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生淖尔布：阿斯哈村：走向城镇的脚步（四）
作者介绍：
弓生淖尔布，蒙古族，现为鄂尔多斯市公务员。阿斯哈村是鄂尔多斯市的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农牧结合的村子。作者在这个村子当过六年知青，熟悉村子里的人和事，并且在三十年来一直关注该村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作者曾担任《杭锦旗志》主编。继而萌生了写村志的想法，以比较灵活的记述体写出该村的近百年的人物和事物，记录蒙古族在这个时间段的生存状态。并且要求自己按照口述史原则，做到有根有据，据实写来，经得起各方面的斟酌及至诘问。
图：正月家族团拜场面之一角
“我们家族兴旺发达了”：一个牧民家族的进城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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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哈村：走向城镇的脚步（四）
作者：弓生淖尔布
按照道尔计的说法，在阿斯哈村，整个家族迁徙到城镇的只有两个：其一是道尔计及其子女，他们进城才几年。另外一个就是夏日努特家族，进城从开头算起三十多年了。下面是这个家族一位第三代人“我”的口述。从中或可窥知阿斯哈蒙古人家在城市的生活状态和重新社会化过程。
一、黄河岸边是故乡
我的爷爷早年作古，奶奶在老舅舅的帮助下支撑着这个家族，养育了四个儿子，两个女儿。这个过程开始于上个世纪初，姑且把他们称作家族的第一代前辈。我们没有家谱什么的，祖先的记录是口口相传的，更早的祖辈是从哪里来的？奶奶在的时候说“听老人说是从阿拉太杭盖来的”。阿拉太杭盖估计是阿尔泰山吧，在新疆和蒙古国交界处。蒙古人游牧范围广大，从那儿来是有可能的。那是什么年代的事情？“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是哪个洪荒时期的事情了。”奶奶说。我推测可能是鄂尔多斯部进入河套地区的时候，那是十六世纪吧。我查阅我们“夏日努特”氏的渊源，书上说是来源于古代一个蒙古部落的称呼；也有说的更具体的，说是维吾尔或者奈曼部融入蒙古后以其脸色和眼睛的颜色特征称之为萨日努特（黄色）。上世纪初，我们家住在河套地区，那真正是丰美的草场，比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也好，因为风吹而草还高，骑着马的人进去连帽尖也看不到。但是兵匪出没，社会不安，随时会遇到飞来横祸。1940年代时，我们全家10口人，有300来只羊，10匹马，十几头牛。户口地在黄河北面，300亩，解放前夕年收租3000斤糜子；有专门的代办人经纪。出租牛犋，每个牛犋300斤糜子，共有四五个牛犋。再就是喇嘛老舅舅念经收益，一般是每做一次法事，可以得到三尺布，名为吧令（杂面制作的供佛品）包布，还有半块砖茶。几个外孙穿的就是老喇嘛挣回来的花布条做的布衫。奶奶的母亲还不时给人家做些缝制毡片等杂活来换取点东西。有一座歪斜的黑蒙古包，奶奶的母亲和乌木德姨姨住着，还有一个驼倌老汉。奶奶和孩子们住白而圆的毡包。这就是我们家的全部家底。过去蒙古人搬家，一般在夏秋两季，富人家用驼队；一般人家用牛车；穷人家用驴。我们搬家，用的是牛车，还有驴子，可见是一般人家。那个时候黄河泛滥，到处是泥淖水泽，路也没有。有时候牛车栽进渠壕里，往出抬东西可费事了。毛驴陷进泥淖里，拔不出来，实在没办法只好把鞍子揭了，毛驴丢掉。1940年代初，我们家为躲避战乱，跟着甘召庙迁徙到黄河南岸的阿斯哈地方。到五十年代，第二代人就在那儿成家立业。这两代人正好处在农耕和游牧的碰撞交融阶段，开始接触了农业，从事半农半牧。我们家解放前从来没种过地，嗷，只在碗里种过蒜。互助组、合作社时候开始种地。三爹说开头不会种，先装一漏斗籽种，摇完耧，步好地，算出稠稀，再调籽板。因为和汉族接触多了，能用汉语交流，虽然不是十分流利。第三代人就在五六十年代出生，接受了新式教育，有的人凭借考学校找到了工作，有的人凭借工作调动实现了全家农转非，逐渐去了旗里或者盟里。其他的人也跟着走，如羊群一样，一串串走出了阿斯哈沙漠，开始了城市化的旅程。这个变化是从1980年代初开始的。第三代人是城市化的先锋。第四代就大多出生在城镇里，近几年开始结婚成家。第五代也开始出生了。
我们家族自1950年代初到现在，居住地分分合合有三次。家族的第二代在1950年代初成家立业，小家庭围绕着核心家庭——奶奶家，都在一个村落里。之后三五年迁往阿斯哈村，不在一个村落了。1980年代初不约而同集中在苏木所在地。我父亲在营业所工作，我们家是1972年住到公社的。三爹在公社储草站工作，家也搬到了苏木。四爹在水利段工作，也举家搬到了公社。只有大爹家还在六七十里外的沙里，他为购置粮食和日用品偶尔来一趟苏木。1980年代后，第三代人裂变出小家庭，分布城乡各处。1990年代，这些第三代中有人在城里站稳了脚跟，拉扯亲戚们向东胜区集中，完成了家族的战略转移，形成了城市家族聚落。第二代的老人其时或者退休，或者年老，随着孩子也来到东胜。这是我们家族在半个世纪里的第三次会师。只有大爹家坚守在沙漠里不动。虽然民谚说，亲戚远些好，薪柴近些好，但是走人家地方还是亲戚近了好。
进城的途径有下面几类（第二和第三代）：
1980年代，通过国家大中专考试念书毕业找到工作留在城镇的有4人，都是第三代，他们成为家族进城的先锋；
1990年代工作调动进城的，最初有6户，他们得到了先前进城的亲戚的鼎力帮助；
下岗、禁牧进城和为就业而进城的，有6户；
老人跟子女进城，4户。第二第三两代人家共计20户。
第四代有25人，其中成家立业10人。
从地域分布看，大多集中在东胜区，还有在呼和浩特两三家，旗里两家，在牧区镇里一家。
二、第二代：跟着儿女进城
我们家的第一代中，奶奶最远去过包头。第二代里，已经作古的几个爹爹也就是在内蒙古西部几个城镇走过，没有去过北京城。我们经常嗟叹那几位先走了的先辈，如果他们活到现在那多好。我的父亲退休后我们想把他接到旗里，但是他认为我将来肯定也去东胜，到时候一下子走吧。可惜天不假年，父亲于1988年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去世，没能完成我们在东胜回合的夙愿。健在的几位老人现在全部在城里居住。我根据自己的日记和记忆，记录了他们在城市的生活侧面。
第二代的老人中，三爹三妈是最早进城到东胜的，那是1988年。
三爹说，当年他来东胜好多人劝他：走早了，六十岁了再走。那年他56岁。进城的原因是儿子在东胜，三个女儿也不在老家。孩子不在跟前，感到孤独无助。他经常看见那个邻居，中度偏瘫的格老汉，原先多么风光的老师，现在只能一瘸一拐的走路，小孩子们咋呼着要用弹弓射他的脑袋，他惊慌地拍脑袋，有时侯还被撞倒。由此他受了刺激：娃娃们都走了，谁保护老的？走吧。再就是早早看孙子，既是给儿子和媳妇解决生活难题，也和孙子辈联络感情。
刚进城，自然有些郁闷。有次三爹回到旗里正好碰到二女儿莎仁花的单位催着叫腾房子。三爹喝醉了，大骂旗里不讲理，十冬腊月赶女儿一家。我劝他少喝酒，他说，我喝多少自有太阳知道。“我是不会像蘑菇一样，踩一脚就完的……习惯不习惯东胜？出去有那么多的灯，是城市；回到家里头就是乡村……光是悄悄的叫人家压迫？还得吼喊吧……你恼了？外国的犯人还有人给点烟么。电视上看的么。”
次日我叫三爹吃饭。饺子熟了，叫他鉴定生熟。他很满意的样子。
他闲不住，就做单位的门卫。位卑不改硬嘴头，他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城市和机关的人和事，说：有的干部们见什么偷什么，连稿纸也偷拿。他奇怪那东西吃不成喝不能，拿那么多做什么呢？后来才知道是给孩子用的，省得买纸。（干部）早晨包子瘪瘪的，晚上回家鼓鼓的。有的干部还态度跋扈，小看他，他就慢慢开大门，专门让他们着急，给软钉子碰。他也未改敢说敢当的脾气，有次为增加工资拦住一个副盟长，说，广播里成天说改善人民生活，我也是人民，能增加一点我的工资吗？盟长叫找秘书长。他没找。何苦给儿子找麻烦？钱够花就行了。
没进城时盼进城；但是真的进了城，遇到的困难和不便不少。三妈说：在住平房的时候，可以在院子里笼火祭天、祭灶。上了楼房，特别是装潢了，把灶取了，无法祭烧。正月初一只好往窗户外洒茶水。把羊胸骨、茶叶等祭品放在凉房顶上，至今还有（6月30日）。或者把祭品装在塑料袋子里，挂在树上，算是聊尽心意。
他在慢慢转变。毕竟环境不同，走胡地随胡礼，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被子多长，腿就伸多长。他不喝酒了。因为喝了酒容易发脾气骂人。在阿斯哈村那是威风，在城里谁听你发疯？
城里人的做法和阿斯哈村不同，比如孩子和父母另住问题，比如身后火化。他们对此有看法，转不过弯子来。但是后来坦然了，说，年轻人愿意吃稠的硬的，老人愿意吃点稀的软和的，各有所需，何苦一个锅里搅稀稠；死了成灰了，管他怎么收拾了。
1994年二女儿莎仁化家搬来东胜了，三爹很自在，因为走动的地方多了。
三爹和三妈经常去住在牧区的大爹和姑姑家，开头那儿还寄放着一些羊。这成了他们向城市生活过渡的一个缓冲板。他们借此在熟悉的沙漠草场走走，呼吸新鲜的空气，在广阔的天地遛遛，舒筋活血，纾解郁闷。如此过了几年。这几个羊是他们过渡期的伙伴。后来在城里习惯了，羊都处理掉了。
他们的娱乐休闲多是看电视。三爹关心时事，好评时世，说话很有穿透力。堂弟额尔敦仓说：文革中三爹刚挨完斗，在从会场往家走的途中，三爹给他说刘少奇不一定倒，邓小平也打不倒，我们家顶多也是富裕中农，不会有事。后来果如其言。进了城，他仍然不改积习，关心时事，把中央、自治区的新闻看完，再仔细看市里的。他看得很仔细，着眼点是领导们在忙什么，相互关系怎么样，在倡导什么。他结合从外面听来的一半句逸闻，试图从电视上找到佐证，然后喝一口茶，抽一口烟，歪着头悟然道：嗯，是这样的了。每年正月，他就会发表他的新发现，很有意思。1990年代有年物价猛涨，玉米由每斤四毛钱涨到八毛钱。三爹正月初一对之评说：看来人们没钱了，生活困难了，因为除夕夜的炮竹声稀稀拉拉的。
2006年正月我给三爹拜年。他说，总书记这个人看来要做事，他在延安过的年，他想扶穷人。和谐这话对，比方老百姓搁邻居，成天吵闹谁也不好受。现在咱们国家和邻国不干仗了，这好，高明。你老骂人，谁高兴？谁不愿意听好话？面向农业是对的，打仗还不是靠农民的娃娃？农牧民爱进城，那是条件好。
有次他拿起眼前的药盒说，现在的人心不对了，就想剥削人。你看这药板子，好好的，非要加一个纸盒子，外头还要包明纸。反正叫你多掏钱。剥削不轻。他很关注蒙古人的状况。有次说，他在小区转了转，看了看，凡是住得有气派的门口都贴着汉文对联，说明蒙古人没有人家有钱。
不知为什么，三爹和我话特别多。我对他的真知灼见和民间的角度很稀奇，也喜欢听他讲述阿斯哈村的人和事。有时候他捎话叫我去一趟。1998年10月，弟媳阿勒坦琪琪格打来电话，传三爹话：该来一次了吧。看来他生气了。去年过年时候，我去他那儿，二人说得来劲了，正好来了很多客人，三爹把我拉到封闭的阳台上，把窗帘拉住，我们二人在狭小的阳台上侃侃而言，脚还在帘子外边露着，被帘子那头客厅里的人们嬉笑这一老一小的怪样子。对我来说，这不仅是对进城老人的心理关怀，也是想听听他那富有穿透力的时评和民间历史记忆。
每逢我和三爹啦了半天话，三妈就笑着说，今天你三爹的下颏子可是过了瘾了，前两天就说是你该来了。
他对儿子和媳妇很满意，说凭上孩子享福了。他说去参加旗里的大庆典，儿子为给老百姓看好演出，亲自指挥干部职工调整戏台，批评有关人员只注意给领导看演出，轮到给老百姓看戏就不上心。最后演出闹好了。当官就得给百姓做好事，不然老百姓抬举你做什么。
他家的窗台上摆放着成吉思汗的磁盘像。这是房间里显著的蒙古文化元素。
他和三妈相依为命。三妈这二年患了糖尿病，脑梗阻，类风湿性关节炎，经常住院。额尔敦仓有次把三妈用轮车推到医院，看见三爹脸色凝重，就说爸爸怎么头也耷拉下来了？三爹没说话。老伴住院，他还陪床，扶着她走。老伴怪怨他把她新衬裤裆口剪烂，不知道做甚了。那是他为了她大小便方便而剪开的，可是他耳背，听不见三妈的叨叨，只是小心地把老伴的袖子拽下，覆盖了有针眼的胳膊。还不放心，盯着看滴管，陪床。几天后三妈可以起来了，能慢慢拄着拐杖走了，三爹才放了心，说开话了，指着脑袋给我说，他这里想的东西太多了，这个人（指三妈）起来了，我就放心了，（我的）头也直了，身子笔直得像军人了，呵呵。儿子问我为什么没有精神了，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么。
我继母进东胜城后就喂奶羊，到处拔草，这成了她由农村过渡到城市的一大趣事。1990年代那个时候城里都住平房，有院子，羊可以在院前圈着，白天则牵着样找小片的野草。
1995年吧，姑姑、姑父来东胜串门。当时他们面临一个抉择：孩子们叫他们过来，他们有些舍不得老家。姑姑问我：怎么办？进城？姑父当即表态说：在农村可是受不动了，再也不呆了。那年他们就进城了，租了个房子住着。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楼房了，孩子们帮衬着给买了一处。但是姑姑宁肯住平房而不住楼房，说住不惯。现在面临平房拆迁，她犯了难。我们第三代人成长在破四旧的年代，传统礼仪都丢了，后来也没人给教礼俗。只有姑姑讲究。姑姑是我们家族的习俗权威，经常说祭灶等习惯应该讲究，让后人知道，这是留给后人的一部分习俗。中秋节她不过，说蒙古人的节日里从来没有这个。当年听说我的儿子念了汉文学校，她不高兴了，说，“你们上了岁数才知道呀！”在我儿子的婚礼上，姑姑特意嘱咐我要戴帽子，说蒙古人在婚礼上不能露顶，以显得庄重严肃。过大年前她会打电话通知我们：喇嘛谕示了，大年初一的走动方向是东面，不要走错。姑姑叫我给他孙子起了个蒙古名字：海日汗。姑姑坚持说：好名字。我为她的坚守所感动。姑姑给孙子们教蒙古礼仪，起蒙古名字，教蒙古话，让上蒙古学校。只有大孙子上了汉校，因为那个时候姑姑还在乡下，鞭长莫及。
今年正月初二，我们给姑姑拜年，她出去拜年了，不在家。姑父守着家，因为蒙古人讲究正月初几日，家里不能没人。姑父按照蒙古礼节叫我们尝乳酪酥油，说是姑姑临走给他安顿的；又给倒茶，碗里给放了几个油炸面条。蒙古人的习惯不给人倒空茶。姑舅弟弟额尔敦比利格和苏雅乐图要我们帮着劝说让父母上楼房，今年过年还得说说这个事。
大爹是我们家族的武将军。他声如轰雷，走动如风。我们小时候都怕他，后来才品评出他有着乳汁一般的纯洁的心。1988年5月2 日，我和大爹、三爹在莎仁花家，坐到黎明三时。“咱们坐到天明！”大爹说。三爹说他即使住到东胜也要去沙漠里看大爹，“一方面是有亲戚关系，一方面是有经济往来。”（三爹有些羊寄放在大爹羊群里。）大爹不让了，说“社会再不行，也没有留下不认弟兄的做法吧？没有那几个羊你就不来了？”他以为经济观念冲击着温情脉脉的弟兄情感，接受不了这个，即使是开玩笑说醉话也觉得不中听。三爹说：“你就在巴拉尔（沙漠）里逛吧，你能知道什么？”大爹很恼火，认为小瞧他，说不跟三爹喝酒。但是没过一阵儿大爹又催三爹：“喝酒！喝了才能说心里话！”果然，三爹说开社会上的种种不平了。闲谈间大爹承认，去年在酒场上和人吵架，言语间要打人家的耳光，对方提出放下三十元就甘愿挨打。大爹嗖地掏出了三十元，要打，但叫别人拦住了。我为老人耍的孩子脾气笑了个够。
大爹在十几岁的时候和我父亲同拜我的老舅舅为师，学习喇嘛教经典。但是他记不住教义，经常挨打受罚。有次他们几个趁老舅舅出去给人家念经，炸油饼吃，改善生活。不成想，老舅舅突然回来。在一片“来了来了，快”的忙乱中，有人腾锅里滚烫的油，有人急着往烧红的锅里倒水，一屋子干锅气。舅舅叫来执法喇嘛，打了大叔15棍，因为他是老大。大爹气跑了。进了一趟陕坝城，邂逅日伪蒙古兵，走上了当兵的道路。这是上世纪40年代初。后来他所在的部队参加起义，成为人民解放军。他不愿意呆在大城市，退伍回乡，放马为生。按说他是我们家族最早和大城市接触的人，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却和城市文化有种天然的对立。1980年我的婚礼（在老家又办了一次）上，按照我的想法，红火到十二点就行了。父亲也同意了。不想大爹对此安排有看法，认为父亲对自己独生子的婚礼还如此敷衍。父亲认为大爹是老一套，别说是大城市了，就是公社和阿斯哈村做法也不同，机关上班人的婚礼不兴那套繁琐规矩，不和沙漠里一样。
1990年8月8 日中午，我在家里请大爹吃饭。他在全旗那达慕会上比赛走马得了第一名，很高兴，说明就天起身去90公里外的伊和乌苏苏木参加那达慕会，再去140公里外的巴音格尔苏木比赛。他七十来岁了，为了参加走马比赛，仍兴致勃勃，不顾路途劳累。他给了我两岁的儿子20元，嘱咐我们要好好教育儿子。“不过那时我也不在了。”他眼里闪着泪花。他要我给他储一些干草，明年那达慕他再来旗里比赛。可惜第二年我已经举家搬到东胜，没能兑现诺言。2001年正月，我们在东胜的好多亲戚驱车三百公里，去给住在沙漠老家的大爹大妈拜年。他垂垂老矣，包着被头坐在炕角，还带着醉意。荒凉的大漠、破败的土屋、沙化的草场，没有电。当年秋天他去世了，是额尔敦仓、额尔敦比利格、黄智慧等去帮着安葬的。
2006年，因为禁牧，大妈和二女儿女婿一家搬离沙漠故乡。这是我们家族最后一个离开牧区的人家。他们选择高原上的一个小镇安顿下来。这个地方他们以前经常来，并不陌生，蒙古人很多，所以不感到孤单。大妈的态度最近大变，说这个地方眼力所及，见到的多，人呀车呀红火呀，还行吧，好像比钻在沙窝子里强一些。
在我小时候，四爹经常领我走城串地方。1950年代末叶，我和奶奶、四爹去了一趟包头。晚上我们在临河县火车站赶火车，车站房里的大喇叭震耳欲聋地播放《社会主义好》。那是个傍晚，在昏暗的电灯光中，火车喘着粗气，蒸汽升腾。四爹在前头催促着快快快，火车就要开了。奶奶背着四岁的我，奔跑着，突然在铁路旁的一块冰滩上滑倒了。我一骨碌爬起来，把丢得很远的奶奶的头巾捡了回来。匆忙的气氛使我顾不得哭了。后来四爹和奶奶每逢说及此事，说我向来爱哭的人那次却罕见地没哭，还捡回奶奶的头巾，正如俗话所说水涨到狗鼻子跟前，狗也会浮水了。还说本来那次还要去绥远（呼和浩特市）的，因为我咳嗽病初愈，怕我犯病才没走成。为此我一直很后悔，如果那次就去了呼和浩特，就不至于一直挨到二十多年后才到呼市。还有一个记忆是我和奶奶在街上走，一个穿蓝布衣服的瘦小而三角脸的人从街角转出来，对我很关注，把手里的混糖饼子递给我。我伸手去接，被奶奶低声喝斥了一声：不要。她用生硬的汉语给那个人说，他肚疼，不能吃。我并不肚疼呀，为此生气了。奶奶说，那个讨吃子的饼子有巴巴，还藏有针头，吃下去会肚疼。我这才想通了，不生气了。这就是我记忆中的包头之行的全部。这次的一大收获就是亲眼看到了那个吐着“白龙”的火车。小时候我身体不好，经常找医生看病。平常就去公社找申大夫，倒是顺便能听到喇叭声，我以为那个喇叭里有小人人在唱歌说话。这一切很稀奇。只是申大夫的针打在屁股上实在疼，很可怕。四爹把我按在他膝盖上，粗壮的大手在我脖子和脚腕上一压，我动弹不得，只是大哭，觉得屁股上刺疼，不一会儿没事了。家里人对我的恐惧心理加以开发利用，咋呼说是老申大夫打针来了。开头还能引起我的恐慌，中止“害人”行为，后来觉察是咋呼，也就无所谓了。有段时间，社会形势吃紧，大人们神情紧张地传说哪里抢人了、杀人了。路过的乞丐一个接一个。奶奶回忆起旧社会躲土匪的年代，念叨那个厉害时候又来了。四爹、四妈、姑姑他们踏冰过河去临河县买东西，成群结队，还要带蒙古刀和木棒子。可惜我的父亲和四叔过早相继去世，没能享受到幸福的城市生活。我和堂弟乌云比利格时常为此嗟叹不已。
图：第二代人在城里仍然坚持老习惯，拜年要交换哈达和鼻烟壶
老年人在努力适应城市环境，同时在自己的居室为蒙古家族保留文化根基，让第三代，特别是第四代接受传统文化熏陶。过年节都要聚在老人家里，按照老一套做法吃喝，祭拜，行新年拜见礼。他们说蒙古话，实在没办法了才说几句汉话。但是阿斯哈村的传统习俗已经淡化不少，在城市里的习俗文化表现也不张扬。城市里的好多牧区来的蒙古人家在阳台外面竖起了苏力定旗幡，祈祷好运，祈求苍天保佑 ，而我们这个家族还没有一家挂旗的。看病首选蒙医蒙药，认为还是那个东西有劲管用，那药味闻着也香。如果是急性病或者动手术才选择西医。降血压先吃一段时间蒙药，待到不起作用了，才吃开降压药了。他们不识汉字，或者认得很少。他们认为在城里住着，习染了好逸恶劳的坏毛病；而到乡村住几天，觉得虽然房子温度不如城市，也很舒服。
图：第二代人在城里仍然坚持老习惯，拜年要交换哈达和鼻烟壶
三爹三妈、姑姑姑父不玩麻将、扑克，更不唱歌跳舞，基本处于没有社会休闲玩乐状态。最主要的休闲方式是看电视，走路。他们看电视多看蒙汉语频道，喜欢听蒙文的歌曲，或者是看汉语台播放的战争片，新闻。
2007年5月6日， 三爹讲他和儿子媳妇的塔尔寺之行。塔尔寺的喇嘛说了，他是个有福之人，估计是过去喇嘛舅舅传给了他。塔尔寺庙多，有一金顶庙和一座银塔，再无奇处。兰州楼高，有三十多层的，再无奇处。大城市楼高，小城市楼低，就那样。青海湖和阿斯哈村的海子差不多，比那大些。浪花溅起的白沫子，同行者以为是贝壳，呵呵呵。儿子许诺说让他坐飞机去一趟美国。他记住了，有次他扇动胳膊做出翅膀的样子给儿子说，你让我这样飞着出国，我看还不如给吃了（那钱）。他嫌路远，怕吃不消。
老人不但要吃喝得好，还要有尊严，感觉活得有价值，参与家族大事。三爹不甘心无所事事。他说刚到东胜，手头还有1万，想买房，你三妈不让买，误了大事了。那时有一万多就能买好房，现在一拆迁，可以卖几百万。这个人（指老伴）不同意，说咱们这个年龄了，快走的人了，买什么房子！老乡苏某那时候买了房，最近听说拆迁，卖了几百万。他没买房子很后悔。前几年儿子4.5万元买了这套楼房让他们住，现在最低也得值四五十万。他说是我给占的嘛。这多少补偿了遗憾。
他不时说起自己曾经的辉煌。即使文革中，他也没有过度张扬，也没有过分收敛。在旗党校学习，老乡长吃忆苦思甜饭，猛吃糠窝头，第二天指头红红的，那是屙不出来，抠屁股抠的。他只喝黑豆糊糊，吃两口窝头，没抠过屁股。他被夺了权，也不消停。羊皮裤的腰带上经常别着一把斧头，外面苫住大皮袄，出去就铡几根红柳节子，积累多了，捆扎成型。割沙竹，一捆两捆背回来，好像是喂牲口的。凑成一车，就装在驴车上，人拉过河，悄悄给河北边的生产队卖杈子、沙竹。他走得早，过河时分天刚亮，谁也不知道。
他有次笑着说，小区的人都说我当过官，老问挣多少工资？我说没有工作，他们不相信。我嫌烦，随口说现在挣五千多（元）。人家说，嗷，厅级了吧。我嗯一声，没说话。就（吹了）这么一次，其他时候都说没工作。他说这辈子经历三大难而不死：一次是1960年代为集体的羊倒场在黄河里被风刮翻了船，激流里漂了8个小时，漂到河心浅滩获救；一次是文革中，一次是旧社会。由此知道自己会有后福。
他不时告诫我们：你当了副县级，不能瞧不起人……我就吃了这个亏。他努力维护这个家族的团结和凝聚力，为困难的亲戚张目说话，叫大家帮忙，要使所有的人都过好生活。多少年不喝的酒，他现在一天小口喝几回。喜酒闷烟，心情好的表现吧。
三、第三代： 在城里打天下
1980年代，我们第三代人大举进城，至1990年代，家族的多数家庭移居城镇。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刚来的时候，谁也有马高镫短的适应和打基础阶段，在城里站稳大约得五到十年。大家都有一种生存危机感，想方设法先买房，如此住着踏实。多数人家现在都有两套或者三套房子，在楼价猛涨以前抢得了先机，既是投资性的，也为儿女筹备的。至于存款有多少，谁能知道呢，只是估计而已。弄钱的方法开头是工资作为底垫，另外业余弄点小买卖，或者给人打工。自2003年以来，东胜地区典当业兴盛不衰，大家都想办法放款，20－30%的年利润，坐地吃利，出现了吃利息阶层。揽款放贷的以妇女居多，一个计算器，一沓子借据本就开张了，真是家家放典当，户户高利贷。有人形容东胜的发展是：挖点煤，放点款，盖点房。放的款多投入煤矿和房地产等基础行业了。好多人想方设法从银行贷款，再转投进典当行。一般家庭哪家至少也放出个50万以上，一年利息收入就15万元以上，远远高于工资收入；积累到一定程度，为保险起见，投资房地产，变成实物资产，如此循环往复。我们的弟兄姊妹们都也如此做法。连老人的一点退休费攒下的几万元也投入其中滚动发展。也出现过三两件崩盘的例子，闹得放高利贷的人驴也没有了，卖驴的银子也不见了，但是在喧嚣的商海中很快被淹没遗忘掉此事。大家也担心金融风波等等，也顾虑，但是根据这几十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社会经验，反正要放出去，无非挑人要可靠，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反正人多了么，又不是一个人。东胜的物价奇高，特别是房价，2005年每平米才不到1500元，当时有人预判北京奥运会时房价会涨到2000元以上。谁成想2008年突破三四千，今年接近万元。有房子的人家出租住房，100平米的楼房年租金上到三万五千元以上。日用品价格也奇贵，比周边地区高出四五成。前二年困顿不堪的人，突然间大发，开着陆虎，最差的也是宝马，在北京购置好几套房子，做了寓公，雇了好几个保姆，连电话都不接。问之，缓缓曰：开发房地产，一夜爆发！再就是倒卖小煤矿，成了亿万富翁。苦的是外地人，房租高，饭费贵，不好生存，就干活就咒骂这灰地方的物价房租，但是舍不得离开，说是钱也好挣些。老板雇人首先要包吃住，不然没人干活。我们的亲戚们在这个大环境中也小赚了一点。经过十多年的积累和打拼，第三代在东胜站稳了脚跟，基本进入小康阶层。第二代中自然没有一辆汽车；第三代人，除了一家外都有房屋，有不少的有两三套，七成人家有小汽车；第四代人起点更高，多数被父母备办得齐齐楚楚，差不多家家有车有房。
说到文化水平，这的确是进城生存发展所必备的第一要素。第一代中，只有两个老舅舅是中层喇嘛，精通蒙古语和藏文宗教经典，算是知识分子，其他人是文盲。他们两个人对第二代影响很大，从小给教经文，使得第二代中有了三个小学生，其中两个参加了工作，为这个家族的发展打下了宝贵的文化基础。第三代16人中，大学本科生一个，中专文化的三个，高中文化的两个，初中文化的四个，小学文化的五个。第四代的文化水平更高了。
在城市立足的过程中，我们这个家族表现出很强的凝聚力，在人生地不熟的条件下，相互提供了很多帮助。
在阿斯哈村，我们家族是个很团结的群体。首先奶奶是个善良的人，亲戚中的鳏寡孤独都在奶奶家集中抚养赡养着。自我记事起，一个患有羊癫疯的中年女子就住在奶奶家，据说是奶奶的远亲。有的时候她端着饭碗忽然发病，饭碗掉到地上。我们非常害怕，但是相安无事，称呼她乌木德大姐。她先是在奶奶家，后来在四爹家度过余生。奶奶家还是孤儿院。我的姑舅姐姐、我，还有额尔敦仓及其妹妹都是从小失去母亲，是奶奶养育我们好几年，度过了艰难岁月。我经常睡在奶奶的被窝里。四妈对我们这些孤儿很同情，竭尽所能地给我们吃喝。我的父亲是挣工资的，看见弟兄妹妹们受苦，看不过，时不时从微薄的工资里接济他们一些。记得我小时候，看见爸爸买回来一双33号码的胶皮鞋，以为是给我买的，非常高兴，不想给了我的姑舅姐姐。为此我很是想不通。我的父亲后来对待其继女的孩子也如同亲生孙子，一直让他们在我家长大成人。他的口头禅是人做好事，老天会知道的。他于1988年去世。我在他的墓碑上只写了一句话：一个热爱家族，善待众人的人。这是留给我们的遗产。待我们长大些后，文革遭难，我和父亲有个时期住在三爹家里给生产队劳动。是三爹出主意叫我们到了阿斯哈二小队这个革命比较温和的地方。我高中毕业后，接受再教育，生产队没有住处，在姑姑家住了好几个月。老人们的口头禅是：搓绳索借转劲，应世活人靠相帮。
新进城的人，时不时受到自己无能感的袭击，在高楼林立间，易感到自己渺小。乡村的善良和相帮的好习惯，被我们家族传承到城镇里，这更值得记述。
我们这个家族是个扩大了的家族，除了一个姓氏的嫡亲，连有血缘关系的旁亲如姑舅亲戚都包括在内。这不但有蒙古人尊舅习俗的余绪，也是一种包容理念的反映。所以我写的家族就包括夏日努特为核心的好几个姓氏。在城镇，我们感受的社会支持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分别是“家庭”、“家族”和“私人关系网（朋友、同乡、同学等）”。家族的支持尤其很大。有人不解：现在的社会，只管我养的和养我的，亲和圈日渐缩小，你们叔伯、姑舅还那样，值得吗？至于吗？我们的确关系不同，胜似亲兄弟。我的两个儿子的工作是靠一力促成解决的。我们这个家族的多数人，在工作调动、孩子就业等大难题上得到了额尔敦仓两口子的强有力支持。这给我们解除了非常大的压力，得以在城市正常生活。亲戚们有什么坎过不去了，首先想到的是他们两口子。所以他们是我们这个家族得以立足发展的强大后盾。他们自然成了这个家族的核心。肚子肠子凑满锅，好好赖赖合一家。我们家族做到了在人情日淡的城市里也不丢弃穷亲戚。
还要提到家族生活好助手－－我的姑舅姐夫隼布尔巴图。他家是1970年进城的人家。他是退伍军人，被安排到旗里的农机厂当工人，后来调到旗供销社下属一个畜产公司。1970年代是他们的辉煌时期。1980年代公司改制，铁饭碗被打破，他们日子难过了。1990年代他们家到了东胜，开始自谋职业。但他是个乐天派，爱喝酒，醉得多。他心肠特别好，对人有求必应，却不好意思求人或者挣人家的钱。大约这一点善良本性阻碍了他和市场经济环境的融合。老人们经常教导他：怀揣手艺，日子怎么过成那样？得舍下脸皮挣钱，不能不好意思！可是他老是转不了型。他是我们家族里的最肯帮忙别人的人。我的日记里记着几件事－－
1988年5月1日 隼布尔巴图姐夫（以下简称姐夫）一早醉醺醺来了，要拿我的相机照相，让老的高兴高兴。“大舅、三舅这次把我好好骂了一顿，说我喝酒喝得不行……可把你夸了一顿……”去照相馆倒胶卷，和照相师傅搭话，咋呼道：“你师傅如果不，我就不跟你啦话了！”口气威武，内容可怜。上午本来说好给他们全家照相，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去了一看，他在畜产小门市部干上烧酒了。姐夫爱过节。“过五一了，有甚哈数（做法）了？”他说了好几次。
1988年11月25日 在姑姑家，姐夫打卦，看能不能坐上班车。他伸出两个手的食指，举到太阳穴附近，闭住眼睛，两个指头在空中画圈，然后往眼前一碰－－碰住的话是好卦，碰不住就不好。他说过去牲口丢了，就往手心里唾一团，用食指拍打，唾沫星子飞的方向就是牲口在的方向。我笑得前仰后合。
1992年10月1日， 姐夫给我家修炉灶。晚上我把他送到其妹妹家，那家没人。姐夫拿出一瓶汾酒招待我，喝了一会儿唱了几句，出出郁气。他说虽然俗话说亲戚远些好，柴禾近些好，实际上还是近些好。“你不抛弃我吧。”临走，他硬叫我拿了一瓶酥油，一颗瓜。次日，他来我家，钻顶棚安电表。1996年1月21日我们参加他二女儿的婚礼，送女原定15人，实去了30人。我们一夜未睡，清晨在帐篷里躺了一会儿，好冷。第二天下午回来，姐夫赞誉亲戚们出了大力，把孩子的事情可办好了。
2002年5月13日 我和妻子去看望重病的姐夫。我说起他当年十三分钟做一顿面片饭的“壮举”。他感叹那时侯吃东西多香，揪面片，还是柳叶的。那个时候服务业不发达，凡家族里有帮忙的事情，首先想到的是他。他是我们家族的忙来用。那以后没过两个月他去世了。他是家族的伦理情感润滑剂，即使在城市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存续了古道热肠。了不得。1990年代末，他家在一个仄楞坡上，买了几分地，由于坡度大，不好去，他扔小石块儿给我指示过他在这个城市的唯一家业。他们家一直租房住着。几个孩子奋斗得不错，过得可以，孝顺寡母，这是姐姐的福气。最近听说那点宅基地也属开发之列，这样姐姐可以住上楼房了。姐夫的努力没有白费。
住在城市里，我们的传统习俗渐渐淡化了。有个讲究礼仪的场合，很需要这方面的人才。前不久姑舅妹妹乌云的丧事上，姑姑特别叫我的堂妹夫额尔敦巴特尔过来帮忙。他正好在八百里外的苏木办事，得到讯息，立即把摩托车寄存在人家，坐班车赶来，负责了丧葬礼仪琐事。姑姑在极度悲痛中欣慰地说幸亏有额尔墩巴特尔，事情顺利，不然没有个会办事的。看来他是今后我们家族的民俗礼仪专家了。
这些社会支持使我们家族的人在遇到困难和自己无力解决的问题时可以获得帮助。
这二年房价像是长了翅膀，越升越高，快到“月亮之上”了。涨价潮波及到遥远的高原小镇伊和乌苏，一个小破房子值到七八万元。堂妹夫额尔敦巴特尔，我们家族最后进城的人家，有幸赶在潮头将到未到之际以三四万元买了800平方的住宅和空地。他说，没房就象无根，让老太太（我大妈）安稳住几天吧。谁进城早谁能得到好位置，看来还是这个规律。谁躲着（城市化），谁要见到坏事情。这是历史经验。
额尔敦巴特尔说他平常在开车翻地，今年挣了差不多“一群山羊的钱”，那应该不下三万元。蒙古人讲究吉兆说辞，认为说有就会有，所以习惯高估所得所有，不愿藏富，更不爱哭穷。我不知道他这是理想化的估计还是真的。他儿子给沿河公路开挖土机三四个月。嫁出去的女儿也在伊和乌苏镇附近借房住着，在放骆驼。
我的另一个堂妹淖高琪琪格，在磴口县有两处房产，只是那个地方经济不发达，房价不高，顶多值个十来万元。妹夫王二说：他的房子要是放在东胜那就挖住宝了。他嗟叹还是机遇不对。他们夫妻在鄂尔多斯辛苦打工。他儿子巴特尔大学毕业后在北京打拼着，家族的人评价那是个有志气的孩子。另一个儿子也在东胜打工。以农牧民的身份凭自己之力进城的是这两家。其他人家毕竟是在挣着国家工资的基础上进城的，难度相对小，条件好些。
水逼到鼻孔处，狗也会凫水，事情逼上来就长本事。我们这个家族也表现了一种顽强坚持的秉性，没有回去的人，毕竟老古人的话说在那儿了：好马不吃回头草。
我的哥哥，原是公务员，在旗里退休。他是1970年成家的。当初，女方亲戚中有人嘀咕：后生倒是不错，就是穷，还成分不好。嫂子的养母坚持说：这后生家门风好－－那钱是生在穷人肩膀上的，会有的。果然说中了，他说。他在我三十多年前下乡期间经常帮助我下帐，核算。我的会计还是他手把手教会的。他常说进城的必要性，说再富足的农村，条件也不如城镇，从穿戴气质一看就有区别。他退休后记日记，把菜价、房价、财政收入什么的地方百科，还有以前所有工作单位的同事名单全部记下来。他把机关的旧报挨住细读。他说人生有两个关节点：退休后即以百姓自待；儿女的就业、成家等大问题要解决好。去年他家290平方米的院子拆迁，换了98平方米的两套楼房，另外还给了2万元，租房费一年给1万。上楼房前，他们把高低柜、独柜等旧家具全处理，把存了多少年的箩头、锹等工具全部白送了人。上楼房意味着和阿斯哈村的生活遗留物彻底告别，物质上彻底城市化，也意味着传统文化的又一次荡涤清除；还意味着家户之间隔起了高高的围墙。令人奇怪的是，我们亲戚之间自上了楼房后，好多人还相互没有串过门，不知道各自确切的位置。我们只是在团拜和婚丧事情上见面。城市楼房，把亲戚关系也阻隔了。
我们的居住格局是杂乱的随机的，一栋楼房里哪儿的人也会有，什么民族也可能遇上，亲戚住在一起的却没有。真应了那句话：柴禾近处好，亲戚远居好。
四、第四代：纯粹城市蒙古人
2006年10月，我的长子漠仁结婚。三爹喜道，对呀，念书念到三四十岁，呆了，没用，还不如早点结婚。夏日努特家族第四代成家立业的序曲吹响了。我妻子激动了，用汤匙给请到家的每一位长者敬奶食，他们依次庄重地吃下。
第四代25人中，研究生一个，本科生七个，其余都是中专毕业或者是在读中学生。成年的18个，其中12个就业。就业情况为：行政单位3人；事业单位1人；国有企业2人；民营企业2人；自谋创业2人；其他2人。人们的职业价值取向是进入行政事业单位为首选目标，因为全国如此；进入大型国企也行，钱挣得可以；自谋出路闹对了也行。勤快、吃苦，总有办法。文化不高、父母是农民、工人的在孩子在就业方面处于弱势。
到现在第四代人有10个成家。
1950年代以前，阿斯哈的蒙古人还象几百年前的蒙古人一样，游牧、散居，但是此后汉文化的冲击在他们身上体现得也相当充分。百年来我们家族大都生活在与汉族人接触较早的黄河冲积平原边缘地区，接受了农耕文明和汉文化。其显著特征是母语的使用一代比一代少。奶奶不会说汉话。第二代人说少一半汉话多一半蒙古话。第三代人母语的使用程度不太高，即使使用母语也是夹杂着大量汉语。我们对 上两辈的尊称是蒙古话，如额麼格额济（奶奶）；对上一辈的称谓多是汉话，比如爹爹，大妈，舅舅，妗妗，姑姑，姑夫，姨姨；对同辈也是蒙汉夹杂着称呼：姑舅额格其（姑舅姐姐）、叔伯阿哈度（叔伯弟兄），这是我们的父辈即第二代教给我们的。第三代16人中，接受蒙汉双语教育的14人，只接受汉语教育的2人。他们都会用蒙古语进行交流。
第四代25人都接受过相对良好的教育，语言可分三种情况：蒙古语会说会写的14人，占56%；能懂一点，不会说的3人，占12%；干脆不懂的8人，占32%。不能用蒙古语交流的人数占到一半了。即使能够使用母语，使用母语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少之又少了。第四代人的亲属称谓基本上是汉语的。
对故乡的感情逐辈淡化。老一代住在乡下，是享受，住不够。我们这一辈住在乡村，那是生活的调剂和情感的回味，只是觉得暖气不暖，被子冰冷，住上几天就够了。第四代人不愿意回去，干脆没有感觉。
我们这个家族有个传统：包容性强。我三妈的亲生父母是汉族人，刚生下她养不起，要扔掉，被她的养父母，一个蒙古人家抱养了。她和生父母那面的亲戚现在还来往着。四爹和四妈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成家，四妈是汉族，这种蒙汉合璧的婚姻在我们家族是开创了先例，在当时的阿斯哈村也属凤毛麟角。新社会了，婚姻自由，各族人民大团结，在当时的政治社会氛围里，这个特殊婚姻也得到了家族的接纳。四妈开始不会说蒙古话，但是她立志要成为蒙古人家的合格媳妇，学说蒙古话，后来能够用流利的蒙古话交谈了。
第三代16人里有两个蒙汉结合家庭，都是娶回来汉族媳妇。第四代10个成家的人，其中有5个不同民族结合家庭（四对是蒙汉结合，一对是蒙古和回族结合）占到一半。似乎有个现象：越往大城市去，找其他民族的越多。我们家族和睦相处，没有分过谁是蒙古族谁是其他民族。
只是老一辈对此喜忧参半：“我们的后代过得都可以，可是融化了。不过也有好处：发展了蒙古人，户口上蒙古人多了。有的人有点想不通，我说，由他们去，不要管，只要两个人好就行。管不住了，潮流了。”
我的继母当年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不管唐兀惕、吐蕃的（人），五洲之人团结才行，更何况邻居乎。
她这个说法不像是现代的说法，估计是喇嘛教的传承，当时我也没问过她。
第三代人嫁给汉族的，孩子全有蒙古名字。堂妹淖高其其去格嫁给了汉族，但是两个孩子都有蒙古名字；在腊月二十三，正月初一她还要向窗外撒茶表示祭祀之意。她说这都是大妈给教的。2010年初，她大儿子在磴口县举行婚礼，那里是农区，于是特地从200公里外的牧区旗里请来蒙古乐队，主持人是一蒙一汉两人。王二夫妻、儿子儿媳没有穿蒙古装扮，只有大妈穿蒙古袍。王二在台上被人带上酒瓶盒子改装的员外帽子，引人逗笑。儿媳妇是山西省临汾市的，山西的娘家人来了一桌。
娶了汉族的人家，孩子没有蒙古名字。看来女性在民族化趋向方面起的作用更大些。
在生活习俗方面，三爹说，文革前我们家族还用哈达、鼻烟壶，奶奶家还在西北角供着佛龛。文革中这些都扫除了，以后也没怎么恢复。生活方式基本和当地的汉人大同小异。
第二代对第三代的习俗教育多是禁忌和道德方面的，如不让小孩吃羊舌头，怕变成长舌妇；不准在大路上小便，眼睛会长痘子；不准说假话，骗子是贼子的兄弟，等等。文化教育方面的口头说教几乎没有，无非就是在极度困难中默默无言送子女上学。我们第三代人对子女的教育，这种传统习俗教育少多了，因为自己本身传承的就没有多少；而多了文化教育的训诫和劝导，就是你的哥哥谁谁考上大学了，多好，你要好好学习，不然将来只能蹬三轮车等威胁性的话。如果孩子上的是民族学校，还保留些习俗碎片，如拜见长辈要行屈膝礼。
如果说第一代保留的传统习俗是一百分，那么第二代大体是七十分了。除了姑姑和大妈以及刚从沙里出来的额尔敦巴特尔家外，第二代其他老人已经不用或者很少用哈达、鼻烟壶 来交际；屋前也不竖立运马旗（这是鄂尔多斯蒙古人家最显著的传统文化标志）。唯有过腊月二十三时候，要做祭灶饭，即使没有土灶可焚烧供品，也要把供品放到高处、吊到树上来表达祭祀天地的意愿。只有姑姑有时候交接鼻烟壶行拜见礼，声称把这些“木头人”逼一逼，然后笑起来。老人们慨叹“赛很”（美好的）蒙古习俗生活没有了。
第三代人在乡村长大，经历了文革时期传统文化断裂阶段，后来也没来得及“补课”就进城走了，其传统礼仪文化知识的分数也就不到五十分了。“夏日努特”这个姓氏，第三代有的意译为“黄”，起了汉名字，有蒙汉两种名字；社会上倒以汉名见称，蒙古名字只有家族和儿时的友伴知道。给人家倒茶递物要用右手等日常习俗统统淡忘了。只有在婚礼上集中体现仪式化的民俗：请喇嘛指点婚嫁的时间、出门行路的方向，穿蒙古袍子，请歌手用蒙汉双语演唱歌曲。再是在丧葬事务上，请喇嘛念经等。
腊月二十三出于稀罕吃祭灶饭，顺便做个简单的祭祀表示。清明节给先人祭烧供品，现在也烧开纸钱了。正月家族团拜，选一个饭店，请来大家，给长辈敬酒，同辈满酒，吃一顿饭，两个小时内结束，再没有什么仪式。这样省却了挨家跑动的劳顿，这是1990年代初因进城的亲戚日渐增多，为省事而由第三代的媳妇们议定的，一直坚持了二十来年。
遇到娶亲、摆放礼饼、摆全羊等事宜，第三代人要请旁亲中的懂礼仪的人做礼宾，或者双方都笑着承认，都不太懂，从简，以办好娃娃的事情，招待好客人为原则，其他都好说。喝炒米茶，吃手把肉，吃奶食品这些饮食习惯还保持着。实际上很多汉族也吃喝这些东西。偶或看蒙古电视。蒙古文写的却极少了。
第四代的传统习俗已经是二十分了。他们好多不会蒙古语，礼节也不懂。只是在他们的婚礼上按照大人的要求穿蒙古袍一两个小时，等到脱下来，如释重负，擦着汗，舒一口气，如同被动表演。他们平常交往的多数是汉族朋友、同事。似乎只有在过大年、婚礼等特殊场合才能记起自己是蒙古人。
说到信仰，第一代是虔诚的喇嘛教徒和职业人，我的两个老舅舅都是职业喇嘛，职位不低，有一个做到了召庙的决策层的上层堪布喇嘛。奶奶家有佛龛，即使是新社会了，她仍然亮烛礼佛。文革扫四旧，奶奶极其惶恐，把这些扔掉，或者烧了。自那以后，再也没见她合十拜佛的样子，一直到去世。第二代在解放前也接受了喇嘛教的启蒙，但是新社会来了，信仰社会主义和无神论，很彻底。大爹是军人出身，对黄色封建极其憎恶，势不两立。但是在晚年，这些老人的信仰却回光返照，开始信起来。三爹说大爹生前给家人安顿：在他去世后，要家人向乌兰葛根给他指回世之路，东西和钱他已经准备好了，三个银戒指、500元为礼。我父亲在1980年代初有过信仰回潮的举动，比如悄悄拿出来不知从什么地方弄到的经文看看。
第三代中有人认为撒奶食祭祀很管用，办事顺当，并举证事例；有的人则为孩子的工作、婚姻等拜佛求助，说很灵。不知道这是一种心理效应还是真的有奇效。遇到道观、寺庙、教堂等他们都要看看，多是从文化角度着眼。只有喇嘛教是应急的主要帮手，遇到人生大事求助做仪式性指导。也有在道观求签的，只是辅助的；也有信仰基督教的，极其个别。遇到大佛就拜佛上香上布施。不遇也就算了。心里所愿果然成了，就产生联想：这拜佛或许起了某种帮扶作用？于是心里笃定。普遍认同做人要有善心，存心要方正；识时务跟形势，私心与公理结合适度；度的艺术成为追求至境等世俗道理。孩子成了人生最大目标，老人被当作了活菩萨加以敬重。第四代的信仰，正在精神构筑期间。他们只是在父母的带动下，做一些仪式。一做完就拍手无事了。但是他们对理想什么的不认同，认为是虚的，他们都是现实主义者，思维是形而下的。我们只能以心正和良心、孝心、大心和韧性来教诲他们。可以没本事，但是决不能没良心。
我们的家族制度在新的环境中还处在变迁阶段。四爹在1980年代就有过写家谱的动议，好像他还写过，可惜不知所终。清朝时期蒙古贵族就有家谱制度。盛则留意名声。家族有老辈权威，也有现实权威，还有新兴的经济权威。这些众多的关系围绕着对老一辈的尊敬这个礼仪轴线，围绕对现实利害关系的考量，逐渐组织化，固定化。亲戚亲戚，越走越亲。婚丧嫁娶，全体出阵。急事要事，相携相帮，这些都是家族的共同行动。
过大年要给父母老爷姥姥爷爷奶奶老辈拜年。家族的其他人之间在吃团圆饭场合拜见。这是对阿斯哈老传统的改革和保留，是传统礼仪的变种。还要给办了事情的有大恩的人拜年，这是悄悄进行的，是讲求实惠原则的体现。这一点上把传统礼仪和现代规则调和了起来。
说到吃拜年饭，我们家族1990年代初兴此习，那时人少，请一桌子在家里，几十元就解决了。本世纪初家户增加，也请两桌在饭店，花费二百多元。现在人口多了，得请四五桌。以东胜飞腾的物价，一桌饭带上烟酒最低1800元，还是中低档的。有的人感到为难，夹耍带笑声明负担太重了，参加不动了，不参加了。散摊子？不能。过年了，要让老一辈的高兴；给亲戚一个走动的场合。还要让新人上来，传承这个家族文化传统。我们第三代几个人商量，原来的做法奉行了近二十年，现在第四代走上历史舞台了，该接班了。酝酿的结果是从今年开始，实行分摊制，25岁到60岁之间的人分摊宴会成本，其中生活特别困难的、有病的除外，既体现尊老爱幼，也要照顾生活困难，还要给后代留下一个有活力的弹性的礼俗生活制度。让第四代人开始做召集人，以此培养他们的责任感，解决家族文化传承问题。提倡第四代团结，多参加家族活动。马群可以分毛色，人不可以分等次远近。这个古训在市场经济有用为上规则泛化的情况下，仍然被家族文化传承着。
集体习俗活动改变的动力来自第三代的媳妇们。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提出“在社会变迁中，旧的方法不能获得有效的结果，新的方法却又不是现存的，必须有人发明，或是有人向别种文化去学习，输入，还得经过试验，才能被人接受，完成社会变迁的过程。在新旧交替之际，不免有一个惶惑、无所适从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心理上充满紧张、犹豫和不安。这里发生了‘文化英雄’，他提得出办法，有能力组织新的试验，能获得别人的信任。这种人可以支配跟从他的群众，发生了一种权力。它是时势所造成的，名之曰时势权力。”我们家族里的确有这样的角色。
我们家族没有嗜酒的，都不太喝酒，这在酒风泛滥的社会环境里还少有。
在民族成份的选择上，我们家族不同民族的婚姻所生子女都选择了蒙古族，因为有中考、高考的照顾，还有提干等方面的可能的政策体现，更重要的是夏日努特氏是蒙古家族。第二代老人或者第三代老人通过看孩子等途径努力给第四五代灌输民族传统。这方面我的姑姑向来坚持不懈。她的孙子十来岁，完全在城市长大，但是在姑姑的教育下会行拜见礼，会说蒙古话，上了蒙古族学校。
社会交往方面，奶奶那时候对下层的汉族人很恐惧，大约是土匪抢劫的后遗症；但是对穿扮整齐的汉族公家人比较有好感，知道他们不会伤害人，所以也愿意给他们借宿。奶奶几乎没有汉族朋友，她戒惧较多。第二代人和汉族人来往，他们在生产队里和汉族一同劳动，用玉米豆子换取黄河对岸农民的糜子来炒炒米。他们都有固定的汉人朋友，建立了互助关系，甚至认为汉人朋友肯帮忙，有用。他们对汉族没有多少排斥感。第三代人汉族朋友同事不少，婚宴上请的人多一半是汉族。他们办事情互相帮忙，认为汉人会办事。第四代人交往的多数是汉族，蒙古人少了。
城里楼房好住，可是问题也不是没有。城镇里民族文化表达机会少了。习俗特色丢的太快了。过去阿斯哈人笑话那些汉化的蒙古人，说话蹩脚，趿拉哗啦，像烂牛车走过。现在好多人连这种“烂牛车话”也说不来了。子女们完全城市化，不懂蒙古人的礼节，木头一样直立着。
我姑姑三十年前的话应验了，老了我才觉得了蒙古文化的重要。我们什么也没给孩子教，只给起了个蒙古名字。我们有必要教给孩子更多的民族文化知识。温饱解决以后需要更多精神的营养。我们把那个管道忽略了。
我们弟兄过得不错。三爹 经常笑着提起我在阿斯哈当驴倌的岁月，说我那时候有三宝：鞭子、钓竿还有书。说得我们都笑起来。凭上娃娃们可享福了，三妈说。老一辈认为这是老舅舅念经的功果，还有给人多做好事的回报。做坏事对自己对后代都不好。这是喇嘛教的因果报应论和世俗的道德评判的混合逻辑。
我们第三代则以为是知识改变了命运，还有蒙古人善良本性在城镇的发扬光大的作用。额尔敦仓十几岁时，和小伙伴们偷回来生产队的一颗生瓜蛋子，三爹让他咬住瓜蔓子站着示众。他说自此再不敢偷瓜了。我们家族秉承蒙古人厌弃说假话偷东西的传统，决不打折扣，这仅是一例。他对别人推荐家族的后代，首先一句话是我们家族人的品行不会有问题，然后才说他们有什么工作特长。
三爹前几天问我：蒙古人最不好的是受挤了就走。蒙古人怕人多，躲官。但是为什么没有蒙古人了，那些蒙古地名还能照常保留下来？如蓿亥车站（一个铁路站名）。我觉察出这是他在城镇生活里的一个挥之不去的心魔，于是斟酌着说这是文化的继承性特点，并以克里姆林宫就是蒙古语墙壁之意为例。他对这点很满意的样子，认为这也了不得，蒙古人的历史会因此而存留。
听到我在了解家族历世，堂弟乌云比利格道，我们家族如此兴旺发达，应该写写。我默然：这就算发达了？经济发展，文化就得退化？怎么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掌握一个合适的度？我们的后几代会怎样？还会不会发扬传承家族的传统、民族的传统？不得而知。这也是我们第三代人的心结。
这个家族在城市的状况，其他阿斯哈人家恐怕难以复制。道尔吉说过，（其他牧民）进了城靠谁呢，把谁驮在黑驴背上也不偏不重，都差不多。笔者就经常接到阿斯哈村乡亲打来的手机，问询葵花卖不出去了，有个地方管没有；问询助学金奖学金怎么各旗不一样；驾驶执照怎么那么难考，有没有门路；孩子大学毕业了，帮忙找个工作等求助电话。我为这些问题尽量想办法，努力给他们一个满意准确管用的答复。但是毕竟能力有限，真正给办到的事情不多。即使如此，他们总觉得城里有个可靠的人总是心里托底。如果有个能够办事的亲戚，那更是进城的靠山。可惜阿斯哈村乡亲们可资为靠山的人不多，使他们的城市之旅变得坎坷多艰。实际上真正的靠山是教育，良好的教育是在城里过好生活的关键。我们这个家族的多数是挣国家工资的，也是凭借教育来实现这个变化的。而我们这个家族在城市的文化遭际，似可做一个借鉴。如何把民族文化带进来，传下去，阿斯哈后来进城者要深思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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