他们还是不敢扣压，于是，在会议开始时，姚文元就说，毛主席有个批示，他念了毛主席在新华社的报道计划上的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姚文元念完后，政治局大多数同志都主张要把这个批示下发。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意图是批经验主义的“火”，已经被“四人帮”烧得很旺了，只有下发毛主席的批示，才能把这个“火”熄灭。但是，“四人帮”不甘心，张春桥跳出来说，毛主席的批示在其他文件上顺便提一下就可以了。张春桥的目的，是尽量削弱毛泽东的这个批示的影响，以维持他们的局面，稳住他们的阵脚。张春桥此话一出，别人就不说话了。这样，双方就僵持起来。会场上一片沉默，并且持续了很长时间，会场的空气像是凝固了一样。

就在会场一片沉静之时，吴德发言了。他说毛主席的批示应该下发，否则，批“经验主义”的那股风在北京就刹不住。这样大的问题，不经过政治局讨论，也不请示主席，以个人名义到处送材料、发信，这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主席可以这样做，其他政治局成员未经政治局讨论不可以这样做。现在老干部刚出来“三结合”，刚刚稳定和安顿下来，你们又搞起什么批判“经验主义”。所谓批判“经验主义”是反对老干部的，你们几个人背着政治局这样搞是宗派主义！

吴德的这个发言，是够大胆的，他直接指向“四人帮”批经验主义的问题，说这是指向老干部的，他还指出了“四人帮”是在搞宗派主义。不仅如此，吴德还不点名，但却是很直接地批评了江青，指出了江青到处送材料、发信的问题，说这样做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

由于吴德这个发言直指“四人帮”，自然引起他们的仇视。吴德发言时，江青一直用眼睛瞪着吴德，姚文元也发呆似地看着吴德。他们或者是为吴德的发言而生气，或者是因为吴德直接揭露了他们的本质，或者是对吴德这个平时谨慎的人却有如此大胆的发言而震惊。但吴德却并不害怕，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是孤立的，果然，吴德发言后，叶剑英紧接着发言。叶剑英说，主席讲你们是“四人帮”，要你们停止活动，你们是停止活动了，还是照样活动？叶剑英的问话非常有力量，也鼓舞了其他同志发言批评“四人帮”。大多数政治局成员发言，要求把主席的批示发下去。“四人帮”则在会场上一言不发。这次会议不欢而散。

散会后，邓小平不无赞赏地对吴德说：你今天鼓了很大的勇气吧？吴德说是啊。第二天，也就是 4 月 28 日，正生病住在三 O 五医院的周恩来得知此事，特意找吴德去谈话。周恩来见到吴德的第一句话就问：你们在会上吵起来啦？吴德回答说，只是说话声音大了一些。周恩来说，你还能吵起来，周恩来言外之意是，你吴德平时谨慎得很，怎么还敢顶“四人帮”？周恩来接着劝吴德和为贵嘛 ! 团结要紧。吴德回答说：我看不惯了，就说了几句话。周恩来说：要注意方式，多个别交谈，别影响团结。周恩来与吴德谈话，主要是劝吴德要讲团结，要注意方式。吴德见总理身体不好，还为自己操心，很过意不去，怕影响周恩来的身体，在谈了半个多小时后，就告辞了。周恩来送吴德出来，显得心情很沉重。他对吴德说你知道不知道，主席对两方面意见在观察中，他们会反攻的，反攻时你是吃不消的。吴德知道，周恩来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但是，他的立场使他义无反顾，对周恩来说：我懂了，我有精神准备。

1975 年，邓小平、李先念、吴德在中山公园参观游园活动。

但是，周恩来和吴德都没有想到，那次政治局会议后不久，毛泽东更严厉地批评了“四人帮”。那是在 1975 年的 5 月 3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会议开始前，毛泽东和与会者握手，当和吴德握手时，毛泽东再一次说：吴德有德。这是毛泽东第二次说吴德有德这样的话。吴德听了这句话，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专门集中批了“四人帮”，并且把“四人帮”的问题提到了“三要三不要的高度”。毛泽东说要团结不要分裂，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四人帮”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二百多中央委员，为什么不和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使吴德感到痛快，但他对毛泽东在会上说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的话，摸不着头脑，因此，他又一次采取了慎重态度。 5 月 3 日政治局会议之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评“四人帮”，吴德在会上也发言了，他这次发言，没有批评江青，也没有批评张春桥、姚文元，而是问了王洪文：你们几个人商量，你背着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到长沙去见毛主席，你谈了什么？但是，不管吴德怎么问，王洪文就是不说话。在以后的会议上，吴德也就不怎么发言了。后来，邓小平请示毛泽东同意后，决定暂时停止批评会，问题先挂起来。吴德当然也同意这个办法。

吴德采取慎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毛泽东在 5 月 3 日说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那句话，一直使吴德感到困惑，他一直记得周恩来说的那句话：主席对两方面意见在观察中。他不能不采取慎重态度。后来毛泽东让张玉凤找吴德，在闲谈中了解情况，吴德也趁此机会问张玉凤如何理解“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这句话？张玉凤说： 4 月 27 日政治局会议之后，江青打电话告状，要张玉凤转告主席说， 4 月 27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和吴德跳出来围攻他们，连倪志福也跳了出来，这是庐山会议的再现。张玉凤说：毛主席不同意江青这样说，所以说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听张玉凤这样一说，吴德才恍然大悟。

1975 年底和 1976 年初，“四人帮”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吴德认为，这场运动不得人心，因此，他采取了消极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也对江青有所抵制。例如，在对待电影《创业》和《海霞》问题上，吴德的态度就和邓小平一样。江青对电影《创业》横加指责，毛泽东说此片无大错后，江青仍然要编剧张天民检讨。还不通过中央就把吉林省委书记王淮湘召到大寨开会。对此事，吴德和陈锡联、纪登奎一起找王淮湘谈话，批评王淮湘不经中央同意就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还指出：江青的讲话不对，不要传达。在中央政治局审查电影《海霞》的会议上，吴德发言，说这个片子政治上没有什么问题。他的发言起了一定作用，《海霞》得以发行。对此，江青很不满，大发脾气。

在四五事件中

1976 年 1 月，周总理逝世。广大干部群众出于对周总理的热爱，开展了许多悼念活动，但是，“四人帮”却千方百计阻挠群众悼念周总理。“四人帮”越阻挠，广大干部群众越是要悼念。到 1976 年 3 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形成了一股群众悼念周总理的热潮。

应该说，吴德对周总理是有感情的。吴德到北京工作后，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周总理保护过吴德，指点过吴德。吴德也很听周总理的话，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站在周总理一边。在周总理逝世，群众展开悼念总理的活动，而“四人帮”却大力镇压之时，吴德的态度是不激化矛盾。吴德在自己的回忆中说北京市委为了不激化矛盾，曾向基层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在本单位举行悼念活动。但基层组织没有照办，依然纷纷去天安门广场。当时的洪流只能宣泄不可阻挡。市委没有再作任何禁止和反对，而是要求各级干部、卫戍区指战员、公安人员和民兵，维持好天安门广场的秩序，引导群众安置好花圈，加强巡逻，防止现场失火。

当天安门广场上的悼念群众超过一百万时，吴德还派人去广场观察。当广场上出现矛头明显指向“四人帮”的诗词和标语时，吴德为了防止被“四人帮”抓住把柄整人，激化矛盾，要求覆盖或悄悄揭下这些诗词和标语。揭下的这些诗词和标语送到吴德那里，他看了，知道这些大量是反对“四人帮”的。但他没有出过一份简报，也没有向上汇报。当广场上和灰观礼台上摆满花圈后，吴德指示开放红观礼台，摆放花圈。吴德后来说：“我们与群众的感情是相通的，毫无对立情绪。”“我当时认为情况是复杂的，天安门广场上虽有反对‘四人帮’的诗词、标语，但更多的群众言论、活动是悼念周总理的；有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在乘机活动，但不是一个反革命事件。”

天安门广场的悼念群众。

4 月 4 日晚，事态严重起来。当天晚上，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吴德作为北京市的负责人，在华国锋讲话之后，汇报了天安门广场上的情况。吴德主要是介绍了有多少单位，多少人，送了多少花圈，花圈大的有多大。吴德汇报后，对广场群众运动说了一些错话。对此，吴德在时隔二十多年后，在《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一书中，坦然承认自己当时说了错话。这些错话有“送花圈较多的单位也是问题比较多的单位。”“从 4 月 2 日就开始有恶毒的煽动、讲演，内容很反动。”吴德还说：“这些活动是受了邓小平的影响，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吴德虽然说了这些错话，仍然认为：“但到广场去的人大多数是出于怀念周总理”的。吴德在北京采取的措施，就是向基层做工作，把中央的电话通知发下去，说明有坏人利用群众的心情，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破坏批邓大方向。吴德主张，用二三天时间做群众工作。政治局会议同意吴德的意见，也没有人说这是反革命事件。但会议刚要结束时，江青提出，清明节已经过去，悼念活动应该停止了，现在就动手，把广场上的花圈全部送到八宝山去。吴德想推拖，但江青不依不饶，要求立即动手，没办法你们也要想办法。吴德仍然坚持要做群众工作后再运走。后来华国锋对吴德说：老吴，你考虑考虑，动员力量，今天晚上解决吧。吴德只好执行。

当吴德组织人于深夜把广场上的花圈运走后，第二天，群众发现后，震怒了，于是天安门广场爆发了更大的群众运动。由于毛远新的汇报毛泽东对广场群众运动的性质做了错误判断。 4 月 5 日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这次邓小平也去参加了，张春桥公然当面大骂邓小平是“纳吉”，他们还造谣说，邓小平去了广场。吴德当时站出来说：据我所知，邓小平同志没有去广场。但是，有了毛泽东的定性，“四人帮”跳了起来，他们趁机提出调十万民兵镇压。吴德心中不赞成，只能用拖的办法，他说工人已经下班回家了，调不来那么多。吴德还说，广场上的人比民兵多得多，搞不好广场会更加混乱。张春桥说用广播的办法动员群众离开现场。江青盯上了吴德，用手指着吴德说，你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你怕什么群众？应该由你出面讲话，动员群众离开，把你的讲话录音，放录音带。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了。于是就有了吴德在天安门广场讲话的广播稿。这个稿子当然也是由政治局通过的。

当决定镇压时，吴德仍然采取了拖的办法，他的想法是怕发生流血事件，打算在半夜再行动，那时群众也走得差不多了。他找了很多“理由”，如工人刚刚下班，现从家里找来的，集合迟了；事先没有通知交警，民兵沿途受到了阻拦，影响了集合时间；先到的女民兵多，执行任务有困难，等等。实际上民兵早已经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集合好了。吴德就是想拖到半夜再说。虽然“四人帮”对吴德很不满意，但吴德硬是“拖”，他们也没有办法。到半夜，果然广场上的人大部散去，只剩下一千人左右，这时，民兵才出动清场，只抓了一百多人，经过审查后，大部分也放了。对天安门广场的这次清场，时隔二十多年后，吴德强调：“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死一个人。”

但是，这次四五事件，却给吴德留下了永久的痛。吴德说“粉碎‘四人帮’后，我对在四五事件中所犯的镇压群众的错误作了多次检讨，我还检查说‘我在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广播讲话中，诬蔑了邓小平同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我所处的地位，我无法不执行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尽管如此，错误总归错误，只要把它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参考和认识，是尽可以做到心悦诚服的。”

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好作用

197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华国锋和叶剑英、李先念等商量，决定粉碎“四人帮”。

实际上，吴德此时也感到了威胁。因为吴德在北京工作期间，与“四人帮”很不合，在许多事情上，吴德抵制了“四人帮”，江青他们认为吴德是周恩来线上的人，因此，江青多次指责吴德中邓小平的毒太深，多次当面训斥吴德。江青还在背后说：吴德是国民党。吴德认定，“四人帮”上台后，会对他下手。在华国锋、叶剑英酝酿粉碎“四人帮”这一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时刻，吴德坚定地站到了华国锋一边，成为华国锋粉碎“四人帮”的坚决拥护者和实际参与者。华国锋也对吴德表现出充分信任，有大事都和他商量。

吴德回忆，那个时候，华国锋多次和他商量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在毛泽东致丧期间商量过，在 9 月底又商量过。一开始，吴德向华国锋提出通过政治局会议表决的办法处理“四人帮”，但李先念问，你知道不知道赫鲁晓夫是怎样上台的？这使吴德恍然大悟。因为他知道，赫鲁晓夫是通过中央委员会表决上台的，他上台后，把对手打成了反革命。于是，吴德放弃了通过表决的办法解决“四人帮”的提议。他同意华国锋关于用隔离审查的办法解决“四人帮”的意见。

在粉碎“四人帮”之前的几天里，吴德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他向北京市和北京卫戍区的一些负责人打了招呼，让他们有思想准备，站到华国锋一边来。吴德还和吴忠一起，采取内紧外松的原则，调动了北京军区一些军队，布置在北大、清华附近，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华国锋在中南海抓“四人帮”，实际上把北京市的安全交给了吴德。华国锋先后两次对吴德说，北京市的稳定，你全权负责。吴德也按照华国锋的要求，认真地做好了他应该做的事情，对于保证顺利粉碎“四人帮”，起到了一定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中“吴德”一条中写道，吴德“在粉碎林彪、江青集团过程中，完成了中央部署给他的任务。”这一条写得是很公正的。

粉碎“四人帮”后，吴德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北京市百万人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这次讲话，吴德精神饱满，讲话时气力也很足。这表明，他对于粉碎“四人帮”，发自内心地高兴。

尾声

在粉碎“四人帮”后，吴德是坚决拥护华国锋的，他讲过拥护华国锋的话，也讲过“凡是”的话。但当时他讲的，不是“两个凡是”，而是“一个凡是”。这个话是吴德在 1976 年 11 月向全国人大常委汇报时说的，原话是，“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现在把‘四人帮’的破坏和干扰除掉了，我们应该做得更好，也一定能够做得更好。”对此，吴德后来解释说，这是针对“四人帮”的，他说，当时，我考虑是毛主席首先宣布王、张、江、姚等人是“四人帮”的，又是毛主席指示“要注意江青他们有篡党夺权的野心”的，我认为汇报应该强调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来做的，以此为根据才能更好地稳定全国的局势。因此，我在汇报中历数了“四人帮”的罪行之后，讲了“一个凡是”的意思。我在思想上没有要阻止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念头，也没有意识到这样讲话会引出问题。

的确，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吴德还和李先念、陈锡联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邓小平，还说了要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话。但是，正如吴德自己在回忆中所说的，他在一些问题上犯了错误。鉴于此。在 1978 年 12 月，他被免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职务。 1980 年 2 月，又被免去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 1980 年 4 月，他辞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后来，中央考虑了吴德的情况，决定吴德进中央顾问委员会。这样，从 1982 年 9 月起，吴德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实际上也是退到了二线。

中央不再设顾问委员会后，年纪已经很大的吴德，实际上就不工作了。退下来的吴德，过着安宁的晚年生活。但是，历史不会在他的头脑中抹去。一幕幕生动的政治大事，时常浮现在他的脑海。 1992 年，在北戴河休养的吴德，回忆了自己的风雨人生，特别是比较系统地讲述了他到北京工作后经历的政治风浪，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1995 年 11 月 29 日，吴德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 82 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