帅好：大饥荒时代，画家在干什么？
大饥荒时代，画家在干什么？
－－作者：帅好
黄胄，《谈心》
纸上江山
1959 年秋天，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北京举办了李可染水墨山水写生画展，命名“江山如此多娇”。
与画展一同翩然起舞的，还有中国文化部从各地调来的二十几个剧种、几十个剧团和北京文艺团体，从 9 月 21 日到 10 月 10 日，献礼演出戏剧、音乐、舞蹈、曲艺、杂技、木偶等。
从这一年开始或者更早， 52 岁，且以“为祖国山水立传”为帜的画家李可染，已经登上了“爱国李家山水画”的旅程。
他在当年《美术》杂志上撰文表达：“山水画是对祖国、对家乡的歌颂，－－‘江山如此多娇’，中国人的‘江山’、‘河山’一词都是代表祖国的意思。”
“画画不单是依靠‘视觉’、‘知觉’，更重要的是还必须画‘所想’，由‘所见’，推移到‘所知’、‘所想’”，即在个性中体现共性。“
“由‘所见’，推移到‘所知’、‘所想’”，看来这是一个既辩证又唯物主义的艺术哲学。然而，下面的很多事实，将会说明这个理论中，备受追捧的观点是如何不诚实。
清华大学教授王鲁湘曾说，“闭着眼睛所能清晰观想的李家山水，却又总是那么几个经典意境：杏花春雨、漓江胜景、峡江帆影、黄山烟云、井冈雄姿、幽谷鸣泉、万山红遍……由景而升华为境，就是‘采一炼十’的美学目标。”
如此美妙的人间仙境，如果说给健忘的国人、没有经历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无疑既卖座又叫好，还不会触及任何现实暗礁和限制。但是，“当数百万人在一次饥荒中死去，我们就很难不去思考，有些极其罪恶的事正在发生。”
阿玛蒂亚·森的这个难以抑制的“思考”，就是本文“公共行为”的支点之一。
森所倡导的公共行为，包括国家活动和民众的社会行为。双方不仅合作，还有对抗。就个人而言，关注他人生活，帮助同胞渡过难关，就是积极参与公共行为。记者、党派、团体、艺术家、救济机构以及民间活动家，都是百年来经常冲在一线的群体。这是属于人的基本责任，以及来自共享人性的召唤。
“如此多娇”这座“纸上的江山”，带着幽谷、烟云、雄姿、杏花春雨等经典意境，分别在上海、天津、南京等八大城市轮番展示。那么， 1959 年的中国江山到底如何？
人间家园
在北京， 1959 年 4 月 6 日，国务院秘书厅汇总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报告； 4 月 9 日，又送上 15 省春荒情况统计报告，说有 2517 万人无饭吃。
年底，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全国电话会议上强调：“省里饿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时任贵州省粮食厅副厅长王民三回忆说，上级要求保北京，已经饿死人的贵州，被迫调一亿斤粮到北京。
在武汉， 1959 年 1 月，武汉市只剩下够用一天的存粮，为了救急，把从四川运往上海的粮食扣了。
4 月底，老家人给湖北浠水中学学生杨继绳捎话回家。杨继绳当即请假，领取了停火三天的 3 斤大米。回到乡下，眼前的景象让他震惊：仅隔两个月的光景，门前的榆树没有皮，地下的根也刨光了，没有狗叫，没有鸡跑。皮包骨的父亲，此刻已不能咽下杨继绳用带回的米熬制的粥。三天之后与世长辞。
在广州， 1959 年 1 月 27 日，广东省委赵紫阳报告了雷南县干部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目前农村粮食紧张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造成的。要求对拒不交待的瞒产干部，给予处分，甚至法办。毛泽东对此批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在南京，全省从 1 月开始，邳县、新沂等地出现农民向邻省逃荒；一些地区出现严重死亡，其中宝应死亡 35391 人，高淳饿死近 2 万人。
在上海， 1958 年 6 、 7 月间，上海市奉贤县提出“用杀人之心搞生产”，全县范围内发生捆绑吊打，乱斗乱关乱罚等现象，造成 960 人死亡。在兴修水利时，将全县农家 9000 多台织布机拆掉，连社员的门板窗、地板、板壁也要拆走，还挖掘墓地里 8000 多具棺材。
四川省的饥饿，从 1958 年到 1962 年，历时四年，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份。人口死亡约在 1000 万左右，是全国连续四年人口负增长的唯一省份。
时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廖伯康说：省委书记李井泉住在重庆潘家坪招待所的时候，几乎每天吃了晚饭先看电影，再打桥牌，或者先看戏再跳舞。看电影是专场，看戏是堂会。跳舞、打牌到凌晨再吃夜宵。
在西安，大饥荒期间陕西非正常死亡人口为 18.7 万人。之所以死亡人口少，人口学家曹树基认为，可能与近百年来陕、晋发生过饥荒有关，这些地区民间重视、珍惜粮食，成功化解了政府的高压。
在天津，市委 1959 年 6 月送上庐山会议的材料表明，各区党员比较一致否定大跃进，对大办钢铁、人民公社提出怀疑和指责。蓟县在 1960-1962 年间食物中毒 2672 人，死亡 60 人。武清县 1960 年 4 月食物中毒 5252 人，死亡 40 人。
1959 年上述八大城市，至少有五个在为毛泽东修建别墅或宾馆。中央政府用 10 个月时间，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采用人海战术，坚定地完成了北京十大国庆工程，包含博物馆、宾馆、会堂等。 1959 年 9 月 25 日，人民日报以《大跃进的产儿》为题发表社论，盛赞这些建筑“是我国建筑史上的创举”；在 21 世纪，十大国庆工程仍被誉为“镌刻着共和国的气魄与胸怀”的“丰碑”。确实，这些金光四射的建筑目前依旧结实耐用，但在饥荒中与民争食的特征，还是被强制性地处于遗忘状态。
爱尔兰饥荒与画家
按民间传统，爱尔兰把荒年称为屠杀年
18 世纪中期，爱尔兰一次饥荒导致约 240 万人死亡。爱尔兰民间传统，把饥饿的 1741 年称为屠杀年。英国国家社科院院士彼得·格雷评价说，“然而，这次灾难几乎已经被遗忘了，在该世纪末（指 18 世纪末－－编者注），饥荒没有被看作是政治范畴，而后长期的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加速了这种遗忘。”
被马铃薯安全喂养了近百年的爱尔兰人，谁也没有料到， 1845 年 9 月，马铃薯霜霉真菌出现在东部，首先攻击叶和茎，接着攻击地下根块；一个月内蔓延到爱尔兰西部。
画家达尼埃尔·麦克唐纳， 1847 年绘制了油画《爱尔兰出现马铃薯霜霉毒病》。画面上夕阳正浓，一位中年农民目光呆滞、表情惊诧，裤腿挽露坐在一堆马铃薯旁，仿佛在追问：这外表好看的土豆怎么里面会腐烂了？目前此画收藏在都柏林大学。
当时植物学家作出“马铃薯灾害是爱尔兰潮湿的气候及夏天的湿度造成”的错误判断， 1848 年病害卷土重来，马铃薯的产量损失一半。
这次饥荒暴露出严重的政治问题：“在爱尔兰人死于饥饿时，大量粮食却被从爱尔兰出口到英格兰。在英格兰与爱尔兰漫长而频繁的历史纷争中，还从未出现过招致如此愤怒、使两国人民如此怨恨的事件。”
最近的研究表明，除去移民，爱尔兰饥荒中死去约 110 万人。这个数字接近曹树基计算的中国甘肃省 1959 － 1961 年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
抵制严重饥荒的公共行为，不是一个施舍或者仁慈的再分配－－爱尔兰的画家，以自己的才华，通过有效的方式勇敢地闯入每一个可以实施人道、批判、救济的角落。许多人在挨饿，一个人怎能独自在温泉别墅享受绘画－－漠视他人生存现状的自私从来就不含美。
仅就《爱尔兰大饥荒》一书提供的资料，统计分析：
涉及的画种有黑白版画、彩色石版画、速写、漫画、水彩画、木雕和油画。数量约计 120 幅。
作品时间跨度，从灾害发生的 1845 年 11 月 22 日《泰晤士画报》，到 1900 年 4 月《自由爱尔兰》的封面。跨度为 55 年。
参与大饥荒创作、披露甚至报道的画家，在 80 － 100 名之间。
爱尔兰画家为大饥荒留下形象的见证。图为反映爱尔兰饥荒时期生活的画作之一。
艺术家詹姆斯·马奥尼， 1847 年 1 月参观了斯基柏林地区，遂从 2 月 20 日开始在《伦敦新闻画报》上，发表了大量速写和笔记，向公众展示饥荒的可怕：“任何羽毛笔、任何铅笔都无法描绘出斯基柏林的恐怖，在这里我看到垂死者、活着的人，一个挨一个横陈在冰冷大地上的死者，将他们隔开的只有他们褴褛的衣衫。”
他的速写展示这样的景象：在卡尔拉一对瘦骨嶙峋、破衣烂衫的男女青年，在已经收走土豆的土地挖掘找食；在迷尼恩斯村，石板搭成的茅草窝孤独空寂，野狗在村中吞食尸体……
画家艾尔斯金·尼克尔，从 1851 年画出第一幅《爱尔兰一家在窝棚中的景象》水彩画开始，到 1871 年画出《爱尔兰移民抵达利物浦》， 20 余年连续关注饥荒相关生活，颂扬人性的尊严，谴责人性的堕落与地主、警察的残暴。他连续创作《车站中的爱尔兰移民》、《出发前》、《回国后》等四幅大画，描绘移民生存现状。
尚未找到移民途径的农民，受到地主驱逐。艾尔斯金·尼克尔绘制的《驱逐》，现藏爱尔兰国家画廊。画面 1/3 背景风起云涌，一束阳光从乌云缝里投射在刚离开被拆家园的一家七口人头顶上。过了 8 年，艾尔斯金·尼克尔又创作了《驱逐布告》，把地主、警察也一并拉入画面，更深刻地表现驱逐制度的残酷和血腥，把罪恶定格在历史中供后人批判和思索。
20 年内执著创作 9 幅饥荒题材的巨幅画作，画家尼克尔的洞察力、人格魅力随着他天才的绘画才能，与坚持反饥荒社会行为的良善美德并行到今天。
还有著名画家乔治·弗雷德里克·瓦茨，为了表达自己对他所处时代的贫穷和不公的愤懑， 1849 － 1850 ，两年内创作出《爱尔兰大饥荒》系列作品四部，以艺术表现道德思想，“用线条和色彩的崇高去严肃地影响人的心灵”。
在人类的美德面前，艺术无禁区；但艺术也有禁区，就是绝不为专制或者邪恶歌唱。画家的职责仿佛就是和媒体配合监督政府、批判政府官员。
爱尔兰饥荒时期，画家心手不相欺，批判并寻找饥荒的原因，成就一种善，一种大美，实现对艺术伦理、理性和德行的最大尊重。
例如，饥荒初期《泰晤士画报》的版画《部长的梦》讽刺英国首相皮尔把爱尔兰的饥荒和积弊，归结为其社会落后；后来，漫画《播种计划》又讽刺新首相鲁塞尔通过移民和基建的“远水”，来解决饥荒的“近渴”。
这样的版画批评，促进了公众在饥荒中的自身的觉醒，以及对饥荒引发变革的理解。
从绘画内容来看，除上面提到的饥荒惨状、移民、饥荒引起的社会失衡外，还展现了宗教纷争、政局动荡、地主专横，以及政府腐败、救济不力、司法问题、驱逐制度、集会起事、造反失败、逃亡、死亡等，几乎涉及到饥荒的各个层面。
通过各新闻媒体及时跟进，版画、漫画如同图片新闻，广泛引人关注；而稍后跟进的油画、水彩画、彩色石版画等，就像深度报道、专题研究，某些作品得以成为经典，进入大学、博物馆为大众观瞻。
爱尔兰画家们不仅自觉为饿殍招魂，而且为大饥荒留下更为形象的见证，为提升人类心灵潜在的高尚，画下不朽。
爱尔兰画家为大饥荒留下形象的见证。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场一百多万爱尔兰人死亡、两百多万流落异国的饥荒之后，爱尔兰人痛定思痛，掀起此起彼伏的独立和改革浪潮。爱尔兰 1922 年成为自由平等民主国家。此时，距离饥荒过去 72 年。
大饥荒中的中国画家
1959 年 1 月， 55 岁的画家傅抱石，在《美术》杂志发表《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宣布中国画找到了新的创作方法，即党的领导、画家、群众三结合的办法。
关于党对画家创作事业的领导，傅抱石的文字姿态低到谦卑－－“当领导同志为我们的创作反复推敲、又高兴又婉转地提出意见，特别指出某部分的缺点时候，真是令人激动又令人佩服。当我们经营某一主题，如《人民公社食堂》而遭遇困难无法解决的时候，领导同志既谦逊而又极其中肯的讲话，帮助我们打开了思路，解决了问题；又当我们紧张、愉快地完成了初稿时，我们自己也知道还存在很多问题，而我们听到的却是鼓励，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年 6 月，傅抱石应湖南人民出版社邀请去韶山写生，出版社安排本社编辑一名、省群艺馆长及本省画家一名陪同。路经湘潭，湘潭地委书记亲自前往宾馆看望，增派两名湘潭日报的摄影记者作为向导和导游。傅创作了《韶山全景图》、《韶山组画》。
1959 年比傅抱石小三岁的李可染有如下年度计划：（ 1 ）风景画，继续写生。内容为美丽河山、城市风景、新的事物、农村、工业风景。（ 2 ）人物画，素描练习、水墨、色彩。（ 3 ）外地写生，武汉、湖南农村、长沙、桂林、阳朔。 3 － 5 个月。（ 4 ）在颐和园写生 1 个月；长城 5 天；北京城 1 个月，地点北海、中山公园、文化宫、故宫、天坛、碧云寺、胡同、大街等。
春天，他前去桂林写生，创作了《象鼻山南望》、《桂林山水》等 20 余幅水墨画。
王鲁湘几十年后评价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系统深入地外出写生……不仅画‘所见’，而且画‘所知’，‘所想’，从最近处一排屋舍到最远处一排山影，多至 26 层，画出的不仅是他见到的桂林，而且是他知道的桂林，想象的桂林。”
返回北京后，李可染根据毛泽东诗词《清平乐·六盘山》创作国画《六盘山》。陈湘波认为：李可染一改在写生中的一边一角的小景风情，高山峻岭的蜿蜒山道上，以不尽的红军队伍，表现了“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的主题，这张作品可以说是李可染山水艺术风格的形成标志。
“大跃进”后的李可染，绝不仅仅画“所见”，更要画“所知”，“所想”，宣传红色江山－－“我们作山水画，就是为祖国河山树碑立传”。
但李可染似乎从来没有“见过、想过”以下情况，也没有对此“知过”。在画家的视觉、知觉、思觉里，那个年代饥荒从来没有存在过。
1960 年，据官方人口数据，广西是全国 12 个人口负增长的的省份（ -10.06 ‰）；死亡率超过 20 ‰的县市有 72 个，环江县的死亡率为 131.66 ‰。三年期间整个广西非正常死亡，为 93.1 万人。
而桂林好像画家的天堂、诗人的梦乡。
诗人贺敬之，此时写下了极其著名的《桂林山水歌》；画家叶浅予创作了《桂林山水》、《荷花舞》等超脱题材作品。
事实上，桂林的情况并不妙。
1959 ～ 1961 年，市区年均死亡率为 15.04 ‰，比 1965 ～ 1979 年 14 年间的年均死亡率 5.12 ‰高出近两倍。 1961 年 1 月 17 日， 227 个单位 6768 人在大搞代食品运动中吃野山薯中毒，其中较重的 1211 人， 928 人住院治疗， 5 人死亡。
据王民三老人回忆，饥荒期间，省际间农民相互外逃的特别多。其日记中记载最后一次省际逃亡潮时间为 1973 年 2 月 25 日。流入贵州的，一般来自广西、湖南和四川。
1959 年 10 月，捷克为庆祝中国国庆 10 周年，在布拉格举办了“李可染画展”。
1959 年，在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广东画家杨之光的巨幅国画《雪夜送饭》、蒋正鸿的木刻《新城市》获金奖。莱比锡国际书籍艺术展览会版画比赛中，吴凡的《蒲公英》再获金奖。
这些美丽炫目的奖项，给世界营造了中国太平盛世的景象，却掩盖不了当时中国大地遍野白骨的真相。
1959 年生活在城市的中国画家，无视悲惨的底层生活，看不见逃亡、饿毙的饥民，热烈响应组织号召，积极创作宣传党史题材的作品。
先来看看北京美术界。
油画，詹建俊创作了《狼牙山五壮士》，罗工柳《毛泽东在井冈山》，王征骅《南昌起义》，蔡亮《延安火炬》等大型油画。红色雕塑家张松鹤创作了毛泽东铜雕坐像《运筹帷幄》。
国画，李可染根据毛泽东《七律·长征》创作一幅山水画。
黄胄创作了 5.1 平米的巨幅国画《赶集图》（又名《载歌行》），邓拓特地题跋：马儿驰，驴儿驰，生活而今胜旧时……又根据小说《红旗谱》创作《春兰图》，贫穷农民的女儿春兰，戴银挂玉在思考革命问题；喜气连天的《丰乐园》还获得大奖。
陕西画家石鲁，这年 40 岁，创作国画《转战陕北》、《高山仰止》。石鲁自信地说：“画有笔墨则思想活，无笔墨则思想死，画有我之思想，则有我之笔墨；画无我之思想，则徒然作古人和自然之笔墨奴隶。”石鲁当时大脑里的“思想”，似乎是毛泽东思想的同义语。
1959 年 8 月，傅抱石、关山月被召进京，根据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创作国画。《傅抱石传》显示，创作期间傅抱石曾请周恩来批酒喝，得到两箱茅台。
为了创作这幅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画，专门成立“磨墨组、制笔组、接纸组，并抽调了许多为绘画服务的工作人员”。荣宝斋供应了 30 多张古丈二匹宣纸，每张宣纸单价 60 元，可供五六口之家一月伙食费。
当初傅、关两人拿不定主意时，陈毅给画的内容提了个醒，郭沫若主张把太阳画出来。完成的《沁园春·雪》的近景，是江南青绿山川、苍松翠石；远景是白雪皑皑，山舞银蛇；中景连接南北原野，黄河长江横贯。
周总理看画后提出，太阳小了一点且位置低了。放大到将近一米后，才找到合适位置。
5.5 × 9 米巨幅画完成后，毛泽东亲自题名：江山如此多娇。
《江山如此多娇》，傅抱石
可以说，国画《江山如此多娇》由傅抱石、关山月、毛泽东共同完成，周恩来担任“艺术总监”。
1960 年，中央美术学院青年教师孙滋溪和秦岭等 15 人集体创作《当代英雄》（素描），试图以众多普通劳动者与领袖毛泽东一起阔步前进的大场面，表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主题。“作品的新颖构图与大跃进年代的社会心理气氛十分吻合，素描稿发表之后，引起全国美术界的关注。”
河南画家、师范老师陶一清， 1960 年为了纪念红军长征，开始重走 25000 里长征路，历时五个月，画下《万水千山》、《延安颂》等画作，并成为圣地红色画家的知名人物。
1960 年 9 月，中国文联、美协等四团体，派出衣冠整洁的代表，联合举办俄罗斯画家鲁勃廖夫诞生 600 年、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开兹逝世 300 周年、日本画家葛饰北斋诞生 200 周年纪念展览会。看到这则消息，令人感到：眼前遍地中国饿魂不仅无人掉一滴眼泪，而且迄今无一张公之于众的画作祭奠。
大饥荒过去 50 年了。不允许检讨，没有诚意忏悔，结果只能混淆是非，扭曲伦理底线，误导今天的青年人乃至收藏界对绘画作品及其品质的认知。反饥荒的公共行为，不仅包括政府为公众做了什么，也包括各种人物和政府的交易是否正当，以及公众为自己做了什么。
图画江山，争说当今“黄河清”
1960 年，北京非正常死亡 1.55 万人、上海 1.44 万人。 7 月 12 日，北京、上海、天津、辽宁等地告急，粮食库存 2 到 6 天。
这年诞生了国画《主席走遍全国》，家喻户晓的毛主席面带亲切微笑，右手拿草帽，左手掐腰，行走在中国大地上。
《毛主席走遍全国》
7 、 8 月间，中国美协换届，傅抱石进入副主席的行列。 9 月 25 日，傅抱石率领“新金陵画派”钱松嵒、亚明等十三人组成工作团，赴豫、川、鄂、湘、粤、陕六省，开始为期三个月二万三千里的红色之旅。
豫、川、鄂、湘、粤、陕六省，在 1960 年的饥荒程度如下：死亡率超过 20 ‰的县市：河南有 63 个，湖北 38 个，湖南 64 个，四川 75 个。死亡率超过 100 ‰的县市：河南 11 个，四川 16 个。
以上六省根据官方人口册子统计， 1960 年非正常死亡分别为： 139.38 万人、 299.42 万人、 34.28 万人、 64.67 万人、 24.38 万人和 2.1 万人。
傅抱石率团在河南停留 8 天。
郑州艺术学院接待时，桌子上放着一串串红黑透紫的葡萄，在农村找了很多地方才买到。谢瑞阶院长说：“中原人民之难，师生皆终日外出觅可食之物，无甚招待。”主人正说时，“见窗外老榆树下有黄脸学生在采榆钱儿……”
到了三门峡，参观大坝。傅抱石国画《黄河清》的创意就来自这里，在他创作前不久，老画家丁士青先行创作了一幅《黄河清》，傅抱石曾经大加赞美。
《黄河清》典出“黄河清，圣人出”，画家们在三门峡争说黄河清，显然是力争政治正确，而饥荒之年，“圣人”在哪里？
陕西境内 20 天。
在西安，下榻省政府招待所，五个老先生住套间，三个学生住三人间。
乘苏式吉普到了延安招待所，晚餐相当丰盛。 9 月 30 日早石鲁宣布工作计划：“党号召我们表现延安作风，这是当前党的重大任务之一，这不仅是艺术活动，也是党的政治任务。”三天中，参观延安博物馆等七地，看电影《边塞烽火》。 10 月 4 日踏上返回西安旅程，洛川县委接待规格按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人大代表标准，有山羊肉、炒鸡块等，较为丰盛。
10 月 6 日亚明在会议上说：“省府都督接见，沿途县府衙门接待，这就是党和政府对我们的要求。美协陕西分会对我们的接待也无微不至，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安排的好，全套人马随我们跑，安排了一切。” 8 日晚，招待弯弯腔《借水》《燕》； 10 月 12 日游华山。 15 日下午四时，五老画家坐软卧离开西安，三青年硬席。
一行人在同期全球饿死人最多的四川境内 22 天。
一到成都，当晚招待川剧《卧薪尝胆》。
18 日上午，杜甫草堂邂逅巴金，傅抱石问巴金，“您来成都有任务吧？”巴金说：“国家困难，大城市供应紧张，四川相对要好一些，上面要我回家乡看看。常回家乡看看有好处，住一段时间，也是减轻大城市的负担。”
五天中，参观武侯祠、望江楼等。参观新民公社食堂后吃午餐时，菜肴丰盛，有鸡、鸭、鱼、肉，“虽然当时国家遭受自然灾害，但天府之国灾情不重，成都供应较之河南、陕西要强些。”
23 日到乐山，“在乐山凌云山下的路旁，我们曾见有一老妇尸体，破烂的衣着，脸色菜黄，显然与长时间吃不饱、营养不良有关。大家低着头走过，心里不好受。”
24 日去峨眉山，省文联考虑周到，特在乐山买了一篓皮蛋由向导背着上山。 25 日路过雷音寺，“宋文治抓紧画了雷音寺破旧寺庙速写，以后他以古寺为素材画成了《峨眉山公共食堂》，食堂内有许多社员在吃饭，食堂前后为绿树衬托，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10 月 31 日，在杜甫草堂装饰古朴的餐厅，省委宣传部长李亚群请客，“我们尝到了四川的小吃，有龙抄手……还有赖汤圆，是以糯米粉、豆沙馅儿做的，每小碗三只……还吃到了香炸金糕和银糕、肥肠粉、四川苕饼、醉魔芋、钟水饺等等，共端上来 20 余种小吃。初吃狼吞虎咽，后来摸着肚子喊吃不下了，但还是往上端……”
临行前两晚，招待戏曲《刘三姐》等演出。 11 月 2 日，老先生们继续乘软卧去重庆。
亚明说：“走了这么久，现在回头去算一算，要是弄得好，可以搞黄河清、延安颂、江山娇、钢厂赞。这些都是大题材……大家要动脑筋去找。”
四川期间，傅抱石创作了“漫游太华”（《待细把江山图画》的初稿）、《陕北风光》、《峨眉处处有歌声》等作品。
11 月 13 日，乘“民众号”奔赴武汉，傅抱石、钱松嵒、亚明乘一等舱，其余先生二等舱，三个学生四等舱。湖北境内 7 天。
湖南境内 12 天，参观领袖故居、杨开慧故居等。
在广州，原计划停留 20 天。但 12 月 6 日，江苏画院发来电报，要求结束写生，参加机构改革。 9 日写生团提前结束旅行，陶铸留下傅抱石、钱松嵒、亚明等，在从化温泉设宴招待。
这里风光绮丽，桥横翠波，是风景疗养馆。宴请的一个目的是答谢，陶铸曾请傅抱石根据毛泽东诗词《蝶恋花》为自己创作一幅国画。
陶铸说：“山水画家多接触大自然是对的，历代大名家既重视生活又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傅老根据毛主席诗词《蝶恋花》所作的国画就体现出很好的意境……”晚饭后，陶铸叫服务员拿了两瓶茅台酒，赠送傅抱石。
1960 年 5 月中旬统计，广州郊区、从化、花县患水肿达 2.5 万人。
两万三千里红色之旅记录中，最让人揪心的，是乐山风景区凌云山下饿毙的老妇；最令人愤慨的，是吃饱喝足、体力充沛的写生团走过饿毙的衣食父母，脚步冷酷没有片刻停留，更没有像写出《瘗旅文》的古人那样，掩埋同类的尸体。
不能坚守人文关怀、勇于给自己心灵做主的人，甚至也不敢给弱者支持的人，怎么能冲出思想的禁锢，承担应该承担的公共责任？
对此行为的诠释，还有一种说法－－
李伟铭在为“关山月的梅花一辩”中说：“在某种意义上，也未必不能看成是一个善于审时度势的艺术家，在逆境中，实现自我保护并由此而使自己的艺术生命得以延续的方式。”
理由看似充分。但是，饥荒期间上述画家并非处于逆境，他们过着接近高干的奢华生活；其次，花着纳税人的钱四处延续艺术生命，看见纳税人逃荒乞讨、屡屡死亡－－这个“时”、“势”，难道就不需要“审”？饿魂的生命要不要保护？艺术的底线在哪里？
饥儿何处埋，难解《春放图》
饥荒对儿童的肆虐，比战争更凶残，表现为被迫忽视其脆弱、遗弃、贩卖、失明、瘫痪、疾病死亡，甚至谋杀。
1958 年上海市奉贤县在“深耕深翻”、“兴修水利”中，提出“用杀人之心搞生产”，全县范围内孩子生病不准父母请假护理，造成儿童死亡 411 人。
1960 年李可染画作，大致集中在柳溪、渔村、雅园、牧童田园生活上，创作了《柳溪渔艇图》、《雨后渔村》、《春放图》等。
《春放图》
《春放图》看上去清晰漂亮，内容浅显天真－－牛背上的孩子放着风筝，脸型微胖、着装整洁、举止斯文，完全不是 1960 年的牧童，更像重点小学高干子孙的翻版。那水牛迈步的姿态，俨如传说中慈祥的 1960 年生产队长。仔细观察，系列牧童的形式、神态、衣着，从 1960 年到 1986 年宛若一个模子里出来。
事实上， 1960 年代，中国很多农村已经看不到牛，也难以看到其它动物了。牛大量用于出口，这个期间出口活牛 22.15 万头。另外，饿死和被生产队宰杀的耕牛相当多。私自屠宰的，要么被判刑，要么被打死。
王民三在贵州黔西县凤凰公社调查， 1959 年冬到 1960 年春，全公社死亡 467 人；饿死和宰杀耕牛 360 头，占 30.7% 。
在湖北，寄宿生杨继绳的父亲负责饲养队里的一头水牛。饥荒后的一天，浮肿的父亲托人叫他回家－－生产队偷杀了这头牛，家里分了 1 斤牛肉，特地叫孩子回家－－杨父不吃，“说这牛和他关系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
随着饥荒的超长蔓延，动物世界也难见的惨烈，发生在人间。
据江苏高邮县志记载， 1960 年高邮县，非正常死亡 17000 人。三年期间一共死亡 3.7 万人，其中 1.7 万名是儿童。
在桂林， 1960 年社会弃婴增多，福利院当年收养弃婴 230 人。上述统计仅限城镇，很难统计广袤山村还有多少饥饿的婴儿被弃之荒野。
据江苏省卫生厅报告，宝应县城到 1960 年 4 月，拾到弃婴 927 名，其中死婴 153 名。
曾经富饶的宜兴，铜峰公社黄童大队农民卢洪生饥饿浮肿，用剪刀将儿子喉管剪断后，把内脏拿出来吃了。
画家李可染的老家，也是江苏的。
1961 年 7 月中旬，河北省卫生厅报告，在黄骅、静海、东光、汉沽等地，儿童成批发生失明和瘫痪症，部分儿童长期瘫痪……
贵州王民三日记中，人吃死人、人吃亲人乃至孩子的事件有 10 多例。 1961 年 1 月 8 日，印江县发现一个书记逼迫老人打死一个孩子煮来吃的惨剧； 2 月 2 日思南一妇女杀死两个小孩煮了吃；毕节、贵阳均有人吃人的事件； 5 月 13 日，水城南开公社，有 11 起死人被活人吃掉的事件，其中 5 例是将小孩活活打死吃掉的， 6 起是将埋在土中的死人挖出来吃掉。
对艺术家而言，任何时候的公共行为，都不能摆脱公民责任、享受无视民间疾苦的特权和荣誉。艺术作品本可以启发人类理解世界，感受文明正义的观念、反应、情感以及立场。大饥荒中的绘画，起码应唤起中国人对饥饿孩子和农民的一丝同情，此事过去 50 年了，为了那些逝去的幼小生命以及当代儿童的未来，应该郑重梳理和重新检视了。
国不畏民死，画里逢盛世
1961 年 6 至 7 月，中国美协召开三次“革命历史画创作座谈会”，研究历史画群众场面的描写，领袖与群众关系如何表现以及革命挫折中悲壮题材的处理。此前 1960 年为了保证食物供应，北京油画家被组织安排在东方宾馆创作党的历史题材画。
陈履生撰文披露：“与会者认为，表现好这种题材，关键在于：一立场，对事实的正确理解；二艺术处理，形式和内容统一。”
会后，艾中信创作了油画《夜渡黄河》，全山石完成了《英勇不屈》，靳尚谊展开《十二月会议》，林岗完成了《狱中斗争》……
这年，革命博物馆再次组织旨在宣传革命历史的绘画创作，产生了罗工柳的《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上》、詹建俊的《毛泽东同志在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侯一民的《刘少奇同志和安源矿工》、靳尚谊的《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王恤珠的《金田起义》以及王征骅的《武昌起义》等。
这批在“统一意志，统一步调”下完成的绘画，对饥荒、人命均闭口不谈。
此时，距离北京很近的沧州一些县，农民每日吃粮平均 2 两多点。河北省委 10 月统计，截止 9 月底吴桥等 11 个县月死亡率都超过 9% 。沧州专区 5 月至 9 月，分别死亡 401 、 682 、 839 、 1184 、 2045 人， 10 月份半个月竟死亡 1414 人。
再来看看长安画派。
1961 年，石鲁创作了国画《在南泥湾的途中》、《东方欲晓》等。《东方欲晓》用枣树背后透出的灯光，表现党的领袖当年的延安窑洞生活。枣树背后的“另一种延安生活”，如韦君宜、李慎之、李锐、王实味等延安受难知识分子的记忆，石鲁曾经亲身经历并看到过。但崇拜“石涛和鲁迅”的石鲁，关注点集中于听从党的宣传指令，饥荒前后，创作毛泽东诗意和革命圣地绘画约 10 张。何海霞创作同题作品 5 张以上。赵望云与他们一道，在饥荒期间风光地举办过省际巡回展览。
据陈湘波统计，岭南画派代表人物关山月，饥荒前后，革命圣地写生画作大约 77 张，圣地创作画有 13 张，毛泽东诗意创作不少于 5 张。
据王鲁湘撰文： 1960 年后连续三年，李可染冬到广东从化温泉，夏到北戴河海滨，进入“白纸对青天”的创作状态，享用着“极为舒适也少有干扰的优越环境”。
在画家极为舒适优越之时的从化，农民水深火热。 1961 年 1 月，从化对全县 3000 多名患水肿病群众，分别集中到公社和大队治疗； 52 种商品凭票定量供应， 1962 年 10 月后部分才得以取消。饥荒带来高物价，猪肉每公斤 17 － 24 元，鸡项每公斤 12 － 18 元，直到 1965 年价格才回落。
据官方称，从 1959 年开始，到 1961 年末，从化农民大部分靠土茯苓、蕉头、米糠充饥，导致营养不良、水肿、子宫下垂等疾病流行。三年死亡率分别为 15 ‰、 58.74 ‰和 14.9 ‰，而常年死亡率为 5.3 ‰上下。
在“白纸对青天”度假的秦皇岛市，饥荒期间，全市人一起出动采集干菜 80.9 万斤，各种秋叶 305 万斤，打杂草 847 万公斤以度荒年。当年因误食苍耳子中毒者甚多，仅昌黎县中毒万余人，死亡 14 人。抚宁区汉台头营公社大山头大队发病率占总人口的 37.5% ；昌黎县饥荒期间患者达 2 万余人，占总人口的 8.18% 。
最困难的两年里，秦皇岛总人口分别减少 0.98 、 0.99 万人，连续两年出现人口负增长；而民国年间境内屡经战乱，还有日本势力入侵，总人口仍呈增长趋势。根据官方统计数字，最饥饿的 1961 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 11945 人。
1961 年，李可染 54 岁。在秦皇岛创作《人在万点梅花中》、《牧牛图》、《牧童牛背放风筝》等；在北海之滨创作《杏花春雨江南》。饥荒前后，诗意圣地创作画有《长征》、《山河颂》等 7 幅， 1970 年代又有 10 多幅“井冈山”，获得大饥荒、大浩劫中的“大丰收”。
1962 年，黄胄创作了巨幅国画《奔腾急》和《海南女民兵》。后一幅画中，有两女民兵左肩挎枪，还有两支枪用枪刺代替枪管，显然只要政治正确，可以罔顾常识，并继续在 2011 年的国家博物馆当作国宝展出。
1962 年， 42 岁的程十发创作了连环画《胆剑篇》，称用来鼓励人民渡过三年自然灾害。
《胆剑篇》描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雪耻复国。三年饥荒是执政人祸，受害人不是皇帝而是万千草民，用“卧薪尝胆”这样的御用故事，岂不是模糊、回避了灾难的起因和补救措施？
谁在同人民一起卧薪尝胆？显然不是现任勾践集团。制造人祸的，是统治者本身以及拒绝纠错的体制。我们画家的思考还停留在古代明君治国的层面。
饥荒期间，中国画家整体失声，生命价值低于粉饰任务，后果即是：可以无人，不可以无画；画家们轮番巡展、四方写生，找到了所谓革新山水画的突破口，与其说是“对景写生、对景创作、一手现实、一手传统”，不如说是“对苦不动、对难不呼、见危不帮、见死不救”。
后饥荒时代的坚守与遗忘
阿玛蒂亚·森曾分析：当时中国地方上的公共分配遭到全面破坏，由于政府征收的粮食急剧增多，农村地区的问题更加恶化；此外，中国没有一个对抗性的新闻界与容忍反对势力存在的政治体制，饥荒肆虐三年，不仅世界被蒙蔽，而且本国人可能并不知道各地面临问题的普遍性。由于缺乏及时的反对声音，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无知，如含有政治动机的粮食产量虚报方面，愚弄了决策者。
1962 年，中国进入饥荒后时代，但农民还没有从饥饿的身心巨创中走出来。
这年 2 月，王民三在贴近广西的贵州罗甸县调研，入冬以来又饿死 27 人，有 27 户将小孩卖掉或送人，有 18 户妇女出走或改嫁。 2 月 19 日，在独山大显大队，又死亡 15 人，有浮肿病人 32 人， 30% 的户已经断粮几天，妇女改嫁，卖儿卖女的更多。走访 20 户，只有小队长家吃大米和包谷饭，其余全是煮青菜汤喝。
2 月 21 日，都匀卫生局报告情况，全州现有浮肿病人 16000 人， 1 月死亡 270 人。
2 月 26 日，贵州徐副省长听取汇报，四川逃难来贵州的人，遵义有 3 万多人，铜仁沿河有 8000 人。
据江苏高邮、建湖等 7 县统计，直到 1962 年还有病人 15 万多，占 7 县总人口的 4.5% 。
1962 年，北京画家姚有多创作了《新队长》：一群农民，在一个可爱的青年男子带领下，热烈展望远方。
陕西画家刘文西按照“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创作了《祖孙四代》，画上人物无限快乐，置身于社会主义的天堂中。
江苏画家钱松嵒创作了国画《红岩》，一幅很小的画，钱老竟然用了三年，且数次修改。陈湘波说，钱松嵒身上反映了共产党文艺思想改造画家的成果。
这年李可染 55 岁， 7 月再度来到秀甲天下的广西阳朔写生。写下著名的《犟牛图》。同年，还创作了《鲁迅故乡绍兴城》、《五牛图》、《西湖三潭印月九曲桥》等。
在从化温泉创作《映日荷花》、《钟馗送妹图》，以及第一幅《万山红遍》。到冬天来到北戴河，创作了《阳朔渡头》等。
1963 年，李可染在广东从化温泉宾馆，创作了《谐趣园图》及第二幅《万山红遍》等，自觉保持着对歌颂的热爱。
《万山红遍》，李可染
同年，中央美院“研究生班毕业创作展览”，革命历史题材仍唱主角。其中，“钟涵的《延河边上》草图将毛泽东形象处理为背影，不少人既赞赏，又为作者担心，董希文也表示不敢这样处理。钟涵一度动摇，将毛泽东改为正面。而罗工柳力排众议，顶住压力，全力支持钟涵把主席形象又改回来，他坚定地说：‘不改回来就不要画了’。”
同年， 38 岁的黄胄创作了《放驴图》，那群驴显然没有挨饿，动作迅疾，俨如合影的一群运动健将。张定钊创作油画《看戏》，农村社员满面红光、慈祥悠闲。
1976 年 9 月 8 日， 51 岁的黄胄创作完成近 4 平米的巨幅国画《日夜想念毛泽东》。书法家赵朴初题跋：“日夜想念毛主席，主席恩情比天地，冬不拉弹不尽苦难的回忆，热满特唱不完贫农的心意，边疆各族兄弟，日夜想念毛主席。”“谁知得意作图时，正是导师弥留际，展图谛视泪沾意。把笔几度不成字，库尔班·吐鲁木啊，咱们的心在一起，日夜想念毛主席。”在 2010 年保利春季拍卖会上，没有赵题字的《日夜想念毛泽东》以 1680 万成交。
《日夜想念毛主席》，黄胄
饥荒过后，居然没有出现一幅反映民间饥饿、儿童受虐的画作，整个中国画坛在沉默！在各类山水、人物新貌大全的绘画中，即便不是全体，至少其中大部分都放弃了对正义、贫困、饥荒的思考，而转向绘画的技术策略、回到允许描绘的范畴和无需触及真相的地带－－没有谁用画来弥补自己的内疚，触碰饥荒的冰山一角－－画家延续了歌唱家功能。我们所能见到的，只能是“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糟”的系列作品。只能一次次回到课堂上戈雅战争灾难系列，或者梵高的《食土豆者》作品中，感叹人类对人性的终极关怀。我们无法谴责中国“江山多娇”之昏聩和《放驴》、《看戏》之麻木－－各级官员、大艺术家，对底层生命的漠视，在饥荒中展现出那么多难以解释的行径。
万山红遍“红”了什么
1964 一开年，就充满杀气。
1 月，《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十首毛泽东诗词上了《人民日报》和《人民文学》一月号。
毛泽东习惯用诗歌点拨、警醒各级官僚，激发国人的亢奋斗志。每逢毛诗出台，官僚马上对照现实理解圣意；而画家们，则开始挖掘其审美价值。陈湘波说，“毛主席诗词，是其文艺思想最现实、最直接的体现。”
李可染画出《钟山风雨》。画面上，古铜色木船群阵，在雾的衬托下，向长江对岸进发，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军队即将占领南京的气势。黄胄画出井冈山下的《龙市百货公司》，画面上商品琳琅满目，服务人员笑脸迎客。
很快，中央启动对基层干部和“五类分子”的嫁祸运动－－“四清”。
贵州，全省一半以上人重新划分阶级、重审社员成分。
上海，向 133 个单位派驻了 15000 人工作队，打人、罚站、挂牌游行。
全国公交系统，组织 13 万人的工作队，在 1800 个全民所有制企业开展运动。
北京通县，去了 2 万人的工作队，有 110 多个工作队打了人，自杀有 70 多起，死了 50 人。山西洪洞也死了四五十人。
1964 年 60 岁的傅抱石，根据毛泽东诗词，连续创作《春风杨柳万千条》、《芙蓉国里尽朝晖》等 15 张国画。 1965 年 9 月，傅抱石先生在南京寓所去世，终年 61 岁。
从 1950 年起，傅抱石成为中国第一个用国画演绎毛泽东诗词“六盘山诗意”的画家，许礼平主编的画册《傅抱石》收入该题材作品有 50 多张。陈湘波另外统计的“圣地类”还有 13 张。饥荒期间，至少有《无限风光在险峰》、《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等 7 张。
关山月从 1951 年到 1995 年，红色创作时间跨度 44 年，比傅抱石长了 30 年，成为“红色诗意、圣地题材”联赛的绝对冠军。而且数量巨大，写生加创作超过 169 张，外加“红梅”系列。
关山月从 1951 年到 1995 年，红色创作时间跨度长，数量巨大。
钱松嵒在 1950 － 1970 年代几乎走遍圣地，创作诗意圣地画 42 幅以上。
浙江画家陆俨少，上述题材有 18 幅。 1963 － 1964 年，独辟蹊径用水表达毛泽东诗词《十六字令》第二节。画面丰盈，契合毛诗的雄迈纵横。
以红色风景大画著称的岭南画家黎雄才，为宾馆及公共建筑创作红色题材作品 17 幅，如 35.76 平米的《黄洋界》。
1964 年，“四清运动”变换使用各种整人办法；而 57 岁的李可染，根据毛泽东诗词“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在西山八大处一连创作五幅《万山红遍》。
陈湘波撰文介绍：先用半斤故宫朱砂创作“两大两小”四幅，后来应荣宝斋之邀又创作一更大幅。
该系列作品，被今日美术评论界捧为“红色经典山水”的完美代表。为了价格的进一步飞涨，收藏界不惜隔断时代、历史，以推动红色经典收藏、投资、炒作者的无知无畏。这类通天红艳的江山之中，藏有血腥、冷酷、残忍和不诚实，更有着不为人知的近四千万累累骸骨－－来自 1958 － 1962 年那场旷世饥荒。
红色摇篮、革命老区陕西， 1964 年全省“四清”逮捕 6470 人，拘留 5000 余人，平均每天抓 30 余人，高于全国其他各省。开除公职 1450 余人，开除党籍 3200 余人。长安、延安、西乡三个社教试点县在批判斗争中共发生自杀事件 430 起，死亡 364 人。
省上“隔离审查”一批厅、局、处长，投入变相监狱。地区和县用“集训班”，限制人身自由。西安市有九名大学生因此自杀，还有中、小学生被逼自杀或逃亡。
黄胄此时画出巨幅国画《谈心》，营养良好的毛主席，坐在农民中间亲切拉家常，墙上一顶草帽印着大字《人民公社万岁》。水天中评论黄胄作品：“他善于营造质朴、清新、欢快的天地……在他的画面上，常常能感受到 50 、 60 年代不容易感受到的无所顾忌的轻松。”
艺术从业者制造着这样一种“顺从”，按照领导支持、关怀、指导的方针画。人们常用“形势所迫”或“脱离政治干扰”来应对。有人认为：后来者应该体谅前辈画家“不得不”的选择－－在铁桶江山里，既要吃饱肚子，又要画下去。
这里涉及一个评判的观念价值。在公民失去基本权利、政治自由的社会状态里，评判价值，实际变成了上级指令、领导脸色观，艺术家自身“像一个吃得饱、穿得暖，得到足够照料的仆人那样生活着”－－这样的“仆”，不是艺术的仆人、人民的朋友，而是当权者的仆人、组织的工具。
没有实质性的自由，就不会行使自己的责任；又因有绘画技术，而被驱使着创作“言不由衷”的作品。那些留下来的东西，能成为真正艺术品的应该很少。
傅、关、李、石的绘画功底，几乎均在 1949 年前建立；解放后，尤其是 1957 年后，其绘画的变革首先由意识形态引导、钳制，在失去创作自由和独立思考的前提下，按照当权者认可甚至指明的方向前行。把累累白骨的江山，涂抹成春色满园，如此非凡的勇气，只能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赋予。
我们可以原谅这些画家，在那个年代“被迫”的各种表现，以及“所见、所想和所知”；但我们怎样理解，李可染谈论绘画应该展现“画家一生经历的总和”，难道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经历过大饥荒？研究的意义在于，识别明显的制度、人性中的无良和非正义，这种复杂、扭曲的合力，是如何驱使画家们没有进行反饥荒的行动，以及今天有条件反思时，却义无反顾地选择遗忘。
上什么山，唱什么歌，在李家山水前，王鲁湘唱着高雅唯美；但在一部反映绘画历史的记录片里，他又说：“一个国家在它的民族危难的时候，需要它的美术干什么，不是去玩那种高雅的东西，而是需要他的美术，发挥一种战斗作用，启蒙的作用。”
那么，《万山红遍》及李家山水，在饥荒前后，表达了什么战斗作用？起到了什么启蒙作用？
中国人渡过惨烈饥荒之后，接下来是烈火文革的开始。
然而，这些悲惨的历史，却消失在一个精神性丧失、高举艺术商业化旗帜接轨世界、又义无反顾奔向国家主义乌托邦的三岔路口。
（刊于《领导者》总第
39
期（
2011
年
4
月）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