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曙生：劳动教养和反右派斗争
劳动教养和反右派斗争
－－作者：尹曙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从1951年到1953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逮捕、拘留了几百万犯罪嫌疑人，其中大多数犯罪嫌疑人被判了刑，相当数量的人被判了死刑。但是仍有不少罪行轻微不够判刑，或由于时间短一时查不清问题的人，继续关押在看守所、拘留所。紧接着，1955年至1956年，在全国党、政、军、群、企事业单位开展了内部肃反运动，又有几十万人走进了拘留所、看守所，其中多数人只是由于历史问题而被关起来的，很难判刑。怎么处置这些关在看守所、拘留所里的人，成了一个大问题。于是1955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下发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这个内部肃反文件时,预料到对人的处理问题，所以“指示”明确规定：“对这次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和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立功而继续留用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够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用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这是我们国家出台的第一份有关劳动教养的红头文件，从此，“劳动教养”这个名词也就诞生了。接着，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各省、市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于是,劳动教养在全国办起来了。
劳动教养的对象是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中共中央领导肃反工作的10人小组在1956年3月10日发出《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把特务、土匪、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敌伪军、政、警、宪人员中的一些人定为反革命，这似乎比较好理解；对坏分子的解释就不那么好理解了。对坏分子的解释是：“政治骗子，叛变投敌分子，流氓分子，品质极端恶劣的蜕化变质分子。”这几种人很难界定。
坏分子就是坏分字，为什么要加上“其他”这个定语？上述暂行规定中有这样一句话：“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是坏分子。”原来如此。其他坏分子就是除反革命分子这个坏分子外的那四中人。难怪老百姓把那些进了看守所、拘留所的人统统称为“坏蛋”，还是有根据的。
内部肃反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相比，肃出来的反革命相对较少，而且多是历史遗留问题，送去劳动教养的人并不很多，全国就十几万人。而1957年夏季的反右派斗争，全国就有55万多人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对这些只动口、动笔，没有现行破坏活动的人怎么办、怎么处理？当政者不得不思考。劳动教养就是首选的办法。可是劳动教养是党内红头文件，还必须使之合法化。于是，1957年8月1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8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第一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劳动教养制度。
《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的劳教对象，同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中只对不够判刑的反革命分子和其坏分子进行劳动教养相比，劳动教养对象的适用范围一下子扩大了，扩大得无边无际。
《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
1、对下列几中人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
(1)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
(2)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3)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4)不服从工作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生产劳动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是在反右派运动高潮中出台的，这下子派上了用场，大批右派分子被送往劳改、劳教场所，进行劳动改造。理由大概就是"决定"中所说的他们是“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全国55万右派分子中，大约有48万人多人送劳动教养，4万多人被判刑。留单位的是极少数。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这本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全国55万余被化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以安徽省为例，一共有31479人被打成右派分子，除187人外，其余都送到劳改、劳教场所改造。当时专门的劳教场所很少，绝大多数人是被送往劳改农场、工厂，和已经判刑的犯人关在一起，被管教干部统称为“三类人员”(劳改犯、劳教分子、刑满就业人员)。
劳教人员没有触犯刑事法律，受到的是行政处罚，可是在实际对待上，同判了刑的罪犯，没有任何区别。
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被逮捕、拘留的人大量增加，看守所、拘留所、监狱，人满为患，于是在大西北地区广建劳改、劳教场所，北京、上海、内地一些省将大批劳改、劳教人员送往西北各省。以青海省为例，三年内先后有20多万犯人和2万5千名劳教人员从全国各地送来，被安置在58个劳改场(厂)。塘格木劳改农场，先后送来600名劳教分子，其中455人是因右派问题被劳教的。把他们和已决犯人混合编组，同吃、同住、同劳动。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没有规定劳教期限(1979年《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才规定劳教期限一至三年。必要时可延长一年)，劳教人员等于被判了无期徒刑。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又有很多人因为不满意当时的做法，被劳动教养。对这么多劳教人员总得有个处理办法，于是每年由中央下达对劳教人员解除劳教比例，使劳教人员有个盼头，不至于绝望。但是中央下达的比例，下面不会认真执行。1959年，中央下达给劳教人员解除劳教比例为3%，而青海省只给45个人解除劳教，占劳教人员总数0。2%：1960年中央规定劳教人员解除劳教比例为5%，而青海只解除805名，占2。37%。而被解除劳教的人，在中央提出的所谓“多留少放”政策指导下，能够回家、回原单位的人极少。所以有人说解除劳教留场(厂)就业，是第二次劳教。
青海省地处高寒地区，严重缺氧，加上饥饿，还要进行重体力劳动，大批劳教人员被饿死、冻死、虐待致死。三年中死亡劳教人员4千多人，其中3千多人是右派分子，他们没有能活到平反昭雪那一天。
在青海的2万多名劳教人员中，有5千多人是女劳教人员；在死亡的4千多人中，有1千多女劳教人员。没有死的女劳教人员所受到的屈辱、苦难，常人是难以想象的。一些幸存者不愿意去回忆那一段非人的生活。因为那太恐怖、太没有人道，回忆起来无异于在未愈合的伤口上撒盐。笔者介绍一位女劳教幸存者情况，并以此纪念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原青海省委书记、省长王昭同志。
1971年8月13日，笔者在青海省公检法机关军管会秘书组接待一位30多岁的女人，她自称是王昭的侄女，是来领王昭骨灰的。我很诧异。王昭1967年被捕入狱，1970年2月12日被残酷迫害致死。公检法机关军管会严格保密，不对外宣布，火花遗体时对殡仪馆谎称是在西宁市东关大街上发现的无名尸体。向中央报时说是因病抢救无效而死亡。除了公检法机关军管会和少数领导知道真实情况，别人是不知道的。笔者在军管会秘书组当秘书，对王昭被迫害致死情况一清二楚，也知道王昭根本没有家居江南的一位侄女。我几经盘问，她终于说出事实真相。而我对她说的她的不幸遭遇也是一清二楚。是王昭救她于水火之中，使她幸存下来。她来领王昭骨灰，是为了报答他的救命之恩。
恕我不能说出她的真实姓名和住址，就叫她张秀吧。她是江南某省一位小学语文教员，人长得漂亮，追求她的人很多，其中以公社管文教的副主任攻势最猛，经常纠缠，而她看不上他。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不得不表示自己已经有了心上人，希望他今后不要再纠缠她。这位副主任怀恨在心，寻机报复。机会终于来了。他以检查教学为名，到学校检查学生作业。在检查一位6年级学生的语文作业时，看到这位同学在参观公社丰产田写的作文中有这样几句话：“粮食收的那么多，吃不完，怎么办呢？”她作为语文老师，在这句话后面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并在上课时对学生说，你们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这些吹牛皮的话。这位公社副主任如获至宝，说张秀思想反动，竟敢批判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的话，煽动学生反对"大跃进"。张秀感到莫名其妙。原来这位学生作文上写的那句话，是从《人民日报》上抄来的。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到河北省徐水县视察时，县委书记张国忠汇报说，该县秋收要收11亿斤粮食。毛泽东说：“秋收要收11亿斤呀！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1958年8月11日，《人民日报》登了这条消息。这位学生看了这条消息，把毛泽东说的最后这句话，改动几个字，中间加两个逗号，变成自己的问话。而张秀就没有看过这篇报道，不知道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否则她也不敢这样说。这位公社副主任将张秀打成右派，以不适合做人民教师为由，送劳动教养。她被送到青海省西宁市劳动教养。由于她长得漂亮，先后被几个品质恶劣的管教干部强行奸污。为此几次自杀未遂。
1961年，王昭由公安部副部长调任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大刀阔斧地纠正原青海省委左倾路线错误，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整顿政法部门，撤换公、检、法部门不称职和违法犯罪的领导。并派工作组到劳改、劳教单位进行内部整风。工作组将张秀被几名管教干部强行奸污的情况发了简报。提出的处理意见是，管教干部要处理，张秀也要处理，说她和管教干部发生性行为，是拉拢腐蚀干部的流氓行为。王昭不同意工作组的意见，在西宁南滩大礼堂(劳改系统干部礼堂)政法干部大会上说：“要处分就只能处分那些和他发生过性关系的管教干部，而不能处分她。她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里，她不干行吗？她为什么几次自杀？还不是忍受不了折磨？！”
王昭的说的话，救了她的命。不久她被解除劳动教养，回到江南老家，经过申诉，纠正了给她戴的右派分子帽子的错误。她重新当上小学教师。
王昭在南滩大礼堂的讲话，笔者当时就在场；工作组简报是我们公安厅通过《情况汇报》送到王昭那里的，王昭在上面作了和讲话一样的批示。我除了没有亲自接触过张秀外，对她说的情况了如指掌。她要领走王昭骨灰加以保存，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万万不能。一是没有得到王昭家属同意；二是公检法机关军管会不仅不会同意，还会给她戴上为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死党王昭鸣冤叫屈的帽子，会马上把她关起来，送进监狱。我严肃地告诉她，你不要跟任何人再提这件事，赶快回去吧，否则你会坐牢的。她接受了我的劝告，泪眼婆娑地离开军管会。
“四人帮”垮台后，王昭冤案得到平反昭雪。其家属从殡仪馆苦苦寻求，在很多人帮忙下，才找到骨灰。在骨灰运往北京时，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帮，亲自到北京火车站迎接，并送到八宝山公墓一室安葬。
“劳动教养”这一行政法规已经存在50年。目前在法学界、理论界对这一法规的合法性存在很大争议。尽管现在的劳动教养比较规范，但是劳动教养制度同1954年颁布并作过4次较大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条款相抵触。我相信，随着我们国家民主与法制的进一步健全，总有一天它会寿终正寝。
转自《新浪读书》
文责由作者自负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