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志妙相: 1949年以来冤假错案盘点
1949 年以来冤假错案盘点
－－作者：常志妙相
平反冤假错案是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从反右运动开始的某些错判案件的重新判决的一系列活动。
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仅国家机关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就占当时国家干部人数的百分之十七点五，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的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高达百分之七十五。
明末清初，有一首流传很广的打油诗：闻道头须剃，而今尽剃头，有头皆要剃，不剃不成头。剃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曾几何时，被冤押狱中的人偶然想起，把它戏改为：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一、胡风反革命集团，三十万言向党中央上书陈词
胡风用了一年多时间写出三十万言的《意见书》，呈送党中央直陈自己的见解和建议。 1955 年春夏之交，我国文艺界 “ 挖掘 ” 出一个反革命组织，即所谓 “ 胡风反革命集团 ” ，全国上下大为震惊，於是开始了一个揭批这个 “ 集团 ” 的政治运动。
据统计，此案件触及 2100 多人，逮捕 92 人，隔离 62 人，停职反省 73 人。但历史证明，这个历时 25 年之久的所谓 “ 胡风反革命集团 ” 案件完全是一个错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後， 1978 年，胡风被释放出狱。 1980 年 9 月 29 日，中共中央 1980 年第 76 号文件指出：所谓 “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 ” 是一桩错案。凡是因这一错案而受到错误处理和不公正待遇的同志，一律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二、批判 “ 小脚女人 ” －－中共七届六中全会
邓子恢，中央农村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第七办公室主任。 1955 年夏季，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争论，邓子恢被认为犯了右倾错误，受到了批判。
毛泽东指责持稳步前进意见的邓子恢， “ 像一个小脚女人 ” ，而从党内发起批判 “ 右倾保守 ” 的斗争。当时对他的这种批判，曾导致以後合作化运动高级社化和人民公社化等急躁冒进的错误。
但经过历史的检验， 1981 年 3 月 9 日，中央发出文件通知，给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平反。
三、清算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1950 年，北京农业大学主要领导人，以非常粗暴的方法对待遗传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及遗传学教师，以致一位不同意批判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教授被迫离开祖国。
至 1952 年，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其内容之一是清算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在各高等学院，摩尔根学派遗传学课程被停止了，被认为属於摩尔根学派的教师和科学家被迫改行。其中包括一些我国近代遗传学的开拓者，卓越的生物学家、遗传学家。
在农业科学研究部门，还发生了几起毁掉育种材料的事件，如实验田麦苗被铲掉，实验被迫停止。直到 1956 年 8 月，由中科院和高等教育部共同主持，在青岛召开的遗传学座谈会，才基本结束了教条主义在遗传学领域的统治。
然而， 1958 年以後，由於赫鲁晓夫再次支持李森科，苏联摩尔根学派再次受到压制，这个反复也影响到我国，使我国的遗传学研究再次受到严重干扰。
十年 “ 文革 ” 中，江青一伙重新拾起李森科曾经给摩尔根学派扣的种种帽子，对遗传学和摩尔根遗传理论又重演那种无知加蛮横的批判，窘息了学术空气，使我国遗传学的发展受到长达二十多年的严重阻碍，被残酷地打入冷宫。
四、丁、陈 “ 反党小集团 ” 案（注：丁玲，作家协会副主席）
1955 年夏天， “ 肃反 ” 运动正在全国展开。作家协会党组 1955 年 “ 关於丁玲、陈企霞等反党小集团的报告 ” 中揭发的丁玲的反党事实，主要问题都不相符，绝大部份属子虚乌有。
50 年代，中国文艺界出了一个 “ 丁、陈反党集团 ” ，当时曾经大肆宣传，几乎家嘱户晓。这个案子在 1955—1957 年间有过 3 次大的起落，即：批判 — 定性 — 重新审理，改写结论 — 加温、加码 — 再定性的错综复杂的过程。
1957 年 “ 反右 ” 中又加码，丁玲、陈企霞开始了为期 22 年的流放，受尽了屈辱、苦难，尝遍了人间的辛苦。
十一届三中全会後， 1980 年 1 月，经中央同意，恢复了丁玲党籍，恢复政治名誉和原工资级别，予以彻底平反。并将同丁、陈一起错定为右派的其他五人，也都撤销了处分，恢复了党籍和名誉。
五、对马寅初 “ 新人口论 ” 的批判
就在马寅初大声疾呼控制人口的时候，反右斗争已经开始，许多主张控制人口的专家被打成右派。费孝通、吴景超、陈达等人多次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
1978 年，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後，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决定为马寅初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982 年 5 月 10 日，马寅初与世长辞，终年 99 岁。
六、从批判反冒进开始的总路线的形成
1956 年 “ 冒进 ” ， 1957 年反 “ 冒进 ” ， 1958 年恢复 “ 冒进 ” 。 1958 年，由於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於求成，就在总路线提出後轻率地发动了 “ 大跃进 ” 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 “ 共产风 ” 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毛泽东说了，目的不是整人。可是不整人则无以立威。
在 1958 年 5 月 5 日 —23 日北京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严厉处分了一些高级干部。只说毛在讲话中点了名的被划为右派份子，开除党籍的，就有作家协会副主席丁玲、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浙江省委常委、省长沙文汉、广西省委常委、副省长孙作宾。此外受到处分的，还有山东惠民地委第一书记李峰、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古大存、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赛甫拉也夫。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更是在这次大会上受到批斗，被撤销了职务，罪名是右倾机会主义。（注：古大存、潘复生是八届候补中委）。
1980 年中共组织 4000 人讨论中共第二个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的时候，多数人对造成一场巨大灾难的 “ 大跃进 ” ，对於破坏人民群众正常生产和生活的人民公社，都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 大跃进 ” 所造成的巨大灾难，也就是总路线所造成的灾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从这里拐了一个大弯儿。
七、说真话的好首长
1959 年春，身为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不断得悉无为的 “ 田园荒芜 ” 灾情严重，和 “ 民不聊生 ” 的消息，心情极为不安，便来到无为作实地察看。在那 “ 共产 ” 风暴弥漫之际，无为人民虔诚默念为 “ 青天 ” 的他，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开除党籍，撤销副省长职务，关押二百多天，批斗後送淮北某矿劳动。其妻史迈也受到株连，全家被赶出省府住宅大院。
八、 “ 春天第一燕 ” 和葛佩琦冤案的解决
温济泽，延安时期的老干部。 1957 年，他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中央广播电台副总编和对国外广播部的负责人。由於他耿直性格得罪了中宣部某领导，导致在反右斗争中， “ 揪出 ” 了一个以他为首的 “ 反党小集团 ” 。一下子，二十年的时光在改造中渡过了。
直到 1978 年，中央才给温济泽恢复了工作、党籍，以後，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央广播事业局几乎同时宣布，改正温济泽的被错划 “ 右派 ” 的问题。并将其 “ 反党小集团 ” 的邹晓青、张纪明所受到的撤职、降级、留党察看处分也给予彻底平反取消。
这是胡耀邦平反的第一个 “ 右派 ” ，北京更有人誉称温济泽是 “ 春天第一燕 ” 。
中国人民大学老教授葛佩琦，曾被错划右派，定为历史反革命份子。老人多年心里不服。至 1980 年 12 月 15 日，葛佩琦教授的 “ 反革命 ” 冤案得以平反。
1983 年 3 月 18 日，他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随後，他的党籍也恢复了。
九、撤销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中央组织部接收中央专案材料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决定，撤销中央专案机构，将所有档案全部移交中央组织部。 “ 文革 ” 中成立的中央专案组，於 1978 年底至 1979 年 2 月，完成了将专案材料全部移交中央组织部的移交工作。
这些被移交的专案材料共 17349 卷， 391363 件，涉及受审查人员共计 669 人，据中央 1975 年的一个《报告》，上述被审查的人员，定为性质严重或敌我矛盾的就有 320 人，占被审查人员的 47.8 ％。
据统计，被列入中央专案审查的，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及省、市、自治区副省长，（包括军队中相当这一级的干部）以上的干部 213 人，其中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0 人，中央书记处成员 10 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71 人（不包括省、市审查的），国务院副总理 7 人。
十、复查和平反冤假错案
从 1978 年至 1982 年底，在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中，据不完全统计，此期间，经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有 30 多件，全国共平反了三百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四十七万多名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
（一）为一些有影响的著名人士，如科学家赵九章、熊庆来，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艺术家周信芳、郑君里、严凤英、潘天寿、盖叫天，上海市副市长、国际问题专家金仲华等平反昭雪。在这期间，中央军委为许光达平了反。
（二）为所谓 “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 ” 问题、 “ 新疆叛徒集团 ” 问题、 “ 东北叛党集团 ” 问题平反。对於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六十一人，受刘少奇指示， “ 投降国民党、叛变 ” 的问题，已由中央 1978 年 12 月 16 日中发 75 号文件予以否定。文件指出：所谓 “ 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 ” 。 “ 六十一人案是一起重大错案 ” 。
（三）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军队领导人平反
（ 1 ）三中全会为邓小平、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平反。
（ 2 ）为贺龙、乌兰夫、彭真、潭震林、陆定一、罗瑞卿、肖劲光、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和党的早期领导人翟秋白、张闻天、李立三平反。 79 年到 80 年，由中央组织部直接作出结论报中央批准平反的就有 445 人。
（ 3 ）还先後为 “ 文革 ” 前受到错误批判的谭政、习仲勋、黄克诚、邓子恢等平反。
（ 4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 “ 文革 ” 中最大的冤案刘少奇一案平反。
（四）为党和国家有关部门领导人平反
从 1979 年到 1982 年，为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周小舟、张琴秋、邓拓、廖沫沙、徐冰、张经武、吴溉之、邹大鹏、伍云甫、章汉夫、赖若愚、董昕、冯雪峰、马明芳、王维舟、贾拓夫、张子意、安子文、陈昌浩、李德生、杨献珍等人平反。 1980 年 9 月 19 日，中央发出通知，对 “ 文革 ” 中在中央、地方以及军队的报刊、电台上被错误点名批判的同志，宣布一律平反。
（五）对省部级干部复查审理平反冤假错案
“ 文革 ” 前，全国共有副省长、副部长以上干部 1253 人， “ 文革 ” 中受到冲击的有 1011 人，占 81 ％。其中由各地各部门立案审查，被诬为 “ 叛徒 ” 、 “ 特务 ” 、 “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 、 “ 资产阶级司令部代理人 ” 、 “ 执行修下主义路线 ” 的有 453 人，占总数的 36 ％。这还不包括由原中央专案组直接审查的人数。其中有 40 位在 “ 审查 ” 期间含冤逝世，还有一些人造成终身残疾。
对干部的所谓审查，大都是捕风捉影、捏造诬陷、扣上帽子、无限上纲、实行专政，从而使这些干部长期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严重的摧残。中央组织部受中央委托从 1978 年开始到 1980 年 12 月底，先後对 453 名副省长、副部长以上干部的结论进行了复查或审理。
“ 文革 ” 中被定为敌我矛盾的 85 人，全部平反，恢复名誉；过去有历史问题结论， “ 文革 ” 中又加码定性处理的，大多数维持了 “ 文革 ” 前的结论。经过落实政策，身体好、能工作的干部平反後都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身体不好的做了适当安置。含冤逝世的进行了昭雪，彻底恢复名誉。
因冤假错案受到株连的人和家属子女，做了消除影响的工作。
（六）对全国各地发生的事件、案件进行复查平反
为的事件平反。为武汉七二零事件、宁夏青铜峡 “ 反革命暴乱事件 ” 、云南沙甸事件、 ““ 家村 ” 冤案、 “ 新内人党 ” 冤案、 “ 内蒙古二月逆流 ” 冤案等进行了平反。
（七）为被错误的反革命案件、刑事案件、冤杀、错杀案件予以改判或平反
据不完全统计， “ 文革 ” 中，以反革命罪叛处死刑的有 10402 人，加上其他案件，共判处死刑 23921 人，冤杀错杀情况相当严重特别是以反革命定罪而冤杀错杀的很突出，遇罗克、张志新、史云峰等就是典型事例。各级人民法院对此做了大量的纠正、改判或平反昭雪的工作。
（八）为中央和国务院的下属部门平反主要有：
（ 1 ）撤销了所谓中共对外联络部实行 “ 三和一少 ” 、 “ 三降一灭 ” 的错误结论；
（ 2 ）为所谓 “ 中宣部阎王殿 ” 彻底平反；
（ 3 ）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 “ 执行投降主义路线 ” 的帽子；
（ 4 ）为把原文化部说成是 “ 帝王将相部 ” 、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的错案彻底平反；
（ 5 ）为解放军总政治部被诬为 “ 阎王殿 ” 冤案彻底平反；
（ 6 ）为把档案工作打成 “ 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 ” 错案彻底平反；
（ 7 ）撤销了 1966 年 2 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 8 ）撤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九）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迫害的党外人士平反
（ 1 ） 79 年到 82 年，陆续被平反的著名党外人士有：翦伯赞、高崇民、吴晗、马寅初、曾昭伦、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钱伟民、吴景超等人。
（ 2 ）还为在 “ 文革 ” 中因受迫害而逝世的黄绍雄、刘王立明、吴晗等人举行了追悼会。
（ 3 ）还平反了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中的冤假错案。
（十）对 “ 文革 ” 前的冤假错案也进行了清理，纠正。如：
（ 1 ）为 1959 年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一大批党员平反；
（ 2 ）为 1955 年的 “ 胡风反革命集团 ” 一案平反；
（ 3 ）为 1958 年青海省平叛斗争扩大化而株连的人平反；
（ 4 ）为全总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平反；
（ 5 ）为 “ 华北山头主义 ” 平反，为潘江年、扬帆一案平反；等
（ 6 ）对三十至四十年代的历史遗留案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复查，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如：
A 、关於地下党问题上的错案，所谓 “ 红旗党 ” 案。甘肃、河南、陕西、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广西等地的地下党都被诬陷为 “ 红旗党 ” ，不少地下党员被打成 “ 特务 ” 、 “ 叛徒 ” 、 “ 内奸 ” 。延安审干後期，中央发现康生制造的所谓 “ 红旗党 ” 案纯属假案。
“ 文革 ” 中，这一历史问题又被翻腾出来，许多人再次遭到诬陷和残酷斗争，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残、致死。 1981 年 9 月 9 日，中央办公厅发出文件通知，对被诬陷为 “ 红旗党 ” 的问题平反昭雪。
B 、为所谓 “ 黑党 ” 、 “ 假党 ” 问题平反。 “ 文革 ” 中，原杨虎城部 38 军中共地下党组织被诬蔑为 “ 黑党 ” 、 “ 假党 ” 。
经查，所谓 “ 黑党 ” 、 “ 假党 ” 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中央组织部转发中共陕西省委的文件为 “ 黑党 ” 、 “ 假党 ” 问题进行了彻底平反。
C 、对根据地的肃反问题进行了彻底平反。 1930 至 1935 年，苏区肃反在 “ 左倾 ” 错误路线的影响下，开展了肃清 “AB 团 ” 、 “ 改组派 ” 、 “ 社会民主党 ” 、 “ 第三党 ” 、 “ 取消派 ” 的运动。苏区肃反中错杀大批人是一桩历史错案。
1954 年中央对江西、福建、湖北等省平反了近两万人，其他省对被错杀的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也进行了平反昭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後，许多被杀人员的家属和一些老同志多次强烈要求解决好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1983 年 3 月和 6 月，中央和国务院上报了有关这一问题的处理意见，在各省组织部门与民政部门的密切合作下，解决了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D 、对肃托问题上的错案平反。
E 、对福建地下党的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平反。（ 1981 － 1984 年）
F 、 1982 年 3 月，中央对云南地下党， “ 边纵 ” 历史遗留问题平反，为郑伯克恢复政治名誉，彻底平反。
G 、 1982 年 8 月，中央批准给西北联大地下党组织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平反。
H 、给 “ 中原突围 ” 历史遗留问题平反。通过这次复查，湖北、湖南、河南等省，共解决了约 5 万馀件隐蔽、掉队人员的遗留问题，纠正和平反了解放初期的案件。
（十一） 1981 年，中央就错划右派问题进行了改正
全国共改正平反了五十四万馀人的右派问题，占原划右派总数 55 万人的 98 ％以上。给失去公职的 27 万人恢复了公职，重新安排了工作或安置了生活。另外，对被划为 “ 中右分子 ” 和 “ 反社会主义分子 ” 的 31.5 万馀人以及受到株连的亲属，也落实了政策。
（十二）对 “ 四清 ” 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冤假错案彻底平反
也对 “ 整风、整社 ” 、三反五反等运动中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
（十三） 1979 年至 1982 年底，中央组织部门还发出通知：
（ 1 ）为小说《刘志丹》平反；
（ 2 ）为陕西省所谓 “ 彭、高、习反党集团 ” 问题彻底平反；
（ 3 ）为原红五军团季振同、黄中岳平反。
（十四）对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清理
（ 1 ） 1979 年 1 月 11 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有关规定，中央作出决定：
（Ａ）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
（Ｂ）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本人的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
（Ｃ）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本人的成份一律定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这一决定，意味着全国至少二千万人将结束三十年来倍受歧视的历史，享受到应有的公民权利。
全国先後有四百四十多万人由此被摘掉了地主、富农的帽子。
（ 2 ） 1979 年 11 月 —81 年 11 月，全国共有七十多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及其它劳动者被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恢复了劳动者的成份，纠正了当时的错误。
（ 3 ） 1979 年 11 月，中央还对 1963 年 —1965 年期间，一些高等学校定案处理的五、六百名所谓反动学生进行了平反处理。
（ 4 ） 1980 年 5 月，中央还对在 “ 三支两军 ” 中犯过错误的干部遗留问题进行了平反处理。
（十五）中央郑重为刘少奇冤案平反昭雪
1980 年 2 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
（ 1 ）撤销中发〖 68 〗 152 号文件（即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中加给刘少奇的罪名和对他的处理决议，相应地撤销中发〖 68 〗 155 号文件（即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荣誉。
（ 2 ）在适当时间，由中央商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为前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举行追掉会。
（ 3 ）过去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的人和事，都应当由有关主管部门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和澄清，凡属冤假错案，一律予以平反。
（ 4 ）注：全国因刘少奇冤案受株连的有数万人的冤假错案也都得到了平反纠正。 1969 年 11 月 12 日，刘少奇在林彪、江青一伙出於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蓄意诬陷和残酷迫害下，在河南开封狱中不幸病故。
1980 年 5 月 17 日，在北京举行平反昭雪追掉大会。
（十六）为教育、科技翻案，为全国的知识分子平反
1977 年 7 月，在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强调必须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而不是像张春桥等人 “ 引用毛泽东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 ” ；他还特别列举了知识分子这个问题说： “……[ 四人帮 ] 把知识分子一概称为 [ 臭老九 ] ，并且还说这是毛主席说的。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曾经把知识分子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不能继续讲。但是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同志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
他在 1975 年，还针对 [ 四人帮 ] 的污蔑，提出 [ 老九不能走 ] 。 ”1977 年 8 月 8 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关於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讲话。他在讲到 “ 关於对十七年的估计问题 ” 时说： “…… 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 ”“ 无论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 ”“ 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 ”
邓小平的讲话，掀掉了压在知识分子身上的两块石头。为教育、科技 “ 翻 ” 了 “ 案 ” ！为知识分子 “ 平 ” 了 “ 反 ” ！振聋发聩，震动极大。
（十七）给大寨县的冤假错案平反
据昔阳县志记载， 1967 年至 1979 年，在陈永贵统辖昔阳的十三年间，昔阳挨斗挨批并且被扣上各种帽子的有 2000 多人，占全县人口的百分之一。 1979 年全县复查平反冤假错案 70 馀件，许多被开除党籍的党员恢复了党籍，被无辜判刑的老百姓被释放出狱。对在学大寨，创大寨县运动中执行极左路线，造成 141 人非正常死亡的案件，予以平反昭雪。
至 1981 年底，全县共平反纠正冤假错案 3028 件，为在学大寨运动中被戴上各种帽子，批斗的 2061 人恢复了名誉。
转自《常志妙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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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读书是生命的另一种存在
读书是生命的另一种存在
－－作者：严歌苓
一、我关于阅读与写作的记忆
我出生在一个书香家庭，父亲虽是作家，但他很少用自己的文学理念影响我。在我的生活学习中，父亲就是一个很客观的教师，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文学伴侣，最好的交流文学的朋友。父亲常与我沟通他最近读的好书，也会建议我去读。
每天早上不管多忙，我都要拿出一小时与父亲喝咖啡，然后谈一谈我最近写的文字，他看完以后会提很多建议。在成长的过程中，有这么一个可以谈心的人陪伴，我觉得很幸运，我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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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开始并不看好我写小说，对于我走上写作的道路，他完全感到意外，也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可以成为一个小说家。小时候，我是一个爱唱爱跳的小姑娘，经常进入属于小孩子自己的剧团组织去跳舞，自己的梦想就是站在舞台上。加上母亲是话剧演员，在别人看来，我似乎理所当然地会沿着母亲那条路走下去。
12 岁那年，我到了部队歌舞团，那时父亲似乎已看到我的前程，他认为我会走上舞蹈的道路。实际上，我到了 20 岁却忽然会写作了。对此，我的父亲非常意外，也非常惊喜。但是，这时他并不觉得这就是我一生要走的道路。
在儿时的记忆中，家里有大堆的书，都是父亲从我爷爷那儿继承过来的，很多线装书，诸如《水浒》《西厢记》等，我没有读过，而像《唐璜》和《安娜 · 卡列尼娜》之类的书，我则很小就爱读。这些书陪伴我走过了少年时代。
我最推崇的一本书是《红楼梦》，这本书也是父亲一直推崇的。我居住的院子里，有孩子很早就开始读《红楼梦》。当时因为很好奇，我就开始探听、去读，那时当然都是生吞活剥似的读，所以也将《红楼梦》读得似懂非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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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看书都是凭自己的兴趣挑选内容看。比如那时我看《战争与和平》，关于打仗的内容都不看，光看谈恋爱的。读《安娜 · 卡列尼娜》，也是把英文的那一段都跳过去，关于农村描写的那段都跳过去。 “ 文革 ” 开始后，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幸好家里有那么多书，反正自己岁数很小，我就开始拼命地看书，随便爱看什么就看什么，就这样，打下了一个乱七八糟的文学基础。对于写作，我的幸运就在于，我的家庭所提供的精神生活与我的兴趣是吻合的。
记得大概 20 岁时，我写的童话诗《量角器与扑克牌的对话》发表在了《解放军报》。我很兴奋地跟正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剧本的父亲 “ 汇报 ” 此事： “ 爸爸您快看，我的作品发表了。 ” 父亲当时特别高兴。他说： “ 真的，这才是我女儿。 ”
他觉得自己的女儿当然能干出这样 “ 惊天动地 ” 的事－－那时能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好像是件大事。然后父亲就拿来一看，看完以后他又给我打了个电话，说： “ 你以后还是写点大白话吧。 ” 我听出来这是批评的意思，他可能并不认可我写这样的文字。这就是我跟父亲关于写作最开始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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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越来越认真地写了，父亲也跟我说： “ 你写作先天不足，因为没读过什么书， ‘ 文革 ’ 时耽误了不少，基础很差。所以，你要非常用功，得比人家都要用功很多。 ”
“ 用功 ” 这个词就这样刻进我的脑海里。我觉得自己是只笨鸟，如果不每天五点钟 “ 出林子 ” 就没得吃。我一直到现在都很恐慌，每天都认认真真地在家里耕耘。然而，对我写作影响最大的却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
1979 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成都军区有很多部队要参战，需要随军记者进行报道，而短时间内又派不出那么多记者来。当时，我正在跳舞和不跳舞的选择间徘徊。因为大家已经发现我很有文学创作的天分，领导就送我到舞蹈学院去学编舞，那我就要写舞蹈大纲，这时部队发现我还可以写。
就在这个时候，我说我要上前线去锻炼。由于刚刚打仗的时候很乱，初为记者的我只能去野战医院采访伤员。第一批采访作品发表后，我发现原来自己是可以吃写作这碗饭的，从此以后，我就在军区报纸上发表一点东西。那时我就不跳舞了，我跳舞的条件很不好。我觉得艺术是关乎登峰造极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只能平平地跳两下，这不是自己想达到的一种境界，所以我就放弃了跳舞。
当时在前线，大多数受伤的战士跟我的岁数差不多，我突然看到了真正的生与死，看到他们正值青春年华却在刹那之间就变成了残疾人。当采访每个负伤的战士谈及他们的家乡和父母时，每个人都好像有一个故事，我就自然而然地想写这些人的故事。而这些人的故事，一直到现在还影响着我。在这种情况下，我更觉得做一个跳舞的人，仅靠自己的肢体表达东西，这种表达方式太有限了。
二、丰富的人生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
这么多年的经历，使我感到仅仅读万卷书是不够的，行万里路对人的一生影响更大些。其实很多大家，像沈从文，像高尔基，受到的正规教育非常少。沈从文读了五年私塾，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学，但他们的小说都写得非常鲜活，这是因为他们很早就接触了复杂的社会，看到了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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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年轻时就进了军队文工团，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来自各种家庭，有农村的、有城市的、有高干家庭的，有普通家庭的。他们中有男有女，有的年纪很大，有的年纪很小。这比一个连队要好很多，连队是清一色的农村兵，而且都是男性。
在这样一个集体里面，我接触了很多人。然后我又到西藏和四川的各个地方去演出，见到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诸如羌族文化、彝族文化、藏族文化等。这些经历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随后我又到了美国，在那里读书、打工，这些经历让我的人生每天都有变数，每天都有很多遭遇，这种遭遇就变成了自己想写的东西。
你可能不会想到，我在三十岁开始学英文，只学了一年零七个月，英语就考过了托福的研究生线，当时托福的研究生线是五百五十分，我是五百七十七分。那个时候我连考三场，第一场才五百三十多分，但在两个星期之内考了三场，就积累了很多考试经验。当时我胳膊上写的是单词，端盘子时看的是单词，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这段考试经历告诉我，成功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勤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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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到美国入校读书，这段时光弥补了我人生中的一些缺失－－那是我少年时代囫囵吞枣式乱读书造成的。学校里的读书方式是非常系统的。书要用英文很系统地读一遍，《红楼梦》也是用英文加读过一遍的。这是很有意义的经历。
在校时，因为选课超过三门外的不需额外交学费，所以我选了五门课程。五门是最大的限度，加之我获得当年的全额奖学金，那就意味着这五门课都不需要我付费。我很贪的，五门课程一起读了下来。实际上，这也把自己逼到了绝境－－这是段苦中尝甜的经历。记得上完毕业前的最后一堂课时，我对自己说，世界上再没有比那段时间更苦的日子了，真的是太苦了。
当我回想起自己这么多年读书的经历，感慨良多。一个人把书读进去，让书伴随自己成长，此时再审视世界，观照自己，所获得的世界观、人生观完全不同的。这和 “ 一分钟学问家 ” 是完全不同的。
我写作和读书这两件事情，在别人看来是没有用途的。有时在创作过程中，我自己也会想：这能发表吗？像《陆犯焉识》这样的小说写出来以后，会有人感兴趣吗？
这样的问题其实想来也徒劳。如果写别人都想看的，那么恐怕我写不出来。别人想看也好，不想看也罢，但我要完成自己心灵上的一个功课－－这个故事、这个人物，我感兴趣，就要将其从内心呈现出来。当然，很可能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和自己的为人处世、快乐、幸福感都不一样。和看书一样，可能眼下得不到回报，回报也许在很多年以后，那么这个事你还做吗？
我们这一代人的少年时代物质非常贫乏，但每个人的经历很丰饶，每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故事。现在回头看，除了悲凉、荒诞，还有很多那时未被理解的深意。
我们小时候喜欢下雨天去买菜，七八岁的孩子穿着拖鞋冒雨到街上，不为别的，就为下雨时别人的钢镚掉在地上的声音被雨声遮蔽，便于我们去捡。这种经历现在的孩子几乎没有。我们就是这样成长着，有很多小故事。这些故事不写，是非常可惜的，是现代年轻一代根本想象不到的。或许，这些鸡毛蒜皮的经历，在某种意义上也有着独特的价值。
在我个人看来，阅读和写作不可分割。在我的写作生涯中，作品中很多人物都是与我自己不同的。比如像我的小说《第九个寡妇》中王葡萄这样的农村妇女，《小姨多鹤》里面的多鹤，还有工人的妻子，都跟我个人的经历不同。但是，我觉得这些人物又都有自己的影子，包括里面的男人，甚至比较负面的人物，实际上都有我自己的影子。作家如果不能够找到他和笔下人物相通的地方，哪怕他写与他很相似的人也写不好，那么就一定要站在这个人物的角度去理解世界。
中国近代作家中，我很喜欢张爱玲，但是与她的经历不一样。张爱玲只会有一个。张爱玲之所以伟大就是她把上海写成她的了，就像福克纳把他的小镇写成了福克纳的，马尔克斯把他的小城写成了马尔克斯的。我写的上海也是我自己的。
我前半生戎马中国，后半生旅居海外，走过西藏，在陇西高原上观望。特别是少年到青年时代，军队生活给我的烙印最深，那是我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那段时光影响着我此后的每一部作品。
转自《凤凰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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