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沛东：“文革”时期广东民众着装时尚分析
“文革”时期广东民众着装时尚分析
－－作者：孙沛东
一、总体主义背景下的时尚
本研究中“时尚”的含义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个体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等；二是一种集体的、特别的、适合当时品味的着装。通过访谈和相关文献研究可以发现，“文革”时期广东曾经出现过的独特的着装时尚，其颜色主要是绿、灰、黑和蓝四色；款式主要有军装、“中山装”、“工人装”、“列宁装”和“红卫装”五种；军人、干部和工人的着装是主流时尚。
（一）军装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开始在中国大陆一些大中城市流行，《人民日报》刊发的一条消息可以证实：1949年10月25日，京津卫戍司令部严令市民等不要穿军服。同年11月24日，该报再次强调“非军人不得穿军服”，军方对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转业军人的军装和各非军事机关及团体或学校的制服色彩和款式都做出了明确规定，并由专门的纠察队负责纠正和整饬军风、军纪和军容。由此可见，军装的流行肇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
军装在广东的流行主要集中在1966年末至1969年这三年。主要着装人群是大中专院校的红卫兵、工人造反派和机关造反派（退役军人及部分城市居民和极少数有条件获得军装的农民也是其拥趸），尤其是他们中的年轻人，对军装特别热衷，得到一件真正的军装是很多人的时尚梦想。根据1966年底和1967年广东民众的影像资料来看，绿军装已经成为政治游行、政治批判和政治宣传等政治舞台上的革命道具。20世纪60年代“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运动也是军装热的一个重要背景。总的来说，军装成为民众的着装时尚，原因有三个：
第一，国家主要领导人在重大政治场合穿一身戎装起到示范作用。
“文革”期间，毛泽东等领导人接见红卫兵时都选择了穿军装。影响力最大的当属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这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穿上军装”，以“军人”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接见过程中，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主席俨然成为红卫兵的“司令”和“统帅”。当时的《解放军报》对这一场景进行了这样的现场描写：“一位身穿军装，臂戴袖章，肩挎语录包的红卫兵正在指挥广场上的解放军战士和同样装束的红卫兵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此外，2006年中华网的“老照片图库”发布了“毛泽东在1966～1976全记录”，其中包括了十年间毛泽东的191张公开照片。除了1966年7月16日在武汉畅游长江时身着浴袍外，毛主席十年来在公开场合只穿过军装和“中山装”两种衣服。领导人在公开场合的着装具有一定的政治含义，在“永远突出政治”的“文革”时期尤其如此。
从媒体的角色来看，以三大党报为首的宣教机器对毛泽东着军装的彰显与弘扬显示出具有层层推进效应的政治意图。一方面，军装与毛主席语录所倡导的“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一脉相承，它再次强化并放大毛泽东诗词所赞扬的“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革命精神；另一方面，毛泽东本人身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八次检阅，鼓动了“红五类”的狂热情绪。领导人的这些政治行为与革命群众的狂热追随，无疑构成一种政治隐喻：军装被认为是最可靠的革命派服装；唯有军人最可信任，他们是经得起革命考验的工农兵子弟。上至领袖，下至民众，从统帅到士兵，革命的精神通过一身戎装鲜明地呈现出来。正是在这种情境下，军装具备了普通民众表达政治认同的功能。在访谈过程中，很多受访者也证实了这一点：
毛泽东主席出来接见文化革命大军的时候，也就是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那时候全国人民都要向他学习，他接见时都是穿着一套那种军装出来的，一样是戴帽子的。在全国人的心目中都是崇拜他，效法他的，所以才会掀起了这样的潮流，红卫兵都是穿那些的，就是向他看齐的。这些算是当时的流行时装。
第二，准军事化的社会组织制度是军装成为时尚的制度性基础。当时的社会政治被描述为“中国政治的军事化”，当时的社会具有强烈的军队化色彩，军人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声望体系中层于上层。同时，国家推行一种“泛部队化的制度安排”，城市的单位和农村的人民公社均按照类似于部队的方式组织起来，国家对民众拥有一种“命令性权力”。当时国家实现社会组织、动员和控制的基础是一整套准军事化的组织制度，一方面，在这种政治的军事化框架内，普通民众内心深处容易产生崇军思想，军人以及军装自然成为普通民众日常着装实践的标本和典范。
能穿军装的人一般是“红五类”，穿起来就觉得比较威水（粤语，意即“光荣”、“威风”）！意味着政治的自豪感，没错，是政治的自豪感！军衫是“崇拜衫”，“明星衫”，很少人能够穿到。那时候你要能搞到一套绿军装，本身是一种荣誉来的啦，而且大家看到你有一套绿色军装就证明你是很革命的，而且你是有一定的背景的。基本上都是一种权力，一种荣誉，安全感不在话下，而且很多人会羡慕你，拥护你。
另一方面，在政治混乱和法治欠缺的“文革”时期，两百万“支左”军代表拥有的权力不容小觑，普通军人人数很多，一般民众对他们难免心存畏惧，因此，军装对普通民众而言，成为某种程度上的“政治保护伞”。
穿上军装，人也好像“大噻嘅”（粤语，意即“厉害”或“了不起”），有权势点，有强者撑腰，有军队撑腰嘛，你出去遇到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矛盾，穿着军装，就是军人，即使不是炫耀，都当你是军人！是军人，你就不要小看他，好厉害的！起码对方不敢有什么举动，声音也要降低八度呢！
第三，当时国家领导人的诗词对民众日常着装选择具有一种命令性的权力。毛泽东于1961年所作的《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对军装这股风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军装迅速被推到时尚的最前沿。
已有学者从制度层面对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消费制度进行分析，这种分析多从政府的“决定”、“通知”、“报告”着手，在此基础上，笔者发现对当时国家领导人的诗词、题词，甚至个人书信（比如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和江青等的书信）的研究，应该是上述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同时，陈寅恪倡导“以诗证史”，意即诗歌可以作为重要的史证加以采信。“文革”之初，毛泽东赋诗为“文革”定调，“文革”中后期，毛泽东又利用诗词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周恩来。以毛泽东《为女民兵题照》这首七绝为例，一身戎装的女民兵形象包含诸多政治内涵：它彰显了时代的审美与国家的需求；表明普通民众在内心深处紧绷阶级斗争这根弦，体现了他们时刻准备与阶级敌人决一死战的英雄气魄；它符合国家倡导的“政治唯美主义审美观”，顺应国家所提倡的具有丰富道德价值的劳动美学。
“文革”初期，普通民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顶点。领袖一度被神化，对他个人的顶礼膜拜与模仿造就了准宗教化的领袖哲学。《为女民兵题照》一诗对当时女性着装造成明显的影响，女性纷纷抛弃以往的花布衣衫，换上草绿色的军装或“仿军装”作为自己的日常装束，当时的说法是：“像章戴胸前，革命精神抖，一身绿军装，军帽必须有。”
自小受的教育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语录》是红宝书。我们的思想和言行举止都是特别崇拜党，崇拜毛泽东，崇拜解放军，所以穿上“红卫装”是希望被毛主席接见，穿上军装是向解放军靠拢。主席诗词都说过嘛，我们自然要“不爱红装爱武装”了！
而以“林彪事件”为转折点，20世纪70年代前期，“中国社会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抵制进入了一个突变阶段。”随着“文革”的进一步发展，部分红卫兵群体的过激行为也激起了普通民众的反感。“林彪事件”在“文革”着装时尚历史中无疑是一个界标，这之后，人们对军装的崇拜逐渐降温。
（二）“中山装”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中山装”、“毛装”与“列宁装”为代表的领袖装风靡一时。根据《广州市志》记载：
“中山装”由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亲自设计倡导，是一种结合我国民俗特点及中西服装长处的简便服装，以广东便服为基本样式，把直领改为反领，使上衣具有西装上衣、衬衣和硬领的作用，穿起来显得笔挺，同时将便服或西装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还加上袋盖，各钉纽扣一粒，既美观又安全。原设计上衣纽扣是七个扣子，后为方便改为五个，这就成了小翻领、四袋、五扣的上衣。裤子是参照西装裤式样，前面开缝，一律用暗扣，左右侧各置一大暗袋，裤头右前部设一小暗袋，俗称“表袋”，穿着方便。此外，裤袋腰部打褶，裤管翻脚，也有异于其他服装。
“中山装”从创制起就被赋予深厚的政治内涵，衣服外的四个口袋代表“四维”（礼、义、廉、耻），前襟的五粒纽扣和五个口袋（一个在内侧）分别代表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学说（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在领口［纽扣］和内侧［口袋］，以彰显监察权的人民监督作用）；左右袖口的三个纽扣则分别表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和共和的理念（平等、自由、博爱），衣领为翻领封闭式，表示严谨的治国理念；背部不缝缝，表示国家和平统一之大义。
20世纪20年代“中山装”开始在广东的青年革命者中流行，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的推进，“中山装”成为一种在小城镇都可见的普通着装。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北方民众也慢慢熟悉了这种服装。国共“重庆谈判”期间，从两党领袖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合照来看，当时他们都选择“中山装”作为这个重大政治场合的着装，以显示对孙中山政治理念和遗产的传承与光大。在开国典礼上，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身穿改良版“中山装”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集体亮相，引人瞩目。其后，西方便将这一款式的“中山装”称作“毛式中山装”或“毛装”。它是稍加改进的“中山装”，即开大领口，翻领也由小变大。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初期，从老解放区来的共产党干部穿灰色“中山装”进入全国各大城市，灰制服成为革命干部的代名词，灰色的“中山装”成为革命的标志和符号，成为人们竞相效仿的最新着装时尚。那时拥有一套毛料“中山装”是令人羡慕的事情，而在右上口袋插上一支钢笔，则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象征。受革命的感召和出于对共产党干部的崇敬，一些青年学生追捧它，人们还相应设计出款式更简洁明快的“人民装”、“青年装”和“学生装”。当时广东的“中山装”主要分为四类：正式的“中山装”、“军干装”、“同志装”（即“翻领文装”）和“企领民装”（又称“企领文装”）。
1.正式的“中山装”
因为敬仰毛泽东和其他国家领导人，有工人被访者业余时间穿“中山装”，并且认为自己这样的穿着在当时很时尚。
我们老百姓非常敬仰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他们的着装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嘛。军队领导穿绿军装，国家领导穿“中山装”，当时来说是这样的。我们就要学国家领导人的穿着，所以当时大部分人都是穿着“中山装”，无论是机关干部或老百姓都是穿“中山装”。
2.“军干装”
“军干装”又叫“干部服”、“干装”或“军干服”。由正式的“中山装”改制而来，被称作“干部服”、“干装”；由正式的军装改制而成的就是“军干服”。一般有草绿色、蓝色或者灰色。早期正式的“中山装”有四个“荷包袋”：衣袋的形状貌似荷包，是后来缝上去的。“文革”中后期，民众对其加以改良，出现了军装型的“中山装”。衣袋的数目没有增减，但形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明贴袋变成了暗袋，又叫“开袋”，袋子上加置了袋掩。
“军干服”即干部型的军装 ，或称为“军便装”，是“文革”中最为流行的男装之一。其造型与“中山装”很接近，区别在于：“中山装”是明贴袋，“军干装”是暗袋；前者造型方正，后者则大幅收腰，便于系皮带（武装带）。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广东城市居民，尤其是一些干部或知青大多穿蓝色和灰色的“军干装”。有被访者认为下乡知青请人缝制“军干服”的行为是寻求保护，追求安全感。
当时我们在农场工作的时候， 一般来说， 是没有工作服的， 都是穿自己的衣服。工作的时候都是穿一些破衣服， 缝补的衣服。放工（下班）以后就穿一些好一点的， 不等于是款式新， 或者衣服是新的， 只不过尽可能穿一些没有缝补的衣服。有些人走去布店， 买一些接近军装的布料， 自己去裁制军装，实际上叫做军干服。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 军装应该来说代表有组织， 有派性， 不受别人欺负的， 就这样简单。
3.“同志装”
近似于正式的“中山装”，又叫“翻领文装”，一般以蓝色为主，主要的着装人群是城市里的干部和少数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城市平民，如医生等。少数工人也以此作为休闲服，主要是工余时间穿，有些工人结婚时也会选择穿崭新的“同志装”。一些家庭经济条件好的知青在农村也穿这种衣服。
插队那时候也不都是穿那些军装的，也会穿那些“翻领文装”，“斜布”那些，“斜布”占多数。在市面上是比较普遍的，多数都是买那些“的斜”（一种含混纺成分的棉布），年轻一点的就穿蓝“的斜”，老年一点的就穿黑“的斜”。
“同志装”男女有别，男性“同志装”多以竖领为主，也有小反领的，只有一排纽扣；女性“同志装”以翻领为主，但是不同于西装的那种大翻领，有两排纽扣。“同志装”有的有三个口袋，有的有四个口袋。布料以蓝色的卡其布为主，没有条件购买卡其布，就用一般蓝布。有受访者谈及“同志装”这个名称的来历及缘由：
“同志装”跟我们现在说的“中山装”差不多。当时人们很少称“先生”，见面的时候都会叫“某某同志”，比如说“陈同志”、“李同志”等。为什么大家统称别人“同志”呢？因为当时的人都有革命与反革命的区分，“同志”是自己人，如果是反革命，别人就不能叫他“同志”。但是，许多人为了适应当时的情况，认为自己都属于“同志”的队伍。到底每个人是不是都是“同志”呢？就要看情况来定，很难说，他们没有在额上写着自己是不是“同志”。但是，穿上“同志装”，至少上街没人敢随便欺负，自己人嘛！
4.“企领民装”
又称“企领文装”， “企领”的意思是“立领”，“高领”或者“直领”，是男式“中山装”的一种领子。“企领文装”上衣在南洋华侨中甚为流行，直领子，有三个衣袋。广东人把有三只明袋的上衣统称为“民装”、“民主装”或“文装”，以区别于军装，因为后者的衣袋是暗袋。“企领文装”是由“军干装”渐渐发展而来的，“文革”前，很多广东人，尤其是干部都穿“中山装”。后来，“军干装”稍加改变样式，进化为“青年装”、“文装”，或者称为“直领文装”，颜色多为蓝色和灰色，以艳蓝或者亮蓝（即“北京蓝”）最为时髦。“企领民装”于1961年～1963年在广东地区比较时兴，“文革”期间它仍被用于日常着装。
“文革”时期大部分人潮流穿的大概有几种啦：一种是“中山装”、一种是“直领文装”、一种是“解放装”，都是潮流兴起啊，我当时也追两种着装，就是“直领文装”和军装。“直领文装”就类似军装，但领子不是反出来的，就是好像“中山装”那样的直领，就没有反领的。
（三）“工人装”
1949年以后，产业工人的阶级地位得到提高，劳动最光荣，简朴是时尚，穿“工人装”成为一种荣耀。男式背带工装裤和格子衬衣的搭配曾深受青年女性的追捧。工装裤为背带式，胸前有一个口袋。
“工人装”脱胎于工作服，后者主要是国家为一些国有大企业的职工提供的制服，根据访谈资料和当时广东工厂的性质，它主要分为准军事化的工作服和一般工作服两类：前者分铁路制服和造船厂工人制服两类；后者主要是毛巾厂、棉纺厂、食品厂、机械厂、制药厂等工人的制服。工人在工作时间全部都穿工作服，有工人在工余时间也选择工作服作为日常穿着，部分青年工人甚至在相亲等重要场合也自豪地穿上工作服，以彰显自己“主人翁”的地位。以当时的铁路制服为例，其色彩以蓝色为主，很少有改变。铁路制服的男装与女装略有不同：男装通常是圆领，没有翻领，与“中山装”有几分相似，通常有四五粒纽扣，胸前有衣袋；女装有领，但没有衣袋。男女铁路职工都统一佩戴“大圆帽”。男装的大圆帽有帽舌，女装的大圆帽没有帽舌。男女职工帽子的正前方都有一个铁路路徽，类似解放军的军徽。
“工人装”成为时尚装束的最主要原因是工人阶级首屈一指的政治地位。“文革”中全民所有制工厂中的工人地位极高，“工人阶级的地位和作用”本质上是与“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方略相辅相成的。1949年9月29日的《共同纲领》在第一条肯定了工人和农民的政治地位，即新中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阶级，成为新政权的主要阶级基础。工人和农民（贫下中农）成为党和国家在城市和农村所依赖的主要政治力量。在国家“唱高”工人阶级的大背景下，作为该阶级日常着装的“工人装”，自然成为继军装之后，全社会竞相追逐的一种时尚，并且对民众的审美取向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受访者认为“工人装”在当时属于时尚服装：
当时很多年轻人都喜欢穿一件工作服，那时工作服也成为时尚。在工作以外的生活，都会穿工作服，其实这个也是一种政治形势形成的一种流行。因为当时除了解放军受到全国人民的尊重及学习外，工人阶级也有很高的政治地位，是一个很先进的阶级，工人的地位很高的。当时很多学校、一些重要的单位都有工宣队进驻的，由工人阶级去管理，所以工人的地位是很高的。
“工人装”成为时尚也包含经济利益的考量，工人阶级乐于以此表达并彰显自身的革命趣味，而“灰色”和“黑色”群体也倾向于借用“工人装”来建构自身所缺乏的革命趣味。一方面，工人阶级从国家那里获得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和集体福利，比如在福利分房、公费医疗、教育、薪酬分配和组织提拔等方面，他们得到的实惠都是最多的；另一方面，他们能够将政治资源转化为实际的经济利益。无论是学生的毕业分配，知青的上调回城，还是被推荐参军或者上大学，工人子弟比其他阶层子女有着更大的优势。
国家以“解放妇女”的名义完成了对女性的全面控制，“工人装”也成为革命女性的标志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工农大众和妇女的权利、权益和地位得到大幅度提升，然而，“社会主义革命的确在它可能的最大限度内解放了妇女。但它没有把妇女交还给妇女自己，而是交给了国家。准确地说，是国家通过‘解放妇女’完成了对妇女的全面控制。”因此，在生产领域，“妇女能顶半边天”，女性像男性一样劳动和工作；在消费领域（如服装消费），女性穿与男性一样的衣服，至少是中性风格的“工人装”，尤其是工装裤，这被认为是独立自强的新女性的表现。这些着装试图向大众证明：国家业已将女性从男性附属品的悲惨地位中解放出来，使其成为能够在各种岗位上独当一面的新女性。
（四）“列宁装”
“列宁装”为双排扣和西装开领（有的“列宁装”在腰部做了特别设计，可以系一根同色布带，以凸显女性的胸部曲线），双排各有三粒纽扣（也有四粒纽扣的），双侧衣襟下方均带一个暗袋，可以是平袋，也可以是斜袋。“列宁装”源自前苏联，是20世纪初前苏联及东欧男性日常的上衣款式，女性则多以裙装为主，因为革命领袖列宁钟爱它，所以被称为“列宁装”。
1940年“三八”妇女节，中国女子大学的学员身穿一色“列宁服”，腰扎皮带，表演集体舞蹈。这次演出轰动了延安：在无论男女穿着统一制服，灰蒙蒙一片模糊了男女性别的延安，女大学生仿照苏联服装式样，自己组织裁剪缝制出绝无仅有的校服——“列宁装”。大翻领，双排扣，腰身收束，将女性青春健美的身材特征巧妙地显露出来，再穿上绣缀着两只红绒线球的布草鞋，别出心裁，标致又时髦。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装束，“配上一张饱满红润的面孔，质朴诚恳的颜容，健美结实的身材，就成了后来影响近半个世纪的革命女英雄飒爽英姿标准形象的最初范本。”这类服装的颜色基本上是清一色的灰、黑和蓝（当然，在一个主色系下有颜色深浅的区分，如：蓝色分天蓝、湖蓝和深蓝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列宁装”成为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共产党女干部的首选着装，被视为“地位装”（status dress），表征其拥有的社会地位及其政治身份。
改良版的正式“中山装”中有一种“军干装”，是男式干部服的一种，而女式干部服就是“列宁装”，因此，它又被称作“女干装”。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衣袋：前者是明袋，后者是暗袋，类似于西装。“文革”时期，“列宁装”是最为时尚的女干部的日常着装。“列宁装”按开领方式分为两种：一般为小领口，更为时髦的女性大多穿着大翻领、双排扣、斜插口袋的“列宁装”。
“列宁装”成为时尚着装之一与“工人装”被女性所推崇的主要原因一样。它也是新女性的标志之一：首先，它符合当时社会倡导的革命与朴素的着装原则，穿“列宁装”、留短发是那时年轻女性的时髦打扮，能凸显女性整洁利落、朴素大方又英姿飒爽的形象；其次，它或多或少带有些许装饰性元素：双排纽扣、大翻领以及腰带的配饰，能够凸显女性身体线条的美感。
那时的潮流就是那样，大部分都是穿“中山装”、“工装”和“解放装”。除非是干部，如果是女干部就穿“红卫装”、“列宁装”。我们老百姓就只能穿唐装了。不过“文革”中有一段时间，老公在部队工作，也会发衣服给家属的，有种叫“列宁装”，蓝色的。我跟着老公在部队里的时候就穿“列宁装”，那些服装是部队统一发的。
另外，一些喜欢追赶时尚的青年女性对“列宁装”情有独钟，认为这一服装最符合个人理想中的穿着打扮：
最想穿的就是那种“四页子齐”的（衣服的前身和后身，左侧和右侧由四片布裁成并缝起来），剪裁有凹袋的“列宁装”。我记得那时候的画报上有一些女劳模的照片，什么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君，第一个女火车司机田桂英，也都是穿着“列宁装”，十分精神。我当时很羡慕她们，希望自己也能穿这么漂亮的衣服。
共产党执政初期，“列宁装”的流行集中体现了苏维埃时尚。1945年后“列宁装”开始在解放区流行，20世纪60年代末中苏关系彻底恶化，“列宁装”才逐渐退出时尚舞台。
二、总体主义背景下时尚的产生与传播机制
“文革”时期人们的着装必须遵照清晰而不可违背的政治规则，其中，最核心的一条是着装要符合个人的阶级身份。以下将从时尚的生产和消费两个角度总结、呈现在非市场化条件下，“文革”时期广东民众着装时尚研究的新发现，并与市场化条件下的西方着装时尚理论进行对话。
（一）“模仿—固守”胜于“模仿—创新”
从时尚的传播和变迁来看，“阶级分野论”强调“模仿—创新”是时尚传播和变迁的动力机制。但是，从“文革”时期人们着装时尚的变化看，不同阶级之间的模仿与反模仿、区分与反区分的斗争并不是推动时尚传播与变迁的重要因素。首先，国家及其主流意识形态是着装时尚变迁的核心推动力，政治领袖和政治事件对着装时尚的传播和变迁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毛泽东选择身穿军装在天安门接见全国的红卫兵代表，引发了社会大众顶礼膜拜式的模仿，这是军装热潮的政治性肇始；反之，“林彪事件”之后，人们对军装的崇拜逐渐降温。
其次，被模仿的阶级乐于被社会许可的其他阶级模仿，被模仿者不会因为模仿者的模仿转而发明与创造出另一种着装时尚，而是采取了一种“模仿—固守”的策略。因为被模仿者的着装代表着国家“首肯”的着装秩序，模仿与被模仿本身是这种着装制度再生产过程中的一部分。出身“灰五类”和“黑五类”的个体选择“红五类”的着装作为自身阶级属性和革命趣味的建构工具。面对这些模仿，被模仿者并没有用反模仿将自身与模仿者区分开来。相反，军人穿军装、工人穿“工作服”、干部穿“中山装”，这种着装选择是他们阶级属性和革命趣味的直接表达。
着装是一种结果，也是一个过程，更是一种“表征”，通过着装，一种文化的众多成员运用着装生产意义。华尔德（Walder）对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陆工业权力结构的研究表明：在政治化的奖惩制度下，日常生活迫使人们去形成一套有意识的、经过算计的“自我表现方式。”它可以下意识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社会交往和互动中。在中国，这种个体革命性的表现方式是有意识的、持续的、受到鼓励并得到领导上认真评价的。
总之，“文革”时期的中国社会具有强烈的军队化色彩，军人、工人和干部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在声望体系中属于上层。军装代表着作为国家的钢铁长城、社会稳定和发展柱石的军队的光辉形象；“工作服”体现了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生力军的工人“老大哥”的劳动形象；“中山装”是各级干部代表国家行使权力时的制度性道具。他们不会因为其他社会群体的模仿而放弃自身的着装时尚，而是以一种固守的态度保持这种时尚，这是非市场化条件下，时尚的传播和变迁机制与市场化条件下最大的区别之一。
（二）“补偿机制”让位于“淹没机制”
时尚对于“文革”时期的女性而言，不是“补偿机制”，而是一种“淹没机制”。如同一片海洋，革命时尚淹没了女性表现自我、追求个性的需求。访谈案例表明“文革”期间，两性在着装上差异不大，女性的性别特征和个性追求都淹没在男性化的着装体系中。在国家自上而下、强大又统一的道德宣教下，凡是与女性的第二性征相关的物品都是一种禁忌，令普通个体羞于启齿，并尽量试图逃避。国家希望女性尽量祛除其特有的“女人味”，变成与男性并无二致的女性劳动力。女性，首先是作为一种劳动力的形象出现在现实生活世界中，而绝对不是男性思慕和求偶的对象。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的政治宣传制造了大量“撑起半边天”的妇女形象，强调妇女能够承担跟男性一样的工作。这种宣传忽视了性别差异，女性按照男性的标准进入工作场所等公共领域，与其说是男女平等，不如说是女性身体的男性化。如果具有特性的女性身体还存在的话，那就是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身份存在于家庭内。虽然那个时代的“家”在很大程度上也被国家权力渗透，女性的家务劳动也被视为对国家的责任。本研究认为“文革”时期着装上的性别差异基本不存在。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之下，一方面，女性的某些天然性别特征受到了规制，比如胸部和头发。畸形的性别文化和扭曲的性别秩序令民众对“美”和“女人味”等字眼退避三舍，美被看作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价值。另一方面，女性自我意识被内敛化与封存，国家有意淡化性别意识，甚至直接去性别化，导致性别淹没，女性的性别意识被迫淹没在革命激情和工作（或劳动）激情中。对于当时的女性而言，如果她们所穿的服装不符合当时的着装规范，社会自然将着装与其思想意识和道德水准直接挂钩，并对其进行社会制裁。
（三）“社会认同”凌驾于“自我认同”
从消费者的心理看，着装时尚具有认同功能。认同可以分为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前者指通过着装把自己归于某一类型的人；后者则是把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表现个性和特殊性。“身份认同论”强调消费者通过着装时尚展现个性，建构自我认同。而本研究发现在一个以抑制型集体意识占主导的年代，人们的个性和特殊性受到压制，更多是强调共性和与他人的一致性，因而，从认同功能看，社会认同被凸显，自我认同受抑制。表现在着装上，是千人一面，款式单调，害怕与社会主导的服装款式存在差异。个体通过采纳具有政治合法性的着装时尚而寻求安全感。当时一些有海外关系，或曾在国外工作过的大学教师，出于政治考虑，放弃了崭新的西装和显眼的“中山装”，选择了“工作服”作为自己的结婚礼服；“黑五类”的子女穿上军装，“变成”了解放军，心情激动；“红色外教”也穿上绿军装等案例都表明个体以共性的追求掩盖个性的展示，抑制着装上的自我认同，最大限度地追求着装上的社会认同，并由此获得安全感。
（四）“共性”主导“个性”
从生产层面看，布鲁默（Blumer）的“集体选择论”把时尚的形成看作是基于集体品味而做出集体选择的结果，集体品味的变化导致了时尚的变迁。在他的时尚理论中，品味、集体品味是核心概念。他认为品味与个体的经验有关，形成于互动过程中；品味一旦形成，也会衰落和重构；品味是个体选择的依据、行为的驱动器和引导者。然而，本研究认为：“文革”期间，个人处于社会的总体主义笼罩中，个人被弱化，缺乏个性，很大程度上只是类型化的存在。个体的品味并不完全是个体进行着装选择的依据，也不完全是他们着装行为的驱动器，更不完全是他们着装实践的引导者。多数被访者强调自己当时的着装完全是随大流，出格和另类等可以展现个体品味的着装是他们极力避免的。“红色外教”模仿红卫兵穿上绿军装等案例都表明个体以共性的追求掩盖个性的展示，共性主导个性，共性化的着装不仅是政治保护伞，而且使个体获得安全感。
（五）“无选择的选择”替代“自由选择”
“集体选择论”认为集体品味是在某个领域中进行互动并拥有相似经验的人之间形成的，时尚历经了一个从众多竞争性服装款式中进行自由选择的过程；服装设计师试图表达出某种现代性倾向；采购商通过购买，最终确立某种时尚。“文革”时尚的形成不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自由选择的过程。当时并不存在众多竞争性的服装款式和颜色，甚至布料上的某些图案也经常被指责为具有资产阶级情调而被迫取消，禁止生产。单一化着装时尚的出现是个体无可选择的直接结果。当时社会上关于“奇装异服”的大辩论证明了服装设计师在日常工作中贯彻了国家意志和主流意识形态中有关个体着装秩序的内容。布鲁默认为时尚存在必须具备几个条件，其中包括时尚领域必须对新出现的社会形式持开放态度；在诸多可相互替代的模式之间做选择时，个体必须有相当的自由度；时尚领域能够对外部事件的影响、新行动者的加入和内部互动方式的变化这三种情况持开放态度。笔者对“奇装异服”与国家规训的研究表明：西方市场化条件下的着装时尚领域中所谓的“自由度”和“开放态度”等在“文革”时期根本不存在。
（六）“文化中介人”即国家
“文革”期间，国家及其政治意识形态对人们日常生活的着装实践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国家是个体着装合法性的立法者和阐释者，并通过相应的媒介和舆论工具将着装信息传达给社会大众。媒体、记者的报道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意志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映，缺乏自我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因而，媒体及记者背后的国家及其相应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着装时尚价值的立法者。军装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服装，而且也是一种最具有“革命用途”和“革命作用”的政治合法性物品。它的社会属性远远超越于作为一种普通消费品的自然属性，日常生活世界的普通人完全按照社会政治权力关系赋予这种消费品社会意义以区分它、对待它并使用它。这种特殊物品的社会意义背后隐含的是一种政治符号价值体系，与这种符号价值体系相对应的是一套由国家意志和主流意识形态决定的、特殊的社会价值规范系统及其背后的社会道德秩序。
如上所述，“文革”时期个体的着装具有一种特殊的政治符号价值，它在特殊的社会情境中起到了地位符号的作用，它能够将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成员区分开来。与西方着装时尚理论不同的是：凡勃伦（Veblen）认为着装体现了不同社会地位的成员在金钱支付能力上的差异；而在布迪厄（Bourdieu）看来，着装体现的是不同社会地位的成员在品味、文化资本上的差异；而在本研究中，着装体现的是国家赋予个体着装政治合法性上的差异，是着装者在社会给定的政治坐标中所拥有的政治资本的差异，军人、工人和干部等在社会声望体系中居于较高的地位，他们的着装自然成为大部分社会成员模仿的对象。社会大众对他们着装的模仿是当时消费政治、消费制度和消费意识形态作用于个体着装实践的必然结果。
三、 结论
总体主义背景下的时尚是一种独特的时尚，它是自上而下树立的时尚，与政权的合法性资源紧密相关，工农、军队、国家干部、红卫兵的日常着装结构性地成为具有合法性的时尚着装，这是“文革”时尚的结构性特征。 “文革”时期日常生活的高度政治化导致了身份认同的危机，符合合法性的着装时尚具有政治认同功能与政治保护伞功能，为自我瞬间的整合提供了可能性，这是“文革”时尚的建构性特质。这种时尚的产生与传播是国家与民众双向互动的结果。
“文革”时尚是一朵病态的奇葩，它力图借助特殊的着装制度将普通民众的思想彻底革命化。它刻意回避除了政治光荣与政治梦想之外，普通民众还有平凡而琐碎的日常生活这一客观现实。它鼓吹极端的个人崇拜和政治忠诚，对国家和领袖顶礼膜拜。在着装领域，民众不过是一些矮化的个体，是没有个性的群氓，是摒弃了私人利益，祛除了个人情感与立场的革命工具。政治化的着装掩饰了国家和民众的苦难，人为地制造了社会的区隔与仇恨，着装是否具有政治合法性成为个人政治身份非红即黑的政治标签。因此，政治化的着装也成为“文革”灾难的一种助推器。
“文革”时期政治化的着装本身有时代的土壤环境，它与狂热革命年代的红色标语、红色口号等连为一体，构成一套具有历史印迹和时代特征的红色话语。这种时尚的精神基调是革命与造反，哲学基础是斗争哲学，价值内涵是阶级斗争，它们构成了“文革”的精神叙事，这也正是“文革”时尚的政治意涵。
在这种革命叙事的背后，可以窥见非市场化条件下时尚独特的产生与传播逻辑，即时尚的中国式产生与传播机制。与市场经济的竞争逻辑不同，总体主义背景下的时尚遵从权力和资源的垄断逻辑，其产生与传播的背景包括列宁式政党、军队和国家政权，这三者构成威权的权力架构，此外，总体主义的社会控制系统、密不透风的国家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三者共同构筑了总体性社会的时尚文化。
转自《共识网》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