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永美：父亲的故事
父亲的故事
－－作者：尹永美
父亲的名叫尹德华， 1921 年 5 月 3 号 ( 阴历 ) 出生于辽宁省本溪市桓仁县。他的祖籍是山东省登州府蓬莱县。
祖辈闯关东，逃荒要饭
清朝后期，山东连年旱灾，饿殍满地，民不聊生，大批难民闯关东。我的高祖父尹明福和他的一个弟弟从蓬莱挤上木船到辽东复县， ( 现在叫瓦房店市，属大连管辖 ) 海上风浪大，人又多，一只船行到半路翻了。下船后，弟弟不见了，不知他挤上了哪条船。从此，杳无音信。
高祖父一路要饭走到本溪管辖的碱厂沟，给人家抗长活，当佃户，后来娶妻生子。曾祖父尹广文长大后，学徒当了银匠，四乡游走，为民间做首饰，收入微薄，一人挣钱养不了全家。他和曾祖母生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若干年后，高祖父因贫病交加，不幸病故。曾祖父走村串户，帮人干活，不知遇到了什么不测，失踪了。连年灾荒，食不果腹，曾祖母便携带子女外出要饭，和同乡搭伴，沿途流浪。
据祖父尹成礼讲：当年逃荒时，他的大哥尹成玉只有 16 岁，挑着担子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走，前面的筐里坐着三岁的祖父，后边的筐里放着锅碗瓢盆。他的母亲领着九岁的二哥和六岁的姐姐跟在后边走。沿路乞讨要饭。走到本溪管辖的桓仁县普乐堡乡库仓沟村，由同乡介绍，停下脚来，给地主种地，当佃户。一家人起早贪黑，辛勤劳作，省吃俭用，生活慢慢好转一些，也就定居下来。听祖父说：他十二岁时，给地主家放牛，一年只给五元工钱。 ( 清朝末年的钱币 )
“兄弟一条心，黄土变成金。”为了摆脱饥饿和贫困，三兄弟寒来暑往，年复一年，风里来雨里去，面朝黄土背朝天。五风六月 ( 东北话－－五六月份，天很热了 ) ，还穿着破棉袄，舍不得买布做换季的衣服。为了砍伐木头盖房子，他们带上一天的干粮，走到山沟里。步步惊心地爬到悬崖峭壁上，用一根又粗又长的绳子，一头拴到大树干上，一头捆到腰上， ( 为了安全 ) 站在悬崖边上砍伐野生的大树。站在远处的人都捂上眼睛不敢看。大树“咔嚓”一声倒下来，他们把枝叶砍掉一些，把树干推下悬崖，落到山涧里。树干顺流而下，下游的兄弟把它们拦住，抬回来，做房梁，做檩子，做窗户，做门……有剩余的木头，也便宜点儿卖给别人。
农闲的时候，有的兄弟带着孩子和同乡一起到抚顺和本溪的煤窑去挖煤，挑媒，当苦力。他们下网打鱼，上深山老林挖人参，采药材，打零工……
日积月累，他们慢慢积攒点儿钱。十多年后，买富户因破产而出卖的土地，自己就有地种了。大哥成家后，为了照顾母亲和弟妹，一家人仍然在一起生活。弟妹长大成人后，各自成亲，在“伙”里又共同生活了几年，后来分家另过。
祖父勤劳能干，聪明好学。他没上过学校，但是他会打算盘，会干木匠活，会讲历史故事， ( 农闲时，他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 ) 还喜欢唱二人转的经典段子。他的中国象棋下得很好，还会做中小学生的数学难题。比如“鸡兔同笼”等智力题。我的三伯父上初中时，数学遇到了难题，祖父不会“代数”，他用心算得出了正确答案。他会盖房子，会干各种农活。他种的菜长得又大又好，每年秋后，都有很多菜农找他要菜籽。他一分钱也不要，留下自己用的，其余全送给别人。
最后一名入学
父亲青少年时代，学习努力，成绩优秀。小学跳级，中学跳级。 ( 他的小学读了四年，初中和高中共读了四年 ) 在桓仁县农业中学毕业后，考入安东省 ( 现在的丹东 ) 国立高级中学读高中四年级。当年同班 19 人考高中，只有他和另一名同学考上了。 1938 年，父亲参加大学考试。由于高中只学了一年，高考很费劲。考试结束后，一边在家劳动，一边等录取通知。大学已经开学了，通知还没到。父亲心想：肯定落榜了。他报名参加了小学教员的考试，考取了第一名。他开始参加培训，任职教课。忽然有一天，“奉天农大”的录取通知来了，他就急忙辞职到沈阳去报到。报到时才知道，当年录取的学生有两名不来了，空了两个名额。按照成绩，父亲“备取”入学。 ( 备取即后备录取，“奉天”即“沈阳” )
第二名毕业
入学后，学习很紧张。他学的是兽医专业，所有的课程都要用日语听课，日语答题。 (1931 年东北沦陷后，日本军国主义大搞文化灭绝，进行奴化教育。学校聘请日本教员，一律改用日文教学，妄图废除汉语，永远霸占我国东北。 ) 父亲抓紧一切时间，奋力追赶。每天晚上十点熄灯后，他打开手电筒在被窝里复习功课。一个学期结束了，他的成绩提高了九个名次，第二学期又提高了十个名次，班里共三十名同学，到最后几个学期，他一跃为班里的正数第二名，一直保持到毕业。进入大学的第二年，他被选为副班长，兽医科副代表，全校付学生长。毕业后，学校保送班里的前两名到长春大同学院学习，他也在其中。一年后毕业。为了就业，参加了当时国务院举行的高等技术文官考试。获“荐任高等 ( 技术 ) 文官 ( 试补 ) ”职称。
吃饭“小窍门”
父亲从小吃饭细嚼慢咽。上大学后，条件比较艰苦。“高粱米干饭”，“苞米碴子粥”，“玉米面大饼子”，如果有“大米干饭”，大家就高兴地跳起来！“雪里红炒豆腐”，“酸菜炖粉条”，酸菜里面若是加点肉，就是最好的菜了！大家在食堂吃饭，一桌人只有一盆饭，谁吃得快谁就吃得饱。父亲每顿只能吃一碗，吃不饱。后来他想了一个窍门：第一次盛饭时，他只盛半碗，这样，就能提前盛到第二满碗。每顿他就能吃一碗半了，肚子也就不饿了。
诚实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伪满兴安南省实业厅畜产科兽疫股工作。 ( 註：东北沦陷后，日本侵略者扶植末代皇带溥仪在东北成立满洲国。简称“伪满” ) 地点在王爷庙 ( 现在的乌兰浩特市，当时是兴安南省首府 ) 。用人单位面试。主考官问了他一个问题：“你刚才上楼梯时，有多少个台阶？”父亲说：“我刚才没数，不知道多少个台阶。”主考官说：“我刚才问了好几个学生，说多少个台阶的都有，只有你最诚实。因为你们上楼不可能数台阶。你的毕业成绩很优秀，其他问题也都回答的很好，祝贺你！你被录取了！”
1942 年，他获伪满兴农部兽医师认许证。刚出校门，就被派去西科前旗防治牛瘟。 1943 年，一个家住乌兰浩特的同学和他对调，父亲就来到内蒙通辽县工作。工作两年后，他通过技术考试，获得“三等技佐”职称，连升三级。
患难夫妻
父亲和母亲是包办婚姻。他们结婚时，父亲十五岁，母亲十七岁。父亲当时在中学读书。父亲和母亲一辈子恩恩爱爱，从不吵架，伉俪情深。父亲从来不嫌弃母亲没文化，不嫌弃母亲是农村妇女。母亲虽然没有读过书，但是她聪明好学，贤惠善良，孝敬公婆，热心助人，勤俭持家。父亲常年出差在外，母亲把家里的事全部担当起来。母亲永远都是他手中的一块宝。父亲长得很帅，一表人才。他年轻时爱慕者很多，想跟他结婚的人也有。父亲从不动心。
父亲十岁的时候，日寇占领东北。东三省的人民成了亡国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父亲参加工作时，只有二十二岁。工作半年后，他把母亲和孩子从老家接到内蒙。
据母亲讲：东北沦陷后，中国老百姓生活很困难。很多东西都“配给”，只能买高粱米吃，几乎没有细粮。一个日本阔太太牵着哈巴狗对中国邻居说：“我的狗的吃大米！你的人的没有！”几个邻居敢怒不敢言。
鬼子为了搞实验，制造鼠疫。霍乱，伤寒流行。有的村子闹传染病，叫“百氏毒”，鬼子就把整个村子封锁起来，不让进出，让那些中国老百姓自生自灭。谁家有了病人，都藏着躲着，一旦被日本人发现，就要送去隔离村等死。
母亲患了伤寒，连续数日高烧，腹泻，卧床不起。有一天，鬼子防疫队挨家挨户检查病人，消毒撒药。母亲勉强挣扎着爬起来，拢拢头发，穿好衣服抱着三哥坐到床边，装成无病的样子。父亲赶紧迎出门去，因为他会日语，跟鬼子队长敷衍了一阵子，母亲才躲过了一劫。
我的三哥出生时，生活很困难。没有钱买新衣服，只能用大人的旧衣服和旧布改成小衣服穿。母亲怀他的时候，只能吃高梁米，营养不良，奶水不足。三哥一岁多了，很瘦弱。这一次母亲病得一点儿东西都吃不下，只能喝几口水。三哥拉肚子，母亲病重没奶喂他，送到别人家吃奶，他不吃也不在人家待着。没办法，人家把他送回来，那孩子有气无力地“妈，妈……”地哀叫着，母亲的心碎了。连病带饿，没多久三哥就死了。
三哥死后，母亲奄奄一息了。父亲慌了，有病乱投医。找了一个跳大神的，“巫医”给了一包大烟灰 ( 有鸦片的成份 ) ，冲水喝了，母亲不泻肚子了，病也慢慢好了。
短短几年，母亲痛失二子。几年前，在老家住的时候，一岁多的大哥拉肚子病死。 ( 因为缺医少药，没有条件到省城医治 )
二哥，即我现在健在的唯一的哥哥。他小的时候，也是多灾多难。他一岁多的时候，连续几天高烧过后，昏迷不醒，不吃不喝，气息越来越微弱。我爷爷把棉袄解开，用体温暖着他。母亲绝望地说：“把他放到地下吧，不行了 ! ”爷爷含着眼泪说：“我宁可他死在我的怀里！”二哥命大，过了十几分钟，他慢慢地睁开了眼睛，醒过来了！
父亲在内蒙乌兰浩特 ( 兴安南省首府 ) 工作的时候，也碰到了一次灾难。当时租了一间民房居住，很狭窄。晚上躺下睡觉，父亲一伸腿，碰倒了炉子上的开水壶。开水泼到他的右小腿正面，通红一大片，起了很多大泡。第二天泡破出水，大面积脱皮，露出了紫红色的创面，疼痛难忍，不能下蹲。母亲用老家的偏方：石灰水过滤以后加香油调成乳状，每天涂抹几次，七八天后，长出肉芽。半个月以后，能走路上班了。慢慢地烫伤创面结痂，脱落的死皮足有巴掌大。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患难夫妻百事哀。
“沃野千里，稻花飘香，森林煤矿，无尽宝藏。”－－富饶美丽的白山黑水，由于日寇铁蹄的践踏和强征暴敛，中国老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病死饿死的大人，孩子无计其数。
救人要紧
抗战胜利后，东北于 1946 年成立“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会下设畜牧处，陈凌风任处长。处下设畜牧科，兽医科及哈尔滨兽医研究所，陈凌风兼任所长。东北全境解放后，牛瘟疫情依然很严重。使用以前惯用的“牛瘟灭活疫苗和血清”，风险很大，而且也不可能大批生产。 1949 年，陈凌风亲自到北京索取到“牛瘟兔化弱毒”。选派父亲到哈尔滨支援袁庆志，沈荣显等人研究试验，推广弱毒疫苗。
从此，父亲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消灭牛瘟和口蹄疫的工作中。父亲在工作中，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任劳任怨，不计较个人得失，永远是工作第一，战友的安全第一。
自 1949 年开始，父亲五次带队去内蒙防疫。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内蒙党政机关的领导下，在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消灭了内蒙的牛瘟，五十多年不再复发。在内蒙防疫期间，他曾两次遇险。在战友和老乡的帮助下化险为夷。他在防疫期间，曾两次冒着风险抢救战友。
父亲在内蒙草原防疫期间，遇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夜晚，一个防疫队战友突然发高烧，头部滚烫，剧烈咳嗽，气喘吁吁，病情危急。当时他们住在蒙古包里，茫茫草原，皑皑白雪，交通不便。离医院几百里路，夜晚到处有野狼出没。大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束手无策。
父亲突然想起：随身的背包里有个小药盒，里面还有一小盒消炎药。他拿出来仔细看了看，已经过期几个月。但是没有受潮，也没有变形变色。救人如救火！父亲心想：吃了这几粒药，顶多是没有疗效，不会有其他问题。赌一把！父亲权衡利弊，救人要紧！他果断地把药片给那个战友吃了两次，那人的病情慢慢平稳了。大家轮流守护了一夜，第二天高热退了。又连续吃了几次药，战友的病情明显好转。几天后，恢复了健康。
多年以后，父亲每当看到我们把过期的药扔掉时，他就舍不得，就给我们讲这个故事。他说：“药只要不变质，过期时间不是太长，就还有效力。”我们说：“您那是缺医少药的年代，现在条件好了，该扔就扔吧。”他还是舍不得，他说：“关键时刻，几片过期药能救命！”我们只好背着他，偷偷地把过期药淘汰掉。
说来也巧，今年春天，我的骨关节炎犯了，膝盖痛得不敢走路。我急忙找到一盒“芬必得”，拿出一粒就吃了。吃完后才想起看生产日期，一看吓一跳：原来已经过期几个月了。我有些后怕，心里忐忑不安。过了一阵子，膝盖不痛了！还算幸运，什么不良反应也没有发生。
我讲这个故事，不是提倡吃过期药。而是表明：当年父亲他们防疫时的艰苦条件－－在给牛治病防疫的同时，还要给“人”治病。父亲跟我们说：“为了救人，就不能瞻前顾后，考虑个人得失。关键时刻，只能勇往直前，挺身一搏”。
2003 年北京闹非典时，媒体报道了这样一件事；解放军 302 医院有一位姜素椿付院长，他已经 74 岁了，还坚持到急诊第一线抢救病人。有一天，他在救治病人时，感染了非典。在没有疫苗和特效药的情况下，他用广东恢复健康后的非典病人的血清，给自己注射，救了自己。他说，他研究了一辈子传染病，深知恢复健康的病人的血清有抗体，能消灭病毒。香港的一些医院采用了血清疗法，救活了很多病人。
父亲听到这件事后，有感而发。他讲了当年在宁夏防疫时的一件事。一个天寒地冻的夜晚，他带领的防疫队住在荒郊野外的帐篷里。一个战友突然发病了，他患了人畜共患病－－炭疽。病情凶险，危在旦夕。
大家焦急万分。这个地方离最近的医院，也有一，二百里。黑天半夜，找不到交通工具。即使找到了，时间也来不及。有人提议：用马的“血清”试试。父亲考虑再三：血清有特效，但是风险很大。没有化验检测设备，没有抢救措施。父亲问那个战友：“以前有过敏现象吗？”答曰：“没有！”“用过血清吗？”那人有气无力地回答：“没有！”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那个战友呼吸窘迫，出现衰竭的症状。帐篷里的人都是“兽医”，他们深知“炭疽”的险恶。心里明白：“不治就是等死！”他们期许的目光凝视着父亲。父亲的心里一直在打鼓－－面对死神的威胁，无路可退！他毅然决然的拍板：“先少量注射，观察十分钟，没有反应，再慢慢注射”。注射血清后，奇迹发生了：那个战友慢慢睁开了眼睛，体温也慢慢地降下来，呼吸也逐渐平稳了。用血清连续注射了几天，终于把那个战友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
父亲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神色凝重。他说：“遇到生死关头，只能死马当活马医，这样还有生的希望！人在困难面前不能束手就擒！对战友不能抛弃！也不能放弃！”
万水千山只等闲
1953 年西康和藏北地区发生牛瘟，那里是牛瘟流行的老疫区。牛瘟是动物烈性传染病，死亡率很高。一旦传染起来，无药可治，十万，百万头牛都要死掉。牧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正在川西防治口蹄疫的父亲，受农业部指派，由西南地区农牧处，四川省农牧处和西康省农牧处派员组成防疫队，由父亲和当地干部带队，深入藏区防治牛瘟，上级领导要求把牛瘟彻底消灭在康藏高原。
为了消灭牛瘟，父亲和战友们爬过二郎山，夹金山 ( 红军长征时，爬过的大雪山 ) ，还有一些不出名的雪山。有一次，在四川西北部金川县附近，他和一位战友牵着马过赵家山，因为雪太深，马肚子被雪托住，走不动了，马累得直冒冷汗。他们一脚踩下去，雪没过大腿根，拔不出脚来，好像陷进了泥塘，寸步难行。在阳光的映照下，白雪皑皑的雪山成了一面大镜子，反射的强光刺得眼睛疼痛难忍，什么都看不见了。他和战友得了“雪盲”。
“盲人瞎马”走错了路，幸遇老乡指引，来到了一位贫苦的藏族老阿妈家。老阿妈用冰雪泡过的小石块为他们冷敷眼睛－－消肿止痛。石块被捂热，就再换一块。为了赶路完成任务，他们不等眼睛好转就急忙要走。老阿妈派他的儿子牵着马，让父亲和战友闭着眼睛坐在马上，冒着风雪，把他们送到了目的地。
为了防疫，父亲渡过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通天河，还有一些不出名的小河流。父亲晚年在光明日报看到《“二郎山”－－建设西藏的一首战歌》一文。他有感而发，写了当年过大渡河和过二郎山的情景：
－－ 1953 年 7 月，为协助原西康省消灭牛瘟，由重庆到成都，做进入康藏地区的准备工作。搭乘昌都地区兽医站便车，经雅安到泸定，住一夜，第二天早晨过大渡河铁索桥，过二郎山， 8 月 1 号到康定。沿途学唱“二郎山”，鼓干劲，到康定后开展工作。
过大渡河铁索桥时，我两手抓住锈迹斑斑的铁索，两脚站在木板残缺不全，风一吹就晃的桥上，两步踩一块板，胆战心惊。桥下浊浪滔天，吼声如雷，越走得慢，就越害怕。我们硬着头皮，慌慌张张地走过了铁索桥。有胆小的女人尖叫着往后退，不敢上桥。
过二郎山时， ( 二郎山海拔 3000 多米 ) 我们先坐车走出一段路，路越来越陡，车开不动了，我们就下车，两手用力推车往前走。向山下看去，往日不慎掉下山底的汽车，像一只羊或一只猪死在山下边，成拳头大小。这还是在半山腰，若是到了山顶上，再往下看，房子就像火柴盒，人就像蚂蚁。不敢再往下望。走不动了，就唱“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
父亲晚年回忆这段工作时，写打油诗一首：“边走边唱，鼓励我到达康藏。高原牧区消灭了牛瘟，始回北京交账。消灭牛瘟不亏心，其它全不记账。消灭了牛瘟，全球歌唱，个人得失全忘！”
父亲写道：满清时代，有一位果亲王，路经此山去西藏，写诗”七笔勾“，有一段曰：“万里邀游，西出炉关天尽头。山途穹而陡，水恶声似吼。四月柳条抽，花无绵绣，惟有狂风，不辨昏和昼。因此把万紫千红一笔勾。”我们初到康定时，听人讲故事，口念“七笔勾”。他们说笑话，受到批评制止，不准乱讲违反民族政策，有损少数民族形象的古传故事。但是这首“七笔勾”里描写康藏高原地形险峻，气候恶劣的一段是正确的。
在康藏高原上近两年，消灭了牛瘟之后，始回北京过年。每逢佳节倍思亲，组织领导关心过上了团圆年。农业部主管领导副部长，司局长，处长都曾来家中贺年！问安。 ( 尹德华， 2008 年回忆 )
在康藏高原上防疫，父亲他们有时骑牦牛渡河，因水深，所带行李，衣物都被水打湿。只好靠羊皮和雨布露宿。饿了就啃牛肉干。吃糌耙， ( 青稞炒面 ) ，喝雪水，睡帐篷，是经常的事。他在康藏高原得了胃溃疡，回到北京后，夜里经常胃疼得睡不着觉，趴到床边吐酸水，反复呕吐，几乎把胃液都吐出来。他的胃病一直到 1963 年才好利索。晚年体检时，胃部仍有一处钙化点。
他们当年走红军走过的路，发扬红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动员当地领导干部和头人，组成防疫队。他们研制试验疫苗，注射疫苗，开展防治牛瘟的工作。在西康藏区石渠县防疫时，两次遇到雷击，两名汉族战友和一名藏族战友牺牲。父亲在康藏高原工作期间，舍生忘死，历尽千难万险，连续两年没有回家。他和众多战友们在党的领导下，在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用青春和热血消灭了千百年来肆虐横行，对牧民造成极大危害的牛瘟。
2010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宣布：“全世界消灭了牛瘟”。这是人类继消灭“天花”之后，第二个消灭的烈性动物传染病。父亲看到这个消息，欣喜万分。他和他的老战友们共同欢庆，同时也感到欣慰和自豪：中国在五十年多年前就消灭了牛瘟。在中华民族征服自然的功劳簿上，新中国的兽医战士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由于父亲工作表现优异， 1956 年，他被评为农业部先进工作者，代表农业部参加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参加了天安门五一劳动节观礼。在后来的工作中，他也多次受奖。
倾注毕生精力，防治家畜疫病
为了扑灭口蹄疫的大流行，父亲从 1951 年带队协助西北扑灭疫情开始，到 1993 年止，他曾到过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的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的重点疫区。深入农村和牧区，组织和指导防疫，并从技术上研究试制出“口蹄疫结晶紫灭活疫苗”和“鼠化弱毒”，填补了我国尚无口蹄疫疫苗的历史空白。随后，这两种疫苗用于推广防疫注射。 1964 － 1965 年父亲带队协助内蒙呼盟和新疆，用于边疆防疫注射，将牛羊口蹄疫全面控制。
他主持并参加研究了口蹄疫灭活疫苗和培育出“ o 型”，“亚洲一型”，“鼠化兔化弱毒”疫苗的工作。父亲是我国开辟口蹄疫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担任“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理事三十多年。现在是“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名誉理事 ，他还担任过“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口蹄疫分会”秘书长，理事长和名誉理事长。他被评为“教授级高级兽医师” ( 技术四级 ) ，第一批享受“政府专家特殊津贴”，享受司局级待遇。他还应邀担任“中国农业大百科全书”的编委，还担任其他一些辞书的编委。 2003 年，他 82 岁的时候，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在大家的努力下，他主编的“中国消灭牛瘟的经历和成就”一书出版了。完成了老一辈兽医工作者的夙愿。
干校生活
文革时，母亲正值更年期，患了“癔症”。白天晚上都睡不着觉，精神恍惚，说话做事磨磨叨叨，没有一点儿主意。 1969 年，父亲带着母亲，一起到了河南西华县农业部“五七”干校。
1970 年，我跟着农业部的探亲干部去看望父母。我们从北京站坐火车到许昌，再坐小火车到板桥。接待站的负责人蔡叔叔说：“你爸托人带话，让给你妈妈买安眠酮。我已买好，你带过去。”我带上了药，跟着大家坐上卡车来到了干校。
父亲他们住在地窝子里， ( 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的窝棚，阴暗潮湿。晚上睡觉，耗子在顶棚上乱跑。 ) 妈妈见到我，眼泪汪汪。我一个人留在北京工作，她不放心。我跟她说什么事，她心里都明白，但是精神忧郁，眼神呆滞，睡不着觉，一件事反复说。比如：她让我去打饭，一会儿让打四两面条，一会儿又改为五两，来回变，没主意。我被她磨得头晕脑胀，心里难受，只好到菜园子里转悠。她出门找我，见到李家忱阿姨，她伤心地说：“姑娘让我给磨走了。”李阿姨说：“你就别磨了呗。”她满面愁容地说：“我管不住自己。”父亲很有耐心，也很有爱心，从不跟她发脾气。
在干校的前两年，母亲病得糊里糊涂，不能去食堂打饭。父亲在养猪班工作。白天晚上都忙着干活，有时猪难产，他们要整夜值班。每天，等他把猪圈的事情弄好了，再去打饭，什么菜都剩菜底子了。农展馆的肖阿姨跟我说：“你爸每次打饭都最晚，我看他可怜，就提前给他留一份菜。” ( 肖阿姨当时在食堂工作 ) 那两年，父亲非常辛苦，又要喂猪，又要照顾母亲。他每天拎着几十斤重的猪食桶，往返数次，手都累得变形了。
2003 年，父亲 82 岁时，有一天我家来了一位外地客人，他是父亲在干校养猪时的战友，名叫郁成连，他当过畜牧连的政治指导员，也当过班长。当年的小伙子现在已经六十八岁了。他们一起回忆那段战斗友谊，回忆给豬圈搞改革的往事。父亲招待他吃了午饭。
2009 年，父亲看到郁成连那年来的时候留下的通讯地址和当时的随笔，他有感而发，写了一篇日记。
父亲写道： ( 原文 )
－－农业部干校原为黄汛区劳改农场，犯人调离后，进行改造。命名“河南西华县农业部五七干校”。
四十年前，我 48 岁，郁成连 34 岁。我们被下放劳动改造，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定点挖穴，自搭窝棚，住半地下，叫地窝子。
我在六连三班，我们喂养 20 － 30 多头猪，大小都有。每 1 － 2 周供给食堂一头肥猪，改善百多人的生活。
原来的猪圈是劳改犯修的。粗放办法养猪十多头，猪圈到处是稀泥粪土。手提猪食桶进圈，拔不出腿，群猪抢食来回穿行，先钻进食桶的不肯出来，后来的吃不上。为提高养猪效果，每天中午，我们不休息，砍树修建豬舍，改进喂养办法。我们砍大树的枝叉建豬栏和喂食棚道，舍外搭棚喂食，食槽分格，大小猪分别隔开喂食，皆得吃饱。
我们训豬到圈脚排粪，每日冲洗，豬卧干净处。每天喂食酸酵饲料，每头每日增重一斤多。食堂和群众都很满意，来参观的人都点头称赞。
我们参加果树修剪管理，种瓜菜。沙土地适合瓜果蔬菜和花生生长，大家吃到自己的劳动果实都很高兴。
1973 年，战友们有的调离回京另安排工作，有的回原籍或去了其他省市地区。大家舍不得劳动和生活了几年的干校，更舍不得和战友们分开。分别时，很多战友都掉了眼泪，郁成连就是其中的一个。
郁成连跟我说， 73 年离开干校，转回家乡江苏省，在县里工作。 80 年代调到省局工作，退休后回到连云港家乡。他这次来京就是要看看老战友。几十年过去了，郁成连还不忘旧友，令我很感动。
(2009 年 6 月 18 日回忆 )
母亲在干校期间，还得了一次阑尾炎。父亲把她送到周口医院做了手术。
第三年，母亲的病奇迹般地好了。她说，她每天数西瓜籽，吃西瓜籽，西瓜籽治好了她的病。我想可能是专心致志，进入了“气功”的境界，不再胡思乱想，睡眠好了，精神也就好了。 ( 也许是更年期过去了，病自然好了。 )
我第二次去干校探亲时，母亲已经痊愈。他们正往新盖的平房搬家，卯叔叔热心地帮着母亲用旧报纸给新房子糊墙壁。母亲经常到菜园子连队帮忙，因为她会干各种农活，干部们把她请去当指导。空闲时，她把旧报纸泡烂，捣成纸浆，加点儿面粉，用搪瓷盆当模具，做成纸浆脸盆。有的自己留下用，有的送给别人。干校里有的女干部不会做棉袄，就来找她帮忙。母亲每天很忙碌，她已经把干校当成了自己的家。
在干校劳动的后期，医务室的大夫回北京了。领导把父亲调到医务室工作。“兽医”变成了“人医”，因为两者相通。他经常给干部和家属开药打针，大病就让他们去地方医院。
有一天，来了一个干部，带着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患了肺炎，要打青霉素。干校交通不方便，离县城远， ( 几十里路 ) 每天去打针，跑不起。他家里孩子多，爱人没工作，生活不富裕，住院要花一笔钱。这个干部跟父亲说：“求求您了！我每天带孩子到您这里打针，行吗 ? ”父亲同情地说：“青霉素过敏，后果很严重，没有抢救措施的地方不能打。”那人苦苦哀求说：“您给打吧！我实在没有好办法了。出了问题我也不怨您。”父亲看他实在可怜，就说：“你每次取完药，都在县里打两针，没反应，你就带回来，我帮你打。但是咱俩得定个合同，万一出了问题，你不能赖我。”那人同意了。父亲为了救孩子，豁出去了。每天帮孩子打针，孩子的病慢慢好了。
八十年代末期，父亲到青岛出差，见到了那个干部。他热情地请父亲到家里吃饭。父亲见到了那个病孩子，已经长成了大小伙子，很健壮。那个干部说：“这就是救过你命的尹伯伯。你快谢谢他！他可是救命恩人哪！”
糟糠之妻不可抛
母亲 63 岁时，突发脑溢血，左半身偏瘫，卧床不起。她整整病了二十二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父亲从不厌烦，从不嫌弃。每天定时让她喝牛奶，吃鸡蛋，喝蜂蜜，吃香蕉等，一天不落。春夏秋冬都要给她买西红柿吃，想法设法给她增加营养。那些年，我们到处寻医找药。请街道红医站的大夫做按摩，请民间的中医扎针灸，效果都不明显。有一年，我们和从湖南来的姑姑，姑父一起送母亲到南苑“晓苑医院”住院治疗，但是没有效果。
住房紧张的那些年，父亲睡在母亲的床头前的小床上，晚上起来端屎端尿，翻身，喂水。白天还要上班。有一天晚上，父亲劳累，睡得迷迷糊糊。母亲叫他接尿，他起得猛了，一头撞到床对面的小柜子的门上。不巧，门上有把锁，把父亲的额头撞破了。父亲的同事和朋友来看他，都说他是个“模范丈夫”，是道德楷模，是后辈人学习的榜样。
尽“子”之责
父亲一辈子心地善良，助人为乐。六十年代中期，我家搬到了三里屯农业部宿舍。楼上的邻居聂伯伯不幸患了肝癌，没多久就去世了。他的老父亲聶爷爷从五十年代起就在东大桥农业部宿舍看传达室。十多年后，年老体衰，患了重病，就回到聂伯伯家休养。
一个星期日的早晨，聂大娘下楼来到我家，急匆匆地跟我父亲说：“老爷子过世了！家里只有我和小女儿，其他的儿女都在东北，我实在无能为力为老爷子送葬。麻烦您帮我想想办法。”父亲二话没说，赶紧找来一个同事，他们帮助聶爷爷穿好装老衣，又赶紧联系东郊火葬场，一路护送，圆满地办完了聶爷爷的后事。
菩萨心肠
1982 年，母亲患脑溢血，偏瘫卧床。我家从那时开始请保姆，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里，请过不少保姆，发生了很多故事。
送保姆去看病
九十年代中期，一个冬天的晚上，凛冽的北风呼呼地吼叫着，天气很冷。晚饭时，又高又胖的张阿姨吃了很多油腻的东西。突然，她的上腹部剧烈地疼起来了，疼得在床上打滚。这下可把父亲急坏了，这个张阿姨是安徽人，在北京没有亲人，老乡的住处离我家很远。父亲只好请救兵，打电话把邻居罗叔叔叫过来。父亲一手拄着拐杖，一手和罗叔叔扶着张阿姨，顶着大北风，一步一挪地走到朝阳医院急诊室。 ( 那时朝阳医院急诊室还在老楼里，离家将近一站路。 )
两个老人带她挂号，看病，做 B 超。医生说，她患了胆结石。一问，她在老家得过胆道蛔虫。医生让张阿姨住观察室，正在着急之际，她的老乡接到电话赶来了。父亲和罗叔叔才长出一口气，悬着的心放下来。那几天，父亲的“老慢支”犯了，本来就喘，这么一忙活喘得更厉害，罗叔叔搀着他慢慢走回家。
没过几天，傍晚时分，张阿姨抱着衣被，突然回来了。原来她怕花钱多，不在医院住了，医生护士都不知道。父亲急了，在家犯病怎么办 ? 劝了半天，张阿姨才不情愿地往外走。她走了以后，父亲还是不放心，她要是不回医院怎麽办 ? 路上出了危险怎麽办 ? 越想越害怕。整个晚上坐在电话机前打电话，找她的老乡。东问西问，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一个。那个老乡同意到医院看看究竟。父亲继续坐在电话机前等回话。我劝他上床休息，他听不进去。
等啊！等啊！快到十二点了。电话铃声终于响起来了，那个老乡说：“张阿姨早就回到了医院，正睡得香呢！”
张阿姨在我家养病期间，我就经常住在父亲家，帮忙照顾母亲。父亲不放心张阿姨的病，就写信向她丈夫告知。张阿姨的丈夫接到父亲的信后，到北京来看望。他带来一床新棉花被套送给父亲，表示感谢。父亲招待他吃饭和留宿。后来张阿姨的女儿和儿子也到北京打工，我们到处托人帮助他们找到了工作。过了两年，张阿姨因女儿的婚事辞职回了巢湖老家。
帮助智残保姆告状
有一年春节前夕，原来的保姆有急事回老家了。一天傍晚，我爱人急匆匆地跑到崇文门地带找保姆。当年崇文门有一家“三八家政服务公司”，但是临近春节，可选的人很少。我爱人找了半天，也没有合适的。刚出“家政”的门，就遇到了一个三十七八岁的妇女，看样子挺朴实，旁边还跟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老妪主动上前攀谈，说她女儿可以侍候病人，不要很高的工资。我爱人找人心切，心想 : 带回家试试吧。看了他们的身份证，就把她们带回来了。
晚上，该做晚饭了。我想：“她们新来乍到的，摸不着头脑，我先做吧。”我让那个妇女先去拿几个鸡蛋，帮忙打散。她端着碗，用筷子不停地搅拌，来来回回，没完没了。嘴里还不停地说：“我丈夫打鸡蛋可好了，可均匀了，可滑溜了……”我越听越不对劲儿，这人好像精神不正常。她母亲很机灵，赶忙过来帮忙。吃饭的时候，她母亲说了实话。
她们是大兴人。这个妇女有精神障碍，能干点儿力气活，但得有人支配，小时候落下的毛病。她命运多舛，嫁了一个丈夫，生了三个孩子。由于她拿不起家里的事，半傻半癫，全家人都看不起她。丈夫心狠，把她轰出家门。她流离失所，到处乱走。有一天晚上，她碰到了一个人贩子，花言巧语把她骗到了房山，让她跟一个男人同居了。她本来饥寒交迫，人嫌狗不待见，遇到了暖屋暖食，好言好语，也就认命了。没想到，好景不长，这个男人发现她精神不对头，一气之下，把她赶走了。她脑子明白的时候，还能想起娘家的住址。返家途中，遇到了好心人，把她送回了娘家。
她离家期间，她母亲也到处找她。见女儿平安回来，喜极而泣。娘家生活不富裕，娘俩总不能坐吃山空。于是就发生了前面的一幕。
父亲听了这个妇女的遭遇，很是气愤。说：“你这个丈夫太不是人了，为他生了三个儿女，还把你赶出门！不行！我帮你们写状纸，到大兴法院告状！”于是，她们又在我家住了几天，父亲为他们写了上告信。让他们分别送到大兴公安局和大兴法院。
她母亲跟我们说，想让我们把她娘俩都留下，给一个人的工资，管两个人吃饭。我们考虑不现实，我家没有条件养两个人。母亲只有一点儿退养费， ( 当年只有几十元 ) 家中一切开销都靠父亲的工资，而且也没地方住。于是就给了她们几天的工资和路费，让她们回家了。父亲还留下了她家的地址，还写信问过这件事。年头多了，我也不记得后来的结局了。我想，打官司的结果有可能是：她丈夫犯了“遗弃罪”，离不离婚都应该给她生活费。
父亲总是跟我们说：“保姆都是贫困地区的人，家里有困难才出来打工。咱们对她们要多包容，宽容。一些小事就睁一眼闭一眼不去计较了。”在我家，经常是保姆当家，父亲从不跟保姆发脾气，总是和颜悦色，大事小事都跟她们商量着办。有的保姆人品不够好，爱贪小便宜。父亲跟我说：“她们家里困难，就算赞助她们吧。”父亲经常给她们零花钱，给她们发奖金。父亲关心她们的身体健康，关心她们的家人，帮助她们的老乡找工作。有的老乡一时找不到工作，就在我家住几天。短的住个三五天，长的住个七八天，父亲都热情招待。
爷爷是个大好人
有一个保姆在我家工作了十五年，她不愿意到别人家去干。她说：“爷爷是个大好人！”前些年，她每年回家探亲，就让老乡来替她。待她回来后，再接着干。
七，八年前，她女儿参加大学考试后，等通知期间，到我家来住了一个月。因没被录取，又复读一年，第二年考到都江堰的一个大学。汶川地震后，学校放假，她家乡也是地震灾区，她女儿不愿意回老家，父亲就叫她女儿来我家又住了一个月。
她儿子在广东打工，不幸染上了肺结核。父亲叫她儿子到北京检查，她儿子在我家住了半个多月，我们尽量给他帮助和照顾。
她丈夫在北京打工，父亲也照顾他，他经常在我家吃住。这个保姆前几年回老家买楼房，又加盖楼房，钱不够用，父亲就借给她。她很感谢父亲。后来她为了照顾她婆婆 ( 痴呆 ) ，丈夫和儿子，到别处去做小时工了。她经常打电话问候“爷爷”，今年春节她和她丈夫一起，带着女儿女婿来拜年。
“人心换人心”，这个阿姨对我父母很有感情。她聪明能干，照顾老人比较认真负责。
他们也不容易
有一天，阿姨陪着父亲遛弯，顺便到胡同里买水果。那个摊贩要价有些虚高，阿姨就跟他“砍”来“砍”去。父亲说：“别砍了，多几毛就多几毛吧！”回到家，阿姨不高兴地说：“您怎么还替人家说话呢 ? ”父亲说：“他们是小本生意，一天到晚也不容易，还要养家糊口，别跟他们计较了”。
师生情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当年在奉天 ( 沈阳 ) 农业大学工作学习过的日籍老师和同学成立了校友会，建立了通讯录。几个日籍老师主动写信到父亲单位联系。他们当年回到日本之后，有的在大学里教书，有的在科研单位搞研究。他们给父亲寄来自己的著作，有的还组团到中国参观访问，进行学术交流。
有一位中村良一先生，是日本的著名兽医专家和教授。他经常有著作发表，每当他有新书，就给父亲寄一本来。父亲买了一条真丝围巾和一件羊毛混纺保暖衬衣寄给他，他很是喜欢。每年春节前夕，他都给父亲寄一张贺卡来，每张贺卡上都有一句话－－“中日永远友好”。父亲每年都买一些贺卡，亲自写好寄给老师们。
有一位高木先生，后来去世了。他的夫人依然每年给父亲寄一封贺卡来，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汉字。父亲生日时，她用宣纸写了两幅很有书法功力的祝寿语。有一年，她到中国来参观访问，父亲让我嫂子和侄女陪同她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她很不过意，回到日本后，寄来一件红毛衣给我侄女。父亲让我买了一件带有“福”字的中国红缎子唐装寄给她。春节时，她穿上父亲给她寄去的唐装和她的儿孙照了几张相片给父亲寄来。她还寄了一本日本小说－－夏目漱石的“顽童”，父亲着手开始了“译书”工作，我儿子到网上给他买了一本中文译本，他才作罢。近几年，再也没收到她的来信和贺卡，可能去世了。
我整理父亲的相册时，看到好几张日本老师组团来北京参观旅游的合影照片，还有藤田老师一家人的几张照片。照片的背景是一幅汉字书法，上边写着：“一衣带水，友好睦邻”。七十多年前，藤田老师还是个青年，属马，比父亲大四岁。据父亲讲：藤田老师性格开朗活泼，为人热情厚道，是个正派老实人。他当年担任助教，后提升讲师，教父亲兽医外科学。回国后提升为副教授，教授。他很喜欢中国古典诗词。
2002 年是马年，他找了一首带“马”字的东汉古诗－－“行行重行行”抄在贺卡上，寄给父亲：“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父亲很为老师的真情和关怀所感动。他把这首诗抄下来，送给他国内的的老朋友，老同学。父亲说：他们是日本人，但是很热爱中国，很愿意为中日友好做些工作。
这位藤田先生是个热心肠的人。八十年代末期，父亲的两个同事的孩子，先后去日本留学。藤田先生帮助他们联系学校，有一个学生就吃住在藤田先生家里。
藤田先生在奉天 ( 沈阳 ) 农业大学教书时，闲暇时间到塔湾村给村民照相。有三张照片他一直保留着，其中一张是一个农民大叔牵着一头驴开心地笑着，旁边站着他的弟弟。六十多年后， (2005 年 ) 他给父亲来信，寄来了这三张照片：相纸质量很好，拍照技术也不错，品相完好。他希望父亲把这三张照片寄到沈阳皇姑区邮局，让他们帮助寻找农民大叔的后代。他在信上说：他很后悔，当年没有把这几张照片交给大叔，因为他很喜欢这几张照片 ; 大叔慈祥的笑容很有感染力，他没舍得给。多年后，他在整理旧书时，发现了这几张照片。他已经 88 岁了，很希望父亲帮忙办好这件事。
父亲有些为难，但是想到这是老师的嘱托，也是两国人民友好的象征。于是，父亲给沈阳皇姑区邮局局长写了一封信，同时附上了照片。皇姑区邮局局长很重视这封信，责成分局局长李广负责这件事。李广带着邮递员到塔湾村，挨家挨户打听，寻找大叔的后代。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一个 85 岁的老人认出了照片的主人：“那不是关某某吗！”老人提供了关某某孙子的情况－－关老人的孙子关志杰 58 岁了，现在铁法市工作。邮局又派人联系到关老人的孙子，这几张照片几经辗转，历时三个月，终于交到主人的后代手里。关志杰从邮递员手里接过照片，感动地热泪盈眶。他把照片拿回家，一家人悲喜交加。悲的是爷爷已故去，喜的是还能看到六十年前爷爷栩栩如生的形象。
这件事被“沈阳日报”记者知道了，他们采访了邮局，村委会和关家一家。很快文章和照片就见了报，邮局把这张报纸寄给了父亲。父亲写信向有关人员表示诚挚地感谢，同时把这张报纸寄给藤田老师。藤田老师感到无比欣慰，如释重负。
“三张老照片”漂洋过海，在日本沉睡了多年。现在又焕发了青春的光彩，回到主人的后代身边。这个传奇的故事彰显了中日两国人民淳朴善良，诚实守信的高尚品德。
八十年代开始，直到父亲重病之前，经常能收到日本老师的贺卡和信件。前几年，几位老师相继去世。 2011 年春节，父亲病倒后，我收到一位父亲的日籍老师寄来的一张贺卡。由于我不会日语，加上时间紧，没有理睬人家。这两年再也没有收到过。
我想 : “尊师重教”是全世界有良知的人们的美德。真诚的友谊没有国界，科技成果全人类共享。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一小撮战争贩子妄图把新的侵略战争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是不会得逞的。
认了一个“姑姑”
八十年代中期，父亲在单位收到了一封信。打开一看，落款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尹德萱。信中说，她是榆林地区的兽医干部，原籍四川。她在兽医杂志上看到了父亲的文章，一看署名，跟她失散多年的姐姐同名－－她大喜过望。赶紧来信问候认亲。父亲想了半天，细数家族里的姐妹，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他回信说，自己是个男性，不是她的姐姐。很理解她寻亲心切，同情她姐姐的遭遇。 ( 她姐姐在解放前被人拐卖 ) 父亲说，如果她在北京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自己一定尽力而为。从此，我就认了一个“姑姑”。
由于是同行，那个“姑姑”便经常来信问候，有时请教一些专业技术上的问题。他们的试验报告和论文也经常寄给父亲审阅。有一次，她丈夫来北京出差，特地带了陕西的大红枣等礼物来看望父亲。她的丈夫名郭海，陕西人。长得高大魁梧，脸色红润，浓眉大眼。说话和气，透着善良和厚道。他也是榆林地区的兽医干部。父亲招待他吃饭，像一家人一样，交谈甚欢。郭海回去后，“汇报”了北京认亲之行。“姑姑”把她和四个孩子的照片寄来，信中称呼父亲为“大哥”，甚是亲切。父亲有一次到陕西出差，特地到榆林去看望“姑姑”，给他们带去了北京特产。
有一年，“姑姑”出差来北京，我正好在家。这位“姑姑”长得端庄大气，人很朴实。她给父亲带来了一条西北羊毛织的毛毯。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父亲也买了礼物回赠给“姑姑”。
“姑姑”和父亲通信来往了十几年。后来“姑姑”他们退休了，她的儿女也都成人了。她和郭海带着四个儿女又照了一张合影给父亲寄来。以后来信慢慢少了，也可能是父亲忙于写书，顾不上回信的缘故。父亲病重后，没有收到他们的来信，我也没时间问候，不知他们现在怎样了？
十年磨一剑
1992 年，程绍迥院长提议把解放初期全国消灭牛瘟的经历和成就写成一本书。程老亲自编写了大纲和目录。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 1993 年，程老旧病复发，住进医院。他在病危时，托人把我父亲叫到友谊医院，郑重地把他写的“上海市消灭牛瘟的回忆”交到父亲的手里－－“临终托书”。嘱咐父亲一定要替他把这本书完成。父亲含着眼泪表示：一定不辜负老领导的嘱托，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从此父亲就把“写书”一事时刻放在心头。
“写作，当编辑”本来就是一个很繁琐，很费心血的苦行当。何况父亲已是 70 多岁的老人，还患有“腔隙性脑梗塞”，“心功能不全”，贫血，前列腺增生尿血，疝气，白内障等疾病。十年之中他曾五次住院，两次手术。
有一年，因为查资料，写作，组稿，审稿……通宵熬夜，身体透支。父亲的两条腿肿得像两根大棒子，站立不稳。稍微活动一下，就气喘吁吁。我带他到医院看病，医生一量血压－－高压 190 了，心率也不齐。医生急了，当时就让他住院，他不肯。他恳求大夫说：“我家里的事还没安排好，我得先回家。”医生说不通他，只好妥协：“你在路上或家里可不能出事，你先服了降压药，到大厅里坐一会儿，感觉好一些再走，明早一定来。否则太危险了！后果自负！”我也劝不动他，只好扶着他在朝阳医院的大厅里坐了一阵子，他感觉好点了，我俩才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走回家去。
回到家，他第一件事就是整理书稿，然后给农业出版社的赵编辑打电话，请她第二天早晨到朝阳医院高干病房找他拿书稿。
这一夜，我心里是“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不时起来看看父亲是否安稳。第二天早晨，我简单带了几件住院用品，陪着父亲来到了病房。赵编辑也赶来了。父亲把书稿交到她的手里，再三嘱咐：“我这次住院，不知情况怎样，万一有不测，你一定要帮我把这些稿件编辑出版。这是程院长最后的嘱托，你一定帮我完成。拜托了！”赵安慰他几句，把书稿带走了。
经过医生的细心检查，结论是心功能不全， ( 心衰 ) 肺气肿，医生下了“病重通知书”。我和哥哥白天晚上轮流值班照顾。大约住了二十来天，父亲病情平稳了。出院回家后，他又赶紧给赵编辑打电话，赵编辑把他的书稿送到我家。父亲又开始了他的“长征”路－－继续编写。
日月穿梭，光阴似箭，又一个春天来临了。一个周日的上午，我到东大桥来看望父母。那时，父亲刚从医院出院回家不到两周。我看见他软弱无力，面黄肌瘦地躺在床上。我问他，“您怎么了？”他说：“头晕脑胀，站不起来，一站就天晕地转。”我仔细观察他－－脸色像黄纸一样，耳朵都黄了！我一下醒悟过来：“您可能贫血吧 ? 赶快上医院！”
到了朝阳医院干部门诊部，马大夫说：“赶紧做血的化验！”化验很快出了结果：血色素只有 4.5 。马大夫焦急地说：“马上住院！继续检查化验！”住进病房后，医生又做了腰椎穿刺，结论是：“巨幼红细胞贫血症”，这是严重营养不良造成的。
原来那段时间，我家找了一个保姆，她不吃肉，于是家里就不买肉了。加上父亲过日子节俭：他总担心他“走”在母亲前面，母亲只有为数很少的退养费，没有公费医疗。他想多给母亲攒点儿钱养老治病。
父亲为了写书，经常通宵熬夜，早晨赶不上吃早饭。阿姨吃过饭，桌子上留一碗粥和一碟咸菜。等到九，十点钟，父亲才起来吃。楼上的蔺阿姨经常来看望父亲。她知道父亲因为贫血住院后，跟我说：“老爷子太可怜了！每次我上午来，都是看到一碗粥，一小盘咸菜摆在那里。能不贫血吗 ? ”我听了心里非常难受。我因为工作忙，孩子又小，住得也远，对他关心的不够，才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父亲出院后，我跟哥哥说：“以后咱们来看他，多带点好吃的。”这次贫血住院也给父亲敲响了警钟，他开始注意营养了：每天早晨一杯牛奶，一个鸡蛋，一碗粥，一个馒头，一碟泡菜。晚上临睡前，喝一瓶酸奶。这“老五样”早餐和“一瓶酸奶”一直坚持到 2011 年病重卧床。
“消灭牛瘟”这本书从酝酿到正式出版，历时十年。十年里，父亲查资料，写稿，约稿，组稿，审稿，联系出版事宜……电话不知打了多少，信件也写了很多。不知熬坏了多少个灯泡，不知抽了多少根香烟。 ( 註：“消灭牛瘟”这本书完成后，他下决心把烟戒了。 )
2001 年，父亲邀请到兰州兽医研究所的研究员田增义同志来北京协助他编辑校对这本书。田增义同志对老一代兽医科学家们非常尊重，敬佩。他工作认真，文笔很好，也很有耐心和毅力。他来到北京后，父亲请他吃住在我家，大约一个多月。他帮助父亲整理编辑书稿，打字排版。从此，父亲的工作如虎添翼，进度明显加快了。
有一天晚上，田增义同志发现父亲喘得厉害，他很害怕。给父亲量血压……高压 180 。他赶紧给我打电话，又给父亲吃降压药。第二天又帮助父亲买来制氧机。
他们殚精竭虑，精益求精，日夜忙碌，马不停蹄。书稿基本定稿了，田增义同志就把整理好的稿件带回兰州打印好，再邮寄回来，让父亲审阅。父亲看过，改过后，又邮寄回兰州。田增义同志再打印定稿。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他们努力奋斗了一年多，全书的书稿小样终于送到了农业出版社。好事多磨，书稿在出版社又因为种种原因耽误了很长一段时间。 2003 年，这本中国兽医的史册终于问世了！
俗话说：“十年磨一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十年写一书”！
正是：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一个也不能少
“中国消灭牛瘟的经历与成就”一书出版后，出版社给了九千元稿费。父亲把撰稿的每位作者和每个单位都细心统计好。单位有二十多个，个人有三十多个。他按照文章的字数，一个不落地计算好。文章字数多的得到五，六百元，少的得到八，九元。分完稿费后，他把每个人的稿费都通过邮局寄走。有一位作者早已退休，寄了两次都被退回来，父亲只好替他保留着，等他到北京开会的时候，亲自交到他的手里。还有几个作者已经去世，父亲千方百计打听到他们的后代，通知他们到我家来取走书和稿费。由于稿费给得不多，扣除前期各种费用，还剩八千元。分配时捉襟见肘。本来每位编委可分到 300 元编委费，父亲主动给自己减了 100 元。他在分配记录上写道：“我是义务劳动，书能出版，也就心安了。”父亲为这本书的出版，花费了很多心血，得到了一千贰佰元的稿费，他买了一辆轮椅，留作纪念。
我在整理父亲的书柜时，看到了稿费分配记录。上面有冯静兰副司长，鲁荣春副主编等人的签字。
快乐的“老顽童”
边唱边舞
父亲很爱唱歌。晚年，他爱回忆往事，想到当年去过的地方，就情不自禁地唱起来。最爱唱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松花江上”，“二郎山”，“康定情歌”，“在那遥远的地方”等。他会用朝鲜语唱“桔梗谣”，“阿里郎”，而且边唱边跳朝鲜舞。他会说蒙族话，也会说一些藏族话，维族话，朝鲜话等。全国各地的方言，他大部分能听懂，也能说一些。 他曾经跟我讲过一件趣事：他参加革命工作后，在干部学习班上，大家举行联欢会。父亲和另一位男同志表演“兄妹开荒”。父亲把花头巾系到头上，穿上一件花褂子，扮演“妹妹”，那个男同志扮演“哥哥”，他们边扭边唱，逗得大家开怀大笑。
锻炼身体
前几年，阿姨每天上午用轮椅推他到街心花园去玩。他坐在轮椅上，双脚着地，带动轮椅朝前走。他说，这也是运动！双脚踩脚踏车一样转来转去，惹得周围的老人拍手笑。
那晚的牛排好吃
父亲编写“中国消灭牛瘟的经历与成就”一书的时候，他想起当年在内蒙防疫迷路的那天夜里的情景。当时，他们又冷又饿，疲惫不堪。苏侨招待他们吃了牛排，黑列吧，奶茶。多年过去，他还忘不了当年牛排的味道。有一天傍晚，父亲亲自下厨房，把买来的牛肉馅拌好调料，摊在饼铛上，慢慢煎。一会儿功夫，牛排的香味就飘出来了。他尝了一口说：“还是那晚的牛排好吃”！
父亲的尴尬事
父亲做工作很细心，但是对口袋里的钱却很大意。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去四川出差。在车厢里，几个年青学生紧紧围着他，东拉西扯，聊得很热乎。父亲到站下车时，伸手到裤兜里掏车票，发现差旅费不见了。问那几个学生，谁也不承认。列车长把几个学生送到车站派出所，问了一阵子，也没问出个所以然。父亲只好“步行”到省政府有关部门去借钱。否则没法坐汽车，没法住旅店，连饭也吃不上了。
八十年代末期，一个夏天的早晨。父亲坐公共汽车到国家经委大院“五号病防治指挥部”上班。下车时，发现短袖上衣的“天窗”里，空空荡荡。老花镜，钱包，月票统统不翼而飞。
父亲跟我说过，他的每个口袋里都丢过钱。我想：可能他自己老实，就以为别人也老实，因此没有“防范意识”。
做饭的临时工
父亲在生活上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白菜和豆腐是看家菜，每年冬天必须腌两缸酸菜和一大坛子雪里红。每日早餐，必有泡菜。晚年，他新长出来的头发竟然是黑的。阿姨说，那是他常年吃泡菜的结果。平日旧衣旧裤，干净整齐就行。我们要给他买新衣服，他就反对。他说：“我箱子里的衣服再穿十年也不会破，买新的没有必要”。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衣服他都保留着，舍不得扔掉。他说，要留着捐给灾区。
1978 年，他参加何康部长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到南斯拉夫签订科学技术合作协议。有关部门给每个人订做了一件呢子大衣和一顶帽子。回国后，如果把大衣留下自己用，就要交 200 多元钱，不留用，就交回。父亲只把帽子留下作为纪念，大衣交到有关部门。他的一件旧毛衣拆了又织，破了又补，就是舍不得扔掉。别人帮忙给他织了两件新毛衣，他舍不得穿，一件送给哥哥，一件留给我爱人。家里吃饭的桌子用了几十年，桌面坏了，父亲找保姆的丈夫用一块装修用的下脚料贴了一层继续用。
他在经委大院“五号病防治指挥部”上班的时候，有一天换了一个警卫。几个人同时进大门，那个警卫就单独让父亲出示“出入证”，其他的人看也不看。父亲拿出“出入证”，那个警卫敬了一个礼，父亲才进去。
晚上回到家，父亲调侃地说：“为什么那个警卫只看我的“出入证”呢 ? 可能他看我穿件旧涤卡棉衣，年龄又大，以为是做饭的临时工吧！”我们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
国事比家事大
父亲从 1949 年到 1955 年，连续六年到牧区防疫。在这六年里，正是我家多灾多难的时期－－奶奶患病，叔叔得了精神病，我到北京做脚部的手术……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我家四次搬家， ( 从沈阳搬到萨尔图，从萨尔图搬到哈尔滨，从哈尔滨搬到沈阳，从沈阳搬到北京 ) 四次搬家，父亲都不在家。父亲从没有向领导反应过家里的困难。领导安排的出差任务，二话不说，打起背包就出发。
我奶奶五十年代初期不幸患了骨结核。她的一只脚被砖头砸伤，肿得又粗又大，流脓流血，经久不愈。那几年，父亲正在内蒙，东北，宁夏，四川，西康等省带队防治牛瘟和口蹄疫。奶奶两次病危都是母亲去照顾。
1956 年，全国牛瘟消灭以后，父亲只身一人去东北老家把奶奶“背”到北京。他们从桓仁坐长途汽车到南杂木，再倒火车坐到沈阳。当年的沈阳车站还比较落后，有很长的一段“天桥”要走。父亲背着奶奶吃力地慢慢走着，下了天桥，又把奶奶背上了到北京的火车。下了火车，雇了一辆人力三轮车拉到东大桥的家。
父亲背奶奶坐三轮车到积水潭医院去看病。医生说：“只能注射链霉素，把结核菌消灭，要想再走路太难了”。父亲买了链霉素，那时的链霉素都是进口的，很贵。他教会了母亲打针。几个疗程下来，奶奶脚上溃烂的伤口封口了。但是由于损伤了骨关节，站起来都困难。父亲亲自到假肢厂为她订做了双拐。由于她是小脚，年龄也大了，还是不能走路，母亲照顾奶奶十多年。后来奶奶在老家因心脏病去世，享年 76 岁。
奶奶名叫尹辛氏，家境贫寒。她的父母在她幼年时，就双双病故，叔叔婶婶把她抚养成人。嫁到尹家后，生了五，六个孩子，由于旧社会农村贫穷落后，缺医少药，只有三个存活下来。 ( 两儿一女 ) 她一辈子茹苦含辛，为我的叔叔担惊受怕，自己饱受病痛的折磨。
姑姑是父亲的姐姐。她成人后，嫁到刘家。刘家很贫困，但是姑父很好学，他是个小学校长。姑姑和姑父解放后在湖南冷水江生活。姑父是锡矿山招待所所长，市人大代表。 ( 还有其他头衔 ) 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他们相继病故。现在六个子女及后代都生活得很好。
我的叔叔性格内向。中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精神抑郁。他每天看一些三侠五义的旧书，走火入魔。练习飞檐走壁，练习踩水……不幸患了精神病。爷爷奶奶到处寻医找药，那时也没有什么特效药，送到省里的精神病院需要很多钱，家里没条件。
父亲那几年在牧区带队防疫，顾不上家里的事。他写信给母亲说，让母亲在沈阳打听精神病院，问问叔叔的病能否治疗。 ( 那时，我家住在沈阳 )
我清楚地记得，母亲带着我，到沈阳的精神病医院去询问，到病房里“考察”。只见一排高大的房子里面，一排大炕，隔成很多个单间，每个单间都有铁栅栏。一个一个病人躺在炕上睡得像死人一样，原来他们在“过电” ( 电疗 ) 。医院的医生说，叔叔这样的病情也只能电疗，很难治好。电疗后，清醒一阵，稍不注意就犯病。有的病人一住好几年，很难治愈。母亲和我看到病人遭罪的样子，善良的心颤抖起来－－真是不忍心把叔叔送到这个地方来。医院还说，住在医院治疗，需要很多钱。母亲思来想去，怎么把叔叔带到沈阳呢？他不肯来怎么办？在火车上打人骂人怎么办？到哪里筹措那么多钱？一家老小都靠父亲的工资生活，真是左右为难啊！
叔叔身材魁梧，还会点儿武功。他病了以后，经常到外面惹祸。他在外面跑，孩子们就追着骂他：“疯子！疯子！”他急了，捡起石头就砍人，把人家打得头破血流。家长到家里告状，要求赔偿。爷爷奶奶把他关在家里，不让他出门，他就打骂家人。他还到江面上踩水，深更半夜不回家。奶奶去找他，他就打我奶奶。
儿女是父母的心头肉，哪个父母不疼爱自己的骨肉？但是不能放任自己的孩子威胁乡邻的安全。爷爷万般无奈，只好狠下心，用木栅栏和泥草砌上一堵墙，把他圈到一间屋子里，跟古代的监狱一样，还给他戴上脚镣。 ( 是否带手链子，我不记得了。 ) 每天，家里人做好饭，就从小洞口送进去。冬天怕他冷，就把炕烧得热热的，给他衣服和被子，他就撕掉。后来又给他送了一条毯子，他也不盖。发现他感冒了，就给他送一碗汤药，他不喝，把碗弄翻了。
1952 年的暑假，母亲带着我回老家看望生病的奶奶和叔叔。有一天，我从院子里经过，只见叔叔一丝不挂地站在窗户里面往外面看，我很害怕，低着头赶紧往屋里跑，那情景真是惨不忍睹。爷爷奶奶的心受尽煎熬。
一家人在苦难中捱了两年，一个冬天的早晨，姐姐 ( 叔叔的唯一女儿 ) 去送饭，她把一碗饭菜从墙和炕相连的小洞里推进去，大声喊道：“爹！吃饭了！”，连喊三遍，没有动静。她弯下腰，往里张望，看到叔叔躺在炕上，纹丝不动。她惊慌失措地哭喊着，跑去告诉家人。叔叔悲惨地死去了，他留下了一个女儿，婶婶后来改嫁。叔叔去世时，父亲正在牧区防疫，路途遥远，工作离不开，不能回去。 ( 我整理父亲的书籍时，发现他 1954 年在雅安出差时，买的一本书“精神病的治疗与护理”，可见父亲对叔叔的挂念。 )
奶奶去世的时候，父亲正在出差。爷爷不让姐姐告诉父亲，怕他耽误工作。姐姐一直瞒着父亲，几个月后，才写信告诉他。父亲知道后，趴到床上的被子里呜呜大哭。
我爷爷在老家跟着姐姐一起生活，父母亲每月给他寄生活费。爷爷克勤克俭，从不闲着，帮助姐姐干活。姐姐家是农民，五个孩子，生活不富裕。姐姐说：“爷爷上炕当老婆，下炕当老头”。 ( 意思是爷爷什么活都干，帮助她照看孩子，做家务，种菜…… ) 爷爷九十多岁的时候，还帮助姐姐家卖菜。
1982 年冬天，爷爷患肺炎病重时，父亲和哥哥回老家看望他。他看到儿子和孙子都回来了，就不吃也不喝了，谁劝也不听。给他输液时，他就把管子拔掉。他的心理活动是：“趁着儿孙都在，早点咽下这口气，省得给别人添麻烦”。父亲和哥哥看到这种情况，就赶快回来了。爷爷跟父亲说：“夏天死了，庄稼茂密，抬进半山坡的坟地很难走。冬天死了，地冻天寒，不好刨土，春秋合适。”爷爷开始进食，又多活了几个月，春暖花开的时候，他溘然长辞。姐姐和姐夫一家待他很好，给他送终安葬。他们怕耽误父亲的工作，把爷爷安葬好之后，才写信告诉父亲。爷爷享年 93 岁。
姑姑于九十年代初病逝。她病重期间，父亲正在“全国五号病指挥部”上班。他忙于工作，没有时间到湖南去看望送殡。几年后，父亲到湖南出差，抽空到姑姑的坟上吊唁，大哭一场。
父亲的四个亲人离开这个世界时，他都在工作岗位上。在父亲的心里：国事永远比家事大！
父亲的爱好
父亲一辈子老实忠厚，宁可自己吃亏，也不愿意别人吃亏。从不跟人闹矛盾，有了矛盾，先做自我检查。有了错误，自己先承担责任。
晚年，他特别爱学“论语”。他认为“孔子”的思想 ( 去除封建糟粕的部分 ) 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他在报纸上看到世界上好多国家都成立“孔子学院”，心里特别高兴。他爱看“张学良大传”，买到这套书后，爱不释手。父亲空闲时，爱用毛笔练字，还爱写“打油诗”。
他做事认真细致，一丝不苟，持之以恒，坚韧不拔。他一生做的工作，基本都有记录。我整理他的书柜时，发现有七，八十本工作日记，整整齐齐地摆放着。 ( 其他的地方还有 ) 他写“消灭牛瘟的回忆录”是根据当年的日记写的。他 1983 年被借调到全国防治五号病指挥部工作。 1987 年办理了离休手续后，接着被返聘在“全国防治五号病指挥部”继续工作，一直到 1993 年“五号病指挥部”撤销。这一年他 72 岁。
父亲非常珍惜书籍和技术资料。他保存了解放初期到离开工作岗位后的所有政治和技术书籍。还有很多技术资料。家里的书柜里，衣柜里，木箱里，床底下的纸箱里，阳台上的纸箱，铁箱里……到处是书和资料。
2013 年秋天，我儿子准备结婚。他为了照顾姥爷，决定和我一起住在东大桥。于是，把九平米的小北屋搞了一下装修。父亲家里七十平米的小三居，住了五口人，实在太挤了。不得已，我经过挑选，淘汰了一些书籍和资料，足有两麻袋。剩下的书籍和资料还有十几箱。我在整理书籍时，发现父亲在几本 ( 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 ) 书的封面上写道：“书籍是作者艰苦劳动的成果，要尊重！你不用，他用，总有人会有用！永久保存！”
兰州兽医研究所的田增义研究员和兰州所领导商量，决定在父亲百年后，把这些书籍和资料整理好，托运到兰州所的图书馆，设立专柜。农科院的程绍迥院长逝世后，也把书籍捐献给了兰州所，成立了专柜。兰州所是父亲工作过的地方。五十年代，他在那里建立口蹄疫研究室，主持研究出两种口蹄疫疫苗，并在全国推广使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两位消灭牛瘟和研究口蹄疫的老专家，老战友生前战斗在一起。去世后，他们的书籍资料也要并肩站在一起，把宝贵的精神财富留给后人。他们“为中华民族的福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敬业精神将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父亲很爱“剪报”，积累资料。有一段时间光明日报每天登载“永远的丰碑”。父亲就每天剪下来，把它粘贴到旧杂志上。他把剪报积累成七八册，收集了一千多名烈士的事迹。然后贴上封面，写上题目和页数。他在封皮上写：“这些革命先烈的光辉事迹要传给子孙后代！永远保存！”他还要自己出钱把这些英雄事迹的剪报出书。我们跟他说：“书店已经有卖的了！”他不相信，我儿子赶紧在网上买了一套送给他，他爱不释手。
父亲很喜爱古典诗词。晚年，他经常把一些诗词抄到笔记本上。他最喜欢的有：
“石灰吟”－－作者： ( 明朝 ) 于谦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焚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父亲在下边注释：人如石灰，历经艰苦，尽忠到底，永远清白。
“病牛”－－作者： ( 宋朝 ) 李纲
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
父亲在下边注释：学习老牛精神，甘为儒子牛。
曹操的“龟虽寿”中的两句：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诗以言志。我想，这些诗表达了父亲的心声吧。
大老实人
2011 年，他突发脑血栓病重卧床，不能说话。有一天，我在农丰里五号楼的前边，碰到原畜牧兽医总局人事处的李阿姨，她打听父亲的病情。她跟我说：“你爸爸一辈子就是一个大老实人。八十年代的一天，他准备坐飞机出差。我跟他说，飞机不太安全。 ( 前不久，有一架飞机出事 ) 你要出了事，你老伴怎么办？那时你妈妈已经病倒。他淡定地说：‘坐飞机可以快点儿到达，不耽误事。飞机有保险，保险费够我老伴养老了。’”
前年，原畜牧兽医总局朱伯伯的老伴去世。我去看望朱伯伯，碰到了他的大女儿。她说：“我爸爸说过，尹伯伯是个劳动模范！”我回到家里，跟躺在病床上的父亲说了这句话，他开心地笑起来。
父亲已经重病三年多了，我们一直精心地照顾他。希望他多活几年。有他在，我们就有一个家，回家就有一个“奔头儿”。他对我们笑一笑，对我们点点头，眨眨眼睛，我们就会感到父亲的爱，感到家的温暖。我常想：峨眉山若有能治瘫痪的“仙草”，我一定去采一颗。大兴安岭若有能让病人会说话的“人参”，我一定不惜代价去买几个。但愿我们的诚心能感动天和地，让父亲能好转起来：因为我们想听他讲故事，听他唱“二郎山”，想看他夜夜读书看报的灯光，想感受他永远不服老的精神，想跟他一起展望祖国的美好未来，一起享受改革开放的好生活。
( 註：父亲于 2014 年 12 月 19 日病故，享年 93 岁。谨以此文缅怀纪念。 )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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