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丹年：一个“右派”女儿的知青日记（下）
一个“右派”女儿的知青日记（下）
——作者：孙丹年
按：
孙丹年，女，父母均为“右派”，父亲孙铭勋是陶行知的弟子，重庆育才学校的负责人，中共地下党员，中共执政后陶行知教育思想被批判，育才学校被扼杀，孙铭勋在“三反”中被以莫须有罪名打成“老虎”，“反右”中又被打成“右派”，大饥荒中饿死，且住房立即被单位收回。其妻邝忠龄因不愿与丈夫“划清界限”而被打成“右派”（最后“改正”时却查不到划右派的决定），为了解决没房住的燃眉之急，也为了两个女儿的前途，被迫嫁给当地（重庆市北碚区）一个贫农出身的农村生产队副队长，1969年1月31日，孙丹年正式将户口从学校办到继父所在的红光公社红光大队红光生产队（之前和之后它都叫金刚公社金刚大队金刚生产队），正式成为下乡知识青年。三年后妹妹孙丹平也成为下乡知识青年。孙丹年的外婆因成份为“地主分子”，文革中被迫从湖北舅舅（地质队干部、共产党员）家迁来。
文中括号里的字是为便于读者理解而加的注。
1971年1月9日
男知青有一个参军了。到电信局的那个也去了。这样，两个男知青都走了。
应该轮到女知青了吧？我的年龄在女知青中是最小的，我前面还有四个女知青呢——加上又回来了的尹邦明。
我和尹邦明一起，决定趁男知青走了没有人搞墙报的机会大显身手，充积极，特别是尹邦明，花了三个晚上和一个下午，便出了一期墙报。
（说明：1971年旧历正月初五，我和尹邦明调到果树组上班，后来又和梁万华三个人编成科研组，几个月之后合并到果树组。尹邦明又离开了果树组）
1971年6月30日
下午制作农药“五四零六”：
泥土，干重一百斤，喷水湿到刚能捏成团。加入二斤油饼，二斤再生母剂，一两石灰。搅匀后放置会计办公室进门左边墙角。摊成三寸左右厚薄，摊平，撒上草木灰。
另用泥土（干重）一百斤，加入三斤油饼，放置办公室进门对面墙角，制作方法和上面相同。加入的母剂、石灰也相同。
五天后取出。加入三斤油饼的呈灰褐色，稍有霉。二斤油饼的霉与前一种同样，颜色稍微深一点。两种“五四零六”制成后都撒到中稻田里。稻子有极少数开始抽穗。
1971年9月上旬
嫁接苹果林靠疗养院的几行广柑苗。我初次嫁接，成活率大约在80%左右。
1971年12月13日
到火炬公社（之前和之后它都叫澄江公社）去学习果树修剪。
青麻苹大树修剪步骤……（略）
1971年12月18日 阴 星期六
又一个女知青调到北碚铁厂去了。又来了一个新的女知青，她叫金学英，家庭很困难。
1971年12月20日 阴 星期二
开会时尹邦明告诉我，她如果有可能参加工作，那么就在12月份剩余的十天之内调出去，如果这十天之内走不成，那么就一辈子都在农村了。
1971年12月25日 雨-晴 星期六
我认为一个人的生活应该有个目的，这个目的应该是工作，生活应围绕着这个目的进行。以前一段时间，我专心于一些无关紧要的日常生活中的烦琐小事，这对我是没有什么好处的。这些事情，例如打听一些别人的私生活呀，研究一些人吵架、勾心斗角的事情呀，等等。这些事情最好少管，因为很使我精力分散。现在觉得这些事情腻味得很，倒不如全心全意把工作搞好，学到一点真正的知识。
1971年12月27日 晴 星期一
今天决定杀猪了。
继父他们抬着猪先走，我担着箩篼后去。我刚把箩篼担拢，杀猪匠就杀猪了，先杀我们这只（好几头猪排着队）。我把血旺接好了，才发觉肉票没有拿。于是我担着箩篼回家，又把肉票拿来（无论送猪或杀猪，都只能得到一半的肉，另一半要送给国家。我们要用妈妈和弟弟的几斤城镇肉票，买回我们自己这头猪的肉）。
今年这只猪比较肥，一共有9斤多油、94斤肉（不算头、蹄、下水）。我们得了7斤油、47斤肉。
1972年元旦 晴 星期六
元旦节，生产队不放假，要想上街的自己去，不愿意耍的都上班。
上午我一共修剪了两棵树。第一组的男劳动力在担粪，我在树上，他们就从我的脚底下走过。我每次回忆起原来在一组上班时的情景就感到很温暖，感到留恋。因此我很喜欢第一组的那些人。
下午，上街去的人一串一串的都回来了。调到电信局的那个男知青看见了我们，就停住脚步，聊了好一会儿天。他还是原来的老样子，热情，爽朗，他说他的工作并不很理想，空气不好（那当然，怎么能跟山坡上的空气相比！），不自由，寂寞。但是报酬比农村高，比如粮食就有保障，工资也够用。不过他还是很怀念农村，觉得农村生活很愉快。要是那时他没有调工作，也一定会到果树组来。果树组比农业组的技术性强得多，有个钻研头。他问我们看过电影《摘苹果的时候》没有，那个电影好极了，他看了两次。他说搞果树工作的人如果看过这电影，一定会更加热爱果树工作。
我说我们本来就非常热爱我们的工作。这个人是很好的，以前我就和他很合得来。
1972年1月4日 阴 星期二
开社员大会公布各户社员应收获的钱、粮（1971年全年的，先要扣除在小春、大春和秋收时节已经分到手的）。我们家里一共有108斤粮，包括38斤包谷。有249元钱。今年的工分值是7角8分6厘。晚上就领粮、领钱。先领到21斤粮票、149元钱。回家后妈妈拿了20元钱给我。
1972年1月12日 阴 星期三
早上副队长叫我和他一起到歇马场去参加果树学习会。
遇到一个才从苍溪调出来的女知青，她被分配在供销社，专跑农村的经济作物队。她对这工作很不满意。她还告诉我，苍溪的知青已经调出来一半多了。
1972年1月22日 晴 星期六
生产队的出纳，一个女知青，要调走了，到北碚火车站服务大楼。她的出纳工作要找人接。书记叫大家想一想，然后再提出来。经过一阵静默之后，大家提了三个人，其中有我。然后举手表决，一致通过了其中一个人。
我现在才明白我的群众基础是比较好的。
1972年2月14日 阴 星期一
晚上到五指山疗养院看节目，见到我的小学同学杨益秀，她才从苍溪回来。她说她的那个公社，本来有70多个知青，现在还剩20多个，这20多个都是文教系统的孩子，有西师的、西农的、外语学院的，成分都是教员、教授、职员。看情况可能不容易参加工作。她和市二十二中学的几个教师子女才回家几天，是回来过春节的。
1972年2月
我爱书更爱音乐，
我爱诗更爱美术。
我热爱家乡富饶美丽的原野，
也喜欢那蜿蜒起伏的山岭。
如今我又爱上了果园，
那苍翠的枝叶和芳香的花朵。
收获的季节果实累累，
采果人的歌声是多么悦耳动听。
移植和嫁接需要格外的细致，
修剪和治虫使你大费脑筋。
除草、松土和施肥都算不了什么，
因为采果这工作唤起你的热情——
平日静寂的树林现在一片喧闹，
喜悦的话语饱含豪情。
一张张笑脸挂满汗珠，
丰硕的果子在微风中点头相迎……
果园是多么美好，
工作是多么愉快而有意义。
愿我的辛勤劳动使果园更加丰茂，
愿我的热情使果园四季如春。
1972年2月22日 阴 星期二 （20岁半，当知青第四年）
晚上加班修堰塘，担泥巴。这已经是连续三夜加班了。休息时我主动去表演了两段节目（学唱现代京戏）。自己感觉是出乎意料的差，既呆板又拘束。虽是这样，却把大家的热情提高了，大家要求这个唱、那个唱，最后是我和睢代珍又合唱了一段。
我这一次表演是准备已久的，好几次我鼓起勇气准备演给大家看，事到临头却没有了胆量。就是今天，也脚酥手软，心里直打哆嗦，声音都变了。但是却给自己开出了一条新的道路，我一直希望能够经常为大家服务。
1972年2月23日 阴 星期三
晚上又加班，这是第四晚了，开始还不怎么感到疲倦，好多跟我很合得来的人今晚都来了，我非常兴奋。可是越到后来就越累了，连日的疲劳占了上风，渐渐的脚步就慢了。眼看要下班了，可是那边给砖窑挑砖的人，砖没有担完，干部叫大家都去担，于是我们又都去担砖。我担了八次，终于下班了。刚才打过了十二点钟。本来我还有好多话要记下来，因为时间关系就算了。
1972年2月25日 阴 星期五
连着加了五个晚上的班，白天做活儿就不振作了，眼睛老是想闭上。
晚上快要睡觉的时候，继父叫我报名考大学，使我吃了一惊。
这件事几天以前我就听说了，并没有引起特别的印象，我有什么资格报名考大学呢？
1972年2月26日 雨 星期六
刚才我从杨青素（大队妇女干部，也是大队书记的爱人）那儿回来。只有她一个人在家，我和她谈得很是投机。
我从一个借口开始，问了她大学招生的消息。我问我这样的情况是否可以写申请？她说当然可以啦，虽然有成分论，但主要的是重在表现，我们公社已有一些人写了申请了。我问她怎么个写法，她说写出自己的学习目的啊，有些什么思想啊。她说现在公社名额还没下来，如果下来了，她告诉我，我就可以写了。在谈话中我问她，我的表现算好的、比较好的，或是坏的。她说算好的。
1972年3月6日 晴 星期三
这几天我连一点空闲也没有了，早上迟迟起不了床，上班时有点头昏脑胀的。中午下班回来忙着写入团申请书，又去挖菜园土（自留地），晚上是最紧的，有一天晚上去找了团小组长，然后连着加了两晚的班（担堰塘），还和刘□□表演了节目。再然后生产队果树组开会，再后来学习中央724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的通知及附件》），又连续讨论了两个晚上。今天晚上就是刚刚去讨论了中央文件回来。抽点时间写日记，平时晚上不许我开灯开得太久。
自从我在加班时主动表演了节目，叶光全（大队干部）看我比较大胆，有些工作就交给我做了。梁万华（果树组长）也叫我明天在全区三个公社联合举办的“果树学习班”的报到处收钱粮。我还从来没有做过这种工作，可不能马虎。
4号那天在大队听了传达报告后，大队黄书记又叫大家踊跃写申请读大学。条件是：25岁以下，初中毕业程度，但名额很少，公社才分配到一个。我不准备写申请书，因为条件还不成熟。今年先争取入团。
1972年3月8日 晴 星期三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不大快活。
昨天在我们生产队开三个公社联合举办的定期果树学习会，请了柑橘研究所的郭老师来讲课，上午是时事学习，下午才到苹果林去具体操作。
郭老师大约50多岁了，是北方人，他一生都从事果树工作。他先讲了柑橘的切接，紧跟着又讲了落叶果树的栽植，然后直截了当的批评我们果园里去年补栽的苹果苗修剪错了。这一根苹果幼苗是某某（本生产队果树专家）修剪的。郭老师不仅剪给我们看，还讲了为什么要这样。
昨天我负责收钱粮，到最后一算，钱倒是一分不差，粮票差9两。这使我吸取了教训。
我的时间更紧了，可能连记日记的时间都没有了，但我一定要抽空记。
1972年3月17日 晴 星期五
今天思想上受了不小的刺激，大队调走了几个知青（此前已经调走了好几个），我们队有两个：尹邦明到仪表厂，另一个到铁厂（但是到铁厂这个并不是下乡知青，而是生产队管副业如砖窑、运输等副队长的女儿）。这样我们队只剩下三个女知青了。
听到这个消息，金学英像被人打了一棒，话都不会说了。她的家庭极其贫困、渴望早日脱离农村（我曾经和她打赌，她肯定会走在我的前面，赌两碗红烧面）。
下午上班时我问了大队干部叶光全，他回答我：“你的那个问题（指调工作的问题），我已经向上级部门反映过了，我们生产队的几个知青中，你的表现是最好的，现在就是要重在表现。”听了这话，对我鼓励不小。我坚信自己一定可以调出去的。
晚上，叶光全到我们家里来了，他一开口继父就看穿了他的心思。叶说，这次调人，生产队根本不知道，也没有通过社员群众，光是王队长他们几个大队干部决定了就算。他建议最好由继父到王队长那儿去说一下，提点意见。我巴不得继父到王队长那儿去。可是继父冷淡极了，矢口拒绝，说公社、大队早就决定了，去说也没用。
等叶光全走了以后，继父说：“你以为叶光全真的不知道吗？他比谁都清楚！只是为了当前的生产，怕我分心，来这么说一下，又安慰了你，又挣了他的面子。”
我这才明白继父刚才拒绝的原因。继父是生产队负责农业生产的副队长。
1972年3月18日 雨 星期六
上午开社员大会，继父到王队长家去耍，王队长告诉他，尹邦明到仪表厂的名额，是仪表厂直接点名要的，因为招工负责人是她的男朋友的同学，这是开后门走的。王队长安慰继父，说等另外两个女知青都走了以后，终归是要把我调出去的。他让继父放心。
于是继父教育我一番，说在现在的社会上，私人关系是要有的，比如一些关键的人，把关系搞好了，到关键时刻他们一句话就可以帮你的大忙。而像有些不足挂齿的人，根本就少去理他。
我必须好好的劳动两年，还必须是安安心心的劳动两年，再由一个碰巧的机会调出去。多么漫长而又心焦的时间啊！（我还不知道，一直要等到1978年，才凭考取大学走出农村。当我和妹妹同时考取大学时，生产队有些人还不服气，质疑：“为什么这一家可以走两个，而贫下中农家庭连一个也走不了？”）
在未走出农村之前，我要努力控制住自己。
1972年4月4日 晴 星期一
我在农村已经住厌了，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的想法。以前，无论怎么累，怎么苦，我总是心情愉快的，高高兴兴的。可现在呢？劳动的时候总是很苦闷，一点也感觉不到劳动的乐趣。并且总是在胡思乱想。日日忧心忡忡，夜夜黄粱梦，这就是我现在的真实写照。每到静无一人的时候，我总是在给自己的未来编织很美好的图案。不过在表面我决不流露出一点这种心情来。
我很想跑到北碚去耍，我一点也不想上班了。
1972年4月7日 雨 星期五
看完了马卡连柯的《教育诗》。马卡连柯的著作都是很吸引人的。继父在整理屋子，拿出一大堆书报杂志，我从里面无意中翻到一本文化大革命初期各个派性组织印发的《毛主席诗词》，里面有好几首是没有发表过的，于是我找出本子把它们抄了下来。
1972年4月8日 晴 星期六
听说72年的招工任务比71年少得多，而且80%都是到渡口钢铁厂。我想自己就更不容易当工人了。早就听说市一师要招学生，而且招得很多，如果我能够去读书就好了。虽说教书这工作并不理想，但是如果能把户口办出农村，就很好了。
我在想，进市一师读书比较有把握，因为教书这工作很多人都不愿意干，我去，可能别人会没有意见。
1972年4月9日 晴 星期日
晚上开青年会，会场上气氛很活跃，民兵连长交给我一个任务，油印一百多份《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72年4月10日 晴 星期一
晚上民兵训练，我和金学英先到王队长那儿去耍。王队长说市一师5月份招生，6月份正式开学，一共有900学生，在北碚区招450。条件是退职教师子女、下乡和还乡知青。
王队长还说，全公社只有26个知青还没有调工作，我们大队共有5个，相邻生产队那两个要后一步走。
我的心都飞到市一师去了。但我又考虑到教书这工作并不理想，矛盾重重。
1972年4月11日 阴 星期二
刚才金刚碑小学的黄老师通知我，明天到小学去代课，一个女老师做流产手术去了。
看来我是非教这倒霉的书不可了。等我代课半个月后，市一师就开始招生了。如果我能进市一师读书，那么这一辈子就稳定在黑板之前了。
其实我从不打算教书（我父母都是非常优秀的教师，但他们都落得很惨的下场，只是当时不敢这样想也不敢这样写），教师这职业并不轻松，是非常辛苦的。
1972年4月12日 阴 星期三
通知我晚上到大队开会，因为大队团支部书记明天要到大学去读书了，她的工作要交接。今晚为了补充四个团支委，正式宣布十名新团员。
本来我们非团员不应该参加这个会，为了鼓励我们才叫我们去的。我听着公社团委副书记发言，直想哭，我感到很大委屈，因为我生来就比别人矮一等。
1972年4月14日 晴 星期五
今天外国朋友参观，游览北温泉。包车从我们这儿路过的时候，江老师班上一个女学生，名叫王修碧的（记忆中她是低年级学生，只有7、8岁），向车子扔石头（为了好玩，完全是无意识的），当场就被公安局同志抓住，审问学校、住址、家长姓名、老师姓名。下午金刚碑小学为了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我母亲一听这事就非常紧张，以为是我班上的学生，如果牵连到她，全家都要倒大霉。之后很长时间，这个名叫王修碧的女孩受尽折磨，几乎吓疯，连累到家长和班主任也饱受折磨，江老师哭过很多次，幸好江老师出身贫农）。
1972年4月17日 晴 星期一
这几天我在争取进市一师读书。我看王队长的态度是支持我的。我写好申请书，交给王队长了。
代课的工作也比较顺利，学生们很乖。
1972年4月21日 雨 星期五
今天听到一个消息：金学英调到重庆子弹厂。下午又听说，金学英是到190部队。我真为她高兴。
我到底能不能进市一师，都还成问题。
1972年4月22日 雨 星期六
下午金学英到我们这里来玩了一会儿，她说到哪一个单位还没决定，先填了表，是公社发的推荐表，听说是北碚手工业管理局。
这几天我发现自己的思想又变了，越来越坏了。《牛虻》中的列瓦雷士对琼玛说过这么一段话：“……当时我是一头自命不凡的小野兽，以为这个世界是用棉花和蜜糖包起来的，温暖而又甜蜜……可是事实上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既严酷又无情……”
我回忆起了这么一段话，用这一段话来和我的生活作了一个比较，发现我必须向牛虻学习。必须顽强地生活一辈子。
1972年4月26日 晴 星期三
今天是代课的最后一天，上午上了三节课，中午跟叶老师办了移交，下午回生产队上班。叶老师的爱人在市一师教书，他说，市一师不在农村招生，而是招工矿的工人，和退职教师的子女。召知青的任务是市二师，市二师在重庆南岸。我大失所望，心想到市一师是去不成了。但是下午又听说，市一师招生的任务已经下来了，我们公社是20个名额。
团小组长的女朋友传话，叫我晚上到大队去开青年团员会（即有“进步青年”参加的团组织会议），据说是通过新团员。但我没有去，因为团小组并没有正式通知我，冒冒失失闯了去多丢脸。
我到王队长家去了，王队长家正在吃饭，去玩的、去办事的人多极了。吃过饭他们打扑克，我就看他们打。我想今晚上这么热闹，要想谈什么是不可能的。又来了一个我很不喜欢的人，过一会儿我就告辞走了。如果要等到王队长得空，不知要多晚。
我是想去问一下关于市一师招生的事。
1972年4月27日 雨 星期四
晚上我和金学英到王队长家里去玩了一会儿。很巧，今晚上没有其他的人。王队长和我们谈得很融洽，他很支持我们，对我们的思想愿望都很了解，很同情。他说反正是能够调出去的，即使这一次走不了，下一次也是要走的。
1972年4月28日 阴 星期五
金刚碑小学的老师今天到天生桥小学开会，妈妈也去。她说，市一师附小的老师告诉她，市一师不忙招生了，因为最近下来了一个指示，说是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城市人口陡增，必须控制起来。去年因为市一师招的农村人口太多，今年就不招多少农村的了。具体怎么办，还没决定下来。我只好慢慢等着。
我目前没作长期打算，只是活一天算一天。
晚上到大队开民兵会，团支部副书记汤传江和杨远明找我谈话，主要就是说我的入团问题。因为我的申请书不知被搞到哪里去了，开支部委员会时没有看到我的申请书，就没讨论我的问题。但是他们考虑到我的表现还是比较好，他们就向公社团委提出这个问题，朋吉模（当时的公社团委书记，后来是民兵负责人）对我的印象也比较好，叫杨远明多作工作。因此他们向群众收集了意见，今晚找我谈话。杨远明说，他们在最近几天追查一下我的申请书，抓紧时间讨论一下。如果在五四那天可以赶上宣誓的话，当然很好，如果赶不上，就等到五月下旬的那一批。还说五四那天公社到缙云寺搞活动，叫我也去参加，并想法子搞几个节目。
1972 年4月29日 晴 星期六
知道组织上注视着自己，关心着自己，心里多么温暖呵。我感到前途光明灿烂，美好的生活就在面前。昨天晚上杨远明说，虽然在组织上还没有接受我入团，但是思想上却是入了团的，他们也把我当成团员一样对待，这几句话对我帮助很大。
只是上班时不大痛快。罗世模说：“好像这几天你有点闷闷不乐？”我一时真不知该怎么回答。也不是愉快，也不是焦急，反正不大想说话，工作上也松劲了。这几天我一心挂几处：市一师什么时候招生啦，团支部什么时候讨论我的入团问题啦，还有别的，等等。
1972年5月2日 晴 星期二
金学英比我更着急，因为她虽然填了表，却没有最后决定。不过她比我沉得住气，她不像我这样容易激动，我真佩服她。
1972年5月6日 阴雨 星期五
昨天是五四青年节，公社组织青年活动，到缙云山搞拉练。早上下了点雨，10点钟我们赶到人民大队的曾家坝，这里正好是缙云寺脚下。但我们到这里来真是跑冤枉路。
从曾家坝出发走了半小时，才开始登山，路越来越陡、越来越滑，朋吉模催着大家快走，还要防空，还要跑步行军，爬到满山红小学（之前和之后它都叫白云寺小学）很多人的衣服都被汗浸透了。
在小学休息了一会，就向缙云寺出发，也是跑。金学英已快跑不动了。到缙云寺休息、吃饭，我们吃自己带的馒头。到下午两点多钟，又向北泉出发，这次不走小路，走公路，排成四个纵队，370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很可观，边走边唱歌。快到黛湖了，朋吉模又叫大家跑，这一阵跑呀，一直跑到绍龙寺才停住。很多人都掉队了，金学英也掉队了。
到北泉后作总结，分大队照相留念。
1972年5月7日 晴 星期日
金学英走不成了，因为来招工的只要他们本单位的3个人，而金学英他们3个是搭出去的。既然招工的不愿意多招三个，公社也就不同意，干脆6个都不走，都等下一批。
我如果在农村呆一辈子，那将会苦闷死。生来又是个女的，可是偏偏跟男的合得来。不论老头、中年人、小伙子，都合得来。只有那些妇女我最看不惯。如果长期在农村住下去，我怎么能离开这些叽叽呱呱的妇女们呢？
自从在金刚碑小学代课结束后，我发现教书这工作很神圣。这是从工作意义上来说。你想想吧，一个小孩子，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知道，可是在教师的帮助下，慢慢会认字、读书、写字、画画，如果教师真正地关怀他们，爱护他们，那么他们就不光是从你这儿学会科学知识，同时也接受你的思想，学习你的社会经验。等他们长大以后，你最关心的那一部分学生将永远记住你，并且给你必要的帮助。妈妈的学生中有许多人就是这样。
从工作待遇来说，只是粮食定量不够高。一般教师四五十元钱也足够了，而且老是衣冠楚楚的，不受日晒雨淋。总的说来，比当农民强多了。
1972年5月9日 晴 星期二
妈妈叫我到北碚去买米，在河边碰见一个在重庆轮船公司工作的以前的邻居。他告诉我许多关于轮船上的事情。他还告诉我，重庆全市召开了一个“经济座谈会”，在这个会的纪要中说，1972年招知青的名额，全市不超过300人。如果像我这样的情况，要想进工厂，只能等到1973年的8月份。
我又坠入了五里雾中。听到这样一个消息，不得不将日后的生活好好安排一下。市一师招不招生，说不了一定，而我除了这个机会，另外是没有办法的，如果不能到师范读书，果真要等到1973年8月的话，我得经受一个长期的、严酷的考验。在这场考验中，我得忍受一切。……《牛虻》是我的好榜样，列瓦雷士的困难比我大一万倍，他四面受敌，还要尽最大的努力来克制对亲生父亲的爱。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他都经受了一切，我这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1972年5月11日 阴 星期四
这一个月时间真是出奇的慢，慢得数一天过一天。好不容易挨到11号了。如果照这样过日子的话，等到73年我头发都会变白的。
昨天，我把在河边听到轮船公司的人说的话告诉金学英，她说就好像被人打了一棒似的。这种心情我是很能体会到，因为我听了不也像被人敲了一棒吗？
我必须作好长期打算。万一不能去读书，那么就还得在农村呆上一年多。这一年多将是怎样的苦闷呀……这种长期打算具体该怎么去作，我脑子里现在一塌糊涂。万一又闯下什么祸来，那怎么办呢？
1972年5月20日 晴 星期三
下午我去记工分的时候，谭队长（在生产队分管副业）找我谈话。
他说，昨天晚上生产队党小组开会，讨论了我的入团问题。因为大队团支部把我没办法，就请示公社团委，团委更没办法，就交到生产队讨论。我算是一个特殊人材。
党员们提意见说：我的表现一般说来比较好，但是有三个缺点，一是对家庭划清界限不够，因为批斗外婆和妈妈时，我没有站出来揭发检举。二是起带头作用不够，上班时别人偷懒我也一起偷懒。三是听不得批评，小气。
有了这三条就够了，我一辈子也别想入什么团了。我气得不得了。家庭没出什么问题，家里的人又没有什么反革命言论，凭什么我要揭发呢？又能捏造一些什么事实来揭发呢？上班没起带头作用？其实我往往是很积极的，什么事都主动去干。从现在起，听了这些所谓“意见”，我是再也不会主动去干了。
我气得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农村里不合理的事太多了。难道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就只有死路一条吗？别的团员可以凭几个支委说了算，而我呢，就这么一级一级的老是讨论，讨论没个完！
入了团入了党的，并不一定都是好人。而没有入团入党的也不都是坏人。这一点我坚信不移。
（后来才知道，其实党小组讨论时是通过了我入团的，只是这个谭队长，不知出于什么心理，跟我谈话时不提“已经通过了”，光是说很多缺点错误，把我气得一辈子忘不掉。也许因为他跟我的管农业生产的副队长继父，在工作中有些矛盾？我继父是决不入党的人。不过又一想，也许他说了“已经通过”，但是语气很轻，以至我没有听明白？）
1972年5月21日 阴 星期四
我今天思想上不再激动了，我发现自己早先打错了算盘。何必要写什么入团申请书呢？何必要去充什么积极呢？自讨苦吃。
没能入团，这个打击我勇敢的承受住了。谁知道还能有些什么不能预料的事发生呢？
我必须把性格改变一下，以前是好胜的，活泼的，现在应该安静一点，应该与世无争。这样我才能好好生活一辈子。
1972年5月22日 雨 星期一
前天王队长告诉我，公社已接到上级指示，除知青外一律不得调工作。听到这样一个消息我真高兴啊。还说市一师改为8月份招生。据说光要知青，其余一概不收。
1972年5月23日 晴 星期二
晚上五指山疗养院表演节目，妹妹去看了，回来后她说：“今晚的节目太好看了！”原来，那是疗养院本院组织的表演，其中一个是《洗衣舞》（一名解放军战士和许多藏族姑娘争抢着洗军装的歌舞节目）。表演解放军的那个小伙子，跳得真孬，下面的人“嗬嗬”直笑。他忽然回过头向观众骂道：“笑啥子？日你的妈，老子硬是要演这个！”然后一脚把洗衣盆踢出老远，“砰”的一声，他转身就进去了。
1972年5月28日 晴 星期四
上午在大岚垭栽秧子，一个在区委工作的人回家来耍假，他说，市一师、市二师、市三师都到南充、苍溪去招生，已经去了，本区完全不招。
听到这么一个坏消息，我也没有垂头丧气，也没有感到绝望。我坚信自己一定能够离开红光生产队。但是日期茫茫，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走得成，而又不知道是去一个什么样的岗位上工作。
1972年6月24日 阴 星期天
6月21日团支部开团员大会，通过了我入团，会上37个团员一致赞成我。杨远明拿一张志愿书给我填了，这就只等着团委批准了。
1972年6月30日 晴 星期五
这几天我在研究一本书，《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书中介绍了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生。奥斯特洛夫斯基是我最喜爱最尊敬的作家，他著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给过我不少的教育和帮助，每次看完这本书，心里的感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的。它使我考虑自己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
我已经21岁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像我这样大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饱经锻炼、久经风霜的人，而且21岁那年他就已经开始瘫痪了。我怎……（没有写完）
1972年7月4日 晴 星期二
人到底怎样才算生活得有意义？
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久。我认为应该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在一生中永远不留渣滓，永远保持鲜红的颜色，才算有意义。
我离这个要求远得很哪，也许永远达不到。奥斯特洛夫斯基——“保尔·柯察金”——是我的榜样。
1972年7月14日 晴 星期五
昨天评工分，不知道在干部会上是怎么讨论的，果树组长梁万华思想抛锚了，本来该打药，可是梁万华不来，就像失掉了主心骨，我们几个一盘散沙。
李明华闷着脑袋，只顾剪他的砧（砧是嫁接果树时的母干）。两个女孩守着一部坏了的喷雾器呆坐着。我把喷雾器绑好了，见没有谁带桶来（大家都不愿意带桶，因为打药容易把桶搞坏），我就去找梁万华借桶。走到转弯处去一看，梁万华正在二组担粪，他的桶我也借不成了。怎么办呢？
我去找李明华，商量找桶的办法。他说：“你管他呢！大家都闷住脑袋不吭气，你东一趟、西一趟跑什么呢？我可管不了这么多，要磨洋工大家都磨！”我问他的桶哪儿去了，他说好久没担，恐怕裂了口了。我一想也是，大家都不管，我何必要操这份心呢？
这时前几天的想法忽然涌上心头（即“人到底怎样才算生活得有意义”）。“年轻人嘛，要有一颗火热的心！”这是刚才一位大婶对我们说的话。我几天前想些什么？要兢兢业业地为人民工作一辈子，要以奥斯特洛夫斯基为榜样！一股豪迈气概升了上来：梁万华不来了，我要顶着干！
于是我跑到沟下面去借了一挑大桶，上午我们耽搁了的时间不算，也打了十多棵苹果树的药。
2011-9-28录入完毕
2011-10-6 校改
原载《昨天》第一期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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