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思聪：难忘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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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1976
----作者：季思聪
一
多事的1976年那年我高中毕业。
3月5日那天，我们被敲锣打鼓地夹道欢送到延庆县永宁公社太平街大队插队落户，在这里经历了大地震、毛主席逝世、和“揪出四人帮”。
我至今记得那次彻夜不睡、赶了几十里山路的事。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当时我正在乡下。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消息来得很突然。那天我们一群知青正在地里干着活，大队书记突然铁青着脸来了，说收工了，坐下听广播，听完之后全回村去。有个二百五女生见他脸不是色，傻呼呼地一个劲追问∶“怎么啦？你怎么啦？”书记说:“毛主席逝世了。”她第一个反应是∶“哎哟，你真反动！”不过她马上就老实了，大喇叭里果然是播音员夏青沉痛的宣布。所有的人都傻了眼。
晚上吃饭的时候，知青们一起议论，觉得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我们应该回北京去，到天安门广场去参加追悼会，即使只能站在北京家里的电视机旁参加追悼会，那感受也比站在这村里更有其历史意义。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是强弩之末，平时我们和队里关系又都不错，想回北京探家一般都会批准，且这次我们拿出的理由是“要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自觉口气不容反驳。
不料北京方面进入了戒备状态，不准人口流动。公社奉命看好知青，不可妄动，队里管知青的人当然地说谁请假也不能批。全体知青和管知青的干部坐在一起，气氛很僵，大家都沉默，又都不肯让步，最后也没个结果。
但是从这里回北京实在太方便了，出了街登上车就走，真想走的话想拦也拦不了。何况法不责众，要是所有的人一齐走个干净，又是为的毛主席，想必队里事后也不一定真追究，怕它怎的——我和几个要好的女生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第二天，一些坚决要走的知青没有上工，大家议定，不管准不准，一定要回去。不过，当时的整个形势是，不允许回城的理由也很压人，长途汽车的班次和容量也有限，我们一窝蜂要回北京的行动还是大受限制。为了不至受阻，大家决定悄悄地行动。下午最后一班车，让身体不好的同学先上车回北京，一些身体好的则留下来，造成大家并没有一锅端地回北京之假象。而留下来的人的行动是：天一黑就连夜步行，沿著长途汽车盘山公路的路线走回北京去！
我身体好，又满怀着进行一番创举的兴奋和好奇，决定留下来参加夜里的步行行动。伙房在晚饭时蒸了糖包，给大家带上夜里充饥。白天收拾好的行李包已由上车的同学先带回家去了，他们还会通知众人家里明天早上迎接我们——十八、九岁的年龄，没有成熟到凡事考虑必要性、可行性、变数和后果，却也足够把一个统一行动的方方面面都安排周到了，让我至今想起来，仍为那群孩子那一晚的一切激动不已。
天一黑（可惜忘了是几点了），我们一行五个女生、十来个男生便悄悄上了路。从延庆永宁通向北京的是一条叫做108的盘山公路，据说以有108处急转弯而得名。路标上写著到北京共是88公里地。以往每次坐车上山下山，都多少有些悬心吊胆∶车的一侧就是万丈深渊，一翻下去定然活不成——好在一次也没翻过。现在步行着，起码还不担翻车这个心。
开始一段一路顺风，女生们觉得兴奋无比，难免叽叽呱呱，走在前边的男生只好时不时回头警告一声：别吵！不能暴露目标！公路上如来了车就躲一躲，不然大半夜的这么走著一队人会令人生疑。
要说走夜路，我们倒都不是第一次。十二、三岁的时候兴“拉练”，因为毛主席亲口号召说“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本是针对军人说的，不知道红卫兵、甚至红小兵也跟着添什么乱。据说是“冷练三九、热练三伏”，所以专在最冷最热的时候“拉出去练”，大夏天白天太热就睡觉，专门一夜一夜地不睡觉去行军！那时候还背著老大一个背包、左一个挎包右一个水壶呢。
不过这一次完全不同——不是别人命令的，而且是有目标有实际意义的，所以觉得挺豪壮！
走着走着才发现一路上还真有设卡子的！大概北京城周围接到指示，不放闲人进城去，沿途生产队便派人执行。我们躲过去过，也硬闯过去过。大约夜里12点多，在我们以为
又躲过了一关的时候，突然身后脚步声、喊声大作，一大群由村干部率领的大人孩子打著手电追上来，让我们不要再走了。看来这次是闯不过去了，我们只好乖乖地跟他们进了一个小学校，听他们说着接到上级电话、阻止闲人及知青进北京的一大堆话。
我们可不甘心坐到天亮再花钱被长途汽车送回村去。几个伶牙俐齿的男生一个劲与那干部模样的人动之以情：我们的家就在北京，能添什么乱？有很多知青已经坐车回城了，放过我们几个也多不了什么，我们保证回去不惹事，就是想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我们热爱毛主席，所以才连夜赶路呢。我一贯在知青中间没主意也没动静，整个行动都只是跟着走的，这会子情急也忍不住插了一句嘴，说的什么我忘了，只记得惊得连我们自己人也抬头看了我一眼，大概是没想到我竟也有这胆子和这口才。
没想到那干部不知怎的竟被他们磨通了，说放我们走。这个转机突然得就象刚才被人抓住，我至今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记得高兴死了，也跟着大家感激地去握他的手，他呢，象个大英雄般宽宏地让我们一一和他握手道别。
在这之后就基本畅通无阻了。明天还要出工，哪个农民能熬过后半夜？我们自己愿意夜里不睡觉地满大山里转，人家可就不陪了。大家走着走着，后半夜乏上来，再没人叽叽呱呱了，都闷头赶路。有时女生在后边掉了队，不时跑起来追赶一番，半夜里这劈哩啪啦的脚步声传出老远，在大山之间引起回声。前边男生赶快说：“告诉后边不必跑，危险！现在正是大下坡！”
我一定是边走边睡了，因为后边的事已全不记得。只记得走到天发亮时终于出了山，走到这里就不会再有人拦人进北京了。我们上了郊区车的头班车，在把车钱递给那个打着哈欠的女售票员的时候，我激动得觉得心都快从嗓子里跳出来了。早班车上加了我们这十多个人变得满满当当，乘客和售票员一定都觉得今早上奇怪，这群人奇怪，所以我们不住地挨打量。男生们很仗义地把座位都让给女生，我一直睡到终点下车——北京到了。
大家散伙，各自上了回家的市内汽车。我忍不住地咧嘴笑：还真的就这么到家了？下了公共汽车，昏头胀脑往家走，半路竟碰上昨晚挤上汽车回到北京的一个同学，看见我，而且是这副德性，他又惊又喜：“你们都走回来啦？！”睡眼朦胧中他欢呼的样子至今仍很清晰。
进了家门，爹妈见我真为了“开追悼会”走了一夜山路，既不忍又不解，让我赶快睡觉去，“下次可别再这么干了！”
我却觉得“甭管怎样，我到家了是真的！”先顾不得毛主席，一觉睡到天黑。傍晚，听见我妈对人说：“走了一夜，还睡着呢！”原来是坐车先回来的女同学来慰问“英雄”了！我翻身坐起，粗声大气地朝外一喊：“我来啦！”
二
原来属于河北省的延庆县，因为有八达岭和长城，在我下乡时已经被划归北京市。我们生产队离北京城只有三小时长途汽车的路程，每天有两、三班车可以回城，票价一块七
毛，车站就在从我们宿舍步行五分钟的街口上。生产队对知青挺不错，不少老乡对我们的生活起居也是多方照应，北方的农活对于年轻人来说一般吃得消，知青又有自己的伙房，不用象当地农民那样，收了工还要辛辛苦苦自己烧火作饭、喂猪垫圈的。所以，这样的插队生活，和当年去东北、内蒙、延安、云南的知青相比，实在已经谈不上任何艰苦。
很多老乡也是知书达理、见过世面的，与知青们很谈得来。队里的两个老党员，是朝鲜战争的复员军人，那时四、五十岁，但看上去要苍老许多。他们的生活也和其他人一样，拖儿带女，辛苦劳作；但他们毕竟是有过些经历，精神境界终究是有些不同的。当年盛行“传达文件”，往往先党员后群众，每当大喇叭里一叫“今天晚上，党员到队部开会”，就显出他们的不同来了——别人收了工赶快回家做饭吃饭，喂猪喂兔，忙活自留地，他们却集中到队办公室去开会。
这一天，老党员宋长有来知青点串门。不记得是怎么开始的，他谈起了刚听完的只传达到党员的中央文件，一脸严肃地说：“中央又揪出四个人来”。他用的那个“又”字我记得很清楚，大概他觉得和“刘邓陶”“彭罗陆杨”“王关戚”“杨余傅”的一一被揪出是一回事。自从林彪被“揪出来”以后，已经好多年没有再揪出什么人来了，我当时再想不出还有什么人可以被“揪出来”。不料，老宋点出的第一个名字竟是“江青”！我脑子刷地一亮，除了震惊之外，我感到了这次可不是个“又”的问题了。
其实我一贯并没有太多的“反骨”。文革之初我刚上小学，到这会高中毕业，所受的全是文革的教育，什么大批判、游行、办学习班、“拉练”、插队，没有一件事是自己想干的，可只能乖乖地去干，这种满拧已成天经地义。对报纸上说的一切当然全不相信，但对于一切必须那么说却是习惯成自然。虽然反四人帮在当时早已是暗潮汹涌，可我本人的“觉悟
”并不特别高——“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时候我们已经在乡下了，没有亲历，从在城里的同学们嘴里能听到的，不过是一些侧面情况，小道消息，顶多是隐隐约约的感觉，并没有很清醒地认为应该、也可能推翻个什么。现在，“江青被揪出来了”这句话，让我突然之间一切蒙昧都开了窍——这回可是要翻天了！
我们几个女生马上追问：“还有谁？”他说“还有姚文元”。我竟接口说“是不是还有张春桥？”一分钟前我都不可能有这个灵感。答案是“对！”我激动得头直晕，“这回真的要变天了！”虽然老宋想不起来第四个人了，但不要紧，只要这三个被“揪出来”，再揪谁再不揪谁都差不多。
从“揪出”林彪的时候已不兴上街敲锣打鼓欢庆胜利了，可这一次又是从城到乡大街小巷游行的一片海洋，我们大队也组织去游行。不知别人怎样，反正我这是第一次真心高兴地又游又嚷。看见横幅标语上的口号“打倒四人帮”时，我想的是“四人帮这个词今后该成为常用词了”，果然直到现在还用呢。
秋收后回到北京探亲。北京市民为这件大事的终于发生而欢天喜地一片欢腾，人人的高兴、痛快、解恨之情千姿百态溢于言表。西单菜市场在卖活螃蟹，有人称“给我三只公的一只母的”，引得不少人喝彩和效法，一时传为笑谈，听说售货员就乾脆把三公一母挂在一起，人手一份。
四人帮倒了，一群受他们宠的人也跟着倒。北京人天生嘴巴尖刻，这时候继承了四五天安门诗抄的传统，大兴特兴写旧体诗来抒发自己的开心和解气。一大堆不知名的作者写
了一大堆满江红西江月十六字令水调歌头什么的，讽刺嘲弄“四人帮”及其“爪牙”的台上台下。那些诗写得又贴切又压韵，妙语连珠，好多都比郭沫若那首被谱成豫剧、让常香玉唱得痛快淋漓的“大快人心事”要精彩得多，我看得乐不可支。当时尚不知有复印机，想自己留一份的话全靠手抄，我又是个急脾气，往往新诗一到手，就等不得过夜地立即赶抄，通
宵的时候都有。抄完也拿给别的同学看，很出了点小风头。
很快，一些老演员、歌唱家纷纷登台，把他们当年风靡全国的拿手戏重新唱起。虽然他们人老了，丑了，可是那些久违了的曲调和他们当年的风采都让人目不暇接，激动得透不过气来。“久旱的禾苗逢甘霖”，那些歌曲于是结结实实地渗透进我的每一个细胞，直至今天还是我情感中的最终极偏爱，不论多高兴或多不高兴，听它们都是永远少不了的一个
项目。
第二年夏季左右，在国家教委工作的父母告诉我，从今年起要恢复高考了，各种全国统一高考的准备工作正在紧急筹备，因秋季入学来不及，将在冬季考试，推迟半年到下年
春季入学。我马上把消息告诉所有知青，引得群情振奋，我于是又出了点小风头，成了个咨询站。大家随即投入了复习备考，不少人（也有我）后来成为响亮的“七七级”中的一员。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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