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樵夫：当年故事——三所军医大学调防
当年故事——三所军医大学调防
作者：巴尔樵夫
一、缘起
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许多院校，在 20 世纪 60 年代，军医大学共有三所 , 分别是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番号：后字 243 ）、西安的第四军医大学（番号：后字 244 ）和重庆的第七军医大学（番号：后字 245 。广州的第一军医大学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中期才成立），均隶属于总后勤部。
三所军医大学建校后为部队和地方培养了许许多多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其附属医院各有强项，分别是华东、西北和西南地区著名的医院。 1969 年，接到总后的命令：三所军医大学“调防”，第二军医大学去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去重庆，第七军医大学去上海。这种“调防”当时被称为“推磨”。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西安的第四军医大学对这次“调防”都极不情愿，尤其是第二军医大学，从上海迁到西安，不啻流放，只有重庆的第七军医大学兴高采烈。
这次“调防”的真正原因，人们到后来才知道。
“文革”开始后，和其他部队院校一样，三所军医大学也卷入了动乱。上海是“文革”的主要发源地，也曾经闹腾了一阵，不过由于当时这里完全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把持，很快就将对立面压制了下去，并在 1967 年 1 月就夺了权，率先成立了“上海公社”（后改成“革命委员会”），因此上海并没有像国内其他城市那样爆发严重的武斗并长期动乱。整个上海市在“文革”中就放了几枪，死了三个人。而这几枪就是第二军医大学警卫连放的，打死的人也不是对立派别的人，而是趴在墙头上看热闹的院子外面的老百姓。这件事在上海非常严重，但与西南地区那种以军用武器相互厮杀、死伤者数以百计的大规模武斗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据说第二军医大学的主要造反组织之一“红纵”与张春桥、王洪文关系密切，“文革”初期曾经积极的揪斗过邱会作，邱会作一度处境十分艰难，是被林彪保过关、又出来工作、并担任总后勤部的领导的。他站住脚以后，自然不会放过“红纵”的那些人，同时也为了打击一下张春桥、王洪文一伙的气焰（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之间有勾结，但恐怕更多的是斗争），他想出的一招是将第二军医大学调离上海。对于部队来说，最好的理由就是“换防”。那时有首歌名叫《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的“革命流行歌曲”中就有这样的歌词“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打起背包就出发”。三所军医大学“推磨”，也让别人抓不到他单整第二军医大学的把柄，其结果是第四军医大学跟着倒霉，第七军医大学借了光（也有一个说法是当时该校的造反派没有象第二军医大学的“红纵”那样揪斗邱会作，所以邱会作对该校较有好感，也以此举来“奖赏”该校）。
第二军医大学“红纵”的那些人的确是遭到了报复，有 500 余人被“下放”到总后在宁夏贺兰山下的干校、军马场，度过了数年类似苏武牧羊的艰苦岁月。那时中国军队的摩托化程度都还很低，军马还是比较重要的运输工具，所以西北地区有一些大型的军马场，如山丹军马场。当时曾经有一部反映“各条战线”的群众“热爱毛主席”的纪录片，里面就出现过军马场的画面，还配有一首歌曲，我还记得几句“我爱马场哎我爱马，马场就是我的家，我的家，牧工最听毛主席的话，为保国防养军马……”，歌词抒情，曲调优美，画面上草原辽阔，万马奔腾，给人的感觉无限美好，实际上那里的生活十分艰苦。
二、告别重庆
1969 年 10 月 14 日傍晚时分，一列长长的由草绿色军用卡车组成的车队驶出了第七军医大学的校园，车厢里堆着大大小小的木箱，箱子上坐着一些军人和男男女女的小孩，后字 245 部队调防前往上海的第一批人员出发了，家兄和我随同我母亲，就坐在其中的一辆卡车上（我父亲因工作关系被分在了第二批）。
从获悉我们要去上海，到今天终于成行，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和我的伙伴们经常兴奋的谈论这件事，有好多个夜晚都难以入眠。临近距离出发的日期前，我们在住宅旁边栽下了几棵树苗，还和当时不能跟我们一起走的小伙伴（母亲不是军人，在重庆地方工作，子女规定随母亲）在第七军医大学所在地――高滩岩的那家小照像馆合影留念。最痛快的事则是跟大院外面的那些小孩打群架，以前我们一直受这些孩子的欺负，不敢反抗，因为大院外面是他们的天下。而现在我们就要永远的离开重庆了，还怕他们个鸟！在出发前的那几天我们已经不去学校上学了（跟随父母第一批出发的），一大群孩子象迁徙的角马一样在院子里奔来跑去，见到有院子外面的小孩，就齐声呐喊着冲上去。这么多年来，院子外面的那些小孩从来都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就是走进大院也是神气活现的。因此，当几十个一直被他们欺负的小孩捏着砖头、挥着棍棒、直眉瞪眼、狂呼乱叫的朝他们冲过去的时候，他们先是有些发楞，等明白过来后便拔腿狂奔，就像非洲草原上的狮子面对发狂的野牛一样狼狈，最后翻出围墙逃之夭夭。我们排成一溜儿，蹲在墙头上，发出胜利的欢呼。当时的心情只有一个字：爽！
车队沿着高滩岩正街向凤鸣山方向驶去，那些与我们相伴了十多年的居民（包括不随军行动的职工与他们的家属）神情复杂的站在低矮破旧的家门口看着我们，当我们看到某个平时欺负我们最厉害的院子外面的小孩时，立刻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实施报复，大喊：“扁（音 Bia ）脑壳，我儿！”“扁脑壳”很愤怒，也冲着车上的人大叫：“哪个？老子打你个狗日的！”车上的孩子则得意洋洋的回应：“是老子，啷个样？你上来打老子嘛”。车上的人笑成一团，留下“扁脑壳”怒气冲冲却又无可奈何的站在那儿，接受从他面前驶过的卡车上传来的一阵又一阵的辱骂。
车队进入重庆市中心区、临近朝天门码头时，夜幕已经降临，街灯宛如串串珍珠，隔江的南岸，星星点点的灯光汇成一片起伏的灯海，十分好看。由于生活在远郊，交通不便，在重庆生活了这么多年，我们还是第一次在夜里来到重庆的市中心，看到如此美丽的夜景。只是第一次看到，也是最后一次看到了（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我们最后是在红港大楼（重庆长航的客运站）前的广场上下的车，昏暗中只见长江和嘉陵江从两个不同的方向缓缓流淌而来，汇聚在一起后流向远方。嘉陵江边的趸船上停着两艘长江客轮，就是这两艘船运送我们去上海。我们沿着高高的台阶蜿蜒而行，来到了船上（我们上的那艘船好像是“东方红 36 ”号，当时长江上航行的客轮都是以“东方红××”号命名的），要在船上过一夜后再出发。我们一家和一大群人被分在底舱的一个大统舱里，尽管已是仲秋时节，但船舱里还是十分闷热的，机器的轰鸣也很响。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船，对船上的一切都感到新奇，我和其它的小孩一样，不是上上下下的跑来跑去，就是趴在栏干上看江上航行的大小船舶。直到深夜也没有睡意，而那一夜，大人们似乎也很宽容，没有强迫我们按时睡觉。
面对一次将改变自己命运的旅行，面对未知的新的未来，那一夜，我很晚才睡着。
第二天， 10 月 15 日的早晨，伴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我们乘坐的轮船驶离了码头，朝天门和渝中区的那些建筑渐渐离我们越来越远，直至在我的视野中消失。
我在重庆生活了十三年。当我刚刚懂事，就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随后是“四清”，接下来就是“文革”。尽管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城市，但那时的重庆动荡、混乱、贫穷、落后，还有那酷热的夏天、阴冷潮湿的冬季，以及出门就爬坡的地理环境，都让人产生“逃离”的念头。在随父母去过北京、哈尔滨这样的城市以后，我真的都不愿回重庆了。因此，当轮船沿江东去时，我的喜悦是无法形容的。我跟一帮跟我差不多大小的孩子在船艉甲板上蹦跳着对远去的山城高声喊道：“重庆，永别了！”
三、长江五日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轮船。以前曾经听一些去过武汉、上海的小伙伴说起过坐船的经历，还有那些以“东方红”命名的客船，羡慕得不得了，这一次自己终于也坐船旅行了。
上船那天晚上，兴奋得几乎失眠，在船上眺望山城的万家灯火，虽然不象现在这样的华丽，更没有那么多的高楼大厦，但是那些民居依山而建，灯光随地形起伏的形态，给人的感觉也很美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嘉陵江的江面上不断的有大块大块的白色泡沫漂下来，不知是什么东西。
离开重庆以后的那几天，白天基本上都是在甲板上度过。大人们起初还要管管我们，怕我们疯过了头掉到长江里去，后来也就松懈了。
第一天晚上在奉节停泊，但不许上岸。第二天清晨过三峡，记得江水十分的湍急，漩涡一个接着一个，顺水的船一泻千里，逆水的船艰难前行，有些靠拉纤的小船简直就是在挪动。江水中漂浮着各种物品，除了死猪死狗，还看到了死尸，大人小孩都有。
过神女峰时，满船的人都跑出来看，大家仰着脖子寻找，最后果然在雄峰之巅看到一个小小的人形。这时喇叭里传出播音员的声音：请大家不要都站在船的左边，现在船身已经倾斜了。
我跟几个同伴在过三峡时还特意寻找了一下小说《古峡迷雾》里提到的那个藏有巴国宝物的山洞，根据书中对其地形特征的描写，我们倒是看到了一个山洞，却不知道究竟是不是。
瞿塘雄，巫峡秀，西陵险，当时的三峡确乎如此，可惜现在除了“雄”、“秀”，“险”已经没有了。
一出南津关，江面一下子开阔了好多，江水也平缓了，那里是江汉平原，对我们这些看惯了大山的孩子们来说，就象进入了一个新世界。
在宜昌又停靠了一夜，有大人说那里离四大美人之一的王昭君故乡不远，我们也不知道王昭君是谁。
从宜昌到上海，都是平原，沿途的景色相对比较单调。那时葛洲坝的工程还没有启动，但是却看见江面上矗立着几座桥墩。当时的长江上只有南京、武汉、重庆三个地方有桥，这里在造桥，却没有宣布过。后来才知道那是枝柳铁路桥，或许是战备桥，所以没有对外公布。
大概是在荆州、监利那一带，长江航道弯弯曲曲，我们的船一会儿靠左，一会儿靠右，岸边的大堤上种的树很茂盛，却看不到一个人。我们的船驶过以后，那些一人多高的芦苇被浪冲击得摇摆不定。
远远看见武汉长江大桥的时候，非常激动。因为那时大家都会背诵毛泽东的那一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现在看见领袖诗词中描写过的桥了，能不激动吗？
从武汉到九江，两岸有一些丘陵，还看见江猪在水中腾跃的身影。九江附近的江中居然有一座小山，山上林木蓊郁，还有庙宇似的建筑，大人说那是石钟山，后来读到古文《石钟山记》，就想起了那座小山。
过南京时是夜里，大家本来为看不到南京长江大桥而惋惜，没想到的是大桥居然开灯了，整座桥就象一串明珠横过茫茫大江，桥头堡的三面红旗则是火红一片。有人说这灯光是专门为我们开的，也不知是真是假。
在船上第三天，我不知什么原因拉肚子了，腹泻了十几次，浑身无力，只好躺在床上。那是很难熬的一段时光，因为不能和小伙伴一起到外面去看风景。条件有限，也不能检验是不是菌痢，只好吃了些止泻药，不过第四天情况就好转了。
过了江阴以后，进入长江口，茫茫一片，就象到了大海上一样，因为景色单调，而且江风很大，所以很多人都在舱里呆着，这时听到外面一阵喧哗：“军舰！军舰！”，赶紧从舷窗往外看，原来是两艘小炮艇高速从我们的客轮旁驶过。
大约午后时分，客轮到了吴淞口，拐进了黄浦江，大家都从舱里出来，船舷两侧挤满了人。我们的旅行就要到终点了。
四、上海，我们来了
1969 年 10 月 19 日下午，我们第一批调防人员乘坐的“东方红 35 ”号与另一艘“人民 64 ”号客轮经过 5 天的航行，从天垂野阔的吴淞口缓缓驶入了黄浦江，无论是军人，还是我们这些孩子，都从船舱里跑出来趴在栏杆上，兴奋的眺望着两岸的景色。
那是一个多云的秋天的下午，进入黄浦江后，江面一下子变窄了，两岸的景色可以看得很清楚。那时的黄浦江两岸、尤其是浦东，许多地方还是一派田园风光，但上海毕竟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尽管离市区还很远，但两岸的码头、厂房、军港、岸上疾驶的汽车、往来穿梭的轮渡、岸边矗立的写着“水线”字样的霓虹灯牌（后来知道那表示这一带水下有越江电缆，禁止抛锚）、江面上来来往往的各式巨轮和木帆船……一派繁忙，与当时相对还闭塞落后的重庆完全不同。
在船上待了几天，我们和那些属于重庆长航公司的船员都混熟了，他们知道我们是随父母一起由重庆迁到上海去生活，奇怪的是他们似乎并不羡慕我们。有一次一个中年男船员有些同情的望着我们，用一种怜悯的口吻说：你们二天要遭罪了。我们疑惑的反问：为啥子？他意味深长的轻声说：上海人儿坏哦。所以，还没到上海，我们已经对这座城市的排外有了心理准备了。
慢慢的航行了大约一个小时，轮船在一个停了几艘运输舰的军用码头靠岸（后来知道那里是东海舰队五支队的基地，对外的名称是虬江码头。这里离市中心还很远），我们上岸以后，乘上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数十辆军用卡车，车队浩浩荡荡的离开虬江码头，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平坦笔直的柏油公路、一望无际、种满了水稻的田野（地平线这个概念，是这次调防后我才理解的），还有在重庆很少看到的许多骑自行车的人。远处不时传来一阵阵轰鸣，就像雷声滚过天空，抬头一看，只见几架喷气式战斗机（歼－ 5 或是歼－ 6 ）飞掠而过，常常是先看见飞机，然后才听见声音。我们一个说话有些结巴的伙伴指着它们，很肯定的说：“那是超――超――超音速飞机”。一路上我们不时超过骑车的人，那些轻松自在的骑着自行车的男男女女吸引了我们羡慕的目光，而他们也好奇的看着我们，估计一是突然看见几十辆挤满了大人小孩的军用卡车车队有些惊讶，二是不明白为什么车上的人都盯着他们看。
虬江码头距离我们要去的第二军医大学并不远，坐车也就是十多分钟。所以当我们还在兴致勃勃的观望路边景色、期待看见繁华都市景象时，车队拐了个弯，驶进了一个有士兵站岗的大门，然后在一片绿草如茵的操场上停了下来：第二军医大学到了！
带着兴奋而又有几分忐忑的心情，我第一次踏上了上海的土地。从那时起到现在，我一直在这座城市生活，再也没有离开，由重庆人变成了上海人。
继续讲这个故事。
我们到达上海后，尽管此时第二军医大学第一批出发的人也已去了西安，但住房一时还不能分配，所以我们大部分人都先住在临时安排的住处里。
家兄和我随母亲住进了一个叫“军工村”的家属点，位置就在大操场边上。和第七军医大学的家属区基本按照地势形成不同，第二军医大学的家属区都是集中建造的，而且大都叫“××村”或“×院”，如东村、兰花村、梅花村、创新村、二院、三院、四院等等（第七军医大学到上海以后又有了军工村、小白楼、长海新村）。
这些家属点中，东村、军工村和后来的长海新村在大学校园里面，其他都在校园外，有的甚至远在几公里外（如二院，好像又叫“中心东二村”，住在那里的有的是级别较低的职工，有的是二军大没有随军去西安的家属）。
军工村一共有 4 栋显然已经建造了不少年头的 2 层楼，屋子都是大钢窗，木地板，看上去原先的用途是办公，现在则被改成了宿舍。南面是大操场，北面就是虬江，我们第一批到上海的人大多在这里临时居住，等候分配住房。
到了上海，自然要说一说那里的另一所军医大学：第二军医大学。
和第七军医大学在重庆被称为“七医大”不同，第二军医大学在上海被称为“二军大”，开始我们不大习惯，后来才晓得，原来上海还有一所第二医科大学，它被简称为“二医大”，而第二军医大学就只好简称为“二军大”了。
二军大于 1950 年代初期成立（其原址曾是日军的军医学院，后为国民党军队的国防医学院）。校园呈东西长、南北略窄的长方形，面积不大，礼堂、教学大楼等一些主要建筑都建于 1949 年以前，很多都是窗户横移、砖墙墙面十分陈旧、具有明显日式风格的二层楼房，尤其是教学大楼，跟第七军医大学在重庆那栋建于 1950 年代、中西结合风格、雄伟的大楼根本无法相比（据说西安第四军医大学的教学大楼也很壮观）。礼堂不但规模小、只有一层不说，里面的座位竟然还是木长条椅，着实有些寒酸。另外在二医大的校园里居然没有当时十分流行的毛泽东全身塑像，只是在那座正对大门、象影壁一样的建筑上有绘制的毛泽东像（七医大后来将其改成了毛泽东的语录）。
一条 10 多米宽、名为虬江的小河（这么小的一条河也叫“江”，要在重庆，顶多就叫个什么“溪”或者“沟”）将大学与长海医院（第一附属医院）分隔开。在大院里的这一段河道，由东向西原来一共有三座桥。我们到上海时，最东面的那座小桥和中间位于大院南北主干道上的那座大桥都已毁坏，其中大桥正搭着脚手架在重建，原先的桥身上留有明显的焚烧的痕迹。后来我们认识的二军大的小孩告诉我们，桥是在该校两派武斗中被烧毁的（桥面为木质），修复后的大桥成了一座水泥拱桥。最西边的一座是道廊桥，倒没受什么破坏。后来七医大又在廊桥的西边建造了一座小桥。最东面的那座小桥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没有修复，只留下几个桥墩默默的立在那里任由河水冲刷。
长海医院，原为 1930 年代民国政府要实施“新上海计划”时新建的市立医院，刚建造了几栋主要建筑，日本人就打进来了。日寇占领时期这所医院曾被当作日军医院，所以在医院的院子里也能看到日式风格的建筑（两层楼病区的那部分）、甚至是神社遗址（就在老急诊室和灯光球场之间，据说是供奉乃木希典大将的）。抗战胜利后为国民党军联勤第二总院。
在医院的院子里还有两栋建筑颇有来历，一栋是大学图书馆，一栋是长海医院的病理科大楼。图书馆为庑殿式中式建筑，飞檐翘角，巍峨庄严，颇似北京的午门。病理科大楼为西洋式，造型酷似一架老式飞机，尾东首西，顶层宛如北京天坛的圜丘，一层层的盘旋而上，每一层都有白色大理石雕砌的栏杆，栏杆上的图案很精美。这两栋建筑都建成于上个世纪 30 年代初，前者就是当年的上海博物馆，后者曾为中华航空会所在地，故俗称“飞机楼”。 1969 年时长海医院外面一直到黄浦江边都还是农村，天气晴好时登上飞机楼楼顶（也就四层楼高吧），放眼四望，只见阡陌纵横，绿树成行，西面的同济中学（其主楼风格与军医大学图书馆相似，同时建造，当年的上海图书馆），北面的上海体育学院（其主楼类似故宫的大殿，当年的上海市政府）巍然屹立（在一片田园风光中矗立着几幢这样的建筑显得很不协调，当时我们也在纳闷，后来才知道这里面还有一段关于上海城市建设的故事）。放眼远眺，闸北发电厂的车间、黄浦江上缓缓移动的帆樯巨桅都历历在目，令人心旷神怡，不由想起毛泽东的词作“水调歌头”中的那一句：“极目楚天舒”。这样的景色，现在当然已经看不到了。
调防之前，七医大的两派已经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成立了革委会、群众组织已经解散，运动的目标不再是对立派别，而是“斗、批、改”。而二医大的情况显然比七医大要复杂。我们刚到的时候，在长海医院老病房大楼里还能看到铺天盖地的相互攻讦的大字报，类似七医大在 1968 年以前的状态。我曾经到一位二医大的同学家里去玩，其父因病长期修养，所以留下来没走，他认为七医大的人表现出来的精神面貌要比二医大好很多（其实也未必是二医大的人不好，背后的因素太多了）。
虬江也应该说一说，它是黄浦江在上海市区境内一条重要的、流向也很有特点的支流。 30 多年前，虬江的东端在军工路（这一段当时是杨浦区与宝山县的“界河”）与黄浦江相连，蜿蜒向西，在佳木斯路分为两条，一条折向北，过了沈家巷以后又折向西，进入了第二军医大学，再继续延伸，过了复旦大学又折向南，穿过邯郸路、四平路后在政本路与彰武路的连接处与另一条支流汇合，继续向南，最后在杨浦区的兰州路又进入黄浦江。从当时的地图上可以看出，被它环绕的那一部分城区，实际上是个四面环水、靠众多的桥梁才与其他地区连接的“岛屿”。
与上海境内的其他内河一样，虬江上也经常可以看到来来往往的船只。由于河道上有桥，所以那些船只在虬江上航行时都将桅杆放了下来，靠船夫摇橹撑篙行进。
那一段的虬江两岸彼时完全是一派田园风光，河岸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螃蟹洞，退潮时那些螃蟹就会出来觅食、晒太阳、修补洞穴，刚到上海时抓螃蟹是我们十分喜爱的一项活动。这些小生物警惕性很高，你刚一靠近，它们就飞快的躲进了洞里消失了。起初我们以为这样就意味着捕猎失败，但后来当地的孩子教给我们抓它们的办法――这些螃蟹躲进洞里以后就以为安全了，并没有钻得很深，有的就在离洞口只有几公分的地方。这时只要拿一根类似筷子的树枝木棍儿从那个洞穴的上方斜着插下去，往往就将螃蟹继续往洞里逃的道路阻断，这样它就会往外跑。这些螃蟹并不是我们食用的那种大闸蟹，个头很小，背壳和螯都是红色的，据说农民抓到它们都是剁碎了喂鸭子的。我们抓它们也不是要当作食物，纯粹是玩乐。虽然它们的个头小，但是一不留神被它的螯夹一下照样很疼。如果不幸被蟹螯夹住时，拼命撕扯是愚蠢的，因为那只会刺激螃蟹越夹越紧，即使将蟹螯挣断了，它也死死的夹在你的手指头上。正确的方法是忍住疼痛将螃蟹放在地上（水里更好），它感觉可以逃跑就会松开蟹螯，你的苦难也同时结束。
不仅是螃蟹，那时在河岸上还有乌龟出没。尽管这家伙行动缓慢，但它在水里时我们也拿它莫奈何，只有乘它上岸觅食时设法捕捉。方法是在河岸上挖一个坑，在傍晚时分放一点生肉块或鸡肠子之类的东西，然后用一根小木棍撑起一个搪瓷碗，机关就设置好了。乌龟如果爬进去吃东西，碰着木棍，碗就会扣下来将其罩在里面，次日清晨就可以收获猎物了。不过用这个方法并没有逮到多少乌龟，往往是第二天去看“陷阱”，发现碗是扣着，但里面却没有乌龟，连诱饵也不见了。研究了半天，也不明白个中缘由，只能怀疑是老鼠或野猫作祟，渐渐的也就没人再用这个方法抓乌龟了。
除了有螃蟹和乌龟，河堤上生长的那些大树、灌木、野草将河道两边装点得野趣盎然，每年的初夏到初秋的这段时间里，河岸上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穿行于其间，颇有置身于丛林中的感觉。月圆之夜，月光透过树叶洒在地上，斑斑驳驳，河岸幽深而宁静，成为我们玩“官兵抓强盗”游戏的一个主要场所。当然，这里也是恋人约会、散步的好地方。
这条河见证了我们的纯真，也见证了我们的罪恶：把砖块栓在一只猫的脖子上，然后将其抛进河中溺毙；在黑漆漆的夜晚，偷偷的采摘别人种植的蚕豆、玉米；在河边茂密的杨柳树丛中用弹弓打下了许许多多的鸟儿……
大约是在 1972 年，在邯郸路桥南堍建起了一个香料厂，夏季刮西南风时我们在大院里经常能闻到怪异的香味，而当虬江退潮时，河水中也出现了大片大片散发出异味的黑水，在河里行驶的木船变成了由手扶拖拉机的引擎推进的水泥船，河道原来的宁静被发动机“橐橐橐”的轰鸣声彻底打破。到 70 年代后期，无论涨潮还是退潮，河水都是黑色的，散发出阵阵恶臭。原本芳草萋萋、一到春天野花点点、布满了螃蟹洞的河岸变得黑不拉几、寸草不生。
40 多年过去了，虬江已经被截成互不相连的几段，虽然仍旧在缓缓流淌，但它已经没有了生命，变成了一条大污水沟，一条“死河”。
在我们看来，二军大校园整体上不如七医大，但有两个地方例外，一个是长海医院向阳楼前面的那条林荫大道，还有一个就是长海医院院子里的那一座被我们称为小花园的“中心花园”（最近查资料才知道也是日据时代遗留下来的）。
林荫大道是长海医院的一条主干道，其西侧是长海医院的办公楼――“向阳楼”，南连虬江桥，北至医院的围墙，长度只有 100 米左右，宽阔笔直，其特色是道路两旁那几十棵不知道已经生长了多少年的樟树，这些树四季常青，始终蓊郁茂密，形成了一道绿色走廊，盛夏遮挡烈日，严冬遮挡风雪，更是人们晚饭后散步的好去处。我们在那条大道上不知铺了多少层脚印！
虬江桥南的大学校区里也有一条大道，更宽，但两旁却没有这样的大树，尤其是翔殷路大门到礼堂的那一段，道路两边搭的是当时很时兴的大批判专栏。
小花园在虬江北岸、长海医院大院儿的东端，与向阳楼之间隔着那条林荫大道。 1969 年一直到 1970 年代初期，花园旁边还有一个奶牛场、动物饲养所（我们称之为“狗房”）、几排猪舍和一大片菜地（那时许多部队院校都有这样的副食品“基地”、“农场”，但大多在校园外面），是院子里最偏僻冷清的地方，尤其是黄昏时分，天色逐渐黯淡下来时，那个地方简直就像荒郊野外一样，我们刚到上海、年纪还小时，一个人都不大敢到那里去玩。
大约在 1973 年前后，随着人口的增加，原有的房子不够使用，就又建造了一些新的住宅，东村在虬江边新建了一栋 4 层楼，还将中间那一排的“席”字楼接出去了一截，增加了两个单元，而小花园旁边这片院子里最大的空地自然更要充分利用，在奶牛场的原址上建起了两栋 4 层楼，原有的牛棚则改成两层楼的招待所，那一带名为“长海新村”，但大家却给这里起了一个更有特色的名称：“牛马新村”（这个名称叫了很多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来历很多人都不明就里了）。那里成了居住点以后，猪舍也很快消失，剩下一片荒地，只有“狗房”一直存在。
那时候公园是人们主要的休闲娱乐场所，但数量很少，且多在市区，往往要等到星期天由父母带着才能去，而小学和初中时的春游、秋游活动的主要地点也就是公园。现在在我们居住的大院里就有这样一座公园，实在是太幸福了。那里成为大院里的人们散步、看书、游戏、谈恋爱的主要场所。
花园在医院的办公楼――向阳楼对面，大门在花园的西面，是个由竹管搭建的带屋檐的门楼，两侧各有一个水泥仿制的大树桩，树桩上刻有四个篆字：“中心花园”。还有两个石狮子，不过都有些残破，估计是闹“破四旧”的时候被什么人砸的。进入大门，迎面是一座 3 米多高、有人造瀑布的假山，假山下还有一个小小的水池。这里有两条路，往右一直走，就到了虬江边，这里柳树夹道，颇有苏堤之韵，沿着河堤一直向东走，其间经过一座小桥，就来到了花园的中心地带，这里有一个小湖，湖水呈深绿色，湖中央有一座小岛，岛上有一座亭子，一条窄窄的土堤将亭子与陆地连接（但那时土堤上的一座桥也断了，小岛就成了孤岛），将小湖变成了“几”字形。湖的东边、也是花园的尽头是一座用泥土堆成的小山（可能就是挖湖的泥土），山上有各类乔木，郁郁葱葱。如果绕过小山往前走，则来到了一个猴笼前面，笼子里有几只猴子供游人观赏（不知道是不是经历过教学试验幸运的存活下来的猴子）。猴笼后面是一个院子，院子里有两排房子，房子中间放着不少花盆、盆景，穿过这个院子，就来到了小湖前往右走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座小桥，往左走则是湖的北岸，沿湖有小径，这里除了有垂柳，还有十几棵高大的樟树。
到上海的第二天中午，我站在军工村那个临时宿舍的窗前朝外张望，看到一条小河（就是虬江），对面的河堤上树木葳蕤，几个穿军装、戴军帽、显然是二军大的男孩子拿着弹弓、蹑手蹑脚、鬼鬼祟祟的在树丛中穿行，看得出是在打鸟，不过那会儿我还不知道那是个什么所在。那些男孩子后来可能都去了西安，或许他们在某一个梦境里，会重新回到这个带给他们许多快乐的小花园吧？
对岸那个地方勾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所以过了几天、在我们对院子里的环境稍有熟悉以后，我就跟几个伙伴前往那里探秘。第一次进小花园的过程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在一座小桥下面看到的一条长长的灰白色的蛇蜕把我们吓了一条却没有忘记。
小花园后来就成了我们的乐园，我们在那里打鸟（请爱鸟人士谅解，那会儿没有人与动物和谐共存的概念）、玩“官兵抓强盗”，女孩子在那里采摘野花野菜，爱好学习的则在那里背英语单词，最开心的就是夏天在花园的小湖里游泳。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初期，花园的湖水虽不清澈，却也是碧绿的。一到夏天，东村、兰花村等地的男孩子就会来到这里，找个灌木丛换上游泳裤，然后“扑通”一声跳下水去。那时的湖心岛只有游泳才能上去，所以在适宜游泳的时光，湖心亭的栏杆上经常会坐着一排晒得黧黑、浑身湿漉漉的少年，少数人还叼着烟。晒了一会儿太阳以后，就会有个跳水好手站在栏杆上，身上洒满午后的阳光，稍微定一定神以后，纵身一跃，然后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一头扎进水中，赢得一片喝彩。那时难度最高的是跳“燕”式，即起跳后先平展双臂，整个人呈“十”字状，到达顶点后立即收腹，将双手并拢前伸，身体先向下，下肢保持水平与身体构成 90 °角，然后再将下肢伸直，整个人笔直的插入水中。这种跳法对腹部肌肉的要求很高，否则就做不好这个姿势，整个人会如同一块木板一样平平实实的摔在水面上，招致一片哄笑。还有一种玩命的跳水法叫反跳：跳水者背对水面，跃起后双臂前伸，身体绷直，以一定的角度入水。这种跳法不需要太多的技巧，只需要勇气。在正规的游泳池里，这两种跳水都是禁止的，所以这也是小花园这个天然游泳池如此受欢迎的原因。而一些不会跳水或者是年龄小一些的孩子就用最简单的方式“跳桩”――笔直的落进水里。
在小花园里游泳，没有救生员，湖水也没有任何的消毒处理，奇怪的是那里却从来没有发生溺水事件，也没有听说哪个人的眼睛发炎了。不过仅仅几年以后，随着虬江污染的日益严重，小花园的湖水也变得浑浊了，游完泳上岸以后身上会糊着一层细细的叫不出名字的水生植物，嘴上更像长了胡子一样，这时也就没有人到那里游泳了。
大约在我上高中以后，小花园因缺少维护已经开始荒芜。到那里去玩的孩子渐渐稀少，而象我这样年龄的一些人则将其作为聚集地，尤其到了夜晚，那里漆黑一片，是一些吸烟青年最好的隐蔽所。有时走进去，只见这里那里点点星火闪烁，就是那些人在过烟瘾呢。
七医大回重庆以后，我们这些留在上海的子弟的住房一再调整，最后东村的一些男生全部集中到小花园附近的长海医院招待所居住，与小花园更近了，但那时自己已经参加工作，全无当年在花园里无忧无虑玩耍的那种心情。后来我搬离大院 8 年后又在二军大工作了一段时间，有时还在长海医院招待所的那间小屋子住一住，上、下班途中经过小花园时还经常在里面走走，尽管它的景色依旧，当年那些同伴却已经各奔前程、云散烟消。
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二军大为了解决住房稀缺的问题，通过置换，将大操场“卖”给了地方上的一家开发商，在那里建起了多栋高层建筑（其中一部分住房分给了二军大）。后来又由于上海城市建设的需要，以原来大学以及长海医院那条大道为基础的名为中原路的道路将第二军医大学和长海医院一分为二，昔日宁静整洁的林荫大道变成了车水马龙、喧嚣繁杂的交通干道，那些茂密高大的树木不知所终。而那个曾经是我们“乐园”的小花园如今已是凋零残旧、面目全非，实在令人扼腕叹惜！
五、校园外面的世界
与我们刚到上海的 1969 年相比， 40 多年的时光流逝，上海的变化绝对是沧海桑田。仅仅是第二军医大学（包括长海医院）、五角场这一带，就已经面貌全非，估计一个 30 岁以下的人都回忆不起当年的五角场一带是什么模样儿了。
1969 年时，第二军医大学校园（包括长海医院，不含校园外的家属区），大致是在这样的范围内。南面：翔殷路；东面：沈家巷、五角场公社农田；北面长海路、五角场公社农田；西面：五角场公社农田、海研所。
先说南面的情况。翔殷路西起五角场，东至军工路，公交车大约有 4 站（浣纱浜、兰花村、明朗桥、翔殷路桥）。那时的翔殷路很窄，柏油路面只有两车道，人行道是土路，但行道树很有特色，两棵墨绿色的柏树夹一棵绿色的柳树，远远望去，颜色深深浅浅，十分好看。
从五角场开始，翔殷路和宁国北路（如今的黄兴路）之间是空政干校的办公楼，这栋办公楼的外立面很有特色，很多地方用黄色的耐火砖做装饰，感觉风格和上海大厦有些象。建造年代不祥，估计也是 1940 年代日本人建造的。这栋楼已经在前几年五角场的大改造中被拆除、永远的消失了，报纸上曾经有一篇文章谈到此事，认为这样一栋有历史意义的建筑没有保留下来很可惜。空政干校的围墙外面就是一大片菜田和一个小村落（现在这里是翔殷电影院、繁华酒家和邮电局）。空政干校对面、翔殷路北侧是一片居民区和上海钢丝厂。到国和路路口，有一条道路向南穿过菜田，通往上海拖拉机厂（就是现在的国定东路）。过这个路口，翔殷路的南边是某企业的仓库，路北是五角场放映站（因为是宝山县的五角场镇，所以不是电影院，很破旧。一度叫“红星”放映站）和二医大的海医系（据说放映站原来就是海医系的礼堂）。再往东，路南是梅花村，路北是三院。三院东面是大学的木工房、几家企业的仓库。这里有一条小路，向北通往盘山路（盘山路东端就是大学西门），南边就是梅花村大门。这个十字路口一段时间里频发交通事故，有一次是一辆运载三卷薄钢板的卡车，因急刹车避让一辆从小路里窜出来的自行车，没有绑好钢板卷的因惯性前冲将驾驶室压扁，司机（据说才结婚几个月）当场毙命。我经过事故现场时钢板卷已经吊起，司机也不在了，但驾驶室的踏板上和地上满是凝固的血迹，触目惊心。梅花村可能是当年二医大最大的一个家属区了，但房子很破旧，多为红砖墙面的平房和少量的楼房，主要居住大学训练部、校务部和长征医院的人员。其东面是农田和一个小村子，一条小路从翔殷路穿过农田进入小村子，村子里有一条小河，估计就是浣纱浜了。这里也就是浣纱浜大队。村口矗立着一株大树（忘了是什么树了，不是槐树就是银杏），树上有一个很大的鸟巢（从来没有看见里面有过鸟）。很多年的时间里，这棵树是这里的一个地标，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它。过了这片菜地就是兰花村。而在路北，是海研所和二医大校园。沿着大学的围墙依次是 369 教研室、风雨操场、印刷所、冰库、大门、警通连、小河、东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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