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火焰：妈妈的菜篮子
妈妈的菜篮子
－－作者：山火焰
这几天，陪老伴买菜，提多了，手疼，在家理疗。忽然想起，妈妈去世前几年经常喊手疼，是不是因为一生买菜太多，积劳成疾 ? 继而又想到妈妈的菜篮子、买菜的种种情景。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妈妈的菜篮子一个是精致的花篮似的菜篮，园园的，浅浅的，装菜不多。要买多的菜的时候，便用另一个腰形挎篮，就是电视里经常看到的解放前在大街上小贩挎着么喝“香烟、洋火、桂花糖”的那种。也很精致。
那时的中国，大概是老百姓幸福指数最高的时期，刚刚告别旧社会，一切百业待兴，处处欣欣向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对妈妈来说，也是最幸福的时光。她没有工作，全部生活寄托在挚爱她一生的爸爸身上。爸爸是曾经在国民党任过职的铁路工程师，刚刚通过严格的审查，在单位受到重用。
做为建国后第一批认可的工程师，工资自然不低，政治上又不受歧视，这让妈妈特别的开心。她完全有理由、有资本编织无限美好的梦想。当然这好景不长，以后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爸爸总是运动员。惊恐、害怕、庆幸、防范便伴随了妈妈一生，直到文革结束。记忆中，她总是单独一人出门买菜，
回来时，却总与三、两个邻居说笑而归。她买菜回来的时刻是我最欢喜的时光，不等她放下菜篮，我便迫不及待的扑上去，在绿油油的、红通通的、黄灿灿的、紫溜溜的果蔬里翻，寻找那用油渍渍的纸包着的或者是油条、或者是油糕、或者是葱油饼。我最喜欢葱油饼，米粉炸的，焦黄焦黄，里面那
圈脆脆的。直到现在，我对葱油饼还情有独钟，一吃到嘴里就想到妈妈的菜篮。当时，上面两个哥哥上学去了，弟弟还小，翻菜篮就成了我每天必不可少的工作。妈妈总是笑笑的在一边看着，小小的菜篮，承载了她家庭的幸福，生活的喜悦，美丽的憧憬。
以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高高飘扬。全民吃食堂。妈妈在居委会义务帮忙，每天忙得一塌糊涂，没看到过她用菜篮子。有时我们也在家吃饭，妈妈为了改善生活，要我去铁路局机关大食堂“端菜”，就是去食堂买好一点的荤菜，装在锅子里，用手端回来。刚开始我还愿意去，去了几次就不愿意。那时我们家已搬到铁路局高级知识分子居住的小区，邻居家大多数是双职工，经济条件比我们好，他们小孩去端的菜，是四毛、五毛甚至一块的，我端的却是二毛、三毛的，面子上过不去，于是借口食堂的菜不好吃，不去。食堂的菜确实不好吃，妈妈也乐意省下这笔钱，不再张罗端菜了。
再以后是过苦日子。食堂不吃了。妈妈又有了菜篮子，很粗糙的用竹篾编的篮子，现在农贸市场卖菜的农妇偶尔还用。那时菜市场大多只有牛皮菜、苦麻菜买，它们配不上精致的篮子。那时我们搬到工人居住的家属区，据说是知识分子不能脱离群众，要与工人相结合。在工人区居住也有好处，好多邻居开荒种菜，也帮妈妈伺弄了一块菜地。妈妈从没干过体力劳动，更不说种菜。但她却独立支撑，从不要我们帮忙。时不时，那粗糙的菜篮子会将泥土的芬芳和萝卜、白菜带回家中。我们欢欣鼓舞，心中暗自佩服妈妈的能干。
印象中，妈妈曾经带我们兄弟种木薯。失败了。木薯有毒，要经过水漂才能吃，粉粉的，像红薯一样。我们在离家三公里远的一个叫 538 的地方开荒种地。那是一片草都不长的荒坡，满地尽是黄色的小石子。已经有人在那种了木薯，长得还可以，这增强了我们的信心。第一次去是用带去的砖头围了块地，表示这地有主。然后把地里的小石头尽可能的捡干净，要想完全捡干净是不可能的。第二次去就是挖出一个个小洞，将木薯种下。那木薯的生命力确实顽强，没浇水，居然长出来了。由于离家太远，不方便管理，所以长得不好。收的不多，收回家的仅比种下去的多一点。吃的时候，妈妈的神情戚戚然，我们连说好吃。这是妈妈的一片心血。不能让她因收成不好而自责而难过。在那艰苦的岁月，妈妈那粗糙的菜篮子提回来的是自己的汗水所得。是坚韧、好强，不向命运低头的精神。这性格也影响了我们兄弟一生。
文化大革命时期，妈妈的菜篮子几经变化。刚开始是用布袋子。那布袋底下有块膠布，可以折叠成一个精致的小包包。当时很时兴。很快，这精致的布袋被极普通、大众化的布袋子取代。那时，我们家又经历了一轮搬入好房子、又被扫地出门、搬到更差的工人居住区的过程。利用改变住房条件来羞辱人，是铁路局的一大发明。妈妈心情不好，对菜篮子自然讲究不起来。不过，布袋子有个好处，装的什么菜，别人看不出来。买好了，怕邻居说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买差了，怕邻居联想到一定是被扣发了工资，属于敌我矛盾。妈妈是个极好面子的人。不想成为被人看不起的“敌人”。但这一天终于来了。 68 年 5 月，爸爸被扣发了工资，月工资从 150 元降到 40 元。我们一家六口人，大哥参加了工作，只能算五口人，人均 8 元。公家说这已是皇恩浩荡，一般工人三十元的月工资要养五口人呢。刚刚被扣工资的那几天，家里惶惶不可终日。买的菜省之又省。忽有一天，听到妈妈面带喜色小声的对二哥说，邻居不知道爸爸被扣工资了，某某还找我借钱。我不知道妈妈借钱给那人没有。我想一定是借了。妈妈本来就乐善好施，文革初期，我们在好房子住的时候，楼下一南下干部被迫害致死，全家遣送回东北农村，妈妈夜里偷偷包了一大包衣服，拿了三十斤粮票送到她家。那时能这样做很不容易。更何况不让邻居知道爸爸被扣了工资，也满足了她哪怕是暂时的虚荣心。顺便说一句，也许是“斯德哥尔摩情结”作祟，我觉得，周围邻居确实还不错。我们家是以戴罪之身搬去的。他们并没歧视我们，说不上友好，但也无敌意。没有轻漫、没有冷嘲热讽，更没有抄家。见面点点头，客客气气，井水不犯河水的过日子。在只有生活费的时候，家里陷入极度的贫困。远在长沙的奶奶一直靠爸爸负担，“皇恩”没将奶奶计入发生活费之列，但钱妈妈却是要寄的。爸爸关在牛棚，生活费还要给多点，让他吃好点。家属每星期可探视一次，好多知识分子的家属都没去探望，以示划清界限，妈妈坚持了每次都去，并且总要做点好菜送去。她从不要我们去送，也许有避“没划清界限”之嫌，但更多的应该是不愿意让我们受到屈辱。扣除奶奶和爸爸的生活费，留给我们度命的钱就不多了。不知道妈妈是如何精打细算操持这个家。每个星期天还可以改善生活。一颗大白菜，一斤肉，煮一大锅，她吃得很少，看着我们吃。我们也吃不下，那情景就像是吃“最后的晚餐”，神情严肃而沉默。平时的日子，妈妈买的是最便宜的萝卜、白菜或者是大酱之类。她那浅灰色碎花布袋子装的是贫困、屈辱、家的温暖和最后的尊严。
好在爸爸被扣工资的时间不长， 70 年就恢复正常工资。
我 68 年底下放农村。以后体缘巧合招工到外地。每年春节回家探亲，对妈妈的菜篮子没印象。那时爸爸工资虽然有了，人却落到五七干校。二哥在农村没上来，弟弟又被逼着下去，时日艰难，烦心事多，逮着什么就用什么，没讲究。
文革结束后，妈妈用上了像公文包一样的手提的篮子，最初是编织带编织的，很粗糙，后来有竹篾编织的，再后来是软软的藤条编织的，漂漂亮亮，很精致，为了好提，还用电线把提手缠起来。 77 年，弟弟考上大学，二哥也从农村招工到外地，大哥结婚生子，爸爸恢复了工作。春节期间四兄弟回家团聚，妈妈乐呵呵的去买菜。住的还是最差的工人区，那地方离菜市场近，直线距离不到一百米。妈妈提着两个篮子买菜，有时一天跑两趟。有次，我无意中看到她买菜归来，一百米的距离途中还要休息，甩手捏胳膊的。我说，以后我就帮你提菜篮吧。她笑笑的说，不用，买菜要慢慢的挑，后面跟个人，买不好，竞拒绝了。那段时光是妈妈历尽劫难初定魂的时候。没饭吃的日子经过了，屈辱的日子也经过了，后面是不是好日子不好说，再坏还能坏到哪去 ? 大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意思。这种感受在知识分子家庭普遍存在。有个医生，三个儿女从农村招工回来，那年中秋节，她一次买回十斤月饼，总共买了二十斤，有人笑她，吃得完吗 ? 她回答，吃不吃得完不管，反正高兴。是呀，妈妈也高兴，一篮子一篮子的往家里提菜，提不动也提。那公文包式的菜篮子，承载着妈妈劫后余生的庆幸、对儿子都有了个饭碗的欣慰。
妈妈的菜篮子从此就定格在公文包式的藤篮子上。只不过，很快，提菜篮子的人不再是她。八十年代中期，她股骨头摔断，落下残疾，走路一瘸一瘸的，手不能负重。那时我们又搬回好房子住，离菜市场很远。菜篮子便由爸爸提，后来是小保姆提，再后来是小保姆买菜，她当然不会用这老古董式的菜篮子。春节探亲回家，妈妈身体和心情好时，偶尔会要我陪她去买菜。还是用那公文包式的提篮，她说，装得又多，又环保。如同老兵重返战场，一到菜市场，妈妈显得格外的兴奋，格外的神采飞扬，俨然一个指挥若定的大将军，神气的审视着琳琅满目的蔬菜，象检阅自己的士兵。她弯不下腰，对看中的菜就用拐杖指点。“这个一斤”，“那个买点”。语气简单而欢快。
妈妈曾不无遗憾的说，现在日子好了，一家人平平安安，又不缺钱，想吃什么买什么。可惜又走不动了。老子说：“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此时的妈妈不能去菜市场，菜篮子空空如也，但却装满了知足、满意。真正的其用不弊、其用不穷呀。
2002 年，妈妈得了一个怪病，刚开始是手疼，现在想很可能是过去提菜篮子太多所致。继而发展到全身疼，看遍了医生，查不出是什么病，任何止痛药都无效。只有从香港买的“通血丸”可以暂时解疼，那药又是“三无”产品，在网上也查寻不到出处，不敢多吃。从此，妈妈就在疼痛的折磨下生活，再没去过菜市场，告别了伴其一生的菜篮子。
2004 年春节我探亲回去，自己买菜，做饭。往年妈妈看到我在厨房，会进去聊聊天，看看做菜。那年她经过厨房望都不望一眼。我一阵心酸。对一生坚守和眷念的战场如此冷淡，大概来日不多了。麦克阿瑟说什么“老兵不死”，那是老兵还没到大限，大限将至时，老兵心中已无战场。果然， 2005 年春节，妈妈辞世，离开了钟爱一生的丈夫、儿子、还有那早已不用了的、装过憧憬、幸福、自强、屈辱、最后归为满意的菜篮子。享年 82 岁。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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