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闺蜜”伍智梅
宋庆龄“闺蜜”伍智梅
伍智梅（ 1898 － 1956 ）女，广东台山人，社会活动家。早年留学于美国。归国后曾在广州创立汉持医院，任广州市立育婴院院长图强助产职校教授、市政府参事。历任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部候补监察委员兼市党部妇女部部长、省党部委员。抗战期间，被聘为第一、二、三、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48 年当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立法院卫生委员会委员。后去台湾，为“立法院”立法委员。
在抗战时期，宋庆龄、宋美龄姐妹劳军慰问的队伍中，经常出现一位气质高贵、衣着朴素的女士，她慰劳受伤士兵、上台演讲、号召女性在国家危亡的时刻，走出家门为抗日生产物资、慰劳伤员、鼓舞士气，为国家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这位宋氏姐妹的闺蜜、妇女运动的领袖，就是伍智梅女士。
在大多数女性还在家中相夫教子的时代，她是怎样走上女界先锋的道路？
一切，还要从她父亲伍汉持的影响说起。
仁医父亲大义勇敢
伍汉持是广东新宁人（今台山人）， 1872 出生，信基督教，学医于佛山的英国惠师礼会医院，成为有名的西医。他先是在香港油麻地行医，后因为结识孙中山、史坚如等同盟会成员，开始倾向革命。
伍汉持身材魁梧，圆脸，有刚烈之气，心地仁厚。看到内地底层民众的求医问药，比香港还要困难，遂回到广州，创立图强医学堂和图强医院。他和妻子李佩芝的家安置在广州有名的旧仓巷，城隍庙就在巷内。家是一间木板小屋，底层有三间房子，上面有层矮矮的阁楼。小屋简陋，与对面很堂皇的西式建筑－－图强医学堂和图强医院形成鲜明的对比。住家后面有个天井，是伍汉持和他的同志暗中制造炸药的地方。他也因救治配制炸弹时炸伤刘思复而被捕，家人花了很多钱才将他保释出来。
在广州，伍汉持既传授医术，又为付不起医疗费用的平民义诊。而他的夫人李佩珍，早年在基督教医院任助产士，也救助过无数因难产有性命之危的母亲。她一直是个对己节省、待人慷慨的女性，众人尊称她伍师奶。她善于经营房地产，只要有所获利，就拿出钱财支持丈夫的革命事业和医院建设。
1910 年 10 月到 1911 年 3 月，清王朝的最后一个冬季，寒冷的东北爆发大鼠疫，转眼夺去 6 万人的生命。当时无人敢去疫区救治民众，伍汉持挺身而出：“医，固所以救人也，死生有命，吾何惧哉？”他毅然前往疫区。父亲的背影，给当时年仅 12 岁的伍智梅留下了震撼性的印象。
少女时期的伍智梅
谁也没有料到，一家人甘苦与共的相守岁月，很快也将不复存在。
辛亥革命后，伍汉持就任都督府医务部长、国会议员。他多次在国会抨击袁世凯的阴谋，令袁怀恨在心， 1913 年 8 月 1 日， 42 岁的伍汉持在赴天津为友人医病的途中，被袁世凯秘密逮捕。伍汉持遇害前给夫人留下遗言说：“我以弹劾袁世凯而死，泰山鸿毛自有公论。勿哀！但教育子女自爱，爱国，爱党，可矣！”
伍汉持生有仁医之誉，死有烈士之称。他生前所有积蓄都用在支持革命事业，两袖清风。当时多亏在北平的广东乡亲捐款，李佩珍才得到一笔安葬费用，将丈夫遗体安放于薄棺中，垂泪回乡。那一刻，走在母亲身旁的 14 岁少女伍智梅，已经发愿要向父亲那样为国为民操持奔走。
伍汉持的遗骨，如今被安葬在广州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内。在新墓园里，矗立着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亲笔撰写的“伍汉持烈士纪念碑”。马英九先生曾来此处瞻仰，特题词“勋猷共仰”。
陪伴宋庆龄最艰难时刻
伍汉持为理想抛洒心血，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品性，极大地鼓舞了他的三男一女，他们一生行医救贫，不惜一切为弱者的权利奔走呼告。
在伍智梅成长的时代，大多数妇女只会操持家务，相夫教子，她们的理想只是做贤妻良母，但是伍智梅与众不同，她视父亲为偶像，其性格的五分之四像父亲，一样正直敢言，执着地追求理想，下决心投身于服务民众的公共事业。她从基督教广州市真光中学毕业后，先是到广州夏葛女子学校学习西医，毕业后，她又远渡重洋，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实习，成为中国现代女性西医。
1919 年，伍智梅与广东台山望族后代黄建勋结婚。婚后六七年间，夫妻感情极为融洽，伍智梅生养四个孩子，同时忙于参与政治活动。黄建勋作为留洋归国的学者，曾任交通部部长秘书、海关监督等职，后在孙中山大元帅府任金库库长、英文秘书，曾参与起草三民主义。自 1924 年 1 月 27 日始，孙中山先生在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广东大学）礼堂系统宣讲三民主义，曾特意邀请伍智梅与何香凝、沈慧莲上台就座聆听。孙中山先生对三民主义的细致剖析，几乎影响了伍智梅一辈子。同年 11 月 13 日，孙中山赴北京治病，黄建勋与伍智梅陪同前往，服务于左右，一同在孙中山身边管理财务，深得信任。孙中山有逛旧书店的爱好，可囊中羞涩，往往连买本旧书的钱都没有。黄建勋夫妇陪同时，见中山先生爱书而不能买时，伍智梅常解囊相助。
中山先生逝世后 国民党在北京成立治丧处，伍智梅就担任女界招待员一职，协助宋庆龄办理中山先生身后事。 1925 年 3 月 19 人，中山先生灵柩从协和医院移往中央公园供民众瞻仰，伍智梅作为 12 位女界执绋者之一，相伴宋庆龄左右。同年 6 月底，为声讨英日帝国主义制造的五卅惨案， 5 万民众齐聚天安门广场举行国民大会。宋庆龄作为会议主席之一，带病参与大会，慷慨演讲。伍智梅亦与会，并在后台照顾因连日奔波身体不适的宋庆龄，为她端药送汤，无微不至。
抗战期间，宋美龄与伍智梅在重庆
因为陪伴宋庆龄度过一生中最悲痛时刻，伍智梅成为宋庆龄的闺蜜之一。她们很早就相识，曾经是草创广东妇女儿童福利会的同道。构筑她们一生伟大情谊的根本，是对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的忠实追随；对民众，特别是对贫弱女性、儿童、伤残军人的无比同情，她们一生都在为争取男女平权而努力，对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在社会上的生存、医疗、就业，格外关心。此外，她们性情上的相似之处，也对这段友谊有推动作用。
伍智梅是清教徒，一生乐于奉献、甘于清贫。她晚年一同生活的小孙子黄坚先生回忆，她的卧室一直十分简朴，“布置得就像战地医院的病房。”伍智梅睡的一直是白色的铁条床。她就像一个战士一样摈弃享乐，随时保持警醒，随时准备出发。黄坚先生后来也看到宋庆龄故居的布置，一下子明白了祖母与宋庆龄为何会有那么深的情谊：“因为国母也是这样一个简朴、真实、一心奉公的人。”
出于对吴智梅口才、人品与公心的信赖，南京中山陵建成后，宋庆龄提名伍智梅成为孙中山奉安大典的主持人之一。
还没有等伍智梅从痛失国父的悲伤中舒缓过来， 1926 年，她的丈夫黄建勋不幸患肝癌亦随孙先生而去。 30 岁不到的伍智梅含泪扶着灵柩，带着四个孩子南归广州。南归之前，宋庆龄特别看望了她，两位女性相似的命运，让她们心手相连。
回到广州，伍智梅将孩子们托付给娘家、婆家的女眷照顾，毅然走出家门，将绝大部分精力投身到为广东女性、孤贫儿童争取权益的行动中去。虽然和孩子们聚多离少，但伍智梅非常关心子女的教育和环境，把他们都送进了最好的教会学校。
抗战的烽火燃起后，伍智梅的工作和活动更加繁重。 1938 年 7 月，在第一届第一次国民参政会上，她提出了《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案》，号召女性在救护伤兵、战地服务、救济难民、献金救国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同年 8 月 21 日，宋庆龄先生到广州陆军医院、孙逸仙纪念医院等处视察，慰问伤兵与难童，伍智梅一直陪同在侧。伍智梅还陪同宋庆龄与市长黄养甫一道，检阅广州女子抗日壮丁队，慰问这些“巾帼不让须眉”的勇士。共同的命运与理想，在这一期间将伍智梅与宋家姐妹的情谊更拉近一步。宋庆龄赠送伍智梅玉佩，以表彰她的高洁品性，宋美龄也将自己的红宝石手链赠送伍智梅。
竭尽全力唤醒女性
早在二三十年代，广州就有一批妇女先锋，抢先意识到唯有女性在就业、教育、婚姻等很多方面自强自立，才会有与男性平等的光明未来。在这些倡导女性觉醒的活动中，都有伍智梅积极参与的身影，她总是在队伍的前列。
一个美国女作者到中国旅行后，回国写了一本书《 Chinese lanterns 》（可译为《中国的灯笼》），记载了很多当时闻名的中国女性。她在书中如此描写伍智梅：她穿着羊驼毛织品的长裙和外套，外罩一个外科医师的工作裙。几颗镶金的牙齿惹人注目。黑色的头发既光且亮。她用均匀的、能干的、有表情的手来加重表达她对妇女的看法，为她们她奉献她自己的生命。“妇女受苦了这么久，她们应当有权力，她们应当在法庭和公共机构里工作，她们应当受教育，她们应当知道怎样独立。”
她倡议成立的广东女界联合会，倡导中国妇女思想独立、经济独立，通过接受教育和服务社会，取得与男子同等地位。伍智梅当选为广东女界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为了节省经费，她把办公地点放在自己位于广州市仓边路的家中。她与同事积极争取开办女子职业学校，实现男女同校，倡导女子参政，取得极大成果。宋庆龄得知此事后，还将海外华侨们的一部分捐款转给伍智梅创办的中华女子职业学校，积极支持伍智梅所倡导的女子职业教育。她们的工作甚至令广汕铁路录用了 40 名女职员，这是前所未有的大喜事。伍智梅的儿子黄庭柱，清楚地记得消息传来，妈妈的笑脸：“比她自己的事业得到突破还要开心。”
父亲伍汉持救死扶伤的身影，深深镌刻在伍智梅的脑海中，伍家的仁医之道，在她的血管里奔流。早在 1924 年，她就与何香凝、居若文、沈慧莲等创办广东贫民生产医院，这家医院在一年之内就为近万人治病。 1932 年，她更受广州市政府委派，前往美国考察公共卫生事业，历时两年半。
为了实现理想，也为了纪念父亲，她不仅出任父亲创办的图强助产职业学校教授，亲手教育培养具备现代医疗常识的助产士，大大降低了广东妇女因为难产而死的比例。她还把父亲留下来的图强医院改造成伍汉持纪念医院，其规模与设施，在当时均属一流。伍智梅亲任董事长，逐一聘用医学人才为民众服务。这就是解放后的华南肿瘤医院（现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前身。
除了医院，在动荡的时局下为孤儿们做奉献，也被伍智梅视为是有关国家光明未来的事。早在 30 年代初，她就创办并自认广州市育婴院院长，在广州设立儿童新村，收容孤儿。抗战期间，她更是在重庆、四川、昆明等地都创办了育婴院，收容抗战阵亡将士的孩子。
伍智梅的长孙黄坚先生回忆说，他清楚记得，当时重庆育婴院收留了一位无名的抗战将士遗孤，祖母为其起名叫潘树人。树人非常聪明上进，伍智梅发现他的潜质后，资助他上医学院，毕业后成为名医，曾任台湾三军总医院院长。经伍智梅推荐，这位抗战遗孤后来成为宋美龄最信赖的“御用胸科医师”。还有一位将士遗孤名叫陈立纲，是广东东莞人，身材不高，却很健硕，在他成年后，伍智梅推荐他接受飞行培训。陈立纲很顺利地成为战斗机试飞员。后来陈立纲在台湾因飞机失事一条腿受伤，被迫退役，心情灰暗。伍智梅不顾赴台后家中经济状况艰窘，让陈立纲住到家中好几年，与自己的孙子孙女一样厚待。后来陈立纲不仅与伍家管家阿珠成立美满家庭，更在菲律宾和马来西亚重开农用飞机，重返蓝天。
这些孤儿数十年间感恩伍家，直到伍智梅去世后，都与伍家后辈保持密切来往。
在抗战后期，伍智梅安家在重庆，但她依旧十分关心广东家乡的民生。当她了解到广东侨乡因为战争导致外汇中断，很多家庭留守家中的老弱妇幼缺少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伍智梅就在重庆捐款，想方设法购好物资、药品，打算运回侨乡。鉴于当时公路全部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毁，无法开车运货。伍智梅便亲自带着壮丁队伍，骑着几十辆载重自行车，昼伏夜行，避开日本飞机的轰炸，从重庆驰行数千里，运送物品到广东侨乡。
晚年去台，尽瘁流芳到最后一刻
伍智梅一共生养四个孩子，长女黄姵嫦解放后留在昆明成家，后得到宋庆龄关照，得以去美国定居，与弟弟黄庭祯团聚。幺儿黄庭植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就被日本人杀害，而长子黄庭柱一家一直随她生活，长孙黄坚是黄庭柱的儿子，父子俩是受她影响最大的人。
长子黄庭柱难忘儿时母亲对他的一次教导：当年为举办广州育婴堂和筹建市立中山图书馆，妈妈四处奔波，把我寄放在广州市东山培正中学附属国民小学寄读。学校规定寄宿生不准私自出校门买东西吃，但妈妈唯恐我肚子饿，每天都在放学时派人送点心给我吃。有一次，一个姓黎的同学偷跑出去买吃的，撞上舍监，不顾一切挣脱回来，向我求助。他已经被记过两次大过和两次小过，若再被处罚，就将被开除。为了帮他，我向舍监谎称刚才偷跑出去的是我。我被记了大过，并被罚星期六下午不准回家。妈妈接到通知，匆忙跑到学校来看我。她没有责骂我一句，只是问我是不是家里送来的东西还不够吃？我直摇头，眼泪掉了下来，妈妈的眼眶也装满了泪水。她自言自语地说：“如果爸爸还在，我就可以全心看顾你们了。”自从那天起，妈妈每天都亲自送东西到学校来给我吃，有好几次我发现她坐在我身边耐心等待我吃完时，频频看表。我知道她很忙，为了不耽误她的工作，我将代同学认罪的事情告诉了她。我满以为妈妈会为我的侠义而高兴，谁知恰恰相反，她严肃地责备我不应该掩护罪恶，“你这不是在帮胖友，而是害了朋友。”她不顾我的哀求，第二天将实情告诉了学校。正当我为黎同学的命运感到不安时，我看见妈妈和舍监一起出来，脸上堆满了慈祥的笑容。当晚，妈妈为我和黎同学请了假，带我们回家，为我们做了美味的咖喱鸡，炖了一大碗牛腩萝卜汤，还买了一斤荔枝。我们痛快地吃了一顿后，妈妈告诉我们，学校宽恕了黎同学，这次不开除他，但必须痛改前非。而我被记的大过也不销除，因为我犯了蒙骗师长的过错。
伍智梅（右二）在台湾期间与家人的合影
解放前夕，宋庆龄在香港，用英文写了一封信给伍智梅，劝导她不要去台湾，留下来建设新中国。但伍智梅执意经香港到台湾。她的想法很天真也很单纯：她要看一看，国父倡导的三民主义，是否能在国民党执政的台湾岛上实现。
她去台湾后，与儿子黄庭柱一家人住在一起，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家人，在她生命中的最后 6 年，她享受了天伦之乐。
但她参政议政的雄心依旧不泯。她是台湾立法会的议员，在台湾搞土改减租，规定所有荒地只要耕种三年，就归开荒耕种者所有。农民租种地主的田地，收成只要交 3 成给地主，自留 7 成，这些措施，都极大地鼓舞了耕种者的积极性。
当然，伍智梅因为其主张的政策，特别接近“社会主义”，很受台湾右翼政客排挤。因为在这些政客看来，她是一名“亲共分子”。因此伍智梅精神上很是苦闷。她的苦闷，只有向孙子孙女训导时，可以倾诉。其长孙黄坚先生回忆说，小时候，他一犯错，就会被祖母训诫，训着训着，祖母就开始跟他讲三民主义，从推翻满清，讲到外曾祖父伍汉持的壮烈牺牲，再讲到妇女的平权运动，到抗日救亡为民众带来的觉悟，足足能讲三个小时。当时小孩子会觉得祖母唠叨，但现在回想起来，那是祖母唯一的宣泄压力的渠道啊。
虽然郁郁不得志，但伍智梅参政建言的努力，从来没有泯灭过。黄坚先生记得，祖母为了拉近与其他议员的私交，推动议案的通过，经常在家中请客。当时祖母两袖清风，了无积蓄，连请客时要置办一些简单的西式点心，都需要带着孙子外出借款。祖母请一顿饭要花二三十元，下月一发薪水，就要到亲朋好友家偿还借款。她这种一心为公的精神，给后来从事新闻工作数十年的儿子黄庭柱、孙子黄坚，都留下了榜样的力量。
1956 年 11 月 12 日，伍智梅应邀参加台湾医学界为孙中山先生九十一岁诞辰举办的庆祝活动，在演讲结束时，突然昏倒，因心脏麻痹及脑溢血救治无效而逝世。这一年，她才五十八岁。闻之消息，海峡两岸的宋家姐妹都极为悲痛，蒋介石特为伍智梅题词“尽瘁留芳”。
晚年伍智梅在台湾
黄庭柱和黄坚父子都在台湾媒体供职多年，成为名记者。黄坚早在 1987 年就被《中国时报》旗下的报纸派驻北京采访，充当两岸交流的桥梁。他也是 1992 年海峡两岸通邮、通信的重要促成者。同一年，他花费 6 个月时间，在中国大陆跑了 42 个城市，报道大陆改革开放后日新月异的变化，让台湾人民了解海峡对岸同胞的生活现状。他自豪地说：“若祖母在世，知道两岸终于结束音讯不通的局面，而我们在广州、重庆生活的亲戚都找到了。她生前向往的蓝图，已经在祖国大地上实现，不知会有多高兴。”
伍智梅在台湾的墓园，只有一方椅面一般大小，芳草萋萋，唯闻鸟唱。如她的为人一样简朴、低调。上山祭奠时，现年已经 70 岁的黄坚很有感触，他说，“尽管祖母一辈子没有做过大官，没有了不起的著述存世，但她做了很多实事。她的一生，完全为了中国妇女有平等的机会和权利，中国人的健康快乐而奋斗。今天，女同胞能够出去工作，有自己的社交活动，活得独立自由，都和我祖母这些实干家的努力分不开。”
转自《我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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