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 ：关于章门弟子
关于章门弟子
－－作者：孙郁
2016 年 6 月 14 日，是章太炎逝世八十周年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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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候的章太炎
我在二十岁的时候偶读到章太炎的文章，一头的雾水，如入迷津，不知东西。对他发生兴趣，是因为后来工作的关系，但依然不能讲清他的学问。那样的知识谱系，我们现在鲜能了解了。但谈近代以来的文化史，则不得不涉猎这个学者。他的学识对同代人冲击很大，流音所在，荡涤了世间的旧物，在许多领域都有他的余响。世间因这样的人物的存在，变得丰富和神奇起来。后人对他的好奇，自然有着道理。
章太炎一生的活动主要在南方，但他的辐射力却在北方四溅。那原因是北方有许多他自己的学生。我七十年代在大连读书，有位老师就是章黄门派的人物，讲音韵训诂颇为有名。每言及章太炎，则神态庄重不已。据说现在搞文字学的，谈到晚清学术，对章氏依然是推崇的。可惜我读之甚少，不知其态。偶读他的书，见其往来古今的峻急与洒脱，内心对这位前人是敬佩的。因为那样深切的文字，我们真的有点学不来的。
张中行在《负暄琐话》的一篇回忆文章里讲到章太炎北上来京讲学的情形，场面隆重，且有意思：
是一九三二年吧，他来北京，曾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讲《广论语骈枝》（清刘台拱曾著《论语骈枝》），不记得为什么，我没有去听。据说那是过于专门的，犹如阳春白雪，和者自然不多。幸而终于要唱一次下里巴人，公开讲演。地点是北河沿北京大学第三院风雨操场，就是五四时期囚禁学生的地方。我去听，因为是讲世事、谈己见，可以容几百人的会场，坐满了，不能捷足先登的只好站在窗外。老人满头白发，穿绸长衫，由弟子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五六个人围绕着登上讲台。太炎先生的个子不高，双目有神，向下望一望就讲起来。满口浙江余杭的家乡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由刘半农任翻译；常引经据典，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说话不改老脾气，诙谐而兼怒骂。现在只记得最后一句是：“也应该注意防范，不要赶走了秦桧，迎来石敬瑭啊！”其时是“九一八”以后不久，大局步步退让的时候。话虽以诙谐出之，意思却是沉痛的，所以听者都带着愤慨的心情目送老人走出去。
章太炎一生来北京的日子不多。对北方的混乱生活或许有不习惯的地方。他似乎不太喜欢帝京，被袁世凯囚禁于此的苦楚且不说，对其间的官气不以为然。大概 1916 年吧，国史馆长王闿运逝世，一时间一些人主张章氏出来接替此位。他拒绝了。文史馆这个名字易使人想起“正史”二字，可他偏偏喜欢野史。而且北京的染缸太深，自己以为不习惯者多多。他在给弟子吴承仕的信中谈到了对京城的看法：
清之末造，业多败坏，及袁政府跳梁五岁，鸡鸣狗盗，皆作上宾，赌博吸烟，号为善士。于是人心颓靡，日趋下流。然外观各省，其弊犹未如京邑之甚也。同是各省所产之人，而一入都城，泾渭立判，此则咎不在社会，而在政治审矣。若中央非有绝大改革，虽日谈道义，渐以礼法，一朝入都作官，向恶如崩，亦何益乎？（《章太炎书信集》三百二页，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章太炎对北京政治环境的失望，和己身的经历有关，是有诸多理由的。他不喜欢北上做馆长，安于在南方为学，在那时也非一般贤达之人可以办到。那时候他的许多学生，都在北京做事，为官者也有的。奇怪的是，这位在文化上很有古风的人，弟子多是新文学创作的干将。新文化运动之后，他的学生多以新面孔出现，与老师的距离越发远了。但就精神气质而言，还是接近者为多。他的狂傲之气，在学生那里多少也有一些延续。
关于章门弟子的故事一直有各种版本。相关的文章也有一些。我留意一些资料，能发现这个群落的匪气和儒雅之气的杂糅。最有反骨的弟子们，在老师面前却显得恭恭敬敬，旧道德气不减。 1914 年前后，黄侃来到北京教书，所授之课多与章太炎的学问有关。 1915 年章太炎被袁世凯囚禁在北京钱粮胡同，黄侃一度伺候老师左右，后被警察驱走。他平时为人刚直不阿，在学识上独步文坛，不屈服于流俗，但对章太炎则一直持弟子礼，不逾雷池。学问有所进益，不都与老师同，但在内心，对老师尊敬有加，旧的操守是严明的。
章太炎以学问鸣世，随他读书的学生多是掌握了其间的知识的，但因为个人爱好修养不同，后来的路，各自东西，不为外人所囿。也造成大势，一时席卷学林。民国间的流派多多，章门的余音缭绕，直到今天依然回响不已，说起来是大可感叹的。
新文化运动前几年，北京大学文科一些领域被章太炎的弟子们所左右。比如 1912 年教育部召开“读音统一会”，研究注音符号问题，会议意见不一，思路各异。据许寿裳回忆，或主张使用国际音标，或推荐清末简字。最后章太炎的弟子们的看法占了上风。胡以鲁、鲁迅、朱希祖、马裕藻、许寿裳联合提议使用章太炎的注音符号，得到大会的批准。大凡是章门弟子，都是一个标签，意味着学问过人。连沈尹默这样没有接受过章太炎教育的人，因为兄弟中有章太炎的学生，也与有荣焉，被视为同门人物。中国这个地方讲究出身，章太炎晚年的学生无数，许多是要沾点仙气，未必都是冲着学问而去。鲁迅对此看得很清。所以当人们大谈老师的学问的时候，他却闭口不言。在鲁迅看来，章太炎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人间情怀，是个斗士。大凡不懂此者，离老师大概就远了。
章太炎并不漂亮，那神态和他的书法颇像。苍老而温和。他平日喜欢吸烟，房间常常烟雾缭绕。许寿裳说他不愿意锻炼，对金钱没有什么概念，真的潇洒得很。他为人古怪，但也热情，谈天时庄谐杂出。学问耀世，对历史、典章制度、风俗人情，多有了解。此翁以狂放出名，精神的亮点多多。比如说学术如果从私学开始，总比官学要好，自下而上要强于自上而下。都是会心之言。在那个时候有那么多人随其读书，跟随着觅路，不是没有原因的。晚年他被学生所包围，大概已没有了早年孤军奋战的焦虑。一面也被掩饰在学问之中，成了圣人式的人物。有人也谬推知己，混在其间，连太炎先生自己也被陷入雾中。这或许是名人的不幸。他自己也未必都意识到了。
2
这种得意的情感，在其言语里时常可以看到。他的学生甚众，有的后来显示出很高的才华，居于要位。对此，章太炎是私下暗喜的。他曾对弟子汪东说，学生中有“四王”：
先生晚年居吴，余寒暑假归，必侍侧。一日，戏言余门下当赐四王，问其人，曰：“季刚（黄侃）尝节老子语天大地大道亦大，丐余作书，是其所命也，宜为天王；汝为东王，吴承仕为北王，钱玄同为冀王。”余问钱何以独为冀王？先生笑曰：“以其尝造反耳。”越半载，先生忽言，以朱逖先为西王。（《黄侃年谱》三十七页，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章太炎谈自己的弟子，大概最欣赏的是黄侃了。因为在学问上，黄侃继承他的学识多多，且有新的发现。谈到黄侃的学问，行内多有誉词，我们这些外行难得其意，但我们看他的诗文，可以知道其率性之美，内心的感情丰沛。他在乱世，不都是书斋气，很不容易。比如在晚清的革命，他对军阀的态度，和章太炎很像。在《民报》上的文章，呼应了章太炎的思想，才华是出众的。他跟章太炎学习，相处很好。章太炎回忆说：“余违难居东，而季刚始从余学。年逾冠耳，所为文辞已渊懿凡俗，因授以小学、经说，时亦作诗相唱和，出入四年，而武昌倡义。”学识的渊博与忧国之思过人，在那时候引起许多人的注意。关于辛亥革命前后的黄侃行踪，后人多有记述。相关的资料印证了他与老师之间的深切感情。学术理念与报国之志，水乳交融。 1907 年，黄侃在《民报》发表《释侠》，气象宏大，有怨怼之声，是章太炎式的感觉。“尚武”意识浓浓。我相信关于侠的理解，是受到章太炎的影响的。鲁迅那时候也在日本，神往的也是“侠”与“摩罗”意识。那时候留学生的报仇雪耻之心，灭清兴汉的民族意识，经由章太炎及他的弟子，便成了学术话语的一部分。
黄侃文章狂放，不拘小节。他的时文写得不多，偶有创作，语惊四座。 1911 年，曾写《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其音酷烈，不亚于鲁迅之文。无政府主义与暴动意识一看即明。他写的文章，古风浓浓，诗歌也多难解。大概太注重学术，反把自己的性情遮掩了。后来在北大讲课时，出语不凡，多有奇思。那时候新文化运动出现，他对此不以为然。还不时讥讽章门的朋友。钱玄同本来和他关系较好，因为新文化运动出现，黄侃颇有看法，两人还有过冲突。黄侃的讥讽白话文，与林纾不同。他是没有道学气的。也非文学的复古。他的学问里有庄子式的坦然，主张率性而行。比如研究《文心雕龙》时，强调的是“自然之道”，这是他的审美精神里的元素。不过这自然之道不在平民的表达里，却在士大夫的表达里。这和钱玄同就不一样了。黄侃对俚语入诗不以为然，认为破坏了文气。他看到胡适的《尝试集》，以为颇怪，亦多可笑之处。在课堂上有所数落，内心是看不上新文化诸君子的。
同样是率性而行，钱玄同、周氏兄弟向着民众的方向走，主张平民文学和汉字改革。而黄侃则回到魏宋之间，取古风而得自在，恪守士大夫的营垒。黄侃拒绝白话文的根据是，文学有雅俗之变，俗可以雅化，而雅不可趋俗。“故一代必有应时之俗文，亦必有沿古之词制。观于元曲，胡语村说，杂然并入，而亦文之以词语中锦字隽言。斯可以知雅俗参杂之故。乃夫时序一更，则其所谓雅者依然；而所谓俗者，乃不复通用。”这个看法，周氏兄弟与钱玄同都批评过，连喜欢古史的朱希祖也赞成白话。章门弟子在此的分歧是显然的。
陆昕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说，黄侃的可爱是“青年时曾为反清革命履危蹈险出生入死，而光复后不自居功，不取富贵，宁辞省府秘书长之险职而甘为一介贫民”。这是人格的注解。所以在民国间他骂读书人，实在也有自己的资本。看黄氏的文章觉得清脱、飘洒，没有一点媚俗的因素。自己独来独往，性情毫无污染之处。
他的性格，大概是外硬内柔的。对自己膺服的人，很有感情，绝不冒犯。而对自己的朋友、弟子，有时亦有柔软的地方。自己虽不喜欢白话文，却知道是大势所趋，还私下对学生陆宗达说，要会写白话文，不然不方便云云。这看似矛盾，实则很暖意的地方。黄侃在北京的时间不多，离京后几次返京讲学，对北京的古雅气是喜欢的。他初来北京曾有诗一首：
依然繁华盛长安，
五噫谁同梁伯鸾？
乐府犹闻歌玉树，
仙人已见泣铜盘。
兴亡自是诸君责，
功罪须从异日看。
酒罢登楼一惆怅，
西山斜照近阑干。
1928 年，他从南方来北平，重访旧地，游北海时，赋诗一首，句子还是很沉重，其中有句云：
神武门头夕照阑，
御沟流水去无还。
重来不觉风光改，
愁对车前万岁山。
黄侃对北京的感情复杂，他后来一直在南方生活工作，大概有其自己的考虑。北方的风沙大，政治气候似乎都不及南方好，他自己的南人的脾气，是从不改变的。据说在北师大教书时，他出言不逊，被学生告发，吴承仕出面相劝，却与之不快久久。 1926 年底去北师大教书，只待了不到一年。我注意到他在北京期间留下了许多故事，显得怪异不已。后来离开北京去东北，又去南方，实在是觉得北京不适宜于自己。吴承仕本来对他很好，但却也与之闹翻。加之那时儿子去世，心情黯淡。其诗云：
故里成荒废，微生任转蓬。
无心来冀北，何意适辽东。
豺构王尤叹，鳞伤恐亦穷。
望思新结恨，行迈旧忧重。
……
此诗很忧伤，一点没有狂放的样子。据说他当年住在友人吴承仕家里，与之生隙后，愤而离之，在墙上写着：“天下第一凶宅”。真的狂放极了。可是他的诗，有时也不免凄苦之色。人的一红一黑，一明一暗，并不都统一在一起的。
3
章太炎故居，章太炎书法
因为章门的势力过强，也因此遭到妒忌，那些追随者也颇遭一些非议。陈西滢讥讽的“某派某系”，就有章门弟子无疑。北大一些学人喜欢静谧的书斋生活，对狂傲者多少是不满的。章氏学识为天下罕有者，这是谁都知道的。他的学问和近代的革命分不开的，其学生也带有激进狂傲之风。黄侃、许寿裳、鲁迅、钱玄同、周作人、沈兼士、吴承仕、朱希祖等，都有不凡之气，余风所及，使文坛往往不安于固定者多多。一般来说，他的弟子或纯书生意气，或以斗士为姿。也有两者兼于一身者。而这里，在帝京的弟子似乎影响更大，五四运动的健将者，多是这些学过音韵训诂者。因学识而引起革命风潮，章氏的流脉为他人所不及的。
在诸多学生里，钱玄同是个很有趣的人。他的文章学问不算突出，而历史上的功德亦不可小视。他早年去日本，随哥哥钱恂接受日式教育，遂入章氏门下。回国后不久到北京大学教书，所讲的也无非章先生的那些东西。有一年我去湖州，在街市里遇到余君，告诉我钱玄同的家族遗址，便在河岸眺望半天，见鱼米之乡的景致，忽想起赵孟以来湖州的书法家，觉得钱玄同是沾染了故土的神气吧。这个江南才子，书法好，文章也颇有个性，为人热情，处事没有世故的一面，偏偏有北方汉子的粗犷。后来那么喜欢北方的风物气候，想起来都很有意思的。
许多接触过钱玄同的人都很喜欢他。热情、豪放，没有一点架子。但因为口无遮拦，遭到文人的讥笑也是不可免的。他的谈小学的文字，我几乎都不懂，不能乱下结论，但文章自是一格，不同于一般文人。五四间，他写文章大骂旧小说之不通，并非都是自己的发明，有许多是从章太炎那里来的。章氏对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有两点不能不提。一是进化的观点。太炎先生和钱玄同通信中多次讲到词语的周转，演化，古音与今音的不同，字体如何演化，都有涉猎。这个思路转到社会学领域，真有点进化论的痕迹了。二是取周孔之学教之，不以佛经与景教为体，保持古风。这对钱氏影响深远，他一度主张复古，也是有一定根据的。章太炎的思想，还是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
他和章太炎的通信始于 1906 年，恰是留日的时期。新文化运动前，通信颇勤，所谈亦广，除说文解字之学，还偶涉时局与教育时风，内容很杂，但彼此的内心情感，却一一流露，可感念的地方很多。章太炎对新文化运动不以为然，可是新文化运动流着他的因子也是出乎所料。你看钱玄同的口气与章太炎多么相似：
弟以为古代文学，最为朴实真挚，始坏于东汉，以其淫词多而真意少也。弊盛于齐梁，以其渐多用典也。唐宋四六，除用典外，别无他事，实为文学“燕山外史”中之最下劣者。至于近世《聊斋志异》《淞隐漫录》诸书，直可谓全篇不通。
这是 1917 年钱玄同写给陈独秀的信。对照一下章太炎 1910 年致钱氏的信，能看出内在的一致性：
议论欲直如其言，记述则直书其事，不得虚益华辞，妄增事状。而小说多于事外刻画，报章喜为意外盈辞，此最于文体有害。（授八股者云：文章最忌老实，斯语渐然人心，为祸至烈。文章最要老实，所谓修辞，立诚也。）既失其末（书札文牍），又不得其本（高文典册），学此果何为者？以此为令学子反思，则自解其意矣。（《文史通义》中《古文十弊》诸篇亦可讲）又曰：“识字为人人所当务。中国文字既以形体相连，自不得做体别字。欲不作破体，非治《说文》无由。然小学之业，非传书正体而已，其言高者，则言语文文字相互为根。他国皆有语学，中国宁独无之？欲知语学，非以《说文》为本，辅以《尔雅》《方言》诸书，则无其道径。语其下者，则解说经籍，润色文辞，亦非小学不举。若不知其意，而徒用古人成语，如蒲松龄之小说，袁枚之辞章，其不通处甚多，学之适以增愚，书之有靦面目。诸生为学，果学愚乎？抑学制乎？”此种语须言之刻骨，发其荣观之念，振其媿耻之心，则教授亦能顺受矣。（《章太炎书信集》一百十九页，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翻阅五四前后的文章，发现许多观点从章太炎那里得到启发。比如关于共和的问题，章太炎曾和他讨论过，以为中国纪元之说，以共和为是，根据是《史记》的观点，以民主为是。后来钱玄同发表《共和纪年说》，沿用的就是章氏的看法。他在《新青年》的文章，在气韵上略带章太炎的痕迹，只是过于直白，不及太炎先生那么厚重古朴，失之简单了。再比如在《国音沿革六讲》里，就认为《国风》乃先秦的雅言，非地方口语。就根据的是章太炎的见解。那时候一些学者希望把北京音定为国音，他却持疑义，以为以首都语音为国音问题很多。此看法多年前章太炎在给他的信里就说过。他们师徒的思路，我猜测和民族主义情绪有关。深味音韵史的钱玄同认为，北京话是元代以来北方流行的官话为基础发展来的。它借用了政治力量造成大势，给人不小的冲击，但元代与清代，都是异族掌权，钱玄同和自己的老师毕竟不太舒服。他们在讨论语言学时的大汉族意识显而易见，说其有褊狭的地方也难说不对。
周作人在回忆章太炎的弟子状况时，讲到钱玄同和章氏的关系，其中说《太炎文录》的出版就是钱玄同出力所为：
太炎先生的著作，除民国以前，有过零星出版外，计有三次汇刊。第一是浙江图书馆木刻的《章氏丛书》，是他全集的基本，流布得算最广，《检论》等三种都在内。第二是《章氏丛书续编》，只有四册七种。系一九三三年在北京刻板，由其旧日门人醵资而成，印刷甚精。我藏有蓝印者一部，卷首有一张相片，手指间卷烟出烟屡屡可见，照得极好。刻好后原拟将全部木板赠给章氏，终于不果，而抗战发生，这板的行踪遂不可查考了。其中有一卷《新出三体石经考》，由钱玄同手写付刻，太炎先生似甚为满意，手写序文云：
吴兴钱夏前为余写《小学问答》，字体依附正篆，裁别至严，胜于张力臣之《音学五书》，忽忽二十余岁，又为余书是考。时事变蜕，今兹学者能识正篆者渐希，于是降从《开成石经》，去其泰甚，勒成一篇，斯亦酌古准今，得其中道者矣。稿本尚有数事未谛，夏复为余考核，就稿更正，故喜而识之。夏今名玄同云。民国二十二年三月，章炳麟记。（周作人《〈太炎文录〉的刊行》）
周作人记述的资料，可以看到钱氏与老师密切的关系。章太炎精神的流布，学生们起到的作用不可小视。后来的章门弟子搞起新文化运动，与老师的思想渐存隔膜并不奇怪。可他们身上有的老师的传统那是自然的。就精神的高傲与逆俗两点看，鲁迅、钱玄同、朱希祖等，都继承了老师的传统，他们对后来文化的发展所做的贡献，非一两篇文章可以说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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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兄弟和章太炎的关系远不及钱玄同近。除了一般的礼节外，几乎没有什么交往。周作人对章太炎的感情其实是淡的，不及鲁迅的深切。 1936 年，章太炎去世，鲁迅写的最后一篇文章竟是悼念老师的。周作人却没有行文反映此事。据说章太炎在自定弟子录的时候，并没有周氏兄弟的名字，那也是印象不深的缘故，还是别的因素吧。
我看过章太炎写给鲁迅的一幅条幅。是鲁迅在 1914 年看望囚禁在北京的老师时得到的。字很遒劲，苍润淋漓，内录老子之言，看出他的功夫。奇怪的是，后来鲁迅很少与章氏交往，那一次大概是最后的见面。直到太炎先生去世，鲁迅才念及自己和他无法割断的联系。内心的懊悔多少有些，总觉得自己欠了老师许多东西。
实在说来，在章氏弟子中，真正在思想上继承老师意识的，应说是周氏兄弟。他们两个在许多方面，得其神，遗其绪，仿佛若似一体。其一是思想新，不断摄取外来精神，思想不固定在一地。其二是与流俗颇远，一直坚守自己的立场，思想者的情怀很广。章太炎与黄侃的学问里有人生的问题，在古音韵里建立自己的学说，本于客观事实，与陋儒的距离很远。他们在旧学里坚持独立的思想和人格精神。周氏兄弟则在新的学问里保持思想的自由，开阔的视野是不逊于别人的。这是精神的连贯性。
周作人回忆里讲述了他与鲁迅随章太炎读书的故事。许多地方都很好玩，透露的细节为后来的研究者所津津乐道。章太炎那时候对他们两人很好，没有一点架子，但留学中的周氏兄弟的兴趣在外国文化，随章氏读书不过是补补旧课，重温旧梦。黄侃、朱希祖、钱玄同等人一心在国学里，就有点心无旁骛。章太炎对紧随自己的人印象深深，而周氏兄弟不过一时的弟子，各自东西也是必然的。鲁迅在讲述老师的片言只语时，精神是另外一个样子。他似乎格外喜欢老师突奔的精神个性。虽然对其学识敬佩不已，但是更感兴趣却是他的性情里无伪的形态。这很重要。章太炎性格里的倔强、不屈的因素，在鲁迅的印象里是超过了其学问的。
有一段时间，鲁迅想写部中国字体变迁史一类的书，他搜集了许多的资料。仅藏书就有多部。我想那一定是受业于章氏的偶得无疑。这一本书后来没有动手去做，真的可惜。他与老师的学术联系就这样中断了。
周氏兄弟与老师的距离不仅在西学上，可能在对现实的理解上多有区别。他们都搞白话文，据说章太炎不以为然。鲁迅不敢和章太炎见面，自然有道不同的缘故。他对章太炎弟子中有现实感的人多有好感。比如曹聚仁，两人走到一起，就未尝没有同门之谊。曹聚仁勉强算是章太炎的弟子，和鲁迅交往时，就多次谈及章太炎的功业。鲁迅有点自愧弗如，说了许多感慨的话。在他看来自己和曹聚仁都有点旧学，自然受到老师的影响。可是在根本上，他们是现代社会的文化的建设者。国学固然重要，走新的文化的路，其实是延续章氏学问重要的存在的。
若说周氏兄弟继承了章太炎的传统最多的地方，那自然是都有脾气，学问内外都是脾气。朱光潜评价周氏兄弟时说，一个是师爷气的小说家，一个是师爷气的诗人，很是有趣。鲁迅的打落水狗观点，天下皆知，可是那决然也是有点分寸，对前辈即便有批评的意见，也不愿毫不留情去揭疮疤。这是他的暖意的地方。周作人却不这样。他的学问不及鲁迅与章氏近，后来精神里新的思想多了，与音韵训诂之学离得很远。在论及现实的时候，并不冲淡。大概是 1926 年吧，他写了篇《谢本师》的文章，觉得老师思想有点落伍，竟把“曾文正”奉为“人伦楷模”，是大有问题的。这样的文章，鲁迅不能写，也不愿写。因为还有一点师道的因素。周作人却写出不客气的言词，看来的确在脾气上不让其兄。
其实那时候的章太炎自有内心之苦。就在周作人批评他的时候，他的忧世之心并未平静。 1926 年章太炎手书《通告及门弟子》云：
果有匡世之志者，当思刘晔有言，昏世之君不可赎近，就有佳者，能听至言，十不过三四，量而后入，不可甚亲，乃得免于常。昔人与汉高、句践处，功成便退。若遇中材，一事得就，便可退矣，毋冀功成也。入吾门者，亦视此。（《章太炎学术年谱》三百八十五页，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
周作人那时候对章太炎的隔膜是自然的了，鲁迅也未尝真的懂得自己的老师。看章太炎的手札，难见什么老气，斗士风采依在，只是职业关系，书斋气浓，与社会新潮略远而已。文坛上不喜欢师爷气的人，其实也不欣赏章太炎的发飙。这一点上，周氏兄弟和老师被一些人视为一体。周氏兄弟和陈西滢论战，令我们想起章太炎与保皇党的对峙，其境同出左右，庶几近之。都近于讽刺之意，刀笔吏的风采是有的。鲁迅公开承认自己的笔颇为冷酷，周作人自认身上有绅士鬼和流氓鬼。实在因为现实太黑暗，只有与之捣乱而已。当章太炎专于学术时，周氏兄弟还在肉搏着惨淡的黑夜，你能说不是章太炎旧音的回响？
章太炎以古文说笑怒骂，意在复兴汉文明的伟业，张扬中华民族健朗的思想。周氏兄弟用新文学指点江山，说他们在建设新的精神也不为过的。也由于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鲁迅会说出这样的话：“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留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周氏兄弟得到的革命情结要多于学术，这个看法其实是内心的真实写照。学问可以靠努力为之，而人生境界，只靠读书还是不能都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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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人的激进，是彼时文化的一个景观。有人说在激进的人中，周氏兄弟名为第一，其实也未必对。要是读一下《吴承仕文录》，当惊异于章氏最得意的人，其实时髦得很，不仅西化，且成了马克思的信徒，这是连章太炎自己未必会料到的。
我读吴承仕的书，印象是有学问，对老师的东西知之甚详。他对社会问题颇为关心，思想在太炎与马克思之间徘徊，最终成了精神界的叛逆者。有一次舒芜先生告诉我，吴承仕在北师大授课，内容也是音韵训诂之类。讲不过钱玄同，遂改行讲马克思主义。舒芜说这是人们私下的议论，未必可信，但传得很远，也值一思的。从旧学一下子转入新学，是什么原因，不好说清。
吴承仕，字检斋。安徽歙县人，生于 1884 年。去世于 1939 年，年仅五十五岁。他跟随太炎先生读书时比较刻苦，彼此交往很深。查章太炎书信集，致吴承仕的信札可能最多，内心的相通之处是一下子可见到的。章太炎欣赏黄侃，也喜欢吴氏。曾说吴“文不如季刚，而为学笃实过之”。我们看两人的通信，当相信此话不错。
吴承仕在北平教书，却不喜欢旧文人的那一套。他在师大做国文系主任，和周作人那个圈子的人不太亲热。偶尔对北大、燕大的贵族气很有微词。三十年代，他自费办《文史》杂志，欣赏鲁迅的文章，邀其写稿。鲁迅以唐俟笔名刊发《儒术》，谈文史掌故。这样的文章，鲁迅写得很少，寄来后大得吴氏的欣赏。鲁迅借着谈儒家文化，讲述中国儒生在乱世靠学问自寻生路，丧失精神价值的过程。那文章很妙，有着弦外之音。吴承仕遂撰写两篇文章应和之，以为是确切之论。
鲁迅批判儒术里的奴态，都靠史料说话，仿佛是掉书袋，但字字见血，对腐儒的讽刺可谓深矣。因为杂志是讲文史的，便也不得不书卷气。可是内容却耳目一新，多弦外之音。那是对旧式读书人的失望吧。其实那时候北平的文人多是类似的状态，鲁迅殊不满意。鲁迅不仅讲了“儒术”，也谈到了“儒效”。吴承仕便写了《续〈儒效〉》、《续〈续〈儒效〉〉》。观点颇为一致。在鲁迅与周作人之间，他显然是接近鲁迅的。
有趣的是他在文章里不仅骂了腐儒，而且还骂了梅兰芳。文章如下：
且今之“博士”，古之儒者也，今有不读《论语》《孝经》之博士，断无不通“鲜卑语”之博士，其明效大验已如此。若夫半男半女，亦阴亦阳，猫儿艺术，××行藏，唱念做打，昆乱皮黄，散花历乱，舞“带”郎当，蛾眉螓首，荡气回肠，缠头十万，侍酒千场，蜚声北献，载誉扶桑，博外宾之爱宠，增祖国之辉光，则有不读《论语》《孝经》，不善“鲜卑语”，而专以“弹琵琶”而得“博士”者矣。然则《论语》也，《孝经》也，鲜卑语也，弹琵琶也，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夫如是而后“儒术”备，而后“儒效”也。（《吴承仕文录》七十七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鲁迅虽棘刺过梅兰芳，但不及吴承仕重。《儒术》批评的是读书人，吴承仕殃及了梨园中人，还是大有杀气。这两篇文章，都受鲁迅的启发而来，文字却不及鲁夫子老到。通篇直白，毫不掩饰内心之情，那也正是章太炎式的脾气。
《文史》创刊时，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周作人、俞平伯、孙席珍、黎锦明、赵景深、张我军都写过文章。只是存活的时间太短，不久就停刊了。在北平最灰暗的时候，吴承仕开始左转。他做系主任时，设立了许多新课程。据张致祥介绍， 1934 年以后，他请陈伯达讲先秦诸子，曹靖华授新俄文学选，齐燕铭开中国通史，李达的课是唯物辩证法。可谓是一种革新。我觉得他的左转是真诚的，是一种自愿的选择吧。日本入侵北平后，他投身于抗日，颇为积极。与周作人比判若两人。想起那一段历史，他和自己的老师与师兄比，已经走得很远了。
关于吴承仕的传说很多。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时髦。穿西装，打网球，真的是新式的读书人。可是偏逢乱世。１９３９年，他逃出北平，在流浪中染病不起，早早离世，让人无限感伤。其实我有时也想，假如他那时候和陈伯达一起去了延安，会如何的命运？左派乎？右倾乎？真的不好猜测。在章门弟子中，他的奇特经历，真的把章太炎的绝学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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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中的各类人等的沉浮，我们有时会感到命运的无常。一个流派的生存，不都是一种色调，同门学生的差异性，其实也丰富了学术的内涵。章太炎学生中书斋气的人很多，未必都是狂放不已的人物。性情温和者如许寿裳、朱希祖、沈兼士都是。他们跟随太炎读书，得其一点而发展之，遂成学界一家。对后来的教育发展，真的功莫大焉。
我在多年前认识了朱希祖的孙女朱元春，她是个退休的老师，正在整理祖父的遗稿。不久给了我一册浙江海盐出版的资料集，内中介绍了其祖父的诸多旧事。朱希祖也是章太炎很喜欢的学生，生于 1879 年，逝于 1944 年，字逷先，又作迪先。 1906 年留学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后与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许寿裳等一起随太炎先生读书。在诸多弟子中，他用力最勤，课堂笔记颇详，鲁迅还借过他的笔记抄录，看出朱氏的认真程度。现在这些笔记已藏在国家图书馆里，成了颇为重要的文献了。
朱希祖长得漂亮，留着大胡子，有美髯公之称。与人交往话语不多，喜欢独来独往。他在 1912 年来京教书，不久任北大历史系主任。章太炎对他的评价是：“逷先博览，能知条理。”据说他喜欢逛书摊，淘书的本领很高。琉璃厂的书商对他颇为佩服，大概是鉴定的水平不凡吧。和钱玄同、沈兼士等人不同，他的学问在历史学里，且喜欢野史，这也是受到章太炎的影响的。钱玄同等人在文字学里走得很远，朱希祖则从文字学而进入历史学。他觉得这也是受到老师的启示。他的嗜好史学，乃觉得是理解文化之基础。考订史实，才能明古察今。章太炎对他最大的影响是，从字形字体的形成，来看文化的隐喻。他在《章太炎先生之史学》中说：
凡史家所漏略不能记载者，语言文字皆保存之，而可以补史之阙。此意先师虽不明言，然于谈论之际，尝流露此意，引而不发，以待后人之精研。例如吾国古代文化，近代史家以为发源西方，历史遗传，亦多记载西北，而文字之昭示，则货贿之物，皆用于海滨之贝，则东南文化波及西北也。吾国人种，自称曰夏，史家记载，不言其故，而文字昭示，则夏为中国之人，故其字像人形，首与四姿皆具（见说文）。而南方曰蛮，其字从虫，东南曰闽、西南曰蜀，亦然。北方曰狄，其字从犬。东北曰貉，从豸，长脊兽也，皆不以人类视之。西方曰羌，从羊从人，游牧人也，又曰戎，从戈从甲。东方曰夷，从大从弓，大，人也，为引弓之民，此虽以人类视之，然皆未脱游牧及蛮野而当劫夺者。以视中国之人，大雅文华，迥不相牟，此种族之历史也。其他若桌凳铳炮，以及凡百事物之新命名者，或引申旧字，或创造新字，在在可补阙史，一考新字发生于何代，即可知某种新事物发生于何代。故文字语言，实历史大宗材料所丛聚，且于文化史尤有关系。先师訄书中亦尝寻找此种史实。此亦先师广徵史料之一端，而希祖将表而出之，以待后人扩而充之者也。（《文史大家朱希祖》五页，学林出版社， 2002 年版）
由文字学进入史学，朱希祖的茅塞顿开。他的进入史学，是老师的思路启发所然。不过他不是随着老师亦步亦趋的人，后来就发现了只随着老师的思路大概有问题。在北大时，就颇有改革意识。既邀请陈汉章、陈垣、马衡、邓之城这样的人，也把李大钊介绍给大家。政治学、法学、人类学、心理学都得以顺利开设，视野比章太炎要开阔得多了。朱希祖在哲学的层面没有什么著述，但大抵是相信进化论的。他的治学理念受民族意识影响，多忧患的成分，毫无象牙塔的样子。那些关于新文化运动、激进文化的言论，大致和钱玄同、周氏兄弟一致，主张改革，力求进化，对复古主义大不以为然。研究新文化运动的人，从来不提他对白话文理论的贡献，真的是大不该的。
据说他藏书甚巨，那么有士风是必然的了。我看过他的许多文章，那些谈版本目录者尤为可读，是有趣味的。他的书话写得没有周作人漂亮，但观点不俗。对明代历史理解很深。许多南明的史料经其整理，面目清晰，引人深思者多多。他的研究历史，很带有章太炎的情结，那就是国耻之心所使，不忘历史悲剧的根源。正宗的史书多隐瞒了真相，而野史才有精神的闪光吧。
在日本的时候，章太炎对明代遗民书籍的注重，影响了朱希祖，他回忆说，恰是太炎先生的思路，使自己猛然觉得历史的迷雾须从史实的清理开始，治史之趣由此而生。他后来在国内遍搜明清版本著作，从史料中梳理历史的热情，非别人可及。版本里亦有人生之趣，而考订目录，辨析真伪是其乐也融融的。在日本时期读明代野史文献，对他是故国神游，有光复旧梦之冲动。而民国间还沉浸在明代史料之中，依然是旧梦的重燃，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思千秋之绝业”。当国人不再喜欢谈论遗民的话题时，他深为忧虑，以为是大有问题的。士大夫在事变之中，没有操守，实在可叹也夫。他的在乡间札记中游历的过程，真的不是悠然的。
晚年的朱希祖和左翼文化有点隔膜。对苏俄文化的警觉也是一个原因。 1944 年，他在重庆参加各项文化活动，印象是和左派文人来往不多。就是那一年的 4 月 19 日，同学沈兼士从北平来北碚，专程看望这位老友。朱希祖问起北平旧友，沈兼士一一道来。钱玄同已经仙逝，周作人沦为日本政权下的教育官僚，真的不可思议。想起他们在东京随太炎师读书时的情形，一定感慨万千的。章门弟子分化得厉害，也各自觅路，不在老师的预言里生活，那是时代使然。此时，朱希祖已经患病在身，念及章门弟子事，也有无数话语要说。病中曾赠沈兼士诗一首如下：
新诗流岂弟，旧侣豁胸襟。
屯厄邠卿第，经纶贾傅心。
蜀山千万重，燕树万重深。
一洗无穷滞，聊为梁父吟。
此诗有点悲凉。对日本入侵时期的重庆与北平发出诸多感叹。“燕树万重深”，是否也有对周作人这样的旧友的惋惜与挂念 ? 也许是有的吧。朱希祖的诗喜欢用典，是学究式的。其中“屯厄邠卿第，经纶贾傅心”，沈兼士自己知道内意，别人未必了然。这是他们同门友人的私下里的交流，一笑可以知心。不过比起当年他们在北大慷慨激昂的样子，此时无限苍凉之笔，道出了世道的不同。他们经历的世界，比先师太炎先生更严酷，更惨烈。朱希祖在明末历史的血腥里，早就料到此处了。
2009 年 12 月 18 日
转自《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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