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雨迅：白色的山——我的援藏经历（中）
白色的山
——我的援藏经历
作者：
屠雨迅
这里要专门说一下藏族人的名字。藏族人没有姓氏，名字一般都有一定的含义。如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玛名字的含义是 “ 长寿的仙女 ” 。最常见的起名依据是孩子的出生日，如星期一出生的叫达瓦，星期二叫米玛，星期三叫拉巴，星期四叫普布，星期五叫巴桑，星期六叫边巴，星期日叫尼玛。其中达瓦有月亮的意思，尼玛有太阳的意思，这与英文的意思有相似之处；有些名字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如 “ 丹巴 ” 意为佛教， “ 多吉 ” 意为金刚， “ 格列 ” 意为吉祥， “ 丹增 ” 意为主管圣教的人等；有些文化落后的地方起名字很随便，很像汉族人的小名，如 “ 那日 ” 意为黑蛋， “ 白巴 ” 意为青蛙， “ 嘎嘎 ” 意为可爱的；还有一些名字是反映生理特征的，相当于汉族人的绰号，如 “ 扎西巴杂 ” 意为麻子扎西， “ 次丹堆古 ” 意为驼背次丹， “ 巴桑甲巴 ” 意为胖子巴桑。藏族人名还能表示性别，如同是星期一出生的，男的叫达瓦，女的叫达娃。由于藏族人取名时前两类居多，因此同名率极高。在同一所学校甚至同一个班里，往往有几个央金、几个米玛，为了便于区分，就把他们称为大央金、小央金或大米玛、中米玛、小米玛。久而久之，这些人在填表时也把大、中、小写上，使之与名字形成一个整体。古代藏族人曾一度将家族名称当作姓氏排在名字前面，加上受一些有姓氏民族的影响，有些藏族家庭出现了姓氏继承的情况。如当时乃东县委书记扎西平措有两个女儿，名字分别叫扎西德吉和扎西龙珍。我最喜爱的藏族学生次综有个哥哥叫次佩，妹妹叫次央。这种现象或许最终能导致出现姓氏。生活中还有些藏族人的名字与汉族人一样，更常见的是没有姓氏，如 “ 玉红 ” 、 “ 玉珍 ” 、 “ 小红 ” 等，我有个学生甚至叫 “ 文革 ” ，他是个皮肤黑亮，极为好斗的学生，叫上这么个名字还真是名副其实呢。
我们按照领导的要求，非常注意处理好与藏族教师之间的关系，惟恐节外生枝，影响民族团结。有一次，一位藏族教师看中了我当时戴着的钟山牌手表，想用走私的瑞士表与我交换。我一再解释我的表只值 30 元，没有他的好，他就是不信。我坚持没有换，我担心他一旦知道两只表的实际价格后可能会反过来说我骗了他。我们宿舍隔壁住着两个藏族人，都是本校食堂工作人员。有一段时间，他们每到子夜一两点钟时就敲我们这面墙，而且连续敲打两三个小时，弄得我们无法入睡。我们深感苦恼，却不敢找他们说理。有一天，我实在无法忍受，就去敲宋校长的门。宋校长让我转告两位藏族伙夫，叫他们别敲了，影响别人休息。这一招果然管用，后来我们才知道，大家都很怕校长，因为校长是佩了手枪的。
有一天晚饭后，我与本校 4 位藏族青年教师一道出去散步，闲谈中涉及到一些敏感的话题。他们说，每当看见穿公安制服的人进了校园，就担心是来抓自己的。我感到很奇怪地问： “ 你又没犯法，怕个什么？ ” 他们说不清原因。随后，他们无比兴奋地告诉我： “ 我们的国王就要回来了！ ” 说着掀开各自的外衣，在胸口露出一张两英寸大的达赖喇嘛照片。他们还竭力赞美一个在 59 年平叛时 “ 宁死不屈壮烈牺牲的女英雄 ” ，说她长得像天仙一般美丽。虽然我竭力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劝说他们，别轻信谣传，但他们的情绪还是越来越激动，以至大声责骂才旦卓玛、潘多等人是 “ 民族败类 ” ，只因为她们都嫁给了汉族人。那次散步使我亲身感受到西藏民族问题隐藏着危机。仅仅几年后，这种危机就公开爆发了。
让我们始料不及的是，我们与当地的汉族教师之间发生了不少摩察。前面说过，这些汉族教师大部分原是内地农村妇女，文化程度也不高，我们的到来不仅使她们在工作上显得相形见绌，还激起了她们对我们能重回内地工作的羡慕和嫉妒。基于上述原因，她们对援藏教师特别挑剔。有一次，学校组织教师听一名援藏教师的课，这个青年教师原是南京市区的中学教师。那天的课其实上得不错，她们却横挑鼻子竖挑眼，偏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有两个援藏教师因在学生家里吃饭被处理，与她们的推波助澜也有很大关系。到第二学年，这种攻击矛头一度也指向了我。有一次开教研会，女教导主任当众批评我工作不负责任： “ 有家长到教育局反映，都上到第 10 课了，他才布置两次作业，还不认真批改。 ” 随后，宋校长派另一个女教师背着我收走了部分学生的作业，同学们纷纷把此情告诉我。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便将全班的作业本搬到宋校长那儿。它们表明我实际上布置了 14 次作业，而不是两次。我要求教导主任在相同场合澄清事实，并赔礼道歉。宋校长愠怒地说： “ 你想在这个问题上弄出什么是非，那是不可能的！ ” 我说： “ 那也总得实事求是呀。 ” 他忽然发了火： “ 你就这样对我说话？ ” 我也不甘示弱地回道： “ 难道我应该跪着向你说话？ ” 我还批评他派人背着我查作业是 “ 文革 ” 作风。他倒没再说什么。几天后，他终于单独向我说 “ 那事弄错了 ” ，那个教导主任也跑到我所在的语文组，当众 “ 自我检讨 ” ，还请我们剩下的 4 个援藏教师到她家吃水饺，我坚决不参加。这种毫无来由的冲突我还遭到过一次：冬季的一天，本办公室的一个女教师忽然指责我们在教导主任那儿告了她的状。我们俩自然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就批评她别乱猜疑。她一下子认准是我告的状，立刻朝我扑来，并揪住我大衣的领口，在场的教师上前将她拉开后，她又搬起椅子朝我砸来。我却始终未还手，只是将情况向援藏队队长反映了。不久，这个女教师在一次教研会上作了检讨，并 “ 希望两位老师原谅我 ” 。我对此事的背景从未深究，至今也不知道是谁挑动的。我为人处世极为谨慎，两年里只在一个姓赵的学生家里吃过一顿饭，他的父亲是部队营级干部。那天，他们一家人一再强留，我看实在却不过面子才破了例。因此，不管怎么弄，一些居心叵测的人确实找不出整我的借口，他们想搞臭我们、挤走我们的企图终于破产了。后来，援藏队队长召开援藏教师大会时，对我们有理有节的做法给予了赞赏。如果没有援藏队队部依托，我们可能会遭受更多的委屈甚至陷害。
这里，我要特别记述同行中的一位死者。他叫刘志勇， 1982 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进藏以前我与他并不相识，只是在山南地区招待所与他共同生活了半个月。他后来被分配到距泽当 100 里的扎囊县中学当教师，不到 3 个月，就听说他经常闹病。早期症状是断续发生头痛，这显然是缺氧造成的，却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到后来，他几乎每天上午犯病，症状似癫痫，下午和晚上又好好的，可以说笑、打牌。其间虽几度去医院诊治，也查不出病因。不少人竟据此认定他是故意装病，不愿工作。直到他的病越来越重，医院开出 “ 病危通知书 ” 以后，人们才相信他确实病得很重，以前的传言也不攻自破。 1983 年春节前，我们的队长与一名医生护送他回内地治疗。他们一行 3 人却买了 5 张飞机票 --- 刘志勇的担架占了 3 个座位。半年后，我们得到内地传来的消息说，刘志勇经多方医治无效而死亡，时年 25 岁。他不仅大脑萎缩，连浑身的肌肉都萎缩了。他的女朋友一直像亲人一样关心照应着他，但回天乏术。恶劣的自然条件对生命的摧残有时是毁灭性的。面对这样的噩耗，我们真有兔死狐悲之感，同时我们对那位不知名的姑娘也充满了敬意。其实，在西藏突然发病死亡本不是稀罕事，就连享受较好医疗保障的西藏军区司令员、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还有十世班禅先后都命丧高原。
西藏的冬季非常漫长，正如古诗所云： “ 胡天八月即飞雪 ” ，公历 9 月下旬，天空就飘起了雪花。单位虽然每年给职工发放了 6 个月的烤火费，却并不能解决取暖问题。这儿的日温差很大，夜间零下十几度，白天又能达到零上十来度。上午 10 点以前，太阳未射进校园时，冷到滴水成冻的程度。为防止自来水龙头被冻死，只好在夜间将阀门开着，让它保持细水长流。一夜过来，水龙头下就形成了一座小冰山。有一天早上，学校为了迎接上级一个检查团，将校园认真打扫并洒了水。这些水立刻就结成了冰。当检查团成员在鼓乐声中步入校园时，接连滑倒了好几个，弄得大煞风景。为了取暖，我喜欢背对着太阳批改作业，我还每天晒棉被，这样晚上盖起来就暖和一点。始料不及的是，由于强紫外线的作用，我的几件外衣和两条棉被后来都像报纸一样不结实，最后碎成了片。我在西藏的最后几个月实际上盖的是棉絮。西藏冬季的风沙也很大，几乎每天下午两三点钟，随着太阳偏西气温骤降，雅鲁藏布江峡谷就会刮起 12 级大风。狂风卷起沙石将窗玻璃打得沙沙作响。尽管我们关紧了门窗，仍感到满口是沙子，很碜牙。为了防风，屋顶都是用白铁皮钉成的，但我们仍能听到屋顶被整体掀动的轰响。风停后，原本干干净净的窗台上已积下厚厚的一层沙。
这种恶劣的气候使峡谷大部分地段成为沙漠， 1983 年植树节我们曾经去几十里外的江边沙滩上植树，第二年又去同一个地方植树时才发现，上一年栽的树 99% 以上没有成活。冬季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困难。在长达两个月的寒假里，学校食堂每天开饭两次，只有馒头和炒土豆丝。我们与其他汉族教师一样通常不买食堂的饭菜，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不爱吃面食，二是感到不卫生。藏族人有个习惯，大便后不用纸擦，而是用手指抠，然后将抠粪便的手指在厕所的墙上擦干净。本校宿舍区的那个公共厕所墙上就布满了粪便的痕迹，学校为此每年将其粉刷两次，也无济于事。
为了方便教师自己做饭烧水，学校给每间宿舍发了一只电炉。冬季枯水季节，有限的发电量首先满足军政机关的需要，其次是一些拥有一定权力的单位，而我们学校则被称为三类单位。只有到下半夜别的单位都不用电时，才有可能给学校送一会儿电。因此，漫长的冬季里我们只好用烛光照明。那些劣质的蜡烛在运输储存中早已变了形，很难让它直立起来。即使勉强让它立起来，烛光也很暗淡，不仅无法看书，而且短短一会儿就在桌上淌了一大摊蜡烛油。不得已，我们只好将这些蜡烛熔化在罐头盒里，专做一个芯子。这样一来，果然亮堂多了，当然屋里的空气一定也因此而混浊不堪。就这样一直等到子夜过后，电炉丝会忽然响起来，然后渐渐变红，那声音如同一支动人心弦的乐曲，那颜色如同大都市的霓虹灯。我们在昏昏欲睡时会立刻被它唤醒，于是赶紧下床忙着做饭、烧水。一天中，唯一一顿像样的饭都是在凌晨 1 点吃的。吃完赶紧睡觉，致使我多次发生消化不良病症。到中午 12 点时，我们吃另一顿饭 ---- 用夜里烧的开水泡米饭。有时开水不够了，我们就点煤油炉将泡饭烧开。这段生活使我落下了终生的胃病。
虽说是煤油炉，烧的却是汽油。在严重缺氧的高原即便是汽油也很难点燃，我必须将煤油炉的两个火圈全部拿掉，再将八根芯子一一点燃，最后轻轻地将火圈盖上，动作稍快所带起的风就会将微弱的火吹灭。一般情况下我们很少用煤油炉，因为汽油很难弄到。我至今都没有忘记邻居扎西央宗曾经送给我两小瓶汽油，她的丈夫是卡车司机。虽然它还不到一升，却解决了我们生活中的很多困难。
缺氧、寒冷、极度干燥和风沙，使我们经受着极为严峻的考验。然而，这些在我看来都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将连续几个月吃不到蔬菜。老家人说： “ 三天不吃青，嘴里冒火星 ” 。为了帮助我们渡过第一个冬季，学校采购来一批卷心菜、萝卜和土豆。我们学当地人的样子，在门前挖了一个坑，将这些菜贮藏在里面。由于高原紫外线强，这些卷心菜和萝卜分别长到 20 多斤重一个，纤维和淀粉含量很高，自然远不如老家的菜好吃。尽管如此，它们也是非常珍贵的。到元旦的时候，它们就全没了：一部分吃掉了，另一部分烂掉了。这以后的几个月只好吃老家寄来的香肠、偶尔买到的豆腐和学校发的罐头等。 1983 年春节，一位江苏同乡送给我们一棵大白菜，虽然它只有一斤多重，我们却感到非常珍贵。这时候，即使用两斤香肠也换不来一斤白菜。学校有一个约 200 平米大的玻璃温室，里面生长着青椒、西红柿，还有鲜嫩的小白菜。整个援藏期间，学校只是在第一个春节给我们发了一把小白菜。当看到宋校长家养的兔子在门口吃白菜叶时，我不由愤愤地想：我们还不如校长家的兔子呢！
1983 年夏秋，我在门前那一小块地上大约收获了 300 斤大白菜、莴苣和四季豆。特别是四季豆结得特别多，据说本校教师从未有过这样大的收获。我的母亲是菜农出身，我儿时就会种菜，早在 1977 年，我在家乡当民办教师时，就在学校种过四季豆，而且收获颇丰。西藏的四季豆有一尺多长，而且很宽，做菜前必须用开水将它们煮一下，将水倒掉，否则食用后会出现中毒反应。暑假里，有好几个本县的援藏教师来泽当，有的在我们这儿生活了 20 多天，这些菜加上我们买的罐头大部分用于招待同乡了。因此，当第二个冬季来临时，我们还是遇到了吃菜的困难。我们宿舍的北墙有一扇小窗户，大约有 20 英寸彩电屏幕那么大。窗外是学校的菜地，地里还残留着土豆和萝卜。情急之下，我们就从这小窗口钻出去，在光天化日之下偷了几个。我们也准备着万一被发现，就趁便提出自己面临的生活困难，所幸未被发现。尽管如此，我们也没有再偷第二次。
后来，我居然成功地在宿舍里培育出了绿豆芽。我将暖瓶外壳倒过头来，塞了一些棉絮，再洒上绿豆，每天浇两三遍温水，一个多星期后，绿豆芽就能长到三四寸高。尽管数量很少，但做成菜以后味道非常鲜美。随着寒冬日夜逼近，室内温度也越来越低，连浇豆芽的温水也很难得。唯一的办法是在室内种小白菜。于是我从外面挖了不少冻土，敲碎后铺在我的床底下。然后撒下从老家寄来的种子。半个多月后，床底下果然长出绿茵茵一片。我欣喜欲狂，吞咽着碜牙的口水，满以为就要尝到久违的美味了。然而，又过了半个月，它们那细长的茎由于天生不足，成片地萎缩了。在阳光最充足的青藏高原，它们却连一丝阳光也未沐浴过，其萎缩本应是预料中的事。 1984 年的春天终于来了，我把门前那 15 平米的菜地深翻后灌上自来水，然后把剩下的菜籽全撒了下去。经过无数次热切的看望和漫长的期待，我终于在地里发现了第一点绿色。随后几天，绿芽一天天多了起来，我坚信，这次的希望不会再落空。哪知，我高兴得还是早了点。我的邻居扎西央宗老师告诉我：那些最先冒出来的绿芽不是小白菜，而是野草。我大为惊骇。她还细心地告诉我两者的区别：白菜的叶片像扑克牌的红桃，野草的叶片像黑桃。于是我将黑桃形的绿芽一一拔除，好让我那可爱的小白菜快快地生长。四月下旬，我拔了几十株小白菜，做了一碗汤。我像濒临窒息的人呼吸到第一口新鲜空气一样吃了它，感觉到那滋味是人间一切美味都无法与其相比的。
藏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长期受地理、交通等方面的制约，因而一直保持着本民族文化。他们不仅仍在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传统服饰，还保持自己的居住和饮食习惯。藏族是全民信教的民族，藏传佛教的经文浩如烟海。尽管也有多个教派，但教人行善的宗旨是一致的。我至今还记得《西藏日报》的一则报道： 1983 年春发生了大面积青棵虫害。大批藏民每天凌晨去地里捉虫，装入自带的瓶里。农技人员要求他们将装满虫的瓶子盖上，将虫子闷死。可是藏民都不愿 “ 杀生 ” ，于是大批害虫又回到地里，继续危害庄稼。藏民虽然经常吃牛羊肉，但屠宰者都是职业化的。屠户遭到藏民普遍的鄙视，吃饭时不能与他们同桌，只能屈辱地坐在门槛上。藏民也不愿与屠户结为儿女亲家，认为屠户的骨头是黑的。。我至今还珍藏着这些孩子的单人照片和毕业合影照片。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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