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汪曾祺：革命时代的士大夫
汪曾祺：革命时代的士大夫
－－作者：孙郁
一、一个儒者
我认识汪曾祺先生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那时候做记者，有一年春节，文艺部搞联欢，把汪先生与陈建功、刘恒等人请来。我与汪先生是邻居，那次上他家送请柬才开始与之交往。其后，偶有信件和电话联系，直到他去世，时间不长，只有五年。
他去世的消息是我在报社连夜发出去的。那次经历给我深深的刺激，因为此前不久我们还见过面，谈了些趣事。他还帮助一个退休的女作者，为其文约来几篇评论文字，发在我编的版上。我很感动于他的悲悯之情，以及他对人的爱怜态度。只能用“真”来形容这个人，老一代的温暖感，在他那里都有一些，可谓古风吧。那时候经常接触一些傲气十足的作家，我得到的只是一些失望感。可是汪先生完全是别样的，在我看来，他是灰蒙蒙天底下一湾清泉，走到哪里，晦气就消失了。
当时文坛吸引我的只有张中行、孙犁和汪曾祺三人。孙先生无缘见面，汪先生和张先生给我的印象之深，则是永难忘记的。那时候人们说汪曾祺是个士大夫式的人物，我却在他那里感到了一丝孤独，是从他内心流露的孤独。我们谈天的时候随意而快慰，我感觉自己在这个老人面前很放松。他身上有着迷人的东西在流溢着，声音、神态都像林风眠的绘画一样透着东方的静谧；对时弊的不时讥讽，都自然无伪，很有趣的。
他的住所在晚年变动了两次。第一次是搬到蒲黄榆，我那时就住在附近；后来搬到虎坊桥，与邵燕祥先生很近，我也多次去过。他家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没有奢华的装潢，也见不到大量的藏书，可是很有味道。汪先生对来客很热情，从没有拒人千里的感觉。我见到他像和自己的父辈一样随意，觉得这是个很值得信任的人。直到我为他逝世十周年举办展览的时候，内心依然保留着对他的那份眷恋和敬意。我觉得他对汉语的贡献，是我们这些后来者难以达到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坛如果没有汪曾祺的存在，将大为逊色。我在他那里读出了废名、沈从文以来的文学传统。汉语的个体感觉在他那里精妙地呈现着。那时候的青年喜欢创新，可是他们的文体都有些生硬，让人觉得不那么自在。汪先生的作品不是这样，一读就觉出很中国的样子；而且那么成熟，简直是我们躯体的一部分。我也正是通过他的小说，发现了现代以来文化遗失部分的复苏。
汪曾祺的人缘好，像他的文字一样被许多人喜爱。他好像没有等级观念，与人相处很随和。他的身上有种温润的东西，我们从中能呼吸到南国的柔风。沈从文的清秀、废名的古朴，在他那里都有些。重要的是他的文字后面有着欧美文学的悲凉的况味，这是一般作家所没有的。较之于他的文学前辈，他似乎更好地处理了文学个人化问题。当人们还在讨论人道主义与异化的问题时，他无声地回答了诸多的难题。而且，就精神的色彩而言，他总要比别人多一些什么。
关于汪曾祺的生平，已经有多部作品介绍，研究者日见其多。我一直喜欢他的自述。在《自报家门》中，他写道：
我是一九二○年生的。三月五日。按阴历算，那天正好是正月十五，元宵节。这是一个吉祥的日子。中国一直很重视这个节日。到现在还是这样。到了这天，家家吃“元宵”，南北皆然。沾了这个光，我每年的生日都不会忘记。
我的家庭是一个旧式的地主家庭。房屋、家具、习俗，都很旧。整所住宅，只有一处叫做“花厅”的三大间是明亮的，因为朝南的一溜大窗户是安玻璃的。其余的屋子的窗格上都糊的是白纸。一直到我读高中时，晚上有的屋里点的还是豆油灯。这在全城（除了乡下）大概找不出几家。
汪曾祺谈到自己的家谱多少还是有些自豪的。他的爷爷是清末的“拔贡”，自然有文墨；父亲则是地方的文人，琴棋书画都会一些，士大夫的喜好也带在身上。他很有感情地说：
我父亲是我所知道的一个最聪明的人。多才多艺。他不但金石书画皆通，而且是一个擅长单杠的体操运动员，一名足球健将。他还练过中国的武术。他有一间画室，为了用色准确，裱糊得“四白落地”。他后半生不常作画，以“懒”出名。他的画室里堆积了很多求画人送来的宣纸，上面都贴了一个红签：“敬求法绘，赐呼××”。我的继母有时提醒：“这几张纸，你该给人家画画了”，父亲看看红签，说：“这人已经死了。”每逢春秋佳日，天气晴和，他就打开画室作画。我非常喜欢站在旁边看他画，对着宣纸端详半天。先用笔杆的一头或大拇指指甲在纸上划几道，决定布局，然后画花头、枝干、布叶、勾筋。画成了，再看看，收拾一遍，题字，盖章，用摁钉钉在板壁上，再反复看看。他年轻时曾画过工笔的菊花。能辨别、表现很多菊花品种。因为他是阴历九月生的，在中国，习惯把九月叫做菊月，所以对菊花特别有感情。后来就放笔作写意花卉了。他的画，照我看是很有功力的。可惜局处在一个小县城里，未能浪游万里，多睹大家真迹。又未曾学诗，题识多用成句，只成“一方之士”，声名传得不远。很可惜！他学过很多乐器，笙箫管笛、琵琶、古琴都会。
应当说，他小时候的环境和古中国没有什么区别，乡村世界的礼俗、古风依旧。他晚年对民俗学的喜好，无疑和早期的记忆有关。在民间土生土长的东西，恰是中国文化不衰的因子。那些遗存一旦和现代的人文理念交融，就会产生不凡的气象。汪曾祺在艺术上的成绩，是受惠于乡土社会的各类遗传的。
汪曾祺的故乡江苏高邮，是个有古风的地方。他在为《高邮风物》写序时，说家乡的文化有两个特点：一是多半和水有关；二是许多景点都有浪漫主义特征。③那些神异的传说和建筑、古老的诗文搅在一起，成了他后来创作的底色。他属于典型的江南才子式的人物，故土的历史遗迹，那么强地刻在躯体里。我们说乡土文学在复苏的过程借鉴了旧时的记忆，是对的。
香港的舒非有一篇文章《汪曾祺侧写》，其中说：
汪老……外表看来比实际年龄小。虽然双鬓凝霜，但他那神采奕奕的眼睛和与眼睛配合得天衣无缝的两道浓眉，时时显现出活力和睿智。正如诗人顾城所说：“北京作协开会，整个会场有一双眼睛最聪明，那就是汪曾祺。”据说这次赴美，颇有几位中外女士赞汪老眼睛很亮，这是后来汪老得意地悄悄告诉在香港的好朋友董秀玉。
汪老中等身材，背微微有点儿驼。皮肤是健康的褐色，连手指也是，使人感觉不像长期伏案灯下，倒反而像经常在户外活动似的。
他说有次和友人在北京一家小茶馆对饮，邻桌有一老者默默注视他，末了对旁人说：“别看此人相貌平平，笔下功夫可不同凡响。”汪曾祺觉得奇怪，问何以得见？老头儿答曰：“单凭执盏的三根指头就可看出！”
接触之中，我觉得最有趣莫过于见到汪老“笑”：他把头歪过一边去，缩起脖子，一只手半掩着嘴－－就这样“偷偷”地笑。那模样，直叫人想起京剧《西游记》里的美猴王，当捉弄整治猪八戒得逞之后，闪在一边得意洋洋，乐不可支，愈想愈开心。
见过汪曾祺的人，多少都有类似的感觉，但这是外在的。其实他是个很洒脱的人，有一点名士气和狂者风范，比如喜欢独处，愿意喝酒，又是美食家。酒后口吐狂言，天真得像个孩子。众多友人，谈到他都故事多多，愿意描写酒后的汪氏的可爱。高晓声写过《杯酒告别》，醉意缭绕的影子煞是可爱。陆文夫的《酒仙汪曾祺》里有多个醉酒的场景，写得传神。其中有一段说：
汪曾祺不仅嗜酒，而且懂菜，他是一个真正的美食家，因为他除了会吃之外还会做，据说他很能做几样拿手的菜。我没有吃过，邓友梅几次想吃也没有吃到。约好某日他请邓友梅吃饭，到时又电话通知，说是不行，今天什么原料没有买到，改日。到时又电话通知，还是某菜或是什么辅料没有买到。邓友梅要求马虎点算了，汪曾祺却说不行，在烹调学中原料是第一。终于有一天，约好了时间没有变，邓友梅早早地赶到。汪曾祺不在家，说是到菜场买菜去了。可是等到快吃饭时却不见他回来，家里的人也急了，便到菜市场去找。一看，他老人家正在一个小酒店里喝得起劲，说是该买的菜还是没有买到，不如先喝点吧，一喝又把请客的事儿忘了。邓友梅空欢喜了一场，还是没有吃到。看来，想吃酒仙的菜是不容易的。
上面的记录都有点《世说新语》的味道，那些平凡而有趣的故事，倒透露了其性情中可爱的一面。
汪曾祺在理论上没有什么天赋，但在审美的感觉里，提供了诸多文化人类学的谈资。许多人类学家感兴趣的存在，从他的文章里都能够找到。而且，庄子和孔子的传统，在那些有趣的文字里也有，只是诗文里的韵致是现代的受过西洋文明的沐浴。这个交错的现象，在“五四”前后存在过，汪曾祺把它们单纯化了。而我相信，故土的那些经验，也是他无法切割与士大夫传统联系的根由。高邮的水色，给了他柔软、温和的性格。自然，那些浪漫的遗产地，也暗示着生命的情趣。凡人苦乐，草木虫鱼，都有存在的理由，那些一闪即逝的灵光，总该留念吧？汪曾祺总体来说是个儒者，马克思主义懂的不多，要说懂，也是皮毛，不足深论。而儒家的不偏不倚、君子忧道不忧贫、敬鬼神而远之等理念，在他的骨髓深处存着，使其在最革命的年代，依然未能忘情其间，真真是处乱世而不改其颜的中行之人。马克思的思想要进入体内，似乎不及孔老夫子那么容易。这也是他在八十年代脱颖而出的原因。复古的热情拯救了小说，他身边的人，很难意识到此点的。
最难忘的是他谈天时的笑。神情颇有趣味，沙哑的声音似铜钟般回响。那是穿透历史的声音，在旧书与新书间形成一股劲风，吹着身边的人们。我喜欢听他谈天，慢条斯理，有时是轻描淡写的流盼，没有什么顾忌。对历史人物的短长并不回避，有的看法直入核心，落地有声。那些趣事在他的倾诉里获得了一种神异的力量，接触过他的人，都从中获取了些什么。
现在，回望那些熟悉的场景，许多片段已散失到历史的空洞里。但瞭望汪先生的时候，也是我对自己生命的一次自省。和他对话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缺少许多精神的准备，有的东西是从来就没有的，是先天的贫血。有时候私下想想，也许，我的喜欢他，是自己未曾有过那样的生命体验吧，是他把我们这些俗人从喧嚷里隔离开来，让我们稍微体味到静穆的味道。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是没有过静观的快乐的。也恰恰是他，在粗糙的时代，贡献了精巧的珍品。汉语的写作魅力，无法抵挡地在我们的身体里蠕活了。
二、在昆明
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左起）李荣、汪曾祺、朱德熙。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大中文系，其教育思想、方式基本是沿袭旧路的。“五四”落潮后，激进主义运动和政党政治及其文化发生了联系，可是大学里的建制基本未变，新旧杂陈，流派众多，各行其是。后来国难当头，学校南迁，整个教育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知识队伍的分化也就在所难免了。
我注意到汪曾祺进入西南联大时的读书环境，与老北大的确不同，情况发生了一点变化。昆明是梦一般的城市，四季如春的天气和民族风情，一开始就吸引了他。大学原来这样：没有高楼，也没有像样子的图书馆；居住的地方也土。这就是西南联大。因为抗战，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校组成了联合大学。同学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知道是临时的学校，也没有挑剔的理由, 能够读书已经很不错了。
一九三九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关于那一段的生活，他晚年写了很多短文，都传神得很，乃至成了人们研究西南联大重要的感性资料。也由于他的神来之笔，昆明时代许多泯灭的故事悠然地走来，仿佛一幅幅写意画，贫瘠时代的一切竟有了趣味流溢。当代大学要在自己的身边再看到这样的故事，几乎难而又难。
我读汪曾祺回忆西南联大的文章，觉得年轻时代的他不是一个好学生，甚至不是个合格的学生。也多亏那时的战乱与校际松散，他得以自由地读书。中文系的好老师多多，对大家要求却并不严格，甚至可以说管理松弛，随随便便。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中文系的系主任是罗常培，教师有朱自清、刘文典、闻一多、王力、浦江清、沈从文、许维、余冠英、陈梦家等，多是清华来的老师，治学极为严谨。学生们可以选修其他院系的课程，像哲学系的金岳霖的课，汪曾祺就很喜欢。外语系的老师中名家很多，钱锺书、吴宓都在。
汪曾祺旁听过一些老师的课，没有太大兴趣，就远离而去了。沈从文那时在中文系讲写作，这是汪曾祺最喜欢上的一门课。闻一多的也不错，给他很深的印象。但对他最好的是沈从文。沈从文开设的课程有：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汪曾祺选他的这三门课，一是老师好；二是自在，没有压力；三呢，可以写点文章。他的梦想就是做一名作家。那时他心目中的楷模，自然是沈从文。
新学生渴望写作，在感性的世界里打转转，对于学问有点敬而远之。中文系的老师学问很大，大得吓人。这类老师汪曾祺有点不敢接近。有的老师又出奇的浅，比如外语系老师吴宓，第一节课讲的是诗“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他觉得不解渴，就不再去听了。①联大的治学精神，他得到的不多，对朱自清、闻一多、刘文典的那些本领，也有隔膜的地方。这对他未尝不是好事。中国文学系培养不了作家，和感性的写作训练太少有关。他在那时候没有被枯燥的知识训练俘虏过，是那代人的幸运。现在的大学，就不易遇到类似的环境了。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记事可以看到，南迁昆明的时候，教师的科研依然有古风，和胡适时期的治学理念相似。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油印的论文很多，譬如：
《唐代俗讲考》（向达）
《言意之辨》（汤用彤）
《贡山俅语初探》（罗常培）
《唐代行用的一种韵书目次》（魏建功）
《〈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郑天挺）
《王命传考》（唐兰）
《〈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郑天挺）
《宋故四川安抚制置副使知重庆彭忠烈公事记》（张正良）
《文选序“事出于沈思，义归于翰藻”说》（朱自清）
……
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中文系的学风却由此可见一斑。不过对一些青年学子来说，这些东西过于古奥，不易进入。他们知道这些文章的重要，受到老师身上的旧学的熏陶是自然的学科的内容是丰富的，但青年人在此的压力并不大，学风严谨而空气自由，对大家都是开心的事。《西南联大中文系》是汪曾祺介绍母校的一篇有趣的文章，能够让我们这些后人嗅到当年的气息，其中有云：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对学生的要求是不严格的。除了一些基础课，如文字学（陈梦家先生授）、声韵学（罗常培先生授）要按时听课，其余的，都较随便。比较严一点的是朱自清先生的“宋诗”。他一首一首地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大考。有些课，也有考试，考试也就是那么回事。一般都只是学期终了，交一篇读书报告。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书，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有一个同学交了一篇关于李贺的报告给闻先生，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地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地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闻先生激赏。有一个同学在杨振声先生教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就“车轮生四角”这样的合乎情悖乎理的想象写了一篇很短的报告《方车轮》。就凭这份报告，在期终考试时，杨先生宣布该生可以免考。
较之于老北大的氛围，这里多了一种现实感的东西。许多老师在西南开始进行田野调查，采集民族学与语言学的标本。比如罗常培就三次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语言进行调查，丰富了学术生活。沈从文还邀请诸多作家来校讲演，推荐学生的文章到刊物上。和社会互动的地方很多。这个风气对学生不能不产生影响。汪曾祺自己回忆，是颇为受益的。
昆明是个好地方。风土、草木、街市、茶舍、书店、衣食、岁时等，都不同于内地。那里地处高原，少数民族多，城里的味道是特别的。对于有诗人气的人来说，都有可感可怀的内容。那时候是战时，空气里弥漫着火药味，大学也是匆忙组建的。没有像样的校园，那么天地间就算即食之所，有什么比这更快乐呢？他常去的图书馆，在他眼里是神秘又可亲的，曾说那是他一生中去过最多的图书馆。他在《翠湖心影》里说：
图书馆不大，形制有一点像一个道观。非常安静整洁。有一个侧院，院里种了好多盆白茶花。这些白茶花有时整天没有一个人来看它，就只是安安静静地欣然地开着。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一个妙人。他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有时我们去得早了，他还没有来，门没有开，我们就在外面等着。他来了，谁也不理，开了门，走进阅览室，把壁上一个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拉拉”一拨，拨到八点，这就上班了，开始借书。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室在楼上。楼板上挖出一个长方形的洞，从洞里用绳子吊下一个长方形的木盘。借书人开好借书单，－－管理人把借书单叫做“飞子”，昆明人把一切不大的纸片都叫做“飞子”，买米的发票、包裹单、汽车票，都叫“飞子”，－－这位管理员看一看，放在木盘里，一拽旁边的铃铛，“ 啷啷”，木盘就从洞里吊上去了。－－上面大概有个滑车。不一会，上面拽一下铃铛，木盘又系了下来，你要的书来了。这种古老而有趣的借书手续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小图书馆藏书似不少，而且有些善本。我们想看的书大都能够借到。过了两三个小时，这位干瘦而沉默的有点像陈老莲画出来的古典的图书管理员站起来，把壁上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拉拉”一拨，拨到十二点：下班！我们对他这种以意为之的计时方法完全没有意见。因为我们没有一定要看完的书，到这里来只是享受一点安静。我们的看书，是没有目的的，从《南诏国志》到福尔摩斯，逮什么看什么。
连上课都是随便的。除了朱自清过于严格，其他的老师上课，都很轻松，似乎也喜欢了悠闲的氛围，自在地讲着天南地北的事情。比如金岳霖的课，就很有意思。他回忆说：
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的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了，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联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样的。闻一多先生有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联大有一次在龙云的长子，蒋介石的干儿子龙绳武家里开校友会，－－龙云的长媳是清华校友，闻先生在会上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穿的就是这件高领窄袖的旧夹袍。朱自清先生有一阵披着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的一口钟。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神即使是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
金先生教逻辑。逻辑是西南联大规定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班上学生很多，上课在大教室，坐得满满的。在中学里没有听说有逻辑这门学问，大一的学生对这课很有兴趣。金先生上课有时要提问，那么多的学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来，－－联大是没有点名册的，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就都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那时联大女生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成了一种风气。－－穿蓝毛衣、黄毛衣的极少。问题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风头的事。金先生很注意地听着，完了，说：“Y e s , 请坐！”
在好几篇文章里，汪曾祺都写到了金岳霖，金先生的渊博与可爱，他古怪的一生，都给汪曾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师生平等，乃老北大的传统。加之学院里的老师多有古风，环境是美的。那简直不是智力训练，而是精神的漫游与行走。他所遇所感的生活，成了晚年写不完的题材。
在西南联大读书，有点传奇色彩。因为是战时，一切都有点不太正规：一是大家有时住在百姓家里；二是总要跑警报；三是把许多时间放到泡茶馆里。比如跑警报，紧张而多故事。有的因为害怕而远远逃离校舍，有的在放松地谈着恋爱。还有的毫不在乎，警报响起来的时候安然做事，泰然自若。他回忆说：
跑警报是谈恋爱的机会。联大同学跑警报时，成双作对的很多。空袭警报一响，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边等着，有时还提着一袋点心吃食，宝珠梨、花生米……他等的女同学来了，“嗨！”于是欣然并肩走出新校舍的后门。跑警报说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难，但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危险感，和看电影、遛翠湖时不同。这一点危险感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女同学乐于有人伺候，男同学也正好殷勤照顾，表现一点骑士风度。正如孙悟空在高老庄所说：“一来医得眼好，二来又照顾了郎中，这是凑四合六的买卖。”从这点来说，跑警报是颇为罗曼蒂克的。有恋爱，就有三角，有失恋。跑警报的“对儿”并非总是固定的，有时一方被另一方“甩”了，两人“吹”了，“对儿”就要重新组合。……
世界上大概没有这样的大学。紧张里的愉快与苦楚，在那时候诗一般地写着青春的奇迹。国难当头，学业要继续，自然要克服种种困难。而在他们这些青年眼里，死神面前也有诗意的存在，忧戚里沉思似乎是少的。战时的生活给汪曾祺带来的是轻松的感受，他从没有去写血淋淋的场景，也许没有注意，也许根本就没有去想。联大的特别生活，也使善于读人的他，学到了书本里没有的东西。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西南联大都是既有静的一面，也有动的一面。中国文化幽深与现实的价值都在校园里有所展示。你可以选择为学术而学术的道路，许多扇门在等待你敲开；也可以不忘情于社会，成为一个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汪曾祺最大的收获，是知道了学问的深，那是无边的海，怎么能一望到边呢？另一方面，他相信了自己写作的潜能，也创作了新奇的小说，那也其乐融融吧。昆明乃一个神奇之地，许多人在此呼吸到了自由和爱意。汪曾祺晚年一再写昆明的记忆，几乎篇篇好，那是对她的感激之情。我们在那些文字间可以看到他的快意，也可以看到他青春的惆怅，比如《昆明的雨》：
我不记得昆明的雨季有多长，从几月到几月，好像是相当长的。但是并不使人厌烦。因为是下下停停、停停下下，不是连绵不断，下起来没完。而且并不使人气闷。我觉得昆明雨季气压不低，人很舒服。
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
……
雨，有时是会引起人一点淡淡的乡愁的。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是为许多久客的游子而写的。我有一天在积雨少住的早晨和德熙从联大新校舍到莲花池去。看了池里的满池清水，看了着比丘尼装的陈圆圆的石像（传说陈圆圆随吴三桂到云南后出家，暮年投莲花池而死），雨又下起来了。莲花池边有一条小街，有一个小酒店，我们走进去，要了一碟猪头肉，半市斤酒（装在上了绿釉的土瓷杯里），坐了下来。雨下大了。酒店有几只鸡，都把脑袋反插在翅膀下面，一只脚着地，一动也不动地在檐下站着。酒店院子里有一架大木香花。昆明木香花很多。有的小河沿岸都是木香。但是这样大的木香却不多见。一棵木香，爬在架上，把院子遮得严严的。密匝匝的细碎的绿叶，数不清的半开的白花和饱涨的花骨朵，都被雨水淋得湿透了。我们走不了，就这样一直坐到午后。四十年后，我还忘不了那天的情味，写了一首诗：
莲花池外少行人，
野店苔痕一寸深。
浊酒一杯天过午，
木香花湿雨沉沉。
酒馆、友人、不绝的雨，还有微末的忧愁，是古代诗文里才有的心影。一个人在大学时代有这样的境遇，内心布满古典的记忆也是不足为奇的。西南联大是现代的，也是乡土的。后者的氛围，对青年时期的汪曾祺而言，是诗意的底色。我们有时也能够在其文字里，读到一种昆明微雨的清爽、明快和温润之气，想起来不禁幽思暗涌。
（本文摘自孙郁《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1月出版，阅读更多请购买原著）
转自《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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