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雨迅：艰难岁月
艰难岁月
－－作者：屠雨迅
我们一家属于城镇居民，凭政府发给的粮油簿按月购买粮油等紧缺商品，粮食售价仅为黑市的三十分之一。虽说供应量严重不足，每人每月只供应一两油，细粮也只占所供粮食的20%，但总算不至于饿死人。母亲奶水不足，为了照顾生不逢时的我，就用仅有的细粮和油喂我。我从４个月起就像大人一样吃大麦粥或野菜米粥，盛粥用的是大蓝花碗。每次喂我之前，母亲总要将粥拨到一边，使其高过碗边，哄我说：“满满流流的”。一旦发现碗小了或者装得不够满，我就会以绝食相抗议。我无法回忆也无法相象一名幼儿对饥饿有怎样痛切的感受，却可以相象出当母亲难以满足孩子最低要求时的痛楚。所幸我至今还珍藏着一张当时的照片：一家三口奇瘦，刚满周岁的我除了皮肤以外，酷似索马里难民营的孩子。幼年的我由于尝过杂粮、野菜和刺槐花的滋味，造就了我一副好肠胃，即使我后来生活条件大为改善，也从不挑食，吃什么食物都觉得很香。
按当时的政策，母亲顶替去世的祖父到公私合营商店当营业员，按学徒工对待，月工资人民币13元。父亲仍在那所小学当教师，月工资45.5元，这在当时算是高工资，他在前后21年间一直享受这样的工资标准。按当时的情况，我们一家应该属于小镇上的中等偏上人家，然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父亲与前妻有过一儿一女，分别比我大9岁和6岁，离婚判决时规定他要承担孩子的抚养费；他一生嗜好烟酒，每月的开支高于一个人的生活费；他还坚持自费订阅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那是他拥护共产党领导、信仰共产主义的标志。1962年，国家为了应对暂时的经济困难，动员2000万职工退职返乡务农。参加工作仅两年的母亲因为是共青团员，单位领导要求她“带头响应国家号召“，从此失去了稳定的工作。其实母亲原先不是农民，自然无法返乡务农，实际上是失业了。这以后的三十年里，母亲干过十几种临时工，都是赃、累、险的活，且收入微薄。母亲的失业成为长期笼罩在我们一家头上的阴影，还是导致我少年儿童时代一系列不幸的直接原因。母亲失业后，一度带上我回了20里外的娘家，在娘家住了几个月，不仅生计没有着落，反而招来我舅妈的不少烦言。我无法相象母亲当年那悲凉无望的心情。它成了我母亲一生最大的隐痛。
母亲开始自谋职业。街上有一家集体所有制的缝纫店，年底活计忙不过来，母亲谋到了专门钉纽扣的工作，一天能挣几角钱。母亲还将我那同父异母的哥姐留在家里，主要是担心他们长期与生母住在乡下，沦为农业人口，将来失去就业机会。不久，我的弟弟在故宅出生了。这样一来，家庭经济负担就更重了，而父亲每月给家里的钱依然很少。为了增加收入，母亲又成了街道清洁工。每天凌晨，她要独自一人将小镇上约200米长的街道清扫干净，并负责将垃圾运走。这份工作每月可得12元，但为了领到它却颇费周折：原来这笔费用是由镇上几个大单位分摊的，母亲必须每月写好收条分别到几个单位去领，她经常为找不到人签字，领不到生活急用的钱急得团团转。这对于性情耿直、一向不愿低头求人的母亲来说，是何等的煎熬！
5岁那年，也就是1965年，有一件事使我形成了最初的记忆。当时，镇上新开了一个学前班，平常和我一块儿玩耍的孩子大都入了这个班。开班那天，我躲在破旧的大会堂门口，见一位矮胖的陈姓女教师正在给几十个孩子上课。她指着挂图说“这是饼干”，孩子们一齐跟着说“饼干”，随即给每个孩子一块真的饼干；她又指着挂图说“这是苹果”，然后给每个孩子一个真的苹果。这一幕至今仍如此清晰地映在我的脑海里，难以忘怀。它对我幼小的心灵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我从此就有了深重的自卑感，并由此对人世间的一切不公深恶痛绝。现在看来，当时我未能上那个学前班，可能仅仅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交不起那几元钱报名费，使幼年的我就尝到了孤独的滋味。
这时候，农村经济情况好转，我那同父异母的哥姐又回到他们生母那儿去了。我家房屋空了，就招来一家房客。这是一个奇特的家庭，共有三口人：奶奶带着孙子和孙女。老人的儿子不知犯了什么法，正在青海省接受劳动改造，儿媳妇竟也跟着丈夫去受苦，其做法颇似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无独有偶，二十多年后，当我离开故乡时，母亲又招来一户房客，他们是一对从新疆克拉玛依某农场退休的老人。丈夫当年因赌博被判劳改，不久妻子相随而去。)我至今没有弄明白这一家人靠什么生活，大约是老人另两个儿子贴补了一些生活费，其经济境况当然比我们还糟。我们两家住在一起，相互照应，像一家人一样。
老人的孙女叫建玲，仅比我大三岁，她待我像亲弟弟一样，我们俩从此形影不离，连晚上我都坚持要和她睡在一张床上，直到我安然入睡以后，母亲才把我抱回去。她甚至在上学时，也不愿撇开我。我再也没有了孤独的感觉。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她把我带进了教室，与她同座的那个同学也带来了弟弟。当时的课桌都是土坯垒成的实体，老师在讲台上当然看不见座位低下的情形。这样，她们俩在听老师讲课，我们俩就在她们的膝盖下玩文具盒。上课前，尽管她们反复告诫我们不能弄出响声，结果我们还是将文具盒弄掉在地上，我们被自己弄出的响声吓得胸口砰砰直跳。所幸老师并未发觉我们，但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带我去课堂。我还时常跟着她去田里挖野菜，往往有四五个不到10岁的女孩在一起。她们也没把我当成男孩，不仅当我的面大小便，而且凭自己的一知半解大讲男女之间的事，言语粗俗不堪，以至幼年的我已感到害羞，故意与她们离开一点。有一回，一个陌生的女孩指着我提醒同伴说：“当心，别让他听见”。马上就有人说：“不要紧，他听不懂”。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谁会相信这些纯真的女孩竟满脑子淫秽念头呢？就这样，我和建玲姐姐度过了一段极温馨的日子。我本以为这样的日子可以永远持续下去呢，不料她家后来搬走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她，只听母亲说，她也去了青海，并在那儿结了婚。1983年，我在西藏工作期间，忽然收到她从格尔木以东诺木洪农场寄来的一封信，她是最近回老家探亲时，专门去看了我的母亲才知道我的地址的。从信中可以看出她的文化程度很低。这以后，我回了内地，工作多次变动，一度听说她也回了原籍，但终于失去了音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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