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廖振旅，生于1935年12月，湖南郴州市苏仙区人。汉族。中专文化。1955年7月毕业参加工作。1961－1980年在湖南资兴县委办公室，于此前后均在湖南省林业厅。曾创办<湖南林业年鉴>并任主编3年，首本年鉴获省地方志优秀成果二等奖；首修湖南四部专志之一的<武陵源风景志>任主编，该书获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别奖。1986年50周岁成为共产党预备党员，两年后转正。1996年退休，2000年完全退出公务进入休闲，2002年初自费印装个人回忆录<休闲忆旧>。

图：群山丛中资兴县城远眺

迷雾漫山城（下）

－－湖南省资兴县城“文革”目击记

作者：廖振旅

四、分裂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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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0月到1968年8月，资兴群众组织经历了从联合到分裂的过程。先是联合。继工联之后，出现了系统联合的农联、财联、文卫联，党政机关“在险峰”、“向阳”联合组成“斗私批修”战团。这些联合组织度过一段短暂的平静后，很快陷入了分裂。分裂以不同内容、多种形式循环反复，其中既有工联派内部的分裂，也有“大联合”后原“县红筹”一批骨干人员的掺入。支左办从中选定了“真正的”“左派”予以支持，使“文化大革命”“斗”得有声有色！

分裂最早是从“交枪”开始的。1967年10月4日晚上，邮电局造反派组织执行中央“九.五”命令，将持有的枪交回武装部。次日上午，张洪臣部长和一批武装部人员伙同邮电局造反派抬着交的枪上街游行，高喊口号：“交枪光荣！”“向邮电局造反派学习！”一批记恨“八.一二”陷阱的造反派不愿同武装部合作，鄙视邮电局造反派组织的行为。教联第一个发表声明，贴出大标语：“交枪要交47军，坚决不交吴景斌。”“向阳”、“在险峰”和工联、财联、农联、文卫联接着也发表了类似声明。5日晚，各联头头在得到郴州支左办韩主任同意之后，派出人和车，加上武装部两名干部一起，将邮局交的枪连夜送交郴州支左办。途中遇上郴州驻军来接这批枪的专车和战士，抵郴后韩主任接见了送枪的人。此事惹恼了邮电局造反派。他们把“在险峰”一号头头抓去辩论，在县委机关内涂满了“打倒‘在险峰’一小撮”的标语，在街上张贴批判“在险峰”“极左思潮”的大字报，并宣布退出工联，成立本单位“邮电风雷”。“在险峰”很敏感，认为上述种种现象表明：武装部正在依靠“邮电风雷”，瓦解造反派，孤立“向阳”、“在险峰”。于是，县委机关多位秀才也就挥起笔杆写出了答辩的大字报，有位成员还将《红灯记》里李玉和骂叛徒的两句唱词写成大横幅贴在街上用以比拟邮局交枪武装部：“屈膝投降是劣种，贪生怕死可怜虫！”“在险峰”二号头头也就是串连组织工联的那位工会干部，愤愤指责“工联右了、修了”，“工联闹成这样，我有责任管”。便串连发动工联开门整风，吸收其他各联头头参加，整风矛头直指工联主任－－那位“邮电风雷”一把手。“在险峰”、“向阳”还支持邮电局原“湘江风雷”成员建立的新组织，与“邮电风雷”并存于县邮电局内。围绕“枪交谁”（武装部还是47军），双方还分别上访郴州支左办和省支左办。“裂痕”从始贯终，直到10月下旬47军8316部队几名营连军官到资兴支左，纷争才以不了了之。

县委机关的造反派也在经受磨难。

10月27日，“在险峰”、“向阳”联合组成“斗私批修战团”，以两个组织的头头为战团的头头，共五人，那位“向阳”一把手－－也就是原“东风”司令被推选排第一。战团成员也显著增加。1968年1月，战团庆祝元旦专栏发表有彭瑞（县委办公室干部，“斗私批修” 战团宣传组组长）一篇文章，文里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无”错写成“资”－－查彭的起草稿确是如此，两名抄写者、校对者也照抄、照校不误，始作俑当然在彭。战团吓坏了，为表示“无限忠于”，查封了彭以往的全部手稿，撤销了彭的组长职务并把他开除出战团，还将材料报公检法要求依法惩办，然后召开机关群众大会批斗。

对彭这样的“现行反革命”如此处理似已到了极端，而机关内原“县红造”少数骨干并不满足，乘机向战团进攻。其中一名原“县红造”成员、宣传部干部雷某在批彭大会上带头发难，他以战团在事发后两天才处理彭、在处理决定中写有“一字之差”四字为依据，指出：战团故意包庇“现行反革命”，要坚决揪出战团决策人，点名要揪一把手－－那位“向阳头头”、“东风司令”、“红造”值勤员。战团的骨干们自然予以反击。批斗会开成了辩论会,双方都以“无限忠于”为幌子、为枪弹，相互攻讦。

此时战团的一把手作为造反派头头代表已被8316部队支左人员派赴省里学习，大有成为全县中流砥柱人物之势。战团里另一位头－－那位“在险峰”二把手，提出要在内部整风，也要求非战团成员提意见，得到战团另一位头－－那位“在险峰”一把手的支持。也许他俩对战团最高领导权失落有同感，眼见矛头指向一把手，而一把手又远在长沙，整风自是换马的好时机、好手段。果然，整风很快把矛头集中在战团一把手身上。首要的一件事是说战团包庇了“现行反革命”张爱芝。

张爱芝事件的原委是这样：1967年8月底县城召开批判吴景斌大会前夕，工联将统一制定的标语印发各单位书写、张贴。自部队转业到城厢供销联社的张爱芝，在写到工联标语倒数第二条时竟出了错。这条标语的原文是：“吴景斌必须向全县人民低头认罪！”它的下一条也就是最后一条标语是：“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两条标语上下各成一行，本是清楚明白的。不知是鬼使神差，还是疲劳眼花，她竟将下条标语的“毛主席”三字写进上条标语的“吴景斌”三字位置上，错写成“毛主席必须向全县人民低头认罪！”一名本单位小学生走进来看到后惊叫：“张姨，你的标语写错了！”张爱芝一看，大惊失色，赶忙把这张标语撕碎揉团，顺手甩入字篓里。出乎张的意料，同单位“县红筹”派一名干部将那字团捡起，加以拼凑复原，张贴街上，用大字报宣布发现了“反革命标语”和“现行反革命”。由于张的丈夫在县委农村部，又是“向阳”的成员，那名干部便在街道上面写着一串串标语：“揪出现行反革命张爱芝的黑后台！”从城厢联社沿线写至县委机关大门内。这使“向阳”颇为狼狈。当时正是工联派胜利得势之际。“向阳”便同“在险峰”、“工联”组成调查组，在了解事实真相后，发出联合调查报告，宣布张爱芝的标语属“严重的政治错误”，并声称“不许保守派插手处理”。

现在战团整风，又处理了彭瑞，有人便重提张爱芝问题。有位从公安局调组织部的原“红造”成员写出大字报，以《公安六条》为据论证张写的是“反革命标语”，而不仅仅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毛主席是受《公安六条》明文保护的，谁攻击他老人家谁就是反革命，全国人敢言“不”字？于是县委机关内的人很快认定张写的是“反革命标语”。战团派出专人伙同工联、财联于1月13日重新发表声明：过去的调查声明是错误的，张写的是反革命标语，是现行反革命行为，要求公检法严惩张。战团还实行株连，将张的丈夫开除出战团。到此地步还不能满足原“县红造”一些人的欲望，他们要求追查战团一把手的责任。加上另外一些鸡毛蒜皮，那位一把手几乎成了众矢之的。

战团内自然有人看出这是“鹬蚌相争”，指出不能内乱，自己搞垮自己。那位受张洪臣部长谈话影响带队退出“东风”、后加入“向阳”的办公室干部，在机关内贴出一份咄咄逼人的匿名大字报，将矛头指向战团一把手的现象称作“老保向造反派进攻”，号召“拿出当年冲杀走资派的勇气来，拿出冲杀‘二月逆流’的闯劲来，绝不让老保阴谋得逞”。这张大字报起了不小的威慑作用。参加整风会的8316部队支左人员也看不过去，说：不要把战团的问题全部推给一个人，有意见应该等他回来后当面提。

刚刹住这个风头时，一名曾参加过“红造”的农村部管科技工作的干部在发言中提出新的问题，他说：战团有个“夺权班底”，分别写有夺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农村部权的人员名单。一时全团骇然，对这份从未听闻过的名单表示气愤，要求追查真相。揭发者说是听战团头头－－那位“在险峰”一把手说的，而这位头头又死不承认自己说过。追查无法继续。

战团内部就这样大乱了一番。

县城两派在筹备建立县革命委员会过程中，围绕“权”字暗中展开了较劲。1968年初，各联头头到郴州参加地支左办开的“落实元旦社论”大会。2月12日，资兴召开“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誓师大会”，各联总部宣布倒旗，以便组成分别由工人、农民、学生构成的县工代、农代、红代会，促进建立县的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各联倒旗前夕，县城原“县红筹”一批人突然建立起七八个新组织，其中县委机关由原“县红造”一班人改头换面组成了“同心干”战团，头头就是那位借彭瑞“反革命文章”要揪“斗私批修”一号头头的宣传部干部。它们的目的自然是为争取联合组织中的席位。这些新组织在支左人员做了工作后很快解散了，“同心干”的闹剧仅上演四天。接着，“斗私批修”战团在支左办人员的直接主持下宣布解散，成员同全机关人员一起组建县工代会县委机关工代分会。在确定工代分会头头时，原“斗私批修”战团的人反对采用投票、表决方法，主张用“协商”方法，先摆在文革两条路线中的表现，以保证造反派占优势，目的是把战团几个头头选进去。这个主张未能得到认可，采用投票选举的结果，五名工代分会头头，“斗私批修”和“同心干”各两人，另加一名知识青年，“在险峰”的两名头头和那位第一个组建“东风”的战团头头未能入选。城内其他各联的选举结果大多类似，造反派称之为“‘革’、‘保’凑合的‘大杂烩’”，甚至说“‘老保’吃掉了‘老造’”。全城的“大联合”都是貌合神离。

在上报县革委会成员名单时，更是你争我夺无法弥合。年初在郴“落实元旦社论”大会期间提出了一个县革委成员名单，哪些人作为领导干部、群众代表参加“三结合”，各派头头和支左办取得了一致意见。到2月底上报前夕，县支左办却提出了一个新的名单。此时，“在险峰”一号头头即原县委组织部干部被抽调在县革委筹备领导小组组织组工作，他在新名单中发现：“亮相”最早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一个也没有，郴州会议定的原团县委副书记黄家训也被去掉了；群众代表中造反派的头头只保留一个在酒厂上岗的工联副主任，原定他本人作为县委机关群众代表参加“三结合”也被删去了。作为第一个从错误路线中“杀”出来的“在险峰”发起人，他不无怒火，向同派的人通报了情况。与武装部政工科科长赴郴州汇报县革委成员名单时，当着地革委常委之面，与那位科长各执一词，把分歧明摆在上级面前。县革委成员名单由于“存在分歧”、“时机不成熟”，未能得到批准，县革委无法按原计划时日成立。此事后来被当作“破坏县革委成立”、“妄图夺权”的罪名整人。

批“省无联”，斗争白热化，把全城的分裂推向高潮。

“省无联”是文革高潮中在长沙冒出来的，它的活动在资兴县城几乎没有人知道。引人注目的是它在一篇长长的文章中提出了“重新建党”、“重新建军”、“重新建政”的“三重建”理论，被称为“极左”。这套理论之著名，并不在它的本身，而在中央文革顾问、全党全国闻名丧胆的大理论家康生对它的批判。随着康生的逐条批判，“三重建”文章印发各地。否则，基层谁也不会知道有个什么“省无联”和它的“三重建”纲领。据说，“三重建”文章作者当时是一位在读的高中学生，事发后坐牢多年。其曾任省委秘书长的父亲也因此成为“黑手”进了牢房。文革之后，康生已成为臭名昭著的恶魔，那“省无联”和它的“三重建”也早已烟飞灰灭不知所终，但文章作者的父亲却是恢复了老革命的声誉，文章作者也成为国内外几所著名大学争夺的教授。回到1968年2月～3月，批“省无联”在全省成为中心，各地“上批下联”发挥至极点，资兴县城岂能例外！

图：现在的县城主街

县城用“上批下联”法，借批“省无联”整造反派，是由武装部带头和组织实施的。2月上旬，支左办负责人作批“省无联”动员报告，将发生在造反派中的某些言行集中串连起来，归纳为八个“为什么”。比如：为什么对写“反革命标语”的人那样爱－－虽不点名，一听便知是张爱芝标语事。3月中旬，吴景斌从北京学习归来在群众大会上讲话说：“在北京学习时对自已挨揪等问题想不通，出了‘省无联’想通了，‘省无联’是一切坏事的总根子。”他把自已在资兴遭到的冲击巧妙地归结到了“省无联”头上。2月24日，刚刚倒旗联合的县工代会集中县城开会的第一天，武装部的三名干部王某、唐某、肖某贴出大幅标语：“把资兴极左思潮的黑后台揪出来示众！”落款赫然写上他三人的姓名。如此公开、直接参与两派争斗，显然不会是这三人的个人行为。紧接着，正在县城参加武装部集训的各公社武装部长20多人联合签名写出大字报，点名揪原“斗私批修” 战团一把手－－那位“东风”“司令”、“向阳”一号头头，同时贴出他们的大横幅，把原工联、农联、财联、文卫联和“在险峰”的主要头头点名开列为“坏头头”，要“揪出来示众”。这也显然是武装部组织、指挥的行动。眼见武装部的人披挂上阵，全城原“县红筹”一批人为之鼓舞，各种揪造反派头头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而至。被点名为“坏头头”者17人，并有人把工联派称作“资无联”。街上也有为“坏头头”辩护的大字报，但只是甩给燎原大火的几滴水而已。与明揪结合，武装部掌心中的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成立了批无联调查组，那位利用彭瑞问题进攻“斗私批修”战团的“同心干”头头被调任组长，负责收集、调查、整理“坏头头”、“黑手”、“黑后台”的材料。

武装部还采用“高明”的绝招，用“三忠于”作幌子批“省无联”。张爱芝的“反革命标语”已出来七个多月，彭瑞的“反革命文章”已出两个多月，武装部管的公安局听任不理，是利用时机未到。现在批“省无联”，上批下联时机成熟。2月下旬和3月中旬，公安局先后将张、彭抓进牢房。支左人员召开批斗张、彭大会，将他俩挂“反革命”黑牌游街示众。武装部将那位复原、公布张爱芝“反革命标语”的揭发者捧为“无限忠于”、“誓死保卫”的英雄。一批武装部干部、战士拥载着这位揭发者上街游行，沿途挥舞写着向这位揭发者“学习”、“致敬”的旗帜，高呼向这位揭发者“学习”、“致敬”的口号。在武装部人士主持批斗张爱芝的全城群众大会上，这位揭发者上台作了长篇发言，多次点名那位“东风”司令、“斗私批修”战团一把手是张爱芝的“黑后台”，武装部干部则在台上配合领呼口号：“揪出黑后台！”同时带领与会群众反复高呼这位揭发者为“无限忠于”、“誓死保卫”的“好战士”，向他“学习”、“致敬”。而在大会场的后排聚集着20多名“斗私批修”战团的人，每当台上武装部人士领呼口号后，他们必紧接着高呼：“分清敌我，团结对敌！”“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他们的目的不是保张爱芝，因为张是“四个伟大”的敌人，谁也不敢保，而是保那位被揭发者点名的“黑后台”。台上台下两种不同内容的口号此伏彼起，交相辉映，成为难得一见的特色风景。

武装部把“三忠于”用于派性斗争，也透过彭瑞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彭瑞被抓进牢房后，在审讯中他要交待“案件”事实时，竟被公检法军管小组人员阻止说：“我们完全清楚，用不着再说。”详加审讯的是“在险峰”、“向阳”那些针对武装部的大字报是谁写的，一篇一篇交待，还要他交待刘才高在造反派里“说了什么、干了什么”。这些大字报和刘才高并没有“反革命”问题呀，此时，这位“小邓拓”、“斗私批修”战团宣传组组长完全明白了抓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在坐牢两个多月获释后如是说。

批“省无联”的“下联”主要目标是武装部三名干部署名大标语所指的“黑后台”，他就是最早“亮相”的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刘才高。刘在亮相声明和科局级干部会发言中，批评了武装部，支持了造反派。但也止于“口诛笔伐”，并未参与造反派的造反活动，也没有出谋划策或假手他人幕后操纵，本应处于“想揪没法揪”的有惊无险位置。没想到造反派里冲出一位“杀手”扳倒了他。这位“杀手”是任“斗私批修” 战团头头之一的那位工人通讯员，他贴出大字报揭发：刘才高在1967年8月亮相走访郴州回来传达了整干部三条、整“保”字号群众四条，被称为“黑七条”。大字报将“黑七条”披露其上，无异是“大冷门”爆发。支持刘的人不知所措，要整刘的人如获至宝，“打倒刘才高”的口号很快占了上风。武装部及时组织了批刘大会，上台批判者将造反派“八?一二”冲击武装部、整老保的账都算在刘的头上，把“解放全资兴”定为“反动口号”。

“明批刘才高，实批造反派”，那些曾与武装部对抗的造反派头上压力剧增，几名著名的造反派头头在县工代、农代、红代里的交椅顺理成章被端掉了。另一些造反派头头凡在“批刘”上转了弯、立了功的则保留交椅和得到升迁成为“真正的左派”－－整个群众组织骨干队伍实现了“大分化、大改组”，武装部重新获取了“文革”制动权。

分裂在反复中继续。

1968年3月30日，中央发出指示，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右倾翻案风，时称“三.三0”指示。4月1日，《湖南日报》发表社论，列举右倾翻案风的种种表现，同武装部在批“省无联” 中玩的那一套十分类似。这让县城被点名的“坏头头”及其支持者大为兴奋。正在长沙参加省革委4月8日成立庆祝大会的领导干部代表黄家训和另一名造反派代表用电话传来长沙落实“三.三0”指示的大好形势，要求资兴组织揭发材料并赴省上访。于是，原县委机关“斗私批修”战团一批人研讨、起草并印发、张贴了几篇大字报文章：《关于坚决击退为二月逆流翻案反革命黑风的严正声明》、《历史的回顾－－初揭资兴为二月逆流翻案反革命黑风》、《揪革命造反派革命头头的要害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中虽未点名谁在右倾翻案，城中人一看便知是说武装部和它支持的派头头。上访团抵长沙后，按黄家训意见，将三篇文章改写成《资兴为二月逆流翻案反革命黑风的严重情况》，长达7000字，分呈省革委、省支左办。

上访团还走访了省支左办专县组，在答复“是否可以恢复造反派组织”时，首长模样的军官说：“你们回去同群众商量定。”工作人员模样的军官接着说：“我看可以。”

上访团离长前夕，黄家训布置了回去的作法和要求，他充满信心，表示乐意充当“黑手”、“黑后台”。于是，县城出现了反击翻案风的小高潮。虽然没有造反组织，却出现了“老造反派”的概念词和群体，也就是“坏头头”及其支持者们。他们制定了反风工作计划、措施和目标，并向已任地革委委员的赵恒湘作了汇报，得到首肯。

反风按计划进行并不断取得“成果”。

通过县工代会写大字报、贴标语，召开了反风批斗大会，把“煽风”的“走资派”和三名“保”字号头头揪上了台，这三名原“县红筹”骨干的县工代会委员职务被取消。被称作“三忠于”英雄的张爱芝揭发者原已被列为城厢镇革命委员会“三结合”对象，也泡了汤。因为“老造反派”们将这位揭发者在资兴社教分团曾因“污辱、攻击”毛主席而被停职反省多日、受到批判的材料交给了县支左办，并且指出“复原”、“扩散”“反革命标语”也是犯罪行为。

刘才高那“黑七条”通过对郴州地委两名中级干部调查证实：是他俩走访长沙后回来传达给各县“亮相干部”时刘才高记录在自己本子上的，刘回资兴传达时并未加以肯定或塞入私货。拿刘的笔记本同那张揭发“黑七条”的大字报比较，七条的内容和文字却大有出入。

被打成“坏头头”的财联头头甘启明，在地工代会赴资兴宣传队的极力帮助下，被评为“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此事当时被当作反风的胜利标志之一广为传颂。据传，武装部支左办的人反对评他为积极分子，最大理由是他曾在1967年9月初包庇张爱芝，为首写出的调查报告把“反革命标语”仅仅写作“严重的政治错误”。地宣传队反驳说：甘早在今年2月就否定了调查结论，重新准确定性，要求公检法惩办，批无联时还写了向毛主席的“认罪书”贴在街上。你们呢，你们当领寻，掌握资兴大权，那时作了些什么？你们对张爱芝“反革命标语”无动于衷，下面要求惩办也不闻不问，拖延时间长达七个多月，又作了检讨在哪里？这些话竟驳得支左办人员哑口无言。

在反风高潮中，“老造反派”们还分别展开了一系列其他活动：批斗县委副书记何世球。何被揭发在参加工作前是“反革命组织”成员，批无联时将一封揭发刘才高的信送交武装部，成了资兴翻案风的“根子”，在批斗会上将他捆绑加以拷打。将那位任调查组长的“同心干”头头抓来审问，追查整“资无联”和“坏头头”、“黑手”、“黑后台”的“黑材料”，他曾挨过一耳光并被限制人身自由数天。“老造反派”还统一认定保刘才高再次站出来。邮局的那位工联主任、酒厂的那位工联副主任和供电站的那位工联常委己掌管县工代会大权，前段参与武装部揪刘，现在也转过来保刘，三人信誓旦旦地说：“刘才高一定要保，保定了，保到底。”县工代会召开了全城群众大会，为批“省无联”时被打为“坏头头”的人宣布“平反”，还宣布刘才高、黄家训是“革命领导干部”。有少数单位重新立起了山头。县委机关的“老造反派”20多人包括几名领导干部在内于6月27日成立了“反‘三右’战斗队”，由那位“在险峰”的一把手当一号头头，它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反击“三右一风”，为批“省无联”被点名为坏头头的造反派平反，同时进一步“砸烂旧县委”。

在反“三右一风”时，“老造反派”们既对批“省无联”受压挨整耿耿于怀，又寄希望于武装部的支持。他们通过内部串连、开会，决定向武装部（此时8316部队已撤离资兴）当面提意见。十多名“老造反派”代表赶赴郴州，在征得地革委主任、分区司令员宋俊同意后，由军分区王副司令员主持，6月21日当面向正在郴州集中学习的资兴武装部政委孙跃臣、部长陈凯田和几位支左人员提意见，摆了武装部在批“省无联”中压造反派的各种现象，批评武装部“犯了新的方向路线错误”。听完半天意见后，武装部的人未作任何发言，由王副司令说了些过耳则忘的话就结束了。这是“老造反派”们“反三右一风”中直接面对武装部的唯一行动，后来被指责为“当面恶毒攻击武装部”。

与一派人“反‘三右一风’”的同时，另一派人却高喊“搞‘三查一清’”。两派开始承认“反”、“搞”都是对的，只是谁先谁后的分歧：一派主张先“反”后“搞”，另一派主张先“搞”后“反”。其实，两个口号几乎是对立的。所谓“反‘三右一风’”，是清算借批“省无联”整造反派，矛头对准支左人员及其支持的派别，它的依据是中央“三.三0”指示和省革委二次全会记要；所谓“搞‘三查一清’”，主要是清理阶级队伍，揭发处理群众组织中的坏人坏事，矛头对准的是造反派，这是与支左人员合拍的。这种分歧和论争，将省、地造反派分裂成为两个对立的派别，资兴也不能幸免。

图：现在的县城小街

在武装部支持下，县“三代会（工代、农代、红代）”中原工联派的一部分头头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反三右一风”的人。7月2日，“县红代会”一批学生冲进县委机关，抄查了成立仅五天的“反三右”战斗队，搜走了队办公室全部书面资料，将这些资料立即转交了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接着，那位酒厂的原工联副主任带领“三代一部”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县委机关。宣传队要县委机委全体工作人员每人填写一张表，包括本人家庭、社会关系和个人详细情况，目的是便于“三查一清”、组建阶级队伍。接着，集中县委机关全体人员办学习班，武装部钟副部长发表讲话后，组织大家学习宣传队印发的《五个回合站队》，对照检查自己在“文革”中已经出现的“五次反复”中站的是哪一边？这种斯斯文文的做法引发了两派不同观点的争辩，无法统一。刘才高在学习班上长篇发言，对全县批“省无联”中定他为全县唯一的打倒对象、将一批造反派头头点名为坏头头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说要“坚决支持造反派反击‘三右一风’”。

于是，宣传队改变了作法。7月下旬，原工联主任、两位副主任所在的邮电局、酒厂、供电站“革命群众”联合点名揪刘才高。而在一个月前，即6月下旬，他三人还异口同声地说：“刘才高一定要保，保定了，保到底。”十多天前他们还亲口在县工代会召开的全城群众大会上宣布刘为“革命领导干部”。现在又一次转了过去，由“保”再次变“揪”。无独有偶，那位原“在险峰”的二把手也突然在县委机关学习班上高呼：“打倒刘才高！”这些原来保刘最坚决的造反派头头，突然变成倒刘的带头人，显然有其不可公开的内幕，让那些曾经“同战壕的战友”一时目瞪口呆继而愤怒不已，痛起反驳。“倒刘”、“保刘”终于形成两派，相互口诛笔伐。

节骨眼上，武装部头头披挂上阵。8月8日，政委孙跃臣在全城群众大会上就揪刘问题作长篇演讲。演讲从始至终未点刘名，但听众人人明白他指的是刘才高。他在台上愤怒地挥舞着手臂指责刘：“这个人自以为没有他，整个地球都不转了！”这话实际是说，刘才高是资兴夺权的最大障碍。配合孙的讲演，台上台下不时高喊着“打倒刘才高”的口号。孙的演讲划出了一条底线：“倒刘”是左派。尽管这个左派队伍实力雄厚，“保刘”派却仍然大有人在，“反三右”和“老造反派”们仍然昂首挺立。

武装部拿出了最后一手：组织所谓“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杀进县城。1968年8月26日，成千农民冲进县委机关，同时有组织地分别到其它“保刘”骨干单位抓“坏人”。（据几年后县委组织调查：县城有32个单位、178名领导干部、工联派头头和成员以及其他干部群众被抓，全县各地共有三万农民进城镇抓人，均由武装部统一开会部署、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一批“保刘”骨干立即被挂上事先写好的黑牌，游街示众，接着被抓上全城群众大会台上挨斗。陈凯田部长在斗争大会上大声演说，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高呼向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学习”、“致敬”。当晚县工代会当权者中的一名“老造反派”找陈批评农民进城抓人时，陈得意洋洋地说：“我是农民进城的后台，你要抓就抓我吧！”斗争大会后，城厢镇武装部长欧某带领十几名大队支书、民兵营长、贫协主席将“反三右”的头头和骨干抓来审讯。这位镇武装部部长在历数县委和刘才高的“罪恶”之后，指出“反三右”就是保县委、保刘才高，责令“反三右”必须交出“三黑”，即“黑枪枝”、“黑材料”、“黑后台”。那位“反三右”也即原“在险峰”的一把手当时也毫无惧怕，颇为幽默地回答说：枪三支早在去年10月如数交出，材料已由“红代会”全部搜走，至于“黑后台”，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谁，你们揪到谁就是谁。

在“三查一清”中，武装部及其左派在县委机关还揪出了一名“反革命分子”。他叫杨名一，县委组织部干部，原“向阳”、“斗私批修”成员。农民进机关单位抓“坏人”后不久，原“县红造”几个人从杨的床底下搜出一个布满枪眼的靶牌，靶环纸与木板靶牌之间贴有一张毛主席像！那枪眼就是“向阳”两次16人在一年前用小口径枪练靶打的。很显然：打靶是假，打毛主席是真，极为恶毒的反革命事件！原“县红造”的几名骨干“无限忠于”，对此咬牙切齿，日夜在机关食堂内突击轮番审讯参加打靶的人，有几位被刑讯、捆绑、抽打。深夜发出的惨叫声夹杂着呵叱声充满恐怖，听者无不毛发悚然。怎奈折腾后也找不到在像上贴靶环纸的人，杨名一便成了“主犯”，进了军管小组牢房。杨案的揭发大长了武装部和左派的志气，证明了“三查一清”是多么重要和及时。参加打靶的人个个写了认罪书，这些曾经“响当当”的造反派一下子全瘫了！那被刑讯致伤的几位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好在杨名一家庭出身极好，从“阶级”上和本人表现上怎么也找不出仇恨毛主席的影子。案子无法破下去，只好将杨开除党籍、干籍回老家务农，几年后又被请回来当党员干部。

通过组织工人、农民冲击机关和“三查一清”，武装部及其支持的左派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三代一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长驻机关单位不走，“保刘派”也作鸟兽散。到1968年9月，一个“三结合”怪胎－－县革命委员会冒了出来，非法取代了按照宪法建立的县人民政府，标志着武装部及其支持的革命左派全面夺取了全县党政财文大权。武装部部长任县革委会主任。由于倒刘有功，那邮电局的工联主任、酒厂的工联副主任也平步青云当上了县革委会副主任，供电站的那位工联常委当了县革委会常委。县革委分设的生产指挥组、人民保卫组（公检法）、组织组（人事）、斗批改办公室等工作机构都是武装部的人任一把手。

以武装部为核心的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在全县开展了全面的阶级斗争即所谓的“斗、批、改”。一批批“阶级敌人”从县城直至全县各个角落被揪了出来。县城的大游行，被揪示众的“牛鬼蛇神”一次达百余人。县监狱住满囚徒不算，还将县政府两排家属宿舍改建为16间牢房，关有囚徒一百五六十人。囚徒之多，是全县任何历史时期无法与之相比的。这时的资兴专政机关是武装部豢养的一头疯狗，为它的主人四处乱咬人！县革委成立仅两个月，就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大会，包括各部门、单位和公社、大队的头儿以及生产队队长共三千多人参加。五天会议有三天用于大会批斗。被斗者40余人，被逼令双腿直立、两手前伸、弯腰90度－－标准的“喷气式”，其残酷程度前所未有。武装部徐副政委还在台上挥拳打人、举腿踢人。

斗争大会的第三天下午，公检法军管小组在大会场上公开拘捕了一批人。被拘捕人中有：“反革命两面派”刘才高（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炮打‘三红’黑干将”、“旧县委亲信爪牙”、“黑笔杆”廖振旅（县委办公室干部，“东风”、“在险峰”、“斗私批修”、“反三右”成员），“坏头头”甘启明（县商业局干部，“东风”副司令、财联头头），“坏头头”樊家裕（中学教员，教联头头），“坏头头”袁文高（县人民医院，文卫联骨干），“反革命分子”何世球（县委原副书记）。据公安局朱上节副局长和罗琛证实：这被抓的六个人是武装部政委孙跃臣手写给县公检法军管小组字条上开列的，由武装部在军管小组任职人员具体执行。

也许是“查无实据”，也许是上面的干预，这些被抓捕者分别坐牢半年至一年，到党的“九大”后由县革委决定先后被无罪放出，几年后都给予了“平反”、“赔礼道歉”。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再次施展才华。那张爱芝在经历坐牢、服刑的灾难后，在新华社湖南分社社长的帮助下，在地区领导和地区法院干预下，县武装部多次抗拒未逞，终于得到了“平反”。又在新的县委书记干预下，冲破阻力，恢复了她的干籍和工作，并补发了坐牢、服刑期间的工资。

“文革”中怪事不少，“奇人”也多。有位奇人常遭议论，他就是“八.一二”事件后从武装部“杀”出来支持造反派、批判吴景斌的两名干部中的那位中尉。从发表支造批吴“声明”以来，他始终活跃在造反派中，同造反派“同呼吸，共命运”。出人意料的是，与他同时“杀”出来的那位参谋早被“转业”，而他却倍受重用。在县革委首次“抓革命、促生产”的批斗大会上，他手持写满谎言（无一件“罪名”经得起查证）的铅印稿纸，揭批刘才高－－他参加农村社教工作时的顶头上司，成为斗争大会两名主要发言人之一。他作为县革委组织组一把手，行使相当于县委组织部部长大权数年之久。颇有人质疑：中尉是后来跪地求饶、洒出了足够多的眼泪而得到饶恕，抑或是被蓄意派出来“卧底”、“策反”的“坐探”？

五、权力建造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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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1966年－1969年文革高潮，大规模急风暴雨的全民全面的斗争表面有了和缓。在高层，剑拔弩张的夺权斗争却更为激烈。1970年开始，全党全国开展了批陈运动。1971年冬季，又开展了批林运动。此时，林彪在湖南的忠实爪牙卜占亚不顾北京“五一六”反革命小集团已被解决的事实，不顾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清查“五一六”不许“扩大化”、不要在公开的群众组织中去抓“五一六”的指示，不顾林陈集团已暴露和林彪已摔死的形势，斗胆玩弄自己掌股中的省委大权疯狂发动了全省“清查‘五一六’”运动，把矛头指向群众组织和领导干部，目的是报复泄愤并转移对其主子林彪的批判。

掌管资兴党政大权的武装部负责人对卜占亚的指示和部署“心有灵犀”，积极行动。建立了以武装部政委（兼县委书记）、部长和控制公检法的那位武装部科长为主的县清查领导小组，几次召开县城干部、群众全体参加的动员大会，武装部政委兼县委书记亲自作动员报告，指定公安局组成三号办公室专职负责清查具体工作。全县以清查“五一六”作为“一切工作的火车头”，“从大事件抓起”，“从小‘五一六’抓起”，将曾经有碍武装部支左夺权的言行排成一个个“大事件”，确定全县以“反军”、“夺权”为中心清查八大问题，将30多名干部和工人列为清查对象。在全县范围内反复发动群众针对清查对象开展大检举、大揭发。在县革委机关和其他重点单位，全体工作人员半天工作、半天检举揭发，全县清查高潮迭起。

经过三个多月的动员、组织、收集、整理，县清查领导小组《关于以刘才高等为首的乱军夺权事件的立案报告》、《关于以刘才高为首乱军夺权事件的补充材料》分别于1971年9月20日、10月10日拼凑出笼上报省、地，洋洋1.2万字。《立案报告》指控说：“刘才高、黄家训、曹晓吾、廖振旅、袁在文等五人为首在资兴网络一批反动分子和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组成一个乱军夺权集团。”五人分别是“集团”的“主谋者、幕后操纵者、坏头头”，还有“骨干分子30余人”。罗列了“集团”六大罪名：“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疯狂炮打中国人民解放军”、“纠集社会渣滓，网络牛鬼蛇神，大为坏人翻案，扩充反动势力”、“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破坏革命大联合”、“拼命向无产阶级夺权”、“篡夺文书档案机要大权”。将工联派走访省、地支左办和革委会以及去外地调查当权派一概认定为“黑线联系”。将针对武装部公开张贴的80多篇大字报（包括“声明”、“通告”和揭发批判文稿）全部定为“反军文章”。凭空捏造“多次残酷揪斗和殴打”吴景斌，“非法审讯县人武部政委肖春圃”，“刘才高一伙人制造的‘八.一二’抢走轻机枪5挺、冲锋枪20余枝、步枪100余枝、手枪4枝、各种子弹2万余发”，“‘八.一二’分割围攻、谩骂、恐吓、推撞殴打……致使人武部参谋邓春福、部长张洪臣、副政委肖春圃当场昏倒”，以及“刘才高直接指挥……到武装部搜枪、冲击看守所”，“关押武装部张洪臣部长、董发友副部长、李庆荣科长、王林副科长”，等等。有许多捏造不仅是无中生有，而是丧心病狂、阴险毒辣、伤天害理。比如说刘才高一伙“炮轰周总理”、“炮轰省革筹”、“炮轰47军”，说刘才高1968年12月20日在监狱里“怀疑林副主席能当好接班人”，说刘为首的“乱军夺权集团”“吹捧王、关、戚，贯彻‘重新建党、重新建军、重新建政’的反动政治主张”，说“这个集团指派杨名一”制造了“实弹射击毛主席光辉形象的反革命案”。 这些捏造，目的显然是制造出又一起反革命冤案。《立案报告》还把早已在1969年8月就撤销原判、无罪释放的张爱芝以及更早无罪释放的彭瑞继续认定为“反动分子”。

与《立案报告》相配合，“三号办”还别出心裁制作了《“五一六”黑线同资兴联系图》，将县城八个公开的群众组织名称和30多名干部群众姓名同上面伸下来的“省无联”等三条“黑线”相互连接着。“三号办”用先定罪、后取证的非法办案程序，组织人马向146名检举揭发者“重点”索取了437份、1289页“证明”材料，目的是为了确保六大罪名“查有实据”。

《立案报告》出笼三个月又25天之后，对“五一六”清查对象实行对面开刀。31名清查对象，有干部身份的15人用集中办“学习班”的形式实行专政，对其他职工则在所在单位隔离办单个“学习班”，责令其检讨、认罪和揭发“同伙”。集中办“学习班”前，“三号办”秘密将清查对象逐个填写了专项表，定下了其中六名重点人的性质：“主谋者” －－刘才高（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线上人物” －－黄家训（县团委副书记）、曹晓吾（县委农村部干部）；“操纵者” ──廖振旅（县委办干部）；“坏头头” －－甘启明（县商业局干部）、袁在文（县委组织部干部）。

1972年1月15日，也就是林彪摔死四个月又两天之后，学习班在离县城5公里的“五.七干校” －－周围无人居住的荒丘内开始举办。抽调公安人员为专干多名，一名公安专干管一名清查对象，日夜监视，刘才高则由两名专干监管。公安局一位副局长和武装部一名参谋任学习班总管。副局长在开场报告中宣称：“五一六”是最凶恶的敌人，清查“五一六”是批判林陈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告将资兴县城批评和反对武装部的言论、行动统统列为“五一六”在资兴的罪恶表现。他说：“五一六”是一小撮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现行反革命和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组成的，他们的总后台是刘少奇一类骗子，还有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有的叫“五一六”，有的不叫“五一六”，名称不同。凡是矛头三指向（指向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人民解放军、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罪行严重，有反革命阴谋策划、同上面伸下来的黑线、后台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就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他强调：“五一六”是通过操纵群众组织进行阴谋活动的，群众组织与“五一六”以间接的联系较多。报告列举了“五一六”在资兴的“罪恶表现”包括“八.一二”、“九.一三”，批“老保”、批吴景斌，反“三右一风”等等。这是告知清查对象，凡指向武装部的都是“五一六”罪。报告宣布对参加“学习班”的清查对象实行党的对敌斗争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争取失足者”和“给出路”。“学习班”不限时间，谁交待彻底、检举揭发同伙彻底谁就离去，交待不清者留校。并制定“五不准”限制人身自由：“学习班”期间不准私自离校，不准会客，不准互相串连，不准打电话，不准外传学习班情况。

“学习班”先围绕“八.一二反革命事件”，强令清查对象各自写书面交待，从中央对湖南问题表态的1967年7月27日起，到8月底批判吴景斌大会的一个多月中，自己和同伙怎样说、怎样干、怎样议，一天天、一件件事，详详细细写。接着，围绕为“湘江风雷”平反的“‘九.一三’反军大会”前前后后，一天天、一件件事交待，自己说了什么、干了什么，同伙谁谁说了什么、干了什么，相互如何商议、策划。公安专干还连续不断地个别谈话、提出问题，指令清查对象写出书面回答。最后还用了专门时间写检举揭发材料，一是相互揭发，二是集中揭发刘才高，三是点出“学习班”外的一批干部姓名个别指定有关清查对象专题揭发。副局长说：“只要有两人以上揭发一致，你不承认也照样定案。”于是公安专干的负责人便采用了“诱供”、“串供”、“逼供”办法。“诱供”，把部分清查对象找在一块，公安专干编造某件事、某个人如何暗中策划行动、制定策略等情节，说得活灵活现，然后叫他们再去写；“串供”，找一二个或两三个清查对象，叫他们就某个人说了什么、干了什么相互串谈、印证，再分开去写；“逼供”，大小会上或个别谈话中，对清查对象施压威逼。对“线上人物”曹晓吾更为奇特，“学习班”开办前三天就把他看管在“五.七干校”，多次逼他交出实际上不存在的“红本本” －－“参加‘五一六’的证书。”

这15名可怜的无辜者，或者出于对毛主席的崇拜、信仰和忠心又不能识别他老人家的错误参与了造反，或者不屈服于武装部的错误作为而起来抗争，或者受极左思潮和派性影响而有了过头言行，怎么也想不到此时此刻成了阶下囚，眼见那魔光闪闪的利剑正向自己劈来！在高强度的政治压迫和精神摧残下，有的日不食、夜不寐，有的痛哭流涕、高呼“皇天”，也有的暗中咬牙发恨、低声冷笑，还有相信自己清白、安全而无所谓的。“坐牢”、“戴帽”高压之下，固然有人骨头软了，给自己头上乱加帽子，连声“认罪”以求宽恕，或者想推卸责任、“立功赎罪”而乱咬他人；但多数人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不惧威逼，即使历史和现实都有过“莫须有”，即使再次“坐牢”、“戴帽”，也不肯乱写乱攀。历经40多天折磨，多数被陆续放出，有几位则被强令留校交待，白天监督劳动，时间长者超过九个月。

经过两年加三个多月的惨淡经营，包括群众性大检举揭发、专干重点调查、“学习班”集中威逼，清查策划者和执行者设想的模式和定性结论还是不敢公开公布，资兴未能抓出“五一六”。预定目的落空，但整人的权力还在。武装部手掌中的县委、县革委决定，将“学习班”15名清查对象从专政机构“三号办”移交给组织部的审干专门机构“一号办”，通过“审干”的途径和方式从政治上给判“死刑”。1973年3月7日，“三号办”将十五名干部的全部材料移交“一号办”，两办共同研究审干结论。“一号办”也聚集着一批靠政治运动整人换得名利地位的老手，几个人对付一个人，软硬兼施，整成文字，给这批人扣上“政治立场错误”等帽子载入个人档案。此种恶毒的政治陷害，就象用包着橡皮的铁棒把对方击成不露伤痕的“残疾人”。

共产党内毕竟有政治家懂得：民众不可侮。那些滥用权力伤天害理的大小党棍、军棍即使能得逞于一时却无法横行到永远。资兴清查“五一六”也好，那阵子“审干”也好，都给上面来的风吹没了踪影。随着卜占亚之流的垮台，用权力整人的人机关算尽，无功用于受禄。1974年春夏，资兴新任县委书记孔昭洵亲自多次召集各种座谈会，分别找两派的骨干了解真相，也依靠公安部门深入调查。尔后主持县委常委会议，决定将《立案报告》、《补充材料》加上批判按语印发公诸于众，组织干部群众批判。凡是良心未泯和未被派性迷心的人，见了《立案报告》、《补充材料》无不从惊愕不已到义愤填膺。孔书记亲自审查批准了批判按语，带头在群众大会上作了批判发言。由县委书记改任副书记的武装部政委肖春圃分别在县委常委会和群众大会上作了专题批判，其发言稿印发到了基层。他亲口证实，“吴景斌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挨过打”，“我自己也没有受冲击而昏倒”。他还说明：《立案报告》上报未经县委常委集体研讨，是个别常委签字发出的。其他县委常委，包括新上任的武装部部长杜国才，个个表示了批判清查“五一六”的正确态度。公安局副局长朱上节也有好的表现，就清查“五一六”问题，不单在县委主持的座谈会上披露了实情，还在县城职工群众大会上作了比较详尽的揭露，印发长达1.1万字的大会发言材料。县公安局那些起草者、调查者都亲口否定了《立案报告》和《补充材料》虚构的全部“事实”，这些当事人的“证词”也印发到全县。被清查者先后由县委书记、武装部政委、县委组织部长、公安局长－－当面表示赔礼道歉，将他们书写的全部材料当面烧毁。剩下的，恐怕只有那用权力整人者的“哀叹”和被整者内心上的“疤痕”了。

要说清查对象在文革中没有错不合事实。因为文革整个错了，那批“走资派”、揪“军内一小撮”、压制对立派以致参与文革其他活动，都是错的。不过，这种错误的根子在上面，只要没有触犯刑律，就不应该当作敌人整。为何又被当作敌人整了呢？是权力在作怪。“文革”就是夺权，地方党政大权一时夺到了“穿黄衣服的”手里。正如卜占亚掌权时当年说的那样：“湖南的问题，我们说了算。”对于那些不听话甚至批评、对抗武装部的人，无权时无法，夺到权力岂能放过！有人说，清查“五一六”是整那些在文革中犯错误的人。有人则反问：参与文革的人谁没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该给予专政吗？武装部及其支持的左派不是把资兴县委说得一无是处、连连高喊“打倒”、“砸烂”吗？不是利用各种时机、各种手段去压制、打击对立派吗？不是把一大批领导干部和无辜群众抓来游街示众、关押牢房、鞭打刑讯甚至判刑劳改吗？在他们的队伍里，不是有叫嚷“总理不能代表中央”的人、有用大毛笔在“毛主席”三字上加写上“死老虎”三字的人，有吊打领导、私刑拷打干部和打人数十被称为“凶手”的人吗？对他们的这些事为什么不整、不清查？为何对同类言行和现象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标准和做法？还有，对那些取自派性人物的检举揭发材料，为何不能客观、冷静的分析，不能找旁观者、当事人查证就拟罪上报并按既定罪追查？这许许多多，说穿了，要整的是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而且有权力在手能够这样整别人！当然，如果宽容地说，还是不能完全（此二字不能少）怪罪这些用权整人的人。是“文化大革命”给他们这班人送来了意外的权力，并创造了权力整人的氛围！

“文革”啊，你令山河含恨，日月生寒，民众披伤！可那一小批稳坐钓鱼台的既得利益者呢，靠“文革”获得上升的他们那心中评论文革的话能公开亮出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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