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振旅：我的右派朋友蔡德恭
我的右派朋友蔡德恭
－－作者：廖振旅
一
人生在世都会有要好的朋友。我不忘的好友之一是在湖南资兴县结识的蔡德恭。我俩朝夕相处3年加8个月，别后通信15年。相互不名只取姓，故我一惯只写一个字：“蔡”。
同蔡相识在“上山”之后“下水”之时。1970年10月初，我这偏远大山里的下放干部到杨洞水库工程指挥部报到做临时工。蔡见面说的第一句话：“久闻大名，不识其人”。
这话让我的心紧缩一悚：自己是太黑太臭了！
是啊，两年前，我因起草或修改批判县武装部的多份大字报，被揪到全县四级干部三千多人的大会上连续批斗三个白天和夜晚，打入牢房6个月又13 天，那铅印了数千份18700多字的罪状材料，散发到了全县每一个角落。我的臭名，全县还有谁没听闻过？
我说自己身戴“炮打三红” 、“黑干将” 、“黑笔杆”枷锁，叹惜一声：“没想到变黑了！”
蔡淡然一笑：“你没想到的还有呢，我13 年前就变‘白’了！”
我吃一惊，不知何意。
蔡说：“我是摘帽‘右派’，走过‘白专道路’，其实是‘白’而不‘专’。‘黑’和‘白’同‘红’相对立，你我有点像同道中人呢！”
蔡刚过25岁被划右派时，是颇有名气的旧市完小校长，当时说过管教育的党员领导“不懂教育”等实话。
蔡接着说：“县城文革造反派没做什么太出格的事情。他们定不了你的罪。斗了，关了，帽子戴不上，你比我幸运。”
我幡然醒悟，蔡说“久闻”我“大名”并无讥讽嘲笑之意，反有某种同情和理解。说我无罪，正同我的想法不谋而和。一下子我同蔡感情近了，有点喜欢蔡的真挚和思维的独特。
二
杨洞是中型水库，县里的大工程。大坝已成，开始建设总长百里主渠道。我去时，正是秋收后大上劳力的第一个高潮年。全县28个公社、282个大队各有副书记、副支书带队组成民工营、连，上了万余人。还有数百名技工从事隧道、渡槽、倒虹吸管和三级发电站等工程的常年施工。指挥部六七十名干部，少量从县直单位抽借而来，大量是地、县下放干部。下设办公室和政工、工程、后勤组，还有几个工区指挥所。
我和蔡在办公室，主要是办《工地战报》。我编稿子，蔡刻、印、分发。我常白天跑工地，夜晚改稿撰稿；蔡留守电话、处理内务。秋冬施工高潮中每一两天出一期战报，每期印三百余份，分发工地，寄发县领导、县直有关单位和各公社。时见蔡捏手、甩臂、揉眼、捶腰，纾解刻、印、分发带来的不适，却从未说出累、苦二字。我俩配合默契，得心应手。蔡长我近4岁却很尊重我。对刻印的文稿有不同意见必向我提出，从不擅改。我对小报编排和插图的创意，他都能心领神会，圆满体现于版面。蔡精雕细刻，钢板字有如铅印，标题、配图堪称佳品，加上套红，八开油印小报美观大方吸引人。小报以内容新、反映快、形式多、文字活、印制美获上下一致好评。我俩还灵犀相通，待人以礼，叙谈以诚。天天川流指挥部办事的人员，都喜欢来办公室同我俩或照面或交谈。就这样，仅由我俩做具体工作、在工程中不占重要位置的办公室，在指挥部集中干部评比时，竟然众口一词，被评为4个组室中的先进单位，我亦沾蔡的光，被评为先进个人。
三
工作之余，特别是施工淡季，我俩常在农村公路散步，谈论古今中外。不约而同，喜欢从“舆论一律”的“喉舌”报刊中，获取点滴世界和他国经济数据，对比本国，为中国的贫穷落后而感叹。也从几百年、几十年的历史中论及教训，为国家的曲折而激愤。从中得出结论：那天天叫喊的“形势大好”不是真相，那时时宣扬的“巨大变化”并非事实。
有次从钢产量谈到方针、口号。蔡说：“‘以钢为纲’，能‘全面跃进’吗？我看未必。工业产品百种、千种、万种，各有重要性，怎能只看重一种还把它抬到‘纲’的位置？一种产品上去了，千万种产品就能自动跟着上的话，那工业化就太容易了！”接着说起大跃进中执行“以钢为纲”用群众运动土法上马炼钢的笑话，不断摇头叹息。
我很赞同蔡的看法。引发我对农业生产方针“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质疑。我说：“农村为何生产单一，农民为何无钱用，就吃了以粮为纲的亏，不能从实际出发。”
由经济推及政治。针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分析一切、处理一切”，蔡戏谑地说：“吃饭、拉屎，睡觉、生孩子，都是阶级斗争啊？”
我也觉着是以偏概全，把许多不相关的事硬拉在“斗”字下一块管着，是指导思想片面性、绝对化，值得商榷。
诸如此类交谈，甚多甚多。我俩不是研究家，也无影响他人之意，仅仅从中感受思考的乐趣而已。有些话题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何况我俩非“白”即“黑”，怎能公之于众？只能“你知，我知”，秘而不宣罢了。
我甚为欣慰，又有了一位志同道合的知音，三生有幸。
四
蔡对我关照、爱护，有如兄长。
指挥部在农村搬迁三次，我俩均同寝一室。有次我腹痛肚泻，蔡从农民家借来木马桶，提上楼供我夜晚使用，次晨提走洗净，又去厨房给我预订稀粥、面条之类半流质食品。
1974年4月中旬，县委书记同我面谈，要我回县委办。副书记、组织部副部长先后来催我去上班，指挥长也劝我“服从安排”。我不愿去，要求调离资兴。因为县委大院内清一色党员，而我不是；我是造反派，而原县委机关留下来的人，全都是对立派。半个多月过去了，我还呆在指挥部不动。蔡对我说：“怎么不去？继续办油印小报消磨青春有出息么？回去是震动，是雪冤，是抽那些斗你关你者的耳光！你很能干事，又不是为了个人，那些党员、对立派吃不下你！再说，去了比这儿更好远走高飞呐！”听了短短几句话，“胜读十年书”！5月6日，我回到了被赶出五年半的县委办公室。六年后，由于时任县委书记和时任省人事厅副厅长（就是那位要我从指挥部回县委办的县委书记）的帮助，我调回到离别22年的省林业厅。我感激蔡的启示，敬佩蔡的预言。
离别指挥部不久，我收到蔡写我的一首七言诗：“初见廖生貌不扬，人言可畏亦披伤。渐闻谈论多微中，未肯阿颜入胜场。累日从容应琐事，夜深灯火写文章。读书恐堕书生气，风物常新莫静观。”诗中饱含同情、夸赞、劝导、勉励之意，令我激情横生。即兴也凑了八句，附于回信中赠还。出我意料，蔡回信说我回赠的诗“不合格律”，建议“学点近体诗基本知识”。并写道：“诗言志，言为心声，真情所至方能跃然纸上。”信中还批评“时下流行的那些歌功颂德诗词，阿颜献媚，情不由衷，令人生厌作呕。”这些话如醍醐灌顶，我看到了自己这方面的弱点和不足。虽喜爱阅读文学作品，却不知古典诗词的深浅。我决心重学诗词格律和写作知识，鉴别、修改已撰的诗词楹联。持之以恒，虽无佳作而羞于示人，也自认水平有了提高，更没有做“生厌作呕”的“歌德派”。这方面，蔡称得上是我的启蒙师。
五
蔡面目俊秀，谈吐文雅，而内心孤独寂寞，忍辱负重－－别人看不出来，我却深有感受。
我铭记蔡对我说过的话：“过了1957年，我的心就封闭了！坚守人前‘三不’：不谈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不公开自己与众不同的政治观点，不谋求超越本份的个人利益。碰到了你，前‘两不’才来了个例外开放。”富学识、会思考、有卓见的蔡，被堵塞言路、剥夺自由，生活在恐惧中，足见反右践踏人之残酷！
我离开指挥部的前夜，蔡破例摆下酒菜饯别，邀我在卧室中关门对饮。谈及反右的灾难，断送了事业，摧残了身心，又失去了爱人，蔡潸然泪下，饮声抽泣。那倾心爱恋、情同意合、才艺双全的美丽女教师，面对着右派情侣，痛不欲生而后黯然离去，蔡如椎刺心。谈话中，当即取出十几年来珍藏身边、思念伊人的十几首诗词稿让我过目。那“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之情景浮现我眼前，肥皂泡般的结局激起我凝重的同情和惋叹。后来，低文化的农家女成了蔡妻。蔡说：“妻善良、勤俭，待我善过待自已。我也忠诚待她。但她不是红颜知已，我们只是生儿育女柴米油盐夫妻。”话是何等淋漓坦诚，我也隐隐作痛！
蔡的月工资仅38.5元，是对“右派”经济惩罚所致。一家生活得靠妻子“做了队里做家里，忙了农活忙孩子”。蔡不得不用假日回家帮忙，助妻分忧解难。
我明白了：为何几年中没见蔡妻携儿女来指挥部探过亲，为何每逢较长假日，蔡必赶急回家。温饱是人生存的底线、发展的根基，忧困于生计而不得不为稻粱谋的蔡，会有多少快乐？
然而，蔡也确有其快乐：在工作中圆满忙完一桩事情时，在思考中弄清某个问题时，在阅读和创作中有了新感受新收获时。蔡说过：“工作给我安慰，思考给我启迪，诗词给我兴奋。只要钻进去，就会呈现新境界，就忘了还有自己。”
在政治打压、经济窘迫的双重围困中，蔡找到了精神升华的突围之路！
六
上世纪80年代初平反冤假错案，我从报上看出，全国右派近乎全属错划而能得到改正，便写信给蔡，祝贺“卸绑缚之绳，还清白之身”。我想：这回，蔡该轻松了。
蔡的回信却让我振聋发聩。回信中说：“他们是错上加错又再错，我是不服不服又不服。”
“回看五七鸣放，右派们是爱国为民英勇正义之举，被打入另册横加迫害，是党和权力逆历史潮流的罪过。当年我只说了个别事情、个别党员，并未反党反社会主义，不够右派却打成右派。他们错了，我不服！”
“资兴的右派全部改正，全国几十万右派没有几个不改正，他们还说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而已。‘有权就有真理’，睁眼瞎说，横蛮霸道。‘改正’只是一句话、几个字，错整了人不认错，伤害了人不赔偿。他们这是错上加错，我不服！”
“经过大跃进、公社化、文化大革命，联想到土改、三大改造、抓胡凤、批胡适、思想改造等种种运动，我看到了神秘面纱后的真实面目。国家不能搞这种社会主义，党不能无法无天，不彻底改变，就该退出历史舞台！现在我够得上右派了，偏偏给我来了个‘改正’，是他们又一次犯错。对一党专政、专制社会主义，我就是不服！”
这信，我读完一次再读一次，禁不住双手击掌，拍案叫绝！
七
1989年6月4日，我赴衡阳市任职湖南林业专科学校。几个月后，突接蔡信告警：“身患癌症，住湘雅医院，盼一晤。”我惊愕失神，抽身返长沙探望。
资兴别后9年首次重见，不幸是如此场合！走进病房紧握蔡手，禁不住泪塞眼眶。蔡却微笑着，催我坐他床沿，轻声说：“我还有时间，还要回去继续做点编辑工作呢！”
我俩不知不觉又‘旧病复发’，谈话免不了牵连到时局和社会。
蔡紧绷着已刮瘦的脸庞说：“我已活过57岁，死也是在床上。比那些年纪轻轻的横尸街头幸运。”“和平时期，首善区内，用这种手段对付学生，古今中外，骇人听闻！……欠债总是要还的！”
我告蔡：衡阳六所大专院校，学生、教师、干部正在挨整，有的要受处分。
我在校领导反思、党员重新登记中，也曾左右为难，不得不用文件官话、报刊套话保护自己。
我俩还扯到胡耀邦、赵紫阳、“四人帮”，甚至段祺瑞与“三·一八”惨案。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蔡余兴不尽，竟下床送我。临别，蔡说：“人，生为暂时，如外出做客；死为永恒，如归家认宗！”
这就是我俩的最后永诀！
三年任职期满，我重回省厅后，就出差之便去了早已县改市的资兴。特意拜访蔡的顶头上司广播电视局副局长－－我在文革前的县委办同事。讲到蔡，他滔滔不绝，赞誉有加。说蔡任县广播电台副台长兼总编多年，“工作之勤奋，操守之高尚，上下一致公认。”病逝前，蔡留下“丧事从简，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的遗言，“在资兴干部中是第一人，罕见！”
我猜不透蔡的遗言。是避免烦扰生者？是节省公帑开支？是视世俗如陋习？
是讨厌那套话连篇的悼词？是对一生遭遇的愤忿？还是其中一二，或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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