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我与北大，兼说我与清华
我与北大，兼说我与清华
－－作者：孙立平
我是 77 级的。 1978 春进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直到 2000 年初离开，在燕园生活了差不多 22 年。
2000 年初，转入清华，应该是明年正式退休，差不多是 20 年，和在北大的时间差不太多。
正因为在这两个学校都待过这么长时间，而这两个学校不但挨着是邻居，而且还经常被并提，于是就经常有人问：这两个学校哪个更好？你更喜欢哪一个？这时，我经常开玩笑地回答说：天下乌鸦一般黑。
这当然是开玩笑的，但也不是没有意思在里边的。意思一是，两个学校彼此彼此。意思二是，无论在哪里，我和这体制的关系也都是一个德行，若即若离。说到这儿，想喷的人请慢点下嘴。因为在谈到这个与体制的关系的问题时，我一般还有一句话呢：就是美国大学的那种体制，我也和它上不来。这说明，这不是体制的问题，是我个人性格的问题。
我想我的性格可能最适合做一个个体户。其实个体户也不行，最合适的，假如我有那能力的话，是炒股票，因为操作过程中既不涉及体制，也不涉及人际关系，而这两者，都是让我头疼的。
好了，扯 远了，还是回头说乌鸦。
用乌鸦来比喻与我关系最密切的两所学校，绝没有抹黑或不敬的意思。实际上可能恰恰相反，在这当中隐隐约约有一种独特的亲昵感在里边：这话，我能说你不能说，在中国，有资格说这话的有几人？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有时我们看到一对感情甚笃的老头老太太，老太太脸上洋溢着一种幸福的表情，叫着死老头子。如果你能理解这个，也就能理解我那几句话了。
我知道，就是有上面的解释，我的这种比方也是不得体的。但我的意思是明白的：我爱这两所学校，尽管她们也都有各自的毛病，起码在中国，她们还是最优秀的学校；他们的一些独特的气质，不是你别的地方用多栽点树引进点人才能够企及的；更重要的，我人生最重要的那一段，是和这两所学校联系在一起的。你说，我能不热爱这两所学校吗？
但即便是这样，还是有人问，喜欢哪个多一点？真的不太好说，如果你非得逼着我分出个一二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择喜欢北大更多一点。
首先得解释一下。我这么说，没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意思。清华是所很好的学校，清华待我不薄。我现在清华的工资虽然只有年轻教授的三分之一，但那不是学校不给，而是我不要的，是为了自由一点主动不要的。然后，还有一个经常的说法，清华是不是更左一点？很多人问过我这话，我的回答基本是两点。第一，作为一个普通教师，我能感受到的是小环境，我们的小环境不错的，与北大没有什么区别。第二，左右的问题不能绝对化，左派中也有好人，右派中也有坏蛋。所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那为什么爱北大会多一点？我想最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我青春的尾巴是在北大度过的。我 23 岁进入北大学习， 40 多岁离开，结婚生子都在北大。人都是这样，童年、青年是浪漫而充满激情和梦想的，因此，你的青春是在哪里度过的，自然对哪里的感情会更深一些。当然，那时北大的校园更漂亮一些，也算是一个原因吧。
二是你离开哪对哪的感情就会更凸显一些。注意，我用的是凸显这个词。人们通常讲，距离产生美。你离开了一个地方，它现实中的一些细节就比较模糊了，留下的更多是记忆，是带点玫瑰色的记忆。而你现在所在的地方，则要感受她一切如意和不如意的细节。
所以，我们经常说，谁最爱国，海外的华人最爱国。这是有道理的。但说得更准确一些，那其实也不能完全叫爱国，有时更多的是思乡。再打个比方，我的老家在东北，这些年东北很多年轻人都跑了。但到春节，他们中的许多人又急吼吼地往家乡跑。他们的思乡之情，比仍然留在东北的浓烈多了。
但我们很少听到仍然留在东北的人说我怎么热爱家乡的。相反，经常听到的是他们对家乡的抱怨，但抱怨完了，他们还是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着。你能说，出去的人就比留在家乡的人更热爱自己的家乡？如果你会这么想，你那脑子得是一个什么样的脑子啊？！
拉拉 杂杂先写这么点，是为一。
前些天，北大又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新闻，就是那石狮子，就是那石狮子的那个被那什么了。
在我们的文化中，那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象征着阳刚之气。从风水的角度说，它又是和运势联系在一起。 ‘
因此，这总归不是一件好事情，尤其是作为北大人，总该表现出某种愤怒。但我看了一下，哪怕是以北大为背景的微信群里，人们的愤怒都是很克制的。这首先也许是因为在疫情中，大家的心思都在疫情上面，也不好为那个操过多的心。但更可能的是，也许是久痒不觉其痛吧。
但很有意思的是，很快就出了一篇文章，《北大阉狮案，清华：这个锅我不背》。一看题目人们就知道，这肯定是来蹭热度的。当然，不是清华要蹭，不是清华的校友或学生要蹭，因为不论是清华还是清华的学生校友，都不至于这么无聊。蹭热度的是公众号的作者。
但不管怎么说，北大出了件小事，有人要用清华的名头蹭热度，也说明这两个学校关系之密切。就这个密切，我说两件我曾经经历的小事。
一件是 1999 年底，我办从北大到清华的调动手续。办手续，那时候是有个转单的。也就是一张纸上有若干个格子，每个格子上有一个单位的名字，你和这个单位的事情结清了，就给你盖个章。比如，图书馆的书还清了，图书证注销了，表明和图书馆的关系了结了。直到把所有的格子都盖满了公章，也就表明和北大的关系彻底了结了，没有什么牵扯了，人事处才给你办调动手续。
但在我按照转单办手续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没想到地卡了一下。什么地方？房产处。记得具体负责盖章的是一位大约 50 左右的女性。她看了看转单和证明，然后一抬头：怎么？调到清华去？我说：是啊，您给盖个章。这位办事员想了想，突然说，不能给你盖。我问为什么？她说，清华还欠我们 50 万采暖费呢。她说的意思我能明白，北大清华犬牙交错，可能是因为清华有的房子是在北大采暖范围内，是北大给供的暖，但采暖费没结清。但问题是，你们两个学校采暖费的事与我工作调动有什么关系啊？我这么一说，她也乐了，可能也确实觉得没什么关系。于是，马上给盖了公章，其实，她也就是想发泄一下。
还有一件事情，是 2003 年非典期间的。
北大清华有个共有的小区，叫蓝旗营。这是一个很独特的小区，是当时为了解决两校骨干教师的住房问题，由教育部重点支持建设的。这个工程当时号称是三个一：一百亩地，一百个院士，一千个教授。小区的东半部分是清华的，西半部分是北大的。
先说一个插曲啊。当时蓝旗营小区在建的时候，我还在北大。你要知道，在当时，房子是多么金贵的东西啊。所以，大家就不时地跑到工地上去看看，房子盖到什么程度了。等到楼房的摸样出来了，北大教师中就开始传说：你看，清华那帮家伙多坏，把他们那边的窗户设计得很大，把咱们这边的窗户设计得很小。因为大家都知道，清华有个建筑学院，还很有名。坏事估计就是他们干的。当然了，大家想想就能明白，其实这就是心理作用，一个小区弄出两种窗户来，这不是没事找事吗？但在当时不一样，怎么看也是觉得窗户就是有点大小不一样。
后来，入住了，我也就到了清华。和清华的朋友一聊天，咱们的窗户一样大啊。清华的朋友也乐，说那怎么可能呢？但他们也骂，但骂的和北大人骂的不一样。
他们说，你发现没，有些房子的户型设计得很不合理，有的厨房给放在两个卧室中间。一看就是没有居家过日子经验的人设计的。谁呢？肯定是学生。于是大家就开始演绎：两校共同建一个小区，清华又有建筑学院，设计肯定是清华负责；工程设计是要有设计费的，清华肯定不愿意多出钱，设计费肯定很少；设计费少，教师肯定不愿意干，但还得交活，怎么办？只能让学生当课堂作业来设计，于是就给设计成了这个德行。这个说法当时很流行。
我们到清华之后，是新建了一个社会学系。但新建的系不可能马上就有博士点，于是就把我们并到了建筑系的博士点当中。当时的吴良镛老先生还特别重视建筑学与社会学的结合。这样，我们就认识了不少建筑学院的教授。记得当时我还向建筑学院的老师求证过这件事，但印象当中好像也没问出什么结果来。我估计，这其实也是大家编的一个故事而已。
好了，还是回到非典。
蓝旗营小区紧挨着清华，从小区的北门出去，就是清华校园，而且那里离清华照澜园商业区也比较近，所以大家平时买点菜啊，生活必需品啊，都要走那里。
这在平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大家随随便便地进出。但非典一来，不行了。那一次虽然没有这一次封闭隔离得这么严格，但面对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疾病，用隔离来防范是必不可少的。于是，小区的北门，就封闭了起来，实行刷卡制度。卡是清华弄的，肯定是清华的人才有的了。因为那个门，既可以理解为是小区的北门，也可以理解为清华通向小区的小南门。从清华的角度说，我没不让你出小区的北门啊，我只是不让你进清华的小南门啊。道理和逻辑是非常清晰的。当然了，这是同一个门。
但这样一来，住在蓝旗营的北大老师的买菜购物就成了问题。回北大去买吧？要走到北大东门，经博雅塔，然后再曲里拐弯走很 远，才能到北大三角地的商业区。很明显的，这在当时的疫情情况下，是不现实的。我也是听说的啊，当时北大的校长给清华的校长打了电话，也没解决北大教师进入清华买菜的问题。作为一种折中的办法，清华副食店用车拉着青菜到小区来卖，算把问题基本解决了。
啰啰嗦嗦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也没什么意思，如果说这些事情都挨着点边的，就是北大和清华这两个单位。是啊，单位曾经是，甚至现在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我们生活世界的基本单元，我们的生活和单位密不可分。这次疫情也再一次让我们感受到这一点。
转自《 孙立平社会观察》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