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山壁：田涛先生
田涛先生
－－作者：尧山壁
1964年下半年，《河北文学》上出现了一个陌生的名字，田涛。连载的《童年拾记》我必先读为快。住外祖父家的情景，心存感激又寄人篱下之感伤，与我自己极其相似。文笔老到，白描手法写意传神，绝不是一个一般作者。
第二年春天，省文联的侯敏泽来邢台，要我合写农民作家赵景江的典型材料，全国青年作家代表会上用。住在临西县东赵庄老赵家的土炕上，为了替老赵节省灯油，白天工作，以聊天度过漫漫长夜。侯敏泽原本是《文艺报》理论组长，划成右派后下放河北省文联。他广闻博记，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田涛，原来是一位三十年代重要作家，论资历与田间不相上下。
田涛与田间同庚，1916年生于河北望都一户贫农家里。高小毕业后，班主任老师资助十几元盘缠，考上北平师范学校，如饥似渴地读书写作，1934年在萧乾、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副刊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利息》。第二年离开学校租住沙滩一个小旅馆，过起公寓式写作生活。同住的还有王亚平、王西彦、刘白羽等。田涛是其中成绩突出的一个，《骡车上》、《荒》、《离》、《谷》等佳作连连在京津沪名刊发表。朴实的村风和文风，颇合沈从文的口味，约他到编辑部面谈，介绍给凌叔华，参加文学茶会，成为三十年代京派小说的重要一员。入选沈从文编选的《二十人所选短篇小说佳作》。评论家司徒珂在1940年《中国文艺》二卷六期著文称：“当萧乾先生主编大公报‘文艺'的时候，曾有一位新进作家以忠诚的态度、努力的精神和我们相见，那就是田涛先生。他的作品已经接近成熟的边际。”1937年初，田涛将十几篇短篇小说结集，寄给素不相识的巴金先生。巴金爱不释手，离乱之秋带在身边。在田涛小说集《荒》的“后记”上写道：“我并未见过作者。大约在三年前，他从北平寄了一部短篇小说集给我，要我找一个出版的地方。我托友人把它介绍给某大书店。稿子送出以后就没下文。后来北平沦陷了，作者也同一些朋友到了别处。他似乎忘记了这回事情，也没有写信向我催问。我知道这两年他差不多跑遍了‘自由中国'的土地，见到不少可以使人欢欣、令人感泣的事迹。或许写出了更好的文章。他当然没有余欲想到那些寄出来的旧稿。但我是比较有空暇的……便趁着书店要我续编《文学丛刊》第六集的机会，花了一点功夫，将作者从前在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集起来，按照写作的年月编成这一小册。”这种机遇与同一时期田间在上海，受到茅盾、胡风“贵人相助”十分相似。
省文联十大专业作家排名，田间与田涛却是首尾之差。除去田涛，那九位都是老八路，资格最嫩的刘真也是1939年参加革命，以1949年10月1日为分界线，之前之后参加工作，待遇差别很大。田涛算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工作，可他的实际工龄应该比1949这道杠长许多，大约十八年。十八年是薛平贵从投军别窑到大登殿的时间长度，可是田涛的这十八年被忽略不计了，真是冤得很。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他参加了北平学生爱国运动，冰天雪地中游行、卧轨、截火车，到南京请愿，砸中央党部和外交部，先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先”、“反帝大同盟”、“北方左联”，是一个活跃的青年积极分子。
差别就差在二者选择了方向不同的两条道路。田间从南向北，从上海到华北，加入了西北战地服务团。田涛由北向南，由北京到湖北，投奔了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团。在农村演《放下你的鞭子》，任《大刚报》、《阵中日报》战地记者和副刊《台儿庄》主编。夹杂在难民和伤兵中，冒着敌机轰炸行军，在破庙中投宿，借着香火写作，愤怒的语言像子弹从胸膛中喷射出去。
难以想象，枪林弹雨的日子却是田涛一生创作最高产的时期，月月都有报告文学和小说寄出。请看田涛先生南下十年的出版成绩单：报告文学集《黄河北岸》，1939年。报告文学集《战地剪集》，1939年。短篇小说集《荒》，1940年。中篇小说集《子午线》，1940年。报告文学集《大别山荒僻的一角》，1941年。短篇小说集《西归》，1942年。短篇小说《牛的故事》，1944年。长篇小说《焰》，1944年。长篇小说《潮》，1944年。短篇小说集《金黄色的小米》，1946年。短篇小说集《恐怖的笑》，1947年。中篇小说集《边外》，1947年。中篇小说《沃土》，1947年。中篇小说集《流亡图》，1947年。中篇小说集《灾难》，1948年。短篇小说集《希望》，1948年。10年中3部长篇小说，200篇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300万字。就是在今天，电脑敲击，也是超一流快手，何况长期处于烽火之中，颠沛流离，饥寒交迫。只有一种解释，爱国激情燃烧，愤怒出诗人。而且质量上乘，国统区的畅销书。中篇小说《潮》连印四版，供不应求，许多青年带着它参军参战。长篇小说《沃土》1937年动笔，稿子藏在一个帆布箱里，走到哪里写到哪里。作品真实地反映了三十年代北方农村生活，极富地方特色，文化气息浓郁，被誉为中国北方农村文明的一首绝唱。对这些，我这个中文系毕业的青年作家竟然一无所知。当时的近代文学史偏重解放区的作品，国统区创作不过寥寥数语，一带而过，图书馆资料室无处寻觅。只知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不知天外有天，山外有山。
“文革”开始，集中学习，第一次见到田涛先生。细高清癯，体重不满百斤，血肉都在抗战中透支了。才五十岁，已是头发花白，瘦成衣裳架子的身材，经常西服革履，一副学者风度，在省文联中显得鹤立鸡群。因为备战，中高级干部档案都转移到太行山里，大家对他一无所知，造反派也无从下手。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是民主人士;清理阶级队伍，他出身贫农，运动以来没有他一张大字报。田涛是个慢性子，沉默寡言，开会正襟危坐，走路四平八稳，说话慢条斯理。省文联临街，看他饭后散步，目不斜视，不为满墙白花花的大字报所动。
进了省直学习班，尝到了“左家庄”的厉害，军工宣队支一派打一派，“宁可错杀千人，也不放过一个”，过了筛子又过箩，有枣没枣打三竿。指导员有看法，整人手软，被副指导员取而代之。设计各种表格、提问让人填写。看到田涛的交待材料，如获至宝，大呼抓住了一个黑老K。田涛在李宗仁的五战区干过，又出了那么多书，重大嫌疑。
一天晚上突审田涛，副指导员坐在上面，一脸杀气，队员们八字排开，如狼似虎。副指导员捡了一块砖头拍桌子：“我们掌握了你大量材料，铁证如山，老实交代你是国民党什么大官?五战区长官什么人?”田涛慢悠悠地说：“我不是五战区正式人员，在报社做副刊工作。”副指导员狰狞一笑，露出几颗金牙：“那就是副官喽，什么军衔?”“闲职，按中校待遇。”副指导员大喜过望，按肃反政策，国民党中尉，三青团区分部书记及其以上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副指导员站起来，解开扣子，伸胳膊捋袖子，穷追不舍：“军衔、肩章、领章，两杠两花，谁授的?”田涛说：“从老河口商店买的。”副指导员哈哈大笑：“唬弄鬼去吧，招不招，不招大刑伺候。”眉眼一动，众打手上去拳打脚踢。副指导员还不解气，亲自上阵，翻毛大头鞋狠踢田涛麻秆一样细腿，咔咔地响。田涛身子轻，倒在地上的响声还不如副指导员皮鞋声重。架起来再问：“五战区副官，月饷几百大洋?”田涛已是浑身汗浇，颤巍巍地说：“每月二十元生活费，货币不断贬值，有时吃饭都不够。”指导员撇着嘴说：“国民党军官花天酒地，开美国罐头，打仗之前先发袁大头，二十块钱还不够吸烟呢。”田涛说：“那是嫡系，李宗仁是桂系，不被信任。五战区政治部主任书永成，是李宗仁的外甥，上过莫斯科中山大学，喜欢文化人，引起上边惊惕，派人监视。新来的政治部宣传组长，含沙射影攻击我们。禁止唱救亡歌曲，我编的副刊，稿件常被撤换。受不了窝囊气，大家离开，去了重庆。”“到重庆什么高就，给老蒋当副官?”“不是，给冯玉祥将军当伴读，帮他学习、读书、写字。”对冯玉祥大概有个耳闻，有时拥蒋有时反蒋，跟共产党走得近，副指导员感到拿不准，需要请示上级。审讯暂时中止，把田涛带下去。临走还补了一句：“态度放老实点，不要分化，不要美化国民党。顽固抵抗，死路一条!”
副指导员一连派了几拨人出去外调，非要搞个水落石出不可。找到了当年五战区的一些文化人，钱俊瑞、胡绳、臧克家、姚雪垠、碧野等，大家口径一致，档案上有结论。这一批热血青年投笔从戎，对抗战做出重大贡献。五战区没给实职，不在编制，志愿工作。戴上军衔、肩章为了方便工作，真的是从商店买的。后来我认识了臧克家先生，他是五战区文化工作团团长，笑说当时从商店买这些东西很容易，就像服装道具、儿童玩具一样。克家先生每次都提到田涛，说田涛是个老实人。
既不属走资派，又定不成阶级异己分子，田涛被挂起来，派他干最脏最累的活，夜里还要到锅炉房值班，弄一脸煤黑，不人不鬼，当牛做马，成了形象化的“牛鬼蛇神”。长期熬夜，汗水流失过多，皮肤失去光泽，皮包骨头，人变成了一棵枯树，一阵风就能吹倒的样子，何况学习班整人的口号正是：“刮十二级台风”。但是田涛先生还是挺过来了，凭借一颗永不干枯的心，活过来了。
学习班和五七干校后期，陈伯达倒了，军工宣队支一派压一派没了根据，阶级斗争紧绷的弦突然断了，斗、批、改变成了逗孩子、劈木材、改善生活。大家无事可干，有的学木匠，有的学裁缝，有的看《赤脚医生手册》。我买了一套推子剪子，学理发。知道我一向笨手笨脚，没人肯当试验品。田涛先生笑眯眯地来了，脖子上围了一圈报纸，伸头等着我试刀。先生的头确实该理了，鬓毛长过了耳朵，长发垂到衣领，绾个纂儿就是个老太太。当时我却犹豫了，面对一位三十年代大作家，一个多少次批斗不曾低下的头，不敢下手。先生猜到了我的心思，自己先把头发划拉乱了，开玩笑地说：“别害怕，不扣你二斗红高粱。”我精神放松下来，手还是僵直，一推子下去削了一个鬓角。先生不在乎，说天快热了，改个寸头吧。寸头我又推不平，方不方圆不圆，最后落了一个光头。此后先生总叫我在他的头上练手艺。一次我被借调出去写剧本，三个月回来，先生的一头长发还给我留着哩。
1971年春，我要到临西插队落户，临行前一天晚上，先生拉我到院中井台坐下，月光下依依惜别。我嘴笨，他语迟，说话赶不上听，一句一句地崩，彼此心知肚明。“鸟儿关久了也会变哑巴。我现在不会写文章了，这比关多少年禁闭还痛苦。”他用自身的经历，解释毛主席所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北京的创作，是童年生活的积累。五战区的五年，天天滚在战火硝烟里，隆隆的炮声催着你快写。新中国建立之初参加土地改革，写了《浠水上游》、《木船记》。参加抗美援朝半年多，写了《临津江边》。1954年参加武汉抗洪，写了《友谊》。1956年在河北满城搞农业合作化，写了《在外祖父家里》。1958年到武汉钢厂，写了《金光灿烂》、《工地主任》。1964年调回河北，先后在新城、抚宁搞四清，屁股还没有坐热，就被打入冷宫。作家被剥夺生活的权利，就像宫刑一样残忍，没了生育能力。说话中有几次清泪滚到脸上，没有落下，被干燥的皮肤吸收了。
1972年秋，田涛最后一批“解放”，离开囚居六年的伤心地，没有回头看一眼，直奔唐山地区文联，老婆孩子都带上。一年中也有三两封信，彼此问候。四年后唐山大地震，噩耗频传。梦见田涛先生在地动山摇中伸手求救，放心不下，第二天搭上救灾的三叉戟飞赴唐山。机场落脚，吃压缩饼干，喝游泳池的水。允许进市后，提上一瓶白酒（防瘟疫），戴上双层口罩，踩着余震，腿软绵绵的。百年唐山，二十三秒就轰然颓倒。城市像原子弹爆炸后，一片废墟，满眼瓦砾。大楼一大堆，小楼一小堆，只有阳台整齐地落着，数一数便知道楼是几层。横三竖四的梁柱、钢筋，凌乱如柴草，挑着破衣烂衫。刚刚下过一场雨，血水从废墟中流出，偶尔还能听到地下的呻吟，救护队用双手刨着钢筋水泥，不放弃一线生的希望。在市里一位作者指引下，在一堆瓦砾旁见到了田涛先生。老伴和一个女儿的尸体刚刚运走，他瘦弱的身体，在废墟上站成了一根木棍，眼睛朝着丰南的方向。一次喊他没有听见，二次喊也没有听见，等我默默地爬上去，出现在他的眼前，他才察觉。握着他的手，冰凉。三天没吃饭，颧骨突出，眼里没有泪，血丝连成一片，红得可怕。木棍和塑料布搭成的防震棚，人不去住，摞着刚刚挖出来的书籍和稿纸，破损，沾着泥土，但是码得很整齐。让我眼前一亮，田涛先生没有被震垮。
地震以后，先生带着一儿一女调回省文联，没过几天安生的日子又查出了胃癌。老天不公啊，接二连三的打击，沉重的石板一样，压在风烛残年的老人身上。而他的身体又是那么瘦弱、单薄，哪里撑得住啊!然而又一次大难不死，先生奇迹般地活下来了。1984年我在廊坊师院办起全国第一个作家班，都快要开学的时候，田涛先生来找我，张了几次口才说出来，想让他的女儿梅文上学。实在出了个大难题，这是国家正式批准的大专班，要有成人高考指标，要有计划经费，要有高考成绩单，而这一切早都做完了，封档了，几乎不可能了。可是面对这样一个老前辈，一个好老人，一个患难至交，我无法拒绝，无法开口。只能硬着头皮答应，千方百计地去办，办这一个人比办那一个班还难，总算是办成了。
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田涛小说选》，香港东方书屋出版了《田涛中篇小说选》，经过半个世纪的大浪淘沙，田涛先生的创作和文学地位得到海内外文学界的认同。记得白先勇一次来石家庄，言谈中对田涛先生十分尊崇，评价甚高。后来同住一个单元，我住六楼，先生住二楼，出来进去见他一头银发月光一样柔美，一双眼睛湖水一样平静，写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等几篇好小说，还为《新文学史料》提供了几篇珍贵的资料。担任省政协常委，代表中国作家出国访问，神清气闲，与世无争，活到了八十七岁，应了那句古话，仁者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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