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小庆: 三千上海孤儿在内蒙：我们是草原无根的沙蓬，想回家

1989-06-04 作者: 安小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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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上海孤儿在内蒙：我们是草原无根的沙蓬，想回家

－－作者：安小庆

一

53 岁的额尔登，一边看着电视上的寻亲节目，一边陷在客厅的沙发里流眼泪。沙发背后的白墙上，挂着每个蒙古族家庭必有的成吉思汗像，以及在草原上不常见的、汉族人信奉的财神爷。

“又哭啦？”妻子娜仁格日勒从沙发另一边站起来，瞧了他两眼，转身走进卧室。

身份证信息显示为“蒙古族”的额尔登，无论面容还是身形，长得都不像蒙古人。然而一旦说起话来，旁人又不得不相信眼前这个以蒙语为母语的男人，千真万确应该是个蒙古人。

与如今带给人的困惑不同，至少在 52 年前，有关他的一切都还是确定的。那时的额尔登还不叫额尔登，还只是一个生于江南、不满 1 岁的婴儿，一个普通的血统和文化意义上的汉族男孩。

但命运和时代选中了他。

不开口讲话的额尔登，看上去一点也不像蒙古人。退休后他想回到养父母留下的老房子和草场养老。

1959 年到 1961 年，“三年困难时期”，饥饿和死亡带来的巨大阴影，迫使他的父母将他遗弃到上海育婴堂。之后，不满 1 岁的他被送到了千里之外内蒙古牧区的广袤草原上。

额尔登不是个例。包括他在内，总计 3000 名左右的江南幼童，在饥荒年代，被远送到塞外草原之上，从先天的汉族人变为了后天的蒙古人。

然而，他们渐渐发现，自己既不能成为彻底的蒙古族，也不再是纯粹的汉族。孤独的“中间者”状态，被遗弃的感觉，一直伴随他们的少年、青年、中年，直至老年。

这可能是全中国最想“找到自己”的一群老年人。他们的大半生，几乎都在位于中蒙边境的达茂旗草原上寻找两个问题的答案：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因女方家人嫌弃他的汉族身份，额尔登差点没能和蒙古族的太太结成婚。

这两个问题，也总是盘桓在“宝宝”的心里。达茂旗草原和百灵庙镇上的人，没有不认识宝宝的。他极有可能是全中国唯一一个自称宝宝的老年男子。

宝宝大名叫张利华。 1960 年，一批来自上海的弃儿被从南方运送到内蒙古，继而被“分发”到包括呼和浩特、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在内的地区，宝宝就在其中。

据上海民政志载， 1958 年上海社会福利机构共收容婴幼儿 1770 人， 1959 年收婴 3525 人，其中弃婴占 98% 。 1960 年 1 月至 3 月，共有弃婴 5277 人入院，最多的一天收容 109 人。

“把小孩送到上海去，上海有饭吃！”饥荒的艰难岁月里，南方人相信哪里没饭吃，上海都不会饿肚子。

绝望的父母们以为给孩子找到了一条生路，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上海也快断粮了。从 1960 年 6 月 6 日中央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情势已经危急到何种境地：北京存粮为 7 天，天津为 10 天，上海已无存粮。

黄浦江边的危急情势，数万婴儿和幼童面临夭亡的危险，被逐层反映给时任全国妇联主席的康克清。

康克清为此找到时任内蒙古第一书记的乌兰夫，希望他能从牧区调拨一些奶粉支援江南各地的福利院。然而历史似乎总在偶然处发生弯折。乌兰夫在请示周恩来时做出一个大胆建议：发动整个内蒙古，将孤儿接到牧区，送给牧民抚养。

这个历史上几乎没有出现过的迁徙路径和收养方式，彻底改变了数千江南弃童的生命。仅在 1960 年一年，内蒙古就安置了 2000 多名南方来的“孤儿”。

不论在当时，还是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人们都不愿意用“弃儿”来称呼这些来自江南的孩子。他们曲折迂回地将孩子们统一称为“江南孤儿”或“国家的孩子”，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让各方都获得暂时的宁静。

二

1960 年春天起，从上海开出的列车，行驶在京沪和京包线上。孩子们的各色小衣裤和白色尿布，挂满每一扇打开的列车车窗。装着小乘客的车厢，穿过江南水乡，一路掠过平原、山川，经过长江、黄河，最终驶入一望无际的草原。

当时尚无名字的宝宝和额尔登，是这特殊车厢里众多婴儿中的两个。不满周岁的他们，分别在 1960 年和 1963 年加入这次迁徙。没有人知道人生中的第一趟火车之旅，将把他们各自的命运带向何处。

列车的起点是温暖、湿润、葳蕤的南方，而终点，是干燥、寒冷、人烟稀少的牧区和草原。

面积 110 多万平方公里的内蒙古草原，直到上世纪 60 年代，人口不过 1000 万，每平方公里不足 10 人。荒寒的气候，繁重的劳作，低下的医疗水平，逐草而居的艰难生活，让牧区妇女的生育率极低，不少人患有不孕症。

而绵长的边境线和日益紧张的“中苏“关系，让此地愈来愈成为国防和充实人口的重点区域。南方来的饥饿的孩子们，就这样承担起双重的功用：既成为缺少子嗣的“牧民的孩子”，又成了能够充实边疆的“国家的孩子”。

其实早在 1958 年 9 月，内蒙已经从安徽接运 500 多名孤儿安置在锡盟。那时安徽还是夏末的气候，孩子们刚到内蒙就赶上寒流。由于体质弱，大量孩子生病死亡，仅有 200 多名幸存下来。

这次事故后，内蒙古要求各地接引孤儿前必须先设立保育院。孩子们到达后，先收入保育院抚养，待状况稳定后，才让牧民领养。

1961 年，在保育院生活了一年之后，包括宝宝在内的七八个孤儿，被分到达茂旗草原。宝宝是其中两个男孩之一。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当时已经两岁多的他不会坐也不会爬，脖子细得甚至不能撑起大脑袋。

一到达茂旗，宝宝就被镇上粮食局的一个副局长领回了家，但不到 3 天就被“退回”了民政局，理由是“这孩子肯定养不活”。粮食局一个没有孩子的普通工人听说了，赶紧跑去民政局，抱走了这个可怜的男孩。这就是宝宝的养父。此前，这对工人夫妇曾育有一子，但因保姆照顾不慎而夭折，夫妇俩再也没能生育。

为了照顾他，养母专门从纺织厂辞了职。他们疼爱这个几乎可能夭折的孩子，怀着无限的暖意给他取了一个小名：宝宝。

因饥饿和营养不良，“宝宝”五岁才会走路，为了照顾他，养母从纺织厂辞了职。

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导致缺钙和发育迟缓，直到 5 岁，宝宝才学会走路， 9 岁才能自己蹲着上厕所。

这个名字在之后的 56 年间，伴随他从孩童到了老年。他甚至将自己 1997 年从粮食局下岗后开的一家店命名为“宝宝粮油店”。

二十几年里，牧区和镇上的人们，都来他的店里买炒米、面粉和菜籽油。他们各自用带着西北和蒙语的发音叫他“宝宝”。

在宝宝被领养 1 年多以后， 1963 年，又有十几个上海孤儿被“分”了下来。这其中就包括来时尚不足 1 岁的额尔登、苏布达、萨仁琪琪格，以及 6 岁左右的童格勒嘎。

他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准确的生日，出生年份也只能模糊地界定在两个年份之间。就连究竟是在 1963 年的什么季节来到达茂旗草原，也不大有人记得了。只有来时年纪最大的童格勒嘎，还依稀记得来时汽车窗外绿油油的草原。

萨仁琪琪格说，这张照片是 1960 年到 1964 年间，某一年分到乌兰察布育婴院的“上海孤儿”。

牧民们一听又有孩子来了。心急的，骑上马就赶来了。心细的，拿上牛奶和衣服，套上勒勒车，拼命往镇上赶。这一次，所有孩子都被领回了家。

三

童格勒嘎如今依旧住在草原上。只是她的罗圈腿越来越严重了，连走路也一瘸一拐。她已经 60 岁了，住在养父母留给她的院子里。

她还记得，父亲骑马接她回来的那一天，这里还没有房子，只有两只孤零零的蒙古包。草原上的牧民，是真疼这些白白嫩嫩的孩子。苏布达和萨仁琪琪格来时不满周岁，她们是被养父用袍子紧紧裹在胸口，骑马带回蒙古包的。额尔登是坐着勒勒车回家的。来时年纪最大的童格勒嘎，被抱上了养父的枣红骏马，那时的她还是一口江南方言。

取名，是养父母表达接纳和爱意的开始：“额尔登”在蒙语里就是“宝宝”的意思，“苏布达”是“珍珠”，“萨仁琪琪格”是“月亮花朵”，“童格勒嘎”是“澄澈无云的天空”。

苏布达很幸运，养父母带着不到两岁的她去包头留影，很少有“上海孤儿”留下这么小时候的照片。

相较于其他人，来时已经五六岁的童格勒嘎，需要重新适应新的家园。

她记得刚到蒙古包，养父就倒了一碗奶茶给她喝，算是一个小小的欢迎仪式。之后开始学蒙语。“刚开始，学得累了，爸爸就端来一碗炒米，说只要会读一个字，就奖给我一把，有时候还会奖励我干奶酪条。”

那个年代，炒米和奶酪都是非常珍贵的食物。除了童格勒嘎之外，其他的孩子都不存在重新适应的问题。等他们开口讲话时，说的就已经是蒙语了。长到七八岁，他们都成为大人的帮手。额尔登记得自己从 5 岁起，就开始和姐姐一起放羊。

再大一些，他可以一个人帮大队放 200 只左右的羊群。冬天骑着骆驼，夏天骑着马，每天两次把羊群赶回家喝水。他的记忆力本就很好，再加上与羊群朝夕相处，很快，羊群里每一只羊的样子，他都能辨认得出来。

几十年后，他的手机里从来不存联系人的姓名，只凭记忆手机号就能知道对方是谁。朋友们惊讶于他的记忆力，知道自己身世的他，总是自嘲“毕竟我是南蛮子嘛，脑袋瓜子精明些”。

一个包头来的男子，给达茂旗的每个“上海孤儿”送了这张老照片。据说这是当时孩子们被送到达茂旗民政局时拍下的。苏布达他们很喜欢猜测照片里的孩子到底是他们中的哪一个。

放羊、骑马、挤奶、剪羊毛、照顾小羊羔，是这些南方来的孩子们从小就学的生存技能。因为少女时期早早学会骑马，导致还未发育完全的骨骼受到影响，这让童格勒嘎和苏布达都有不同程度的罗圈腿。宝宝记得， 20 岁接养父的班在粮食供销社上班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她们。

“罗圈腿是牧民常有的事，但奇怪的是，她们俩长得又不像蒙古人。”渐渐地，在自己的揣摩和他人的风言风语中，他们彼此都知道对方和自己一样的身份。

很多人都说苏布达长得秀气，像南方女人，但换下演出服后骑上摩托去找羊群的她，又成了一个彻底的草原牧民。

等摩托车取代了马，她们又学会了骑摩托放牧。在四季的轮回里，这群江南的孩子在达茂旗草原上烧牛粪，喝奶茶，吃手把肉……按照一个蒙古牧人最标准的方式在成长。

四

没上学前，每个人的日子是单调重复却又无忧无虑的。但学校就不一样了。几十个孩子背后，是几百个大人的眼睛、嘴巴和耳朵。于是关于上海孤儿真实身份的闲言碎语，开始在学校里传开。

额尔登开始留心父母的谈话，但他没有直接问过他们。宝宝也保持了沉默。女孩之中，只有苏布达回去问了父亲。父亲说，“傻孩子，你就是爸爸的姑娘呀”。时间渐长，同学间的交往和摩擦一起增多。

额尔登被顽皮的同学取名“南蛮子”；苏布达被骂“二混子”（本地羊和外地羊的杂交品种）；萨仁琪琪格被叫做假蒙古人；而宝宝在和邻居孩子玩闹时，被叫做“捡来的孩子”。

随着他们长大，整个镇上和草原的大人们，都心照不宣地知晓了这群孩子的秘密。 28 个被达茂旗牧民收养的孩子之间，也像草原地下盘根错节的草根一样，逐渐知晓了大家共同的身份，但从来没有人去主动找对方认识和交谈。

他们是一群沉默地保守着同一个公开秘密的草原少年。“上海”“孤儿”，这两个词汇连接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点，和一个怎么也不愿意去接受的身份。

从上学起，陶格少、童格勒嘎、萨仁琪琪格就渐渐知道了彼此共同的身份。但直到这几年，她们才成了朋友，互相称为”老乡“。

少年们就这样怀着心事，各自长大。只有傍晚骑着马赶着羊，从家对面的山头俯冲下来前，额尔登会偶尔立马原上，朝着东南方向眺望。

那是他从地图上得到的大概方位。但他什么也瞧不见。除了河谷边，学校附近的那片树林。在几乎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树是最稀少和最扎眼的存在。

老人们总说，不知道是谁带来了树的种子，又正好把它们丢在了河边的土里。即使长在生存条件最优越的河谷边，草原上的树生长得也极其缓慢。

9 岁上一年级，到 17 岁初中毕业，在额尔登眼里，这片小树林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很多时候，他觉得自己的命运，就像一棵草原上来路不明的树，被人偶然带来，然后扎根于此。

草原的辽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达茂旗中蒙边境的位置，令这种孤独和对自我的怀疑，在天地间无限放大。想要寻找自己的欲望，一点一点在累积。

1981 年，宝宝 20 岁，瘫痪多年的母亲去世，他觉得自己“心里和家里的那座山空了”。又一次成为弃儿的感觉包围了他。有半年时间，他总是叹气，不敢关灯睡觉。于是，他很快结婚了。

讲起寻亲的事，萨仁琪琪格爱说“思慕”，这比思念更浓又更诗意了一重，像是她对远方家人和故乡的一种“呼愁”。

孤独是成长中最共通的感受。也直到结婚、生子后，曾经怨恨过生父母的萨仁琪琪格开始理解当初他们的选择，开始更深刻地理解血缘和亲情。

和额尔登的想法类似，宝宝觉得他们也像是草原上无根的沙蓬，被风刮到哪算哪。多年后，这个因营养不良而被“退回”的大头“上海孤儿”，在镇上开了一家历史最久的粮油店。他因饥饿而被送到草原，等他成年后，成了一个天天跟粮食打交道的小老板。

“人生就是这么荒诞，你能怎么办？”他把店名叫做“宝宝粮油店”，表达他对去世的养父母最深情的眷恋。

“宝宝”因饥荒被送到内蒙草原收养。成年后他成了达茂旗“宝宝粮油店“的老板。

长大后的额尔登，极力想要摆脱养父母的安排，逃离到草原之外的世界。他上学争气，工作努力， 40 岁后，成了他所在的苏木（相当于乡）草原上，唯一一所小学的校长。

命运的谜题，谜底总是出人意料。一个上海孤儿最终成了这片草原上所有学龄孩子的蒙语文老师。姑娘们则为人妇，为人母，在草原上结婚生子。她们从早忙到晚，草原上的男人们能做的，她们没什么做不到。

但同时，达茂旗草原上每一个“上海孤儿”的命运，都像被预先设定了程序一般，在成年后逐一面对破碎失意的家庭生活。

额尔登的父亲在 2002 年突发脑梗过世，之后母亲得了肺癌。宝宝的父亲也是突然去世，母亲中风后偏瘫。苏布达的父亲在她 17 岁时酒后骑马意外坠亡，母亲中风后偏瘫。萨仁琪琪格的母亲双目失明，卧床多年，幸得女儿多年照顾。

早婚是”上海孤儿“们的一个共同点。感情深厚的养母一去世， 20 岁的”宝宝“就结婚了。孤独和没有依靠也是苏布达 20 岁就结婚的原因。

命运似乎一早洞察到未来的境况。让饥饿的幼儿和多舛的牧人相遇一场，再彼此照拂。

五

年岁渐长，养父母们逐渐离世，“上海孤儿”们的儿女也已成年。他们终于有时间和精力去梳理和触碰内心多年的褶皱。

关于自己的杳渺身世，关于远方的亲人和故园——再不做点什么，人生就要过去了。

一个如同道德铁律般的共识存在他们心中：只要养父母尚在世，没有人好意思提出寻亲的想法。

直到 2002 年底，额尔登参加到上海市妇联主办的上海孤儿寻亲活动中。若不是养父已经去世，他绝不会参与其中。他和养母说，要去南方参观。母亲一听说他要去上海，就哭了一夜。

额尔登知道，即使哪天找到了父母或者兄弟姐妹，他也不会回到南方，但是母亲担心他一走就不会回来了。 2002 年那次上海行，严格来说只能算作回乡，而非寻亲。

真正寻亲的开始，是参加活动，制作寻亲资料。在被称为“寻亲大姐”吕顺芳的寻亲网站上，额尔登很快掌握了如何制作一份寻亲资料。但他无法得知，自己“到底出生于哪一年，是哪个区域的人”。

于是，年份只能模糊，区域只能模糊。唯一还有可能清晰确定的是胎记和印记。很少有成年人像他们一样沉迷于寻找自己身体上的特殊印记。从开始动了寻亲的念头起，每次洗澡和洗脸，他们都会检查身体的每一块地方。

任何可疑之处都可能是一条连接血缘和身份真相的密码和记号。宝宝是在去年用毛巾擦内耳廓时，发现自己左耳里有两个疑似针眼的印记。额尔登是前年发现自己下嘴唇内部有颗红痣的。萨仁琪琪格则发现她的右手内侧有一颗粉色的小胎记。

童格勒嘎没有找到可能的胎记和父母留下的印记。她的草场上牧了 36 匹马。丈夫用剃刀在每匹马身上留下了记号，家人们一看便知道这是自己家里的。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分得清自己家羊群中的每一只羊，但他们也都渐渐明白，也许用了一辈子的时间，到最后还是不知道自己是谁。

童格勒嘎（前排左一）一家充满命运的巧合：从外婆、养母到她，再到她的大女儿，一家四代女性都是养女，这让她对收养的大女儿多了更多的理解。

因为被遗弃的经历，萨仁琪琪格恨过亲生父母。她从很小就知道自己长得并不像蒙古族，但为了在同学和邻居面前争气，少年时的她尽量在说话、穿衣方面向蒙古族靠拢。

20 岁左右离开学校后，她好像从那种压力里解放出来。内心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不想束缚自己了，你们说我是汉族，那我就是吧”。她去呼市的影楼拍最时髦的沙龙照。

朦胧的柔光里，长卷发，大垫肩的她是都市时髦女郎，跟草原和蒙古族没有任何符号上的关联。额尔登始终难忘 2002 年第一次寻亲时，一位同行的男子一直很沉默克制，但当他们来到上海育婴堂旧址时，那位中年人突然跪倒在院子里的一棵树下痛哭。

之后，一行人来到上海福利院新址参观，打开会客室的大门，一大群肢体残疾的孩子，被集中在一起。那个场景让额尔登想起“剪羊毛的时候，羊圈的羊羔也是这样被绳子分成几堆，没精打采地挤在一起”。

他的眼泪一下就冲出来。之前几天，他都觉得是在旅游。那一刻他像是看到自己小时候的样子，也是这样被关着挤在一堆，然后被人看着，最终被挑选和带走。额尔登 2002 年的上海之行，算是达茂旗最早的寻亲活动。

因为交通信息不便，草原深处的达茂旗上海孤儿们，真正开始集体寻亲也就是这两三年。早于他们开始寻亲的锡盟孤儿们，已经有不少人不再投入其中。过去十年间经常组织大家南下寻亲的嘎鲁，已经将今年南下的活动视作自己的最后一次努力。 “我不想找了，伤心了。

可能南方人的心和我们北方人不一样吧，总是我们这一边上赶着似的……” 还有人憋着劲儿要以另一种方式回去。锡盟的上海孤儿巴特尔发狠了大半生，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回到上海，做回上海人。最终他的一个孩子考上了南京气象学院，后来去了上海工作，完成了父亲一辈子的心愿。

渐渐地，大家也开始体会到嘎鲁所说的“心灰意冷”。

额尔登的寻亲启事

今年五一假期，额尔登参加了他的第二次寻亲之旅。这一次是由“寻亲大姐”的吕顺芳组织的“梦回江南 2016 寻亲大会”，依次在无锡、宜兴、南京、上海举行 4 场。

他的感觉是“僧多粥少”。走丢的人多，来找的人太少。他们十几个人穿着蒙古袍坐在教室里，热得出汗。有人看了他们胸前的寻人启事，开玩笑道：没搞错吧？你们看上去就是蒙古人，一点也不像南方人啊。

偶尔有老人被搀扶着走过来，对他们又是掰开嘴看牙，又是把耳朵捏了又看，“就像我们草原上选牲口一样”。

今年 5 月，包括额尔登、格日勒、朝鲁孟在内的三十几个达茂旗、锡盟的”上海孤儿“专程去江阴、常熟、合肥参加了 3 场寻亲会，身着民族服装的他们是现场最显眼的一群人。

今年寻亲会上，他和同行的十几个人，每人花了 450 块，通过抽血，把自己的 DNA 信息录入了一个寻亲数据库。希望之中又有恐惧。

宝宝记起 2002 年好几次梦见自己掉牙，“都说掉牙代表亲人走了，那时养父母已经去世了，所以估计我的生父生母也不在了吧”。但大家还是不甘心。

去年的聚会上，有组织者散发了一封写给寻亲相关城市市长的公开信，几乎所有参会的上海孤儿都在信的末尾签了字。信中说：“弃婴们大多已年近花甲，寻根求源依旧是他们的愿望……他们稀里糊涂地来到了这个世上，又稀里糊涂地过了半辈子，但愿他们每个人若干年后不要带着稀里糊涂而离开。”

六

每年清明节，额尔登会按照汉族的习俗给父母扫墓。他和妻儿带上奶茶、白酒、水果和手把羊肉，来到自家草原深处那一片朝阳的草坡。本来按照蒙人的习俗，是不立墓碑和坟茔的。

额尔登一家四口人里，他的汉语几乎是最差的，蒙古族太太的汉语都比他好一些。

但他心里总觉得堵得慌。少年时放牧总经过一条小河，河里有很多拳头大的白色石头。父母都去世后，有一天他开着四轮小拖拉机，从河边拉回半车斗的白石头，一颗一颗嵌在曾经安放父母离去的那块草地四周。他怕自己忘记，怕自己找不到他们。

他想要留下一个标记，“已经失散过一次了，不能再和他们失散了”。再有几年，额尔登就要退休了。他打算和太太搬回牧场的老房子。他现在看到羊羔就想去喂，一回到镇里的楼房就喊热。

8 月 16 号上午，他和太太开车 20 公里回到牧区的老房子。老屋已经翻修完毕，只有一些建筑垃圾需要清理。根据喇嘛的说法，这天下午 4 到 6 点之间，要在房子里搞一个类似煮奶茶的小型祭祀仪式。于是俩人从车后备箱里，搬出抽风机和锅碗瓢盆。炉坑里烧的是牛粪，锅里是开水、茶叶和奶粉。看着妻子不停地用汤勺搅拌奶茶，额尔登半开玩笑地说：“我是南蛮子，我可不信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