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希孟:安希孟回忆录(四) --—我的大学

1989-06-04 作者: 安希孟 原文 #这样走过 的其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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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希孟回忆录 (四)

--—我的大学

安希孟

1965 年溽暑难熬的一天,父亲去翼城县城买小猪,碰见王老师,得知我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据说王老师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让孩子上学。他一定是看到父亲面有难色。我扛着锄头从田间归来,心中仿佛揣着小兔。也许心灵感应,觉着家里发生了什么。耳红心跳地一进门,嫂子的喜悦脸神仿佛传递信息—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一个农家子弟寒窗十二年,所期待的莫过于此。大学迎新,接待我的是李甘霖大哥。北师大东门一进去,细密的铁网上大幅标语:“欢迎您,未来的中学教师”。我一下子心里就凉了半截—和我同感的,应该说不在少数。“欢迎您,未来的人民教师”不也挺好吗?为嘛就把前程定格得如此彻底呢?

从北师大校门口到西北楼,我至少问了两次“到了没有”—好大的校园呀。

我住在西北楼四层,给伯父写信特别指明是四层,有点炫耀的意思。可伯父担心:四层,这么高哇,我的娃爬得上去吗?可我觉着住在三层还不过瘾。厕所和水房是水磨石墙面和地砖,比周围高校学生宿舍宽敞靓丽。这也是我心中暗自高兴的原因。高中的同学来北师大要是从校门走半天走累了才能来到西北楼,我就高兴。

北师大水房两个管道,晚间和早晨有热水。工友打扫卫生。 每天上午,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从门底下投进来。听说大学毕业就是 22 级干部待遇,甭提心里多爽了。广播喇叭早晚两次广播,早晨就可以知道人民日报新闻。西北楼前枣树林下,男同学聆听广播聚精会神。那个北师大主楼,八层,得仰视,觉得在晃动,她也许就是北京市最高建筑之一—低于邮电大楼、军博。每次从底下经过,仰视,都有些儿眩晕。等到八十年代回校,再一看,周围的水泥丛林中,她只是众芳国里小花了。

北师大那个图书馆应该就是全国高校之冠,高耸入云,造型优雅,典籍充栋。人们爱说自己学校的图书馆是全国几大图书馆之一。师大穷学生在这里吮吸知识的乳汁。北师大天文系为全国高校绝无仅有(另一所在南京大学)。两座高倍天文望远镜格外醒目。北师大有绿园一处,主楼前阔大的广场硕果满枝,桃李满天下。东西操场两个。

我们的校长陈垣可谓国宝级大师,颇得毛泽东器重。北京的大学生都知道北师大校长名气大。老校长陈垣孑然一身,没有成群结队的扈从仪仗,正气满腔书生本色,甘坐冷板凳,不组建自己门派帮会。师大历史系所谓“五世同堂”也者,是人们夸赞历史系学人辈出,代不乏人。他不是掌门人,不是山大王,不排座次权倾一时。他不在他人文章著作上署名,不滥竽充数。他也不主编论文集。

他没有独占国家项目,买版面发文章,连篇累牍,师徒联署,汗牛充栋。他也不自立门户,自封学派,急功近利。我们系有朱德的女儿朱敏,钱钟书的女儿钱媛,著名戏剧家洪琛的女儿洪钢,著名十叶派诗人郑敏。那个郑儒箴教授,据说是周总理钦定的毛选翻译者之一。中文系的闻蕙老师是闻一多的女儿。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是北师大党委员。罗隆基的夫人浦熙修,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还有个叫浦洁修,据说是左中右三派。党委副书记马建民的妻子是著名作家杨沫,马建民是《青春之歌》中的革命者。57 年著名右派六教授,北师大占了 2 位(黄药眠、陶大镛),我们反而高兴,你说这是什么心态?

开学典礼时,全系老师一干人马鱼贯而进,进入文史楼 108 教室。外语系老师,特别是女教师,裙裾飘然,烫发卷曲,仪态端庄,风姿绰约。我们大一英语教师刘宝英,年轻时是靓女,一头烫发大波浪,印尼归国华侨,华东师大毕业。

另一位是陈达星,也是华侨。我们觉着华侨呀,外语一定镚儿棒。为了创造外语气氛, 陈老师和我们一起在学生食堂,就在如今风光不再的西饭厅就餐。好吃(delicous )、面条(nodle)、馒头(steamed bread)、我吃饱了(I'm stufed),就是在西饭厅(dining hal)里和陈老师学的。那时觉着前途无量,不至于到中学吸粉笔末。
北师大多收贫寒子弟,冬日霜晨操场多赤膊上阵光膀子的赤脚大仙。那不是为着风流,而是贫寒。南方学子初入学一床被子,铺一半,盖一半。但师大学生孜孜苦读,亦能在全国折桂夺冠!在这里,贫穷不受歧视,奢华反遭诟病。虚心学习是高尚,好问穷究不为耻。北师大吃饭管饱,米饭一份,起初馒头随便拿,都是切割成一半。我和隗仁莲同学上大学进校门时穿的衣服,半年后忽然小得不同学,发觉他们并非人高马大,才恍然知晓自己上大学长了知识,高了觉悟,也蹿了个头。隗仁莲因为是丑小鸭在教室前排中央就座,学习也刻苦。那个农村娃饱尝过饥饿的味道,到北师大忽然知道世界上居然还有可以吃饱饭的营生。拙荆隗仁莲来自河南,据她说,上大学前没见过粮票。

第一次坐火车,没有座位,还乐呵呵的,站在列车窗口视察窗外景象,还觉得挺风光的。她后来也成了翼城南常村人,这是后续话题了。

大一时外语系领导是叶英、关山、杨迈、刘玲梅、田瑞厚老师。团总支是杨金英老师。杨老师个子娇小,在教会孤儿院呆过。我们以为是教会从良民手中掠夺健康的儿童摧残。后来知道,国人遗弃在先。现在要是有如此慈善机构,就善哉善哉了。我好像觉着教堂也是积善堂啊。辅导员杨芝岭。赵太和老师是我的山西老乡,晋东南人。一年级一二班同学中学的是俄语,三四班同学中学英语。

大一时印象深刻的,是谢芳春书记的报告批判“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诗句,第一次听到这美轮美奂的诗句,心中窃喜,仿佛觉得自己就是登了天子堂。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些诗句,也是在谢书记批判中学到的。 中文系的曹述敬老师讲授吴伯萧的《记一辆纺车》中引文“沙场秋点兵”,记忆深刻。

程今吾校长要求文科学生大一开设中文和写作课,在我是求之不得如鱼饮水的。我来自晋南农村,基础教育相当薄弱,学英语是大笨伯,但我不藏拙,不遮丑,不虚伪,不矫情。不懂就不懂,朱其英同学就是我的老师。有几个音素我发不好,就觍颜请教朱其英。人家不厌其烦,我倒烦了。入学第一个寒假,张广慧问我假期干什么,我虚伪地说准备学毛选某篇某篇。张广慧说,我问你英语准备学什么?我忽为自己矫情虚伪觉羞愧赧颜。如果不是动乱岁月,我们就会沿着知识大道各奔前程。

大一入学军训和后来的战备演习,就是防止苏修入侵。丁正常装扮苏修美蒋特务被抓获。一个月的军训结束,在东操场汇报表演,布置的民房窗户门窗处处是地雷,“鬼子”迎面倒毙,血肉横飞。我打靶得了优秀,九环,陈达星老师帮我用英语向老家的弟弟报喜。丁正常还会擓着篮子唱“花篮的花儿香”。北师大在临汾牙儿沟搞农场半工半读,躲避苏修空袭,大家很兴奋,只有我闷不乐。

我想不远万里来到北京,好不容易登上天子堂,怎么忽然又回本乡去当田舍郎呢?这不是走回头路吗?况且,劳动呀,我从小就干活,还能有什么资产阶级思想。再说,资产阶级也不允许我加入他们的团伙呀。在师大过第一个国庆节和元旦,领略了火树银花不夜天的风景。国庆板报诗文璀璨、各呈异彩。我有些儿自惭形秽。和这些各地来的高材生相比,我的文学知识和写作水平可相形见绌了。几乎所有的同学在原来的中学都是出类拔萃之辈。

大一时教室有一块小黑板,我为入团,积极表现,便抄毛主席语录。晚上自习结束拿墩布擦楼道。大一时,我好几次半夜感冒,韩佳升同学送我到校医院。

第一学期,女同学向雷锋哥学习,张广慧等为我拆洗被子。有一次常新华同学在校报的文章里有一句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就很羡慕她的文才。北师大印制的元旦贺年卡十种,集北师大景点之特异者,我们纷购买邮寄给原来的中学,颇带点炫耀的意思。

1966年一月参加京密引水工程劳动,住农大。京密引水工地,我们没露宿,但分明风餐。我每早与张广慧先到御膳房用早膳,提前到工地领洋镐、平车、铁锹,下午收工清点璧还。我和李招英组合拉车。她这个南方女子和北方人一样憨厚朴实勤劳。我因为表现积极,劳动总结时受到团支部常新华单独特殊表扬(因
我正申请入团。不过因为文革,我一直到退休,仍是团外无党派人士)。

大学时代经济短缺,一双塑料凉鞋赤脚穿,从五一穿到十一,一件背心无可替换。六九国庆天安门游玩跳忠字舞,叶英老师替大伙看管衣服,我仅有的一件制服丢失,叶英把自家老公副部级四兜中山装给我,算赔付。我穿了几年干部服。我从大一(除免费伙食外)每月领取三元助学金,比别的穷孩子多一元。南方来的同学没有褥子,被子是铺一半盖一半,得着补助,才有了完整的铺盖。

有一次广播里哀乐低回,北师大化学系鲁宝重教授去世。他著有《酶学概论》。我们知道这一定是重量级人物。当然寒风苦雨中还肃静聆听高音喇叭里的焦裕禄事迹,暗自思忖,焦裕禄是榜样,可兰考到底改变了旧模样没有呢?不过这话得烂在肚子里,打死我也不敢说出来。

我并非异禀之人。我的智商天赋略低于同龄。刻苦嗜读也许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初到北京还问街道上白线是干什么的。我和大学同学,论知识学问阅读见闻并不在同一起跑线上,少时劳作占据了生活的大部。从父母继承的只有憨厚勤奋俯读仰思。见“不日”“凌晨”“沪”也要问何意,以至被揶揄。我很长时间写“修”字,少写中间一竖。开展的“展”字,我下面写作衣服的“衣”。陈毅的毅,其中那个豕,我一直少写右边一撇一捺。焦裕禄得的是癌症,癌,我读作shan,与疝气混淆。大学翻烂了几本《新华字典》,方弥补中小学基础教育之不牢。刘来牛有一本张际春的《简明英汉词典》,就比我们掌握先机。后来我翻烂英语字典,路上请教英语句子,也习以为常。毕业后一位好友从本单位偷了一本郑易里《英华大词典》给我,算是厚礼,那是我的伴侣。最大优点是逛书肆。系里班级报纸上样板戏评论文章被我据为私有,黏贴成册,红蓝笔勾画,采撷嘉言
懿辞,别人也翻看。大一时开饭前在北师大书亭看柏拉图的《理想国》,大概 0.90元,自然不敢问津。大字报区踯躅留连也是为要学习华章篇什。游故宫或颐和园长廊也采撷骈辞偶句。坐公交车也要携带书报。

文革来啦。何明、高炬的文章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高亢有力地广播,在我们心中激起涟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社论写得何等好哇!我们热血沸腾了。誓死保卫毛主席是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我们为能参加这场斗争而欣喜若狂,这比念书要重要。人民日报笔杆子们引用的马克思一句话:“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殊为精彩,我琢磨了几年,也未必探骊得珠。不过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的确出笼了,比如我就特别仇恨我们大队书记,所以他倒霉,我高兴。文革伊始,北京市委改组,李雪峰、吴德取代彭真、万里。六月一日,谭厚兰、刘兴隆自《红旗》实习回校,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揭发程今吾(延安时期延安小学校长,老资格教育家)。一石激起千层浪。我的英文老师以 1957 年为鉴,拘谨观风。我虽不辨风向,但情知此一时彼一时也,至少知道娃们这次不会担心被打成右派。不料 6 月 20 日,数学系一同学把火烧向工作组长孙友渔(七机部副部长)和“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惹下大祸。
运动纳入正规,一批右派游鱼被揪出(68 年又揪出变色龙小爬虫)。直到 7 月27 日,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才翻身得解放。毛主席回来了,这才抬头望见北斗星,黑夜里想你方向明! 辅导员杨芝岭的得意门生开始反戈一击批斗她,有人在地上画一美女蛇,让她站在蛇头圆圈内。啊呵,原来我们尊崇的老师还是美女!有些在政治上不甘寂寞者始终走在前列。我后来在校园见到杨老师总想打招呼,但她有意回避。我想大声说,斗你的人中间可没有我呀。青年人政治嗅觉灵敏,热情高涨,反修防修意识极强,爱咱们伟大的党呀,可以赴汤蹈火。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就人头落地,所以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文革伊始,文史楼 108 教室里的斯大林同志肖像不翼而飞,那是被一阵浩荡东风吹拂而去的。刘树林同学有政治眼光,认为是旧系总支配合苏修否定斯大林。工作组进驻北师大,我们欢呼毛主席派来的人,未几,工作组孙友渔开始抓游鱼。有一天,文史楼 108 教室沸反盈天,外语系高年级学生党员自发组织起来,回光返照,替旧系总支打抱不平报仇雪恨,抓假“左”派、真右派和反动学生。主持会议的高年级党员干部据说患病,腹部抵住桌子一角,仍坚守战斗。几个出身不好平日思想落后的同学成了牺牲。有一条游鱼被先锋队党员干部斗,从西北楼 4楼纵身一跃。后来多亏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点明这是转移斗争大方向的资反路线。我在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取中间立场,但我尤其厌恶、憎恨、恐惧把自己的伙伴同窗打成假“左”真右的党员“红五类”们。后来的红卫兵,多为出身好的进步分子,搞血统论,也大骂“狗崽子”。我们这些可爱的孩子们,文革后期,也就是“秋后”,遭遇清算。那是过河拆桥。谭厚兰、李五全、王颂平、李先华、蒯大富等学生领袖,命运多舛。他们不是浪漫的弄潮儿,而是被“潮弄”、
被裹挟、被蒙蔽、被利用。

一九六年 7 月 27 日傍晚,晚霞满天,突然闻听“毛主席万岁”声巨浪排空,师生热泪盈眶者大有人在。陈伯达、江青、康生来到师大校园。自然还有王关戚、穆欣。大概后来陶铸、王任重也来了,不过坐在边上,也没有人介绍,现在看来是被冷落的。女大学生王岚风姿绰约,口才极佳,怒斥工作组长刘卓甫(原物价局长)执行的是“没有孙友渔(七机部副部长,原工作组长)的孙友渔路线”,妙句隽语,令人想到“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赢得掌声与喝采。当时工作组说谭厚兰的后台是《红旗》杂志林杰,康生说,林杰是你们北师大的好学生。我顿时觉得脸上有光彩。年轻人嘛,谁无虚荣心呢!这次的首长讲话被传抄全国,北师大谭厚兰因而成为四大学生领袖之一。谭厚兰后来死于癌症。娃们成为政治斗争牺牲品,其实无辜,值得同情。这位学生领袖一直和我们一道在北饭厅用膳。毛主席戏称她“女皇”。个子娇小,一点也不凶神恶煞啊。


师大的风云人物,那时候还有陈兰彬、郑云、李春秋、王颂平、李先华、蒲寿章(外号普鲁东)、武汉。谭力夫鼓吹血统论,我当然反感。二附中的小闯将们有一次闯进北师大广播站大闹,对空喊话,大骂狗崽子。不过我现在觉着文化传承,还真有血统血缘因素。血统论盛行时,“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骂,骂,骂,骂出一个红彤的毛泽东思想新世界”。我们的女同学也张口闭口“他妈的”。国骂盛行,就是爱国。头扎小辫,腰扎皮带,女子穿短裤,就是那时的时髦装束。有一次我在英二同学的《红楼梦》上书写“黄色书刊”,弄得大家不愉快。因为我想,谈情说爱与“三分之二”无缘。要武,不爱红装爱武装,是理想。

李春秋的大字报一石激起千层浪:“拥护还是反对谭厚兰等革命左派是真假革命的分水岭”。这题目多吓人。后来的“红梭镖”就以这批老师为班底。我个人是支持这张大字报的— 站在少数派一边。不过在当时反对工作组,为被打成“游鱼”的学生平反,才真的算是革命呀。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应该说点过头话,才能吸引眼球。

有一件事值得回忆:我们外语系的孙文博大姐,革命干部家庭出身,属于红五类,筹委会主任,红卫兵师长(后来被叫做伪红卫兵师),因为北师大是师级单位。有一次大会她朗上口:“被敌人反对是坏事而不是好事!”引起一片嘘声。还有一次,321 钻井队作报告,她说:“给英雄的 321 钻井队献花圈”。她的名言:“毛主席为我们亲笔题写‘北京师范大学’金光闪闪八个大字”。我掰着指头一算,明只有六个字呀。你想,这分明是紧张所致,不是她算术不行。文化革命中外语系批斗黎浩智老师,大字报罗列罪状之一是他们哥仨叫黎浩智、黎浩仁、黎浩勇,和蒋介石的智(wisdom)、仁(benvolence)、勇(courageous)符合。西北楼内有人骂董辉是狗崽子(pupy),董辉机智地说,他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对方说,你也配做劳动人民的儿子?他说,“陈伯达同志说,我们都是(We are all)劳动人民的儿子”。董辉后来在四川攀枝花某中学反对四人帮被打成反革命;四人帮倒台,他又被说成和四人帮有牵连,仍不得翻身。80 年我到南京大学深造,和他有过通信,他用文言体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很有水平,不愧是师大才子。高年级还有几位朋友叫刘家钊、李庆云(后来北大经济系研究生留校)、陆家贵、袁道之。袁道之,才人也,俄语系的,可后来却上了中科院英语研究生班,足见他的才情出众。李保全,更名李革,革命的革。

理科一位汤姓同学遭遇人格侮辱,被骂作是“汤二麻子”。他出身不好, 自我革命改名为毛为民,但同班级同学说:“你也配姓毛?!”不让他革命。姓毛,就立地成了红五类,而且是最最红五类。物理系邢保林,父为陕师大右派,文革造反动路线的反,更名为党红兵,成了党的人。我们后来一同发配到宁夏。在开往塞外的列车上,我起先觉得自己很优越,和那些有政治问题的人不是一个档次,不愿意理他,但到得银川,就成了朋友。邢宝林的女友李东平出身好,父母坚决反对她嫁给右派的儿子。“四人帮”倒台,翁婿才和解。

1966年8月一夜,北师大二附中红卫兵用皮带抽打老师,女孩子失去了应有的羞涩、矜持和文静,惨烈的哀嚎声从被厚布蒙蔽窗户的教室传出,耳不忍闻。北师大死于非命的有著名马克思主义逻辑学家马特、物理学家祁开智。我们系的教授何万福、胡明跳楼毙命。学生中纵身一跃者亦不在少数。 始料不及的是,部分高干子弟成立了“首都中学生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反中央文革。那年冬天的一个寒夜,我们奉命到北京站搜捕欲逃离京都南下的“联动分子”。

在北师大和敌对势力阶级敌人苏修特务作斗争捍卫国家安全,人有分。洪钢老师在苏联留学,留学生们在莫斯科也闹文化革命,上街闹事,和苏联当局发生冲突,成了光荣“反修战士”。新华社图片用词是“军警如林”“荷枪实弹”“如临大敌”“戒备森严”“色厉内荏”。后来文革被定性为“十年浩劫”“十年动乱”,动乱到别国,这其中的是非应该清楚:在咱们这儿叫动乱,在人家里也应该是动乱。洪钢老师回来后就成了凡人,反修红花也不常戴在胸前。

李乃清老师文革刚开始就结束英伦三岛留学生活,回国积极投身于革命洪流。因娶洋太而出入过苏联使馆得接受隔离审查的耿志国,被疑为特嫌。他海外老婆的信先得接受工军宣队审查。私人信件可以拆阅审查,是时代特色。领导要耿志国交代里通外国问题,他说狼要吃小羊总能找到理由借口。我们就说你污蔑革命群众是狼。革命群众说你是特务,你不承认,那岂不是说革命群众冤枉好人?革命群众还有错误?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难道还能冤枉好人?革命群众说你是特务,你就应该是特务,必须的,不当特务也不行。你的任务就是敌视推翻咱们的国家咱们的党。就算冤枉你了,你也应该成全我们,主动当一次特务好了。

(未完待续)

转自《记忆》 2014年11月30日 第12期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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