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雨迅：白色的山——我的援藏经历（下）
白色的山（上）
——我的援藏经历
作者： 屠雨迅
我曾经参加了本校一对藏族教师的婚礼。婚礼一共进行两天，第一天举行仪式，随后来宾与新人一道唱歌跳舞，喝青稞酒、酥油茶，吃奶豆腐及各种干果。跳 舞的来宾都穿长统皮靴，脚踏在一块可移动的木板上，增强了节奏感。第二天中午宴请来宾，有八样热菜，其中麻辣牦牛肉特受欢迎，于是又加了几盘。藏族人并不 介意来宾带了什么贺礼，更不想借办婚礼敛财。有的年轻人用红布包了一块砖作为贺礼，主人也一样很高兴地收下了。
藏族人还拥有自己的“春节”——藏历年。藏历和汉历有许多相似之处，汉历把60年称为一个甲子，藏历称60年为一个“饶琼”；藏历也有12属相，如 1983年叫水猪年，1984年叫木鼠年等。藏历年与春节的时间并不同，如1984年的藏历年就比春节迟了30多天。在藏历年之前一个月，藏民就开始准备 过节的东西。他们先是用小盆或小罐精心培育青稞。到新年初一，他们便将长成的青稞苗放在佛龛前的香案上，预祝新年丰收。接着，家家都要做一个名叫“竹素琪 玛”的五谷斗，斗内盛有拌了酥油的糌粑和炒麦粒等，再将青稞穗插在里面，以庆过去一年的丰收，同时也预祝新年里风调雨顺，再获丰收。藏历12月29日（相 当汉历除夕）晚上，藏民全家坐在一起，吃一种名叫“古突”的面团。面团里分别包着辣椒、石子、木炭和羊毛等东西，吃到这些东西的人都要当场吐出来，谁吃到 包有辣椒的面团，就预示他在新的一年里嘴很厉害，吃到石子说明心硬等。当然，他们并不把这当真，只是博全家一笑而已。藏族人喜欢在新年升彩旗，而且尽可能 升得高一些。从藏历新年初二开始，大家互相拜年，互祝“洛萨桑尔”（新年好），并互敬青稞酒、酥油茶，尽情玩乐。此时，排练多时的业余演员在热闹的地方演 藏戏、跳舞，围观的人往往会随着唱，久久不愿散去。其中藏戏《格萨尔王传》和《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是经典保留节目，久演不衰。
我们刚到西藏时，就认识了几个四川籍的汉族姑娘，她们是山南地委招待所的服务员。在招待所生活的十几天里，她们对我们是如此热情周到，一下子就扫除了 我们心中对高原的陌生感。起初，我们以为她们受过良好的职业训练，她们的热情也仅仅属于履行职责。后来我们才有了异样的感觉，原来她们只喜欢围在我们这些 20出头的年轻教师身边。当我们在房间打牌时，她们会跑过来无休无止地站在我们身后唱歌，给我印象最深的要数《康定情歌》。其中一个姓付的姑娘不仅歌唱得 好，而且人也长得不错。当我们即将离开招待所分赴各单位时，她唱的那些歌如怨如诉，甚至凄婉动人。我们到第一小学工作以后，她与一个同伴曾来校园约我们俩 出去散步。我们已看出她们的意图，因而未加理会。几个月后，我们俩在电影院看电影时，她们俩忽然来到我们跟前说：“怎么，不认识了吗？”我们一时没有找到 合适的话回应，客观上却造成了不理睬她们的效果，她们只好悻悻地走开了。自此以后，我们虽然离地委招待所只有几百米远，但与那儿的女服务员再没有过任何接 触。后来，那个姓付的姑娘与一个姓朱的援藏教师热恋上了。这个援藏教师在南京市区工作，其父亲时任南京市一所重点中学的校长，个人条件比我们强得多。他当 时被分配在山南地区第一中学，与招待所仅一墙之隔。起初，那姑娘往他宿舍这边扔一块砖头，他就会应声而去与她约会。发展到后来，那姑娘也常到他宿舍来，两 人亲昵时甚至到了旁若无人的程度。他们那种热恋的情景着实令人感动，然而，这份感情不可避免地被现实的难题毒化了。姑娘的心愿显然是想跟随他落户南京，可 是这样跨地区的调动在当时几乎比登天还难。后来他毅然宣布，为了这份爱情，宁愿扎根西藏。他的想法不仅得不到家庭的同意，连我们援藏队部也不赞成。我不知 道他们曾经经历过怎样的一番感情折磨和生离死别的考验，只知道他们最终还是向命运低了头。他完成援藏任务后按时回到南京，那个爱唱歌的四川姑娘终于被遗弃 在高原。我虽然再也没有听到过她唱的歌，但可以想象出她的歌声一定更加凄楚动人。
我们远离家乡以后，与亲朋好友联系的唯一途径是写信。我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寄出的信约300封，因此，泽当邮局是我们常去的地方。邮局有个年轻女业务员 姓夏，她是个可爱的汉族姑娘，每当我们去买邮票或寄挂号信时，都由她经手办理。只要我们一进邮局大门，她就会笑吟吟地起身向我们打招呼。她对我们的态度是 那么亲切，我起初只当是她服务态度特别好。后来我们从她的口音里听出一点吴侬软语的韵味，一问她果然是江苏南通人。这使我们从感情上更贴近了一层。每当我 们俩在邮局与夏小姐闲聊时，她的目光总是专注于我，仿佛我的同伴压根就不存在似的。这令他万分苦恼。直到有一天，我的同伴非常唐突地告诉她，我已经有对象 了，我也当场加以认可。自此以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有时，我们俩一道散步，他忽然说要去夏小姐的宿舍看她，还特别嘱咐我先回去。我自然 从命。然而，本校有一个山东籍的女教师告诉我的同伴，夏小姐早就不是姑娘了，因为她与上一批援藏教师中一个姓欧阳的已恋爱很久，而且同居了。这个欧阳是苏 州地区人，当年也在本校工作，因此他与夏小姐的恋爱史许多人都知道。夏小姐自己对此也不否认。有一天晚上，同伴喜滋滋地告诉我，夏小姐说他长得很像欧阳。 这是再明白不过的暗示了。由于我受命护送病人提前离开了西藏，因而未能亲眼看到他们俩曾热恋到何等程度。不过，同伴与欧阳一样，同样没有能力将夏小姐调回 江苏。同伴完成援藏任务回到家乡以后，似难舍真情，曾给当时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阴法唐写过一封信，希望正式调往西藏工作，以圆秦晋之好，孰料竟毫无结 果。这大概也不合夏小姐的初衷，她满心指望着随他调回江苏老家呢。夏小姐终于再一次被遗弃在高原。
以上两位被遗弃的姑娘后来的命运如何，我一无所知。令我感慨最深的当数夏小姐，一方面她是我的同乡，再一方面我与她接触相对较多、时间也较长。因此， 她那明媚的笑脸此刻正在我眼前晃动。或许她的笑容里早就潜藏着哀怨，因而显得如此与众不同。我无法想象她面临那一次次不幸时，是一种怎样的感觉，我甚至也 不敢设身处地去想象她那悲戚的模样，仿佛那就是我自己所曾遭受过的创伤一样。
当年西藏的信息很闭塞，内地的报纸一般要到一星期以后才能看到，有时甚至一个月以后才看到。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则要到两星期后才能由泽当的差转台播出 来。这座差转台是来自无锡的援藏干部任国庆一手筹建的，十几年后，当他因食道癌濒临死亡时，全国各大媒体曾广泛宣传过其事迹。不管高原的环境与家乡有多大 的变化，我的生活习惯却依然如故。读书和写作仍是我业余生活最主要的内容。本校有一间图书室，约有2000册藏书，书的种类很杂，有些甚至都不成套，可见 买书者对书非常外行。我从那儿大约共借阅过200本书，平均每星期两三本。这是我读书最杂的时期，往往几本书同时读。与此同时，我还看过200多部影片， 有一次一天就看了3部。一些国产影片的编剧者文学水平之低大大败坏了我的欣赏趣味。我为此写了一批电影评论，投寄给《大众电影》等杂志。即使以今天的眼光 来看，我当年的一些观点也不乏真知灼见，然而，它们无一例外地被编辑扔进了废纸篓。我在那严酷的环境下历尽辛苦、付出许多心血写出的东西竟全部杳无音讯。 我对杂志编辑那种冷漠态度充满怨愤，期盼有一天人们会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当时的《大众电影》杂志确实非常火爆，我也几乎把它当成高空一枚耀眼的星 宿，简直不可企及。谁能想到，仅仅十几年以后，它就被淹没在很多后起的杂志里了。如今，我就住在《大众电影》杂志社附近，我几乎每天晚上散步时都会走到它 的门前。它早已是门庭冷落车马稀，相信其编辑们再也找不到当年的感觉了。
此间，我继续尝试写小说。当时，山南地区创办了一份杂志叫《山南文艺》，每季度出一期，其唯一的编辑人员姓张，是安徽人，他的妻子是我们的同事。他约 我们给他写稿，我们是头一遭被人约稿，自然很重视。我们终于按其要求各送一篇小说给他。我的小说叫《少年达瓦》，约5000字。我描写了一个机智的藏族少 年的故事，这多少借助于我的学生的形象，但立意不新。几个月后，张编辑告诉我们，他的领导有指示，《山南文艺》只刊载本地作者的稿件。然后他又向我们埋怨 说，地委行署各部门的官员们也往他这儿压稿子，许多稿子实在不象样，很难编，但不用还不行。我愤愤不平地想，这些官员不仅享受着氧气袋、温房蔬菜和枯水季 节稀有的电力，可以说占尽了一切好处，居然还附庸风雅，连这么一点好处都不肯放过！
与《山南文艺》的这次交道使我明白自己以前为何投稿无门了：内地那些文学杂志的人际圈子更大，面临的各种压力也更大，无名作者自然很难得到机会。这使 我对自己将来能否公开发表文章越来越缺乏信心了。尽管如此，我仍没有放弃努力。我从事习作已经5年整，所写的各种文章和日记高达150万字，然而我至今仍 未发表过一个字。这使我的处境变得非常危险：要么在同事和身边的人眼里越来越显得迂腐可笑，要么自己陷入偏执与绝望。两者都可能毁了我，使我像一个精神失 常的人。天才与疯子的区别往往在于他们是否取得成功。事实上，家乡有些小市民已经在散布我有精神病，有人还试图把一个患有精神病的姑娘介绍给我。在他们看 来，我只配娶一个同类人。我有点懊悔自己不该选择写作这条路，它使我的付出与所得极不相称。
我决定暂且放弃写小说，为了显示自己的决心，我将绝大部分小说稿烧了。现在看来，这实在是很可惜的事。我打算写一点有可能公开发表的文字，以改变一下 自己的处境。孰料这一想法一经实施，很快就有了意外的收获：1983年9月7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版刊载了我的来信，题为《希望尽快改变进藏物资倒 流的状况》，虽然它只有几百字，但其影响范围却很大，它让我激动了好一阵子，仿佛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在此后的几个月里，我又先后在《文汇报》、《人民日 报》和《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几篇小文章，有的带有歌功颂德意味，有的不免含有违心之言。大约是这几家国内首屈一指的报刊很少刊载外来稿件，因此，我的文 章下都标明了通信地址。这就给我带来了某种名人效应，我陆续收到来自二十多个省区的读者来信100多份。其中一封信来自日本姬路市，写信人是该市日中友好 协会会长福田一郎先生。其他来信者大都是充满幻想的年轻人，他们把我当成神通广大的人，希望我帮助他们来西藏工作。我知道他们大部分人的思想陷入了误区， 他们压根儿不了解西藏的自然条件与社会状况，只把这儿当作可以表现自己的舞台。由于我饱尝过写信不被人理会的经历，因此我对这些来信大部分都回了信。
两年的援藏生活终于圆满结束。这段经历是我的宝贵财富，对我后来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转自《共识网》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