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致王世襄书札
张伯驹致王世襄书札
2004 年秋，走访俪松居，王世襄先生贻赠张伯驹书札两通，写于 1963 年，时伯驹先生就职于吉林省博物馆。
书札言及俪松居藏“松风清节”古琴入藏吉林省博物馆一事。 2 月 22 日书札云：“琴事已经评审委会决定，今日又特提出增为一千正数，然兄仍不免吃亏，只有代馆感谢而已。” 3 月 31 日再次致信王世襄：“来函奉悉。款收到，请写一收条，迳寄博物馆为荷。”
“松风清节”古琴为王世襄旧藏。古琴鉴定专家郑珉中《谈吉林省博物馆“松风清节”琴》一文记录了“松风清节”琴流传的经过：
这张“松风清节”琴，民国初年在北京琴坛上就是一件知名之品，为大兴冯恕所藏。冯恕子冯大中学琴于名琴师黄勉之之门，“松风清节”遂出世并为琴家所称道，且皆以雷琴目之。冯恕死，“松风清节”琴于 1948 年出现在琉璃厂文物店中。适逢上海名琴家、“今虞琴社”社长査阜西来京会友，见此琴于张莲舫之“蕉叶山房”，爱不忍释，愿以重金易之，因时局变化而未果。其后，此琴辗转为藏琴家“俪松居”主人所得。适北京大学举办漆器展览，因史树青先生而得借陈数月。六十年代初，中州张伯驹先生主持吉林省博物馆，设法得之，入藏该馆。
1963 年，经伯驹先生介绍，俪松居夫妇将“松风清节”琴以一千元价格转让给吉林省博物馆，入馆后定为一级品。王世襄先生《与伯驹先生交往三五事》回忆了售琴过程：
“松风清节”入藏吉林省博物馆是经过伯驹先生介绍。在馆方认为该琴确实流传有绪，雷制虽未必可信，但至少也是北宋名琴，且音响松、古、清、脆兼而有之，故入馆后定为一级品，在我与荃猷则认为它虽是千年名琴，但音响毕竟不能和已有的“大圣遗音”相比，因此不惜出让。
若干年后，我没有想到在发还抄家时运走的旧纸捆中居然发现伯驹先生当年从吉林博物馆写给我的信，已成为有收藏价值的文件了。
最终，“松风清节”琴幸运得以入藏博物馆永久保藏。
伯驹先生致王世襄书札又言及脂砚借展一事：“脂砚已交吉林省博物馆（属馆有），展览时由馆中派人与《楝亭夜话图》一并送去。纪念会在何时开？上品何时送去为宜？祈一问苗子兄示知为荷。”
伯驹先生尝撰文介绍脂砚：脂砚斋所藏薛素素脂砚，佩有珊瑚红漆盒，盒底小楷书款“万历癸酉姑苏吴万有造”。盒上盖内刻细暗花纹薛素素像，右上篆“红颜素心”四字，左下“杜陵内史”小方印，为仇十洲之女仇珠所画。砚宽一寸五分许，高一寸九分许。周边镌柳枝，背刻王稚登行草书五绝：“调砚浮清影，嘴毫玉露滋。芳心在一点，余润拂兰芝。”后题“素卿脂砚王稚登题”。砚下边刻隶书小字：“脂砚斋所藏之砚其永保”十字，依此始知脂砚斋命名之所由。砚为端方旧藏，随身入川。端氏死后流落于蜀人藏砚家方氏手。 1963 年，蜀友戴亮吉将砚转让吉林省博物馆。
经张伯驹先生介绍，传世脂砚同样入藏吉林博物馆，然其命运坎坷。王世襄先生赠信时告诉我，脂砚入藏博物馆不久，被借出参展后神秘失踪。随即我询问了脂砚失踪一事的当事人黄苗子先生。黄老向我回忆了事情的经过：
脂砚斋批《红楼梦》之“脂砚斋”究竟为何人？历来未曾得到确认。脂砚一经面世，就有两脂砚斋主人同为一人之说，对红学专家们来说无疑是重大发现。
曹雪芹卒年向存癸未（ 1763 ）之说， 1963 年，周恩来总理提议举办曹雪芹去世二百周年展览。时任中国文联副秘书长的阿英负责展览的组织领导工作，苗子先生从美术出版社借调到文联参与展览的筹备。当时传闻脂砚在张伯驹手里，因苗公与伯驹先生稔熟，遂请苗公向先生商借脂砚参加展览。在北京东华门文华殿举办的展览引起了轰动。随后应日中友好协会要求，全部展品装箱运送日本进行展览。在日方印制的展览图录中缺少脂砚等部分展品，中方有关人员发现后，马上进行了调查。原来随同展品同机运送的还有送给柬埔寨的礼物，飞机曾在柬境内停留卸货后，再飞抵日本。经调查发现，中途错把展品箱当礼物箱留在柬境内。日本展览结束后，展品运回北京文化部二楼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此时国内正在兴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原负责展品保管的协会负责人陈宗经受到批斗被关入牢房，展品摆在楼房过道无人问津。故宫博物院得到消息后，及时将其提供的展品检出，运回故宫，因而故宫所提供的文物没有受损。其它单位提供的展品却无人敢于过问。回京后不久，苗子先生即失去自由。
而这方“悲喜千般同幻渺”的脂砚，终于没有在日本展出，就此失去了踪迹。到底是遗失在柬埔寨，还是遗失于“文革”期间，不得而知，至今仍然杳无音信。
转自《观雪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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