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保和：怀念我的父亲张开济
怀念我的父亲张开济
－－作者：张保和
父亲张开济于2006 年9月28 日去世，享年94 岁。他生于1912 年，今年是他诞辰一百周年。
作为一个建筑师，可能很多读者熟悉我的父亲。他的建筑设计作品遍布北京，有些是几乎人人皆知的知名建筑，如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和天安门观礼台；也有些是大家不太熟悉但也深受用户喜爱的小型建筑，如三里河住宅小区和新疆驻京办事处，以及北京天文馆。在各种建筑风格百花争艳的今天，这些建筑简朴凝重的风格，更显得十分突出。
他生前也经常向北京晚报及一些其它刊物投稿，就一些和建筑有关的问题和现象予以评论。他的文章观点分明，文笔流畅，而且又很幽默，很得广大读者的欢迎。
他虽然已经去世5年多了，我总觉得他还活在我们身边。他遍布北京的建筑作品仍和北京的市民“朝夕相处”。他所设计的天安门观礼台在2011年10月还获得了北京国际设计周的年度设计奖。这显示了他的设计和设计理念至今还被人们所重视和认同。他所关注的种种有关北京建设的问题，像古都风貌和建筑层高，现在恐怕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更突出了。
作为对我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我想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些关于我父亲在生活及为人方面的一些情况，使广大读者能对他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祖籍浙江杭州 。我的祖上张子元在清朝初年由浙江绍兴到杭州首开张子元扇庄。但到了清朝末年，家道已完全败落。我的高祖父三十几岁英年早逝，留下曾祖父张光德及其他子女。家境全靠高祖母十指（即做针线活）维持，家中竟无隔夜之炊。 我的曾祖父张光德15 岁离家学艺，后白手起家复兴祖业，于光绪年间重开张子元扇庄。从清末到民国初年，张子元扇庄一度为杭州扇庄之首。现在在杭州的扇博物馆中，还有关于张子元扇庄的记载及张子元扇庄生产的扇子的陈列。而张子元扇庄的扇子现在也成了颇有价值的收藏品。
随着电风扇的出现，纸扇渐被取代，张子元扇庄也 与其它很多中国传统手工业一样，退出了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但由于我曾祖父经商成功，我爷爷 不但有了受教育的机会，也开始了我们家上学受教育的传统。我的曾祖父张光德因家境贫寒，幼时没有机会读书。经商有成后，自学文化。他在留给后人的文字中，鼓励后人“儒贾并习”，即学商并举。在一百多年前能有这种想法，是非常前卫了。我父亲对他一直非常敬佩。
我爷爷张季量毕业于上海复旦公学（现复旦大学前身）二期，而后留在上海工作。我父亲1912年出生于上海，7岁送回去杭州上小学，13岁回到上海读中学。他从小酷爱画画，画起画来有时饭也顾不上吃。出于对画画和设计的爱好，他选择了建筑专业，并于1935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建筑设计事业。
由于他从小对绘画的爱好，他的绘图功底非常好。他的第一个工作是在一个外国人开的建筑事务所当绘图员。后因为他不满足于绘图员的工作，离开了这家建筑事务所。临走时，这家建筑事务所对我父亲的评价是“他将是一个很好的绘图员”。现在看来，这个评价似乎有些贬义，但在后来的设计生涯中，他的优秀的绘图技术确实对他的设计事业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1935年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文化大复兴，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可以想象，我父亲当时一定是踌躇满志，准备在实践中大显身手。但好景不长，中国当时的大好形势因日本侵华战争的正式开始而告终。对于一个建筑师来说，战争恐怕是最大的事业杀手。在后来十多年的战争年代中，虽然他在上海，成都，及南京等地 设计一些建筑，但恐怕他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了逃难和求生中。他曾给我讲过抗日战争中他在重庆的一次经历。一次日机轰炸后，他所住的房子受到火灾威胁，所以被迫到附近的一个公园去度夜。黑暗中，他看到很多人躺在公园里，于是他也就在他们旁边躺下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才发现那些躺在地上的都是在空袭中遇难的死人，令他惊吓，难过不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我的父亲就于1950年初到北京加入永茂公司，即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前身，开始了他设计生涯中的鼎盛时期。那时，他38岁。其后的十年当中，我父亲设计了他一生中大部分的作品。毫无疑问，这十年是他最高产的十年，也是他作为一个建筑师造就成功事业的十年。现在想起来，这10年是历史赋予他的一个机遇，可以说，他成功的把握了他的这个机遇。
现在看来，我父亲从上海到北京来的决定对他后来的事业有很大的影响。作为国家首都的北京建设为他提供了最好的事业机会。如果他继续呆在上海，大的设计项目恐怕就会少得多。他来北京还有一个小故事。1949年冬，他到北京游玩时顺便去天津看望他的舅舅，佛学家许季上（名丹）。我父亲本来计划自己开设建筑事务所，但许季上说服他去北京参加政府的工作。可他在北京一个人也不认识，于是就写信给素未谋面的梁思成先生，请他帮忙。梁思成先生马上给他回了信，告诉他现在北京很缺建筑师，并邀他来北京一唔，这样就促成了我父亲来京工作。梁思成先生的这封回信到现在还被我们保存着，是一个宝贵的纪念。
当然，我父亲也是一个高产的设计师，曾经同时主持几个大项目的设计。他的思路很快，画起图来，又得心应手。他有一个很少人能做得到的本事，就是不用尺子徒手画直线。我记得每次在做设计方案时，他会先坐在那里专心思考。那时我妈妈就会嘱咐我和弟弟不要去打扰他。经过一段的思考后，他就会很快的徒手把设计草图画出来。
就是在这相对稳定的50年代里也是充斥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谈到政治运动在设计中的影响，三里河四部一会的设计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前几年出版的一本名叫“城记”的书里，作者王军对这件事情有较详细的描述。50年代初期，建筑设计中一度强调民族形式，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在建筑物上加一个中式的大屋顶。我父亲主持的三里河四部一会的设计也体现了这种设计思路。但在工程施工快完时，又掀起了反浪费运动，而中式的大屋顶被认为是一种浪费。于是我父亲马上更改设计方案并为自己原来的设计作检讨。所以现在看到的三里河四部一会的建筑群中，有的建筑有大屋顶，有的就没有。三反运动结束后，时过境迁，大家又觉得这样的改动使三里河四部一会建筑群的整体外观受到破坏，我父亲又被批评没有坚持原设计， 为此又作了检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来回检查，自相矛盾，内心痛苦，真是一言难尽”。
所有大的政治运动，像五三年的三反五反运动 和57年的反右运动等等，我父亲几乎无一幸免。当时的知识分子因为老在各种运动中挨整，经常自嘲为“老运动员”。我父亲对这个头衔也是受之无愧。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他被打成大老虎，即贪污犯。当然，这是一个子虚乌有的罪名。我记得我妈妈告诉我当时公安部一个处长经常到我们家来，调查我们家的经济情况。天长日久，大家也就成了朋友。后来听我妈说这位处长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在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与我父亲关系较好的在单位的同事均被打成右派，包括我父母的婚姻介绍人，丁用洪，他也是我的一个舅舅，和郝凤德，陈红娇夫妇。据说我父亲也被内定为右派，但在运动最后一刻因一些到现在还不清楚的原因被幸免。不过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他的一桩罪名就是漏网大右派。
50年代中，尽管有种种运动，他还是被允许工作。进入60年代后，政治气候越来越左，他就被靠边站了，从此也再没有什么设计作品了。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达到了顶峰，批斗，抄家，减薪，批判等种种迫害长达10年之久。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的10年是我父亲一生中最痛苦的一段时光。
文革当中，我家被抄。我爷爷喜欢收集古钱，他的古钱收藏在上海藏家中颇有名气 。父亲在完成中国历史博物馆设计后，将家里的全部古钱收藏捐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但祖上留下的另一些文物在文革抄家中被洗劫一空，使我父亲非常痛心。不过，相比之下，他精神上的痛苦恐怕比物质损失的痛苦要大得多。
像很多知识分子一样，从1966年起，他经历了无穷尽的批斗，批判，和形形色色的迫害。但不管在外面受到了多么不公正的待遇，在家里他都很少提起，尽量给我们一个正常生活的气氛。我小时候的一个记忆就是他趴在桌上写交代材料。他的遗物中还保留了不少他在文革中写的交代材料。现在我看着那些交代材料，心里真是百感交集。从一方面讲，这些材料为我们后代留下了宝贵的史料，使我和我的孩子们能对他有较多的了解。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他花了这么多的精力，这么长的时间来写检查的痛苦实在是难以想象。
我清楚的记得文革初期的一个晚上，他和母亲被斗回来，他哭着对我们说，如果不是为了我和弟弟，他们就不要活了。后来他经常说他之所以能经过文化大革命而生存下来，就是学会了厚脸皮做人。这话他不但和家人及朋友提起多次，而且后来在记者的采访中也曾谈起过。他说的时候经常是以开玩笑的口吻讲出。但现在想起来，这是一句非常沉重，悲伤的话，是他在这那种险恶环境得以生存的切身体会。像其他老一代知识分子一样，我父亲受过良好的中国传统教育，深受礼义廉耻的价值观念的影响。文革中他除了要忍受各种不实的批评，指责，侮辱，甚至打骂， 甚至还要昧着良心说假话，指责自己和别人。
这种没有尊严的生活对我父亲来讲是极为痛苦的，但为了生存，为了我们孩子，他像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只能忍受，即像他所说，“厚着脸皮”做人。
我觉得最可贵的是我父亲并没有因环境的逼迫而失去自己做人的良知。作为一个技术人员，我父亲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甚了解。但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残酷迫害后，现实逼迫他去思考。他开始对这些运动及这个产生这些政治运动的环境制度产生了极大的怀疑。我们家有个老朋友叫刘大中，他是清朝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的孙子。刘大中受过极好的国学教育，为人很有正义感，也非常风趣。文化大革命中，大家都不敢来往，刘大中是少数几个还来往的朋友之一。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经常和刘大中在家讨论时政，对文革中发生的种种倒行逆施，像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对国家建设的破坏，及对中华文化的破坏等等，痛心疾首，愤慨万分。我记得1972年春节，我第一次从内蒙回京探亲，初听到我父亲和刘大中的讨论，非常害怕，也不太理解。我父亲为此专门和我进行了一次长谈。那是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我父亲向我解释了中国现状的问题，对我说当时的一切都是不正常的，是不应该发生的，所以也是不能持久的。现在想起来，我还是非常佩服我父亲的良知和勇气。当时因说话被打成反革命的例子不计其数。我的舅舅就是因为在家里说了一些话被邻居偷听汇报后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倍受迫害。子女告发父母的也大有人在。而我父亲冒险和我讲这些当时非常危险的话，一是出于他的良知，另外也是希望我能成为一个有明辨是非能力，有独立人格的人。这次谈话对我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
我父亲在和亲友的来往中，也是持一种有良知，有人性的态度。我有一个姨夫，叶笃庄先生（1914-2000），是个农学家。在抗日战争开始时，他正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但他毅然放弃学业回国参加抗战。就是这样的一个爱国者，在58年被错打成右派，特务，并遭十几年牢狱之灾。在70年代初他被释放但仍被留在劳改农场强迫劳动。那时他的三个女儿，即我的三个表姐，想去看她们的父亲，从而在亲友中引起争议。有的亲友认为她们还应当和她们的父亲划清界限，所以不宜去看。我父亲则支持并鼓励我的表姐们去看她们的父亲。我父亲说，你们的父亲当年被打成右派，特务一定是错误的。但就算他有问题的话，他也是你们的父亲。父母的亲情是超越政治的，所以你们一定要去看他。我父亲的看法不仅是有良知，有人性，在后来也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在1978年，我姨夫被彻底平反，回到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就是我的这个姨夫，叶笃庄先生，在狱中难以想象的恶劣条件下，翻译了达尔文全集。后将其出版并几次再版，是一部极优秀的，也是最完整的达尔文全集中文译本。
现在看来，我父亲在50年代时期还是尽量去适应甚至迎合当时的政治环境。 这从他早期的文章里也可以看出来。对当时的一些建筑设计潮流，比如苏联的影响等等，都采取了积极迎合，支持的态度。 文革以后，出于良知，出于他作为一个建筑师的责任心，也出于他对国家、对北京的热爱，父亲开始对他认为不合理，不正常的和建筑有关的现象和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在他后来的言论中有清楚的反映。
80年代和九十年代，他经常对一些他认为不利于北京市发展的现象及做法进行评论或提出批评。举例来讲，80年代末，北京的市长对建筑上加一个小亭子有所偏好。所以在那时的建筑上经常会加一个装饰性的亭子，如北京西客站。我父亲认为这种做法既不美观也没有任何实用功能，是一种极大的浪费。为此，他多方呼吁，力图纠正。虽然他的意见在当时没有被采纳，但后来随着那个领导的下台（入狱），这种做法也就销声匿迹了。
可能很多读者还记得，我父亲对高层建筑是很不赞同的。他认为高层建筑不但破坏了北京的古都风貌，而且成本昂贵，同时高层住房提供的生活质量也并不理想。为此，他写了大量文章，甚至于直接给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写信，阐明自己的观点，使这个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但今天的北京，高楼大厦林立，古都风貌不再，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的努力是失败了，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讲，随着保护古都风貌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严峻，他的意见也可能是更可贵了，更有意义了。我觉得他是虽败犹荣。
在1989年春美国纽约时报的一次采访中，我父亲提议基于保护古建的原因，将毛像从天安门楼上摘除。这篇采访文章登载在1989年3月12日的纽约时报上。在我的记忆里，这是第一次由一个中国人公开提出这样的诉求。
父亲是在41岁才有的我，44岁有的我弟弟，永和。可以说是晚年得子，所以对我和我弟弟疼爱有加。更因为我父亲自己生长在一个不和睦的家庭里，他的童年非常不愉快，所以他决心给他的子女提供一个和睦愉快的家庭。不管用任何标准来讲，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他对我和弟弟从不打骂，发脾气。有了事情，总是和我们讲道理。在我们小的时候，他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带我和我弟弟去公园玩，对此我和我弟弟仍然记忆忧新，那是我们童年最快乐的时光。我父亲自己对此也觉得乐在其中，晚年有一次他告诉我，他一生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带着我和我弟弟去公园玩。
平常晚上下班后，我父亲还经常给我们讲故事，其中之一是一个“小侦探”的故事，顾名思义，这是一个小孩侦探的故事。在我父亲的描写中，这个小侦探会骑着摩托车双手打枪全是我父亲杜撰的。我父亲有时候还会给我们画画，由于他的画画功底好，画出来的东西栩栩如生。可惜，经过文革动乱及多次搬家，这些画差不多都丢光了。
我父亲也经常带我们去看美术展览。我记得我们常去王府井帅府园中央美术学院边上的美术馆。那个美术馆也是我父亲早期在北京的一个设计，据说很得美术家们的喜爱。不知是否和这个设计有关，我父亲一直是中国美术协会的会员，并和美术界的人很熟。后来他也经常带我们去东四的中国美术馆。常看美术展览使我和弟弟受了不少艺术熏陶，不过这对我弟弟永和的影响显然要比我大得多，因为他后来也成了一名建筑师。
我小的时候记得非常清楚的一件 事情就是由父母带着逛王府井。1970年以前我家一直住在东城的灯市口廼兹府的北官场胡同，离王府井非常近。星期日或夏天的晚上，父母经常带着我们去逛王府井。现在我还保存着一张母亲带着我和弟在王府井照的相片。我记得我母亲经常去的店是稻香村和百货大楼。因为是常客，那些店里的很多售货员都认识她。比如说百货大楼糖果部的张秉贵。每次我母亲一去，他都会热情招呼，但也从来不耽误手里的工作，给我的印象深刻。在三年困难时期过后不久的一个春节前（大约是63年或64年），我父母带着我们去王府井百货大楼买年货。当时百货大楼里十分拥挤，我们挤进去买了一个做得非常精致的鱼型的红灯笼。一出百货大楼的门，我们就被在等待采访过年新闻的电视台记者拦住，拍了一段我和弟拿着红灯笼的镜头。记者还让我父亲拿着灯笼，拍了我的一段灯笼的特写。这些镜头在当晚的电视新闻节目中就播放了。当时上电视的机会很少，所以我父亲说，因为他的一只拿灯笼的手上了电视，他也算上过电视了。不过那时电视的宣传效果十分有限，因为有电视机的家庭太少了。我不记得有任何亲戚朋友提起看到那段节目。
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是在金鱼胡同口上的四联理发馆。我父亲在生活小事上，经常是很糊涂，闹了很多笑话，其中有几次都和四联理发馆有关。有一次冬天他去四联理发店理发，他的大衣正巧和一件理发师的白工作服挂在一起。理完发后，他糊里糊涂地将理发师的白工作服和他的大衣一起穿了回来，害得我母亲还专门跑回四联还工作服。另一次也是同样的情况，不过带回来的是几条别的顾客的围巾。我小的时候在四联理发，是出名的捣乱。四联的理发师都是技术高超，但碰到我这样的小捣蛋实在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只好看着我苦笑。
我父亲基本从不带家人去看他的工程，但在工程快完工的时候带我们去看过钓鱼台国宾馆，让我们开了眼界。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大，这么豪华的住宅型建筑。我记得里面的地毯特别厚，引得我直在上面翻跟斗。我还记得里面的卫生间也特别大。但后来听说，赫鲁晓夫来住过后，还嫌卫生间小，不知何故。
经常说他对我们的教育是任其自然。他自己英文，绘画那么好，但从来也没有教过我们。他也没有一次看过我和永和的学校成绩册，这在现在的父母看来可能是不可想象的。这也和他的童年经历有关。他上小学的经历十分不愉快。
一是离开上海的父母去杭州上学，使他非常想他的母亲。其次是他对数学不感兴趣，学起来很痛苦。他说他小时候经常做想妈和数学考试的噩梦。所以他对我们的教育就采取了任其自然的态度。但事实上，他对我们无论在教育上或事业上都有极大的影响。
文化革命中的1969年八月，我被分配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那时，我刚过了16岁生日，文化程度也只有小学水平，继续受教育的前景十分渺茫。在成长的关键时刻，我是全靠了父亲的指引才得以继续学业。
前面提到，我于1972年春节第一次从内蒙回京探亲。那时我父亲就鼓励我学习文化，说当时那种不重视教育的情况一定是暂时的。并说将来我一定会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甚至还有可能出国留学。我当时听了他的话，是将信将疑，毕竟上大学和留学对在内蒙种地的我来讲，实在是太遥远， 太渺茫了。但是父亲所说的话在五年后就成了现实。1977年秋天，高考恢复。我开始对自己信心不足，不想参加考试，但在父亲的鼓励下，还是考了，并考上了北京经济学院（现首都经贸大学）。后来又在父亲的鼓励下，由我父亲的一个在香港的朋友和我在美国的七姨资助，于1980年出国留学，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来分校及耶鲁大学，并在金融领域发展了自己的事业。
我的弟弟张永和，成为一名建筑师，也是和我父亲的指引分不开的。从永和中学开始，父亲就鼓励永和学习绘画等和建筑有关的基础知识。后来永和在77年考入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其前身即是我父亲毕业的中央大学建筑系。父子先后上同一建筑系，这在当时的建筑界也是一段佳话。永和在我出国不久，也到美国留学，毕业后在美国大学任教。后来我父亲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又鼓励永和回国发展。于是在90年代初，永和和他的太太鲁丽佳回国创立了“非常建筑事务所”。现在永和一方面继续经营他的建筑事务所，同时又任教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是一位成功的建筑师。
父亲对我们的英文教育一向十分重视，因为他觉得中国如果要和世界接轨，就一定要掌握外文，尤其是英文。这些话现在看来都是常识，但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文革中，能够看到这一点，并敢于说出来，是十分不容易的。我父亲自己的英文非常好，很多人以为他是留过洋的，其实他从未留学。他的英文全是在中学里学的。为了鼓励我和弟弟学英文，他给我们讲过他学英文的故事。20年代末的上海，英文教育是从小学开始的，而杭州的小学没有英文课程。所以他从杭州回到上海上中学时，一开始英文比别人落后很多。经过一番努力，他赶了上来，甚至成为全班英文第一。后来班里来了两个从教会学校转来的学生，他们的英文比他更好。父亲很不服气，就去问老师为什么，教师的回答是你的英文是中国人的英文，而那两个学生的英文是英国人的英文。父亲听了后，就去订了一份英文报纸，每天起码背诵一篇报纸上的文章。终于，在父亲的一篇作文上，老师写下了下列评语“你现在的英文也是英国人的英文了。”我和弟弟出国留学、工作，生活了三十多年，对英文一直在很努力的学习，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在有些方面，如词汇及写作，还没能超过父亲。
从学英文的这件事上，就能看出我父亲一生做事的态度：认真、努力。父亲的文章生动流畅，给人一种一气呵成的感觉，可是他的每篇文章，都是下来很大功夫经过反复推敲和修改而成。他经常和我们讲的一句话就是，人的脑子越用越好用，用来鼓励我们养成做事认真、努力，动脑筋的习惯。
我父亲从来没有自己教过我们英文，都是去找老师教。但由于当时文革残酷的环境，我和永和学英文的经历也很曲折。我们的第一个英文老师是我们的一个邻居，周伯伯和周妈妈。两人当时都在芬兰大使馆当英文翻译 （周妈妈 名麦风曾，是康有为的亲戚，在章怡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曾有提起）。他们没有孩子，文革中闲赋在家。1967年左右，我和弟弟常到他们家里去玩。因为他们的英文特别好，我父亲就请他们教我们英文。
因为不用心，我们的学习进度很慢。记得我们在学字母E的发音时，特别费劲。周妈妈最后只好让我们以中文的“一”字的发音代之。但刚刚学会了26个字母后不久，周伯伯和周妈妈就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一道自杀了。我记得我和弟弟听到那个消息后，躲在家里哭了半天。那大约是 1968年夏天。他们的死在我和弟弟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很深的阴影。
直到现在，我和弟弟还非常怀念他们。后来有一段时间，搞复课闹革命，我又上了几天中学。刚开始还有英文课，是由一个白头发的男老师教。我大约记得他姓杨。教学当然也从英文字母开始。因为我已学过字母，所以还比较会发音，因此这个老师还在课堂上表扬过我。但上了几堂课后，他也自杀了。我最后是从内蒙回来后和我的一个在外语学院的表姐学的英文，为我后来留学奠定了基础。我弟后来是和我们家的一个留英的姨夫学的英文。
现在想起来，我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方式确有独到之处。最重要的是他的眼光看得很远，也很准，并且有反潮流的智慧和勇气。现在为了我自己的两个孩子的教育，也经常想父亲当年是怎样教育我们的，但要像我父亲那样有眼光实在是很难做到。
在为人上，我父亲开朗，风趣，又特别喜欢朋友。我们家的朋友众多。亲戚，朋友，老朋友，新朋友，年老的朋友，年青的朋友，各行各业的朋友，全国各地的朋友，甚至各国的朋友都有。有一些是我父母在上海的亲戚或朋友的子女。他们从上海到举目无亲的北京读书，工作，就把我们家当作家，几乎每个礼拜天都来。1973年我家从阜城门外设计院宿舍搬到了月坛北街的一幢新楼。当时月坛北街的这片新楼里住了许多被落实政策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大家住到了一起，邻居又成了朋友，也经常往来。把以上的种种朋友加起来，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搬到月坛北街时，已是文革后期。政治气氛稍有宽松，亲戚朋友的来往也就越来越多了。
那时大多数的人家里都没有电话，到人家串门或拜访都没有事先通知一说。听到敲门后把门打开，无论是见到常客或好久不见的朋友，都有一番不同的乐趣或惊喜。
在我的记忆里，70年代末的几年家里是最热闹的，几乎每天都有客人，经常是高朋满座。客人多时，我家的3个居室里都是人。话题涉及摄影，艺术，音乐等等，几乎是无所不谈。我父亲又非常幽默，谈吐中，经常开些玩笑，让大家都很开心。另外，客人们又带来了许多不同的见闻，见解，和知识，让我们兄弟受益匪浅。现在想起来，我家在当时可称一个文化沙龙，那是一段十分令人怀念的时光。谈到说笑话，我父亲常说，说笑话一定要拿自己开玩笑。如果拿别人开玩笑的话，就成了低级趣味了。遗憾地是我父亲的那些随手拈来但又非常幽默，巧妙的笑话，我已经都记不起来了。
我父亲晚年喜欢收集木雕。电视台还为此采访过他，可能有的读者对此还有些印象。但我父亲一生最大的爱好是摄影。他不论到哪里去，都带着照相机，留下了上万计的在全国和全世界各地拍的彩色幻灯片。我们家里晚上一个经常的节目就是放他的幻灯片。文革前，他喜欢逛东安市场旧货店，找旧照相机。看到他所喜爱的相机时，手就会发抖。到了这种时候，就是非买不可了。买了后，回家后就马上要擦拭刚买的照相机，使其整旧如新。这也是他一生的一大乐趣。
90年代中一年的冬天，他被误诊为肝癌。医生告诉他这个消息时，正值北京下大雪。他从医院回来后，觉得时间宝贵，马上就到颐和园照雪景去了。这件事一方面显示了他开朗的性格，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他对摄影的爱好的程度。
我父亲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爱好，就是爱狗。他在上海时就养过狗。我记得看到过一张他在上海和四五条狗一起照的相片，可惜这张相片在文革中丢失了。他说他最喜欢的就是狗的忠心。他曾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日本东京一只狗的真实故事，这只狗在主人死后还每天到火车站去接他的主人，直到死。这只狗的铜像至今还立于日本东京火车站。我和弟弟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都感动的哭了。
他经常和我们提起的是一条他在四川成都养过的狗。那只狗是在抗战时期由一个飞行员从德国带回来的，故起名“PILOT”，即英文的“飞行员”。但PILOT 经四川口音发出来，就成了“排喽”。在四川成都时，我父亲到哪里都带着它，去饭馆吃饭也不例外。他说他每次去饭馆也给“排喽”叫一客饭，但不能在饭馆的大堂里吃，要由饭馆的伙计带到饭馆的院子或后门去吃。我父亲经常带着“排喽”去一个姓李的朋友家里玩。因为李家吃得好，“排喽”后来到了李家就拒绝和我父亲走了，于是就留在了李家。后来到美国后，我还碰到了父亲的这位李姓朋友，他一提起“排喽”，还是津津乐道。看来“排喽“的忠诚并不怎么好，不过这也没有妨碍我父亲对它的喜爱。
在美国，我也曾养过一只狗，名“吉利”。我父亲也特别喜欢吉利。到美国来时，他特喜欢和吉利玩。吉利是一条杜宾犬，很大，有70斤重。它很听话，但喜欢快跑也跑得极快。有一次我父母带吉利出去走路，被吉利争脱了链子。我父母心想，这下糟了，吉利一定会跑丢了。但吉利争脱了链子后，不但没有跑，反而站在那里等他们，让我父母虚惊一场。我父亲喜欢在吃饭的时候，喂吉利吃我们吃的饭。这养成了吉利对人的食物的兴趣，有时它就会偷吃人食。有一次，我煮好一盘饺子后，跑开做一件事情。一两分钟回来后，只见吉利若无其事的坐在地上，但盘里的饺子已荡然无存。我父亲每次听到吉利偷吃的故事，就会哈哈大笑，十分开心。
这一代的知识份子在世的已寥寥无几了，这批人是刚刚萌生的中国新式教育制度的产物。他们无论在国文、外文及专业知识上都有坚实的基础。同时，他们也接受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道德教育，可以说是中西贯通。
他们生于中国由一个封闭的农业社会向一个开放的工业社会转型的起步阶段。由于这段历史充满了内乱外患，使这批人命运坎坷，经历了无数战争、动乱及迫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是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为民族经济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像在前面提到的我的姨夫，叶笃庄先生，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大多数中国人对司马迁狱中著史记的故事都很熟悉。现在的学者，学生在阅读叶笃庄翻译的达尔文全集时，恐怕很难想到这样一部巨著的翻译工作竟是在监狱里完成的，是两千多年前司马迁悲剧的重演！
在我的身边还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优秀代表的例子就是我的二姨夫，陶葆楷先生（1906-1992）。他从25岁起，就在清华大学任教，直到86岁过世。在他的教育生涯中，他编写了无数的教材，培养了无数的环境工程方面的人才，帮助创建了清华大学的环境工程系，更是中国环境保护科学的一个创始人。即使在文革批斗老师的高潮中，出于多年的习惯，更是出于责任心和对事业及他的学生的热爱，他每天还坚持备课。但是因为他曾经去过台湾，被内定为“特嫌”而被“控制使用”，因此受到无数不公平的待遇，使他的后半生都在恐惧中度过。今天，在清华大学的环境工程系里，有一座他的学生给他立的铜像。
在我和我父亲和我身边的老一代的知识分子的接触当中，使我最佩服和感动的不仅是他们渊博的学识，他们对事业的执着， 他们温文尔雅的风度，更是他们处处显示出的人的良知和人性。
我父亲生性善良。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可能并不是完全对的。但有一点应该是没有异议的， 那就是一个人的后天经历对他的思想，行为有极大的影响。但影响的结果会因人而异。有的人在经历了坏事后，就会变坏，而另外一些人在经历了坏事后，反而变得更好。我就得我父亲就是属于第二种情况。他小的时候不愉快的经历反倒成为他给我和弟一个愉快童年的动力。他在经历了文革及种种运动的迫害后，也并没有使他变得世故，精于自我保护，或崇尚阴谋和权力。相反，他变得对良知，人性更重视，更认同了。
我觉得他的建筑风格，建筑设计理念也是和他的为人之道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是他的为人之道引导了他的建筑设计的风格和理念。比如说，他的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他常说建筑是为了人去住，去用，而不是为了显示某种东西或某个人的伟大，或去取悦权势。在一次的访谈中，记者问他对他曾参加设计的天安门广场的设计有何看法。他直率的说，他觉得一个更好的设计就是将天安门广场建成一个有花，有草，有休息娱乐设施的空间，一个可以让老奶奶带着孙子去玩的地方。他的其他的设计风格和理念，如简洁，因地制宜，等等，其实也都反映了他的这种思路。
对任何人来讲，事业都不是生活的全部。我父亲另外一个成功的方面就是他的家庭生活也是非常美满。我父亲经常说，一个人一生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选择职业和配偶。如果说我父亲为他自己选择了一个他所喜爱的职业的话，他的婚姻选择也很好。我的母亲孙靖，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在他们在一起生活的55年中，两人同舟共济，为他们自己，也为我们孩子建立了一个温暖的家。
也想借这个机会写写我的母亲，作为对她的一个纪念。父亲去世后两年，85岁的母亲也于2008年夏天随他而去。我的母亲祖籍江苏无锡，生长于北京。她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大家庭里，有两个哥哥，八个姐妹。因为她排行第八，亲友们对她的称呼都和八有关，如八姐，八妹，八姨，老八等等。我父亲第一次去我母亲家找她时，还闹了一个小小的笑话。我父亲在叫开我母亲家的门后，告诉开门的佣人他找孙小姐。因为我母亲家有多个女儿，佣人就问他找哪一个孙小姐。那时我父亲刚刚认识我母亲，对她家里情况不甚了解，就一下被问住了，站在那里许久答不出话来。后来佣人想可能是找我母亲的，因为我母亲家的众多女儿当中只有我母亲尚未出嫁，就把我母亲找了出来，总算解了我父亲的围。
我父母于1951年在北京结的婚。我父亲生前常提起他们的婚礼非常简单，仅是花了30元钱请亲友吃了一顿饭而已。我父亲在结婚前，身无分文。和我母亲结婚后，有了成功的事业，有了孩子，有了些积蓄，也有了一个温陞的家庭。所以我父亲经常开玩笑说，因为我母亲排行第八（八在中国人的风俗中是个吉利的数字），所以有帮夫运。其实我父亲知道他的好运都是由我母亲的贤惠带来的。
我父亲一点家务事不做，也不管，家里一切事情都由我母亲张罗。我母亲在嫁给我父亲后，就没有工作过。她的全部精力都用来照顾我父亲和我们兄弟俩。可以说，我母亲把家里的一切都管的井井有条，对我父亲的照顾是无微不至，并承担了大部的抚养教育子女的责任。
我们家里钱也都由母亲管，父亲每月发薪后，就全数交给母亲。他经常说他从来也不知道家里有多少钱，反正需要时，就找母亲要。母亲虽然生长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但自己很节省，很少给自己买东西，但对家里其他人的要求都尽量满足，对亲戚朋友也尽量帮助。家里有了好吃的，她也都省给父亲和我们孩子吃。50年代，我爷爷还有其他在上海、杭州的亲戚需要经济上的接济。我父亲每月工资的一半都给他们寄走了，但我母亲从来没有过怨言。父亲经常提起这事，夸我母亲贤惠。
父亲一生不抽烟，也滴酒不沾，甚至连茶都不喝，一般就是喝凉开水，即使在冬天也是如此。但我父亲是南方人，到了北京后，在饮食上，还保持了南方人的习惯。他不习惯吃面食，一般都要吃米饭，再用几个精致的江浙口味的菜下饭。那时。我家有个阿姨，叫徐阿凤，是上海常熟人。阿姨在1956年我弟弟永和出生时来的我家，后除文革一段时间外，一直在我家待到1988年，就像自己家里人一样。阿姨做的上海菜很好，很合我父亲的胃口。在我的记忆里，阿姨的拿手菜有狮子头，红烧蹄髈等，现在想起来还让人回味无穷。
我妈和阿姨之间的分工是阿姨在家做饭洗衣服，我妈在外买菜采购。买菜在物资贫乏的60,70 年代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一是要排很多队，二是要跑许多不同的店。我父亲又喜欢留人吃饭，家里经常请客。所以有时我母亲一天要跑好几趟才能买到所需的菜蔬，很是辛苦。幸亏我母亲自己也非常好客，每次看到大家在我们家吃到可口的饭菜，她也总是非常高兴。
文革中，我母亲也吃了不少苦头，如在抄家中挨打，挨斗等等。文革刚开始时，阿姨被迫离开我家。我母亲本不会做饭，那时一边挨整，一边又要学做饭，真是雪上加霜。我记得刚开始我母亲做到饭经常是半生不熟的，但大家都不敢说什么。在困难的时光里，我父母从不相互埋怨，而是互相支持，共度难关。这使我想起了另一件他们互相配合的事情。我父亲在年岁大了后，英文听力不甚从心。可是我母亲的英文听力不错。这是因为我外公家里曾开过电影院，我母亲通过看英文电影，训练了听力，但她不爱开口说。他们两个在国外或和外国朋友交往时，经常互扬所长，由我父亲说，我母亲听，配合默契。
在我父母的最后几年中，我的两个孩子的出生给他们增加了不少乐趣。我的儿子出生于2002年10月1日，我父亲给他起名为孝元。那时他已经90岁了。我的女儿孝文，生于2003年11月30日。我父亲夸我的太太钱蕙青，是我们张家的大功臣，并风趣的说她帮他把张爷爷的张字去掉了。这是因为亲戚朋友的孩子都叫他们张爷爷，张奶奶，只有自己的孙子孙女才只叫他们爷爷，奶奶。
可惜的是我的两个孩子来的太晚了一点，没能和爷爷奶奶多度过一些时光，多给他们一些乐趣，同时也多从他们身上多吸取一些智慧和知识的营养。张孝元和张孝文还很小，现在讨论他们的职业恐怕为时过早。但我的女儿张孝文很喜欢画画。我有时禁不住的臆想，如果我的两个孩子中能再出一个建筑师的话，我父母的在天之灵会有多高兴呀。这个臆想恐怕是太奢侈了一点。但不管他们将来选择的职业是什么，我都希望他们两个像他们的爷爷奶奶一样，成为一个有良知，有独立人格，做事认真努力，并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
以上是我在我父亲诞辰100年之际为纪念他和我的母亲写的一篇简短文字。如果读者能够通过这篇文章，对我父亲有多一份的了解，从而对他的建筑设计作品和设计理念有多一分的理解或认同，我将不胜欣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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