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丹年：一个“右派”女儿的知青日记（上）
一个“右派”女儿的知青日记（上）
——作者：孙丹年
按：
孙丹年，女，父母均为“右派”，父亲孙铭勋是陶行知的弟子，重庆育才学校的负责人，中共地下党员，中共执政后陶行知教育思想被批判，育才学校被扼杀，孙铭勋在“三反”中被以莫须有罪名打成“老虎”，“反右”中又被打成“右派”，大饥荒中饿死，且住房立即被单位收回。其妻邝忠龄因不愿与丈夫“划清界限”而被打成“右派”（最后“改正”时却查不到划右派的决定），为了解决没房住的燃眉之急，也为了两个女儿的前途，被迫嫁给当地（重庆市北碚区）一个贫农出身的农村生产队副队长，1969年1月31日，孙丹年正式将户口从学校办到继父所在的红光公社红光大队红光生产队（之前和之后它都叫金刚公社金刚大队金刚生产队），正式成为下乡知识青年。三年后妹妹孙丹平也成为下乡知识青年。孙丹年的外婆因成份为“地主分子”，文革中被迫从湖北舅舅（地质队干部、共产党员）家迁来。
文中括号里的字是为便于读者理解而加的注。
1969年9月18日 星期四 晴 （将满18岁，当知青8个月了）
这几天的太阳越来越大了。眼看就要过中秋节，国庆也不远了。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发的通知，要大家做大扫除，热烈庆祝二十周年大庆。今年的国庆一定是十分热闹的。
今天上午大扫除。农村的院落是没有多大扫头的，只是把草铲了，把沟沟掏了，渣滓堆清理好。虽是这样，我们划分的这一段共三个院子，一上午只搞了两个院子，都没搞完。剩下一个竹林角还是下午才去的。
下午我们收灰（柴草灰，栽种胡豆时做肥料用），收来以后准备点（“点”，即撒种）胡豆。昨天晚上开社员大会，王队长讲得很清楚：“寒露霜降，胡豆麦子在坡上。”现在已经快要到白露了，大概还有半个月就要点麦子胡豆，必须要把肥料准备足。还要抓紧时间种蔬菜，像白菜等。胡萝卜和水萝卜也要加强管理，时间是不多的。同时还要搞政治活动。
晚上接到通知，要我们知识青年明天下午两点钟在北碚人民会堂听报告。刚才打了钟，要开社员大会，我一会儿就要参加社员大会去。
1969年9月22日 晴 星期一
昨天晚上王队长把照电灯的二十三家人找来开了会。前天晚上来检查了电灯，我们生产队电灯的情况实在糟。最先，照十五瓦灯泡的每月三角多钱，后来五六角、七八角，终于发展到一元多一个月了，实在太贵。主要是很多人照通夜，一夜就要照三夜的电。最近一年多买不到灯泡（当时电灯泡凭票供应，有时拿着票也买不到），灯泡坏了就只有不照，或者是去找大灯泡来照，六十瓦和四十瓦的。二十五瓦的占大多数。也是整夜不关。那怎么会不贵呢？昨晚上就订了制度，总闸刀晚上十点关，早晨五点开（即深夜里禁止用电）。你想照通夜也没有办法。另外找了两个人专门负责这事，半个月检查一次灯泡。平时什么时候想查就查，照了大灯泡的照大灯泡算钱。这样一来就好，再也不用每年花十多元钱照电灯了。
1969年12月31日 晴 星期三
今天是1969年的最后一天了。这一年是我的历史上一个大变化的头一年。今年1月份，我把户口从学校办回农村，开始为社会主义建设，同时也是为了自己的生活，努力奋斗。
27日的下午，我们关了饷（关饷，川语，即发工资，这是1969年全年工分决算），共是209元，今天拿70%，146元。（我家有继父、外婆和我三个农村户口。继父和我分别为男、女全劳力，外婆是“地主分子”，61岁了，强迫劳动，工分非常低，也能挣一点。另外我母亲、妹妹、弟弟都是城镇户口）。
这几天我们为了买灯心绒，到北碚、三花石、团山堡，几天都在跑路，都没有买到。明天就是元旦了，明天到团山堡和北碚去，看有没有……（因灯心绒布结实耐穿，在贵州的大舅家庭人口众多，他听说重庆有灯心绒卖，要我们为他买几丈布票的灯心绒。我们家自己也想买。但是当时即使有足够的布票也很难买到。）
1970年元旦 雨 星期四
跑了一天的冤枉路。上午先到团山堡，没有灯心绒。然后到北碚，北碚上边和下边的百货商店都没有，于是我们马上坐车到了三花石，也没有。我们到北泉吃饭、洗澡，回家。然后又到团山堡，还是没有。我又回家拿来糖票、线票（线，即缝补衣服用的棉线，当时也是凭票供应），又到团山堡，买了糖和线。回家后再到金刚碑买白菜。这一天就这样白白的过去了。
新的一年又开始了，我还要努力多做工分，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为了减轻妈妈的负担，也是为了自己而多劳动。但要适可而止，不能过分劳累，以免影响身体，得一身病。去年就是因为太过分，身体吃不消，得过几次病……
1970年1月3日 晴 星期六
晚上分肉。十八梯左海全的猪死了，每人分一两肉。我们去候了一阵轮子，三角钱拿了三两肉。回来一会儿就吃了。
1970年1月4日 雨 星期日
（到八塘去赶场，为了买小猪和买年货）早上4点多钟就起来了，把饭热来吃了，一切东西都准备好，4点40分就走。天还不亮，一点看不见，幸好走的是马路。快到北泉了，看见一些人担着菜、鱼，提着马灯，他们说是从八塘下来的（他们是挑到北碚去卖）。后来公路走完，上了小路，因为看不见，我和严光才直踩到水。汗水都走出来了。到了双石鼓，天已经蒙蒙亮，基本上能看得见了。这时已走了一半多点，剩下还有20里左右。
到了八塘先到猪市（小猪崽市场）。猪贵得很，和澄江、北碚等地差不多。然后到正街去，街上空得很，人还不多。从场口走到一座小桥桥上，很多人，买卖黑市肉就在这里（“黑市”的肉不用肉票，价格要贵些）。肥肉有三、四指膘的，要1块9角到2块钱一斤，差点的1块8角。继父买到一块猪肝，1元2角一斤，上边还有一点猪油（猪油当时是稀罕物品，可以用这点猪油来炒这块猪肝），共二斤多一点。然后看见一个卖水糖的，喊1块3一斤，讲了价，1块2，称了两斤。花生也贵，要1块5。核桃要1块1、2角。我看见一个老头卖核桃，喊价1块，继父去讲了一阵，讲成8角，称了两斤一两。继父又称了三斤甘蔗。
人越来越多，在街上挤了一阵，几个人走散了。剩下三个人。雨也下大了，找个馆子吃了饭，回家了。一身淋得水流，走得很快，到了澄江口坐车，到北泉下车，再走回家。
晚饭把猪肝炒了，刚够下饭。继父说等快过年时，还要再去一次八塘。
1970年1月6日 阴 星期二
天晴了，但还是阴沉沉的，雪点子依然在飘。上午上班休息时，我回家去把羊子牵出来吃草。羊昨天在家里关了一天，饿得不得了。
中午饭后我再把羊子牵出来，并背了个背篼打猪草。下午下班时，打了半背篼猪草，羊也吃饱了。并且还拣了一把柴。
1970年2月7日 晴 星期三
早上到处都是白头霜，冷得很。上午开社员大会，王队长讲了今年的出勤制度，农忙季节必须严格遵守出勤制度，农闲时间不管你的。再一个，开会不写工分，只能抵政治出勤。每星期开会一次，每年48天，这48天中，如果你有10次没到，那么就照比例扣你这10次的基本口粮。有特殊情况必须请假。干部开会，酌情写工分。
王队长又说到某妇女，说她因为超支，想依靠爱人的单位（煤矿工人）补助自己，这是不行的。本来嘛，她好吃懒做，养得肥肥胖胖，人口又多（生了四个孩子，平时超支严重），现在倒差生产队的钱，又想生产队出证明，证明她有产假、病假，好到工厂去要补助。这怎么行呢！
下午这个妇女为了开证明的事情，和支书的爱人吵架。晚上，王队长到这个妇女家去，清理她吵架的问题。他们一起到了开社员大会的地方（说理给大家听），这个妇女哭起来了。对这种人，只有加强教育，使她们改正好吃懒做的毛病。但我相信她是不会改的。
1970年1月14日 晴 星期三
中午吃了饭，我到崖边去割了一背刺（柴草）……割刺的本领是几年前从继父那儿学来的。那时他没有害病，生活也比较的好，我们割了很多的刺，都是继父抽下班、休息时和我们一起割的。晒干后斩成节节，堆了半间屋。现在好久没有割刺了，煤炭不容易担（要凭煤炭票，还要花钱，6角钱一百斤），必须多拣柴。
1970年1月18日 晴 星期日
早上秦□□（中年农妇）来找妈妈替她写信。妈妈已经走了，她想了一阵就叫我给她写，要以她女儿的语气，写给女儿的男朋友，说她女儿到亲戚家去了，希望男朋友过春节不要来。这是一个骗局（当母亲的暗中阻止女儿和男朋友来往），但我还是替她写了。
1970年1月19日 晴 星期一
昨天猪病了，浑身直发抖，又不吃猪潲，妈妈赶快拿药和陈艾叶子烧灰给它吃。又拿药草和酒给它擦背。好像好些了。但今早上又不对了，于是中午就去请猪医生来给它打了一针。晚上就好了，它吃得很饱去睡了。
1970年1月22日 阴雨 星期四
猪又病了。本来猪医生给它打了两针已经好了一点，谁知昨晚上寒潮来了它又冷病了。上午我和妈妈，还请一个邻居帮忙，用菜油、鸡蛋调好了喂它。它不吃，就灌。晚上又请猪医生来打针。
19070年1月23日 阴雨 星期五
妈妈告诉我，有的人一心只想吃好、穿好，一心追求名、利、工分……相反有的人勤勤恳恳，吃苦耐劳，踏踏实实，向他们投来的却是赞美的眼光。我要做后一种人。
1970年1月24日 晴 星期六
早上王队长喊担瓦炭（为砖瓦窑担的煤炭），我起床就去了，头没梳脸没洗，更不要说吃早饭了。
到了缙云山上的腰店子，先去的都在那里等着，因为煤厂管理员汪素卫不开门。天气很冷，我饿得不行，但是没有办法。好不容易担到了煤，我已经饿得走不动了。担到三分之二路程的地方，妈妈来接我，帮我担了三、四十斤，还替我把饭放在瓦厂热着。于是我又去担第二趟。真是害死人，脚不知道怎么痛起来了，是脚掌那儿骨头痛，走路都是跛的。终于挪到黄葛树（一半路程了），继父去担第三次煤没有担着（煤炭没有了），他转来就和我分担我那一挑，这才担回来。
1970年1月25日 晴 星期日
早上我去北碚看脚。中医院号满了，我到殷医生那里看的。他给我一些药钎子，叫我烧脚掌。烧了几次，脚就不怎么痛了。证明殷医生的医术是比较好的。
1970年1月27日 晴 星期二
早上没吃饭就去担瓦炭，到打石湾第三厂（比腰店子远一倍）。去的时候跑得汗水直流，我只担了80斤（因为脚痛），回来遇见妈妈也去担煤炭（妈妈作为被管制的“右派分子”，被迫从事惩罚性劳动），我就捧了10斤给她，继父和妹妹又一人捧点给她。我的脚又痛起来了，走路都一拐一拐，幸好担得轻，好不容易才担回来。下午又去担了一次，只担了70斤，走过腰店子时，简直不想走了，幸好到活拉子时，妹妹来接我们了。
晚饭我吃了一点酒，准备洗脚时再用酒搓一下脚。明天如果脚好了，再去担一次瓦炭。因为这个月工分做得太少了（第二天下午担粪，共担了八次）。
1970年2月2日 阴雨 星期一
大概是从“四清”开始，我不相信书上说的那一套好听的共产主义理论了。
我发现运动中许多不合理的事情，这种发现开始时是模糊的，怀着猜测心的，后来就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感到说不出的痛苦和难过。甚至有时我感到这一辈子是不能出头了。思想上的压力，使我在学校中越来越脱离群众，从本来的政治地位上跌落下来，变成别人所瞧不起的、受排挤打击的人。
中午吃年饭。两大碗肉：一碗扣肉，一碗鲊肉（粉蒸肉）。还有两碗豆豉和蒜苗炒腊肉，还有两碗炒莴笋和半锅萝卜汤。一共大约有十斤肉，我们每一样吃了些，大概去掉了三斤肉。剩下的放到三天后除夕再吃。
1970年2月6日 春节 阴雨
（1969年全年决算后，1970年元旦生产队给社员兑现了70%现金，春节前又将余下的30%现金发给社员。我家关饷63元，春节去买衣服。）
供销社在卖华达呢，和不要布票的布。我嫌贵，没有买。又看见在卖卡其布衣服，女式二号，我去拿来一穿，正合适。只是颜色不好看，蓝不蓝，灰不灰，绿不绿的。但是可以比灯草绒衣服少四、五元钱。这四、五元钱再加上十元，就可以去称一斤毛线。于是就买了这件衣服，花了五元四角一分钱，五尺五寸布票。又去买了一斤深红色毛线，十五元零五分，五张工业票。（这件颜色难看的衣服，由于结实耐磨穿了很多年。后来在肩膀上打了两个补丁，再后来前胸和后背都破成了一缕一缕的，就剪开了，好的部分变成了别的衣服上的补丁，坏的部分纳了鞋底。一斤深红色毛线织成的毛衣，一直穿到1978年考取大学，才拆成线团。）
1970年2月7日 晴 星期六
听说一件事情，说是重庆市教育局把日期计算错了，昨天不是初一，今天才是正月初一。
管他呢，汤圆吃过了，肉吃过了，难道不是一样吗？
1970年2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担粪。看见生产队的一个提了干部的知青，和其他干部一路走，有的社员就说：“妈的，这些干部一天到晚不上班，光是开会听报告，我们做出粮食、钱，来供养他们，太不合理了。”我想这些话也有对的一面，也有不对的一面。干部是由群众中产生出来的，他必须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如果脱离了群众，那是不行的。但是在我所遇见的干部中，绝大多数干部都没有密切地联系群众，他们都对群众吹毛求疵，只知道联系上级。像农村中的干部，脱离劳动、半脱离劳动的比较多。像那个知青，他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爬上了领导贫下中农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完全脱产了。在社员们看来是很不好的。
另一方面，没有干部也是不行的……
1970年2月15日 晴 星期日
昨晚上生产队开会，我因为肚子痛没有去。睡了一觉，忽听得狗咬，又听见有个熟人大声说话，马上人声嘈杂，把我吓醒了。这时已是11点多钟了。
今天上班，记分员问我昨晚上为什么没有去开会？另一个人就说，继父替我请了假的。记分员问：“假条呢？”我说如果我能够走到王队长那儿请假，不如干脆开会算了。记分员不相信，他说年终结算时，不开会的人也要扣粮。
我想，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1970年3月2日 晴 星期一
羊子长了一截，这几天它都吃得饱饱的，胀得不能再胀了。兔子也下了小兔，母兔让小兔呆在窝里，我们连看都没有看见，更不知道是几个。鹅儿也长大了些，快要换毛了。因为今年猪价高，本来打算去买一只猪，喂到过年时杀，也没有买。所以妈妈就喂这么些家畜，以备将来肉食不足时杀。
1970年3月5日 阴 星期四
生产队叫每户社员投资大粪（当时种庄稼施肥都是用大粪，大粪是有质量区别的）。
今天担了好几家的粪，要分别定级。朱胡子家的粪太孬了，打了八折。当讨论另外两家的粪是否打折时，没人开腔。后来有个人说不应该打折。记分员说，如果有个粪表就好了，把粪表往粪里一插，该打几折就打几折，又省事，又不得罪人。
我想，这个粪表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1970年3月7日 阴 星期五
上午有干部到公社去听录音大会，是重庆大田湾广场开公审大会的录音，公审了21个现行犯罪分子，全部判死刑，立即执行。下午这个干部和社员谈起很来劲。
上午上班时把羊子拉到荒芜的田里去吃草，（羊子挣脱了绳子）它吃了麦子（麦苗）。有个年轻女孩和我比较好，她说她帮我把羊子拉过来拴好了，还说管副业的副队长的老婆直是吵，说我的羊子吃了很多麦子。另有一个妇女也义愤填膺的控诉羊儿。于是我拉起羊儿走到十八梯开大会的地方，查看不过吃了三、四十窝麦子（由于是麦苗不是麦穗，它还能长出来，没有追究，不了了之）。
但心里很不是个滋味。家里喂了羊，没有人照管，弟弟又不争气。我每天把羊子拉到外面去放，它力气大，经常扯脱。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并不是哪个故意要这样。羊子喂着实在恼火，拴在有庄稼的地方，它扯脱了就要吃麦子，拴远了又不放心（怕被过路人“顺手牵羊”偷走）。我打算喂它熟猪草吃，不知它爱吃不爱吃？明天试一下（第二天将熟猪草放了些盐，但它还是不爱吃）。
晚上到邻居家把公兔拉来，准备再给母兔配一次，让它再生一抱小兔。
1970年3月14日 晴 星期六
下午四点多钟开始评工分。我想评分时我最好是走开。免得对我的工分有意见的不敢提（已经有过一次，和我最好的女知青比我少评半分，她意见大得不得了，严重影响到我们的友谊。我想，对我的公平多半来自社员们对我继父的敬畏）。于是我就回家放羊去了。没想到刚回家，继父便怒发冲冠，他叫我立刻去开会，而他自己在家里煮饭喂猪。我手中正拿着《七侠五义》，要知道我从小就是个书呆子，对书最感兴趣，看得上瘾，因此我不想动。于是继父冒了火，拿起扁担向我扑来，把我吓得赶快从灶房走到卧房，打算先把书放好。他又赶来大骂：“我把书给你烧了！快去开会！”于是我又走到外面来，委屈得不行，坚决不去开会。等继父走了，我到屋里取出书来，到后面的竹林里坐了一会。妈妈回来了，说了我几句，我才去开会了。刚好这时评到我，得到妇女最高分7.5分。而上次不服气的女知青仍然比我少半分。可见群众是有眼睛的。他们看见我哭过，都很惊奇。我发觉他们总是看我（后来才知道他们给我评最高分是因为我经常担粪）。
1970年3月18日 晴 星期三
谁知今天下班时忘了拉羊子，后来想起到坡上去，它已经挣断了索索，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幸好没有吃几根麦子。五娃儿跟我说他看见羊在上面，严三妹又说在另外的地方。继父在坡下自留地，听见我的声音就乱骂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个老人说我的羊已经跑回家去了。我回家走到菜园土，继父不分青红皂白，给我一顿狗血淋头。我也不怕他，他说一句我顶一句，他便要打我。我今天倒要看看怎么个打法呢。结果妈妈出来了，他也没敢打。
1970年3月19日 晴 星期四
明天星期五，金刚碑小学又要妈妈去为食堂担煤炭（妈妈是“右派分子”，管制对象，经常被罚作无偿劳动，和另一个被管制分子一起，承担了学校食堂的全部劳役，往往是我和妹妹代替她去担菜担米担煤）。妈妈的肿病又发了，肿得很，一天还要不停的劳动，受人指使。等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一定要让妈妈好好享点儿福。
1970年3月20日 晴 星期五
继父总是说我头脑不灵活，夸奖那个比我少评半分的女知青灵机转变很快。他也没考虑过，如果我像那样的话，恐怕早就被他打出门去了。就目前状况（这样的老实），还经常猪不是、狗不是的挨吵挨骂。
1970年3月28日 晴 星期六
中午，生产队买猪的车回来了，前天去的，到隆昌去买的。十多头猪，最大的21斤，最小的6斤。叫愿意买猪的人去抓阄。有些人没有抓着，我们抓到第二号，是一头“过槽猪”（即不是幼崽，已经被转卖喂养过的）。15.2斤，虽然没有别的猪好看，但条势还可以（身材好，能长得高大。几天以后生产队又到隆昌去买了几十头小猪，我家又拉了一头12斤的）。
别人还帮我家买了20斤红苕，随车带回来。
1970年3月29日 阴 星期日
生产队叫社员去称包谷（返销粮），许多人都叫唤没有吃的了。有的人早就没有吃的了，东挪西借（我一个姓冯的小学同学，结婚后和妻子天天吃牛皮菜当顿，脸都浮肿了）。今天叫称包谷，全都很踊跃。每人7斤，我家21斤。我们家一共还有117斤包谷，刚能接上小春。“麦出刁，四十朝”（“刁”系川语，指麦穗），要五月底才能分到小春。不过嫩胡豆出来了可以当饭吃。
1970年4月3日 晴 星期五
担粪到白连湾的路又陡又窄，有一次我（担着空桶）没有让刘远银，被他说了几句：“是重载让空船，还是空船让重载？”（受到一次中国农村的传统道德教育，例如打空手者礼让负重者、年轻人礼让年长者，等等）。张玉发跟在后面也来数落我：“担煤炭时她也是这样，她担个空箩篼，老远就朝你擂过来。”我想自己以后要注意这些问题。
1970年4月4日 晴 星期六
中午发现小兔不知被什么东西咬死了一只。我把它的皮剥了，炒了一碗。
1970年4月9日 晴 星期四
上午点豆子。中午提前一小时下班，去担瓦炭。
我们一家三个人共担了700多斤煤炭，妹妹担了三次300斤，我和继父各担了两次共400多斤。没吃饭就去的，担第二次时又饿又累，简直不能走了，差不多每个人都是这样。咬着牙才担下来。回家刚刚打下午上班的钟，胡乱吃两口饭，赶紧去上班。妹妹下午不上课，她慢慢走，多担了一次（妹妹还在上中学，不上课时也帮着做工分）。
1970年4月11日 晴阴 星期六
陆游的咏梅词，就是毛主席引用的那首，使我很感兴趣，越读越有味儿。因为我发觉我的思想就有点如此。不过没有学问，说不出来，不能像陆游那样借题发挥。
虽然现在学那些古体诗词也没有用，我还是想试写几首，但找不到老师。如果在大众面前这样（酸溜溜，文诌诌的），会被人耻笑，甚至受打击。我只想悄悄学学。
1970年4月12日 晴 星期日
看见别人打畜生，心里总是大不安逸，特别是看见别人打我经常喂养的东西，心里就痛它。今晚上继父打羊子，因为羊子吃饱喝足，在那里乱跳，他就使劲打它，我心痛得差点哭出来。还有那次继父打猪，也是向死里打，我去拦，还把我的脚打了一棍。似这种畜生的冤枉，比起人们有时的情况来，也相差不远，它们不会说话罢了（文革开始以前，继父对我和妹妹是比较慈爱的，文革开始后他感受到极大政治压力，被排除在贫下中农协会之外，话语权丧失，非常失落。尤其是“地主分子”外婆从湖北来了以后，情况更加复杂，他的心情经常都很糟糕，脾气暴躁，动辄大发雷霆，随时破口大骂，使全家生活在恐怖中，如同地狱。一次他用锄头柄将妹妹的腰打伤了，治疗、将养很久才痊愈。1974年冬发现他患胃癌已至晚期，曾经送入缙云山上的空军疗养院。1975年春天去世。这个过程中，家庭经济陷入极端贫困，也曾连续多日以牛皮菜和萝卜为主食）。
1970年4月14日 晴 星期二
我这个人最笨了。不会动脑筋。上午在大沱口开荒，我挖了些柴，下班时王少云主动帮我扛锄头。下午仍然在那里点包谷，收早活路，王少云挖了一个青树疙篼（即树根），扛在肩上，另一只手提着锄头。他没有叫我帮他扛锄头，我也没想到。后来他把锄头交给刘远银帮他拿，我后悔无及，心想别人上午看你不好拿柴，主动帮你扛锄头，下午别人不好拿锄头，从你身边走过几次，你都没有想到要去帮他拿一下。以后做事要看情况，不要闷着头，免得对不起别人。
1970年5月3日 晴 星期日
王队长气势汹汹找我，说我弟弟（7岁）摘了苹果。又叫我去问一个妇女，她的儿子口袋里还有没有苹果。我只好来问。弟弟说他摘了3个，说另外那个小孩摘了5个。我就去向王队长汇报。每个苹果扣5角钱，星期三才宣布的。但是继父不依，他说又没有在弟弟身上找到苹果，只是在地上发现，就能归到弟弟身上吗！（估计最后不了了之。我被利用了，王队长既不敢找我继父，又不敢找那个妇女。我太傻，其实我应该推到继父身上，而不是傻乎乎去盘问和汇报。不过这种傻劲使得社员们对我产生信任，后来选我当记分员和出纳。）
1970年5月5日 晴 星期二
身上不知道长了些什么东西，又痒又痛，像针扎一样，两三个晚上挠得睡不着，睡着了也乱做梦，噩梦。白天上班没有精神，家务事还像追命一样。
1970年5月6日 晴 星期三
昨天洗了澡，穿上干净衣服，过一会儿就觉得大腿像针扎似的痒，后来越痒越厉害。妈妈叫我明天早上到金刚碑街上的吴医生那里去看病。昨晚上一整夜翻来覆去，这里抓那里挠，一夜没有睡安稳，今早上眼睛都肿了。
早上早早就到吴医生门前等着，等了好半天他终于起床了。他说这是出风丹，抓了些药（花了好几角钱）。然后就上班，担粪淋包谷。休息时我发现腿上有些虫在爬（芝麻粒大小，乳白色），当时就打死了6个。中午回家脱了衣服一看，天哪，全身起码有三、四十个老鼠跳蚤。我想一定是柜子里的，就把所有的衣服被子全都用“223”药水泡了，拿到河沟去清洗，这才又去上班。晚上又洗澡换衣服（之后连续好几晚依然不能睡觉，用高锰酸钾泡水洗，用大蒜擦，都无用。其实那不是老鼠跳蚤，是麦秸腐烂之后生的虫，前后四、五天，可能已经在我身上繁殖了好几代。）
1970年5月10日 晴 星期日
红岩生产队的知青雷建芬（她是个大龄知青，结了婚的，好像还有孩子，不知是什么关系到这里来的）住的草房又破又烂。我想公社那几爷子真太不要脸了，把知青的安家费把握着不发下来，眼看有些人困难得很，也不解决，正像毛主席说的：麻木不仁。
1970年5月12日 阴 星期二
在对面坡上挖一天荒土。下午我跟几个女青年和小媳妇讲《七侠五义》中颜生的那一段，真令人眉飞色舞，听读共感。我也不怕她们日后提意见，以后我也不再讲了。但大概她们也不会那么做（去领导那里告发我）。
1970年5月13日 雨 星期三
今天我们家送猪（即把养大了的猪送到肉食公司去，标准为130斤），本来猪又小又瘦，可能没有达到标准，但是没有东西喂它，没办法，只好送了。继父害怕不够标准，食品公司不收，还得抬回来（再掉了膘，离标准更远，将会多养很长时间，更不划算），他叫我到大队和公社去打条子盖章，说明有特殊情况必须送到食品公司，这是打个万一没有办法时的主意。
我到大队盖了章，又到公社。公社没有人，我很着急，赶快到北碚何家嘴去看情况到底怎么样。到了公司一看，大大小小几十头猪挤在那里。有一头差三斤才够标准，过秤的人说算了，差两三斤问题不大。后来轮到我们，差两斤，也没有打麻烦，就算交脱了。得了25斤包谷，1尺布票，3斤粮票，38斤肉票，56块钱。
我和妈妈去扯了一丈花布来缝衬衫，又给我买了一双全胶的胶鞋。
1970年5月14日 雨-晴 星期四
今天公布了五个月来的工分，准备不久分小春粮食时，同时就分工分粮。我做了1112分，其中包括妹妹做的80—90分。继父做了1238分，外婆做了300多分。全体女社员中只有我和另一个中年妇女上了一千分的。
1970年5月16日 晴 星期六
今天真是繁忙紧张的一天，早上五点半到中午十二点，收胡豆，面积很宽。下午从两点到夜里八点，在坝子里打胡豆、挞麦子（脱粒）。王队长说天气预报半夜有雨，必须把胡豆全部打完。一天劳动了12个小时还多。
1970年5月18日 晴 星期一
妹妹因为平时劳动量过大，这几天病得厉害，家里又没人做事了。
外婆呢，也在生病（外婆高血压很严重），头痛，吃不下饭。又怕不去上班以后要扣口粮、扣出勤。但是又不敢写假条去批。
1970年5月21日 晴 星期日
早上割麦子，手指头被割开一条口子。吃过早饭，我想应该去担麦捆子，谁知组长不许我去担，我就在坡上抱麦子，好让强劳力来捆。
今天是妈妈生日（满40岁），吃肉。
下午到大沱口割麦子，我的裤子是旧的，有几个小洞，虽然打了四个补丁，但补丁也快要破了，屁股上的还没来得及补。经过一蹲一蹲的，屁股上就破了一个大口子。没办法，我找一个妇女借了针线，马马乎乎缝了一下，管它好看不好看。
晚上是最忙的，七点半才下班，每人背一捆麦子回来。组长连吵带骂，说我们麦子没有放好，于是又加班堆麦子。然后每人分15斤豆梗柴，我赶快去捆好了，排队过秤有50斤（我家三口人应该为45斤，占了点便宜）。最后想起金刚碑街上还有妈妈下午称好的100斤煤炭（这是凭煤炭票供应城镇人口的），我又赶紧去担。因为全部是上坡，担了一半路继父来接我，不然不知道怎么才担得回来。累得晚饭都不想吃。
妈妈病了，全是累的、晒的。我叫她多休息几天，她不干。
1970年5月25日 晴 星期一
妈妈生病，请了三天假，这几天都去疗养院打针。
我每天早上拉肚子，接连四个上午都没有上班。下午我去上班打胡豆（用连盖脱粒），刚打了一会儿，组长叫我们到杨家湾（在缙云山的半山上）去担麦捆子。我只担了两次，因为力气不够了。
（因为生病在家）这几天我看书的成绩倒不错。三部《塔上旗》（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的著作）都看完了。我向往着这种有秩序的、严格的、但是相亲相爱的生活。如果我能够在这种教养院里度过我的少年时代，该是多好啊。我羡慕着书中的人物，那些孩子们都是有脑筋、能独立思考问题的，处理问题的方法也是很特别的，合情合理的。那些大孩子都是特别的人才。在中国，在我的周围，这种性格习惯的孩子基本上没有。
1970年5月30日 雨 星期六
生产队有三个青年去修铁路，大概在广安一带，每月吃45斤粮，32元钱（其中15元交伙食费，11元交生产队，6元津贴）。
过端午节要关饷，每一千分关20元。每人有三两肉票，2寸布票。
1970年6月1日 阴 星期一
二零六坡顶上，已经埋了十多个铁道兵部队牺牲的解放军。那么多的坟，有一个是四川大邑的，姓程，去年3月参军，9月就牺牲了。可见得修一条铁路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啊！
1970年6月3日 晴 星期三
栽了一整天红苕，不知为什么累得很。没精打采的，懒洋洋的。
中午回家，兔子跑了一个到坡上去，在自留地里来回钻（我家自留地和别人的连在一起，它也在别人的地里乱跑）。我好不容易才把它赶回来。回来后捉住它就往地下一摔，马上就死了。于是把它去了毛破了膛，晚上烧着吃了。这是我们吃的第二只兔。还有5只小兔，而且洞里还有几只奶兔。
1970年6月4日 阴 星期四
下午有两个人担了些杏儿到十八梯来卖，一角多钱一斤，张□□称了点，酸溜溜的。曹大珍怀着孕，想吃杏，没有钱。她厚着脸皮去找张□□要，张□□被缠不过给了她一个。她吃了又去找张□□要，张□□死活不给了。我想一个人没有钱确实不好，受这样的“方”（川语，羞辱之意）。张□□也真是的，就拿一两个给她，有什么呢。
晚上我去找王□□，想找她还上次借的1元钱，她借的时候说好了关饷就还。这次她关饷很少，只有1元7角，又被她二爸拿去了。要下次才能还我们。王□□真没志气。（后来她被调去修铁路，她离开之前我赶紧去找她还我1元钱。之后，要账的来了不少，有的要求还2元钱，有的是1斤粮票，有的是1尺布票。把她的二爸王队长气得够呛，王队长代她还了1斤粮票，其他的都拒绝还，白跑路。还听说王□□偷她妈妈的布去卖，被打了一顿。此后我再没有见着她。听说后来她当了老师）
1970年6月6日 雨-晴 星期六
搞了一天便宜工分。上午刚刚挖了一会儿土，组长叫我到瓦厂给担砖坯装窑的记工分。我就坐在那儿，来一个人我写一笔。叶光理不识数，他担26匹一回，我问他担多少，他说21匹。后来他兄弟说是26匹。
看见那些男劳力担着砖坯，一个个压得弯腰驼背，我想下力人真苦啊。
下午从窑顶往下递砖坯。组长派的几个递砖的人真不顶事，懒伸懒干的，斯斯文文的。尽管窑田四周砖坯堆起很高，她们还是递几块伸一下腰。其中有一个最不成话，空话又多，不停地叽叽呱呱。后来我和照看窑子的吴大爷也去递砖。
晚上趟了一双袜底。
1970年6月7日 雨阴 星期日
明天端阳节，很多人都在包粽子。可是我们没有留糯米，吃不成粽子。
往年端阳节多热闹啊，划龙船的，卖糯米粽子的，上街玩耍看热闹的，人山人海。可是这几年呢，破四旧都破了，龙船也不划了。只是农民依照旧风俗要吃粽子、不上班。
1970年6月10日 晴 星期三
听说徐树云死了。我想他死了倒比活着好，不死才是活受罪。七、八个儿女没有一个照顾他，为了买些鸡蛋给他吃，一家人还吵得个不亦乐乎。焉知人们生儿育女是为了什么？难道就为了老来受罪吗？
一会儿坡上就“哭”开了。一个老大爷也“哭”，另一个老婆婆也“哭”，一个中年妇女也“哭”（“哭”是一种唱，相当于“长声咏叹调”。死者与后面这几个人完全没有关系），于是几个青年妇女被逗得大笑，我也觉得真笑死人。
1970年6月12日 晴 星期五
担粪淋包谷。我的裤子上全是粪，粪干了起壳壳，就像从布壳上撕下来的一样。天气热得很，汗水一串一串地掉。
1970年6月13日 晴 星期六
因为妈妈走时没有把门关好，兔子跑了两个到坡上去。当时我们正在对面坡上休息，看着干着急。外婆赶紧回家来赶兔，只赶回来了一个，还有一只硬是不回来。中午下班，我跑了一面坡都没有找到它，真以为丢定了。下午下了班全家人一齐出动，继父把它的后腿打跛了才捉回来。真是害死人。妈妈叫我明天把它背到街上去卖了。
1970年6月14日 晴 星期日
我穿上新衣服新裤子，背上兔子去赶场。到了北碚街上，我去问了别人卖兔的“行市”，一眼看见张显伯（他年龄十四、五岁，相当于初中生，上小学时成绩差得招人嘲笑，早已不上学了）坐在那里卖兔，他有两只大的，三只小的，三只小兔是六妹托他卖的。
我把兔放在他那里，坐在旁边看他怎样卖兔。张显伯卖东西很机灵，脑筋很活动，他家买卖东西都是他。
一会儿他就以6毛5角一斤的价格卖了一只。后来又以6毛一斤的价格把我的和他的另一只兔卖了，我那只兔3斤3两，1元9角8分钱。我没有想到应该叫买方给我一个整数，即要求他给我2元。张显伯一阵小九九算账，把买方弄得云里雾里，最后他还说“四舍五入该我得”，又多挣了1分钱。
（事后我想了一下，他凭绕来绕去算账，多挣了大概5分钱以上。而我如果也像他那么算的话，至少可以多得2分钱。而且我的兔子应该不止6角一斤，起码也应该在6角2、3，想起来挺不划算。这是我终身难忘的一次“做买卖”。）
只剩下六妹的几只小兔脱不了手。六妹来了，还是叫张显伯帮她卖，我和六妹一起到街上买东西。我买了一双锦纶底的袜子，又买了一个塑料袋子。六妹买了罗纹纱布回去缝蚊帐，又买了一顶草帽。
我们回去看张显伯，他正在和买主讲价钱，六妹一去就简单了，以每只三角钱的价把小兔卖了。
1970年6月18日 雨 星期四
忽然听见叫“知青开会”。原来是西师附中的学习班同学，来了解和学习知青在农村是怎样生活的。生产队书记介绍我们队的知青情况，把另外几个比较优秀的大大夸奖一通（有不少水分），说得那些学生“啧啧”赞叹。然后叫三个知青发言，使他们很有面子（他们三个都是老三届的高中生，年龄都在20多岁了，我这时18岁多，在女知青里年龄最小）。
当然不会介绍我。从今天的情况来看，我的前途是极惨淡的，毫无参加工作的希望。最主要的是我有“黑疤子”（即“黑五类”出身），然后，既不是党团员积极分子，政治上也不突出先进。光是劳动出色，能够得到贫下中农发给的“毕业证”，却不能得到干部的。
1970年6月20日 雨 星期天
上午大沱口薅草。我没有去担粪，因为想到应该适当地注意自己的身体。
休息时我砍了两根竹子，准备给弟弟编个背篼，但是它们太孬了。下班时再准备去砍，但是今天砍竹子的人很多，都借张思梅的刀。这个也要砍，那个也要砍。我心想等一会儿吧，先选好竹子再说。谁知道这些人都只顾自己，她们砍了竹子，听说疗养院有人来了（大沱口这片竹林属五指山疗养院所有，我们的行为属于盗窃，而凡是盗窃都特别来劲），她们拖着竹子就跑，连刀也带走了。我在上面等了很久，没听见响动，过来一看，她们已经跑到那边湾湾里去了。我追上去把刀要过来，仍然去砍了竹子，一共三根，拖到严光全那里去，请他给我编两个背篼。
1970年6月21日 晴 星期日
记分员说昨天我们（妇女们）全都要扣半个钟头，原因是下班早了十多分钟，而且休息时多坐了一会儿。
晚上我去拉羊子时，有个妇女叫我去她家，说她家里有个包包，是妈妈给曾凡兰买的糖，曾凡兰不要，叫我去拿回来。我就去拿回来了。回来后妈妈说我真不懂事，她说曾凡兰把她家所有的糖票全部给我们了（是我们用粮票换的，每2斤粮票换1斤糖票，用6斤粮票共换了3斤糖票。她没有钱买糖。妈妈患有肾炎，不能吃盐，要多吃糖），而她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还是奶娃。妈妈买糖回来后分了些出来，放在另一个妇女家，请转交曾凡兰，没想到曾凡兰不要，而我不知内情拿回来了。
于是晚饭后我把糖给曾凡兰送去。她两口子正在推磨，他们死活不肯接受，我转身就跑，曾凡兰就追，追出好远，她还是把包包还给我了。
1970年6月28日 晴 星期日
今天值得纪念，我生平第一次参加摘苹果。本来不要我们去摘的，去年摘广柑我就没去成。今年呢，因为苹果太多了（大丰收），靠那些个别“可信任”的人一时半会儿摘不完，才把所有的凡是能摘苹果的人都叫了去。
我赶快跑去，苹果树很好爬，但是苹果很不好摘（它们都长在树梢上）。上午我吃了6个苹果，拿了两个带给弟弟吃。下午又吃了6、7个（可以想见当时的饥饿状况。大概这就是为什么一般不让我们参加收摘水果的原因）。我们家分了18斤苹果。我还代替妈妈给金刚碑小学担了42斤苹果去。
1970年6月30日 晴 星期二
天气越来越热，不几天到小暑了。我身上长了许多痱子，又痛又痒。
早上六点上班，十点下班。中午二至五点学习，然后上班，到八点下班。一天的时间是很紧张的。
1970年7月2日 雨 星期四
大雨下了整整半天。我在家里剪了几张笋壳，剪个鞋样子。不知道是怎么的，我做鞋子总是要走样（有一次做出的鞋两只全是左边的），技术太差。今天这双剪太大了，我决定做成棉鞋。
1970年7月3日 阴-晴 星期五
我背上30斤麦子，到河对面去打成面粉。去时，金刚碑的渡船在河对岸。我想今天还算凉快，到北碚去过河吧。没有想到刚涨过大水，河边不好走，要爬二道岩，多费好多力气。到了河对岸还要倒转来走一阵。打了面粉，回来时运气不好，船又在对面，等它划过来了，划船的张风箱又去吃饭去了。等他吃完饭，已经快打一点钟了。
1970年7月4日 晴 星期六
选五好社员，记分员刘远明提了我。去年选五好，也是他提的我（我多次当选为生产队、大队一级的五好社员，还当过一次公社的）。
1970年7月10日 阴 星期五
下午开会，我照旧穿着担粪的那一身衣服，在那群花枝招展的姑娘中，就好象一个叫花子似的，又破又旧，特别惹眼，很不好意思。我就在角落里坐着，后来干脆躲到一户人家里去。我在那里和尹邦明摆谈，后来讲起《七侠五义》来了。人越来越多，一会儿就有了6个人（加上我俩一共8个人）。我很想停下来，尹邦明提醒：“不讲了！”我马上不讲了。这件事做得很笨，根本就不应该在这里讲这些。只能给尹邦明一个人讲。
1970年7月27日 晴 星期二
到红星生产队帮助知识青年雷建芬修房子。其实今天很好玩，红星队的李老七甚为诡辩，青年多，活儿轻巧。
1970年7月28日 阴 星期二
兔子死了三个。我和外婆在家打整兔，中午吃。我剥皮去内脏，外婆煮好、切好，凉拌。为此又煮了干饭（很难得吃一次干饭）。凉拌兔肉真好吃。
1970年7月30日 阴雨-晴 星期四
抽中午时间我到公社去了一趟，去找管知青的吴成学，想商量一下我们知识青年安家费的用处。每个知青都有83元安家费，用来修建房屋、猪圈，制农具等。别的公社早就发下去了，只有我们公社迟迟不动，而好多知青有切实困难的，也不解决。我自己的房间漏雨，檩子也断了，角子也粉了，急需修理。但是吴成学推三推四，问题没个结果。我只好回来了。
1970年9月9日 阴 星期三
尹邦明要走了。昨天晚上她告诉我时，我感到非常突然，因为她曾经说不去了。而现在呢，后天就要去重庆上船，到湖北沙市，去会见她的目前所谓的“靠山”——未婚夫。
1970年9月25日 雨-阴 星期五
尹邦明来信了，告诉我她一路平安，顺利到达了沙市潜江县。并说湖北的灯草绒很多，颜色有蓝色、咖啡色，要我寄布票去，她买了给我们寄来。但是重庆也有了灯草绒卖了，今天妈妈刚买了一丈枣红色的，打算给我的表妹缝一件，剩下的给我缝。
1970年9月27日 雨 星期日
近来我常常这样想：如果有可能读大学，是最高的理想，如果能走出农村，也很好。但最坏的一种可能，是留在农村。这是我最坏的打算，但又不得不往这方面打算。那么，我就要像曹大珍、曾凡兰她们一样，在贫困、劳累中生活一辈子。那是多么可怕的啊！
我有这个决心。既然千千万万农村劳动妇女都能生活得很好，活得很愉快，那我为什么不能这样过一辈子呢？
1970年9月28日 雨 星期二
公布了工分。5至8月份，我在这四个月中做了900多分，加上上半年的，共是二千零几十分。我们全家共做了5570分。昨天下午关饷（按照这四个月的工分结算），我们关了24元5角。
外婆的问题（在社员们开会和政治学习时，“黑五类”必须强制劳动）也解决了，今天她到公社去开会，公社干部说，摘帽的可以参加学习，不必在节假日劳动了。
1970年12月6日 阴 星期日
听说生产队有两个青年人要调走，年龄最大的男知青到电信局，不知是否可靠。而书记的弟弟（非下乡知青）是到化肥厂，已经开过了座谈会，就要检查身体，很快就要去了。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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