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吉辉：青岛一中随想
青岛一中随想
－－作者：孙吉辉
我看过青岛一中75周年校庆的校友回忆录，许多篇章恭读数遍，加深了对母校的全面了解，获益匪浅。但是其中多数文章为六十年代以前的校友所写，写的也多是五十年代以前的事情。1960年以后者篇幅虽然并非屈指可数，但是所占比例甚少。对我们六十年代前后的校友来说，这是一个遗憾。
不久前和张君一主任闲谈，说到2004年是青岛一中80年校庆，学校要继续编写校友回忆录。我随意说也有些可以写出来的想法，张主任当即交代在场的崔洪生老师向我约稿。崔是我中学六年的同班同学，现在在青岛一中当老师。
2004年，是我和多数同级同学步入耳顺之年。在青岛一中读书的时候，应该算是我们这一代人生早春的风景，现在已经是人生的另一头风景－－晚秋，按说遇事应该心静如水，波澜不惊了。但是不然。当时之所以没有极力推辞约稿，确实是因为有些情景经常在记忆里涌动，回味。80年校庆，引发了我想真心写点东西的冲动。
每一代人都有其特有的经历，1960年前后是青岛一中历史上不可缺少的部分。我们的经历，不同于我们的师兄师姐，也不同于我们的师弟师妹。把我们的经历实事求是地记录下来，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责任。把我们经过理性思考的感受，用我们的语言表达出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
真正提起笔来，却又不免踌躇再三，诚可谓“一言之成，数日踟躇”，有点骑虎难下。令我举棋不定的是：写什么，怎么写？
我担心：回忆失真。当时没有为了写回忆做准备，没有可以参照的资料。而且对一些事情当时了解的就不全面，或者因为记忆把当初的复杂变成了简单，简单却变得复杂。
还担心：真实的回忆不会都是歌舞升平。人们都盼望有个好兆头，当大家欢欢喜喜准备欢度良宵的时候，我不该对大家说不开心的事。过节的时候，有多少人愿意听伤感的歌？
更担心：因为人们不仅左右不了自己的生活，而且往往看不清当时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虽然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其实人们在创造的时候，并不知道，也控制不了自己究竟在创造什么样的历史。
不过答应了的事情，尤其是答应了张主任的事情，是不能食言的。我决定如实地记载我的一些经历，感受，所为，所想。谈谈我自己，谈谈我的老师，谈谈我的校友。
谈谈我自己
从75周年校庆回忆录中我了解到，青岛一中的校训是：为生存与发展奠基。上学的时候还真不知道有这个说法。就从这里谈起吧。
从1957年到1963年，我在青岛一中的初中和高中共度过了六年的时间。这段时间，是人生的启蒙时代，是十五、六岁前后的一段花季，是人生中的早春时光。
在一个人的生命里，早年的经历、嗜好、生活习惯、思想意识往往随风入潜，影响终生，在成长的年轮中打下深深的烙印。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日复一日地学习文化知识，学习着做人的原则，做事的本领。
在中学时代，我不算是一个出色的学生，学习成绩中流而已；虽然能够参加多数活动，随大流而已；既没有给学校增光的壮举，也没有给学校抹黑的劣行。现在同学聚会时，说到当时班级的许多活动，不少我不知道，或者虽然知道但是没有参加。说明我并不是一个学校活动的积极分子，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人。
1957年到1963年，也是共和国历史上短暂而不平常的六年，共和国和它的子民都历经磨难，仅仅是在历史上有记载的运动，就有反右派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还有天灾人祸造成的大饥荒。这是一个反差十分巨大的年代，有光明也有阴影的年代，是发生过异常荒唐的历史的年代。
学校也不能置身度外。我们参加过许多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活动：大跃进中拉过地排车，从四方北岭往一中拉钢管；在校办的钢管厂里学会了烧电焊；夜里从火柴厂往港口搬运货物；大炼钢铁中砸矿石；下乡参加秋收秋种；寒风中学会了纺粗细不等的麻绳；在操场上种过菜；吃不饱挨饿的时候，在教室的窗台上用绿荧荧的玻璃罐头瓶养殖过充满了希望的小球藻；参加过全民轰轰烈烈的除四害运动；还到军营里进行义演，为某项活动募捐；等等。
这些大多数是苦涩多于快乐的活动，也有些弄虚做假的游戏。学子们时而自豪、狂热，旋即陷入迷茫、无奈，但是态度却多是虔诚的。一个本来应该让我们逐渐了解的社会，早早地展示在我们面前。我们过早地承受了一些我们力所不及的社会责任。
值得庆幸的是，虽然正常的教学秩序不可避免地受到干扰，但是种种冲击和干扰没有使我们完全失去方向，我们完成了从学校到社会，或者进一步深造的过渡。为我们以后在社会中经受摔打，应付复杂多变的风风雨雨，增强了抵抗力。这段阅历已经变成了我们宝贵的财富。我们顽强的生存和坚强的发展，证明了青岛一中的成功。
纵然当时比较痛苦，现在同学们回忆起来，仍然能够使我们的嘴角浮现出会心的淡淡的笑。
现在我们那一代，基本上一生大局已定。我们可以很坦然的向母校汇报：无愧于母校的教诲，我们在社会上尽力了，做人和做事的成绩是合格的，为生存与发展奠基是成功的。
使我终身受益的两样爱好，它们的形成和巩固与青岛一中有直接关系。
一是读书。
最初喜欢读书并非起始于青岛一中，但是青岛一中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令我景仰。甚至一度有过报考图书馆系的念头。有时是为了解闷、看热闹，甚至是为了了解秘闻、追求时尚而接触一本书，后来促使我锲而不舍地读书的，则是老师知识的渊博和自己的无知。
在学校里我曾经主动利用课余时间，帮助图书馆的陈老师整理报纸，千方百计地博得图书馆老师的青睐，以获准在图书馆里自由浏览的资格。在图书馆林立的书架中徜徉，那特有的书香气味令人陶醉。我至今好像还能体会到，那种使人心旷神怡的感觉。当时同学中读书的风气很浓，同学之间也到处搜刮各种书籍，交换阅读。能够公开阅读的四大名著早就翻阅过了，不能公开阅读的《三侠五义》、《七剑十三侠》，也都是我们涉猎的目标，轰动一时的《林海雪原》、《烈火金刚》，大家先读为快，苏联的侦探小说吸引过我们，教育家马卡连柯的《教育诗》也让我们入迷。我还记得长长的一串书目，在书架上一长排的书脊中可以看到它们和作者的名字。但是因为不是出版繁荣，阅读昌盛的时代，不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那时的书籍总归是有限的。我们基本上处于饥不择食的状态。我甚至回老家，从家传的藏书中寻找可以读懂的书，其中包括曾祖父的手抄本。过去的课本也曾经被拿来充饥。
因为当时书籍的来源相对拮据，所以我读书没有计划，我的阅读可能是良莠不分的。尽管歌德说过：“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我还是信奉“开卷有益”，无论国内与国外，古代与现代，精品与糟粕。有不少书，初次读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不得其中三昧。但是不管能不能读懂、理解，“剜到篮子里就是菜”。同时，我读书比较盲目，随大溜，大家说什么书好，就千方百计去找了来读，虽然读了以后不一定跟着说好。这显然不是一种良好的读书习惯。但是人要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上生存，不可能只接触风花雪月，从阅读中了解一些丑恶的现象，起码有利于免疫力的形成。
现在想来，大部分纸上的文字被阅读的同时随即就被遗忘，很多的描述，很多的细节，实际上已经想不起来了，能从记忆中打捞出来的只是少数。
但是我确实曾经深深地被这些书籍影响过。读书有时会歪打正着，阅读时能得到许多意外的人生体验、社会观察。读书也锻炼并提高了我的自学能力。
在喜欢读书的年龄，没有功利的目的，有书可读，有人同读，有时间读，应该算是人生的一大乐事。看到后来的年代，尤其到了文革极端时期，不仅无书可读，而且把亿万人形形色色的价值观统一到了几个红色标准上，丰富多彩的生活被视为离经叛道，中华民族朝气蓬勃的创造性被冰冻为万众一心的盲目追随……在为后来人感到悲哀的同时，我庆幸自己曾经有过的自由。
在我的同学中，喜欢读书，而且懂得读书者，大有人在。因为青岛一中的氛围，让人容易养成这样的习惯。
如今，我学会了另一种读书方式：“读网”，在网络中获得更多的信息和知识。我为网络信息化时代到来所带来的巨大变革而惊叹，为网络的无所不知而惊叹，为网络的查询方便而惊叹。我欣慰自己没有落伍。我相信，我会在保持我读书的爱好的同时，形成并保持读网的爱好。
另外一个爱好是音乐。
青岛一中的文艺活动很丰富，也有许多文艺社团，如管弦乐队，民乐队，话剧团等。我没有那方面的才分，所以也没能加入那些团体。
但是我喜欢音乐，喜欢唱歌，尤其喜欢合唱。我们班曾经代表学校参加全市的合唱比赛，我担任指挥。在大学里和工作以后，仍然有时候客串合唱指挥，其实对于指挥的真谛，我还真是一窍不通，指挥时的动作也多是有节奏的条件反射而已。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对合唱的真情投入，不影响我从音乐中汲取营养，获得乐趣。
这与在初中参加学校的合唱比赛担任指挥，得到了赫葆真老师在全校大会上的表扬有很大关系。
我还喜欢听各种音乐。不管是中国的，西洋的，不管是奏鸣曲、变奏曲还是回旋曲，只要旋律优美，能够给身心带来愉悦和陶醉，我都乐于接受。与读书一样，音乐的内涵同样丰姿多彩，跌宕起伏。
学校的音乐课，老师除了给我们讲解乐理，还告诉我们，欣赏音乐不仅是一种高雅的休闲，而且还是一个人修养、素质的某种表现，音乐可以陶冶人的情操。靠这些初步的音乐知识和对音乐的初步认识，在以后的生活中，那些跳动的音符一直是我的忠实伴侣。即便是在全国仅有八个样板戏的文革期间，也没能我和我们阻挡住对于音乐的渴望。我们曾经在学校的文艺宣传队里，借口提高业务水平，瞒哄过了工宣队的师傅，演奏和欣赏被禁止的音乐。那是令人灵魂震颤而兴奋的体验。
至今，我已经逐渐能够体会到音乐的魅力：通过它细腻处的如泣如诉，深情时的感人肺腑，激昂时的排山倒海，粗犷处的雷霆万钧，在心中涌出激情，产生欣愉、悲哀或忧愁。我似乎已经从知觉的欣赏，开始步入情感的欣赏。我将努力达到理智的欣赏。
参加工作之后，从事医务工作，人命关天，压力重大，工作繁忙，学习任务繁重，但是对于读书和音乐这两种爱好，依然乐此不疲。爱好丰富了我的生活，使我能够热爱生活，享受生活，宣泄压力，抚平生活中的创伤。
网络，对于我的音乐爱好，同样有着极大的帮助。几乎是唾手可得的音乐史料、背景、评论、分析，扶助着我在音乐的小径上蹒跚前行，向着那既定的目标：用情感来体验音乐，前进。
我很赞成孙犁先生在《铁木前传》中所写：童年啊，你的整个经历，毫无疑问，就象航行在春水涨满的河流的一只小船，回忆起来，人们的心情永远是畅快活泼的。但是在你那鼓涨的白帆上，就没有风雨冲击的痕迹，或是你那昂奋前进的船头，就没有遇到过逆流礁石的阻碍吗？有关你的回忆，有时是轻松的，有时也是沉重的啊。
诚哉斯言！我们的中学时代，也是“有时是轻松的，有时也是沉重的啊。”
谈谈我的老师
陶行知先生说过：“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
我的老师，就是陶先生所说的好的先生。他们重视学生知识的积累，更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在授业解惑中，教你学习的方法，处世的原则。
我想说说我记得的几位老师的小故事，证明我言之有据。
20年后的忏悔
这件事情要从我与张君一主任的一段“交情”谈起。
在青岛一中的五、六十年代的学生心目中，张君一主任具有一种特殊的威严。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学里，一个普通的学生很少有机会直接与教导主任打交道，被教导主任叫到他的房间，享受教导主任个别谈话这种待遇，而且是批评而不是表扬者，更是凤毛麟角。
张君一主任就曾经在他的房间里单独“接见”过我。当时我上初一，刚刚入校不久。我是因为在教室里当面顶撞班主任老师，并且拒不认错，把新参加工作的女老师气得哭鼻子而惊动张主任的。
按照常理，学校给我一个纪律处分实属“罪有应得”，是合情合理的事情，而且轻而易举。不过，说心里话，虽然我不是个让老师省心的学生，有点耍小聪明，但是顽而不劣，本质上还属于孺子可教。事情发生以后，我也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心里发虚，虽然希望得到宽容，但是咎由自取，只好硬着头皮作了最坏的准备，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出乎意料，最终的结果是我得到了宽容，没有受到任何处分。按照今天的说法就是“内部处理”了。整个过程是相当理性的，没有我想象中可能发生的暴风骤雨，多的是循循善诱，入情入理的讲解。我却受到了比纪律处分更深刻的让我终身难忘的教育。现在看来老师可能采取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计谋”。但是我无话可说，心服口服。
后来，我甚至一度担任过班长的职务。
20年后，我早就参加工作了，并且已经娶妻生子。有一次借去上海出差的机会，挈妻将子，向当年的班主任苗秀珍老师（已经调动到上海工作）当面负荆请罪，完成了我的一个夙愿，得到了自己良心的宽容。
现在我自认为是苗秀珍老师的得意门生之一，我敢断言，她也是这样认为的。因为在以后她多次回青岛，我都是当然的接待者之一。
我能够有今天，与当时的处理方式有很大关系：没有把我一棍子打死。所以，现在社会上多了一个对待社会和他人负责任的人，而不是一个敌视他人或者自暴自弃的人。
有一个闷葫芦我一直没有打开：张君一主任是否把我当成他在教育工作中的一个案例来分析处理？他是怎么分析的？为什么对我那么宽容？我多次想当面问问他，至今未能开口。
在回忆录已经发表以后，张主任在与我的一次电话里主动问我：你想知道我为什么那样处理的原因吗？我当然求之不得地连声诺诺。他接着说：我的经验告诉我，你还不是那种不可救药的人。
曲老师的两件轶事
曲万田老师的数学功底，有口皆碑。他讲课时条理清晰，娓娓道来，声声入耳，同学们舍不得分散精力，课堂纪律井然。他也经常出些练习题，乍一看刁钻古怪，分析起来，入情入理，一步一步，柳暗花明，得出结论时，恍然大悟。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只是因为所从事专业的原因，数学课的具体内容我大半记不清了。
有两个看起来好像与数学教学无关的小故事，却一直记忆犹新。两个故事都发生在课堂上。
有一次他说：任何事情都有“必要”和“可能”两个方面，譬如，有的同学说：老师你在讲台上翻个跟头吧。这么做，并不是不“可能”，但是没有“必要”，所以我就不翻了。
记得曲老师讲完以后，当时课堂里同学们轰堂大笑，笑得很开心，觉得老师在讲台上翻个跟头的说法叫人忍俊不禁，如果真正翻个跟头岂不更是可乐。
从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对一些事情往往都要有意识地掂量一下：有没有“必要”，是不是“可能”。逐渐，不那么有明显地“斤斤计较”了，其实已经习惯成自然了。
另一件事情是关于曲老师的字。曲老师的字，写得很工整，手书字迹非常漂亮，同学们没有不佩服的。即便是板书，黑板上也是利利索索，很是整齐。让我这个自诩为爱好书法，却写了一笔臭字的人赞叹羡慕不已。有一次他却就此发表了不以为然的看法：大家都觉得我的字写得比较工整，横平竖直，其实如果写在纸上，拿起来反过来再从反面看，就未必是那么横平竖直。一件事情从正面和反面两方面看，结果有可能出乎意料。
我们迫不及待地在纸上试验，果然如此。
两件事情说明的是一个道理：如何全面分析和处理问题。小故事隐含着大道理，叫人难以忘怀。后来我学习过哲学、政治经济学等，接触过成套的深奥理论，有些说得天花乱坠，令人眼花缭乱，总觉得不如曲老师的小故事，把道理讲得那么清楚明白。
我的老师许多都象曲老师一样，深知授之以渔必先赋之以趣，看似漫不经意，实则举重若轻。让你触类旁通。
一个物理公式和一块粉笔头
因为三年生活困难，教学工作受到了影响，学习成绩普遍不扎实。但是不少人却盲目乐观，自视甚高，心情浮躁，得过且过。我也忝列其中。面临毕业，面临高考，老师们很着急。
高三下学期刚开学，在一节物理课上，于晋玉老师在课桌中间的走道上，手里拿着一块粉笔头，不停地轻轻地向上抛去，然后又接住，同时提问同学们：谁知道这是什么现象？可以用什么公式描述？连续有几个同学被提问后，没有回答正确，站在那里。于晋玉老师把粉笔头一次次地抛上去又接住，抛上去的高度越来越高，一个又一个的同学站了起来。还好，终于有一个同学正确的回答中止了这次提问。幸好没有提问到我，我问自己，也是不会。
这次提问不啻当头一棒，对我们影响极大，让我及同学们猛醒。又如醍醐灌顶，让我正视自己的水平。后来我们花大气力认真复习，并顺利通过高考进入大学。
于老师要求我们回答的有关问题是：关于自由落体，它的相关公式是：h=(1/2)gt2。学习过物理的人都知道，自由落体在力学中的位置，相当于数学中的1+1=2。
我现在有时候会想：如果我没有及时警醒，没有考上大学，我的一生会是什么样子？
至今，每当我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时，或者每当面对应该尽力完成的事情，却浅尝辄止时，我就常常想起于老师的这个难忘的粉笔头。
他们也是社会的脊梁
准备高考复习时，是1962年底，复习用的练习题目，除了老师提供的以外，有一部分是同学自己通过多种渠道，从别的学校得到的。因为不是印刷的复习资料，就要先抄写题目本身，然后再解答。当时只要把这些作业交上去，如同老师布置的作业一样，同样会得到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批改。这些题目，老师以前也未必亲自解答过。老师也象学生一样，在字迹模糊的纸张上，先解答再批改着自己未必见过的练习题。付出的是成倍的劳动。
那时国民经济状态已经有所好转，但是物资仍然匮乏，学习用纸也十分紧张，一些黑黢黢的包装用纸也被裁开，装订起来用来做练习。使用这些练习本，时间长了，眼睛就感到很疲劳。年轻人视力好一些尚且如此，上了年纪的老师，肯定就更加不适应，更加吃力。
没有任何上级领导对老师们提出要求，没有奖金，没有奖励，没有家长赠送礼品，没有任何功利性的目的，完全是自觉自愿的行为。忍受着食品不足带来的饥饿，在完成自己日常繁重的工作之后，做着应该做的工作，和自己能够做的工作。没有感到是分外的工作，而且没有怨言。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老师们觉得天经地义，学生们感到心安理得。
还不仅仅是这些。
在这些老师中，有的当时被打成右派。凡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都应该有切身的体验，对大多数人来说，恐怕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回忆，而是不堪回首。他们额外背负着不实之词的诬陷，承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压力。当时看到和想到他们，多是同情。现在回想起他们所遭受的，和他们所付出的，仍然让人心里酸疼，更多的是为他们不平。他们是中国人里面一些被冤枉的明白人。
迄今，每当想起他们，我就想到几个大写的词汇：人格，执着，尊严，使命，责任。每当想起他们，我总是联想到黄河的船夫，长江的纤夫，泰山的挑夫。每当想起他们，就感受到他们在逆境中坚持，不屈中追求和默默抗争的勇气。那不仅是对当时的对抗，而是对生命对生存和生活的反思和认可。他们忍辱负重，身处逆境，逆来顺受，逆境中生存，默默无闻地坚守着教书育人的底线。生存境遇的卑微之中，彰显出精神追求的崇高。
当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多年以后才品尝出生活还有这么一种味道，才清楚其中的原委。良心债，要欠他们一辈子。感谢他们学业上的教诲，还有如何做人的潜移默化的榜样。
凑巧，复习过的题目中的一些题型，有的后来在高考在出现过。当时只是侥幸增加了高考分数，其实他们给我们的人格榜样，才是我们受用终身的财富啊。
至今我清楚地记得他们的名字。
谈谈我的校友
校友不一定都是同龄人。
在我们上中学以前，上中学不是按照地区划分，更不是电脑排位，要参加全市的统考。从我的父辈开始，我们家的男孩子把在青岛一中上学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考不上一中，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所以在我的亲友中，不少是青岛一中的学生。我的四叔孙纯德是解放前的高中生，我的哥哥孙光辉是59年级的高中生，我1957年进入初中，1960年进入高中，我的外甥刘松涛1989年从青岛一中以比较优秀的成绩参加高考。我的妻子张继琴，因为也是青岛一中的校友，我们谈恋爱时都多了许多共同的话题和感受。青岛一中起码教育影响了我们家三代人。
我的四叔是我父亲兄弟中最小的一个，当年离开老家，跟随我父亲在青岛生活，就读于青岛一中。因为不满意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在学校里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当时叫读书会。那时读的进步书籍有：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到了文革期间，这些把他吸引到革命道路上的书籍，全部都被当成了大毒草。
解放时恰逢他高中毕业，当时继续上大学是比较容易的事情，因为当时的大学完全公费。但是他坚决地拒绝了上大学的安排，毅然参加革命：进入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不久即随军南下。
我曾经看到他保存的年轻时的一些照片，拍照的时间是在青岛一中读书前后。有当时庆祝青岛解放群众化装游行的照片，他化装成一个头戴斗笠的农民在扭秧歌；有他在革命大学露天席地而坐听大课的照片；也有他身穿臃肿的棉军装与身穿长袍马褂的哥哥的合影。那些照片，证明了他绝非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在文革中，我从他那里把那些照片取回，冒着风险小心翼翼地保留了下来。后来，青岛一中征集校史的有关资料，我把照片交给张君一主任，他从中挑选了一部分，放大复制后放入校史室，将原来的照片还给我，嘱咐我好好保存。
没有想到的是，在他满腔热血参加革命不到十年，就被打成右派。以后的事情就可以很简单地叙述了：开除公职，劳动改造，跌进社会的最底层，成为以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对象，历经家庭及社会上的种种坎坷。直到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平反，重新参加革命工作，恢复了他的离休干部的身份。
在他落难和平反以后，我几次很认真地和我的四叔讨论过他的经历。他讲解放前国民党的腐败，讲参加反饥饿、反内战斗争，讲他们所向往的民主、博爱，平等、自由，讲临近解放时参加护校，讲参加革命的动机和经过，讲因为什么被打成右派，讲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也讲成为右派之后的不幸遭遇。他曾经生活在没有自己的时代，他的思想、情感、意志甚至灵魂都装在别人的口袋里，人性受到了空前的挤压和扭曲。值得宽慰的是，青岛一中给他的印象仍然是美好的。他对他中学时代的老师和同学，当时的生活记忆犹新，津津乐道。
在青岛一中75周年校庆的校友回忆录中，他的同学的回忆文章中提到过他的名字。
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十几年的学生生涯，同窗校友应该有数百位了。一个学生，除了家人以外，接触最多的就是朝夕相处的同学了。
对不同时代的回忆，有不同的味道。小学时代，少不更事，天真无邪，除了混混沌沌的轻松和快乐，其它印象比较淡漠了，回忆起来的也多是弹玻璃球，滚铁环，无伤大雅且莫名其妙的恶作剧等；大学时代，人趋向成熟，便少了些清澈和纯真，更因为文革，多了许多不应该出现在同学之间的纠葛，同学再见虽然很亲切，社会的印痕还是可以看出来的。
只有中学，同学们在一起，少有偏见，少有世俗的影响和压力，多的只是丝毫不掩饰的友情。那段纯洁的友谊，是自然而清澈的。
青岛一中多的是踏实肯干的学生，绝少纨袴子弟，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看重的是真才实学，单纯以所谓的家庭条件优越而自傲的人，并不被认同，基本上没有市场，许多家境贫寒的学生，同样成为学生中的佼佼者。青岛一中的学生走向社会后，有的成为声名显赫的社会名流，学术大师，影视明星，商界大腕，政界要人，他们也做出了骄人的成就，而更多的同学并非出人头地，在各自的专业和岗位上，踏踏实实地工作。他们没有碌碌无为，是社会的脊梁。
青岛一中是校友们心中的圣地，毕业后，学校仍然牵动着我们的心。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文革浩劫，百业凋零，青岛一中不能幸免。在文革以前的时代，应该算是青岛一中的一段黄金年代。六十年代前后的青岛一中，有着良好的校风和学风。在环境、师资、生源诸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在社会上有不可忽视的能力和影响力，在人们心目中具有不容置疑的地位，赢得了包括竞争对手在内的认可与尊重。
80年的历史，对于一个人来说，是衰老。80年的历史，对于一个学校来说，是财富，是实力，是继续发展的强大动力。
我盼望，青岛一中，彰显80年历史凝聚而成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不图虚名，求真务实，永不媚俗，继往开来，为生存与发展奠基，让校友们永远为你骄傲。
我幸运，能够认识那么多那么好的老师和同学。
我幸福，能够和他们一起度过值得珍惜的中学时代。
我骄傲，我曾经并且永远是青岛一中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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