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僖：只言片语－－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一）
只言片语－－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一）
作者：张僖
自序
我从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今天已经六十余年了；从1953年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到今天也已经近五十年了。说来惭愧，这么多年中，潮起潮落，风云变幻，在这个作家云集，群英荟萃的文学大本营里，我却没有什么文章见诸报端和书刊。只是在“文革”之后，应赵树理同志家属的要求，为重新出版他的小说《三里湾》，写了一篇实际上是悼念文章的序言。
周扬同志有一次对我说：其实写评论文章并不难，你只要经常关心杂志和报刊上的文章，然后用党的文艺思想、政策方针去评价它，久而久之，熟能生巧，就可以写好评论文章。你写好之后，我帮你看看……
然而这么多年来，我始终没有接受周扬同志的好意，也辜负了他这个很诚恳的希望。
我来到中国作协是非常偶然的，文学并非我之所长。我本以为服从党的需要，干一段时间就离开，没有想到，各种复杂的原因使我在中国作协度过了几十年……现在回头看看，我之所以没有写文章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多少年来，亲眼看到有多少人都是因为写文章出了问题，“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这似乎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另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当行政领导和当作家是两件事，如想兼得，恐怕不但当不好干部，也当不好作家，我就塌塌实实、兢兢业业地为大家服务吧！许多人很信任我，我活得就很充实，也很塌实，这是我最大的欣慰。
最近，许多回忆文章见诸报纸和书刊，尤其是对历次政治运动的回忆，这对澄清历史事实，对许多人的昭雪平反，使后人对那杂乱如麻的历史片断有更全面、更本质的认识，无疑是起了很好的作用。
对同一件事有不同的看法，那是很容易理解的。沧桑岁月，时光流逝，由于各人的立场不同，回忆也能走样。但是，对同一件事若讲出不同的内容，甚至人和地点说的都欠真实，那就有害无益了。
最近，也有许多老同志和年轻同志来找我问讯、核实一些事情的缘由和历史事实，于是我想提起笔来，把我亲见亲历的事件说一下，给后人留下一些从我的角度所看到的事实，也是留下一段史料，给党和后人一个交代。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我在没有提笔之前就深深地感到，我的回忆可能是粗糙的、零星的、片面的，是一孔之见，就算是“只言片语”吧……
2002年7月
一、参加革命
我1917年生在湖北宜昌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宦地主家庭。我的曾祖父当过广东曲江（今韶关）的知府。叔祖父当过荆江（今宜昌）的道台，记得他还是翰林出身。我的父亲曾当过县财税局局长。辛亥革命之后，家庭败落，小时候记得叔祖父曾忿忿地骂道：孙文是贼……
我的家在当地是个大家庭，家里有私塾，请一些老秀才来教书。我十二岁之前就在家中的私塾读书，读的是《孟子》《论语》《诗经》。课余也看了许多《三侠五义》《乾隆下江南》之类的闲书。
我八九岁的时候，恰逢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接着全国便掀起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我在汉口看见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还有他们举着小旗在街上游行的场面。抵制日货成了我们这样年龄的孩子“切实可行”和“力所能及”的举动。我在家里哭闹着脱下日本人生产的“羽纱”制作的衣服，只有一个心思：谁穿“羽纱”，谁就是卖国贼！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一方面是对日本人的满腔仇恨，另一方面隐隐地感到我们中国很弱，中国不行。那时候，听说过中国共产党，但共产党到底是怎么回事，却一点也不清楚。
1926年发生的打倒军阀的北伐战争开始了。听到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消息，我的心中也很激动，仿佛看到黑暗的旧中国闪出一片黎明的曙光。十岁左右的时候，我随着家人来到江西南昌，继续在家里读私塾。直到1928年才上了正式的小学，还是从一年级读起。
1927年发生了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我当时感到很惊讶，国民党为什么杀了这么多人啊？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日本人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当时我们还没有看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只是认为张学良不抵抗，才造成了东北的陷落。
我在南昌上了中学，视野渐渐开阔起来。
我有个叔伯大哥，他是新远大学的学生。他不一定是共产党员，但他肯定和共产党有某些联系。他曾经是革命烈士方志敏的同学。
我从他那里看到许多进步的书籍，像巴金的三部曲、茅盾的三部曲，郭沫若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克鲁泡特金传》等等。
但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邹韬奋和杜仲远主编的《大众生活》和《生活》周刊。
在我读书的中学里有个语文教员，名叫熊渭，是中南大学的毕业生。他在课堂上除了讲唐宋八大家之外，还经常讲些政治上的问题和当时的时局，比如国民党的何应钦和日本华北驻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于是在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的时候，我也参加了在南昌的学生游行，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的口号……
当时强烈地感到自己的国家如此受人欺辱，一种强烈的爱国之情在胸中燃烧。
那个时候，我对封建家庭中丑恶东西的反感也日渐强烈起来，这当中，包括对我的父亲。他在社会上的所作所为，对家人的无情无义，都让我感到愤慨。到后来，他为了吃喝玩乐，开始变卖家里的田地，再后来又卖房子……对现实和家庭的不满就像一块炭火时时灼烤着我的心。一种强烈的想冲出樊笼奔向光明的渴望产生了……
面对东北三省和热河省的沦陷，面对华北的危机，我产生了对国民党的不满，也感到国民党军队的无能，因此认识到到国民党军队投军没有什么出路。我当时只有一个简单的心思：到东北去当个义勇军战士！
我那时候已经逐渐了解了共产党，但弄不明白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区别，也闹不清布尔什维克和斯大林是不是第三国际。
西安事变发生了，共产党的口号是“枪口对外”，这很对我的心思。我心里想的就和当时流行的口号一模一样——“我愿意为民族为祖国而战！”对日本鬼子，“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
再后来，我真正接触了马列主义的书籍，才感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直到这个时候，国民党宣传的那种共产党“共产共妻”、“青面獠牙”的形象才在我脑海里彻底消失。
1937年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在此以后，我下定决心要参加共产党的部队。
恰恰在那个时候，南昌成立了新四军筹建处。
记得那是12月初的一个早晨，天气很晴朗，我穿着单裤，上身只穿了一件毛衣。大约九点多钟，我走出家门，来到新四军在南昌的筹建处。那个地方离我的家很近，只有五六十米，以前的许多日子里，我曾多次从那个门口路过。而那天，这五六十米的行走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我在筹建处见到了筹建处主任黄道同志，便向他诉说了我想参加新四军到前线去抗日的愿望和决心。黄道同志答应了我的要求。
得到了黄道同志的批准，我兴奋极了，马上跑回家，收拾了几件换洗的衣服，捆了个小包袱背在身上，又来到新四军筹建处。
从那一天离开家，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我再也没有回去过……
由于国民党的宣传和舆论的影响，在当地许多老百姓的想像当中，共产党还是“青面獠牙”、“共产共妻”的“匪徒”形象，因此，离家出走这件事我当时没有和家里的任何人讲，直到一个月后，我才从南丰给家里写了封信，告诉他们我在南丰已经有了“工作”。
在新四军筹建处，有来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龄已经有十几年的老红军，也有来自湘鄂赣游击队的老同志，还有从平津流亡来的学生，其中年龄最小、刚刚参加革命的就是我。
在筹建处待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以后，黄道同志把我们当中的三十几个人交给了中共丰城中心县特委书记龚良泉同志。龚良泉同志是参加过井冈山革命斗争的老红军，曾经与曾山同志一起在井冈山地区的江西省苏维埃工作过。
龚良泉带着我们一起来到丰城县。“加入”了地方武装——人民自卫总队。这是一支由国民党县政府领导的武装，相当于一个团的编制，下面管辖十个中队，相当于连的编制。我们的任务就是将这支部队策反过来，等时机成熟，将部队“拉走”，投奔共产党。后来我知道，这就叫做“兵运”工作。
当时的丰城县县长是亲共的，思想比较进步。这个总队里一共有四十多个共产党员，其中有一个中队的干部几乎都是共产党员，策反的条件可以说是很好的。
我在总队的政治办公厅当了两个多月的民运干事。做老百姓的工作，做协调军民关系的工作。
有一天，龚良泉同志对我说：“根据你的申请和表现，我和刘茂海同志决定介绍你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心中非常激动！
刘茂海同志是一二九运动以后从平津流亡来的青年学生，他也是与我一起从南昌新四军筹建处来到丰城的。
我记得入党宣誓时，监誓人是当时的支部书记李筱峰同志（解放后，他曾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那时候的党组织不公开，在内部也互相保密，只有同一个党小组的人才互相的知道谁是共产党员。
入党以后，我担任了四中队的政治指导员。
策反人民自卫总队虽然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但时机不够成熟。当时在丰城周围有大量被国民党牢牢控制的军队，因此不敢贸然行事。
后来，谁也没有料到，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国民党的省保安司令部要收编这支部队，县长也被调到地区当专员，部队的主要干部都换成了保安司令部派来的人。这次策反人民自卫总队的计划没有成功。
党组织决定，除留下少部分党员外，大部分党员全都从人民自卫总队中撤退出来。于是我也跟着大部分党员撤离了人民自卫总队。
在丰城县人民自卫总队我虽然只待了短短的半年，但那半年使我受益匪浅，增长了见识，提高了觉悟，与那些与我年长的老革命的接触，对我后来思想的成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在这四十多个党员里年龄是最小的，也是参加革命历史最短的。他们许多人都是二八年、二九年入党参加革命的，党龄都在十几年以上。他们经历了王明极“左”路线时期和清查ＡＢ团的错误斗争，又都是“特科”的，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因此，他们能比较深刻地思考问题，应付突发事变也都比较冷静。
我记得我的入党介绍人这样对我说：你们的工作性质决定你们将来在不少情况下是要单干的，很可能要独立作战，要准备应付各种局面。你现在入了党，你一定要记住你入党的年月日、地点、介绍人姓名……我们的档案都保存到中央的档案里了。将来就是和你的上级组织失去了联系，只要你找到党，说出这些情况，就一定能和党组织重新联系上……这些话让我感到既神秘又兴奋。
他们还对我说：要坚信党的正确路线是一定会胜利的；革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除了要打日本，和蒋介石斗争，还要禁得起自己人的误会和冤枉……一个团长被贬成普通士兵的事有的是……毛主席被贬，陆定一挑着大锅跟在伙食班后边行军……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些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明白我的面前不光是个日本人的问题，也不光是个蒋介石的问题，在自己人内部还可能被怀疑、被误会……但说实话，对这些事情自己毕竟还没有切身体会。当时很幼稚也很单纯，爱国情绪几乎占据了我全部的心，一心就是想去打日本鬼子，“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过去了，现在再想起入党时老同志对我讲过的话，心里才算有了真切的感受。后来，当自己也被冤枉，被关起来的时候，我曾经用这些教诲鼓励过自己：干革命就不要怕冤枉，于是思考问题处理问题也就多少有了一些“无故加之而不怒”的冷静成分……
离开丰城以后，我被派到国民党第32军做兵运工作。黄道同志向我交代任务说：你到32军去，那里需要人。你的任务就是让这支部队能坚持抗日。不管调防到哪里，都不做反共的事情……
我通过秘密的关系，来到了32军139师的战地剧团，担任剧团的上尉组长……
当时的军长是商震，这个军是阎锡山部队的一个支派。相对于国民党的嫡系部队来说，他的部队只能算做一支杂牌军。这支队伍在四川，沿江驻守在巫山到万县一带，担任长江的江防任务。
32军当时有两个师，139师和140师。蒋介石认为32军不可靠，于是将这两个师调到巴东和三斗坪一线，也就是三峡一段的后方。那是日本人和共产党都接触不到的地界，蒋介石认为这样就保险了。
139师的师长叫孙定超，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有文化，思想比较进步，对国民党也有些不满。这位师长虽然不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但多少也觉得我们这些人有些来历。
在这支部队里，师长、团长们都公开地看我们的《新华日报》。师里虽然也没有国民党的特别党部，但从上到下的军官都不太把他们当回事儿，把“特党部”的书记长“晒”在一边……
第一次反共高潮开始了。那是1938年的秋天，第一起事件发生在河南的雀（音）山，国民党部队把新四军设在那里通讯处留守的同志，包括家属，全部杀害了。
紧接着就是1939年的平江嘉义事变。在平江地区，湘鄂赣的游击队都编为新四军，跟着新四军开走了。留守在通讯处的七个人，五男二女，都被活埋杀害了。
在这被杀害的七个人里，有四个我都非常熟悉，那是我们在南昌新四军筹建处打地铺睡在一起的同志。像涂正坤等老大哥，都是从湘鄂赣游击队来的老同志。他们比我大十几岁，一个个的音容笑貌至今还留在我的心里……
那非常时期的经历，对我决心将生死置之度外，坚定地在革命道路上奋勇向前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师长孙定超找到我说：你们赶快走吧，特党部对你们很注意；我们也不能再看《新华日报》了，而且马上要解散战地剧团……你们也不要再在我这里待下去了……
现实严酷，组织决定我马上离开。
离开139师，我辗转来到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徐冰同志，他当时是周恩来副主席的秘密。
我把我的关系、身份和代号都告诉了他。他让我去找冯乃超同志。冯乃超当时是中共长江局的文委书记。
有一天，冯乃超通知我说，你的组织关系都证实了，但现在地下党的关系被破坏了，你们的关系都在中央组织部，属于特别支部，直接受陈云和李富春同志领导。我和你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有什么事情我可以替你发电报。
不久，又发生了晋西事变，阎锡山将决死队二纵队的负责同志全部杀害，晋西的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晋西需要人！徐冰和冯乃超告诉我，中央来了指示，陈云、李富春同志指示说，要你到晋西去。
于是，我找到八路军驻二战区的办事处主任王世英同志联系。恰好，那时候国民党政治部演剧二队的地下党员彭厚荣同志从晋西来，我就跟着他来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演剧二队。这个演剧队表面上受国民党军队政治部领导，实际上已经基本控制在共产党人的手里了，队里有共产党的特别支部。
我在演剧队担任少校总务组长。
我们特别支部的代号叫“济生堂”。支部书记的代号是“常学思”。
因为延安属于二战区的范围，八路军在名义上也就属于二战区管辖，所以1939年演剧二队曾到延安演出，有些同志便想留在延安。毛主席在延安接见演剧二队的时候曾经说：“你们到蒋管区去工作，比我们派人去更有力。你们这是拿着国民党的钱、穿着国民党的衣服、吃着国民党的饭，为共产党办事情……”
1944年，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时候，我们怀疑蒋介石和阎锡山有向日本投降的企图。我们在窑洞里能看见插着日本膏药旗的吉普车在山坳里跑来跑去。
根据这个情况，我和丁丁同志渡过黄河，来到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办事处所在的山坡上有三层窑洞，第三层是八路军办事处，第二层就是三青团的总部。我们每次与中央联系，都是通过办事处的王世英同志。在这个严峻的时候，我们请示中央，是撤退到解放区，还是坚持？中央指示：不管发生任何事情，都要留下继续坚持！
1944年1月26日，阎锡山突然下令逮捕了演剧二队的十三个人。其中有十个人是中共党员，包括队长王复图、支部书记史鉴。
阎锡山逮捕演剧队的成员时，对外公布的罪名是“汉奸”。这次大规模的逮捕，对演剧队党组织的破坏是致命的，在外面只剩下了田冲、严青和我等七个共产党员。
我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队的少校总务组长，秘密身份则是演剧队共产党支部的组织委员。
为了营救被捕的同志，我们又到二战区去找王世英同志。王世英当时不在。曹秘书派人到秘密联络点黄河书店联系。三天以后中央发来电报：情况很危急，以后不要再联系，要独立战斗；我们会用各种办法了解你们的情况。
从此，我们这些人便暂时失掉了和党中央的联系。
我们通过各种关系和办法，经过将近一年的奔波营救，使阎锡山先后放了十个人，而队长王复图、队员鼓厚荣和赵寻三个同志还被关在监狱里。
转眼到了1945年农历年底。为了继续营救还没有被释放的三个同志，我和吴锡林同志扒上运煤的火车，坐在煤车里，大年三十那天从太原来到北平。我们住在前门外打磨厂的一家旅馆里，准备找关系、想办法，同时也想尽快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大年初一，我们一早起来，没有想到遇到了刚刚从上海来北平的金山和盛家伦。他们也住在这家旅馆，正急匆匆地要出门，看见我们，高兴地说：啊！你们也来了，我们一起去吧！
去哪儿？我们一时摸不着头脑。
原来是北平中华文艺者协会筹备主任马彦祥请客。马彦祥在北平算是有名气的文化人，我们以前也曾见过面。此人的父亲是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故宫博物院院长，再考虑到马彦祥本人在官场的活动能力，我们商量了一下，都认为说不定这个关系能给我们营救在狱中的同志带来一线生机。于是我们决定与金山他们一同前往。
茶会设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马彦祥还邀请了其他几位客人，其中有两位就是周扬同志和沙可夫同志，他们刚从张家口来。
这是我第一次几到周扬同志。
周扬给我最初的印象是人很高大，态度和蔼，谈话显得睿智而风趣。他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华北联大的副校长，听说美国方面正准备邀请他与欧阳山尊到美国讲学。
而后来，因为没有拿到国民党当局的的护照，他二人都没有去成，这是后话。
那次见面后，我和周扬又在另一位同志的家里见了面，我和他详细说了关于演剧队的事情，于是，周扬又带我见到了徐冰同志。我和徐冰曾经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见过，那时他是周恩来副主席的秘书。这次见面的时候，他是十八集团军驻北平办事处的负责人之一。
听我说完来意之后，徐冰说：“过几天，军调处的三人小组（指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要到太原去。你马上回太原，想办法到机场去见张治中。”
因为张治中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部长，而我们的演剧队在名义上正是属于他的管辖范围之内。于是，我从徐冰同志那里拿了两套美式军装，年初五就赶回了太原。
我们让胡宗温和田冲两位同志穿上美式军装，带上给张治中部长的信，在得到三人小组确实将要到达的消息后，他二人混进了机场。他们对站岗的警卫说：我们迎接我们部长来了……
他们如愿见到了张治中将军。但当时环境杂乱，时间匆忙，他二人只是口头上介绍了一下情况。也可能是因为同时还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心情格外激动，回来以后，他们才发现给张治中的信居然忘了交上去。
我们急忙商量后决定，趁张治中还没有走，一定还要把信交给他。但那种在机场相遇的好机会可能不会再有了，于是，我们又通过其他关系把信送到交际处，托太原的军调小组组长周鲁峰转交。转交以后，我们心里还是没有底，一天二十四小时地盼望着张治中的回音，心想没准儿还有七七四十九难呢！没有想到，这次却很顺利，三人小组离开太原的第二天，我们仍在关押的三位同志就被释放了。
我们又回到北平，找到周扬，和他谈演剧二队与党中央接关系的问题。这回在座的有王复图、彭厚荣、史鉴和我。张光年同志也在，他曾在演剧二队工作过，三九年离开演剧队去了昆明，在西南联大教书。
周扬说，中央组织部现在还在路上（正在向华北方向转移），估计不会那么快。
这次见面，大家还谈到演剧二队的去向问题。当时大致有两个方案：一是分散、转移；二是不要解散，而是成建制地转移到北平，这样可以成为一支群众运动和学生运动的骨干力量。
最后，第二个方案实现了。通过关系，由张治中下令，将演剧二队从二战区调到北平，名义上还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下属的演剧队。
演剧二队集体进入北平的时候，我已经去了东北。因为被关押的三位同志获释以后，有一次在张光年同志家和周扬同志见面，他告诫我说：你这样频繁地来往于北平和太原，估计身份已经暴露，再回太原怕有危险。于是，我和周扬一起前往张家口。
二、在东北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苏联红军与我们在东北的抗日联军打败了侵华的一百万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的“国兵”。
根据《波茨坦宣言》，苏联在朝鲜的进攻范围是三八线以北，而三八线以南是美国的进攻范围。也就是说，中国东北地区是苏联红军进攻的范围，中国东北以外的沿海地区，则是美国军队的进攻范围。比如，当时的旅顺被苏联红军占领，而塘沽则被美国军队占领……因此，当时的东北地区实际是在苏联红军的控制之下。
于是，如何让中国的土地和财产回到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手里，就成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右派斗争、争夺的焦点。蒋介石下令，不让八路军和新四军接受日本军队投降。于是在美国军队的帮助下，国民党政府从空中和陆地向东北大规模的运输部队。这就是毛主席说的，蒋介石要从峨眉山上下来“摘桃子”的那段时期。
毛主席和党中央当时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在军事上，十万军队取道山海关和北朝鲜，进驻东北；另一方面，从各个解放区根据地抽调两万五千名干部开赴东北。
当时中央的许多重要领导人如陈云、林彪、罗荣桓、彭真、高岗、李富春、蔡畅等，都来到东北。到“南满”的是陈云和萧劲光；到“北满”的是张闻天；高岗在哈尔滨；林彪、罗荣桓带领的东北民主联军（后来改名为东北野战军，即后来的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就驻扎在离哈尔滨南六十公里的双城。
先期进入东北的共产党部队已将伪满洲国的“国兵”收编。可是后来，当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以后，这些人又“反水”，成了国民党的部队，被国民党任命为“先遣军”。这些人在被我们打败之后流窜成土匪，像小说《林海雪原》中提到的大土匪头子谢文东，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人物。
因为当时苏联和国民党政府还保持着外交关系，所以我们的军队不能进入城市。那时候，国民党的大部队虽然还没有到来，但像熊式辉那样的东北保安司令，已经在大城市建立了警察局。有一次，随我军东北文工团来到东北的电影演员张平，进到长春以后就被警察抓了起来。凑巧苏联军队到警察局巡查，张平用他仅会的几句俄语大声喊：达瓦力士（同志）！达瓦力士！然后指着自己的鼻子说：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于是，苏联军官就让国民党警察把他给放了。
1946年，党中央发出号召“让开大道，占领两厢”，我们的许多干部立即深入农村，开展了土改、反霸、清匪的斗争，广泛地发动了群众，当地人民革命热情空前高涨，踊跃参军。经过“三下江南”（指松花江）、“四保临江”的战役，加上广大人民的支持，我们军队的力量已达到了可以和国民党军队抗衡的地步。
后来，著名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周立波著）、《林海雪原》（曲波著）、《开不败的花朵》（马加著），都是描写这段时期东北人民解放运动的作品。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是反映这个时期的作品，但地区和环境是河北的怀来和涿鹿一带。
在这段时期，延安的文艺干部绝大多数到了东北。同时来到东北的文艺干部，还有来自其他各抗日根据地的，有陕甘宁的、晋察冀鲁豫的，也有一部分干部来自国统区。
我和周扬同志一起来到张家口后，我到晋察冀中央局报到，希望到延安去学习。晋察冀的组织部长达程同志对我说：“你不要再去延安，中央已经转移在路上了。你随周扬同志一起去东北吧！”
于是组织决定，我随第二批中央派赴东北的干部队到东北工作。
本来周扬同志担任四大队（延安大学）的队长，但情况发生了变化，周扬又被中央任命为晋察冀中央局的宣传部长。任命下来以后，周扬就不能再去东北了。
同时，延安大学的人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留在华北联大，比如周巍峙等同志，也都留在了晋察冀。
于是，四大队的队长由周扬改为张如心（延安大学教务长）。我本人担任了四大队二中队（鲁迅艺术学院）的秘书，随队去东北工作。二中队的队长是吕骥同志。
就在中央派赴东北的第二批干部队准备出发的时候，山海关已经被国民党部队封锁了。因此我们这批人只好先在张家口集结。5月底，绕道内蒙古，从白城子到齐齐哈尔，再到哈尔滨。路上走了一个多月，到达哈尔滨已经是6月30日，在我印象里很清楚，到达的第二天就是党的生日——7月1日。
我来到东北以后，担任了东北大学文学院的秘书兼党总支副书记。
我们进入东北大学的时候，当时东北大学的校长是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舒群是副校长。
东北大学是张学良将军创办的，原来在沈阳，东北陷落的时候迁到西安。1946年，我们的队伍开到东北的时候，在佳木斯恢复东北大学，有工学院、医学院、文学院、社会学院、教育学院。文学院的院长是萧军，副院长是吕骥，教务主任是张庚。我们第二批干部到达以后，学校将文学院冠上鲁迅的名字，全名是“东北大学鲁迅文学艺术学院”，这就是后来人们经常提到的“东北鲁艺”。
舒群同志是第一批进驻东北的文化干部。他带着袁牧之、陈波儿、华君武、沙蒙、吴印咸、严文井、欧阳文芳等同志，是随着华北的部队从山海关进驻东北的，其名义是“东北文艺工作团”，舒群是这个文工团的团长。
他们负责接收敌伪在东北文化方面的财产。当时最主要的是四个单位：东北广播电台（那时叫满洲广播电台）、“满映”、小河沿医学院和东北大学。因为这些单位都在郊外，这给他们接收提供了便利条件。他们趁国民党部队没有到达之前，把“满映”的主要机械设备都搬到了鹤岗。这些日本人留下的设备是很宝贵的，比美国人送给国民党的设备还要先进得多……
后来，当地下党员金山他们以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身份来到长春“满映”的时候，那里只剩下了空房子。全国解放以后，金山见到舒群和袁牧之，开玩笑地说：你们可真不够义气，东西都让你们给搬走啦！……
1946年，中共东北局的宣传部长是何凯丰同志。那时候宣传部的人手很少，舒群和任逊二同志实际上就是何凯丰的两个大秘书，被当时的同志们戏称为何凯丰的“哼哈二将”。
舒群既有东北局宣传部领导的身份，又有东北大学领导的身份，他还是东北人，因此，当时东北文化方面的许多事情实际上都由他来负责。
我们在东北大学工作了不到三四个月，就要到农村去开展工作。根据中央的决定：干部要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深入到清匪清霸、减租减息的运动中去……东北局决定，把东北大学鲁迅文学艺术学院改编成“东北鲁艺文工总团”，总团下设四个团。
总团团长是吕骥，张庚是副团长，我担任总团秘书。
第一团团长是袁文殊，副团长是瞿伟和我（兼）。瞿伟是瞿秋白同志的侄子，是位音乐家。
这个团的主要成员来自原“延安鲁艺”的音乐系、戏剧戏、美术系。像著名作曲家刘炽、版画家沃渣等，都在这个团。这个团比较大，有六七十人，主要在牡丹江一带活动。
第二团团长是张水华，副团长是潘琪，他们主要在佳木斯一带活动。
第三团团长是向隅，副团长是晏甬，他们主要在哈尔滨一带活动。
第四团团长由张庚同志兼任，他们主要在旅顺、大连一带活动。这个团的成员有许多人是“东北鲁艺”新录取的学生。
舒群同志原来带领的那个第一批进驻东北的“东北文艺工作团”，以前曾是两上团。此时第一团大部分人成了东北电影制片厂的骨干，像袁牧之、沙蒙、陈波儿、田方、张平、陈强、于蓝等同志。而第二团基本在长春、吉林一带活动，吴雪同志就在这个团。全国解放以后，许多人进入了北京的青年艺术剧院。
当时，从延安来到东北的作家有萧军、舒群、罗烽、白朗、草明、周立波、刘白羽、马加等人。丁玲是1948年初来到东北的，待了不到半年。
刚到东北的时候，鼓真对舒群、罗烽、萧军等都很看重。但后来文艺界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团结的矛盾，首先是萧军和罗烽对舒群有意见。
东北解放初期，张闻天同志任合江省（当时的黑龙江被划为三个省）省委书记的时候，罗烽是省委宣传部长，后被调到“东北文协”当主任，等于在东北宣传部直接领导下工作。后来，罗烽因为一些问题被舒群“整”了一下，不再当文协主任，而改由舒群担任。舒群同时还担任“东北文委”的副书记（文委的书记是曾经在三十年代就担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老资格”刘芝明同志）。这样，罗烽和白朗夫妇就到旅大去工作了，罗烽担任旅大的文协主任。
1948年4月，林彪代表中央召开了东北文艺工作会议。
会上，以甘学伟为首原延安鲁艺的一部分人开始对舒群发难。他们主要是替吕骥和张庚打抱不平，认为吕和张在延安的时候位置就不低，都是延安鲁艺的副院长，舒群只是延安鲁艺的文学系主任。而他二人现在的待遇和职务却比舒群低，甚至想见何凯丰同志还要经过舒群……
1948年底，中共西北局来了一批同志，恰好何凯丰同志身体不好去养病，于是李作然同志接替何凯丰任东北局的宣传部长。刘芝明当副部长，兼东北局的文委书记。而东北局的文委副书记还是舒群。
萧军等一些原来东北的同志办了一张报纸叫《文化报》。舒群接替罗烽的文协主任以后，又同宋之的同志办了一张报纸叫《文学报》，两张报纸经常就一些观点展开争论，打笔墨官司，而《文学报》受到刘芝明的支持。当时争论的主要焦点就是歌颂还是暴露，以及政治和文艺的关系等问题。看得出来，这些争论不光是一般文艺观点不同的争论，里面也包含了个人恩怨的因素。
这些矛盾，既有因当时的形势而产生的，也有从延安时期（尤其是延安整风）积留下来的。
刘白羽同志原来是“延安文抗”的支部书记，后来到军调部工作。1946年夏秋之间，刘白羽撤到东北，他的身份是军调小组驻沈阳的中共代表。这时候，丁玲也来到了东北。因为她和舒群关系很好，所以就住在由舒群担任主任的“文协”。
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在东北地区比较知名的、很活跃的作家当中，除了罗烽、萧军、舒群之外，还有一个叫金人的同志。金人是中共地下党沈阳市委书记，当时的沈阳还控制在国民党军队手里，因此他的身份还没有公开。有一次，周而复和刘白羽二人到他家里去看他。他们前脚离开，国民党特务后脚就冲进了金人的家。金人被国民党逮捕了。
中央听说这个消息以后，决定用“交换俘虏”的方式营救金人同志。恰好，我们的部队抓住了国民党政府长春市的接收大员。于是，中央就用这个接收大员换回了金人同志。
金人虽然被释放了，但也因此受到怀疑，甚而被开除了党籍。从此，金人的“革命生涯”就算断送了。
在这件事上，舒群和罗烽对周、刘很有意见，认为是他二人“坑”了金了。当然，是否就是因为周、刘去了金人的家，金人才遭到逮捕？当时大家也有争论，有人认为金人早就进了国民党的黑名单……
凡此种种矛盾，都没有能很好地解决，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这些矛盾便或多或少地产生了影响。
东北文艺工作会议之后，东北局成立“文委”。上级调吕骥去当文委书记，舒群任文委副书记。吕骥非常不想去，因为他不愿意和舒群一起工作。为了缓和调节这种矛盾，上级调我去文委当秘书。在许多人看来，我是一个两方面都能接受的人选，可以在他们当中做些协调和缓冲的工作。
于是我就离开了东北鲁艺文工总团下属的一团，来到东北文委当秘书，兼东北文协的秘书主任。
1949年9月，东北行政委员会改成东北人民政府。1952年，撤消东北人民政府，又改成行政委员会。
在东北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刘芝明被任命为文化部长，罗烽和另一位搞自然科学的同志被任命为副部长。
我被调到文化部的办公室当主任，并兼任电影处和计财处两个处长的职务。
我一身兼任这三个非常重要的职务，当时没感觉什么，事后一想，这在某些人眼里确实是十分显眼的。当时的电影处有点特点情况：东北电影制片厂在业务上归中央电影局来管，而财政上却要由东北文化部的计财处负责。在行政管理和干部调配使用上，则是归电影处和中央电影局双重管理。总之，原来属于东北局宣传部管的事情，都搅到这里来办。
计财处管理的面很宽，不仅东北电影制片厂，还有东北人民广播电台、东北新华书店、东北日报社的财务，都由我这里审批……
在新成立的东北文化部里，高戈是新闻处长，李文是出版处长，罗烽是副部长兼文艺处长，张东川是副处长，李伦是戏改处副处长。
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以后，我这里就成了一个相当敏感的部门。许多人都把这场运动称之为“打老虎”，各地也都陆续揪出了许多大大小小的“老虎”。
有一天，刘芝明部长告诉我，有人揭发东北电影制片厂的秘书长有问题，让我到长春去“整”。我去长春查了几天，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就回到沈阳。后来中央文化部又派高戈同志去调查，结果这位东影秘书长果然成了“老虎”。而运动结束后，事实证明东影秘书长没有问题，当然这是后话。
我从长春回到沈阳，一下火车，就有人来“接”我，没让我回家，也没让回机关，而是把我带到了沈阳的故宫，关在当年乾隆皇帝的书房里。这一关就是八个月，让我交代贪污的问题。在这长长的八个月期间，只有一位蔡某某找我谈过一次话，除此就再没有人理我。八个月不许出门，也不许家属探望。事后才知道，我的家属根本不知道我关在什么地方。
说是乾隆的书房，却是一本书也没有。我就每天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到后来，我学习《毛泽东选集》二卷的确是到了滚瓜烂熟的地步。
在被关押期间，我的家被查抄了；我下面的财务处副处长因为“熬”不住，跳楼了，又没有摔死，成了瘫子；还有一位电影发行公司的经理被关在单位，可能是怕挨打，他将被单撕成布条，拧成绳子，爬着这条绳子，钻到天花板和楼顶中间的夹层里，每天晚上出来偷吃东西，放出来的时候，人已经不成样子了。在我所管的下属部门中，一共揪出了十几只“老虎”。
被关押的时候，我还比较镇静，也比较平静。我想，我反正没有问题，党组织是一定会把事情搞清楚的。事后反思起来，这一“表现”得益于我当年在江西丰城搞民运、策反人民自卫总队起义的那段生活，我总用入党介绍人对我说的那几句话来鼓励、安慰自己——
要振作！要革命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在自己人中间，在革命组织内部，也有可能被怀疑！要禁得起冤枉！
这几句话几乎成了我的精神支柱。
我被放出来以后，刘芝明部长在东北文化部召开了一个五六百人的大会，在会上他宣布：过去别人揭发的东西都是没有的，张僖同志没有任何问题，我们要重新给他安排工作。
会后，他安慰我说：刚开始关你的时候，我们也认为没有问题，但高岗说过，“山高林密必有虎！”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只好这样做……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回首这些往事的时候，我常常发生疑问，我们国家那些年总在反复地搞清理内部的运动，冤枉了那么多好人、无辜的人，这是否和我们建党初期斗争环境的艰苦、复杂、险恶有关，总是怕“敌人打入我们内部”，于是总是要“纯洁我们的队伍”。多疑的思维方式和残酷的斗争手段，被误认为是保护自己肌体的有效方式，这实际上使我们的肌体和同志受到了多大的伤害啊！
三、筹建中国作家协会
1952年冬到1953年初，正值行政大区改组之时，东北人民政府又改组成东北行政委员会。下面的各个部，比如工业、教育、卫生、文化，也都要改成厅局的建制。同时，东北的一部分干部还要分配到北京各个部门去工作。
东北局的组织部长张秀山同志找我谈话，希望我担任黑龙江省文教厅长。我表示我不想再做文化方面的工作。
于是我又找到李富春同志，因为我在敌占区做地下党工作的时候，他一直是我的领导。李富春同志听了我的意见，希望我到北京去，在国家计委工作。当时我很高兴，心里也塌实下来。
就在我准备出发去北京的前夕，从北京参加全国文联全委会和第一届全国文学工作者理事会的舒群和罗烽回来了。他们告诉我“文联”将要和“文协”分家，文联的各协会将划归文化部，而“文学工作者协会”将改成“中国作家协会”；他们在会上推荐我参加“文协”改成“作协”的筹备工作，而且说都已经决定了，包括胡乔木（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和丁玲（时任中宣部文艺处长）都同意。
1953年3月24日全国文协第六次常委会上有份文件，名称叫做《关于改组全国文协和加强领导文学创作的工作方案》，文件里写到：
“去年八月全国文协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整理组织改进工作的方案》以后，工作开始有了若干改进，但是全国文协还没有成为真正名副其实的领导全国文协创作的统一的战斗的团体。目前有许多具有创作能力和经验的作家或者担任了行政工作，不能专门从事创作；或者分散在各个文艺单位，不能经常获得强有力的领导。这种情况严重地妨碍了创作力量的发展。
“常务委员会决定在最近征求全国委员会各委员的意见，召开代表大会，讨论改组全国文协机构。”
就在那次会议上，中央文化部同意将其所属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的业务划归文协领导，成立了“创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是邵荃麟；成立了“刊物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冯雪峰；成立了“译文编委会”，主编是茅盾；成立了“机关工作委员会”，主任是邵荃麟。那时候文协的秘书长是严文井同志……
听到让我到全国文协工作的消息，我感到非常突然，最开始的心理是不想去。但舒群和罗烽使劲动员我说：“你可以先谈谈嘛……”
我看见人家这样信任我，就给严文井打了个电话。电话中严文井的声音又急切又热情，他希望我尽快来北京。
严文井是湖北武汉人，他曾在北京图书馆当馆员，同时也写些文章，以后认识了沈从文、萧乾。后来有人把他们这几个人称为“小京派”。七七事变以后，1938年，严文井辗转到延安，参加了革命。到文协来当秘书长之前，他是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丁玲是处长，林默涵也是副处长）。
我和严文井在东北就认识，那时他是《东北日报》的副总编。
严文井在电话里说：“你快点来，我在前门火车站接你！”
我的心动了，决定先到北京去看看。
我来到北京以后，才知道文协改作协筹备小组的领导成员一共才三个人，除了严文井，还有邵荃麟同志。邵荃麟除了文协的职务，还兼着中宣部的副秘书长和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的副秘书长（秘书长是胡乔木同志）。
严文井告诉我，你来这里是舒群和罗烽推荐的。丁玲、周扬、冯雪峰都同意。他鼓励、动员我说：“我们一起好好干！”
另外几位领导也使劲鼓励我。在他们的盛情邀请和鼓励下，我同意了到文协来做筹备中国作协的工作。
我在北京待了几天，经过严文井找了周扬同志，找了田汉同志，又找了马少波同志，安排了我全家人的户口和我爱人在戏曲研究院的工作。
1953年4月，我正式来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的筹建工作。
文协的办公地点在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它原来是北洋军阀时期北宁铁路局局长的私宅；日本占领时期，这里是日本宪兵队的司令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这里又成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励治社”所在地。因为当年的铁路局长就是在这座房子里的楼梯上自杀的，所以这所房子被人称为北京的“四大凶宅”之一。
房子当年的格局是三进院落。走进大门，迎面是假山，两侧都有厢房。当年做公馆的时候，这里可能是下人住的地方。走过假山中间的月亮门就是一个大四合院，七间北房，东西各有四间厢房。最后一个种满花草的院子，有一座琉璃瓦屋顶的二层楼房。整个院落都有回廊相连，院子里还种着许多树木。
作协筹备线到来之前，文联（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联合会）也在这里办公。现在，他们搬进了文化部。属于文协的人全都留下来。
那时候有人认为，既然已经成立了各个“家”的协会，文联就没有必要存在了，有些事情可以归文化部。但毛主席说：文联哪怕是空架子，也要保留下来。文联就这样留下来。那时候，一切都学苏联，惟独保留文联这件事很有中国特色，苏联是没有文联的。
当时我们三个人的职务分别是：邵荃麟是党组书记；严文井是秘书长；我是副秘书长，党组成员兼党组秘书。
筹备工作到了8月份，严文井被调到《人民文学》当副主编，有人提议让阵白尘同志来当秘书长（陈白尘当时在文化部剧本创作研究室当主任）。在一次作协党组讨论调陈白尘来作协的问题时，冯雪峰说：严文井要去编刊物，张僖当秘书长不就可以了吗？何必还要再调陈白尘同志呢？后来，因为上级认为还是由一位作家来当秘书长比较好，结果还是由陈白尘同志来当秘书长，但不是党组成员。我还是副秘书长，是党组成员。陈白尘同志在这个岗位上做到1956年，一直到郭小川同志接任为止。
1953年9月，在召开中国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同时，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前“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正式改为“中国作家协会”，并召开了第一次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大会。大会选出的主席是茅盾，副主席有周扬、丁玲、巴金、柯仲平、老舍、冯雪峰、邵荃麟，并组成主席团。至此，中国作家协会就算正式成立了。以后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大会的届数总比全国文联代表大会晚一届，就是这个原因。中国作协被中央定为正部级单位。
中国作协党组是分管文学创作这一战线（系统）的，因此党组成员也来自许多单位，比如文研所的何其芳、总政的刘白羽、人民日报社的袁水拍等等。但因为党组的大部分成员都在作协（当时作协所属刊物的主编也都是党组成员，比如韦君宜等同志），所以中国作协党组的办公地点也在作协。
中国作家协会党的组织是党总支，书记是严文井。我是党总支副书记，这个副书记我一直兼到“文化大革命”开始。那时，中国作协机关院里有四十多个人（不包括机关院以外的刊物和文学讲习所），有个资料室比较庞大，差不多有二十个人，都是大学毕业生。这个资料室所担负的任务和现在也不大一样。那时，作家提出写作选题交给资料室，资料室的同志就要到北京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去找相关的材料，然后交给作家。我记得有一次周总理来电话，说要会见一位英国作家，需要资料……资料室的同志就连夜去查找。除了资料室，还有一个创作委员会，由沙汀当主任，大约七八个人。作协还下设一个办公室，有五六个人。行政处的人也很少，一个会计，一个出纳。负责日常生活的总务处（包括炊事员）只有三个人。人事部只有一个人，名叫常明生。这个人原来是邵荃麟同志的秘书。
作家协会主席团根据工作的需要，从1953年到1954年底，陆续成立了以下机构：创作委员会、外国文学委员会、普及工作部、古典文学部、文学基金全委会、文学讲习所。还编辑出版了以下刊物：《文艺报》《人民文学》《新观察》《文艺学习》《文学遗产》《译文》《中国文学》（英文版）。
当时具体指导文学创作活动的机构是创作委员会，由周扬任主任，邵荃麟和沙汀任副主任。在创作委员会下，又成立了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电影、儿童文学、通俗文学等创作组和文学批评组。
当时，创作委员会的“权力”是很大的，工作也很繁重。它不但要有计划地组织驻会作家深入生活，还要经常与这些深入到生活第一线的作家联系，并帮助解决他们在深入生活当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还要经常组织作家讨论作品和当前文学创作上出现的问题。
为了让作家要互了解各自生活和创作的情况，创作委员会出版了一个不公开发行的内部刊物《作家通讯》。
外国文学委员会的主任是萧三，副主任是戈宝权。当时的中国和许多国家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因此，这个机构除了在文学上与国外的作家进行交往和联络之外，还做着许多国家在外交上不便于和一些国家联络的工作，即所谓“民间外交”。通过作家与作家之间的交往，达到中国与世界交流的目的。
普及工作部的部长是老舍，副部长是韦君宜。他们创办了《文艺学习》刊物。这个部经常组织作家、大学文学教授等给青年作家作报告，或者召开业余作者的座谈会。参加这些活动的有工人、农民、学生、战士、机关干部、学校的教员。
中国作家协会专门培养青年作家的机构是文学讲习所，其前身是1950年冬天成立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到了1953年秋天，研究所划归中国作协领导，改组后被叫做文学讲习所。开始的时候由吴伯箫当主任，后来又改为由丁玲担任主任。讲习所当时的任务不但是培养创作干部，同时也培养理论批评干部。招收的学员大部分是发表了一些作品的文学青年。讲习所的学制是两年，除了规定的课程之外，学员还要在学习期间进行定期的创作实习。讲习所聘请了诸如丁玲、张天翼、田间、赵树理、刘白羽等作家，分别担任学员创作的辅导工作。学习期间，学员们也有一定的时间到各地参观，到工厂、农村体验生活。
古典文学部是1953年11月成立的，部长是郑振铎，副部长是何其芳、聂绀弩和陈翔鹤。
说到文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这是作家协会对作家在物质上进行帮助的机构。我记得这个机构里的委员有郑振铎、许广平、陈白尘等人。
作家协会的驻会作家在进行创作期间，包括游历、旅行、体验生活、搜集材料以至写作、修改作品等等期间以内，如果在生活上遇到困难，都有权利向管委会要求无息贷款或津贴。这种帮助一种可以持续到三年甚至三年以上，直到作家完成他的作品为止。而对于非专业作家，比如机关干部或者其他职业的，作协可以出面为他请创作假，在创作期间，他也可以像专业作家一样从基金会得到经济上的帮助。会员以外的青年作家，只要有一定的创作成绩，并有两个作协理事推荐，同样可以享受和驻会作家一样的待遇。
1954年，驻会作家有：周立波、张天翼、艾青、刘白羽、胡风、谢冰心、白朗、罗烽、艾芜、陈学昭、赵树理、马烽、严辰（厂民）、雷加、康濯、秦兆阳、孔厥、袁静、白薇、黄碧野、逮斐、菡子、西戎、古立高、金近、李纳、杨朔、沙汀、舒群，共二十九个人。
这些人当中，胡风、谢冰心、艾芜、孔厥、白薇和黄碧野不是党员，其他人都是中共党员。
当时驻会作家的待遇是这样定级的：比如张天翼、周立波、冰心等人被定为文艺一级，政治行政待遇上套靠行政八级，但在工资收入上其实比行政七级还要高。丁玲当时的级别就是行政七级。行政八级的工资到二百元，而文艺一级作家的工资大约在二百多元以上。当时被定为文艺二级的有舒群、罗烽、白朗、陈企霞、草明等人。被定为文艺三级的有康濯、马烽、西戎等人。当时的文艺三级，就相当于正局级干部的待遇。
那时候，全面学习苏联，处处效法苏联，稿费也学习苏联，采取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的方式，而且定的标准很高。像杨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红旗谱》、柳青的《创业史》、曲波的《林海雪原》都赶上了。那时候书的品种少，每本书的印量也大，往往一本书就可以拿到五六万或者七八万元的稿酬。后来，拿稿酬的作家就不再从作协领取工资，丁玲同志就是第一个带头响应的作家。当时北京一个小四合院，房价也就是几千元，至多上万元，所以许多作家都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驻会作家开会学习的时候来，没有事情的时候就不来了。作家们出差或者深入生活的一切费用，都由作家协会报销。
那时候，作协的经费来源有两部分：行政经费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拨发，作家的工资和活动经费则由财政部拨发。说到底，到时候作协和作家基本上是由国家全给包下来了。
作协党组织是党总支领导下的各个党支部。在我记忆中，《人民文学》《新观察》《文艺报》《文艺学习》、资料室都各是一个支部；文学讲习所有两个支部，一个学员支部，一个工作人员支部；《译文》和古典文学部是一个支部；创作委员会和外国文学委员会是一个支部等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个特殊的支部。为了搞好统一战线的工作，团结党外作家，这个支部叫民盟支部，其实是联系民盟以及其他党外人士的支部，总支里我分管负责，这个支部的书记是陈白尘同志。这个支部的党员就负责联系党外人士的工作，实际上主要是团结一批翻译家和大家教授，他们有什么情况和意见要逐级向上反映，一直反映到中直机关党委。
1953年前后，中国作协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学习政治文件，进行学术研讨。那时提倡的创作方针就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反人性论等等。
1954年，机关的政治学习主要学习《毛选》第一卷、《联共党史》《哲学史》。还要全面学习苏联的文学作品。
中国作协资料室1954年11月编写了很厚的两本油印资料：一本是《关于苏联文学论文目录索引》。这个索引包括了1949年9月到1954年9月全国报刊所发表的对苏联文学评论的论文。其中比如《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1952年6月18日俄共（布）中央的决议）》《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论托尔斯泰》等三百六十篇文章。其中只有二十三篇文章是中国人写的。
另一本是《苏联作家研究介绍——作品评论目录索引》。这个索引介绍了如安东诺夫、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一百零一位苏联作家的近一百五十本著作以及大量的评价文章。要说明的是，这些书都已经在中国翻译出版。
不能不承认，苏联的思想和文学创作对当时中国的思想和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使我们的行为不由自主地跟着“苏联老大哥”的脚印走。正如那时的一句口号所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那段时间，每个星期有三个半天学习。而学术讨论会也是经常的，每个星期起码有两次。记得常来参加会议的有何其芳、袁水拍、王阑西、陈荒煤等同志。那些会议大部分是林默涵同志来主持。当时中宣部也没有几个人，他们也经常参加在作协机关举行的这些讨论会和活动。
作家协会还有一项为作家提供聚会地点和服务的工作。因此，每个星期六晚饭以后，许多作家和艺术家就到布总布胡同２２号院来。没有什么预先规定的题目，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组织和引导，只是随便进行文学艺术交谈，讨论一下最近的新闻时事，而大多数时间则是游乐活动，演唱、文艺表演、打麻将、下棋、聊天等等。
当时的作家中，丁玲、茅盾、老舍、郭沫若、罗烽、白朗、舒群、李季、阮章竞、谢冰心、赵树理、张天翼、周立波；艺术家中，梅兰芳、程砚秋、洪深、田汉、侯宝林、李波、王昆；北大的教授游国恩、何其芳、吴组缃，北师大的教授钟敬文、吕叔湘；翻译家冯至、曹靖华、纳迅等等，都是这里的常客。大家都很愿意来，还经常无拘无束地开玩笑。
许多知名人士经常即兴“上台”表演。像田汉上台唱过他自己写的京剧《打渔杀家》，洪深唱过《审头刺汤》。文联副主席柯仲平和韩起祥说过相声，赵树理唱过山西的上党梆子。侯宝林先生著名的相声段子《醉酒》，就是在那里产生的。
谈起《红楼梦》的时候，大家不禁争论起来，有的说林黛玉进北京是从德胜门进来的，所以住的应是北城……有的说，林黛玉住的地方根本不是北城，再说也不一定住哪城就非得从哪边的城门进来。谈起《水浒》中武松和李逵打虎的时候，吴组缃还即兴表演，他说还有比武松和李逵更厉害的，那就是祖孙俩打虎，爷爷让七八岁的孩子把老虎引来，自己举着斧头蹲在地上等着，只要老虎一扑上来，那斧子能把老虎从嘴一直豁到屁股，又快又准……
那时候，一是条件困难，二是为了工作方便，东总布胡同22号既是作协机关办公的地方，也是一些作家和领导同志的宿舍。后院的一座小楼共有五间住房，艾青住二层的一间（他当时的夫人韦莹带着孩子住在东院的一间平房里），陈企霞住一间（他的夫人带着孩子住在贡院胡同），我住楼下一间（我的家属住在象鼻子中坑胡同），邵荃麟住两间。
在另一栋小楼里，张天翼住一间（那时他还没有结婚），沙汀住两间，严文井住一间。而周立波全家住在后院的四间平房里。在东总布胡同22号，还住着作家白薇，因为年龄比较大，我们都称呼她老白薇。她是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因为经常去外地深入生活，所以很少住在这里。
当然，大部分作家都住在外边，比如马烽、西戎、田间住在鼓楼，罗烽、白朗、舒群、刘白羽、康濯、陈白尘都住在东总布胡同46号。那是中国作家协会成立以后一段比较宽松的时期。
以后，发生了一系列事情，诸如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丁陈反党小集团、反右等等运动，作协就好像骑在了老虎的背上——再也下不来了。
四、对《文艺报》的批判
1954年10月18日，中国作协党组召开会议，传达了毛主席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
我猜想，当时中国作协党组的有些人和我一样，都是第一次得知，就在刚刚过去的9月份，《文史哲》杂志上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而且没有想到事态的严重，更没有想到这封信会引起对《文艺报》后来那样严厉的批判，致使整个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都要为《文艺报》承担“领导软弱无力”和“漠不关心”的责任。
时隔十天，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袁水拍同志署名的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指责《文艺报》对“唯心论观点的容忍依从”和编者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
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文艺报》捅了娄子。1953年第9期《文艺报》上发表了推荐《红楼梦研究》的文章，而对于像李希凡、蓝翎、白盾等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批评俞平伯论点的文章，则采取了置之不理、拒绝刊登的态度。
按我们的想法，刊物发稿、退稿是常有的事情，即便退掉了一些好稿子也在所难免。但此事既然毛主席过问了，事情就重大了。当时的《文艺报》主编是冯雪峰，副主编是陈企霞（兼编辑主任）。尽管在《文艺报》第１８期上转载了李希凡和蓝翎在《文史哲》杂志上的批评文章，但大局已难以挽回。一个原因是“登晚了”，另一个原因是冯雪峰还加了编者按。按照后来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关于〈文艺报〉的错误的决议》中的说法，就是“转载时，编者又加上了贬抑这个批评的重大意义的错误按语……”
现在想起来，当时不论《文艺报》采取什么措施，可能都无济于事，不在这里犯错误，也会在那里犯错误，所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伸头缩头都是一刀。
但当时人们却是非常诚惶诚恐，觉得毛主席目光敏锐，毛主席博学多才，他能在那样繁杂的国家大事中关心文学界的事情，而且关心得那样具体、那样准确，这便决非小事了。
从10月31日起，中国作协主席团和中国文联主席团便多次召开会议，展开对《文艺报》的批判，首当其冲是冯雪峰同志，其次是陈企霞。
这里要说明的是，当时《文艺报》在名义上是中国文联的机关报，但文联委托作协来领导，因此《文艺报》的事情一出来，两个主席团都要“表示态度”。
10月31日那天，冯雪峰在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做了深刻的检查。他的态度很诚恳，但看得出来，他的确有些想不通，同时也有一种委屈的感觉。
他在巨大压力下的检查中仍然有这样的话：“特别严重的，是我对这个错误的严重性又不是很快认识到的。在主席关心到这问题并给以严厉的批评后，我才一步一步地认识到，这不仅证明我的思想确实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长期的根深蒂固的联系，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我思想中却是十分单薄；同时我身上的严重的包袱又在阻碍我从思想上去认识问题的本质和错误的严重性，例如我自以为做过一些帮助青年的工作以及自以为我平日在工作上是艰苦的等……”
冯雪峰的检查是交给作协党组和周扬同志的，并请周扬转呈中央宣传部和党中央。
根据冯雪峰检查中要求的“我决定立即在党报上和作协及文联主席团会议上公开做自我批评”，作协和文联党组决定，冯雪峰的检查文章在《人民日报》和《文艺报》上全文刊登。
11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以党组书记周扬、副书记邵荃麟的名义，写报告给中央宣传部，并转呈党中央。报告附上了冯雪峰的检查，并写上了“党组认为冯雪峰同志对这一错误的检讨态度是诚恳的”。
报告同时明确指出：“作协党组在领导文学工作上同样犯有这样错误倾向……”也诚恳地承担责任，并向中共中央做了检查。
接下来，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多次召开会议，商定对《文艺报》的处理意见。
第一个草案初稿的名称是《关于〈文艺报〉的错误的决议》（草案初稿）。
这个稿子在后来有两处较大的改动：一处是一稿中“无疑将给马克思主义文艺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危害”一句，在第二稿中改成了“无疑将给人民的文艺事业带来莫大的损害”。另一处是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在检讨对于“文艺思想领导的软弱无力和漠不关心”的部分，在第二稿中加上了“文艺艺术的领导机关和许多刊物都没有从1950年影片《武训传》的批判中认真吸取教训”。
第三稿又在第二稿的基础上做了较大的改动，主要是更加强调了《文艺报》对“小人物”的态度，说这样“必然会和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疏远起来……对待青年作家和批评家的态度是傲慢的……”同时又加上了《文艺报》“今年１月间对李（（造字））的小说《不能走那条路》所取的冷酷的批评态度……”
这些修改让人看出是在竭力回应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的内容。
这三稿草案最后涉及到的对《文艺报》处理的决议部分，改动也比较大。
我现在手里保存的最后的第三稿上，有邵荃麟同志19554年12月4日的批示：“先抄发文联主席团委员作协主席团同志、党组及有关负责同志”。还有林默涵的附言：“荃麟同志，此件已送中央。林默涵十二月四日”。
也就是说，在1954年的12月4日，两个主席团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草案），已经送给中宣部和中央了。
1954年12月8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文艺报〉的决议》，并根据决议中对《文艺报》改组的内容做出决议。
关于改组《文艺报》编辑机构的决议：
根据1954年12月8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所通过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文艺报》编辑机构予以改组，兹决议：
一、撤消陈企霞同志所担任的《文艺报》副主编兼编辑主任职务。
二、成立《文艺报》编辑委员会，决定康濯、侯金镜、秦兆阳、冯雪峰、黄药眠、刘白羽、王瑶七同志为编辑委员，并以康濯、侯金镜、秦兆阳三同志为常务编辑委员。免去黄药眠及康濯同志原任的《文艺学习》编辑委员职务。
三、责成编辑委员会在两星期内提出改进《文艺报》的具体方案和新的编辑方针，提交主席团审核。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全面地对中国作协系统的各个刊物进行检查。1954年12月１6日，在作协第四次常务办公会上，拟订了作协全面检查工作的计划，并指定由严文井、阮章竞和我组成检查工作小组，协助主席团具体研究与掌握全盘检查工作。除了《文艺报》以外。将各部门分为以下七个检查单位：
一、《人民文学》，二、普及部（包括《文艺学习》），三、古典文学部（包括《文学遗产》），四、创作委员会，五、《译文》，六、《新观察》，七、外国文学委员会、图书资料室和办公室。
之后，对照总体计划大致划分了检查工作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学习文件、酝酿检查阶段，时间截止于年前；第二阶段为进入检查阶段（包括对领导提意见），时间约在元月4日至14日；第三阶段为提出改进方案阶段，时间约在元月15日至22日。
检查小组的分工是这样的：严文井负总责，另外主要负责联系了解《人民文学》、创作委员会。阮章竞负责联系《译文》、普及部（包括《文艺学习》）、《新观察》。我负责联系古典文学部（包括《文学遗产》）、外国文学委员会、图书资料室、办公室等单位。指定丁宁同志为检查小组秘书，负责各部门的联络。
在将近一个月的检查活动中，各部门主要是从刊登稿件、来稿退稿的工作中对照毛主席的信，检查是否存在《文艺报》一类的问题。从总的方面来说，要检查“对资产阶级思想容忍和投降的问题”、“轻视和压制新生力量的问题”、“执行创作上的自由竞争的问题”；从具体方面来讲，要检查“权威思想”、“名人思想”、“脱离群众”、“脱离当前斗争任务”等等。
检查文章的过程中有些突出的例子，比如《人民文学》检查了3月号刊登的《洼地上的战役》，认为这是一篇有错误倾向的小说，但刊物至今也没有批判。
《洼地上的战役》是作家路翎的作品，描写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我们的军人在一瞬间有了害怕怯懦的念头。这篇文章主要受到来自部队方面的指责，还是那个老的争论——能不能写军人的弱点和缺点？
还有柯仲平的诗《献给志愿军》。有人认为这诗的质量并不高，只因为他是名人（文联副主席），就给予发表。
到了1955年初，对《文艺报》的批评处理和对作协系统各个刊物的检查算是告一段落。
在谈及《红楼梦》、批判胡适文艺思想期间，北京多次召开和《红楼梦》有关的研讨会。
1954年11月29日、12月21日和1955年的1月15日，曾在东四头条4号的全国文联会议室三次召开《〈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的专题研讨会。会议规格很高，分别由茅盾等同志主持。其会议通知都是由中国作协新成立的一个叫做“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工作委员会”秘书处发出的。陈白尘同志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
那时候，作协所属各刊物每天都能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来稿。作协分管普及工作的同志拆阅这些来信并进行汇编，再发给党组成员阅读。从来信中不但看到群众的思想十分活跃，也感到社会上掀起了一股读《红楼梦》，谈《红楼梦》以及其他古典文学的热潮。从有些典型的话语中可以看出这场运动对青年人和整个社会舆论的影响：
“通过这次讨论，我们才懂得在学术研究中也有两个阶级的斗争。”（北师大）
“我们中文系的同学，看了李、蓝的文章都很受感动，都说愿意走他们的道路。”（北大）
“我们那里的人对这次论争都很关心，但有人对它的意义认识不足，有人就说：‘搞文艺真不容易，一不小心就出问题，我们搞自然科学的是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实则在建筑学中早已有复古思想存在，有人讽刺这种复古思想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打底儿，共产主义镶边儿’倒是怪恰当的。”（自然博物馆）
在对《文艺报》的批评过程中，冯雪峰同志虽然想不通，但他的态度并不太激烈。他写检查，承担了《文艺报》所犯错误的责任。相比之下，作为《文艺报》副主编的陈企霞，情况就不同了。
为了李（（造字））、于黑丁等人的文章闹起的风波，陈企霞激烈地辩解，在党组扩大会上当面和周扬顶撞起来。于是，陈企霞“恃才傲物”、陈企霞“抗上”、陈企霞“反领导”的印象和舆论开始形成了。尽管他也勉强做了检讨，但心中是很不服气的。在《红楼梦研究》被批判的事情发生以后，陈企霞被召回北京（那时他在下面深入生活）。
《文艺报》最初创办的时候，丁玲是主编，陈企霞和萧殷是副主编，陈企霞曾表示不满：“主编还有什么副的？”丁玲找周扬商量，周扬点了头，于是《文艺报》就出现了三个主编并列的现象。凡此种种事情，陈企霞都给各级领导——当然主要是周扬，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就连丁玲后来在“帮助”陈企霞的会上，也认为和陈企霞一起工作“像背了一个大包袱”。
这时候，中国作协所面临的战斗已经不光是要解决《文艺报》的问题了，一个更大、更激烈的运动已然悄悄临近。
中国作协的战斗方向已经开始要向胡风转移，但是我相信，就是党组中的所有成员也没有想到，“胡风的文艺思想的错误”能够发展成“胡风反革命集团”。
中国作协需要尽快结束对内部的检查，以便投入到对“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批判上来。在那种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在文联和作协主席团会议上，陈企霞才勉强做了检讨。在中宣部的会议上，陈企霞也做了检讨。最后，他被撤消《文艺报》副主编和编辑部主任的职务。
最近看到陈企霞病中的自述，谈到他勉强接受处分的环境和心情，他说：“当时的气氛和某些做法，使我根本丧失了为自己辩护的勇气和可能。同时我又接受了一些庸俗的自由主义的劝告的影响。”陈企霞谈到了丁玲、冯雪峰、艾青、康濯等同志劝他马上认错时自己无奈的心情。
当时的丁玲并没有被触及到任何问题，在党组会上她也没有受到任何批评，可是事隔一年，丁玲就被打成了“反党集团”。我想，陈企霞即便当时没有任何检讨，没有接受处分，就当时的环境来看，他的命运也不会因此而发生太大的变化。
许多回忆文章谈到在批判《文艺报》期间有封匿名信的问题，我把所知关于这封信的情况说一下：
大约是1954年11月或12月，正是中国作协批判检查《文艺报》所犯错误的时候，有一天，刘白羽同志找到我，递给我一封信说：“这是封写给刘少奇同志的匿名信。少奇同志批下来了，转给了公安部，又转到咱们这里，让查一下这封信到底是谁写的……”
我接过信，这是一个普通的短白信封，没有单位落款，更不是作协通常用的那种牛皮纸信封，上面写着“刘少奇同志亲启”的字样。在刘少奇的名字上画着一个圈，估计是刘少奇同志圈阅过。信的投寄地点是北京西单某邮局。
我印象中信封里面有三四张普通稿纸，上面也没有印刷单位。
信的大意是对当时正在激烈地批判《文艺报》各种错误的反驳，为《文艺报》打抱不平，鸣冤叫屈……从信中的内容和措词来看，写信的人对作协内部的情况非常熟悉，给人的初步印象是，这封信是作协内部的知情人写的。信如果是署名的，这封信可能会很“简单”地处理。
既然是刘少奇同志亲自批下来的，当然事关重大。我马上找到公安部六局局长陈中，他说已经知道这件事，写信的人可能就在中国作协内部。他希望我们自己先查一下。
我们根据匿名信的笔迹开始查找。记得当时参加查找笔迹的有丁宁、胡海珠、罗立韵等同志，还有我。我们从作家协会工作人员的档案中，取出每个人自己填写的登记表，把表上的字迹与匿名信一一核对。然而找了很长时间，没有结果。这件事放在工作日程上大约有一年之久。
谁也没有想到，反右斗争开始的时候，“丁陈反党集团”的事情不但没有得到平反，丁陈二人又被划成右派。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王任叔（巴人）找到刘白羽、严文井和我，讲述了一件事情，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个女编辑，这次她在与副主编楼适夷的谈话中，揭发出当年匿名信的事。说是当时陈企霞写了信，通过这个女编辑找了一个“老秀才”，把这封信抄了一遍，然后陈企霞去了上海，由这个女编辑把信寄出的。
我们当即去了这个女编辑的家。女编辑领着我们又找到了那个替陈企霞抄信的“老秀才”，最后证明女编辑说的是事实。
陈企霞同志可能是得到了消息，第二天，他就由他的夫人郑重陪着来到作协，拿出一把钥匙交给我们说：“这就是罪证。”这把钥匙是那个女编辑家的。
1957年8月3日，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上，陈企霞在他的检查里说：“首先我要揭露匿名信的事和还有比柳溪所说的更可怕的事——”这话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说出的。匿名信的问题到此真相大白，只是陈企霞又多了两条罪状。
如今看起来，陈企霞的这两年事都不能构成什么罪状。但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一看就明白，就两件事都将沉重地压在他的身上。
转自《二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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