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樵夫：当年故事——话说高滩岩小学
当年故事——话说高滩岩小学
作者：巴尔樵夫
不久前，国产歼— 15 舰载机在“辽宁”号航母上成功起降的消息，令国人欢欣鼓舞，但随即又传来噩耗：该项目的总负责人罗阳在实验成功后猝死。
原来我们对他毫不了解，直到他去世后才知道他的身世，原来他跟我一样，也是军医大学子弟，区别只是他是第四军医大学的，我是第七军医大学的。 1969 年 10 月，我随父母去上海，他随父母来重庆。而且，他也在我读过书的高滩岩小学上学，跟我算是小学校友。他的班主任张老师，很可能也曾经是我的班主任。
这些事，让我有了说说当年高滩岩小学的冲动。
要说当年的高滩岩小学，必须先说一说当年的高滩岩。
高滩岩所处的位置在当时的重庆算是比较偏远的，距最近的商业区――沙坪坝、小龙坎还有几公里，一条公路由小龙坎向南、过了石碾盘、天星桥以后就到了高滩岩，从这条公路再向南，经过凤鸣山、新桥，沿山路盘旋而上，就是歌乐山上的山洞、歌乐山镇，还有白市驿机场。石碾盘到天星桥之间，公路两边排列着一些简陋的房舍，更多的则是山坡、农田，还有零星散布于田野间的农舍，一派丘陵地区的田野风光。
高滩岩正街上有邮局、银行、书店、粮店、肉铺、照相馆、杂货店等几家小铺子，可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沿路还有不少民房（居民中有些是在第七军医大学和西南医院工作的工人及其家眷），那些房屋一律矮小灰暗，肮脏破旧，不知道建造于何年何月，我们就在这个小镇上生活了十几年。 2003 年冬天，我在阔别高滩岩 20 多年后再度来到了那里，重庆的变化很大，但高滩岩却还保留着当年的风貌，那些破房子居然都还在，包括那家卖肉的小铺子，不过高滩岩小学却不复当年那番景象，教学楼是高滩岩街上最漂亮的一栋建筑，跟上海的小学相比毫不逊色，而且校门前挂了许多的铜牌，令人欣慰。
当然高滩岩并非一无是处。在我们所住的那个部队家属区的西面，隔着一道山沟，就是绵亘起伏、终年苍翠、却因“臭名昭著”的中美合作所而为世人所知的歌乐山。山沟里有一个水库，还有一道碧绿的我们称之为“小河沟”的小溪，那里是我们这个大院的孩子经常去玩耍（游泳、抓鱼、虾）的地方之一。小河沟西面的土坡上还有一条铁路，其南端通到中梁山煤矿，北边接到哪里就不知道了。偶有火车驶过，汽笛声、机车的喘息声惊天动地，也是令我们很感兴趣的事物。
山沟里还有一个采石场，偶尔会“放炮”炸石头，更多的时候听到的是工人们用榔头、凿子敲打石块儿传来的“叮当”声和工人们苍凉悠远的号子。十分悦耳动听。午休时，这些敲击声和号子很有催眠效果。
歌乐山南北走向，平均海拔 550 米－ 650 米，最高峰云顶的海拔高度为 680 米左右，绵延十数公里，终年苍翠。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当时的党国要人多住在歌乐山上，估计是因其茂密的林木使得日本人的飞机难以发现的缘故。但我在重庆生活的那些年，却一次也没有登上过歌乐山顶。夜晚，山上零星的灯和天上的星星混在一起，让人分不清哪是灯光，哪是星光。
重庆不下雪，但是天气特别寒冷的时候，歌乐山上会降下一点儿霜雪，那些黛色的松林间就会出现一些白色，冬天偶尔在刚从歌乐山上下来的一些卡车的帆布蓬顶上看到薄薄的一层雪，会令我们惊呼。
重庆多云雾，有雨的时候，一大片乌云将山头遮住。无雨时，有时能看到灰白色的云轻缓的从半山腰飘过（后来我看到一句民间预测气象的谚语“有雨山带帽，无雨半山腰”，就想到了在歌乐山看到的情景，确乎如此）。秋冬季节的早晨，遇到大雾，站在山坡边儿上看到的是一片混沌，山沟、远处的歌乐山都隐没在这浓重的大雾中，看久了这大雾，人会产生一种要往下跳的幻觉。临近中午，大雾开始消散，烟云蒸腾飞升的情景十分壮观。歌乐山从云雾中显露出来，有时候是偶露一会儿真容又被云雾遮住，有时候则露出山头颇似海上仙山。等到大雾彻底散尽，歌乐山完全呈现在眼前，宛如浴后一般清新。
紧邻大学家属区北端的山脚下，有一个看守所，里面还关押着犯人。在山坡上可以居高临下的看见这个看守所的全貌：高高的带铁丝网的青砖围墙里，是一排类似仓库那样、窗户很小的监舍。能看到有荷枪的军人站岗，但我始终没有看见过里面的犯人。听我母亲说他们有一个同事就因为什么事关押在里面。
我们家一度就住在那个看守所上面的山坡上。一到晚上，夜幕降临，山脚下一片漆黑。在那个“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犯人逃出来杀人”的妄想搞得住在这里的人都有些紧张。
接下来就是正题了
我的母校－－高滩岩小学，位于高滩岩下街东侧、军医大学与二宿舍（大学的一个家属区）之间，与西南医院内科病区及家属区隔着一条马路，我站在家门口就可以看到学校（那时我家住在医院五官科病房大楼的下面那一片家属区）。学校上、下课时由老师敲“钟”（一段吊在树枝上的铁轨）告之，“当当当”的“钟声”听了很多年。
小学位于一处凹地里，东北面的山坡较陡，上面是军医大学的围墙以及部分校舍，顺着一条田埂小道就可以走到大学的后门。西边是一个土坡，教室就建在土坡上，沿着一条长长的石阶，左右共有两排，坡底的平地上还有几排，调防来上海前，我 6 年级的最后一个学期就是在坡底的教室里读的。
校舍都是白墙黑瓦，外有走廊，十分简陋。桌椅破旧就不必说了，窗户上没有玻璃，墙壁都是竹片（重庆话是“篾片”）编结后外糊泥巴再刷上石灰，有些地方泥巴脱落、被学生抠成大洞，教室间相互可以窥视。教室里的地上也全是泥地。最近我才知道，高滩岩小学是 1950 年代初期建成的，才过了十几年，校舍就破旧成这般模样，可见使用的材料不怎么样。不过我刚上学不久，学校就建造了一座红砖的二层教学楼（我们称之为“新大楼”），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市区的七医大子弟学校“红星小学”撤消了、要与高滩岩小学合校、而高滩岩小学的校舍不够、由七医大出资建造的。新楼建成后显得十分气派，我们当时很羡慕那些在新楼里上课的学生，盼望着自己的班级也能进入那里的教室。
1965 年的夏天，家兄参加了高滩岩小学组织的夏令营，就住在新大楼里。尽管站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栋大楼，但每天吃过晚饭，家母还是要带着我到学校去看望家兄。有一次，在大楼前的斜坡上，家兄捧着“罐罐饭”边吃边回答家母的问题，腿上布满了蚊子叮咬的包，却还说在夏令营过得很愉快。“文革”开始后不久，新大楼被凤鸣山中学的一些学生成立的什么组织当作司令部而占据了一段时间。大约是在读四年级时，我们班终于在新大楼里待了半个学期，目睹了不少乱象。那时的新大楼已经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上课时楼里很不消停，不是学生和老师吵，就是学生和学生打。
学校里没有什么象样的设施，就是坡底的一小块平地作为操场，还有一个砖砌的破台子，用于全校性的大型活动。几排校舍之间的空地上砌着一些石台子，就算是乒乓球桌。在新大楼旁边还有半个篮球场，一个篮球架，在那里活动的基本上都是从红星小学来的那些比我们高两、三年纪的大学子弟。“文革”前，还有体育课，有老师带着活动。后来，课间活动（包括体育课）基本就是任学生在空地上自由发挥，奇怪的是也没见哪个学生摔得头破血流。
厕所在校区东侧（就在通往大学后门的那条小路边），无人打扫，也没有自来水冲，一到夏天，白花花的肥蛆满地爬，臭气熏天，全靠附近的农民经常来挑粪才没让里面的粪便溢出来。我就在那个厕所里从来自农村的同学那里学会了一句谚语：“茅司打挤要落雨”。
那时最怕的就是下雨，因为一下雨学校里的土坡就变成了一道道“鬼门关”，不知有多少学生在这些坡上滑倒，滚了一身的稀泥，回家还要挨打（因为母亲要给他换衣服，洗了还干不了）。每逢下雨天，几处最“险要”的地方就有一群学生胆战心惊、小心翼翼的上下，要是突然传出一阵大笑，那必定是有人滑倒了，要是有人尖叫，那就是有某个女娃儿差点滑倒而被同学拉住了，还有人刚刚笑完别人自己又滚在了泥水中。走那段路被称之为“考溜冰大学”，如果能平安通过，就是“考”上了。
如果有哪个学生穿着可以防泥防水的橡胶雨鞋，遇到泥地或浅水坑、别人需要绕行时，他却可以昂然通过，会引来旁人羡慕的目光。但他们一得意也容易出事，在水坑、溪水里洗雨鞋或者玩水时，一不留神让水灌了满满一鞋筒，有的干脆踩进深水坑里弄成个落汤鸡。
高滩岩的街上经常出现运送货物的马车，车轮与车轴摩擦时发出的“吱吱扭纽”的声音，听上去别有韵味。和四川人一样，川马体型较小，速度不快，但耐力很好，常常是一、两匹马拉着满满一车的货物在路上缓缓行进。上坡时，那些马的头几乎都要碰到地面，嘴角上挂着白沫，鼻子里发出沉重的喘息，身上淌着一道道的汗珠，但还是在车夫的吆喝与“啪啪”的鞭声中奋力前进。
我们在上学或放学的途中遇到马车时，总喜欢溜到车尾，乘车夫不注意攀上去搭一段“顺风车”，尽管只有几十米的距离，却也觉得很有意思。车夫对此非常愤怒，因为马已经是重荷了，我们再爬上去就更加重了负担（有时候一辆马车上会吊着 3 、 4 个，加起来也有一、两百斤了），于是他们一到我们学校这段路上就提高警惕，加强观察，从我们身边经过时常用怒目而视的方式吓阻（连马也斜睨着我们）。一旦发现有人吊车，轻则叱骂，重则挥鞭抽击。在双方博弈的过程中，互相都发明了新战术：我们先是故意装出对马车不感兴趣的样子，然后由一、两个人待马车经过以后偷偷的溜到马车后面，俯下身子，紧跑两步爬上去，走一段路再下来。但很快这一招就不灵了，有些车夫看也不看就能发现有人在吊车，头也不回的就朝后面一挥鞭子，那响鞭简直跟打枪一样，趴在车上的人刚刚还在得意，这时吓得纷纷从车上跌落下来，连滚带爬的逃命，有人不幸就被鞭子在脸上抽出一道血痕。从那以后，爬马车的事就少了。那时觉得那些车夫实在了得，现在想来他们一定是通过发现马车行进的速度突然变慢来判断后面是否有人在吊车的。
要说说我的那些同学们
有一阵我们流行利用课间休息时间，跑到土坡边上潜伏，效仿游击队袭击敌人的军车，只不过武器是一块破镜子，战法是用镜子反射阳光去照过往车辆司机的眼睛。被照到的司机，眼睛发花，往往都会赶忙减速或停车，接下来就是寻找光源，这时我们就伏下身子隐蔽，司机找不到“敌人”，破口大骂了几句就走了。
有一天课间休息结束时，我们班上一个姓董的男生慌慌张张的跑进了教室，也不说发生了什么事。老师刚要上课，只见一个中年汉子满脸怒容的冲到我们教室门前，大叫“龟儿子给老子滚出来！”我们被他搞得莫名其妙，老师急忙上前了解情况。原来那汉子是个卡车司机，刚才被人用镜子反射阳光照花了眼睛，险些出车祸。他停下车来追赶肇事者，看见那个小子跑进了我们这间教室。老师听罢，也怒了，转身对着我们喝问：“是哪个？站起来！”我们已经猜到是谁了，都望着董同学，董同学脸涨得通红，但还故作镇静，却又不敢与那汉子对视，终于被老师识破，被点名叫了出去。那汉子抬手就要“教育”董同学，被老师极力劝住。老师一个劲儿的说着好话，又让董同学赶紧认错、陪不是，董同学已经吓傻了，哆哆嗦嗦、结结巴巴的道了歉，请求原谅。那汉子总算控制住了自己，只是劈头盖脑的将老师和董同学一通臭骂，并警告董同学下回再这样就把他“打烂”，然后便扬长而去。汉子走了以后，老师和董同学回到教室里。刚才挨了汉子的辱骂，老师也很窝火，于是董同学又挨了一顿严厉的训斥。这件事让他蔫了好几天，我们的“伏击”也就此终止了。
去过高滩岩的人一定晓得，那里只有一条道路，地图上的名称叫“高滩岩正街”，不过那里的居民根据地形，将这条路分为“上街”和“下街”两段，上街是从第三军医大学（以前是第七）老大门开始，到西南医院原内科病区大门（已封闭多年，但我们还依稀能找到原址，大致对应的是西南医院文体中心那栋楼），下街是从这里开始，到这条路最南端拐 90 度弯的那个地方。上街坡度相对平缓，下街的坡度较大，上坡有点儿吃力，以前马车到了这里，车夫最恨的就是马儿已经很累了，我们这些千翻儿小崽儿还要去吊在马车后头，给马儿增加负担。
高滩岩正街的居民中，有部分是七医大和西南医院的职工，所以我的同学中，有几位的父母与我的父母，其实还是同事，但他们不是军人，所以没有住在大院里头。班上有一位家住下街、名叫张连生的男生，皮肤黝黑，人也很瘦，两只黑亮的眼睛略有些凹陷，他属于比较老实木纳的那一类娃儿，没有他欺负别人的记忆，也没有别人欺负他的记忆，如果不是因为一件事，他或许会从我的记忆中彻底消失。
有一天上午的第一节课，张连生没有来。那时班上部分工农子弟的学习成绩并不优秀，张连生是其中之一，不过那时“文革”还未开始，不请假就不来属于旷课，还是有些胆大妄为的，不过因为他本身就是个普通学生，所以老师和我们也没有在意。
课上到一半的时候，张连生出现在教室门口（我们班那时在学校最底下那排唯一呈东西向的教室里），大家的目光都注视着他，老师也盯着他，他却一声不吭，径直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从书包中把课本拿出来。老师有些不高兴了：“张连生，你啷个回事，为啥子迟到？”张连生端坐在那里，低着头，仍然不说话，有同学在小声的笑。老师提高了嗓门：“张连生，我说话你听到没得？”张连生依然沉默。这时，教室里一片安静，我和几位平时比较调皮的男生互相交换眼色，等待着看一场好戏，这时不知是哪位也住在下街的男生轻声说道：“他爸爸今天早上被牛顶死了。”他的声音很轻，我们听来却如雷鸣一般，所有人都惊呆了，包括老师，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张连生的脸上，但他居然还是不说一句话、雕塑般的坐在那里，只是眼眶中隐隐有些湿润的东西在闪动。
七医大曾经有一座内部奶牛场，位置在凤鸣山的山坡上（旁边是印刷所），我们小时候喝的牛奶，都是来自这座奶牛场，我曾经到那里去玩过一次。“文革”前，这座奶牛场就关闭了，大约是因为军队不能搞特殊化，从那以后直到调防去上海，我们就没有喝到过牛奶。如今那里已经找不到奶牛场的痕迹了。张连生的父亲就是奶牛场的职工，那天早晨，在将一批奶牛运出奶牛场的过程中，不知怎么发生了意外，被牛角顶到，被立即送往西南医院抢救，但还是死了。
一个十岁左右的娃儿，突然遭遇丧父之变，目睹母亲凄惨悲怆的哭喊，以及对今后生活的茫然，对内心造成的冲击有多么巨大，可想而知，但今天回忆起来，张连生的表现，更令我震撼。我对他的记忆，就只有这个片段，以及他那张黑瘦的脸、黑亮而凹陷的眼睛，和雕塑一般坐在座位上的样子。
高滩岩小学虽破旧，但“文革”之前至少教学正常，秩序井然，老师有着无上的尊严，学生也认认真真的学习，稍有调皮捣蛋，轻则被叫去办公室训话，重则被老师上门“家访”（实乃告状），遇上脾气暴躁的家长，男生就少不了受皮肉之苦。鄙人在小学一、二年级时尚可，虽不算品学兼优，也还是个合格的学生，记忆中还戴过少先队小队长的牌牌。虽然如此，却总因天性难以释放而倍感压抑，对上学深恶痛绝却又莫可奈何。那时的我十分痛苦，最盼望的一件事就是快点结束学生生涯。在这样的心态下指望我天天向上是不可能的，差不多在二年级下半学期后情况发生变化，渐渐成了老师眼中的坏学生之一。
“文革”初期，小学受到的波及还不大，天天照常上课。但毕竟处在那样的社会大环境下，也不可能不受影响。
随着形势的发展，从我们学校毕业出去、现在已是中学生的一些红卫兵忽然“杀回母校闹革命”来了，原先相对平静的校园登时热闹起来，大字报、大标语也贴得到处都是，经常有老师遭到揪斗、批判。
有一天在学校里，迎面闹闹嚷嚷的来了一群人，走近以后我惊讶的发现那个挂着大牌子、戴着高帽子在游街示众的居然是我们的校长！校长姓余，中年女性，短发，个子矮小，有点酒糟鼻子，平时不苟言笑，十分严肃。我那时已经因经常违反课堂纪律而小有名气。家兄和我同校，比我高两个年级，在老师中的口碑不错，结果有一次余校长在学校里遇到我，得知我是×××的弟弟后，便当众教育我好好向家兄学习，弄得我满脸燥热，很没面子，因此怀恨在心，但也只能怀恨在心，做不了别的。此刻看到余校长被揪斗、还喊着打到自己的口号、先前的威严荡然无存，我和其它学生一起跟着人群走，还喊了几声口号，有一种实施了报复的快感。但看到她被那些比她小二十多岁学生们推推搡搡，披头散发，跌跌撞撞，还有学生从地上捡起小石子儿扔在她身上时，我忽然又有些恐惧，担心她会死去（那时经常发生揪斗对象被打死的事）。不过她没有被打死，后来还是校长，只是谦和了许多，再也没看到她批评学生了。
还有一幕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很清楚（具体的日期记不清了，应该是在 1966 年下半年的某一天）：那天我们照常去学校上课，第一节课的钟声响过以后，我们的班主任程老师空着手走进了教室，令我们感到十分诧异。程老师站在讲台上，沉吟了一会儿，面色凝重的说：同学们，因为老师要参加“文化大革命”，所以学校从今天开始停课，哪一天开学现在不晓得，到时候会通知大家，等一下大家就可以回家了。
听了她的话，大家先是发愣，明白过来后，不禁喜笑颜开，七手八脚的把书本、文具盒之类的东西塞进书包，坐等下课。少顷，钟声响起，几个男生率先推开教室的门，欢呼着冲了出去。其它的班级也是如此，刚刚还一片宁静的校园，一下子变得象被捅翻了的马蜂窝，各年级的学生们“噢－噢－”的尖叫着往外跑：刚刚放完暑假没多久，又停课了，连家庭作业都没有，可以理直气壮、肆无忌惮的耍个够，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是太好了！跑到坡上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只见几个老师默默的低头走在已经空空荡荡的校园里，往日那股神气活现的劲头不知跑哪儿去了。
转自《巴山夜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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