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僖：只言片语－－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三）
只言片语－－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三）
作者：张僖
八、两上北大荒
丁玲和陈明去北大荒的时候，我代表中国作协到北京火车站去送他们。丁玲的女儿蒋祖慧，从苏联学习芭蕾舞回来，也到车站送母亲。
转眼到了1959年的8月初，周扬同志在北戴河开中央全会。那时候，周扬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有一天，刘白羽同志找到我，他说他刚从北戴河回来。他可能是在北戴河休假。
刘白羽告诉我，他在北戴河听周扬同志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国作协应派人到北大荒、白各庄去看看丁玲、艾青、陈企霞等右派改造的情况，看能不能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他说这是中央统战部的统一布置，准备在国庆十周年前夕给一批改造比较好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
刘白羽希望我能够去一趟北大荒。我表示同意。
临行前，我问刘白羽同志还有什么要交代的事情。他只是简单地说了句：“实事求是。”
我和秘书长郭小川商量去北大荒的事情。因为丁玲等在北大荒劳动的同志从人事关系上来说已属于农垦部下属农场，我们直接到农场去是不符合组织和人事手续的，会有许多不便。
在我临走的前一天下午，郭小川打通王震同志家电话，是王震的夫人王洁清同志接的。她说王震到张宗汉那里去了，现在在北京饭店。张宗汉那时是农垦部副部长。
经郭小川再次联系，与王震同志通上了电话。王震同志听说我要去北大荒，要我马上到北京饭店张宗汉的房间去见他。
我和郭小川一起来到北京饭店，见到了王震同志。当时张宗汉同志也在房间里。
王震同志说：你明天就去北大荒……艾青在那里表现还可以……你去了解一下也好。
张宗汉同志说：“王部长，你得给他个令箭啊，你给张僖同志写个条子带去方便一些。
王震同志点点头，顺手从桌上的台历上面撕下一张，在背面的空白处写上——
王景坤同志：
兹介绍文抗的副秘书长张僖同志到北大荒去看望艾青、丁玲等人，请予协助。
王震
王震同志不知道当时“文抗”早已改叫文联和作协，他还沿用延安时的称呼。
这张条子是写给密山农垦局局长王景坤同志的，他曾经是359旅的一个团长。
我们告辞的时候，王震又嘱咐我说：你还要代表我去看看总政文工团被划成右派被编在密山农垦局文工团的同志们……我还兼着副总参谋长呢！你一定要抽出时间去看看他们……
张宗汉对我说：既然有王胡子的信，有这支令箭，你到哪儿，他们都不会阻拦你！
我拿着王震同志的“令箭”来到佳木斯，找到密山农垦局的王景坤局长。他只有一只胳膊，听说另一只胳膊是在抗日战争中负伤被锯掉的。
看了王震的便条，他很爽快地说：“说让我们农垦局政治部的宣传部长陪你去看看。”
农场为我们配了一辆吉普车，宣传部长陪着我，驱车到密山农垦局所属852林场的分场。
艾青同志和他的夫人高瑛，就被下放在那里劳动。
那是一座“干打垒”的围墙围起的小院，院里是十几间“干打垒”的土坯房。这里就是852林场分场的场部所在地，艾青和高瑛就住在场部的两间土坯房里，几位场领导也同住在这个场部小院里。
这个林场的职工绝大部分是铁道兵参加抗美援朝之后转业到林场的复员军人。林场的党委成员更是一些资格很老的老革命。
林场的场长、党委书记、副场长，是几位来自江西的老同志。我向他们说了此行的意图和王震同志的意思，也重点谈了能不能给艾青摘帽子的问题。
没有想到，话刚刚说完，他们就说：“艾青这个人嘴太损、太刻薄，群众关系也不好，摘帽子怕是不成……”
我意识到，艾青和他们的关系可能很紧张，于是调转话题，问问艾青的夫人高瑛怎么样。
说到高瑛，几位同志的态度和缓了许多。他们一致认为高瑛表现还不错，劳动态度好，能干，为人也不错……
看来事情还无法有什么结论。我当天就去了艾青家里看望他们。
说起林场的几位领导，艾青对他们的意见比他们对艾青的意见更大。他说：“这些人总爱和高瑛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他们其实是想勾搭高瑛。二百多斤的大木头，我怎么扛得动哇！高瑛一天能扛四五十根……所以大家说她劳动态度好……在这里，人家把我们当奴隶啊！”
我知道，艾青这个人性格很直，对许多事情看不惯，看不惯就想说，说话还总是要冷嘲热讽，言来语去，话里总带着“倒刺”，有的人说他的嘴“太刻薄”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听这里的领导说，有时候，他们到艾青家里好意看望他，他也会不咸不淡地敲打上几句。久而久之，矛盾越来越大，关系搞得很僵。
我向林场领导再一次强调说：“我临来之前，王震同志特意嘱咐我看看艾青在这里待不待得下去，右派帽子能不能摘？”
林场领导认为：“艾青这个人不行！我们并不指望他干多少活儿，关键是他改造的态度不好！”
看来，艾青的右派帽子是摘不了了。我临走的时候对艾青说：“这样吧，我回去之后向王震同志汇报一下，看能不能换个地方。”
离开852林场，我又到853农场，看望了其他一些同志，然后回到密山农垦局文工团，看望了王震同志嘱咐的一定要看望的总政文工团被划成右派的同志。
离开密山农垦局，我来到佳木斯农垦局，这个农垦局属于地方。见到农垦局的李局长，我向他说明情况。李局长说他刚从友谊农场调来，对丁玲的情况不了解。
第二天一早，农垦局派车把我送到属于佳木斯农垦局管辖的汤原农场。汤原农场离佳木斯比较近，只有十五公里。这次陪我去的是黑龙江省文联主席张克同志。当晚我们住在农场招待所，见到了汤原农场的程书记。
程书记向我们介绍说，汤原农场不大，大约有两千多人，丁玲同志就在农场的养鸡场劳动。
当天晚上，我向程书记说明了此行的意图——看看丁玲和陈明生活得怎么样，能不能摘掉右派的帽子。
程书记说，这件事情他们要召开场党委会研究。
还没等我去看望丁玲，她已经知道了北京来人的消息，第二天上午她就和陈明一起来招待所看我。
我说：“丁玲同志，王震同志和周扬同志让我来看看你们……”
丁玲说：“谢谢你来看我，我和陈明心里很明白是怎么回事。”
听她说话的口气，好像已经猜出了我这次来的意图。我说：“王震和周扬同志对你还是挺关心的。”
丁玲苦笑一下：“王震关心我还有一说，周扬不见得是关心吧！”
我说：“你在这里怎么样？”
我刚一说完，丁玲就把裤角挽了起来。我看见她的小腿肿得很厉害。
丁玲告诉我，她每天八个小时，就是站在那里剁菜，准备鸡饲料，不但腿肿了，手也抬不起来了。
丁玲当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看到这种情况，我的心里很不好受。我心里想，农场党委讨论丁玲摘帽的问题，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论……
我又问陈明干什么活儿。
陈明说：“我的工作就是整天用镐和铁锨刨地，我就是整天修理地球呗！……”
按照当时中央关于给右派摘帽子的规定，必须要看当地党委的意见，看他们在当地的表现，然后才能做出决定。因此，为了丁玲和陈明能否摘去右派帽子的事情，农场党委专门召开了会议。我不是人家党委的成员，不能参加会议。
党委会开完之后，程书记告诉我，给丁玲摘帽子有一定难度。他说他倒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但丁玲所在畜牧场的支部书记认为她表现不好。比如丁玲原来犯的就是“反党小集团”的错误，可现在她还在小恩小惠地拉拢年轻人，她身边总有一帮人围着她转，她又在“腐蚀”我们的年轻人。
最后，程书记告诉我，党委会最后决定，还是不能摘掉丁玲右派分子的帽子。
我说：“既然不能摘帽子，那能不能改变一下她和陈明的工作？她年龄那么大，身体又不好，能不能安排她搞点儿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
程书记说可以考虑。
第二天上午，我来到农场的养鸡场看丁玲。一进养鸡场就看见丁玲同志穿着一件短袖白衬衫，腰里系着一个蓝布围裙，正在那里剁菜。此情此景，与丁玲前一天和我讲的一模一样。
我告诉丁玲：“关于摘帽子的问题，场方领导的意见还不一致，目前摘帽子的事情还有难度。但他们同意改变你们的工作。”
丁玲无可奈何地苦笑着说：“我还是很感谢你来看我们……”
我离开汤原农场以后，农场安排丁玲到夜校当了教员，安排陈明到生产队当了会计。
回北京的第二天，我约上郭小川同志一同到王震同志家里，向他汇报了这次去北大荒的情况。
说到丁玲，王震说：“丁玲应该当文化教员……”
我又说到艾青的情况，王震说：“艾青我当然了解啦，他就是嘴不饶人！”
我说：“那怎么办呢？”
王震想了一下，说：“这样吧！你马上去北京饭店二楼。张宗汉现在在那儿，你去找他！”
张宗汉当时不但是农垦部副部长，还兼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司令员。按照王震同志的指示，我找到了他。
他说：“胡子（指王震同志）怎么讲吧？”
我说：“王震同志让你把他调过去，照顾他一下！”
张宗汉说：“行！让他到农8师去！到石河子去！”
没过多久，根据农垦部的命令，艾青与高瑛一同被调到了石河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8师。从那以后，没有再让他们参加体力劳动，人也一直住在农8师的师部招待所里。
回到作协后，我将去北大荒的情况又向刘白羽作了汇报。
我第二次去北大荒看丁玲，大约是1960年6月。那是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第三次文艺界代表大会的前夕。
文代会由周扬同志总负责，阳翰笙是大会筹备处的秘书长，我（作协副秘书长）、华君武（美协党组书记）、孙福田（剧协党组书记）三个人，任筹备处的副秘书长。因为我分管大会秘书处，具体工作多一些，比如大会会务的筹备、报告的准备，都要负责，所以阳翰笙的主要工作都抓我来做。
有一天，周扬同志从北戴河给他的秘书陆菲打来电话，让她转告我去他家里接电话（他家里有专线保密电话，就是大家平时说的“红机子”）。
周扬同志在电话里告诉我，并让我转告阳翰笙同志说：“这次大会（三次文代会）党中央非常重视。小平同志讲了，我们大家都出席！政治局所有同志都出席！全体都出席！”
到了筹备处，我将周扬的话告诉了阳翰笙同志，他也非常高兴。
周扬同志刚一回到北京就给我们布置任务，说：“毛主席有个意见，这次开文代会有些右派代表人物也要参加。毛主席说：‘右派还要请他们回来参加，请几个代表人物……’”
周扬同志接着说：“你们列一个参加会议代表的名单，名单要放宽，各方面的人都要有，要广泛团结，左中右的人都要有……”
在这次布置任务的会议上，周扬讲到毛主席点到了要有丁玲等一些人参加的指示。因此，参加会议代表的名单上当然就有了丁玲等同志。
名单报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看了名单说：“花鸟鱼虫也要加上去啊！”说着，他就点名加上了南京的一位著名花鸟画家的名家。记得被加上名字的还有黄药眠、吴作人、钟敬文等，大约添了有十几个人。
说到花鸟鱼虫，我们知道，以前毛主席曾经说过，养花鸟鱼虫要玩物丧志的。因此周总理现在突然这样说，让人感到这次会议真是广泛团结，有一种很宽松的形势。
有一天，周扬同志对我说：“你去北大荒看看丁玲，通知她参加会议，让她做好准备。不用说是毛主席点的名，就说是中央决定。”
我再次来到北大荒。这次没有去农垦局，而是直接去了汤原农场。农场党委的程书记到车站来接我。我向他说明来意，告诉他：“今年七八月份要召开第三次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要丁玲同志参加，这是中央的意见。现在和农场党委预先打个招呼，将来会发正式的会议通知，由农垦部转到你们这里。”
我这次见到丁玲同志时，她对此事还一点消息也没有得到。我告诉她：“周扬同志让我来通知你一声，今年七八月要召开第三次文代会，请你参加。你要做些准备，你在会上有个发言。另外，你在这里的工作要安排一下，这件事我已经和程书记讲了……”
丁玲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我说：“这也不光是周扬个人的意见，是党中央的意见！”
丁玲显得很激动，她说：“党还没有忘掉我！”
1960年7月22日，第三次文代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开幕式那天，正如邓小平同志讲的，所有政治局委员全部参加了。毛主席在大会期间还接见了与会代表。
会上，周总理作了报告，陈毅和李富春同志也作了国内外形势和有关文学艺术工作的报告。郭沫若致开幕词，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祝祠，周扬等文化界的领导同志也作了报告。当时报告的内容突出而鲜明——一致反对修正主义。
丁玲同志是以黑龙江省代表的名义参加的第三次文代会。
在第三次文代会实到代表统计表上，在专项统计栏目里，除了男、女、党员、团员、少数民族、民主党派之外，还有一栏是参加大会右派的人数，在后面的备注里，还要标明这些人到会没到。
现把我手头保留的这张表格上有关右派的部分抄录如下：
广东省（应到）右派3人。上海右派1人，未出席。辽宁省右派1人。北京右派4人。宁夏右派1人，未出席。吉林省右派1人。河北省右派1人，未出席。陕西省右派1人。浙江省右派5人，2人未出席。黑龙江省右派4人，3人未出席。新疆右派1人，未出席。中直代表团（作协）1名右派。中直代表团（美术）1名右派。
出席第三次文代会的实到右派代表一共有16个人。
没有提到的省份，是这些省没有右派参加这次文代会的名额。
第三次文代会应到代表2442人，实到代表2234人。其中右派代表16人。
大会上发言的人很多，有些是口头的，有些是书面的，秘书处将这些发言全部打印出来，发给与会代表。
丁玲同志作的就是书面发言。她的发言除了对形势的认识、个人的体会之外，还做了一些自我批评。我记得当时上上下下对她的发言反映都不错。
会议开了整整一个月，大会套小会，还有各协会的代表大会。文代会开完以后，紧接着是召开第三届全委会，接下来是选举副主席的会，再接下来又开副主席的会，最后是召开联欢大会。
这次会议的规模是空前的，除了会议时间长，参加会议的人数也很多，一共有五千多人。我记得闭幕式前夕，我忙得三天三夜都没有睡觉。
值得一说的还有在人大会堂举行的宴会。政治局委员们除了毛主席之外，都参加了闭幕式和宴会。当时，前二十桌来宾的名单都要由周总理亲自过目，丁玲也在其中。
文代会开完以后，周扬同志找到我说：“丁玲回来了，我得见她一面，谈一谈，希望你安排一下。”
我说：“那好啊！在哪儿谈？到你家？”
周扬摇摇头。
我说：“去中宣部你的办公室？”
周扬说：“太严肃了！有点公事公办的样子！”
我当时想，如果让周扬去丁玲住的宾馆，是不是也不合适？于是我说：“要不要到我的办公室来谈？”
周扬说：“好！就到你的办公室谈。”
于是，我约好丁玲同志在当时的文联大楼（王府井大街56号，现为商务印务馆）与周扬同志见面。
那一天，我派车将丁玲从宾馆接到文联大楼418房间，我的办公室。
我把他们二人安排坐下以后就出来了。
周扬和丁玲同志在那里单独谈了两个多小时。出来的时候，我看见他们的表情都比较愉快。
丁玲同志走了之后，周扬对我说：“我们二人谈得还可以……”他没有提到具体的谈话内容，我也不便多问。
1961年，国内政治形势相对宽松了一些，各行各业都有一批右派被摘掉帽子。
大约是这年9月，中宣部召开部务会议，由张子意同志主持。作家协会派严文井同志参加了这个会（那天，刘白羽、周扬和林默涵到颐和园去参加齐燕铭夫妇举行的一个宴会）。这次部务会议讨论了给丁玲摘帽子的问题。严文井回来后向我转达了会议情况。
会上，许立群、王宗一、赵进等同志一致提出，要将丁玲的右派分子帽子摘掉，决定让作协将原来的“不能摘掉帽子的报告”改成“摘帽子的报告”。张子意希望严文井表示态度。严文井没有明确地表示态度，说他回去后要和刘白羽同志商量，然后才能确定，因为当时在北京的作协党组成员只有他们两个。
当天晚上，严文井告诉了刘白羽会上的情况。刘白羽说：“如果你当时同意，就签字好了，何必再等回来商量！”
记得是9月21日，周扬、林默涵、刘白羽等同志又参加了一个会议，说已经取得一致意见。他们开会回来以后，严文井来找我，说要一起修改那个不能给丁玲摘帽子的报告，要加上“丁玲基本上是拥护三面红旗的”和“丁玲在60年第三次文代会的书面发言是有悔改表现的，表示她已经伏罪……”
我们抓紧时间，9月28日修改完报告，然后赶紧报送中央。可是后来这个报告没有被中央批准，据说是有位领导同志不同意，至于是哪位同志，我们也不得而知。这次，丁玲的右派帽子还是没有摘成。
1961年11月底，郭小川被调到人民日报社，我被任命为作协秘书长。那个时候，刘白羽去养病。
有一天，邵荃麟找我，希望我再去一次北大荒。
我说：我去干什么呢？帽子也不能给丁玲摘。
后来，严文井布置王翔云和高铮两个同志去了。严文井对他们说：你们去看看就可以了，就不要提摘帽子的事情了。
高铮的哥哥是农垦部的副部长，兼黑龙江省农垦局的局长，他去有一定的方便。我只是临行前向他们介绍了一下前两次去的情况。
1962年2月，严文井对我说，周扬要中国作协党组在北京郊区给丁龄找个地方，将丁玲安排在北京郊区。严文井说，周扬还对夏衍同志提出，要夏衍解决陈明的工作问题。我后来给夏衍的秘书打电话，夏衍的秘书说，夏衍还没有与北影谈陈明的工作安排问题。
我和北京市委联系安排丁玲到北京郊区的事情，但他们都不肯接收。事情一直拖到6月，北戴河会议召开了。毛主席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于是没有人再敢提安排丁玲工作的问题。
谈起丁玲，有一件事情我必须提起。丁玲这个人对金钱看得很轻。她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斯大林奖金之后，她把奖金全部捐给了中国作协。作协就把她的钱和周立波捐献的一部分奖金合在一起，盖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幼儿园，所有基本建设费用都是这些钱。除了盖房子，还买了设备（桌、椅、板凳、床，包括院子里的滑梯等大小玩具），只有日常费用从作协经费里面出。
那时候，作协的人很多，需要进幼儿园的孩子也特别多，除了讲习所的孩子之外，还有《人民文学》《诗刊》《新观察》《文艺报》《世界文学》《民族文学》《收获》等七家刊物工作人员的孩子。
那会儿的文学讲习所每期学员至少都有七八十人。他们都带着户口、粮油以及工资关系来到北京，工资都由作家协会发放。有的人不但自己来，还带着家属和孩子。
那时候，中国作协下属单位共有六七百号人。许多人家里都有上幼儿园的孩子。
丁玲和周立波捐献奖金办的幼儿园，给作协做了很大的贡献。
就是这个幼儿园，最多的时候，要收一百多个孩子。
九、两个批示前后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中央提倡劳逸结合。相对前后时期而言，这一段时间，文艺界以及中国作协在政治上进入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时期。后来遭到强烈批判的昆曲《李慧娘》（孟超编剧）、京剧《谢瑶环》（田汉编剧）、京剧《海瑞罢官》（吴晗编剧）以及系列杂文《三家村札记》（吴晗、邓拓、廖沫沙著）等等，都是在那个时期陆续上演和发表的。
令人费解的是，1961年的6月，一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康生，也在中南海紫光阁发表讲话，居然与推陈出新大唱反调，吹捧《十八扯》《宝蟾送酒》《胭脂虎》等有大量封建与色情糟粕的坏戏，强令京剧《花田错》要按照没改动以前的剧本演出。他居然说：“谁要让马连良演现代戏，我开除他的党籍！”
在这样的空气下，经阳翰笙同志倡议，在文联大楼（现中华书局）组织了一个文艺俱乐部。阿英当主任，我当副主任，目的是营造一个茶座性质的、代艺术家和作家休息聊天的环境。这实际上是反右斗争之前，在东总布胡同22号院作协组织活动的延续。
俱乐部做的事情非常具体。当时的食品供应非常紧张，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些食品，我们找到北京服务局局长李慧生（他原来在东北局当过交际处处长）。他说：这样吧！我让森隆饭店到你们那里（文艺俱乐部）去卖小吃，卖点凉菜、酱牛肉、锟钝、包子什么的。于是，我们就派出版社办公室主任邹起同志负责这件事。
这样，在外面供应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大家可以带着家属，不用票证，但要自己花钱买些食品在这里吃，每个星期一次。同时，我们每个月从文联在怀柔的农场拉回一些肉，给每个理事以上的同志发半斤。
那段时期，我们还利用文联、剧协组联部的机构，组织各种演出，包括地方戏的演出。来参加的同志可在一楼茶座聊天，也可在二楼看演出。像曹禺、老舍等人都是这里常客。
这个文艺俱乐部的活动一直延续了近三年。
1962年8月2日到16日，在大连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这个会是一个很显眼的会，也是后来中国作协受到批评的原因之一。
那次会上，赵树理、柳青等同志的发言，都谈到了写“真实”、写“中间人物”等问题。
茅盾、邵荃麟同志都在会上讲了话。邵荃麟讲话的主要内容是：鉴于当前文学作品中人物塑造上简单化的倾向，因此要注意描写“中间人物”。
那会儿，周扬可能已经预感到一种山雨欲来的形势，因此他的发言只善意地提醒作家们要注意一些问题，告诉大家要投鼠忌器。
与此同时，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
在这次会上，毛主席指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那次会议之后，周扬对我讲：在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还点了巴金的名字，主要谈了他过去的作品，说那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他的作品不能表现这个时代……
因为知道巴金那时候也写了一些回忆性的东西，所以听了毛主席这样的话，我不清楚具体预示着什么，但我感到中国作协又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那时，国家正处于三年困难的休整时期，人们还在为吃饭穿衣的事情发愁，因此政治形势还没有过于紧张，写作品只要不反对“三面红旗”就没有什么大问题。
1963年元旦，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在“上海部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提出了“写十三年”的口号。
这是一次元旦团拜会，请了许多人参加。
就在这个会上，柯庆施根据张春桥整理的材料，不点名地历数了陈白尘历史上的问题，找出了陈白尘在苏州反省院写的所谓歌颂国民党、影射共产党的剧本。然后说，《人民文学》这样重要的刊物，居然用这样的人来当主编！
那时，陈白尘同志正担任《人民文学》的副主编。
阳翰笙同志适值在上海办事，应邀参加了这个会。而当时作为戏剧家协会主席的田汉也在上海，却没有被邀请参加。
阳翰笙回到北京以后对我说：咱们得注意点啦！柯庆施在会上“点”了陈白尘的名，看来，陈白尘不能再在《人民文学》待下去了。
于是，中国作协党组开会决定，由李季同志担任《人民文学》副主编，让陈白尘去当专业作家，“专门”写他没有完成的历史剧《大风歌》……
与上海舆论不同的是，在2月8日的春节联欢会上，周总理又着重谈了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问题。
4月，中宣部召开文艺座谈会。周扬、林默涵、邵荃麟都发了言，指出“写十三年”的口号有片面性，批驳了“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的错误主张。
诸如此类，北京和上海的不同声音在这一年里此起彼伏。可是绝大多数人都没有预料到事情的严重性和事态发展的结果，几乎所有人都把这种争论仅仅看成是一种学术争鸣。
这年6月，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讲话，再次强调阶级斗争。即使是这样，大多数同志也没有把这些现在看起来很明确的指示与自己身边的事情联系起来。
终于，在年底的12月12日，毛主席的第一个批示下来了。
毛主席在中宣部文艺处编的一份关于上海举行故事会活动的材料上做了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1964年1月底，春节即将来临。中国剧协的秘书长李超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准备举办春节文联各协会的联欢会，希望作协也能参加。
以往的春节联欢会，作协都是参加的。可这时候我已经格外小心，因为有了这一年的形势变化，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关键是刚刚看到毛主席的第一个批示，我真怕在这个会上又出什么问题，因此想作协不要参加，以免授人以柄。于是我跟李超说：我们这次就先不参加了。
文联的副秘书长阿英（钱杏邨）又来电话，说起举办联欢会的事情。我说，我们要谨慎一点为好，我们现在正在批“写中间人物”的问题，我们不参加，免得连累你们，再说，我们作协也没有什么节目……
2月3日，由剧协发起，文联各协会艺术家们参加的春节联欢会在政协礼堂如期举办，作协没有参加。
联欢会后，作协的关慕琴同志告诉我，那天，李超反串跳独舞“小天鹅”，还有人演了一些中外戏剧的片断。
当时的直觉告诉我，这不坏了！
果然，这个联欢会还真出了娄子。参加联欢会的四名部队作家给陆定一写了封信，大致意思是说，这个联欢会与毛主席的第一个批示相抵触，“言不及义”、“污七八糟”，李超等人还扮成女人出洋相等等。
听说陆定一接到这封信后也不敢压住，于是呈报给了毛主席。
1964年3月，文联和作协开始整风。邵荃麟、赵树理等许多同志开始做检查，检讨他们以前的文艺思想和各次讲话中的错误。
6月底，我们看到了毛主席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上的批示，也就是后来常说的第二个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从此以后，许多作家以前发表的文章都被拿到报刊上去批判。像郭小川的《望星空》和《一个和八个》。
第二个批示公布以后。文化部长茅盾被调到政协当副主席，部长由副总理兼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兼任。刘白羽兼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陈荒煤下去了，由吴雪当电影局局长，后来吴雪又当了文化部副部长。
十、“四清”和十年动乱
两个批示下来后，中国作协进行了长时间的整风。在此期间，中央已经开始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或者简称“社教”运动。
1964年的秋天，社会上已经开始批判“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
而在中国作家协会，主要是批邵荃麟和赵树理的“中间人物论”。批判告一段落之后，邵荃麟调离了中国作协，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当外文研究所所长去了。我觉得，批“中间人物论”是邵荃麟调走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毛主席第二个批示直接涉及各个协会，中国作协更是首当其冲。而我作为作协的秘书长也要承担责任。我心里很明白，这次整风在思想上是批判邵荃麟，在行政管理方面是要批我。
党组书记刘白羽决定调许翰如同志来接替我的工作，这实际上等于是对我的组织处理。
中宣部干部处处长赵进同志向张际春报告，安排我到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二办）工作。张陈春同意。刘白羽说，你先去参加“四清”，再去二办。
当时大批干部下放到农村，参加“四清”工作队，主要指导思想也是要改进并克服毛主席在第二个批示中讲的“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之类的作风和毛病。
我大约在10月底11月初来到山东。“蹲点”的地方是孔夫子的家乡，离曲阜十五里地的大关庄。中国作协有许多人都来到曲阜的房山区，比如严文井、陈白尘、侯金镜等许多同志，机关的人几乎来了一半，文联各个协会的许多同志，比如华君武等也来到这里。
其他的同志都有个职务，像严文井同志是个工作组的组长，而我就是个普通工作队队员，我的组长是个普通的美术编辑。我与严文井不在一个村，我所在村子的工作队长，是山东济宁地区来的一个姓谢的同志。
工作队当时在农村的权力是很大的，几乎领导一切。那时候主要的任务就是批判当权派，村里的当权派就是生产队长、生产大队长。
农村的运动和城里机关的运动不一样，白天要照常下地干活，工作队的队员也要下地和社会一起干活，同吃、同住、同劳动。晚上就开批判会，组织社员揭发生产队干部多吃多占等问题。“挖”他们的“浮财”（就是粮食），让他们把多吃多占的东西（还是粮食）退赔出来，然后再分给社员。
我和工作队长老谢很谈得来。这个老谢是农村的公社书记，对农村的事情很熟悉，也很有经验。我们一致认为，无论怎么批，生产粮食吃饱饭还是第一位的，因此我们要求白天的农业生产仍旧是队长和大队长来抓。而且退出来的粮食也不能分光，因为如果分光，明年一开春，春荒的时候就会饿肚子，就会有人出去要饭，弄不好还会饿死人！于是我们就拿出三分之一的“赔粮”分了下去，留下三分之二以备明年春天救急。说实在的，退出的粮食和分掉的粮食数量也都少得可怜，但这毕竟是个应急的措施啊！
而其他几个村就把粮食都分给了社员。
果然，第二年春天到来的时候，社员开始吃草根和树皮，有几个干部还上吊自杀。
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肯定了我们的做法，认为这种“留一手”的做法是对的。山东菏泽地委书记是房山区的工作团团长，有一天告诉我说：谭书记让你进分团党委。
谭启龙同志以前和我认识，这次听到华君武同志提起张僖也在曲阜，就说：你们那里分团党委怎么没有中国作协的张某人啊？
这样，第二年春节过后，我就进了分团党委当党委委员。于是，中国作家协会在山东搞“四清”的同志都由我来联系。
我1964年11月到曲阜，第二年春节回了一趟家，一直干到第二年的6月。
回到北京，我准备到国务院二办去报到。刘白羽同志找到我说：作协第二批干部要去摘“社教”了，可是中央有个指示，说第二批去的同志当中必须有一个第一批去过的同志带队，你还是再去一趟吧。１９９８年，刘白羽同志在和我核实另一件事情的时候对我解释说：当时我们让你第二次去搞“四清”，主要是对某某某同志不放心，他这个人太右。我也将信将疑，不置可否。
后来，二办主任张际春也对我说：中央既然有这个规定，那你就去吧！
于是，我又参加了第二批“四清”工作队，从1965年9月，一直干到“文革”开始。
我参加的第二次“四清”是在北京的郊区县，从七八月就与北京市委，主要是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和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赵凡联系。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这次“社教”的地点，是在北京市顺义县的牛栏山、木林、张各庄、龙安屯四个公社。除了作协机关的干部和北京市的干部，还有科技大学的学生。我这次的职务是分团党委副书记。作协第一批参加“四清”工作队的人基本都回到了机关，留在机关的另一半又下去了。这次下去的还有其他各协会的同志，阳翰笙、田汉、阿英、孙振，都是这次同我们一起到农村的。
1966年春夏之间，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出来了。我们这些搞“四清”的干部当时还能看省军级的文件。过了没几天，北京市属的负责干部都被“叫”回了城里，“四清”运动只得草草收场。
《5.16通知》发布以后，中宣部被定为“阎王殿”，北京市委被定成“独立王国”。中国文联各协会和中国作协，都被划归文化部领导，我们中国作协的干部也都回到北京城里参加运动。
走进中国作协大楼，我迎面看见一条大标语：不能让张僖溜走！
我心里明白，因为我当时已经准备到国务院文教办去了，现在是有人要“揪”住我。不让溜走，是不让溜到文教办去！
就在这时，我们接到文化部通知，要我们都到社会主义学院去学习。到了社会主义学院，发现里面集中了许多熟悉的文艺界领导干部。我记得有夏衍、陈荒煤、阳翰笙、张光年、吴雪、邵荃麟、周巍峙、王昆等许多人，还有戏剧界、电影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刚一报到，就通知我们在大厅里听报告。
主持这里工作的，是新上任的文化部副部长，原成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颜金生。他告诉我们，在这里的任务是学习，并揭发文艺黑线……
7月底的一天，一辆大卡车突然闯进社会主义学院，把电影演员陈强和张平两个同志推上大卡车拉走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和电影学院中的造反派把他们抓走了。
眼看这里的学习实在是进行不下去了，两天以后，主持工作的颜金生在礼堂里宣布：学习班解散！大学都回原单位！
在我们学习的这段时间，文化部部长萧望东派工作组进驻了中国作家协会，成立了“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没几天，工作组走了，作协就出现了两个造反派组织——革联和造反团。
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了，对前一段的运动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并鲜明地支持了造反派。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许多同志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反右斗争，都用反右斗争的模式和经验来判断这场运动的发展和走向。不料，毛主席却采取了和反右斗争完全不同的策略。我们这些人都陷入了迷惑不解的境地。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接见红卫兵，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运动。从此以后，红卫兵造反运动就发展起来了。
我们作协的这些“领导人物”被关进了“牛棚”，也就是文联大楼的地下室。每个屋里关六七个人，我记得同屋的是严文井、郭小川、韩北屏、侯金镜，还有一个公务员老赵，造反派说他是历史反革命。其实他只是国民党时期在北戴河当过邮差。
屋里没有床，只用两块夹纸板拼在水泥地上，然后从家里拿来被褥……
当时中国作协编辑部副主任以上的干部几乎都被关起来了，大约有五十人左右。另外还有一些作家像谢冰心、邵荃麟、陈白尘等等，是从“外面”给揪回来的。
我们在这里一直被关了两年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写交代材料、“出席”批斗会、看大字报、修房子、砸煤块、搬家具等等。管理和看押我们的是作协机关的造反派，那里面有司机、办事员、编辑……在这段时间里，“罪行”轻的晚上可以回家睡觉，第二天清晨来报到；“罪行”重的晚上也不能回家。
有一次，在作协的批斗会上，造反派竟把外宾请了来。比如，把亚非作协的作家、日本的西园寺公一等人请来，我记得还有一个黑人作家（他常驻北京对外友协）——让他们看着我们被批斗，并且指着我们告诉这些外国作家：看！你们过去的朋友！他们都是黑帮！
在批斗我们的时候，经常给我们戴上高高的尖尖的纸帽子，帽子上写着每个人的罪名。我记得我的帽子上写的是“周扬文艺黑线的黑管家”。
1966年至1967年上半年，造反派对我还比较客气。我还是一个“黑帮”小组的小组长，有时候批判会不让我参加，有些事情还让我上传下达。
可是有一次，同屋的一位老兄心灰意冷地说：唉！这下全完了。
我就说：他们长不了，这些人算什么呀！
不想这位老兄把这些话告诉了造反派。第二天早晨，造反派就把我提出去审问。我说我没说。他们说：某某某已经把你供出来了！你诬蔑我们造反团！我还是坚持说没说过这样的话，结果就挨了揍，拳打脚踢。
当天下午，全作协召开批判大会，以前是主要领导挨斗，我们这些人陪绑；这次是我挨斗，主要领导人陪绑，对我又打又踢。一个造反派一拳打在我的肚子上，一拳打在我的腰上，我几乎要晕死过去。从这以后，斗我就斗得更厉害了。
1967年11月，江青有个讲话说：“演剧队是反革命别动队。”于是，演剧队的那段经历就成了造反派审讯我的主要问题。
有一次，五六十个“黑帮”在一个大房间里互相揭发。
当时，某某某就说：“演剧队就是反革命别动队！”
我说：“你不能那样说，这是周总理领导的。”
他说：“你不能这样说，我们都是受蒙蔽了。”
这以后，造反派又打我。我说：“你们不用打我，你们去问李富春、陈云同志，他们都在。你们去问问，我们是不是直接受中央组织部领导，做地下统战工作的！”
后来，他们去找了李富春同志。李富春同志说：“是！是我们直接领导的，不是反革命别动队！”
在那段时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造反派也经常提审我。因为在北京人艺有许多在演剧队工作过的同志，比如田冲、胡宗温等人。
幸亏李富春同志那会儿还当权！调查以后，就没有人再提这件事情了。
但造反派不肯认输，他们说：你们演剧二队不是，但其他的队是，旗手（指江青）讲的没有错！
我那个“黑帮”小组长也被撤掉了。陈模（《文艺报》编辑部主任）当了小组长。当时“黑帮”的队伍已经快有六十个人了。
1966年底造反派分裂了，大周明、严纲、甘堂会、杨子敏是一派；胡德培是另一派。
大周明的这些人是造反派中的“保皇派”，他们贴大字报让我站出来。我说，我不会对你们有什么帮助，我现在这个情况不便站出来，我只能给你们增加麻烦，你们不要再找我了。
陈白尘开玩笑说：你要当黎元洪了，要爬到桌子底下去了。
1968年的春天，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中国作协。
军宣队是驻扎在张家口的65军的军人，工宣队是北京制药厂的工人。
造反派之间没法再斗了，在军工宣队的领导下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成立革委会要结合领导干部，当时叫“三结合”。李季同志就被结合了，是革委会副主任。主任是位副营级干部，据说是个上尉参谋。说来挺有意思，这位上尉参谋也叫张喜，只不过我名字中这个“僖”字比他多一个单立人儿，但读起来没有太大的区别。每当开会宣布领导名单的时候，许多人就都看着我笑，我想他们可能笑的是这件事。另一位副主任是制药厂的车间主任。
造反派也不怎么斗了，干部也不再被关了。1969年，林彪以中央名义发布的《一号命令》下来了，主要精神是“加强战备，准备打仗！”于是我们这些人又被下放到湖北的咸宁干校。
干校的主要耕地是65军围湖造田搞成的一片水田。一个副师长担任干校的军宣队队长，我们私下里都叫他张胖子。
我们是1969年9月26日到咸宁干校的。第二天，两三千人被集中到打谷场，场面非常壮观。
张胖子说：不要有什么幻想！把你们放在这儿，不但对得起你们，也对得起你们的子孙后代……
大家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不但自己一辈子要在这里扎下去了，就连自己的子女也得永远在这里生活！
我旁边的一个同志难过地说：我们就这样完啦！
我心里并没有完全这么想，就对旁边的人说：哎！咱们走着看吧……
咸宁干校是围湖造成的田，这里使牛耕地，和原来我的江西老家不一样。在这里我学会了打“缺”。“缺”，就是为了进水和放水的“土闸门”，我们扛着铁锹到处走，把“缺”搞好。那样的田四面都是水，我们劳动的场所就在这被水围起的田地上。大家白天在这里干活，晚上再回到村里的旱地去休息。我被分配当保管，管种子和农具，所以我白天晚上都要住在“湖里”的工具棚。
刚来干校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住在老乡家，主要在钟家湾、韩家湾一带。后来干样自己又在山上盖了房子，大家才从老乡家里搬出来。
1970年，我和作协的三个人，还有中华书局的、商务印书馆的，一共十几个人，到附近的红星大队去“插队”，和老乡一起住，一起劳动，这样又干了半年。
1970年底的一天，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听人说赵树理同志在山西病死了。我吃了一惊，眼睛被泪水模糊了，好端端的一个人，几年不见怎么就病死了呢。我不敢往别处想。
一直到1977年底，我到山西负责调查赵树理同志的冤案，才知道1970年，“四人帮”在山西发动了全省规模的批判赵树理的运动。他被拉到太原和晋东南几个县游斗，他的肋骨被人用脚踢断，他从三张桌子摞成的高台上跌下来，摔成重伤，可是不许看病，他的伤口化了脓。最后一次批斗，他已经无法站立，只好将桌子的抽屉拉出来，趴在上面。时隔五天，一代著名作家赵树理，死在监禁之中。
为了给他平反，我去了山西太原。最后，争论一直到中央。胡耀邦、汪东兴等领导都做了指示，赵树理的冤案才得到昭雪。他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
1980年，农村读物出版社要出版他的长篇小说《三里湾》。应赵树理家属的邀请，我为他的书写了一篇其实是悼念文章的序言……
记得1958年，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去河北涿鹿的农村，住在老乡家里，吃饭的时候，他端着一个大海碗蹲在门口和老乡闲聊，几个孩子起着哄让他唱戏。没有想到赵树理居然放下碗，连唱带做地来了一段很像样的上党梆子。听赵树理说，他年幼的时候随父亲经常参加乡里“八音会”的活动，学会了吹拉弹唱的全套本事。
赵树理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的妻子姓关，是个地地道道的裹过小脚的农村女人。我和赵树理一起住在22号院的时候，他的妻子住在石碑胡同。
1959年，赵树理把石碑胡同的房子交给了作协，全家搬到和平里，后来又搬到大佛寺，我们就走得更近了。
赵树理经常说：“到我家去，让老关给你做扯面、拨鱼儿吃。”
不了解赵树理的人以为像他这样的大作家，家里的钱一定不少。可是“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抄他的家，除了一个一百元的存折，居然一件值钱的东西也没有。
他的钱为生产队抗旱买了柴油机、水泵；为家乡买了化肥、树苗；为农民买了牲畜，为幼儿园买了缝纫机……
三年困难时期，干部下放，自己办农场。我和赵树理一起到涿鹿县求援，县里在一个叫三堡村的地方给我们划拨出三百亩地，杨子敏当场长，赵树理就是农场的顾问。赵树理还是当年那个习惯——蹲在凳子上和老农说话，谈起水土保持，谈起庄稼的茬口，他都非常内行。他和三堡村的支部书记很谈得来，谈的是如何搞水利灌溉，如何整修农田。
赵树理不但是中国作协的人，他还是北京市文联的副主席，他主编着一个叫《曲艺》的刊物。
在我的印象中，赵树理对农民的生活非常关心。经常主动给谭震林等主管农业的上级领导写信，反映农村的情况。赵树理还参加过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
赵树理的死让我感到震惊和难过。
…………
1971年，我又回到连里，跟着大家一起下地。古立高看着我说：啊！张僖居然还算是壮劳力了。大家都笑了起来。
当时李季同志是副连长。连长是军代表。
我和李季同志认识秀早。1953年，我来北京参加筹备中国作协工作的时候，李季是驻会作家。
这次到干校，他的家属也来了。因为李季的爱人李小薇那时候已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因而此时也面临着到咸宁干校的问题。李季的孩子还小，所以只好全家都搬到咸宁干校。当时，我爱人也要到咸宁干校来。我说，我现在是“黑帮”，你要是和孩子来了，你们就是“黑帮”家属。后来，我爱人就去了她们单位的干校。
李季个子不高，和我差不多，大约也是一米六二的样子。但他表面显得有些粗，像个农民。他留给我的一个很深的印象——一个肩膀总是斜的。李季的性格很爽朗，也很厚道。他有个绰号叫李鬼，严文井经常叫，不知道缘由的人以为李季一定是个非常精明的人。其实，那是在一次与日本作家井上靖见面的时候，井上靖看了李季名片上的名字，错把他叫成李鬼了。
1953年10月，第二次文代会以后，他要求到甘肃的玉门油田深入生活。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同意了。李季来到油田，开始写石油战线的作品。他不但自己去了，全家人也都跟着去了，他在玉门油田还担任了油田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从1954年到1962年，李季这一下子就在油田待了八年多。
1959年9月，石油部在北京友谊宾馆召集全国各油田负责人开会，准备在大庆油田搞石油会战。李季向作家协会提出来，我们要组织作家去油田。
9月中旬，李季、刘白羽和我一起去找油田的宣传部长杨拯民同志（他是杨虎城烈士的儿子）商量。结果把事情就搞得更红火了。本来只想组织一部分作家去油田，后来组成了一个慰问团。除作家之外，还有演员、画家、音乐家。音协主席吕骥任团长，李季任秘书长。记得去的人还有周立波、李若冰、王晓棠夫妇、胡松华等等。于是，这次活动就不光是作家深入生活了，还有慰问的性质。
慰问团出发以前，余秋里、康世恩都来到作协机关给大家送行。
这次慰问活动长达一个月，搞得非常成功。作家李若冰就留下来，专门写油田题材的作品。后来，作家和艺术家写出并表演了大量歌颂石油战线的作品。
李季的热情，李季的组织能力，李季会出点子，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来非拉作协活动中，李季也是一位得力的组织者。
直到1962年，全国县级以上干部参加的“七千人大会”以后，李季回到作协，担任作协创委会的副主任（正主任由刘白羽同志兼）。他的爱人李小薇也调到作协人事部门工作。后来李季又从创委会调到外委会工作，在这个期间，我们接触比较多，关系也很融洽。
1964年，文艺整风开始了。康生在全国现代戏会演中，点名批评了一些作品。像《早春二月》《北国江南》《李慧娘》《谢瑶环》……接下来，毛主席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出来了。陈白尘在上海被柯庆施不点名批评之后，李季又到《人民文学》担任副主编，接替了陈白尘的工作。当时的主编还是张天翼。
在干校期间，我和李季朝夕相处，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后来，65军撤走了。干校由湖北省军区接管了。
咸宁军分区副政委接替了干校的张胖子。
一位姓魏的县武装部副部长接了连里军代表的工作。
郭小川同志也是咸宁干校的学员，但他非常活跃，不甘寂寞。因为他认识许多电影厂的同志，又因为他原来是中南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他在湖北有许多熟人。他一会儿跑到甘肃去搞个纪录片，一会儿跑到武汉去写个解说词。这些纪录片上经常是这样署名：编辑郭小川。
在1970年湖北省军区接管干校以后，他根本就不下地了。
这些字幕和情况都被江青看到了听到了，她就大发雷霆：这个郭小川怎么还能到处乱跑！马上给干校下命令，让干校要看紧郭小川……湖北省军区怎么敢不听江青的话。于是郭小川又被人从甘肃“弄”了回来，还派人看着他。这样，郭小川就不能再自由出入干校了，甚至比其他人受的限制还要严得多。
郭小川很有才气，不但具有作家和诗人的气质，同时非常具有开拓精神，而且很有组织能力。
我后来经常想，郭小川如果不到作协来，就他的能力和社会关系而言，他很可能是位身居高位的领导，但那样他在文学方面可能就成不了诗人了，而可能是一个杂文作家。作家协会的环境让他比较迷恋写作，到作协来工作对他成为一个诗人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是全国解放之后，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那批新诗人中很优秀的一个。当时人们经常的起这一代诗人的代表人物，脱口就会说出郭、贺、李、闻（即郭小川、贺敬之、李季、闻捷）。
写作可能是他先天的气质使然，也可能是因为写诗社他的气质发生了后来的变化。
郭小川对人非常热心，有非常强的亲和力，属于作家们常说的“性情中人”。他乐于助人，他似乎什么也不在乎，尤其是他个人的东西，更是无所谓，谁需要，谁拿走就是了，毫不吝惜。
他对人很实在，不论下到基层检查工作或是体验生活，他都很刻苦，很深入。他在林县的红旗渠体验生活，一待就是几个月。他身体好，干活也不怕吃苦受累。因此，无论是思想上偏左的还是偏右的人，都没有说郭小川不好的。
郭小川的社会关系很多，他1952年在中南局工作。当时李先念同志是中南局的书记，熊复同志是宣传部长，郭小川是宣传处长。他和纪登奎（地委书记）、华国锋（地委书记）、赵紫阳（当时是陶铸同志的秘书），都比较熟，关系也不错。
不光是与领导熟，郭小川和许多作家的感情也挺好。比如与老作家陈残云以及比较年轻的李准同志、华山同志，都经常互相帮助，交往也比较密切。
中南局撤消之后，郭小川调到中宣部电影处。电影处处长是江青，他当副处长。这给他后来屡受迫害埋下了倒霉的种子。
郭小川为人正派，他不会故意要去整什么人，但他这个人思想有些“自由”，而且经常偏右。1961年至1962年国际上（东欧）发生了“波匈事件”，他居然也敢表示赞成。
在我的印象中，他和他的爱人在生活上关系很密切，也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但是他爱人的思想和他不一样，于是两个人在政治思想方面就经常发生争执，以至于“文革”风暴袭来的时候，他的爱人就要坚决与他“划清界限”。
…………
1971年底1972年初，根据上级指示，干校恢复了党组织生活。在连里，李季当支部书记，我当组织委员，严文井当宣传委员。李季那时候当连长。我们这个连这时候已经有一百二十多人，都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同志。
在湖北咸宁干校里，除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同志以外，还有商务印书馆的同志，他们基本在15连。还有中华书局的同志，基本都在16连。电影界的一些单位也在咸宁干校，比如电影洗印厂、新影厂、科影厂等等都在干校的五大队。
我们几个比较知心的同志在地里干活的时候经常谈到一些“机密”的话题，从我们的命运、将来的出路，谈到北京的形势。周总理、邓小平和“文革”小组的斗争，甚至商量如何恢复中国作协的问题。我们感到有些希望，但又有一种前途未卜的迷茫。我们当时想的是，只要我们有人能回北京，就有希望。
后来，根据北京的指示，许多单位要恢复工作，进入恢复整顿的阶段。
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都要恢复，有些人开始离开干校，被调回北京。电影洗印厂、新影厂、科影厂也要恢复，又有些人也回了北京。干校开始骚动起来，每天都有各种传闻在干校里流传，人也变得非常敏感，许多人的心里重又燃起了希望。
1972年4月，国务院主持出版口的徐光霄同志要抽调一些人到文学出版社恢复编辑工作。李季被调回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总编。李季临走的时候对我说：“我先回去，过些时候你请病假回来。”
还没有来得及请病假，6月，我也被调回北京到文化部的留守处，即后来的安置办公室工作。
转自《二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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