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亮：我的外婆，一个平凡的中国女人
我的外婆，一个平凡的中国女人
－－作者：张亮
又是一年清明时。
按照老家的习惯，父亲发来短信，说，亮，我们在公墓给外公扫墓。
“代我向他老人家致意。”
一条短信，联系了千里之外，千里之内的骨肉乡情，把那个世界上最爱我最疼我却早已离开我的人，重又带回我面前。
外公离去时，我不在他身边，一个月后，我站在他墓前。站在那片层层麦浪的土地上，听风声穿过我的耳膜，听蝉声在大地的怀抱里长鸣，听我童年喧闹的声音从指间耳边身体里流过，听那大年初一的炮仗声响彻了山间的土地，那时，在我漫长的童年里，每到大年初一，爆竹声声除旧岁，我们都要给被地主逼迫上吊而死的曾外祖父上坟，那时，我便已经习惯，用小手拨弄开杂草，把五颜六色的钱纸，铺满湿润而沉默的坟墓，那里住着我外公的祖先，我血管里流淌着他们的血液，正如今天，在这清明之时，我又亲手为外公扫除新坟上的杂草，树起五彩缤纷的招魂幡，那时，我的母亲，外公和外婆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子女，对着这种千山万水中孤独的坟墓轻轻道：“妈，爸来找你了。”
小时候，每当有童年的玩伴说起他们的外婆，我就会保持沉默。若是他们问起，我便轻轻道，在土里。若是他们纠缠不休，我便加了一个字“早埋在土里了。”
于是他们便不再做声。
确实是，我的外婆，我的从没谋面的外婆，早埋在土里了。
那是1960年，大跃进最狂飙突进的岁月，外公一个人在县城里工作，当时的政策是，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把亲属带进城市。尽管外公也已经饿的双腿浮肿，还是有口活命的粮食。他当然不会忘记，还在老家，死亡线上挣扎的妻子和女儿。外婆前后有过三个女儿，我妈排行老二，时年六岁，老大和老二都在三年灾害中死去，我妈是唯一的孑遗。那时，所有可以吃的东西都已经消灭殆尽。树皮刮光了，草皮啃尽了，人们蜂拥奔向生产“观音土”的所在。许多以此粘土充饥的老人和孩子，因为拉不出大便而死去，更多的人，因为没有大便可以拉而活下来。我的母亲，这个唯一的孑遗，饿疯了的六岁儿童，不顾大人的千叮万嘱，乘着夜色摸进生产队的田坎，偷了几把干瘪的红苕叶。
公社干部第一时间抓住了我的母亲，他们不忍心把六岁的孩子吊起来毒打，只是抢走了全家唯一御寒的厚棉被。外婆已经双腿浮肿，像所有誓死保卫家庭的母亲一样，她誓死保卫着全家最后一床棉被，她哭喊，她叫骂，跟所有经历了无数生离死别，飞来横福却煮不烂，压不跨的农村妇女一样，她拳打脚踢，口吐白沫，撒泼骂娘，她拖着浮肿的双腿，挥舞着剪刀，却依旧未能抢夺下公社干部强壮有力的大手，她满腔的愤怒和哀怨无处倾泻，郁结胸中，她在世界上唯一剩下的骨血，却也夺去了全家人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活下去的希望，一床棉被。那时，她一定是想起了她几年前刚刚过世的父亲，被划为富农成分，被批斗而上吊自杀的父亲，还有她的哥哥，同样因为富农成分，说了几句牢骚话被打成“右派”的哥哥，当然，还有那个远在天边的，那个男人，她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希望。
但那时，这希望不在身边，在她身边的，是几个奄奄一息的老人，和一个嗷嗷待哺的儿童。世界把她一个弱女子，一个咬牙挺着的村妇，抛到这无边的黑暗里，抛到无法承受的黑暗里。我的外婆，做了她平生唯一一件也是最后一件残忍的事，她抢过我母亲的手，拿着剪刀狠狠剪了下去。
“叫你偷东西，叫你偷东西。”
鲜血浸透了我母亲的手心、手背，她嘹亮的哭声惊醒了身边的老人。那时，外婆再也无法忍受这心灵的煎熬，她一个人跑出门去，一种无比强大的力量鞭打着她，给她浮肿的双腿注入新的动力。
想必，那时，那个少女时代她就默默跟随过的男人，那个用沉默的行动而不是海誓山盟的语言来保护她一生一世的男人，就站在她不远处。
外婆对县城没有具体的概念，但她知道外公在县城里，往常，每一个月都有一趟公交车到县城里去，但现在，成千上万的人都饿死了，饿殍遍野，估计司机也已经死去了吧。外婆没有功夫思考，她拖着已经浮肿的腿，惯常在农田里背着妈妈挑着水桶来去如风的小脚迈起步来，照样路遥知马力。
一个村妇对去往县城的道路到底有多远，并没有概念。但她只有一个信念，走到县城去，向外公哭诉整个家庭所遭受的灭顶之灾，冤屈之情。无论多么坚强的男人，当他面对女人的哭喊，都无法视而不见。凯撒的名著《高卢战记》里记载过这样的女人，当凯撒的大军与高卢人不期而遇，高卢人把所有辎重和车辆环绕四周，他们的女人坐上上面，大声喊着他们男人的名字，请求他们战胜罗马人，使自己免于做罗马人的奴隶，这激发了高卢人玉石俱焚的斗志，而当凯撒的大军把全高卢的精英，能征惯战的男子们围困于一座孤城中，男人们商议着撇下女人，独自逃命，也是绝望的女人扯着嗓子大声嚎哭，把高卢人想趁夜间逃遁的机密，暴露给了罗马人。而当斯巴达人的国王，面对波斯人的贿赂有所心动，是站在他身后的女人，用坚毅的神情与凝重的言辞，警示这个斯巴达人的王，坚守一个王者正直高贵的风范，拒绝黄金的诱惑。
外婆没有像高卢女人那么哭喊哀求，也没有像斯巴达女人那样冷酷镇静，跟所有中国女人一样，她的第一反应是，到她的男人身边去，无论多远。这是她的本能。
一个星期后，在教育局工作的外公接到公安局通知：“XXX同志，请你到我处认领尸体。”
外婆是死在路边的，她一个人拖着浮肿的小脚走了整整一天，二十里路。她死的时候，已经整整三天没吃过任何东西，身上只有一件单薄的衬衫。她身上原本套着的红色羊毛衣被处理尸体的老太婆剥去，附近的几个农民把她埋在路边的乱葬岗里。
外公赶到现场时，外婆已经被埋在土里了。外公找到埋尸体的老太婆，要递给她几个钱，以示感谢，老太婆红着眼睛说，这钱我不能收，你爱人的毛衣被我拿了，我拿来给你。
外公没有接受那件红色毛衣，所有关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生活的故事从此结束了，这件最后的纪念，他决定留给把他女人给埋了的老人。然而，所有关于这种生活的记忆，却从此绵延不息。他当然记得，当他年少时，他还是一个长工的儿子，而她，是一个富农的女儿，家里有十几亩地，他一个人走了十几里的山路到山外去，到文明的世界中去读书，她垫着她的小脚，跟在他后面。他在高一点的田坎上，她在低一点的田坎上，就这么一前一后的走。他不时回过头，轻声斥责她，让她回去。于是她便停住，看着他，默默无语。当他转头继续行走，她又跟上去。他们就这么走走停停，直到村口。他当然记得，当他的岳父被划作富农分子，一个人在祖屋里悬梁自尽，留下的唯一文字，是要他照顾好这个他唯一的女儿，生生世世，他当然记得，三年前，当他一个人留在城里，把三个女儿和妻子在他的目光里渐次远去，她对他所说过的话：“放心吧，一切有我在。”
外婆死的时候，外公三十三岁，比外婆大两岁。他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学生，教育局的国家干部。
外公从此没再有过别的女人。
跟现在的年轻人不同，那一代人从来没有什么海誓山盟，也不会索要什么足以证明忠诚的信物。海誓山盟对他们来说不是言辞，而是生活的实存。
“其实三年自然灾害不算什么。你们没有经历过解放前的大饥荒，动辄死上百万人。这不算什么，其实，还是新社会好的。”每提起这事儿，他总是说。
他一个人把我妈妈带大，直到有了我。
有了我们年年大年初一上坟的习惯。
那是我童年最欢乐的时刻，久违的大山就在那里，树木就在那里，田地就在那里，无边的松风吹落枝头残存的松果，窸窸窣窣，像美丽的女人长裙曳地的声音，那时，漫天的炮仗响彻了整个山野，欢天喜地的孩童在田间地头，山下林中奔跑嬉戏，那时，我转过头问我的外公，“外婆呢，该给外婆上坟了吧。”
“外婆没有坟。”
“为什么没有坟呢？”
“本来有的，后来国家扩建公路，把坟拆了，就没了。”
“那她现在在哪里？”
“埋在土里了。”
外公的眼眶里满是泪光，但仍然没有眼泪掉下来。
如今，外公也已经离开我们，回到了祖先的土地里。
他应该和外婆重逢了吧。
“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死生契阔，与子相悦。”站在外公的坟前，我突然想起这句话来。想起我一个朋友的评价，这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最好的女人。
也许他们从没有一刻离开过对方，总有一天他们都会在祖先的土地里重逢。
总有一天我也会回去，那是祖先的土地，那里有痛苦、希望和绵延不绝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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