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雨迅：白色的山——我的援藏经历（上）
白色的山（上）
——我的援藏经历
作者： 屠雨迅
南京要抽调教师援藏！我得到这个消息却非常偶然：那是 1982 年 6 月的一天晚上，六合县东王乡文教助理破例到中学来玩麻将，我也很难得地站在后面看了一会儿。文教助理一边摸牌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 嗨，今天去县里白开了一个会，要抽教师援藏，没有我们的任务。 ” 真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像被注射了一支强心针，立刻回到自己的宿舍，翻开那本破烂的地图册，思绪早已飞向那雪域高原。我还立即给一位同学写信，通报此消息，约他去县文教局报名。
第二天一早，当我们站在文教局人秘股长面前，提出无条件参加援藏的申请时，一向城府很深的股长显得非常高兴。原来，他正为援藏人选问题犯愁呢。他反复叮嘱我们： “ 这可不是开玩笑，千万不能反悔呀！ ” 于是他给我们填了一份志愿表，让我们填上后加盖本单位的公章，再交上来。我见已赶不上回去的公共汽车，就借了一辆自行车骑了回去，下午又骑回县城。在炎热的夏天骑车 130 里，是我有生以来仅有的一次。几天后，我就接到通知，说我已被正式批准援藏了，办事效率真的很高。我们属于江苏省第五批援藏教师，为期两年，由南京市负责选派，共 60 人，其中本县 10 人。我是本县北部山区唯一的援藏教师。通知还把出发时间定在 7 月下旬，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多月的准备时间。我还领到了 300 元着装费，相当于我半年的工资，我还从来没有拥有过这么大一笔钱。
1982 年 9 月 8 日，南京市政府为我们举办送行活动。 9 月 20 日，我们乘坐的伊尔 18 型飞机降落在距拉萨 190 里的贡嘎机场。我们一行 60 人终于抵达雪域高原。南京方面为了节省旅途费用，原来计划让我们乘汽车从青藏线进藏，却告诉我们乘车进藏比坐飞机安全。我当时就想：既然如此，胡耀邦进藏时为何还坐飞机呢？眼看西藏已开学，青藏公路仍不通，这才被迫决定让我们从西安坐飞机进藏。 19 日下午，我们从西安起飞。西安机场戒备森严，因为不久前，从该机场起飞的一架客机被 5 个人劫持，他们被机组人员制服后，全部被判处死刑。两小时后，我们降落在格尔木机场。上飞机前我们还穿着短裤和背心，下飞机时却穿上了棉大衣。让人不能不感慨大自然的魔力。在格尔木机场住了一晚以后，第二天我们回到原来的机位上继续飞行。此行让渴爱旅游的我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在整个飞行途中，我的视线总是盯着无边无际的云海和像海岛一样突现的雪山。特别难忘的是格拉丹冬主峰，它像一支巨大的冰棍矗立在纯净的蓝天下。虽然它可能与我们相距达几百公里，但依然白得耀眼。有生以来，我的视野和心境从未有这样开阔。
贡嘎机场位于雅鲁藏布江南岸的大山谷中，它的北面是唐古拉山脉，南面是喜马拉雅山脉。当我们走出机舱时，发现一切景物都亮得晃眼，空气中夹带着一股羊肉的膻味，跑道附近居然放养着一群羊。在等待班车和行李的间隙，我们席地而坐，有同伴打开了小收音机，收听到的都是南亚音乐。机场的班车终于来了，两名手持长枪的人把守在车门口，像押送犯人一样把我们拉到一公里外的候机室。随后，我们乘上山南地区派来的大客车，一路向东行驶。目的地是 200 里外的地区所在地泽当镇。我带着好奇的眼光一路观赏那陌生的环境：两边的山上既没有一棵树，也看不见草。天空蓝得出奇，我看见前方一座山顶有积雪，以为只有几十里远，结果走了 200 里，那座雪山还在前方，人们用一句俗话概括此现象是 “ 望山跑死马 ” 。车子基本上沿江下行，公路忽而紧挨江边，忽而离江水有几里远，中间地带全是沙丘。所谓的公路就是简易的砂石路，车子过后立刻扬起长长的尾巴。养路工保养公路的方式也很特别，他们开着四轮拖拉机，拖着一捆树枝前进，让大峡谷的风将路面积累的灰砂吹到路基下面去，以免路面呈沙漠化，增大行车的阻力。途中，我还看到了几头牦牛，它们的腿很短，几乎全被那长长的毛掩盖住了。当见到我们的车子靠近时，他们争先恐后往路边山坡上爬，有时爬了一半又随着沙石滑落下来。显得非常憨实可爱。
泽当镇位于雅鲁藏布江南岸与雅咙河交汇处，海拔 3550 多米，约比拉萨低 100 米。这儿拥有西藏最大一块农田，约几万亩地生长着即将成熟的青棵，我发现它实际上就是老家所称的大麦。这片平原上的树木也比沿途繁盛，但品种单一，都是高大的藏青杨。奇特的是，它的叶子有一面是白色的，这一面总是对着太阳，用以抵挡强烈的紫外线。泽当有 2 万人口，它不仅是山南地区行署和军分区所在地，还是乃东县政府所在地，因此算是西藏的一个大市镇了。我们被安排住在地委招待所，按规定休息适应半个月。招待所是一座新建的 U 字形 3 层建筑，各种生活设施非常好，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服务员大都是四川来的汉族姑娘。第一天晚上，我头痛得几乎一夜未睡着，第二天头脑也昏沉沉的，浑身感到很虚弱。当我在路边散步，看见几个藏族小孩迎面跑来时，心里就很紧张，惟恐他们会撞倒我，这种心态大概只有垂死的老人才会有。
尽管当地负责人反复告诫我们不要外出活动，我们几个还是无法抵挡大自然的诱惑，第二天就步行到江边去了，往返路程约 10 里。江边有一大片人工栽培的藏青杨林，林间都是平整的沙地，除了偶见一头牲畜的尸骨，就再没有别的杂物。此时的雅鲁藏布江还不到 100 米宽，江水像海水一样是深蓝色的，水冰冷冰冷的。江对面有一座山，看上去只有三四百米高，据说登上此山就可以看到布达拉宫。不过我们后来始终没有机会过江、登山，这种说法也就一直无法验证。
山南地区是江苏、河南两省对口支援的地区，其中江苏派教师，河南派医生。它是西藏面积最小的一个地区，但也有 14 万平方公里，比江苏省和上海市加起来还大不少呢。 10 月初，我们 60 个援藏教师被分配到近 20 个学校工作，其中有一半人被分配到山南地区所属的 13 个县。我们 6 人则留在泽当第一小学工作。这是西藏的样板学校之一，校舍整齐，教学条件也不错，比我老家的中学还强呢。我们两人合住一间宿舍。工作单位安定下来以后，我首先想到给母亲写信，因为这世界要数她对我最牵挂了。我永远无法忘记 9 月 14 日那一天的情景：母亲简直如同生离死别一般，精神几乎面临崩溃。当初，我报名援藏时是瞒着她的。直到被批准以后，我才慢慢地做她的工作，她见我的态度那样坚决，只好认可了。这样一来，她仅有的两个儿子一个在部队服役，一个支边，成了社会主义文学中常见的那种伟大母亲的形象。然而，我的原单位以及当地政府却没把这当回事。那天把我送到公共汽车站的没有一个官方人物。后来，我弟弟立了三等功，部队将喜报寄到乡政府时，居然扔在办公桌上个把月无人过问。后来还是我的一个在乡政府工作的同学偶然遇到我时，叫我自己去把那喜报取了回来。政府的职责、良知在哪里？难道仅仅表现在虚幻的影视作品和新闻报道中。如果是乡长的儿子上大学，那末跑前跑后忙送行的人一定很多。政府的形象与感召力实际上完全是被自己给毁了。因此，母亲怎能不感到非常伤心呢？
“ 泽当 ” 在藏语中的意思是 “ 猴子玩耍之地 ” ，相传这些猴子就是藏族的祖先，泽当也因此被认为是藏族的发祥地。校园东边的贡布山上有个猴子洞，据传是藏族祖先最早的栖息地，是藏族人心目中的圣地。难怪山上总是经幡飘飘、香烟缭绕。贡布山大约有 400 米高，山势很陡，我有时甚至担心山上的巨石会滚落下来，砸烂我们的校舍，伤及师生。每天早上，由于时差的关系，加上贡布山的遮挡，阳光直到 10 点多钟才射进校园。我们渴望亲自去一趟猴子洞，寻觅藏族祖先的足迹。藏汉同事们都劝我们暂且不要去，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适应高原气候。
11 月初的一个星期天，我们终于按捺不住自己，去攀登这座圣山。由于山脚曾是采石场，到处是乱石块，根本找不到上山的路，我们只好沿着山沟小心翼翼地缓缓前行。特别让我们感到欣喜的是，老是听到有学生在叫我们，我们却看不见他们，不知他们藏在哪个石坑里或大石头后面。当我们好不容易登上半山腰，走出乱石堆时，早已累得喘不过气来。所幸山的上半部表层完好，甚至还残留着一些草根，比较有利于攀登。我们每往上走几十步，就不得不背朝山峰坐下，大口地喘气。我感觉到自己的心脏跳得很急，就对着手表数了一下，发现每分钟竟跳了 160 次。也难怪，我躺在宿舍时心跳还达到 120 次呢，而我在老家时每分钟心跳只有 70 次。高原环境对人的身体到底有多大的影响，有些当时就能感觉到，有的要过几十年后才能发现。我们就这么走走停停，一共花了两个小时终于到达了顶峰。此刻，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逶迤不绝的群山，当我想到这宏伟的气势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时候，心情无比激奋。泽当镇的景物自然尽收眼低，我们甚至可以看见从我们宿舍门前走过的人，只是看不清其面貌。
贡布山顶几乎是一览无余的，我们正感到困惑时，见东面坡下有人主动招呼我们。我们于是应声而去。原来他们有七八个人呢，是西藏文联组织青年作家和诗人寻根来了，其中一个年轻小伙子是当时很有名气的作家扎西达娃。由于我们俩几年来在文学上屡遭挫败，因此对他们肃然起敬。东面的山坡极为陡峭，我们沿着 “ 之 ” 字形小道小心翼翼地往下走。有一个路段在深不见底的悬崖绝壁上面。我们一个个拉开距离，背对着深渊横着爬了过去，真是胆颤心惊。那一瞬间，我甚至对此行产生了懊悔情绪。猴子洞终于到了，与别处不同的是，洞口附近长着不少灌木丛，大约是一代代藏族人精心留下的。如同黄帝陵保留着许多千年古树一样。猴子洞还不到两米深，洞口直径也不到两米，若下雨时最多能容下 5 个人避雨。洞内石壁上有一些画像和藏文，我们都无法看懂，还粘有一些小面额的人民币。我们感到猴子洞与我们先前的想象有很大差别。我们往回返时才知道山上原来是有路的，路的标记是一堆堆乱石头。我们沿着这样的路下山时，觉得方便多了，再也不用经过杂乱的采石场。我想，藏族的祖先当年或许就是沿着这条路下山采集食物的呢。
第二天中午，我们又搭上西藏文联专用的大客车，前往 60 里外的穷结县，专门参观吐蕃王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陵寝。客车从泽当沿雅咙河向西南方向行进。所谓的雅咙河实际上只剩下干涸的河床，河床上铺满了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它们证明了这条河的古老。河的两侧也都非常荒凉。车子过了穷结县城，再往西行驶不到 5 分钟就停下了。我们随着导游模样的人走上一个土墩，上面有一间很矮小的屋子。我们一行十多人轮番着进去，见屋内光线很暗，点着酥油灯，有一个守墓的老人在向我们介绍说，屋内供奉的画像是下葬在这里的十几位吐蕃王。我却意外地发现，这儿还供奉着一张达赖喇嘛的黑白照片。小屋门边有一块约一米长的小木牌，上面有一行汉字： “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走出小屋，我们感到峡谷的风更强了，这也是木牌不能放在外面的原因。按照知情者的指点，我们才发现面前展现着十多个四方形的大土堆，土堆的顶部很平整，面积比篮球场还大。每个土堆就是一个藏王的墓，远处最高大的土堆正是松赞干布墓。我们脚下实际上也是一座藏王墓。附近的山上几乎看不到土壤，放眼望去，全是沙石。那么当年建这样庞大的墓群时光运土一项工程就非常浩大。经过一千多年风雨的侵蚀，它们依然如此壮观，而当年的气势就更不同寻常了。据介绍，国家至今没有对松赞干布墓进行发掘工作，一是顾及藏族的风俗，二是勘察的手段还不很先进。我们走下土堆，在墓群中穿行着。忽然发现一块近 3 米高的石碑，它曾经被折断过，上面刻满了藏文。我请教文联的藏族同志，碑文记载了什么内容。他们琢磨了好一会才无可奈何地告诉我，上面刻的都是古藏文，他们都看不懂， 1984 年，此碑才被挖出来移入室内，竟有 7 米高。此行途中，我们还看到了相传是最古老的藏族民居雍布拉康。
直到第二年，即 1983 年夏天，我才去了一趟拉萨，参观了布达拉宫、大昭寺和罗布林卡等景点。有关这方面的介绍比较常见，我不想再作记述。就这样，由于交通不便，我在西藏 20 多个月，实际上并没有游览到更多的地方。
泽当第一小学的规模不小，有 28 个班，师生过千人。校长是个姓宋的汉族人，两位副校长都是藏族人。全校有 60 多名教师，汉族教师大部分原是四川、河南等省的农村妇女，嫁到西藏后才转了户口，安排了正式工作，一般只有初中文化程度。藏族教师虽然大都受过正规教育，但实际文化水平却不高，有个教师当时任团中央委员，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 7 年（包括预科），却连小学三年级算术题都不会做。每个年级都有一两个藏语班，全部由藏族教师任教，学生也全是藏族的。其它班级的教学基本上与内地相同，教材是全国通用的，不同的是每周有几节藏语课。藏语班的学生每周也有几节汉语课，如同内地小学开设外语课一样。我教的是毕业班语文课，全班的学生有 40 人，其中藏族学生只占三分之一。学生的成分非常复杂而且见多识广：他们分别属于 12 个民族，来自 20 个省区。有一次，我请坐过飞机的同学举手，结果一大半同学把自己的小手举了起来。
当这些不同出身的孩子成了同班同学以后，他们在相互交往中知识面得到了迅速扩展，就连我有时都从中增加了见识。我曾经给他们布置过一篇命题作文叫《我的家乡》，结果至少有十几个学生写得很有特色。例如有个叫周晓明的同学记叙了四川省江津县盛产柑桔的情况，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前我以为只有浙江省才盛产柑桔。我还惊喜地发现，不少同学对作文的悟性很强，甚至超过内地的初中生。我至今还记得一个叫旦罗的藏族学生对捕捉一只乌鸦的精彩记述；还记得一个叫次综的藏族女同学因为下河玩水而遭到母亲责罚的故事。我曾选了两篇学生作文参加国际少年通信比赛，不久，《中国少年报》在给学校的回信中说，其中一篇已在国内评选中入选，要求调查一下它是否确实为该同学所作。这当然没有问题，因为我布置作文都是当场就交的，即使想抄也没有机会。丰富的生活阅历和信息量是同学们作文取得成绩的主要因素。我们还办了一份油印的小报，专门刊载学生的优秀作文并评点。 1983 年夏，本校毕业生的升学考试成绩在全地区十几所小学中名列第一。
我的学生们都是些十二三岁的孩子，他们都天真无邪，对我无比信赖。他们有时喜欢把自己带来的零食请我品尝，什么干果、奶豆腐等应有尽有。我虽然一向不吃零食，但面对这童真的盛情，也只好品尝一点。我们在一起时常常忘记了自己属于不同的民族，来自不同的地方。不过，藏汉语言不同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相互交流时往往用一种混合的语言。学生之间通常说汉语，用的都是标准的普通话，使我也自觉地改掉了一些方言。当他们叫某个男孩时总是称 “ 该依 ” ，叫女孩时称 “ 麦依 ” ，这又属于藏语。一次，学校举办运动会，有两个藏族教师大概是对比赛分组或比赛成绩有意见，就有学生跑来告诉我说他们在讲我的坏话，并将他们用藏语说的话一一翻译给我。我知道他们错怪了我，但也没当一回事，没去跟他们计较，弄得孩子们很失望。天真的孩子们哪里知道，与民族团结相比，那点儿事实在是太小了。有两个学生的父亲是汉族，母亲是藏族，当地称这些混血儿为 “ 团结族 ” 。我注意观察了一下，发现他们的智商与别的同学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其中一个叫廖丽的女孩长得如同其名，皮肤洁白。后来我见到了她的母亲，我简直不敢相信她们竟会是母女俩，因为从她们的相貌上实在找不到任何共同之处。当时，国家正在分批从西藏内调干部，汉族人在西藏的比例随之锐减。到第二学年开始时，我发现汉族学生只占全班的三分之一了。我至今还珍藏着这些孩子的单人照片和毕业合影照片。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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