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可：少年老友，四十年的故事
少年老友，四十年的故事
－－作者：宁可
[导语]
这是一个有关艺术和岁月的故事。尽管我们的主人公之一是陈丹青。但在这次叙述说中，我们的笔下没有名人。
三位主人公分别是林旭东、陈丹青和韩辛。林旭东，曾是北京广播学院教授，2004年辞职，重操绘画旧业。他也是一位影视评论家，关注新生代导演和独立纪录片；陈丹青，如今你要在艺术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中硬划一道线去形容他，还不是很容易。早在1980年，他便以油画《西藏组画》成名。盛名之下，却远走纽约，客居观察；2000年回国任教于清华美院，几年后又“反”出体制，撰文著书，妙笔生花，锋言锋语。 “画怪”韩辛少年天才，上世纪80-90年代美国华人艺术家中最成功的几位之一，旅居海外二十多年，现回国从事自由绘画。
2011年春夏之交，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听说了他们的故事，一个有关艺术，岁月和兄弟情谊的40年故事。文革时期，他们上山下乡，却因绘画结缘，在上海隔离的小空间里赏玩艺术；他们试图远离政治，又多少被政治卷入，铭刻时代烙印；文革结束，他们读书、出国、创作，隔岸观望或者跨域坚守；中国变革之中，艺术借势突围，他们入体制，出体制，最后重归自由。当时我和我的主编正在吃午饭，慢慢地，我们放下了筷子，专注地听着。喧闹的餐厅里，尽管只是只言片语地勾勒，我们已然决定去做点什么。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讨论甚至争辩，最后我们决定，邀请林旭东、陈丹青和韩辛，三个人一起登上《芭莎艺术》2011年11月号的封面。
这也是《芭莎艺术》的荣幸。我们感谢这三位主人公，因为尊重和信任我们，而把自己40年有关艺术与生命的故事交付到我们手上。我们希望这期意义非凡的封面专辑，也能够带给自己，带给《芭莎艺术》更多的启迪：记录微观历史，折射宏观变迁；透过私人视角，展现公共情怀。
而这一切，从艺术出发。
林旭东
陈丹青
韩辛
上海淮海中路1301号，林旭东的旧家。四十年前，林旭东、陈丹青、韩辛三位少年在这里一起习画；四十年过去，物是人非，但陈设依然如故，无论是那个画架，还是墙上挂着的石膏像，以及陈丹青用来画自画像的那面镜子，都恍如记忆被定格下来，在消失的时光中，透着一种黯淡远去的基调，特别惹人怀旧。
2011年9月中旬，天气中尚有夏末的余热，三个人重聚于此。那些经年累月的故事，像闪回的电影画面一样，被重新审视咀嚼，各种讲解中随处流淌着会意的温情。本来，三位少年既非发小，也不是邻里，更无其他亲缘，在大上海的茫茫人海之中，很可能擦肩而过，或“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然而，只因为一件事，就是绘画，将他们的命运维系在一起，而且，携手走来，一走，就是四十年。
就性格而言，林旭东内敛，寡言少语；陈丹青大气，收放自如；韩辛感性，自负才气。但三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听话”。他们常年游荡在“主流话语”和“正常选择”之外，然而，错峰却弄潮，写就了珠玉般晶莹透亮的人生旅程。
1，沪上弦歌：沉浸于西洋画册与音乐的密室往来
1969年，林旭东十七岁，陈丹青十六岁，韩辛十四岁。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浪潮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最高领袖毛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1600万在读的初高中学生中断学业，开始了举世罕见的“上山下乡”运动。林旭东去了江西，在赣东北；陈丹青也去了江西，在赣南；韩辛没有下放插队，留在上海交大的校办工厂，看起来有点幸运，实际上与童工无异。
1971年初，陈丹青从江西回上海过春节。有天晚上，朋友带来一位年纪相仿的青年，人长得清秀，非常白，一看就像“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从小养尊处优的样子，也不太爱讲话，这就是林旭东。匆匆一面，两人聊了聊画，聊了聊江西。后来陈丹青知道他的父亲是杨振宁那一代搞物理学的。中共建国后，为投效新政，从美国到了法国，再回到中国。林旭东出生在美国，初长在巴黎。“他的开口就和我们就不一样”，骨子里有一种天生的雅致和高贵，以及对艺术与生俱来的感觉。
这年冬天，陈丹青与林旭东在上海街头偶遇。他对丹青说：最近弄到了一些唱片，我家就住在附近，你有空来听。第二天，丹青就去了淮海中路1301号。旭东独自拥有一间三十平米左右的大房间，“这在当时的上海很奢侈了，家里人很少进来，所以朋友来了以后想干嘛就干嘛，加上那间房临街，人家来找很容易，靠在街边在楼下冲窗口喊一声，就上来了”。
陈丹青说：“在这间房子里，我第一次听到了舒伯特的《鳟鱼》，觉得好极了。”那时的中国，红卫兵小将正以大无畏的革命激情 “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听西洋音乐不仅大胆，简直反动。所幸林旭东的母亲是街道的负责人，这里又是当年的法租界，两位少年得以“无知无畏”地隔离出一片空灵之地，不关窗户，不拉窗帘，在大师的音乐世界兀自神游。多年以后，陈丹青在他的文字中温馨地回忆：“……北窗下，窗外梧桐，我度过青年时代最幸福的时光，和他一起画画，听贝多芬。”这以后，两人的交往密集起来，丹青干脆把画画的工具也搬到了这里。
韩辛的到来，相对陈丹青要晚一些。他和丹青认识以后，自己找上门来对林旭东说，没地方玩了，可不可以到你这里玩。林旭东说：你随便，想来就来。“他就经常来了。基本上天天都泡在这儿，好像也不大去交大的单位上班”。
就这样，全国人民都在“抓革命促生产”，“狠斗私字一闪念”，三个小伙儿却躲在淮海中路1301号，把这里彻底变为习画、听音乐的“据点”。这间充满艺术气息的公寓里，有17世纪荷兰画家伦勃朗的画片，有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画家库尔贝、米勒的印刷品；留声机旁，是音乐大师莫扎特、贝多芬、门德尔松的黑胶唱片；窗外高大的梧桐树，遮天蔽日，一片绿荫，既挡住了政治的喧嚣，也安顿了自由的心灵。他们不是红卫兵，远离中心，热衷艺术，最重要的事就是画画。
2，一起画画：三个“野路子”，相互学习又相互挑刺
陈丹青说，他们三个都是“野路子”画家，没有受过正规的美术教育。求学年纪，身逢乱世，想学艺也没有任何美术学校可上，“一切都停顿了”。
“这个时候，我们三个人就是一个小小的学校，互相教彼此。每一天都在看对方画了什么，再等着第二天的见面，在一起画画……”；“那个时候，我们画的每一幅画，每一个线条，都要很顶真的互相看，互相推动……”；“除了我们三个人，只有一摊颜料，几本画册，一个放大机，放我们能够找到的黑白照片，这就是我们的全部”。
尽管如此，他们三人在艺术上的追寻与传承，实际上仍有由来。林旭东学的主要是法国十九世纪后期那一套；陈丹青既学欧洲，又学苏联，受蒙于他的中学美术老师；韩辛喜欢的是印象派，开始时完全是自己撸，后来“投入了陈逸飞的怀抱”。
和许多被革命浪潮荡涤干净的大城市不同，上海艰难地保留着少许孤傲的文人气质和艺术腔调。二三十年代留学欧洲或日本的一些老先生，像林风眠、颜文樑、吴大羽等人，当时都在上海。文革中，他们被打倒，有些画册因为抄家，或因为借来借去，流传到社会上来。其中有十四至十七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也有十九世纪印象派、后印象派的作品，甚至还有稍晚一点的巴黎画派作品。这些画册印刷精良，深受“在野”艺术青年的追捧，成为他们争相吸纳的精神食粮。
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则是当年沪上惟一的、最专业的油画创作机构。一批文革前毕业于上海美专的画家（如陈逸飞、魏景山等）在这里奉命创作“政治宣传”的巨幅油画。“我在山沟落户时长期珍藏着这批小画的明信片，在油灯下反复察看画中准确而潇洒的笔触、边线，以为那是外国人画的”，陈丹青2005年的一段文字用这种生动的细节，透露了当年另一种学艺的路径。
某一年，陈丹青从广州亲戚那里找来一本俄罗斯阿尔米喀什博物馆的欧洲画册，其中一张卢本斯的酒神和维纳斯在一起的画，林旭东看到后，立即钉在墙上，当场临摹起来。丹青顿生羡意，当时他还不好意思画裸体。
以陈丹青的说法，林旭东是他们三人中审美起点最高的。“你看他书橱里放的这些，那时大家谈论的都是苏联画家，在这张桌子上，当年台板下面就压着照片，旭东说，这是库尔贝，这是米勒，我知道这些名字，但没有人会跟我们谈起。我最早对苏派现实主义有一个高的立场，这个立场，是林旭东给我的。”
林旭东很少轻率发表意见，有时看陈丹青的画，从头至尾不说一句话。他不说话有两种意思，一种是他觉得有问题，但他不说；另一种，就是真的认为很好，就不吭声。韩辛则不同，他的率性与生俱来。他一直把丹青当作最有力的竞争对手，从不隐瞒。去国多年，回来后曾试图改变一下自己，学会宽容，不再挑剔，丹青却说，你还是老样子最好，我一看你，就感觉年轻了三十岁，因为你没有变。
所有艺术家在年轻时代，有那么几个朋友，决定性地影响你……这是陈丹青在一次演讲中提到的，“因为你很难找到一个人，他比你还认真地在看你的画。我们都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这种关系，时间越长，越觉得不可替代……”
3，崭露锋芒：黑画－－连环画－－全国美展，三人先后“出名”
三人当中，最早“出名”的是韩辛，因为“黑画展”。
当时，遵照毛在对外宣传中“不要强加于人”和“内外有别”等指示，周恩来要求宾馆布置要有民族特色和时代风格，要挂中国画。北京饭店新楼落成，请了一批老画家作画，美化装饰。没想到惹祸上身，被周的政治对手借机发力，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猛批这一轮“美术领域黑线回潮的复辟逆流”。姚文元下令在北京、上海等地举办“黑画展”，包括林风眠、刘海粟、丰子恺等人的作品都在其中。1974年，批判范围扩大至业余作者，韩辛的作品也被弄了进去。
韩辛从小喜欢画画，虽是“野路子”，却更大胆，也更另类。他那些野兽派式的水粉风景画，天空画成鲜绿，草木画成粉红，与革命主题创作大异其趣，而他年少自负，是成为“黑画家”的原因之一。那时在上海的一个文化宫，定期组织工农兵培训，搞革命艺术创作。韩辛也常去，大家都知道他很狂，叫他“神童”。有人让他看画，他脱口出口：这种东西是垃圾，惹怒了一旁的辅导老师：你这小鬼算什么东西，不许在这里放毒！有人起哄，让韩辛也画一张，“我当时发狂，画了张头像，是德国表现主义的手法，用了很多红颜色，头发、眼睛都是红的。”画了一大半，就被那些人抢了过去，还威胁叫民兵来抓他。就是这张画，后来被送到市里，上了黑画展，韩辛成了上海最年轻的“黑画家”。
“黑画展”在上海美术馆举办，韩辛被勒令去看，接受批判。“这是我的第一次展出啊！我说还有没有入场券，要请更多的人去看。这就是天真的我，很幼稚。但对艺术的感情，还是很纯真的，简直不顾一切，那是什么年代啊……”。
因为“黑画展”，韩辛沪上扬名。对当年的他来说，黑画展到底有多“黑”，似乎并不重要，能与前辈大师“相提并论”，这种“兴奋”盖过了政治上的恐惧。在这得意的背后，涌动着一种对世俗功名的渴望，“我后来靠拢了陈逸飞，就是离开了野路子；其实，我当时要是不靠拢逸飞，会变成另一路……”
“黑画展”之后，韩辛尽管狂妄依旧，但并非一帆风顺。每年的画展，只要见他的名字，就会被退回。1977年，上海油雕室接到几个任务，其中有华国锋题材，人称“女才子”的刘耀真拉了他一把，共同创作油画《华政委在阳曲》，送北京展出，这幅画被中国美术馆收藏。至此，韩辛的名字才得到解禁。
1973年以后，因为母亲癌症复发，林旭东很少去江西插队的地方，他与油雕室的关系已很密切。1975年，人民美术出版社《连环画报》约陈逸飞画一套根据鲁迅小说《风波》改编的连环画，他没有时间，就介绍给了林旭东。“那个时候我的正式身份是个‘盲流’回城的知青，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东西，有种登堂入室的成就感……所以干得很投入”。
连环画创作在中国的兴衰，受时代的影响，在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达到了一个高潮。那时全国的名画家，很少有人没有画过“革命题材”的连环画。林旭东受欧洲古典绘画影响较深，以至于画连环画时，也当作单幅在画，人家一天一张，他要两三天才画一张。从《鲁迅的青少年时代》，到《可爱的中国》、《骆驼祥子》，再到《正红旗下》等大量插图，无论笔墨与造型，还是对原著独具匠心地理解，完全有别于之前同类题材的一些作品，迅速在全国流传。如今油画名家刘小东1978年考入中央美院附中时，随身带着壮胆的“神器”，就是林旭东的插图。
陈丹青先是被江西省借去画连环画，后来落户去了苏北。一个偶然的机会，又被西藏自治区文化局借调进藏，协助“边远地区”的革命创作。1976年，毛泽东撒手归去，消息传来，他画了大幅创作《泪水洒满丰收田》。“画悲剧题材，画工农兵哭，在当时绝对不可以，可那是哭毛……，所以这幅画居然入选了当年全国美展。美术界欣赏的是悲剧性，因为悲剧透露真实，那时人人都知道‘文革’是个大悲剧”。这幅画被圈内人认为是他的成名作。林旭东也说，那是丹青最好的一幅画。
林旭东也在这个时候有一幅创作，刘伯承长征途中跟彝族血盟，构图就是库尔贝的《奥南的葬礼》。“……那张画一直挂在这面墙上，他画了好久，大概有一两年的功夫，非常深厚，我画画从来没有达到过那个水准，我和韩辛一样，属于快手。旭东慢一些，但他不断锤炼画面的那种能力很强，而且，毫无功利心”。
4，一样的路：中央美院研究生，挚友成校友
1978年，中国开始发生明显变化，政治狂热褪去，坚冰解冻，河流复苏。
这一年，陈丹青报考中央美院油画系研究生班。收到录取通知书当天，“一时在恍惚不可置信之中”，他在给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位朋友的信中这样说。
陈丹青在美院读了三年，其间，两次进藏，完成毕业创作《西藏组画》。这七幅油画，后来刊于1981年《美术》杂志第一期，被美术界视为“文革后划时代的现实主义经典之作”，当代中国油画的一个“里程碑”。陈丹青对此持谨慎态度，生怕落入宏大叙事的陷阱之中。2004年，他在曼哈顿对女作家查建英说：我哪知道这就叫成名？那会儿想都不想这些，就知道一切刚开始，觉得《西藏组画》是个习作，试试看，还早呢。
1979年，韩辛考上中央美院油画系壁画专业研究生，只有三个名额。在他的叙述中，这与陈逸飞的引荐有关。韩辛的专业分第一，外语零分，政治、文艺理论不及格，经院长江丰特批，才被破格录取。对林旭东、陈丹青、韩辛三人来说，陈逸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以后的日子里，陈丹青与陈逸飞绝交十八年；林旭东与陈逸飞若即若离，陈逸飞拍《理发师》时，与林旭东北京相遇，聊过之后，林旭东发现陈逸飞并不真正懂电影；而韩辛，与陈逸飞走得最近，关系也最好。
三人之中，最先想到考中央美院的人其实是林旭东。韩辛至今记得，“1974年夏天的夜晚，非常闷热，林旭东穿着一件‘和尚领’，在十五支光的黯淡灯影下，手中一支‘中华牌’绘图铅笔削得尖尖的，一笔一笔中锋，一丝不苟，这样的画，这样的心神，那时……今日，绝无仅有”。问他画这么多石膏像干嘛？林旭东说，将来进中央美院要用。说这话时，“文革”仍在进行时，艺术院校大门依旧关闭。韩辛认为这不现实，笑他做白日梦，林旭东不语，只默默地画。
但时运不济。1979年林旭东第一次考中央美院时，居然忘了带准考证；此后几年又因种种原因挫败。自尊的林旭东不愿求助于任何人。直到1985年，三十三岁的林旭东终于考上中央美院版画系的研究生。以当时的报考条件，考龄已到极限。一个未经证实的传闻说，某日，美院老师孙景波走过学院大门，见门房老头正拿了一叠未录取的通知书要去寄出，信手一翻，见林旭东也在其中，便说，此人不能退，他若退了，以后我们中央美院会丢脸。
1980年，陈丹青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此时已是公认的最具才华的油画家。但他却在酝酿一个常人难以理解的重大决定。他准备到美国去，看美术馆，看原作。他意识到自己需要一个新的出发点，不是向前走，而是往回走，回到欧洲十九世纪之前的大传统。
在校的韩辛，正与前来美院进修中国艺术史，后来拿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美术史博士的美国人安雅兰热恋。第二年6月，两人成婚，这是文革后中国涉外婚姻的第二例。两个月后，韩辛退学，与安雅兰一起离开了中国。
五个月后，二十九岁的陈丹青启程飞往美国。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第一批经济特区成立，对外开放的窗口打开。中国女排首次夺得世界冠军，北京大学生倡议“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琼瑶式”故事和《加里森敢死队》以软硬结合的方式，入侵青年空荡荡的内心。
5，国内国外：改变的是距离，不变的是当年
韩辛走了，陈丹青也走了，林旭东仍在国内。韩辛很快融入美国艺术主流，陈丹青在边缘观望，林旭东被激烈变化的中国吸引，兴趣转移。
林旭东上美院三年，有两年的时间在看电影。1988年，林旭东美院毕业，去了北京广播学院，当美术老师。后来借着一个机会，跳到了导演专业。
林旭东是中国电影导演“第五代”的客观批评者，“第六代”的合作者。从张元开始，从剧本，拍摄，剪辑，到整个剧本的处理，渐渐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幕后参与者。他很早就看出了贾樟柯的潜能，曾经往美国打越洋电话，与陈丹青谈《小武》，一谈就是一个两小时。长达十几小时的纪录片《铁西区》在国际上获过四项大奖，幕后剪辑的人就是林旭东。丹青说，“他完全不当回事，都不跟我讲，还是别人告诉我的。我觉得他是很高贵的一个人”。韩辛也由衷承认，“旭东的品位在浊世的衬托下，静静发光”。
林旭东将绘画与电影结合起来，始于连环画创作。插图是由一个或一组通常不连贯的画面综合或单元性地来完成叙事，怎样通过一组连续的画面来展开叙事？于是想到了电影。陈丹青到纽约后，一直与林旭东保持通信联系，“多年以后，他才给了我一个很朴素的理由，说画油画一定要看原作，但电影是原作”。
陈丹青自然相信这个理由，他到美国，就是想看美术馆收藏的名画原作，认识西方绘画的根脉，尽管这个“根脉”的主干在欧洲。但隔着大洋的想象与实际相差甚远。“1982年元月第一次拜访大都会美术馆，瞧着满墙经典我就起意临摹，想像自己能如两代前辈那样高尚其事，专注于艺术。等到出得馆来，人海茫茫……”“本来想看传统，一出来，发现那是一个整体：希腊、文艺复兴、印象主义、现代主义，直到当代艺术。我从‘十九世纪’假想中被猛地扔到‘后现代’……”这里没有主流，只有潮流，可以老调重弹，可以旧瓶新酒，可以凭空而起，在“反艺术”的道路上，美国人永远是那样泼辣大胆，无所顾忌。相形之下，自己什么也不是。
几乎每一个到美国的艺术家都有这样的心理体验，除了生存上的巨大压力之外，最令人无所适从的，就是原有的艺术观和价值观都被打碎。陈丹青开始了在纽约的漂泊。那里既没有宣传部，也没有文化部，没有人给艺术家发工资。“其实我他妈一到美国就立刻自动从中国出局了，然后在美国又自动边缘，直到九十年代－－我确认这种边缘，我不会寻找国内主流，我也不会寻找美国主流……在纽约，我也只做旁观者，近距离的旁观者”。
因为有个从事艺术研究、在洛杉矶博物馆做过策展人的美国太太，韩辛的处境从一开始就顺风顺水。作品先后被法兰西学院、莫奈博物馆、美国亚洲基金会、哥伦布美术馆、香港新机场等机构收藏，“八十年代中，我在纽约的画价已达上万美元，得到美国艺术圈的承认”。在他最得意的时候，对所有的中国画家都看不起，“因为我在西方取得的成绩远远超过他们，超过陈逸飞……我是唯一一个见过巴勒丟斯的。法兰西学院请我到莫奈花园驻院创作，选我的人是利奥?卡斯蒂里。”利奥?卡斯蒂里是公认的敏锐画商，他的画廊代理的艺术家几乎可以构成一部美国当代艺术发展史。他看中了韩辛的组画《纽约地铁》。
韩辛狂的时候，也骂过陈丹青。可在韩辛内心深处，最在意的人，还是陈丹青，“我画的好坏，还是要丹青来肯定，当然，我要丹青说好”。
陈丹青说起第一次回国去见林旭东：1994年冬天，离开十三年后第一次回中国，想疯掉了。我要找的第一个人就是林旭东。我故意不跟他讲，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一打开门，说你怎么来了。就跟小时候一样，给我开了门，返身走到窗户前，一边给我倒水，一边讲起美院的事。十多年没见了，他不跟我叙旧，也不问我是从哪里过来，没有温情主义和伤感主义，就像从来没有分开过一样。谈到下午大概五六点钟，我要回美院跟老师吃饭，他晃悠着把我送到门口，告诉我广院里好多高高的白杨树……此后，他每天进城，我到哪里，他就到哪里，一声不响地陪着我。因为他知道，丹青回来不容易，他也很想念我，但从来不会表示，我只能从他的表情知道……
6．重逢聚首：四十年的故事远未结束
2000年，千禧年，许多人把这一年作为人生的转折点。陈丹青回来了，受聘于清华美院。他是刻意选择了这个时间，还是偶然的巧合？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终于回来了。
此前一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正式并入清华大学，更名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陈丹青获任特聘教授。几年学院生涯，资质出色的弟子屡屡因为外语、政治等课程不过关无法攻读博士，与体制的无效交涉，教学中的繁琐诸事，让十八年没有“单位”、未曾“上班”的陈丹青觉得生活整个改变了。国内媒体的关注度也不断升温，各种邀约不断，画画完全变成业余。唯一的创作《国学研究院》是趁春节放假完成的。倒是写作的成果颇为丰硕，从《多余的素材》起，《纽约琐记》、《退步集》……一路写来，陆续出了接近十本，并且很受欢迎。有人甚至当着丹青的面，说他的文章好过他的画。可是他自己知道，对于画画，他从来不曾失去野心。带研究生下乡画农民，与同道中人一起去俄罗斯临摩经典原作，甚至对着画册画静物。用油画颜料描摹青绿山水和中国书法，丹青画得很带劲。在《归国十年》中陈丹青写道，“我得承认，书写、言说，令我获得绘画从未给予的快意，而当闭嘴描画时，我再三庆幸画画比我所能想象的幸福，更幸福。”
2004年，陈丹青向清华递交辞职报告，表示与体制无缘。当年，林旭东也从广播学院辞职，生活的重心从电影回归画画。同一年，韩辛也回来了。陈丹青说韩辛回国的原因是“想念这帮小兄弟，一个人觉得孤单了。”昔日老友又有了一起画画的机会。
2005年，结交于70年代上海的八位画家，孔柏基、魏景山、赖礼痒、夏葆元、黄英浩、林旭东、陈丹青、韩辛，重聚上海作画。这次重聚由韩辛发起，主题是友情，是岁月。动机是：我们再像以前那样一起画一次画吧！因为他们发现，最可怀念的时光，比来比去，还是无功无名无牵挂的青少年时代，那年代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就知道一天到晚画画。
21世纪开头的这十余年间，中国的社会生态和艺术环境巨变，每个人都像活了几辈子。滚滚红尘之中，飞驰的车轮之上，会不会再有一个空间，让人暂时屏蔽热切的欲望，静静聆听三位少年老友四十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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