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才：年俗记忆
图：作者
年俗记忆
－－作者：张中才
一 杀年猪
杀年猪算作年俗，好像有点牵强，但它确实是过年要做的第一个准备，也是最重要的准备，特别是东北的农村，过年如果谁家没杀猪，大人会觉得没面子，孩子会觉得不开心，左邻右舍也会投来可怜的目光。一般说是没杀起猪，也就是说日子没过好。
说它是年俗，又没有一个统一的日子，统一的程式，完全由自己决定。一般的是到三九天前后，一是天冷了，猪不愿上膘了，再喂就浪费粮食了。二是结冰了，猪肉能冻住了。当然也有的猪大，一入冬就杀，有的人家快到年底才杀。
杀猪是个技术活，记得小时候，我们屯就两个人会杀猪，到时候先定下来，才能做准备，第二天杀猪，头一天就不能喂了。妇女要切酸菜，要切很多汇到烀肉的锅里，男的就要搓好绑腿、绑嘴的绳子，有的猪不好抓，还要找个杆子拴一个粗绳子，那叫套杆。
我们那里有一家，什么都准备好了，去了七八个人帮着抓猪，结果猪从两米高的墙跳出去了，跑没影了，猪没杀了，害得主人又去通知他已经请的客人。把主人气得发狠说，我非得杀了它不可，大家憋不住笑，你本来就是要杀它么。
我有一个初中同学，长得五大三粗，膀大腰圆，他会杀猪，更绝的是抓猪，300斤以内的猪，不用别人，他自己就能解决，他把绑腿的绳子别在后腰带，老实的猪，他上前摸摸挠挠，抽冷子抓住后腿，一使劲就搬倒了，拿出绳子把嘴和腿绑上。不老实的，他让主人拿一把苞米粒，饿了一天，再捣乱的猪，也抵不住诱惑，猪拱苞米粒时，他如此一抓一搬就倒了。太大太胖的猪更好办，只是一个人搬动不方便，要有两个人帮忙。我每年都是请他帮我杀猪。
杀猪是技术活，关键在放血，一刀捅不正，放不出多少血，那就是失败，吃猪肉最重要的是吃血肠，也是杀猪是否成功的标志，杀猪人只有把刀插到准确位置，才能放出尽可能多的血，灌出足够多的血肠。
杀猪也是力气活，退毛前要在一个后腿割个口，用通条到处捅，然后用嘴往里吹气，吹鼓起来了才能浇水退毛，（有句歇后语叫杀猪不吹－－蔫退）。几百斤的猪在锅台上来回翻动，这都要力量。
杀猪是大人最忙碌一天，也是小孩最高兴的一天，几个小孩坐在炕上不敢出去看，等到杀猪人摘完肠子，把吹泡（膀胱）吹起来扔给孩子，小孩们才活跃起来，大人开始忙着做菜热酒，等待客人到来。
其实杀猪除了为过年，也是慰劳一年的辛苦。亲戚邻里要进一步沟通，人情往来也要在这一天充分的表达，所以请客吃饭，喝酒吃肉是杀猪这一天的高潮，客人们来了，先品评着这猪有几百斤，肉有几指膘，听着客人的赞扬，女主人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一天乃至一年的劳累一扫而光。
那边肉、菜、酒、饭都好了，人也到齐了，吃喝开始了，首先尝几块血肠，味道怎么样？煮的嫩不嫩？然后主人把最厚膘的肥肉和最好部位的瘦肉，都端上来，满足不同口味人的需求，多数人愿吃瘦肉，但个别能吃肥肉的人，吃起来就像表演，一大碗肥肉倒上酱油，几口就扒拉进去，叫人张口结舌，目瞪口呆。
除了吃肠、吃肉，再就是吃烩菜，煮血肠，煮肉的烩菜别有味道，任你主人炒几个菜，也很少有人动筷。其实说是吃肉，村子里的人到一起还是喝酒为主，边喝边唠起当年的收成，哪种庄稼今年最好，明年还要多种，有钱了还要添置什么。谁家的姑娘多大了，给谁家的小伙保个媒等等。一顿饭吃完了，女主人要收拾到半夜。
第二天，杀猪的任务并没有完结，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kào（这个字不知咋写，还是发别的音）油。把板油、水油，肥膘的肉，用锅熬，用大坛子装起来，这是一家人一年的油水。也是杀猪的一个主要目的。
杀猪像办一次喜事，虽然忙活，还要有一些花费，甚至要吃去一头猪的很大一部分，他们并不心疼，就像城里人花几万元买一件皮草，花几千元买一双名牌鞋一样，心里舒坦。
二 蒸豆包
蒸豆包也不算年俗，但是在过去，和过年却有密切的关系，傍年靠近见了面，都要问，淘米了吗？蒸豆包了吗？这是东北农村年前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在我所知道的岁月里，除了上世纪60年代初的那几年，饱腹尚且不得，豆包当然可望不及了，除此之外，没有哪一年不蒸豆包。
豆包不是什么美味佳肴，也比不上香甜可口的糕点，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一是吃了抗饿，二是方便存放，当然也比其它的粗粮食品更适口，农村一到农忙时，时间长，活也累，多数人家就给干活的蒸豆包。至于过年蒸豆包，始于什么时候？有什么相关的传说和故事？没有考究，至少我和我的父辈都有这样的记忆。
我主观臆想，江南主产稻米，黄河流域多产小麦，而广袤的东北大地盛产玉米、大豆、高粱，人们过去以食用粗粮为主，豆包是一种介于粗粮、细粮之间，好吃又抗饿的食物，但做豆包的糜子，一般种的少，做豆包又很费事，平时做的少，过年却必须做，大正月不能吃两顿饺子以后，就天天吃大饼子，豆包就成了餐桌上的主食了。
其实做豆包也很麻烦，要把糜子磨成黄米，把黄米磨成面，磨面之前还要淘黄米，在碾、磨时代，这几道工序就够折腾人了。然后是发面，揣面，豆包好不好吃全在这个环节，十家豆包十个味儿，弄好豆馅，剩下就是包了，有一句话说，过年的饽饽大家做，包的多，家庭主妇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大家就得伸手，甚至邻居过来帮忙。
这些年做饭做菜我一样也不会，包豆包学会了，我包时不愿让别人伸手，从攥馅和包都是我一个人，这样能保证馅一样，皮一样，大小一样，就是为了好看，吃就什么都一样了。
蒸完豆包一般都给左邻右舍送一碗尝尝，豆包黏不黏在糜子，颜色好不好在黄米，好不好吃在发面，个头大小在讲究。我一个小学同学的爸爸，外号大豆包子，其实不是他长得像豆包，是他家做的豆包大，一个都是小碗那样大，人们以此命名，并且殃及他家的所有人，他的几个叔叔也都叫二豆包子、三豆包子……，在一个屯住了这么多年，我至今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有时我们也开玩笑，叫那个同学小豆包子。
说起豆包，我还想起小时候的一件事，那年腊月，也是都忙着蒸豆包的时候，来一个耍猴的，牵着猴到一个院，刚敲锣开场，人们就围了一圈，突然一个６－７岁的小孩，从家里拿一个刚出锅的粘豆包，扔给那个猴子，猴子正抓耳挠腮，心不在焉，可能是饿了，把豆包捡起来就塞到嘴里，接着猴子哇哇大叫，又蹦又跳，耍猴人在前面边敲锣边叨咕着他的说词，不知怎么回事，看猴子张着嘴，用爪子抠，不是好声地嚎叫，张着大嘴，把头晃得像波浪鼓，还不让耍猴人靠近，又粘又烫的粘豆包在猴子嘴里吐不出来，抠不出去，它上蹿下跳，气急败坏，把大家逗得哄堂大笑，前仰后合，闹腾了十多分钟，才慢慢消停了，还是耍猴人把它嘴里的豆包一点一点抠出来。一场“猴吃豆包”的表演叫大家看的乐不可支，心满意足，比耍猴人精心安排的那些小把戏，小伎俩，有趣多了，精彩多了。
记得1975年，好像是腊月二十四，我们忙了两天，把豆包蒸完了，都收拾完了，刚上炕躺下，棚上的电灯就晃起来，躺在炕上感觉一拥一拥的，地上戳着盖帘都倒了，我们马上意识到是地震了，赶紧穿衣起来，家离公社不远，到公社一说，都有强烈的感觉，但不知震中是哪里？第二天听广播知道是海城地震。为此，我记住了那年的包豆包。30多年过去了，包豆包成了记忆，我这唯一的和吃有点关系的手艺也早就派不上用场了。
小时候听大人们说，卖豆包是骂人话，但不知是什么意思？现在城里总有卖豆包的，而且那么精致，那么漂亮，一个个乒乓球大小，色、形、味俱佳，一版9个或12个，比我包的讲究多了，豆包成了特色食品、风味食品、民俗食品，它们再也不是过年期间餐桌上的主食了，小孩们再也不“把豆包当干粮”了。
粘豆包还依然存在，年豆包和大多数农家bay－bay了。
三 冻饺子
俗话说：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北方人过年吃饺子，就像太阳从东边出来，那样天经地义，就像看电视必看广告一样正常自然，就是最困难的饥荒年月，过年也得想法能吃上饺子，前些年中央领导慰问水灾地区，还要求各级政府保证让老百姓过年能吃上饺子。可见，过年吃饺子是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低的要求。
不知不觉中，不知从哪天起，每到星期天就要吃饺子，一家人分头择菜、剁馅、和面，常回家看看的儿子、媳妇也一起忙活，边包饺子，边讲述各自知道的新闻趣事，消磨了时光，增进了感情，享受了温馨幸福，品尝了美味佳肴。
不知不觉中，不知从哪年起，过年前人们都包冻饺子。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过年期间饺子已是家常便饭，所以，在准备过年的程序中，又增加了包冻饺子这一项。过年时亲人们团聚一起，打麻将，看电视，玩游戏，吃饭成了麻烦，做饭成了负担，把事先包好的冻饺子一煮，既不破坏兴致，又不耽误时间，化繁为简，忙事闲办。
包冻饺子和平时包饺子一样，不同的是数量多，馅儿品种也不能单一，少的两三种，多的五六种，什么猪肉酸菜馅儿、牛肉萝卜馅儿、羊肉芹菜馅儿、韭菜三鲜馅儿等等。包好了利用我们东北得天独厚的天然大冰柜，冻好后分装在不同的袋子里，写上标记，吃时随时取用。和超市里卖的速冻水饺比较，更经济实惠，更符合自己的口味，也不必担心卫生和安全。
冻饺子的关键是有寒冷的气候条件，当然用冰柜、冰箱另当别论了，尤其是包的多，就需更加注意，一年我家包了不少冻饺子，包的时候当然是滴水成冰，还没到过年就大开化，冰箱里装不多少，没办法就赶紧吃，上顿吃下顿吃，一看见饺子就反胃，这时谁再说“好吃不如饺子”，就觉得那人蛮不讲理，后来还是把一些粘在一起的，煮片儿汤了。
还有一个农村的亲戚，包了不少冻饺子，放在仓子里，到过年吃的时候没多少了，仔细一看，原来是叫老鼠给吃了，只剩下一点点，主人懊恼不已，又找夹子又下鼠药，气得非要把老鼠斩尽杀绝。生长在这样人家的老鼠，真是幸运之极，在自由自在的环境里，尽情地享受着美味佳肴。只是苦了这家人，辛苦选择的上好的材料，精心制作的饺子，喂了老鼠。
然而仔细想来，我们老百姓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又有多少被那些大大小小的“老鼠”侵吞了，享用了呢？“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也不走”，不是有些情形的真实写照吗？被老鼠吃的那点儿饺子，是不必以为悲哀和不幸的。
还说过年吃饺子，最正宗的应该是除夕夜和正月初一的饺子，这是无论如何必须现吃现包的，除夕晚上的团圆饭之后，家庭主妇或亲自动手，或指挥儿女们，剁馅儿和面，全家老小围在一起开始包饺子，上到7-80岁的老人，小到3-5岁的孩子，一家人其乐融融，尽享天伦之乐，比起吃饺子，包饺子本身就是最大的精神享受。
当然年夜饭的饺子还有些讲究，在馅儿的方面，韭菜馅儿意为长久发财，芹菜意为勤俭发财，白菜意为百路进财，鸡肉为吉祥如意，鱼肉为年年有余等等。包饺子时有的人家还要在馅儿里放硬币或红枣什么的，谁吃到了就全年万事如意、百事顺遂。饺子在盖帘的摆放上还有讲究，摆成圆圈，是团团圆圆，和和睦睦，摆成直趟就是直来直去，顺顺溜溜。
这里就说饺子，冻饺子，当然冻饺子也就是最近十年八年的事，况且也不普遍。其余的那些环节就不是本文所记的内容了，容以后再谈。
四 写春联
现在还有写对联的吗？好像很少了，看看左邻右舍，楼上楼下，没看见谁家的春联是写的，都是买的那种印制的，金光闪闪，鲜艳夺目，结实耐用，好看漂亮。工厂化生产春联也是社会的进步，是四个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如果哪一天要把春联作为文化遗产申请，我想也不会强调只准用手写，不许机器印制。就像人们愿意吃手工面条，但还是各种机制面条充满市场。
我小时候对写春联（对联）有很深的印象，屯子里就两个人能写对联，一个是以前教过私塾的老先生，一个是伪满念过国高的，所以一到腊月二十就开始写，要裁纸、研磨，写完后还要晾干，一家的对联写完要个把小时，那时的名目多，除了几个门上的对联，窗上的横批，还有金鸡满架、肥猪满圏、抬头见喜、出门见喜、不同规格的“福”字，灶王爷的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牲口棚贴的六畜兴旺，粮仓上贴的五谷丰登，大车上贴的车行万里路，人畜保平安，井台上贴的水旺流长等等，凡有点儿名目，都要贴上相应的对联，水缸，柜子、小凳子上都要贴上福字，显现喜兴红火，装点气氛。
我从小就爱凑热闹，6-7岁时就跟爸爸一起去找人写对联，爸爸不识字，他也愿意让我跟他去，我虽然不认字，但可以帮他记住那些无足轻重的小东西，应该贴在哪儿，那时识字的人少，常常把对联贴错，有的人家把六畜兴旺的横批，贴在了外边的屋门上，爸爸也曾把猪圈和鸡架上的小联贴混过，所以他特别在意，怕别人笑话。
那时还写一种叫“春条”的，比对联窄，大约三指宽，把整张红纸顺长裁下来，上面写一些吉利话之类的顺口溜，如：“宜入新年乐，财神上面坐，五谷堆满仓，金银垛成垛，家庭和睦好，儿女福气多，大吉大利！”大体上都是这个格式。
我们那里有一家姓侯的，在屯中是官姐夫，大家都和他闹着玩儿，写对联的给他写了一个春条是“宜入新年乐，公猴母猴炕上坐。小猴崽子乐呵呵，又耍又闹快乐多。猴多势众生活好，明年春天又一窝。多子多福！”老侯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拿回去了，还没到过年就贴上了，一个识字的人到他家一看就乐了，老侯问他笑啥，就给他念了，老侯就去写对联的家，写对联的是和他闹，把已经写好的另一个给了他。侯家的春条成了孩子们的顺口溜，在屯子里流传了半年。
我到四年级就开始写对联了，我上学时是写铅笔字，后来写钢笔字，写不好毛笔字，那时是1958年，也许是受到当时气氛的感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我也敢想敢干，买来笔墨砚台，照葫芦画瓢，过去就看见人家写，那些过程也不陌生，但是写起来就没那么得心应手了，好在那时小，也不怕人家笑话，有的写错一个字，就再剪一块纸写好贴上。
爸爸乐得就像家里出了状元，几辈子没有识字的，现在儿子能写对联了，再也不用求人写了，再也不怕把对联贴错了，好像他供我念书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当然也增加了他供我念书的决心，在家庭生活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从来没流露过让我放弃读书的念头，这对我来说也是幸运的。生长在这样一个没有任何文化影响的家庭，却从另一方面，锻炼激励了我，叫我早早地做了力所不及的事情，对我来说未尝不是好事。
从此，每年我家的对联就是我写了，有时也帮别人写，直至有了这种印制的对联。遗憾的是我的字，并没有因为这样的锻炼，写的很好，可能是天分的关系吧。
五 糊纸盒
糊纸盒和过年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没有关系，但我这里说的纸盒，不是装物品的纸盒，是更大的纸盒。
上世纪5-60年代，到年根底都要扫房子，也有谚语“二十五扫尘土，二十六烀猪肉，二十七杀公鸡……”这一天，家庭主妇头上包着毛巾，拿着大扫帚，先扫屋顶，再从上到下打扫，孩子们都到别人家躲躲，大多都是一年一次，扫的满屋灰尘。有一句唱词“小老妈在上房打扫尘土哇啊，打扫那个东屋哇打扫西屋……”，扫完房就开始正式准备吃的东西了。
到了70年代，人们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生活方式也有了一些变化，有的人家开始糊棚了，一是为了防寒保暖，二是屋里亮堂多了。原来在屋里一抬头，就看见檩子，秫秸，一串串灰尘，特别是多年的老房子，烟熏火燎的黢黑，有时还往下掉虫子。糊棚以后，大不一样了，干净亮堂不说，也暖和不少。渐渐糊棚的人家越来越多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有的人家又开始糊墙了，糊墙比糊棚简单多了，糊棚要先扎棚架子，要抄平，有一定的技术含量，糊墙则不然，只要有纸，打点糨子，谁都能糊。但农村一般人家没有纸，要谁家花4-5元钱买纸，或没钱，或不肯。只有那些小学老师、公社、大队干部有条件，单位的报纸可以用，所以那时谁家糊墙糊棚了，就是好不错的人家，如果和现在比的话，就好像精装修和清水房一样，叫人家看起来尊贵和有身份。
我忝列国家干部，正当其时，每年杀完年猪，蒸完豆包，腊月二十左右，就要安排糊棚糊墙，糊棚也是在原来的棚上再粘一层纸，这活儿不累，但不好干，要站在搭的够高的架子上，粘的时候要仰着头，纸大了，还没粘到棚上，纸就粘到一块儿了，纸小了，又太费工。时间长点，胳膊举累了，脖子仰酸了，眼睛冒金星了。而且白天还没放假，一般都是利用晚上时间。
开始那两年，都是用报纸，后来感到报纸上的图片太多，黑乎乎的不好看，就用红旗杂志，拆开以后很好用，都能对上缝，看上去很整齐，当然比不上专门的棚纸那样花花绿绿，可不用花钱。我们糊的时候很麻烦，糊棚的时候要拉上线，糊墙的时候吊一个重物，保证横平竖直，有图片和大的黑体字，尽量糊在里面，邻居大嫂笑话我们说，糊上得了呗，还能糊出花来呀。现在想来真是的，那样简单的事，弄得那么复杂，当然可能也是那个年龄对未来满怀着希望，对生活充满了情趣，就像现在的年轻人，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房子装修得漂亮豪华一样。
说起糊墙糊棚，还有一件事，至今叫我懊悔不已。随着标准越来越高，后来就用书拆了糊，当然最好是一样的书，那一年我就把一套革命样板戏总谱，一共8本全拆了，看上去整齐划一，很好看，当时四人帮已经垮台，样板戏也已受到批判，那东西能派上用场，就是废物利用了。当然，留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不过它们毕竟是那个时期的东西，带着那个时期的痕迹，留有那个时期的记忆，再留几十年，指不定成为历史文物呢。
每一次，糊完墙我们躺在炕上孤芳自赏，亮亮堂堂，漂漂亮亮，整整齐齐，四四方方，我们疲劳，我们兴奋，我们沉浸在温馨和幸福中，但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油然而生，我们不是活脱脱生活在纸盒里吗？我们设想年复一年地糊，过20年，30年，把屋顶拆掉，把土墙扒掉，我们不是可以直接在纸盒里生活吗？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我们以后就把每年前的糊棚糊墙戏称糊纸盒。
如今过年，还要扫房，可能农村糊棚糊墙的人家也不会有了吧？可当年是多时尚的事啊！
六 扭秧歌
扭秧歌和吃饺子一样，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过年时的活动了，成了天天扭，月月扭，年年扭，人们最平常的娱乐健身活动，和过年没什么关系了。
我记得小时候，盼过年就盼吃饺子、放鞭炮、看秧歌，农村一年到头没有什么热闹，我们这些小孩从排练就开始看，秧歌队扭到哪就跟到哪儿，到外屯扭也跟着去。外面的秧歌来了，更是寸步不离。
那时候扭秧歌的全是男的，上装扮女的叫包头的，戴着纸叠的花冠，穿着花衣服和花裙子，手持扇子和手帕，下装扮男的叫豆丑的，手拿哗啦棒。最前面领头的叫拉衫儿的，披斗篷，手持扇子。秧歌队的最后一般都有两个丑儿，上装的队尾是一个扮相刁泼的老太太，手拿两根棒棰，耳戴红辣椒，下装是一个扮相滑稽的老头，驼背，拄拐杖。有的有一个傻柱子，他的位置不固定，像打排球的自由人，到处乱串，常常做出一些怪模怪样的动作，逗人发笑。
我那时最愿意看的，就是打场唱秧歌帽，到一个地方扭一会儿，通过变换队形围成一圈，拉衫儿的走到中间，即兴演唱，内容主要是祝福新年，吉祥平安，比如：“打起鼓来，敲起锣呀，父老乡亲听我说，新春佳节人人乐，我给大家唱喜嗑，老人安康享太平，多生多养子女多……”曲调就和郭颂唱的《新货郎》一样。但都是见景生情，现编现唱，慰问军属就唱拥军优属的词，什么场合什么词，准确贴切，诙谐幽默。这是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就没有唱的了，一个是那样能唱还能编的人也确实不多，再就是政治形势也日益紧张，唱不对犯错误，吃不了兜着走。以后秧歌光是扭，就没有唱了。
到了文化大革命，那几年就没有扭秧歌的了，可能也算四旧被破掉了，收音机和广播里就能听到样板戏，记得一到过年，就听到“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那个飘飘年来到。爹出门去躲帐整七那个天，三十那个晚上还没回还，大婶给了玉交子面，我等我的爹爹回家过年”。还有“人家的闺女有花戴，你爹我钱少不能买，扯上了二尺红头绳，我给我喜儿扎起来，唉..扎起来”。这样的歌声确实能烘托出那个极度贫乏时代的幸福生活。
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了，被压抑多年的激情喷发出来，那时过年城乡都组织秧歌队，形式多样，多姿多彩，规模宏大，红火热闹，闹得热火朝天。农村也都有踩高跷，跑旱船，服装鲜艳漂亮，整齐一致，还有一些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白蛇传等的人物造型，生动活泼，诙谐幽默。
我记得那时公社年年组织大秧歌会演（扭），正月初五，各大队的秧歌队集中到公社，展示各自的风采，看谁的服装艳丽，看谁的队伍庞大，看谁表演的样式奇特，看谁的锣鼓喇叭声大，每个队都使尽浑身解数，把水平发挥到极致。在竞争中有的人往往忽视了游戏规则，采取一些不文明的方式，造成一些小混乱，甚至大打出手，以后这样的会演就不搞了。但是那个时期，在我记忆中是秧歌最顶盛时期。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集体就没人组织扭秧歌这样的活动了，这时一些有脑筋能张罗的人，买锣鼓，请喇叭匠，自己组织秧歌队，一方面活跃了春节的文化生活，一方面也通过挨家挨户拜年，得到一定的经济收益。后来由于一般都是规模小，人数少，服装简陋，扭的也不好，就没人看了，甚至到各家拜年，都是关门上锁，多次遭遇闭门羹，也就不了了之了。
城里前些年由相关部门出面，组织各系统成立秧歌队，商业系统、交通系统、文化系统等等，也红火一时，2006年5月，秧歌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在由于电视、网络的普及，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人们精神的饥渴不必用看秧歌来填补，现在“瞧情郎”再也不必利用看秧歌来实现了。扭秧歌在节日里就不那么兴通了。
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扭秧歌再也不是庆祝节日的娱乐活动，只能回归到人们日常的健身活动了。因此我们不必为我们的传统节日没有秧歌而遗憾，而失落了。
七 放鞭炮
燃放鞭炮可是地道的中国民俗，是我们这个传统节日不可或缺的部分。没有鞭炮声，年味就淡了。
小时候过年最快乐的事就是放鞭炮，穿什么衣服，我们这些男孩子才不在乎，到一起就比谁买的鞭炮多，谁的品种新，谁的威力大，大家在一起吹牛，有时还从家里偷出几个显摆，不到过年大人是不让小孩放的。我们不满足过年时听听噼里啪啦的响声，总有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做出一些叫人哭笑不得的荒唐事情。
男孩子到一起不是比力气，就是比勇敢，买来炮仗以后，我们一个院的几个小孩，就从家里往出拿小挂鞭拆下来的小炮仗，开始比用手拿着放，谁都不甘示弱，都轻松愉快。然后比用脚趾夹着放，也都毫不畏惧。后来比用手攥着放，有的点着以后就松手了，有的一直攥着，把手崩的黢黑，但是胜利了。最后比用牙咬着放，大家你瞅我，我瞅你，只有两个敢试，结果一个点着就吐出去了，一个满脸崩的黢黑，还把眉毛燎了，他胜利了，回家叫他妈骂了一顿，说把眼睛崩坏了，不是一辈子的事，现在想想真是很可怕的事。
那年雪大，家家门前都有一大堆雪，快过年了，鞭炮都买了不少，我们对那种只听个响的方式，已经厌倦了，受电影《上甘岭》启发，又突发奇想，在雪堆旁边挖个洞，把点燃炮仗往里扔，开始时扔的早了，扔到里边就灭了，后来点着几秒钟快要响时往里扔，就学电影里的样子，用身体堵住洞口，炮仗小，没什么效果。后来我们就用大麻雷子，这种炮仗是用麻缠的，还有一层黄泥，爆炸力强，响时有一种震耳的嗡嗡声，把它点着扔进去，然后堵上，雪堆炸开了，雪崩到脖子里，那时就穿一件棉袄，里面也没有衬衣，肚皮和后背都是雪水，大家欢呼胜利，这就是模仿电影里的黄继光堵抢眼。
我们一个院的春生子，比我大一岁，他是腊月生，而且是立春那天生，所以小名春生，我是阴历二月生，其实只比我大两个月，我们俩总在一起玩，快过年了，我俩都从家里拿几个炮仗，光听几个响没意思，我们就琢磨玩点什么花样，那时家家孩子多，晚上都拿尿罐子，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倒尿罐子，然后放到一个避人的地方。我俩看到了尿罐子，来了灵感，我们一个大院住着十一家，先找一个僻静的，我们把炮仗点着，扔到里面，响了后只炸了几条裂纹，后来我们把炮仗点着后，把尿罐子扣上，一声脆响，尿罐子崩的粉碎，我们欣喜若狂，不幸的是我们正要崩第二个时，叫主人碰个正着，把我们拽着找到家，挨了一顿骂，又给人赔了尿罐子。
仔细想想，小孩对放鞭炮那么热衷，那么有兴趣，其实是挑战自我、挑战恐惧，寻找刺激，在一次次的挑战和战胜着，体验到了自我成长的满足。
现在有相当一些的孩子，对放鞭炮一点都不感兴趣，我儿子小时候就不敢放炮仗，或许是他们的成长和勇敢、坚强无关，他们需要的是智慧、聪明。同时他们的精神生活比我们那时要丰富多彩，花样翻新。他们即或是玩动枪动炮，厮杀得血肉横飞的游戏，也没有一点点的危险。那都是虚拟的，图影上的。
这几天鞭炮不断响起，春节马上到了，鞭炮能驱散一年的烦恼、不顺、失利、病痛。迎来幸福、快乐、和谐、安康的新一年。
八 在外过年
在所有春节的祝福语中，阖家团圆是最具体，最切实际的，也是多数人能够实现的。什么幸福吉祥、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平安发财则是人们的祝愿。能否实现？多大程度实现？被祝愿的人是不在意的。
如果说以前过年人们还盼吃盼穿的话，现在人们最盼望的就是亲人团聚。所以春节前后交通忙碌，运输紧张，人多为患，一票难求，前几天媒体报导十万农民工骑摩托回家，不管是无奈之举，还是为了节省路费，总之反映的是春节必须回家的心情。
算起来到现在，几十年我在外面过年只有一次，那是1967年的春节。
1966年的下半年，全国大串联已成不可阻挡之势，10月份大连海运学院组成徒步串联长征队，步行到北京，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宣传鼓励步行串联，我们几个厌倦了学习、辩论、批斗的同学，也组织了一个长征队，但当时已经是67年的1月份，冰天雪地，寒风刺骨，当然没有雪山草地，没有敌人的围追堵截，更不用吃草根树皮。虽然脚上也打了几个血泡，但冠上长征的名字，实在是有辱长征精神。
半个月就到了东北的最大城市沈阳。红卫兵接待站把我们分到新乐电工厂招待所，这个工厂好像还叫119厂，是生产航天的什么产品，我们到时已经过完小年了，听那里的人说，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春节，国务院向全国发出了关于1967年春节不放假的通知，工厂正常上班，因为有文革初期的破四旧，我们在街上看到的都是灭资兴无，移风易俗的对联，什么招财进宝，福禄寿喜全不见踪影。也没有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广播喇叭里大喊大叫着：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夺权！
此时，黑龙江省已经完城了夺权，第一个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上海、山西、贵州也都积极开展夺权，多数地方都在进行着两派或多派的争斗，甚至武斗。这是当时全国的大形势。
新乐电工厂招待所这时只住我们九个人，有一个是我们老师，看我们还算文明，没有造反派的粗野蛮横的印记，对我们招待的很周到，除夕夜里和初一都给我们包饺子。40多年过去了，那时的一些细节已经淡忘了，但还记得初一去附近的北陵公园去玩，至于当时都有什么好玩的地方，现在也完全忘了。
听说几年以后，新乐电工厂家属宿舍院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的遗物，出土大量的石斧、石凿、磨盘、磨棒、刮削器，还有极为珍贵的煤精制品和木雕艺术品等文物，考古研究证实，七千二百年前我们的祖先在此居住过，已辟为新乐遗址，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建立博物馆。新乐电工厂也已成为航天新乐有限责任公司。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风华正茂的学生，已是花甲老汉，在外过年还留在记忆中。时光流逝，一年又一年，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日渐改善，人们再也不用过革命化春节，也不必再为春节的吃喝穿用操心，但回家过年，亲人团聚作为中华民族传统，延续至今，并将传之久远。
2011年元月
注： 作者的家乡在吉林省长岭县七撮乡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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