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舟：一封家书
一封家书
——作者：孤舟
老舅：您好！
清明过后，我妈受了风寒，病了几天。闲着无事，我有意无意地跟我妈聊起了家常，聊起了年轻时曾经发生的事，聊起了张家口的人和事。打开记忆的闸门，往事历历在目，虽然过去了将近六十年，虽然是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但提起过去的那些事儿，我妈仍然忍不住的抹起了眼泪。多少年间，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 “太难了！太难了！”这句话，概括了她这一辈所碰到的事和所走过的路。联系到您的“北大好人”（见附录）回忆和三舅写的书，真是感慨万千！不由的心里微微有了一些想动笔的冲动。
文革时期，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就因为那个“祸国殃民”的“旗手”，三舅才被扣上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关进了“牛棚”，受尽了苦难与屈辱。这些事，文革后期我们也有所耳闻，但知道的不多。后来还是从他写的书里，才了解到事情前前后后的整个过程。我想，生活的艰辛，再怎样也能忍受；但是政治运动的暴风雨，真能够把人摧残致疯、致死。在这样的环境下，置身其中受到冲击不能幸免的还有大舅、二舅、老姨……，当然也包括我的爸妈。大姨、三姨、五舅家的事情听到的相对少一些。可以理解，对于经历过的事，他们都没说；包括您说的“北大好人”，这些事我们也是头一次听说。他们都默默地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不是不说，而是“不能说”、“不敢说”、“没处说”，甚至是说了也没用。这说明他们都具备同样的人品，不愿意因此累及到家人、父母和兄弟姐妹。比较而言，您在被外调中算是碰到了“北大好人”，他们尚且心存良知，同情苦难中的“东郭先生”，不愿意诬陷好人，陷害无辜，才使得您能够在动乱的年代里免遭劫难，平安度日。
您说到大姨家距姥姥家近在咫尺，可是她与孩子们从不在姥姥家吃饭一事，我 1967 年回张家口时就有所察觉，后来还问过我妈，从我妈口中才知道也是事出有因。大姨下面弟妹多，在家干活自然也多。她书读得少，只上过两年小学。日本人来了以后，她胆小不敢去上学，姥姥也认为女孩子不用读太多的书，只要识一些字，以后能给家里写信就可以了。加上当时家庭经济状况不允许，她也就没有接着上学。我妈同时也中断读书，去当了童工。当年她九岁，去烟厂贴花，挣了两年的钱，因为不甘心还想读书，才回到了学校，从三年级到六年级又读了四年，小学毕业的时候已经十五岁。就在那前后，大姨出嫁了，时年十六岁。大姨的婆家子女多，她又是大儿媳，一大家子的事都指着大姨一个人干。自己经济上不独立，她嫁过去以后也没享什么福。大姨怀头一胎时，就是因为站在条案上干活，不慎摔下来导致了流产。那时胎儿已成型，是个男孩儿。后来她大女儿出生，我妈去伺候的月子，所以知道了大姨婆家的一些事。我妈当时的任务就是：到时接大姨回娘家住几天，然后再送她回婆家。婆家管得严，她不能在娘家多住。大姨书读得少，活干得多，早早出嫁也是吃苦受累，心中不免有些怨气，有些自卑，加上她性格倔强，要强，不免自己和自己较劲。当然了，那时姥姥家吃饭的人也多，她不愿去添乱。这也是她和孩子们不去吃饭的原因之一。
1956 年夏天，我爸妈在北京工作时，接到一纸调令，就三天时间，来不及与张家口的家人父母商量，简单地整理了行装，只带着一个收音机，就匆匆登上了南下的火车。这个收音机据说是当年他们在北京花了九十多元，每月从四十多元工资当中扣除二十元才买下的，所以没舍得扔，就带上了。不知道前路如何难走，也不知自己会遇到什么艰难坎坷，一切都是未知数。他们一路颠簸，我妈还一路呕吐，当时她肚子里怀着我妹，才三个月。火车到了广西南宁就不通了，转了米轨又转汽车，在路上一共走了十一天，才到达昆明。眼前的一切都是陌生的，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包括环境、气候、饮食习惯、当地语言等等，都要重新适应。
第二年，爸妈把我哥和我从张家口接到了昆明。一间十四平米的屋子，住着我们一家五口。家具极其简陋，一张双人床，两张单人床，一张写字桌，一张方桌，加上一个衣柜。除了电灯，收音机是家里唯一的电器。就是这小小的收音机，给我们的童年也增添了很多快乐。闲暇之时，听听新闻，听听评书，听听电影录音剪辑，听听京剧…… 很多兴趣和爱好大概就是从那时候培养起来的。
当时昆明铁路区工会缺干部，向铁道部要人，结果从北京铁路局工会调来两人，天津铁路局工会调来五人，其中就有我爸妈。到昆明以后，我爸在区工会的生产部，我妈在区工会的财务部，都在一个楼里上班。平静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谁知这样的日子只维持了不到一年，政治运动的无情棒就落到了他们头上。我爸当年二十七岁，年轻气盛，业务熟练，文笔也不错。他的钢笔字写得非常好，在整个铁路局算得上首屈一指，而且口才也好。说起口才，插上一句。当年我结婚时，铁路局团委为我们组织了一次全局范围内的、也是唯一的一次集体婚礼，共有十一对新人。婚礼仪式上，作为家长代表，我爸被邀请上台讲话。他手上没有稿子，上台即兴发言，讲得头头是道，精彩非常，赢得台上台下阵阵掌声。话又拉回到五十年代，当时的区工会主席是个东北人，是从车辆段工人当中提拔起来的“劳模”，大字不识一箩筐，说话写文章都不行，工作能力也很差，大会小会上还经常念错别字。我爸根本看不上这种人，骨子里特有的一股傲气油然而生，对他是不屑一顾。这种不满情绪在言语行动中有所流露，因此得罪了此人，而我爸自己却全然不知。恰逢当时全国范围内“反右倾”，反对领导就是反党反革命。我爸被单位里的某些“小人”进了谗言，告了黑状，进而遭遇临头大难。
组织部门找我爸谈话，叫他注意自己的言行。可能是当时找他谈话的人言辞过于激烈，我爸受到刺激，就和他们拍了桌子大声说：“我没什么可注意的，大不了不在你这儿干，到哪儿都是干！我凭本事吃饭。”就因为这句话，他使自己钻进了他们设下的圈套，被扣上了“反党”、“右倾”的大帽子，调到离昆明几十公里外的铁路大修队劳动改造。
与此同时，我妈也作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受到牵连。迫于大气候，单位上的人对她也避而远之，不敢与她多说话。我妈处于非常被动、孤立无援的境地。她没人倾诉，没人安慰，感觉自己举目无亲，状告无门。兄弟姐妹都不在身边，她也不敢写信告诉千里之外的父母。没想到自己千里迢迢来到大西南工作，竟然得受这般罪。委屈、无奈，她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地哭，有时甚至是大哭。无奈之下，我妈只能把一岁多的我妹送进婴儿室，把我送进幼儿园全托，星期一早晨送，星期六晚上接。她自己白天在单位上班，吃过晚饭，还有两个小时的政治学习，必须去。等她晚上九点多钟回到家，家里往往是一片惨状：我哥哭，我妹也哭，擦不干净的屎尿弄得身上也是，手上也是，地上也是。一阵擦洗过后，哄孩子睡了，我妈自己哭了。类似这样的事情真是太多太多，举不胜举。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一觉醒来，只见我妈要么是抱着大盆洗衣服，要么就是在灯底下给我们缝补衣裤。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次见她在哭泣。问她怎么了，只听她说：“这日子太难了！太难了！”当时我们年纪小，真是理解不了这句话的含义。现在看来，我妈确实是太不容易，确实是太难了！毕竟她当时才不到三十岁呀！
我爸在大修队，风吹日晒，干着繁重的体力活，心情郁闷，整日抽烟。他每月的工资从九十六点五元降到了六十四元；我妈也是二十年不给涨工资。干着同样的工作，办公室的其他人工资加到了七十八元，她还一直拿着四十三元，日子过得家不像家，人分几处，钱也不能集中使用。计划好的定期给父母寄点钱补贴家用，也成了空话，难以兑现，可又不敢将自己的实情现状告诉父母，怕他们担心挂念。每封家信都是平安、无事、放心等等，报喜不报忧。都这么多年了，一说起来我妈仍然不能释怀，觉得自己没能在经济上为家庭出力，为父母分忧，心中感到很愧疚，特别是六十年代初期姥爷病重时。
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我爸在大修队，一个月只能回家两天。他吃不饱饭，缺乏营养，加上干重体力活，得了急性肝炎，水肿，回家时还带了一身的虱子，都没人样了。我爸到家以后，我妈又忙着给大人看病，又忙孩子，又忙上班，自己又因去洗拖把被青苔滑倒摔断了腿，打上石膏，几个月动弹不了。委屈的眼泪她不知流了多少，心力交瘁，感觉自己快支撑不下去了。每当这个时候，我妈总是想，身边要是有个兄弟姊妹该多好！至少是有个依靠，有个说话的地方，有个人帮忙，那怕是几句安慰话，也能舒缓一点压力，不至于过得这么难！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的熬着，直到 1964 年，昆明铁路局正式接管贵昆线，要筹备成立临管段。不知怎地，突然有人想起了有个叫于世勋的比较懂车务的人。这样，我爸才结束了几年的劳动改造，调回到昆明铁路局临管段业务室工作，工资调到了八十七点五元。即使这样，也是带着框框调上来的：只能使用，不能重用。至此，我们一家才得以团圆，过上了比较正常的日子。那年我爸三十四岁，我妈三十五岁。
那时我年纪小，也不知“右倾”、“右派”是什么意思，但从别人背后的指指点点，从别人眼里投过来的异样目光中，感觉这几个字很刺耳，是在人前抬不起头、受人歧视的。作为孩子都能感受到这种无形的压力，可见当年我妈要承受多少！印象当中，在我小学四、五年级以前，都是生活在这种压抑中。记得上小学三年级时，因和邻居共用一个煤棚，不知为什么，我妈和邻居发生了一点争执，吵了几句。几天后在上学的路上，那个邻居家的男孩就用手指着我，“右派、右派”的喊。我当时听到这两个字非常气愤，什么也没想，也不知哪儿来的勇气，上去就把这个男孩儿推得四脚朝天，哭着跑了。他怎么也没料到我会这样，因为我平时都是胆子很小，不敢惹事，遇事绕着走的。当时听到那两个字，心里太不舒服了，多年受到的压抑终于如火山一样爆发。之后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痛快，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后来，那个男孩的妈妈还到学校大门口来，堵着质问我为什么欺负他儿子。我理直气壮地对她说：“是他先欺负我的！”这件事我从来也没对我妈说起过，只是这次才聊起来。我妈说：“还有这事？我怎么不知道？”但这次打架过后，不知是巧合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不久我们家就被小偷“光顾”了。家里被翻了个底朝天，稍稍值点钱的东西都被拿走了。我一直认为是那个邻居点的水，只是苦于没证据，到现在一直都是个谜。
八十年代后期，铁路局有文件，可以对历次运动中的一些冤假错案进行甄别平反。因为牵扯的人太多，这次平反对外没宣传，对内则宣布：上诉的受理，不上诉的不管。内部人士悄悄告诉了我妈，她就连忙赶写材料递上去，结果一直没有音讯。事情办得很不顺利，材料送到单位，办事人员说放着吧，有结果会通知你们的；送到领导家里，又被人家拒之门外，叫往办公室送。结果你推我拖，平反的事又耽误了两年，如同石沉大海。再去问，回复说找不到于世勋的档案。无奈托了熟人直接去档案室查，找遍柜子也没有，最后才在一个堆满无头案、准备销毁的纸箱里找到。让人吃惊的是，档案里根本就没有 1958 年“反右倾”时对我爸处理的任何记载。我们被告知，当年处理错了，让我们体谅国家有困难，这几十年扣发的工资不予补发。唯一弥补的，就是批准了他几十年前所写的入党申请。天啊！真是冤哉枉哉！三十年多年了才真相大白，我爸如梦初醒——这场不白之冤，完全是一出人为的私仇公报的荒唐闹剧，真叫人无语，叫人哭笑不得。应了老舅您那句话：此时心里不知怎样想，嘴上不知怎样说。我爸退休以后的几年，是他这一辈子心情最舒畅的时光。被压抑了几十年的他，脸上渐渐有了笑容。他每天读书看报跑图书馆，含饴弄孙，享受着天伦之乐。但这样的日子并不长。 1995 年冬天，突如其来的脑溢血，短时间内就夺走了他的生命。来得太突然了，那年我爸还不满六十五岁。
1968 ～ 1969 年间，造反派掌权，整个昆明铁路局机关所有处室的人，都被集中到小石坝（现在的昆明铁路机械学校）办学习班，离昆明大概有二十公里。当时我妈带着我五岁的弟弟一起去，整天“老三篇”、“老五篇”的背诵，读报纸，学社论，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我哥 1969 年 2 月下乡时，我妈都未请准假回来送他。我 1969 年 3 月下乡，我妈再次请假，才给了她半天假来送我。送走我以后，她又急忙赶回小石坝去。当时我哥读到高一，我才读到初一，就碰上了 1966 年的文革，被迫中断学业。正是读书的大好时光，却被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风暴卷到了乡下去修地球，一去就是四年。
我妈当年没条件上大学，心中一直是个遗憾，一心想培养下一代上大学。我和我哥的学习都很好，结果事与愿违，天不由人，碰上了文革。更不可思议的是，这种遗憾又落到了我的头上。 1973 年， 我们单位已经推荐我当工农兵大学生。党委会的讨论结果都悄悄地透露给我了。正当我满心欢喜时，却被铁路局团委书记给私下替换了。事后我才知道，他的恋爱对象也在我们单位，他为她争取去了这唯一的名额。我上不了大学也就算了，反正是生不逢时，又把希望放在了我的下一代身上。那年我儿子正在读高二，学习成绩也很好，没想到我爱人突然得了病，是一种罕见的免疫系统方面的病——皮肌炎。这种病只有五十万分之一的得病概率，是一种结缔组织的病，免疫系统受损，导致全身各器官衰竭。从发现住院到他离开我们，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家庭的突然变故，使得我儿子再也无心读书，吵着要么参军，要么工作。我苦口婆心做了很多工作，他最后总算是答应接着读书，但是心已经不在学校，从高二下学期以后成绩下滑得很快。虽经多方努力，找人补课，最终他高考还是未能上线，没上成大学，只能退而求其次上了警察学校，毕业后当了警察。大学之梦又一次在第三代人身上落空。不知是不是巧合，历史总是如此惊人地相似，命运总是如此地捉弄人，进大学读书成了我们永远的梦。
我 1969 年下乡，去的是西双版纳的建设兵团，两年后的 1971 年，才有了第一次探亲假，假期是十四天。当时我妹妹生病住院，得的是再生障碍性贫血。为了多陪陪重病的妹妹，我超假三天，返回兵团时还被扣留在景洪机场——那时公路不畅，从昆明到兵团坐汽车，路上要走五天，所以我坐的飞机。我走后的十一个月里，我爸妈几乎没上班，每天到单位报个到，就到医院去轮流守护我妹妹。当时的医疗条件及技术很有限，也没有现在的什么骨髓配型，什么脐带血、什么造血干细胞。医院对这种病束手无策，只能靠输血、吃阿胶，还有中西医的一些简单治疗。妹妹每星期输两次血，每次二百毫升，输了整整十一个月。我爸妈就像疯了一样，只要听说什么药能治这个病，就想方设法去买；不行，就再换，再买…… 妹妹走后，我爸妈欠下了近三万元的债务，这在当时真可谓是天文数字了。他俩的工资每月除了吃饭，其他都用于还债。我每月在兵团二十六元的工资，自己留下十二元，其余十四元寄回家。我哥在乡下种水稻挣工分，自食其力养活自己。七、八岁的弟弟虽然年纪小，但也懂得为父母分忧。他每天放学去给姐姐端水送药，洗脸洗脚，然后给她盖好被子，放下蚊帐，才离开医院，独自在昏暗的路灯下走回家睡觉。当时大人已顾不了他了，全身心的把时间精力都放到了我妹妹身上，但最终也没能挽留住她。无情的病魔还是夺走了妹妹年轻的生命。那一年，她还不满十五岁。
最后病重抢救时，妹妹口鼻大量出血，我妈抓起床单枕巾试图去堵都不行，就直接用双手去捧。妹妹也被这症状吓懵了，用手拉着抢救医生的手大叫：“医生！救救我！医生！救救我！”说完后，她马上意识到父母还在身边，又转过头来懂事地对着妈妈说：“妈，别怕啊！别怕啊！“试想，谁能接受这样残酷的现实！这时的我妈，真是心如刀绞，悲痛欲绝，眼睁睁的看着女儿在自己怀里咽了气。在场的所有医生护士都忍不住流下了同情的眼泪。主治医生都说，我从医几十年，就见过你们这一对尽心尽责的父母。
人世间最大的痛苦就是亲人的生离死别，何况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更是痛上加痛。说了妹妹，再说说我哥吧。我哥的病是慢性阻塞性肺炎，也不知是先天遗传还是后天得的，从 2006 年查出来到 2015 年，整整十年，他一直受着病痛折磨。 2013 年以后，病情逐年加重，每况愈下，一年有一大半的时间是在住院。 2015 年 9 月 7 日，我将我哥接到我妈处住下来，方便照顾。他在我妈家里住了整整一个月，老妈也伺候了他一个月。这时我哥已吃不下睡不着，人瘦成了一副骨架，靠着两天一大瓶的氧气维持生命，真让人不忍心看着他受罪。到了 10 月 7 日，我哥出现了轻度昏迷，从早上 7 点到 9 点一直处于叫不醒的状态。我们立即将他送往医院。临出门时，他又清醒了，对我妈说：“妈！我出院后还要过来住。”我妈答应他说：“好，妈妈等着你！”没想到这竟然成了他们母子之间的最后两句话。我哥住院那几天，为避免让我妈过度伤心，我和弟弟一直没让她去医院。最后抢救那天，我妈就好像有心灵感应一样，自己下楼，推上轮椅，通过医院的升降电梯来到了病房。医生都说，你们快把老人家推回去。这时我哥已经处于休克状态，不管谁叫都没反应。我妈上去贴着耳朵叫他，说：“我是妈妈！我是妈妈！”很神奇，我哥似乎听到了，只见他把眼睛睁开，抬起头来，离开枕头有半尺，然后又无力地落了下去…… 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我都几乎把持不住要昏厥，可想我妈是受着怎样的煎熬…… 一个月后，我们将我哥安葬了。又过了一个月，我弟弟开车把我妈拉到墓地， 去看了看我哥。痛哭一场后，妈妈回到了家。那年，我妈八十六岁。
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我爸这一辈子，为“年轻”二字付足了学费，代价十分沉重；而一句“太难了！太难了！”也伴随了我妈一辈子。这一辈子，他们走得都很艰难，都很坎坷。一次又一次的磨难，一次又一次的打击，都没能把我妈击垮，这说明她是个坚毅、刚强的母亲！我总在想，这大概就是命！我们人类是无法和命运抗争的。但愿我妈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够开心快乐，永远都不要再说“太难了”！
2017
年
4
月
于昆明
附录：
追忆不相识的北大好人
－－作者：冬牧
大约是 1971 到 1972 年，我所供职的单位派出二人到北大搞外调。外调针对的是我，调查对象是我一个在北大教书的兄长。
文革开始后，那位“旗手”在北大的群众大会上，亲口点名批了一串人。这些被点者都成了 “走资派”、“牛鬼蛇神”、“现行反革命”…… 我哥哥就是这串珠上的一个。他被戴上了“把阶级斗争搞到毛主席家里去了”的大帽子，这在当时是吓死人的。从此他进“牛棚”、做苦工、挨批斗、遭羞辱，每月只给十几元的糊口钱，一家几口生计被断，其苦可想而之。但这些事都是在几年以后，我们几个兄弟姐妹才陆续知道的。我哥哥当时从未与我们提起过他家的困境。
说到这儿插一段题外话吧。我远在昆明的二姐，有一年家被盗贼破门洗劫，家财尽失，当时也到了生活无着的地步。再后来，她十五岁的爱女身患白血病，为救孩子的命，他们又倾尽财力，家里再度一贫如洗。这两次灾难，二姐当年也没向兄弟姐妹述说，也是事过几年后我们才知道的。我的大姐出嫁后，婆家距我爸妈家咫只之遥，举步便到。但她从不到娘家吃一顿饭，她的几个孩子也不在姥姥家吃饭。提起这事，我妈曾生气地对我嘟囔：“你大姐不是我亲生的！”我听出了妈妈心中难过的复杂感受，但我也不知心里该怎么想，嘴上该怎么说！
话再扯回来。
那时我当医生，同事中一个护士是我们单位“一把手”的夫人。我与她没什么私交，也没什么个人恩怨。但事实证明，这只是我单纯的单方面的认知，实际上她对我积怨很深，“枕边风”招至了针对我的外调。积的什么怨？我今天也说不清，看来都是这位当时年近四十的女人所在意的工作中的末节琐事、舌尖上的家长里短吧。当年但凡被外调的人，有的被批斗，有的被遣回原籍，有的被调职去“打杂”，但奇怪的是，我被外调后却安然无恙，没受什么大冲击，仅仅是逼我退交分给我的一间类似筒子楼的住房，但也没退成。
文革结束后，一次我与参与外调我的李姓同事聊起当年的事。他说，外调时接待方的人说你哥没什么大事——原话记不清了，大意如此。虽然事过多年，我听后还是很震惊。当时像我哥哥这样一个顶着大“帽子”的人，被接待单位的那个人或那几个人轻描淡写成“没什么大事”，他们竟如此大胆！这个或这几个我不相识的人，他们做如此回答，我设想可能有如下几个原因：一是他们对“旗手”霸道污人、借公事泄私愤的行径看不过。“旗手”咆哮公堂时还叫喊：“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二是大而言之，他们对文革也持负面看法。三是我这位兄长他周围的人，包括他的子女，都戏称他“东郭先生”。这则寓言是讽东郭救狼一命，反而差点被狼吃掉。但再想想，东郭如不是一个心地宽容、不事计较、有怜悯心的人，他能去救那也是个生命的恶狼吗？所以戏称我哥东郭的人，是在这个层面的认知上定义他的，对于这一点，大概接待外调的人也认可。四是接待外调的人是有良知的善人，他们不落井下石，不钻营求荣，他们有胆量，敢承担。
忆起这些事，我对那个或那几个不相识的北大好人心存感激！
再插几句似乎题外的话。当年我单位有一王姓、一赵姓二位副职领导，他们都是 1949 年以前当兵的老革命，也算是我的“同学”。我们当年同在“干校”摸爬滚打，接受再教育。既然干校叫学校，我们就有同窗之谊吧！那几年他俩在“班子”中有掣肘作用，也保护了我。现在他们都已作古，在这里一并对他们表示怀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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