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僖：只言片语－－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二）
只言片语－－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二）
作者：张僖
五、肃反和“胡风反革命集团”
1954年7月，也就是党的四中全会以后，胡风向中央呈交了一份二十多万字的报告：《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后来大家通常所说的“三十万言书”（后来公开发表的名称是《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
据说，他的这份报告是交给习仲勋同志的。习仲勋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秘书长，而且是上一任的中宣部部长。
中央在接到胡风的报告之后，指示要将报告交给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在文艺界公开讨论。
胡风其实应该知道，在此之前，中央领导一直对他的文艺思想持批评态度。1952年12月，当时的全国文协就召开过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
1953年1月底，林默涵同志在北京文化部礼堂向作家和文艺团体领导介绍过对胡风批评的原因。
1953年1月30日，《文艺报》第2期就发表了林默涵同志的文章《胡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1953年2月5日，《文艺报》第3期又发表了何其芳同志的文章《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这两篇文章都有“来头”，都是在直接批判胡风的文艺观点。
1953年的3月底，重庆市委宣传部专门邀请西南和重庆的文艺工作者五十多人举行座谈会，讨论胡风的文艺思想对一部分青年所起的毒害作用。座谈会上，四川省委宣传部长任白戈同志，明确提出了“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于是，1953年4月3日《四川日报》也发表了作家萧萸的文章，不但对胡风和路翎的创作提出了批评，也对自己的文艺思想进行了检讨。4月12日的《四川日报》又发表了何幽的文章《胡风的文艺理论对我的不良影响》。
《四川日报》发表这些文章的时候专门加了编者按说，四川有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和知识青年，过去受胡风及其小集团的文艺思想的不良影响是比较深的，希望他们能通过此次全国文艺界对胡风及其小集团的文艺思想的批判，进行一次认真的学习，清除自己所受的不良影响。
而对胡风的“三十万言书”的讨论，则一直进行了五个月。
1955年1月2日，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代表作协党组，起草了给中宣部并转呈中央的报告。从这个报告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从此转入了一个严重的阶段，同时也可以看出这种批判的缘由和当时的环境。
附邵荃麟报告全文——
中央宣传部并转中央：
（一）
胡风的错误文艺思想是十多年来文艺界始终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这种思想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的文艺思想，但是却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因此在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众中间甚至在部分的党员中，产生迷惑作用。胡风以他这种思想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小集团，长期地宣传着他的错误的文艺思想，对抗着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对抗着过去解放区和国统区党领导的文艺运动和目前党领导的全国的文艺运动。这个小集团一直保持了十年以上的历史，其中有党员，有不少思想落后的分子，甚至政治上堕落的分子，在文艺界成为一种顽强的宗派，一九四四年，胡风在重庆创办《希望》杂志。这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他不但没有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认识自己的错误，反而更有系统地来宣传自己的那一套所谓“主观精神论”的错误理论和进行所谓反客观主义的斗争。胡风所谓“客观主义”的倾向，实际上是把当时国统区一部分进步作家创作上所存在的某些缺点加以夸张和曲解，甚至把这些缺点看做是和国民党反动统治同样的一种敌对力量。他在论文集《逆流的日子》序文中说：“文艺在自己的阵营里也经验着一种逆流的袭击（按：即指客观主义等倾向），这袭击正是和那大的逆流（指国民党反动统治所造成的政治逆流）紧紧地互相呼应。”当时重庆的文艺界党内外同志曾经向他进行过口头批评，并在座谈会上讨论过他们的理论问题。党内负责同志如乔木同志等也和他谈过话，但未能改变他的看法。一九四六年，《希望》继续在上海出版。北京、成都等成他的小集团又出版了若干同样性质的刊物（《呼吸》、《泥土》等）。一九四八年，在香港的一部分同志（胡绳、乔冠华、邵荃麟、林默涵等），经过党内讨论并取得郭老、茅盾等赞成，在刊物上向他进行了公开批评。为了答复这些批评，胡风发表了一篇《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此项论争暂时停止。此后几年中，胡风继续印行了宣传他这种理论的各种著作，在群众中散布这种错误理论的影响。当时我们曾和他作过多次的谈话。一九五二年底，由周扬同志主持的一个文艺界的座谈会，邀请胡风、路翎等参加，向他进行批评，胡风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一九五三年初，由林默涵、何其芳二同志在《人民日报》、《文艺报》发表了批评他的文章，指出他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这几年中，乔木同志曾经口头和写信批评过他，并建议他深入生活进行改造。周总理也找他谈过话，批评了他。胡风当时对于这些批评始终没有接受，实际上是采取了更坚决的反抗态度。一九五四年四中全会以后，他向中央政治局写了一本二十多万字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不但反驳林默涵、何其芳二同志的批评，坚持他自己的理论，不但猛烈抨击党的文艺领导，认为这种领导比“拉普”更加反动，并且提出他自己对文艺领导的一套建议，如取消一切作协的刊物，取消电影剧本和剧本的审查办法，主张各办各的同人杂志等等。这个建议的实质，是要取消党对于文艺运动统一领导的原则，使文艺运动变成为四分五裂的宗派活动。胡风的文艺思想及其实践的理论，到此已经达到极其露骨反对党的领导的地步。中央宣传部将此项报告交给作家协会主席团，在文艺界进行公开讨论，这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过去几次的批评之所以没有收得很好的效果，主要一点，是没有在群众中展开广泛的自由的讨论和批判。最近胡风在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的发言发表以后，引起作家和读者群众很大的不满，可见群众对胡风的错误思想是看得清楚的。因此紧接着对《文艺报》的批评，以及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展开以后，应该立即展开对胡风思想的彻底批判，以肃清这种错误思想的文艺界长期存在的影响，并通过这种批判进一步阐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同时改进作协对于文艺思想的领导工作。
（二）
党组认为，对胡风思想的批评，应该看做是文学界工人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场严重斗争，是毛主席文艺方向和反对毛主席文艺方向的一场严重斗争。在这场思想斗争中，应当毫不容情地揭发出胡风的理论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文艺理论，他的文艺路线是反对毛主席文艺方向的路线，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的小集团活动；同时必须坚决反对向这种错误思想的投降主义态度。但是对于胡风以及胡风派的人，只要他们政治上不是反革命，仍然应该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应当通过批判，帮助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党组认为，对于胡风思想的批判，应该通过文联与作协主席团的领导，采取广泛而深入的、具有原则性和说服力的公开自由讨论的方式；应该动员各地文艺界以及哲学界的人来参加这个斗争，不要仅限于少数搞文艺理想批评的同志；并且应由郭沫若、茅盾等来参与领导这个斗争。经过一定时期的讨论以后，应该对这个论争做出结论。
胡风这种错误的文学思想在部分群众中所以还有一定的影响，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我们在文艺工作中，确实存在着不少缺点，胡风就利用这些缺点，加以夸张和曲解，对党的领导进行恶意的抨击。对于这种恶意的抨击，必须继续予以有力的驳斥。但另一方面在批判胡风思想的斗争中，我们也应该正视我们自己的缺点，采取自我批评的态度。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批判更具有说服力量，并且经过这次批判，更加强文艺界的团结。
（三）
根据以上认识，并征求了郭沫若、茅盾的意见，党组对于胡风的思想的批判工作，决定如下计划：
（1）由作协主席团做出决定，将胡风给中央的报告中关于理论问题和文艺领导方式问题两部分印成小册子，在一月中发给全国文联、作协及其他各协的委员或理事、各地报纸及文艺刊物主编人、各省市文联及各文艺机关的负责人（估计约一千本左右），说明由中央宣传部决定将此项文件交由文艺界进行讨论。此外并由作协将过去胡风以及胡风派的主要理论文章和批评胡风等的文章编成参考资料三册，印发文艺界人士。
（2）二月中旬将胡风关于理论问题和文学领导方式问题两部分意见印成附册，随一九五五年第三期《文艺报》发行（因胡风的文章有十余万字，《文艺报》无法刊载），公诸社会，并由作协主席团加以说明，希望读者对此项问题进行公开讨论（最近胡风致函总理，要求将他给中央的报告改写为文章发表并拟有所修改，因此《文艺报》拟发表其改过的文章）。
（3）周扬同志等一月中旬自苏联回国后，即召集文联和作协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传达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的报告，号召全国文艺界学习苏联作家代表大会报告，结合此项学习，来研究和讨论中国文艺思想上存在的问题。我们并准备乘召开此次会议之便，邀请各地作协分会负责同志来京，讨论如何使这个讨论在各地顺利展开批判胡风思想的问题。
（4）在《文艺报》发表胡风文章以前，拟请《人民日报》及其他报刊继续发表一些读者批评胡风在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发言的来信或文章，以及其他批评胡风的文章。胡风的文章公开发表后，拟在《人民日报》、《文艺报》、《人民文学》以及各地其他报刊继续发表批判胡风思想的文章（包括对胡风的理论和创作，胡风对文艺运动的意见，以及胡风派的理论和创作的批评），也可以发表相反意见的文章。
（5）报刊上讨论已经展开以后，各地作家协会和各文艺团体可以组织各种讨论会来讨论此项问题。原定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拟延至四五月间，俟对胡风思想讨论有一定结果时，再行召开。理事会除检查作协领导和讨论改进工作的报告外，并对胡风文艺理论和他关于文艺领导意见做出结论。
（6）为了进行对胡风思想批判，必须做好研究工作。作协党组已经开始约请了一些同志，进行研究，并要求他们都要负责写出文章。这些同志包括周扬、胡绳、艾思奇、乔冠华、邵荃麟、林默涵、何其芳、冯雪峰、刘白羽、田家英、许立群、袁水拍、聂绀弩、蔡仪、林淡秋、陈涌、王燎荧、康濯、侯金镜、秦兆阳等。党外方面，郭老、茅盾均已同意进行研究并写文章。俟胡风的报告印发后再广泛地组织各方面人士进行研究和写文章。
以上计划是否妥当，请指示。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
邵荃麟
一月二日
抄送中宣部：陆定一、张际春、凯丰、陈伯达、乔木、周扬、胡绳、邓拓、韦明、钱俊瑞党组同志
为什么从当年7月胡风上交报告以后时隔五个月，中国作协党组才给中央写这个报告？据我个人理解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全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进行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评和对胡适反动思想的批评。《红楼梦研究》是当时的热点。第二中国作协党组在没有得到上级指示时，还没有下定决心。还有1954年9月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的时候。
1955年1月，批评胡风发言的文章接连刊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文艺报》上，仅1月份，这三家报纸共刊登这类文章十九篇。
根据1955年3月7日统计，至此，批判胡风的文章（包括何其芳与林默涵的文章），一共发表了五十七篇。
当时，在给作协所属刊物的来信来稿中，除了支持批判胡风的文章之外，也接到相当一部分来信来稿，反对批判胡风。
1955年1月13日，胡风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我的自我批判》。
不久，毛主席就有了批示：“对胡风这样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人民、反党的思想，绝不能让他在‘小资产阶级观点’掩盖下逃脱，而予以彻底的批判。”
1955年2月5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决定举行第十三次扩大会议，准备对胡风的唯心主义文艺思想进行批判。
这就是大家经常谈到的青年宫会议。那是在北京东单十字路口东北角后来叫做青年艺术剧院的地方。
在召开大会的前一天晚上，作协党组和文联党组在东总布胡同46号召开会议。由郭沫若同志主持部署明天对胡风的批判。这个预备会没有胡风参加，胡风对此也一无所知。
我当时的身份是作协党组成员、作协副秘书长，也是党组秘书。那次预备会议担任记录的是束沛德同志和陈淼同志。束沛德是复旦大学的毕业生，是择优选拔到中国作协来的。一开始周扬同志想让他担任自己的秘书，后来严文井说，希望他到创作委员会当秘书。于是束沛德同志就在党组担任记录的工作，很受信任。
那天散会以后，连夜发送第二天开会的通知，我记得通知是凌进晨１点钟发出的。通知上没有会议内容，只是说要在青年宫召开文联和作协主席团的联席会。胡风也只是接到明天开会的通知而已。
第二天，大会正式召开。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文联在京的全委、作协在京的理事，以及其他各文艺协会的负责人等等大约二百多人，胡风也坐在主席台上。会议由郭沫若主持，茅盾和周扬作为助手帮助主持。郭沫若的身份是文联主席，也是国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茅盾是文化部部长，也是中国作协主席。当然，许多主要工作是周扬同志来抓的，至于那些具体的工作，则由林默涵、刘白羽、邵荃麟同志来负责。那个会议的名称是“中国文艺工作者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
我知道，郭沫若和茅盾在重庆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也是有看法和不同意见的。
会下，舒芜找到冯雪峰说，胡风在开会之前已经知道了今天会议的内容，并且做了准备。因为舒芜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审，而冯雪峰是社长兼总编，所以舒芜首先向他汇报了这件事。
肯定是有人把前一天晚上会议的情况告诉了胡风。于是我们对参加会议的人员逐一进行了分析，最后分析到束沛德同志的身上。
我负责找束沛德同志谈话，他承认是他透露给了同在一个宿舍住的阎望，但决不是故意的，而且也绝没有料到阎望又告诉了胡风，使他有所准备。束沛德说他回到宿舍，阎望问他开什么会，他就告诉阎望要批判胡风的三十万言书。
在研究对束沛德“泄密”问题如何处理的时候，我说，束刚出大学门，没有社会经验，又和阎望同住一个宿舍；阎望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而束是个年轻的学生。
无论是什么理由，束沛德不能再担任记录了。我们让他写检查，后来他又被下放到河北的涿鹿地区劳动锻炼。我跟涿鹿的县委书记王纯说，束沛德很能干，希望能让他做些文字工作。后来束沛德就给涿鹿当地做一些编小报的工作，这是后话。
1955年4月，全国文化界正在大规模地展开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同时，中央又在全国各个领域展开了旨在肃清国民党留在大陆的军、警、宪、特务反革命分子的全国性的“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运动”，简称“肃反”。
1955年4月21日，国务院第九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加强镇压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的斗争的决议》。
那个时候，新中国一方面面临着百废待兴的繁重任务，另一方面又要面对国外敌对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颠覆共产党政权的各种阴谋，因此，在那个《决议》的前前后后，逮捕宣判了一系列国内外的反革命分子。比如，1954年9月，上海市军管会军法处举行公审美国间谍雷德蒙及七名叛国罪犯的大会，分别判处雷德蒙等八名叛国犯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再比如，1955年6月，逮捕了在全国解放前夕杀害国民党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和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罗世文、车耀先等同志的特务分子杨进兴，并判处死刑等等。
肃反运动开始后，公安部成立了领导肃反的五人小组，组长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小组的成员是另外几位副部长。在中国作协内部也成立了一个领导肃反运动的五人小组，组长是刘白羽，组员是严文井、阮章竞（总支书记）、康濯和我。
到了后来，中央也成立了领导肃反的小组，取代了公安部的五人小组，组长是陆定一，副组长是罗瑞卿，还加上了一个副组长康生。这个小组就在公安部办公。
当肃反运动在全国铺开以后，全国部级以上的单位都相应地成立了五个小组。
中国作协的五人小组是这样分工的：
刘白羽同志总抓。严文井负责所有从作协“出去”的“文字”——文井、文井，他这口井里都是文化！他在文字上抠得很细，遣词造句，字斟句酌，无论是对政策的把握还是用词的分寸，他都很有经验。那时候，严文井许多事不愿出头，有时还给人一种胆小的感觉。阮章竞负责主持作协内部的各种批判会（当然，大型的批判会还要由周扬和刘白羽同志来主持）。康濯负责《文艺报》、讲习所和作家支部。我负责抓日常工作。这些工作和我在行政上担任副秘书长的工作也就结合起来了。
那时候，党组的活动基本停止了。当时的党总支就是五人小组的办事机构，因为各个刊物的主编都是党组成员。在肃反运动中，各个支部就成了主编的办事机构。
五人小组成立以后，主要的任务就是肃清反革命分子，同时也要审查作协机关和所属单位全部干部的历史。
延安时期曾经有过审干运动，上级领导说那次是局部的，而这一次却是全国性的干部档案核对。大家都知道，政治运动离不了开会。作家协会也是每天开会，而且没有上班下班的概念，经常是晚上开会。运动开始，先由干部根据自己写的自传说出自己的“来龙去脉”。从学生时代说起，不但要说出那段时间做了什么、担任什么职务，还要说出证明人。审查办公室要根据每个人的自传到全国调查取证，一个人一个人地过关。
在全国大规模地展开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活动中，大约是４月份，舒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的文章，并且主动上交了胡风在四十年代与他的大量私人通信。
在一次中国作协党的会议上，刘白羽同志对我们说：“舒芜把胡风给他的信都交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上面的交代，要集中一些同志到公安部去研究整理。我本人也要去，家里的工作由严文井负责。阮章竞是总支书记，负责具体工作。”
那时候，邵荃麟同志在养病，党组已经停止工作（肃反由五人小组负责），其实中国作协的工作基本上就是由党总支负责。
我当时听说舒芜交了胡风给他的信件，心中有些想法。而且按照程序，这些信件本应该是在作协，或者在中宣部、文化部整理研究，现在却说要拿到公安部六局（文化保卫局）整理研究。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问题严重了，是不是已经从思想问题变成了肃反问题？
刘白羽等同志开始到公安部六局办公。听说去公安部整理信件的还有《人民日报》的袁水拍、北京大学研究所的何其芳、中宣部的郭小川（郭那时候还没有调到作协来），还有林默涵、张光年等同志。
留在作家协会的几个负责同志就开始组织机关的同志（主要是三十几位驻会作家）学习。还是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会议基本上都是在党内进行。那段时间经常召开党总支大会，而且是晚上召开。
许多人听说舒芜交了信，也不知道信里都说了些什么，有一部分同志就紧张了。这主要是在胡风主办的刊物《泥土》《七月》《呼吸》上发表过作品的同志。比如田间、严辰、陆菲、艾青等同志。
从那段时间开始，机关的肃反运动就和对胡风的揭发批判联系起来了。
由于当时舆论和社会环境造成了无形的但是巨大的压力，许多同志纷纷交代自己和胡风的来往。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给杂志投稿的关系，还有许多现在看起来绝对是生活琐事。比如诗人田间（原文学讲习所秘书长）说，他到胡风家洗过澡，觉得胡风很平易，亲自擦澡盆；胡风曾请他们在马凯餐厅吃饭等等。
5月中旬的一次会上（会是由当时的总支书记阮章竞同志主持的，我当时是总支副书记），有人提到田间在胡风的《七月》上发表了很多诗，胡风的泥土社还出版了田间的书，要田间交代与胡风的关系。当时田间很紧张。
第二天天刚亮，田间就去刘白羽家中找到刘白羽。事后，刘白羽曾对我和阮章竞说起：“那天，田间很紧张，天一亮他就来敲我家的门，田间神经有点错乱……”但刘白羽没有告诉我们谈话的内容。
1955年5月中旬的一天，下午１点多钟，田间来到严文井家说，他有支手枪要交。严文井急忙把我叫到他家，当着田间的面对我说：“田间有支手枪要交给总支。”
我说：“你拿来好了，交给高铮同志（当时的党总支秘书）。”
田间说：“我的家里有一支手枪，我有些害怕。”
严文井说：“你拿来交给总支给你保管。”
田间说：“我不敢拿来，怕路上出事。”
我说：“这好办，你怕路上出事，我向司机班要个车，你坐车回家去拿。”
田间还是不同意，“我不能拿枪，有人监视我。我上车的时候在门口出事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下，严文井提出让我同田间回家一趟。
我从司机班要了车，记得开车的司机是曹玉露。我们一起来到田间家里。
田间的家紧挨着后海，是一个小四合院，房子是他自己买的，有五间北房，屋里都有门相互连通。他领我走进那两间已经打的通铺有地毯的北房里，让我坐在藤椅上，给我泡了一杯茶，就走进里间他睡觉的屋子。我听见他在屋里翻东西，大约有五六分钟，他又走进再靠里面的房子里去了。过了有二十分钟的样子，他突然从那个房间通向院子的门跑到院子里，大声喊：“我不能活了！”
听见他的喊声，我急忙跑出门，只见田间右手持枪对着自己的脑袋。我上去夺枪，他死活不肯松手。我用右臂肘顶了一下他的下巴，他的手才松开。我把枪夺下来之后，他转身就往院外跑。我记得当时在院子里还有一个老太太，好像是他的母亲或者岳母。
我拿过枪一看，发现子弹是顶在枪膛上的。我心中一惊，刚才没有注意田间的手指是不是扣在扳机上，太危险了！我急忙把子弹退出来，然后追了出去。
从田间的家门出去就是后海的湖面，我没有想到就在这一两分钟的时间里，田间就跳进了后海。幸亏水不深，只没到他的腰，又是在岸边。等我赶到湖边的时候，田间已被过路的人救了上来。
我将浑身湿透的田间带回他的家。那位老太太急忙拿来衣服给他换上。这时候派出所的民警也来了。我等田间换好衣服，就给他们讲习所打电话。
田间和我还有民警一起坐车来到严文井的家。我们让民警走了，然后问他为什么要跳湖。田间说：没有找到枪证，怕挨整……
就在这时候，公安部六局局长陈中来电话，要我去汇报田间自杀的情况。
我把田间交给了严文井，交代了一下，就径直去了公安部六局。
在走廊，我看见办公室里坐着刘白羽、袁水拍、林默涵等人。他们奇怪地问我怎么来了。
我简单说了一下情况。
我又找到陈中同志。陈中问我：他和胡风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说：他是根据地长大的，不是在白区参加的地下党；他就是把作品投到胡风办的刊物上去过，也就是作者和刊物的关系。当时根据地许多人都在那里发表过作品。
陈中又问：那他为什么跳后海？
我说：他的神经可能受了刺激，一时激动，不是反革命行为。
陈中说：那我们就不管了，你们作协自己处理吧……
我又赶到严文井家。严文井说：我真是紧张地要命。刚才，他又跑到马路上，要钻汽车！
我和严文井一起对田间说：你这样闹可不应该，葛琴明天就回来了！
葛琴是田间的妻子，也是作家，那时候正在张家口外出。田间情绪稍微稳定了一下，问：葛琴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你放心吧！我们已经打了长途电话，她明天一早就回来！
等他情绪平静下来，我们就让他回家了，还让文学讲习所派人到家里陪着他。两天以后，葛琴回了家，文讲所的人才回去。
大约十天以后，田间和葛琴一起到作协总支办公室来，交给我一个枪证，上面所注明的手枪号码、子弹数目与田间那支手枪号码、子弹数目相符。我当时就把手枪证交给了总支秘书高铮同志。
1955年5月13日到6月10日，《人民日报》连续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并发表了毛主席写的按语。
在这些材料发表的一个星期之前，中国作协党组内部先传达了。
《材料》公布以后，党总支再开会的时候，调子比以前高了。因为“胡风小集团”已经更名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已确确实实地把思想批判变成了肃清反革命分子的问题。
中国作协的驻会作家绝大部分是从解放区来的，与胡风来往不多，因此和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没有多大关系。和胡风有过“来往”的，大多数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比如舒芜、牛汉、杜高等人。
和胡风“来往”密切的，在作协机关中只有一个阎望，他属于作家协会的工作人员。《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公布以后，公安部就来到作协机关，在办公室将阎望带走了。他被定为胡风分子。
多少年以后，阎望在胡风案件平反之后又被送回中国作协。作协接受了他，恢复了工资待遇，但没有给他安排工作。
当时，驻会作家中邹荻帆、贺敬之、艾青、田间、严辰等都在胡风主办的杂志上发表过作品。
作协党总支在给这些同志定性的时候，严文井、阮章竞和我最后商定：胡风发表解放区同志的作品，是他想拉拢壮大他的队伍，这是他本人的问题，而与投稿者无关；只要这些作品没有问题，他们之间就只是投稿的关系，所以不应该看成问题；田间“跳海”也不算问题。因此，在反胡风的运动中，中国作协的驻会作家基本没有卷进去。
1955年7月中旬，周扬同志来作协召开过一次党组扩大会。
我在会上汇报了“田间假自杀”的问题。周扬说田间是诗人，容易神经紧张，跳后海是神经错乱。周扬还说：田间和胡风的关系只是一般的投稿的关系。
大约过了三个月以后，刘白羽召集了一个规模不大的会，在会上对田间批评了一下。最后，党支部给了田间一个警告处分。
这里顺便说一句，有个说法提到，5月30日艾青写信约田间一起到公安部找胡风的爱人梅志核对材料。这个说法可能是不属实的。
当时作协五人小组中负责田间问题的是严文井和阮章竞，在这段时间内能找田间谈话的只有他们二人。至于5月30日的谈话，是阮章竞要我通知艾青，让艾青再通知田间，约他们两个人一起谈话。后来阮章竞和他们谈了，主要谈的是关于胡风的问题。我在五人小组里分工联络公安部，在我的记忆中，当时公安部根本没有找艾青和田间与梅志核对过材料，我们也不知道梅志关在什么地方。
胡风的案件虽然搞得轰轰烈烈，但在法律程序上却还没有审判。
1963年的五六月间，公安部六局的局长夏印（陈中已调走）找到我，说胡风的问题要结案、要公审，中央提出要组成法庭对胡风公审，然后尽快结案。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庭庭长邢逸梅做主审，公安部六局局长夏印做公诉人，而中国作家协会要出一个陪审人。
我当时的身份是作协副秘书长、总支副书记兼组织委员，同时是中直党委委员，也是组织委员，因此夏印直接找我商量。
我向刘白羽同志汇报了这件事。
刘白羽说：作协就是你去。
于是，我每隔一天就到公安部礼堂三楼的一间办公室去，和邢逸梅、夏印一起看材料，整理材料。
在整理材料的过程中我们渐渐感到，光凭这些信件反映出的问题，比如“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图腾——不能碰”、“来了两个黄马褂……”等等言论不好定罪。
谈到用杂志拉拢组织反革命集团，似乎也说不过去，因为那毕竟只是投稿问题。
只剩下胡风的历史问题了。解放前，他曾经在国民党的江西省党部干过，参与了省党部的宣传，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工具。
可是，审判胡风又绝不能仅仅靠这些历史问题。
我们处于非常为难的境地。
这件事断断续续搞了有半年之久。后来，邢逸梅忙了，有时就不来了。我也开始忙了。终于有一天，夏印说他们也很忙，先放一放吧！
那个时候，正是毛主席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候，中宣部和上海市委的关系日渐紧张起来。我想，上级可能有更重要的问题要解决，暂时顾不上胡风的问题了。
直到1965年我在山东曲阜农村搞“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才听说胡风被公审了，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然后送回四川老家。我不知道这次公审是通过什么样的程序，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搞的。
那个时候，全国上上下下都在“备战备荒”，大量人员撤到后方三线，想必是中央想尽快了结此案吧。
六、关于“丁陈反党集团”
从1955年5月13日到6月10日，《人民日报》连续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并发表了毛主席写的按语。5月25日，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举行联席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决议：开除胡风一系列职务。8月1日，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又举行联席会议，再次讨论文艺界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问题……
在全国轰轰烈烈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同时，中国作协又发生了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事件。这是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的延续和进一步扩大化。因为这一切都是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进行肃反运动的背景下进行的，所以许多问题都被简单而迅速地归到肃反运动的轨道上去。
1955年的五六月份，在作家协会一次行政十二级以上的干部学习会上，参加的人是作家协会所属各个单位的负责人和作协的驻会作家，大约有三十多人。当时的党组成员，《新观察》杂志的主编戈扬同志说：“我看呀！在我们作家协会内部有一股暗流，党内有一股暗流……”
那时候，作协的文学讲习所已经停办，《文艺报》也已经受到过严厉的批评，而这两个单位以前的负责人就是丁玲和陈企霞。这时候，丁陈二人都是驻会作家的身份，而那个时期丁玲等许多作家正在外地深入生活。
戈扬这样的发言使大家立刻联想起这两个单位，也立刻联想起经常和周扬顶撞、“不服从领导”的丁玲和陈企霞。当时中国作协内存在着这样的舆论，比如认为丁玲的资格和成绩不亚于周扬，而周扬当了中宣部的副部长，丁玲却只是一个文艺处的处长。传说丁玲说过，周扬算什么呀！
丁玲和冯雪峰的关系很好，大家也不由得联想起三十年代，丁玲、冯雪峰与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四条汉子”之间的矛盾，“大众文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以及延安整风时期的矛盾……
在当时的环境下，大家都能理解戈扬所说的那股暗流指的是什么。
当时丁玲和陈企霞都没有在会上。
康濯同志接着说，我们这里有两个独立王国。他指的就是《文艺报》和文学讲习所。康濯当时的行政职务是文学讲习所的副秘书长（丁玲是主任，张天翼是副主任，田间是秘书长），他还是中国作协肃反五人小组的成员。
康濯当时所处的地位是很微妙的，他既是肃反五人小组的成员，又是讲习所的副秘书长。如果说，那段时间的讲习所是独立王国的话，那么作为讲习所主要负责人之一，康濯对“独立王国”也要负有相应的责任。
康濯的发言有“觉悟”的成分，但也决不排除“反戈一击”的意思。
这个会议以后，康濯写了一份材料交给了刘白羽同志。我和严文井同志只知道康濯有个材料交给了刘白羽，但具体内容却不太清楚。后来听说刘白羽又让阮章竞同志签了名，然后上报给了陆定一。
按那个时期（肃反时期）的程序，刘白羽应该让肃反五人小组传阅讨论一下，然后上报，但他只让阮章竞签了名。1998年，我见到阮章竞同志，他告诉我刘白羽让他签名的时候，他并没有看材料的内容，就签了。阮章竞说：“是有这么个事儿，但是没有给我看呀！他说，康濯写了个材料，你不用看了，签个名吧。我没看，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内容。”
当时，周扬是分管中国作协的中宣部副部长，但刘白羽却直接把材料交给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后来，听说陆定一同志又将材料交给了中央。
这件事一直到中央对陆定一写的报告《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批示下来以后，我和严文井才知道了陆定一给中央所写报告的由来。
阮章竞所签名的正是康濯所写的材料。
陆定一署名的报告是7月中旬交给中央的，从这一报告的内容，我们才影影绰绰地知道康濯的材料写了什么。
陆定一的报告里说：“在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暴露出文艺界的党员干部以至一些负责干部中严重地存在着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行为，影响文艺界的团结，给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活动造成了便利的条件，使党的文艺受到损害。作家协会刘白羽、阮章竞两同志给中宣部的报告中，反映了这种严重的情况。他们根据一些同志所揭发的事实和从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口供中发现的一部分材料，认为丁玲同志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是极其严重的。”
报告中还说，“去年检查《文艺报》的错误时，虽然对她进行了批评，但很不彻底。而丁玲同志，实际上并不接受批评，相反的，却表示极大不满，认为检查《文艺报》就是整她。”
报告中还提到，“冯雪峰也有严重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思想，这表现为他长期对党不满，骄傲自大，和党的关系极不正常。近年来，特别是在学习四中全会文件和检查《文艺报》的错误后，冯雪峰是有进步的，他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已较前有所克服。但在他的文艺思想中，则一直存在着许多唯心主义观点，许多地方和胡风思想相同。而冯雪峰同志在读者中是有一定影响的，又是语文艺方面的领导同志之一，因此，对他的文艺思想做一次检查和批判，是十分必要的。”
这个时候，大家根据这些内容，才估计出材料里可能说了丁玲搞个人崇拜——“有人不但不挂毛主席的像，还要把丁玲的像挂出来”，而且还有丁玲“一本书主义”的说法等等。
1999年初，我见到于光远同志，他在回忆这段事情的时候说，1956年，周扬有次在关于准备给丁陈甄别平反会上说：“1955年搞丁陈的问题也不是我要搞的！”陆定一同志当时在场，并没有否认……
报告被中央批转下来以后，中国作协从1955年8月初到9月初，一共召开了十几次会议，对丁玲和陈企霞进行批判。
在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那段时间里，许多事情并不像后来有些人回忆的那样简单，似乎只有几位领导在台上愤怒有加，而台下的人都对丁陈抱有同情，而默不做声。无论是什么原因，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我所见到的事实是，在现场的许多领导、许多名人、许多作家，在会上都是同仇敌忾的，像高喊：“冯雪峰站起来！”“丁玲站起来！”还有一些人喊着更激烈的口号。他们不是被人指派的，他们有的或是想当众表现自己的革命，或是想反戈一击，或是想让领导看看，或是迫于当时环境的压力，或是出于真心，或是被领导的威望所蒙蔽——有一点是客观存在的，场面非常激昂！这就是当时的历史环境、政治环境和舆论环境。
正因为这样无助，丁玲和冯雪峰才会有那样难以名状的悲痛，甚至他们自己都以为自己犯了错误，只不过不是故意的罢了。那会场真正是一个“场”，到了那里，无论是什么样的心态，在那个“场”里，人们的心都被一种无法抗拒的东西牢牢掌握了。
9月底，中国作协党组向中宣部并中央写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
1955年12月份，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这个报告。于是，1955年底，在《人民日报》上重新刊载并重新批判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萧军的《太阳的黑点》、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等文章，同时，把丁玲的历史又翻了出来。
比如，丁玲到底是怎么到的延安？在大家心里也成了疑团。事实是这样的：丁玲从上海到延安主要是由冯雪峰和张天翼营救的，具体安排的是张天翼（张当时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二厅上尉文书）。但在那种空气下，没有人站出来澄清这个细节。
大约在8月初的一次对丁陈的批判会后，冯雪峰揭发说：陈企霞曾经说过，他有一支手枪和两颗子弹，一颗子弹要打死他最恨的人，另一颗要留给他自己……
因为前面已经发生过田间“自杀未遂事件”，此事他在会上这样一提，就是个很严重、很危险的问题了。于是由我和刘白羽、严文井三个人到公安部作了汇报，当时六局的局长陈中又向公安部长罗瑞卿作了汇报。罗瑞卿有了批复，于是公安部就派人来到陈企霞家搜查，康濯和我陪着一起去的。搜查的结果是一无所获，既没有枪也没有子弹。记得那是1955年8月中旬的事情，当时公安部向陈企霞出示了搜查证，而不是逮捕证。
陈企霞的问题依旧由作家协会内部来解决。他从那时候就被隔离起来，住在22号院他的宿舍旁边的一间小屋里，有两个人轮流“看”着他，之所以将陈看管起来，目的之一是因为怕他再出什么事故。
批判丁玲、陈企霞的活动，是从1955年8月开始的，大约持续了一个月。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举行过党组扩大会，在会上对丁玲和陈企霞进行批判。
丁玲、陈企霞等同志受到了被开除党籍的不公正的处理。
大约是1955年七八月份，也就是批判丁陈的时候，黎辛同志来到中国作协。在此之前，他是中宣部文艺处的干事，刚到作协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任命，只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党组扩大会等会议。过了两三个月，郭小川也从中宣部调到了中国作协。来之前，他是文艺处的副处长，曾与刘白羽、林默涵等同志在公安部参加过整理胡风的材料。我听说，郭小川不愿意到作协来工作，他愿意自己搞创作。
1955年的10月，中国作协有了新的任命。1956年7月，中国作协党组也有了新的变化。
在此之前，陈白尘同志是中国作家协会的秘书长。但那时候，因为上级认为他在历史上有问题（指在苏州反省院的事），因此他不是作协党组成员，历次讨论重大问题的作协党组会，陈白尘都没有参加。
在作协有了新的任命，改组党组以后，陈白尘同志不再担任作协秘书长，他到作协对外联络委员会去当副主任。郭小川被任命为作协秘书长，黎辛任作协副秘书长，并接替阮章竞同志担任总支书记。我仍然担任副秘书长。但有些我原来负责的工作，比如人事、总支、创联等，都改由黎辛同志负责。我只负责秘书、财务、组联、行政、《作家通讯》等工作。1956年7月作协党组改组后，我也不再是党组成员，只是担任总支的副书记。陈章竞也不再是党组成员。
但作协负责肃反运动的五人小组还存在，因为是上级任命的，所以我的五人小组成员一职还保留，而且还是中直机关的党委委员。
在那以后的两年多里，我虽然不是作协党组成员，但列席党组会。我个人分析我离开党组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是从东北调来的干部，与东北来北京工作的作家比较熟悉，或者看起来比较密切。而被批判的舒群、罗烽、白朗等等，都是东北来的作家，丁玲也在东北待过很长的时间，上级领导有让我“回避”的意思。
对于我个人工作和职务的变动，我很理解，因此也没有多大情绪。但我却强烈地感到作家协会是个“是非之地”，不能久留。1953年到作协来时那种勉为其难的心情又涌上心头，本以为到作协是暂时的，却没有想到在作协干了这么长时间，便总想离开。
黎辛来到作协的时候，正是作协给“丁陈反党集团”定案的时候。黎辛没有当副秘书长之前，刘白羽就让黎辛起草给丁陈定案的报告材料，黎辛表示为难。但写了几次会议总结之后，刘白羽更是坚决要他起草，黎辛认为还是不好写。我当时很理解黎辛的处境和心情……
后来，经过领导一再要求，黎辛根据党组会议的总结，写了对丁陈处理意见的第一稿。再后来，又经过其他人（我不知道是哪几位）的修改，成了9月30日上报中央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这个报告由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通过后，报送了中央。
这个报告后来由中央书记处签发，于12月15日转发全国。同一天，周扬在北京向全国各地作协的负责人和主管文艺的负责人以及有关工作人员大约近千人作了传达。
在批判丁陈的那段日子里，我感到有些尴尬。降了自己的位置之外，也感到丁陈不是那么回事。这种心情在批判胡风的时候就有，因此在批判丁玲、陈企霞的时候，我常常是在会场上转一圈就出来，我宁可去打字室组织秘书们整理简报。同时，作协财务和行政方面的事务以及琐碎的日常工作都要我负责，那时候，作协财务的往来收支用的都是我的图章，因此也没有人说我必须要“坐在”什么地方。
“丁陈反党集团”里有个教授叫李又然，他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就加入了反帝大同盟，是个“老资格”，自称是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朋友。这个人比较硬气，因此也得罪了一些人。
按他的情况，人们用那种错误的公式化的推理方法，怀疑他是托派，于是前后开了几次会，对他进行批判。
除丁陈外，当时被批判的还有陈明、艾青、李又然、舒群、罗烽、白朗。这些人都是和丁玲比较接近的，关系比较好的。
舒群、罗烽、白朗是在1955年的秋天，继“丁陈反党集团”之后被打成“舒罗白反党集团”的。
作家协会批判“舒罗白反党集团”的时候，刘白羽告诉我，他们曾经诬陷刘芝明同志。那是1954年，高岗反党集团事件出来以后，舒群、罗烽、白朗曾经写过材料揭发刘芝明，谈到刘芝明曾经对别人说：“东北要是个国家就好了！”于是有关部门就开始对刘芝明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证明刘芝明不是那样讲的。
在批判罗烽的时候，有人揭发罗烽和某某的关系密切。罗烽找到刘白羽，希望能网开一面，不要谈这个问题，以保全自己的家庭。刘白羽以后便没有在会上提到罗烽这类问题。
1955年12月初，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邀请了文艺界各方面的负责人，地点在当时的全国妇联礼堂。在这次会上，陆定一传达了中央批发的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以及作协党组向中央的报告。
开始揭发舒、罗、白的时候，有一天刘白羽找我个别谈话，希望我和他们划清界限，并揭发舒群和罗烽的问题。我说我没有什么好揭发的。刘白羽很直率地说：“你和舒群、罗烽包括丁玲的关系比较密切……你也是从东北来的……你要回避……”
我没有太多的反感，反而认为这是党的政策。从此，许多会议我就不再参加。同时，有关丁玲等人问题的会议我也就不参加了。
我们经常谈到某些人左，某些人右，根据我在作协多年工作的体会是，所谓左和右，除了每个人的思想方法和人品之外，决定的常常是政治因素，是周围的环境造成的，是当时形势发展所决定的。陆定一同志经常感慨地说：文艺是政治的晴雨表。他说这话，除了表现一种马列主义者的态度之外，我也感到是一种无奈。
我很同意他的说法，这个情况在作协机关反应得尤为强烈——上面感冒，作协一定就会打喷嚏。有些人在作协的政治运动中忽而左忽而右，就像温度计上的水银柱。我感到人就像一个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木偶。
批判丁陈的问题，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之外，也是争夺文艺界领导权的斗争。丁玲在某些时候是看不起周扬的，以她的身份和资历与周扬相比，她认为自己是超过他的。
1956年，肃反运动后期，中央政策规定，“对在运动中错捕错斗者查实后，要进行赔礼道歉”。
1956年12月10日，中宣部《关于肃反运动的总结和审查干部情况的报告》中除了肯定肃反运动的成绩之外，也指出了“在运动中也曾经发生了一些带普遍性的错误和缺点”。
报告中说：“从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发展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我们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是缺乏准备的。
“在最初的一个时候，对于斗争的对象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盲目性，这样就使我们的斗争初期曾一度较普遍地发生过‘左’的把斗争面扩大的现象。虽然这种危险很快地被克服了，但已造成了一些错误，斗错了甚至隔离错了一些人。
“经过斗争、审查和甄别定案，证明他们都不是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从结果上来说，对他们进行了斗争，搜查或者隔离反省都是错了的。但在这些人当中也有几种不同的情况，有的由于隐瞒了历史问题引起怀疑而被斗争过；有的由于同敌特分子有过某种关系没有交代或者交代不彻底引起怀疑而被斗争过；有的因为肃反期间有人检举引起怀疑而被斗争过；还有仅是思想作风而被斗争的人；还有虽有一般历史问题但早已彻底交代过，没有发现新问题而又把他们当做反革命嫌疑分子斗争的人。对于这些同志，都应该在适当的范围内宣布对他们的最后结论，摘掉嫌疑的帽子，恢复名誉，并分别不同情况向他们解释清楚，或承认错误，赔礼道歉。”
作家协会在检查工作中，自然而然地就发现1955年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和处理是不合适的。
1957年5月，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
1957年6月6日，作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周扬同志以及邵荃麟、刘白羽都讲了话，表示给“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错误的、过火的、站不住脚的。
周扬在党组扩大会上说：文学方面也只有丁玲、冯雪峰、邵荃麟、刘白羽和我这么几个人，这些工作不是你们做就是我来做，看来五五年的事情是搞过了，反党小集团是不能成立的。
大约是1957年6月，邵荃麟也在整风动员大会上说，“丁陈反党集团”的帽子是不能成立的。
但是，这一切都被后来迅速掀起的反右斗争摧毁了。
1957年初向丁陈“赔礼道歉”的那段时间，中宣部第二届党委和作协党组之间的矛盾很大。在作协党组中主要是刘白羽与黎辛之间的矛盾。黎辛认为作协党总支应该受中宣部机关党委领导，而李之琏同志是机关党委书记。
黎辛是在反右斗争结束以后调走的，到湖北省文化局当局长。1958年反右斗争“补课”的时候，李之琏和黎辛都被划成了右派。
1980年，陈企霞平反以后，我问过陈企霞关于枪的事情，他说他从来就没有说过那样的话。他向我提出要回北京的要求，那个时候，他已经由中组部和中宣部共同研究后被安排在杭州大学了。
我找到周扬同志。周扬同志说，既然中组部和中宣部都已经讲了，我就不好再出面讲话了。——还有一个办法，要不，你直接找胡耀邦同志。
我来到胡耀邦同志的家，向他请示能否将陈企霞安排回北京的问题。我说，丁陈反党集团，代表人物是丁玲和陈企霞。现在丁玲已经回到北京，陈企霞没有回来，是不是不太合适？
胡耀邦同志非常爽快，他让我写个报告，并说：“现在你就在这里写，你们要求陈企霞调回北京。”我当即写了报告，并署上了我的名字。胡耀邦同志也当即在我的报告上写下了“请中组部急办”的批示。
我又找到中组部干部调配局的刘玉生同志。他把有胡耀邦同志批示的报告用塑料套封上，上报给了中组部。后来，由中组部给浙江省委去涵。不久，陈企霞调回北京。
七、反右斗争
关于反右斗争的前前后后，许多文章和回忆录都有了详细的论述和评价，我就不一一赘述，只想把我所见到的事情和感受回忆一下。
1957年，党中央毛主席提出全党开门整风，号召党外人士给党提意见。我们这些干部都认为有听听来自各方面的意见也是好的，是能够接受的。于是在作协内部，丁玲、陈企霞开始上书，要求平反“丁陈反党集团”的冤案，作协党组也几次开会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正如前面提到的，丁、陈、李又然几次在会上攻周扬、攻刘白羽，到了后来，会就开不下去了，这样一拖就是一个月。
“大鸣大放”还在继续，在这期间，邵荃麟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发动群众”，他到杭州的文艺界发表了讲话，不光是发动大家提意见，自己也带头说了一些“大鸣大放”的话，这些话引起浙江省委的不满。浙江省委把意见提到了中宣部。于是有一天，林默涵同志在党组会上说，浙江省委向中宣部提出邵荃麟在杭州“点火”的讲话有问题。林默涵告诉郭小川，马上叫邵荃麟回北京。
后来，与邵荃麟一起发言的浙江省文联副主席陈学昭，在反右斗争中被划成右派。
“大鸣大放”在上面的一再动员下，已经到了什么顾忌都没有的程度。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人民日报》上刊登了葛佩琦言论，上面还没有什么动静。直到章乃器、罗隆基在全国政协会上发言，谈到“政治设计院”、“轮流坐庄”等问题的时候，“事情才起了变化”。6月8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斗争就此轰轰烈地展开了。
后来有人问我，是不是在登报以前，在准备向右派发动反攻之前，中央有什么秘密的文件或者电话传达？我不记得有这样的事。可能根本没有，也可能我们这一级的干部没有得到什么比其他人预先得知的指示。
当时，作协还有一个审干办公室，黎辛除了担任党总支书记之外，还担任审干办公室主任，我是委员。在审干的时候，黎辛的档案我来看，我的档案黎辛来看。
在丁陈准备“翻案”的时候，阮章竞说：这个地方不能再干了！他要去包头体验生活和写作。为此，他找了华北局当时的书记李雪峰。李雪峰同意了。黎辛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舒、罗、白等人，说阮章竞要走了，你们赶快去找他。果然几个人一大早就到阮章竞家里找到了他。
为此，阮章竞非常恼火。
后来，在刘白羽的坚持下，阮章竞还是去了包头。
阮章竞同志参加革命之前是工人，是个漆船的油漆工。后来他写的长诗《漳河水》非常优秀。这次到包头去深入生活，那里有大型的钢铁企业，阮章竞认为他回到了自己的家。
《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以后，全国的形势立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于是，一场本来是号召群众向党提意见的整风运动，突然变成了发动党员和群众反击那些向党“进攻”的右派的“反击战”。
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内，各地的反右斗争逐步升级。
7月25日，作协党组再一次召开扩大会议，重提一个月前关于如何处理“丁陈反党集团”的问题。
在这次会上，周扬等同志对“丁陈反党集团”的评价和口吻都改变了。周扬同志除了肯定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没有什么错误之外，还历数了丁玲和陈企霞在南京、在延安的历史问题。
整个形势发生了变化，“大鸣大放”变成了大揭发大批判。
我前面所谈关于陈企霞的匿名信一事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揭发出来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女编辑某某揭发了陈什霞是匿名信的主谋。
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天津作家协会的反右斗争中，天津一位与陈企霞关系密切的女作家也坦白交代了关于丁陈的一些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1957年8月3日陈企霞被迫在作协党组的第十次扩大会议上做了检查。他承认了匿名信的事件，交代了生活问题，还交代了与丁玲丈夫陈明在汽车站碰头，说“反正我们都没有问题，一定要坚持住”等“攻守同盟”的情况。
陈企霞的揭示交代使丁玲陷入被动和悲哀的境地。
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文艺界反右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
8月11日《文艺报》也发表长篇通讯《文艺界反右斗争深入开展，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阴谋败露》。
1957年9月3日，在作协党组的第二十四次扩大会议上，丁玲做了检查。我记得她检查的时间很长，后来根据她的检查打印出来的稿子有将近三万字。
接下来，作协党组的大会便开始批判冯雪峰……
丁玲检查的第二天，9月4日，在作协党组的第二十五次扩大会议上，冯雪峰做了检讨。
反右斗争时期，中国作协领导运动的主要是党组成员，总支书记、副书记，再加上各个支部的书记和各单位的负责人。
当时划定右派的程序是这样的：先由各个支部提出某人的材料，然后报到作协党组讨论、拍板。各个支部的书记或者负责人的问题则由上级来定。而有些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作家是否“划右”，就不是作协党组能决定的事情了。有些事情周扬同志可以说了算，有些时候他说了也不是太管用。在一次会上说到艾青的问题，周扬说：“艾青就是这么个人，就爱说些怪话，能不能不划？”可结果艾青还是被划成了右派。
谈到白朗，周扬说：“白朗还是写了许多好的东西，在妇女界也做了很多事情。”会议结束后，刘白羽同志找白朗谈话，明确告诉白朗，罗烽有历史问题，希望白朗能和他划清界限。不料白朗的态度很强硬，她说：“我和罗烽是一致的……”于是周扬爱莫能助，白朗就这样被划成了右派。
舒群同志本来是要被划成右派的，但周扬坚决不同意。周扬说：“你们开除他的党籍都可以，但不要把他划成右派！”舒群于是没有被划成右派，躲过了这一劫难。顺便说一句，舒群当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失去祖国的孩子》，就是在周扬当时主办的刊物上。当然这并不是周扬保护舒群的主要因素。
再比如，韦君宜和黄秋耘没有被划成右派，除了上级说了关照的话等等我不知道的原因外，在党组讨论划右派的会议上，邵荃麟同志极力主张不划韦君宜的意见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有人主张划黄秋耘右派的时候，刘白羽认为不划韦君宜而黄秋耘是没有说服力的。邵荃麟也表示赞同。
有人问起，当年划定右派到底有没有固定的标准，比如文件规定？
我知道，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下发过一个《关于“划定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可是在《通知》传达之前，各单位已经在划定右派。在我看来，这个《通知》即便是比较早地下达，就当时的情况来看，也是很难操作的。
比如《通知》第一项第一条中的“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什么叫反对社会主义制度？除非一个人明确地说他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许多情况是根据相关的话来分析的，而且分析这些话的人的思想水平、文化水平的不同，也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因此这就给各个单位划右派带来了很大的伸缩性。
当时在作协划右派，不光是考虑“现行”的问题，也考虑历史问题、生活作风问题等等，基本上是老账新账一起算。比如某人有历史问题，再加上点现行的言论就够了。同时还有个和领导关系好坏的问题，在群众中人缘的问题。
丁玲在被划成右派以后，因为她是全国妇联的执行委员，听说邓颖超、康克清还都委婉地说了些好话。但丁玲还是被划成了右派。因此，对这个问题，我一直心存疑虑，是作协领导的决心太大，还是丁玲被更高级的领导点过名？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1955年丁玲被打成了“丁陈反党集团”这一情况，使高级领导心中的丁玲已经是个“有严重问题的人”了。
当时划定右派的指示传达以后，由各个支部上报本支部的右派名单和材料。当时的情况是，只要是各支部报上来的，基本都划；除非某个党组的领导人坚持不划，别人也就不好硬顶了。当然这只是就一般的情况而言。
前边提到的白朗就是个特殊的例子。她所在的支部没有上报她的材料，而某某某却把她的问题提了出来。这才有了前边提到的刘白羽找白朗谈话，希望她与罗烽划清界限的事情。
罗烽的历史问题是1934年曾在哈尔滨被捕而且自首过。而罗烽本人坚决否认自首这件事。
1934年夏天，哈尔滨发大水。罗烽屋里存放的我们党的宣传材料被水冲到大街上，让别人发现了。罗烽就这样被捕了。罗烽的历史问题在东北没有结论，审干的时候也没有结论。
反右斗争的时候，这又成了一件必须搞清楚的事情。我带着胡海珠同志一起来到北京西部的档案馆查阅过敌伪档案，而且照了几张照片。记得许多档案都是日文的，我们不得不请人翻译。
在审讯敌人的（该人后来被我方关押）记录中，敌人说罗烽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我们看了当年审讯罗烽的人的交代材料和出卖罗烽是共产党员的人（罗烽的同学）交代的材料。这两个人在笔供里都说罗烽自首过……
而罗烽本人则坚决不承认他曾经自首过，说在敌人面前他连自己是共产党员都没有承认过。
我们调查回来以后如实向领导同志汇报了。
最后，罗烽还是以自首行为为重要问题被划成了右派。
另外，萧乾同志被划成右派，主要理由是因为《文艺报》有个《文艺茶座》栏目，发表了许多被人认为是“不好”的东西，问题很严重。当时萧乾是《文艺报》的副主编，《文艺茶座》发“不好”文章的那一个月，恰好是萧乾值班，于是他就承担了“罪名”。
在反右斗争中，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一共开过二十五次。在许许多多现在还记忆犹新的会议上，在对一个人命运进行表决的时候，在高呼打倒一个人的时候，不少人都曾真心地或者违心地，或者稀里糊涂地举起过手。
比如，当作协宣布丁玲同志为右派的时候，丁玲同志自己也举起了手，表示同意对自己的结论。我不能说她当时是真心的，但我也不能肯定说，她当时是坚决反对的。我猜想，她有这样的表示，可能是想得到一个态度好、认错诚恳的结论吧！也没准儿，她真的以为自己就是错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会犯了错。
这么多人被划成右派，决不是中国作家协会哪一个人能够左右得了的。当时的政治形势，使许多人都觉得自己在做着一件暂时还不能理解，但将来是会理解的十分正确的事情。然而事实证明，那件事情搞错了……
值得一提的还有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阮章竞同志对我说，1956年，在一次丁玲和陈企霞“猖狂向党进攻”的会议后——也就是对丁玲、陈企霞和冯雪峰的斗争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天周扬、林默涵、刘白羽在一起谈论“两个口号”的问题，当时阮章竞也在场，便问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林默涵说：“国防文学的口号是党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冯雪峰、胡风在鲁迅病重的时候假借鲁迅的名义提出的，鲁迅是受蒙蔽。”说完这些话，他还特别嘱咐阮章竞：“今天我们所谈的，你出去不要乱讲。”
此后，阮章竞又问过刘白羽两个口号的争论到底是怎么回事。刘白羽只是含糊地回答：“你不了解情况，出去不要瞎讲。”
反右斗争以后，中央的精神是：右派应该下去劳动改造，接近工农兵。
王蒙在去新疆前，邵荃麟请王蒙到家里吃了一顿饭。“文化大革命”中，这成了邵荃麟的罪状之一。
在中国作协的一次党组会上，大家讨论作协被划成右派的这些人到哪里去。开始有人提议到农村。但有人提出来，毛主席说过，右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可他们的名字都是登了报纸的，如果放到基层群众中间去，会不会受到歧视？似乎到农场去更好一些。记得周扬同志说：是不是去请示王震同志（当时王震同志是农垦部的部长），到他那里去？郭小川同志当即说：“好！我和张僖同志今天晚上就去！”
当天晚上，我和郭小川来到王震同志的家。我们说明来意，请示是否可以将作家协会这些同志分配到农场去。我记得王震同志很爽快地说：“好！这些人我都要。解放军文工团的人我也要（他指的是当时解放军艺术学院和总政文工团被划成右派的同志）。这些人到那里去锻炼回来之后可能更有成绩！”
当我们谈到人员安排的时候，王震说：“让艾青去北大荒，到852林场去当副场长。陈企霞去白各庄。”
白各庄是唐山附近的一个归农垦部领导的农场，靠近海边，原来是一个劳改农场，后来农垦部派人接收下来。
谈到罗烽和白朗，王震说：“他们年纪都大了，就不要去农场了，还是让地方安排吧！”后来，经作协和辽宁省联系，罗烽和白朗被安排到阜兴煤矿劳动。
又说到戈扬，王震也说：“戈扬你们也去和地方商量。”后来，郭小川给辽宁的马加打电话，戈扬便被安排到辽宁的农村。
谈到具体问题，王震说：“具体问题你们去找王桂林商量。”王桂林同志当时是农垦部的办公厅主任。
从王震同志那里回来，第二天，我找到王桂林同志。我记得那次安排了艾青去852林场担任副场长，陈企霞、唐达成、唐因等十几个同志被安排到白各庄农场。
1959年，陈企霞要求回来，刘白羽让我同杭州大学副校长林淡秋说说。我给林淡秋打了电话，后来陈企霞就去了杭州大学。我知道，这是周扬同志的意思。这是后话。
那时候，丁玲虽然也被划成右派，但她不在“下放”的名单里，可以留在北京。周扬对丁玲说：“你可以不走，你可以构思你的作品。”
而当时有这样一个情况：丁玲的丈夫陈明也被划成了右派，因为他属于北京电影的制片的人（编剧），已被文化部系统下放到北大荒的农村，这个时候，他已经被安排住在那里了。在这种情况下，丁玲也提出要求到北大荒去与陈明在一起。于是我为此事又单独去找了王震同志一次。王震同志说：“好吧，就照顾她一下，让他们到汤原农场去，那里离佳木斯不远。”就这样，丁玲来到北大荒的汤原农场，陈明也被调到汤原农场与丁玲在一起。
当时，舒群同志虽然没有被划成右派，但被开除了党籍。经他自己要求，被下放到本溪钢铁公司一个分厂当了副厂长。
这次，在下放右派的过程中，我看出王震对艾青格外体恤和关照。谈到王震和艾青的关系，这还要说到延安时期。
艾青是浙江金华人，三十年代就以《大堰河——我的保姆》出名。他做过中学教员，后到法国留学，智利诗人聂鲁达、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等都是他的好朋友。他在法国还参加过“反帝大同盟”。1941年，他在重庆和他的前妻韦莹结婚。
艾青从重庆来到延安，在“文抗”（全称中华全国延安文学艺术界抗敌后援会）当作家。当时，在“文抗”的作家还有丁玲、罗烽、白朗、萧军、舒群、杨朔等许多人。
当时的延安被国民党部队围困，党中央号召军民生产自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359旅被调回延安，作为留守兵团。南泥湾地处陕甘宁边区的东北角，陕西靠近甘肃的地方，是一片比较肥沃的没有被开发的土地。359旅奉命在那里搞生产，不光种粮食，还种棉花，纺线织布并搞其他经营。
当时，王震希望作家们到南泥湾来写反映生产自救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有照顾的性质，因为相比较而言，南泥湾的物质生活还要富足一些。延安“文抗”的作家来自全国各地，“文抗”的主任是柯仲平同志，他是陕西人。
作家们来到南泥湾，和王震渐渐熟悉起来。王震同志虽然是铁路工人出身，但是他很爱人才。同时，王震也很激烈，《野百合花》出来以后，听说王震气愤得把桌子都给掀了。
在“文抗”许多作家当中，王震最看重艾青、周立波和郭小川。周和郭都曾经给他当过秘书，而艾青和他就是很好的朋友，解放以后，他们也经常来往，聊天。我就是因为他们经常约我同去，才认识王震同志的。那时候，王震家住西单，经常去他家的有艾青、周立波和我。大约是一个月去一次。一般是晚上，谈上个把钟头。
王震对同样很有成就的丁玲，却不是太感兴趣。
在安排右派下放的同时，按照当时中央的指示，没有被划成右派但受到批判和处分的那部分人，也要到农村去“向工农兵学习”；还有当时为了精简机构，有些同志也要下放劳动，他们都被安排到了农村的生产队。过了不久，恰逢三年困难时期，文联和作协便一起在河北省的怀来和涿鹿办起了农场，把这些分散在各个农村生产队的同志都集中到了自己的农场。
作协系统和全国一样，一部分同志是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的，还有一部分同志是在1958年被补划成右派的。
1958年，我陪郭沫若等人去怀来、坝上等地，看望在那里下放的干部，同去的还有萧三和田间等人，我是代表团的支部书记。我们从怀来刚到张家口，地委书记刘玉民就交给我一封电报，叫我马上回北京参加会议。我请示郭沫若同志，他犹豫一下对我说：“你回去，支部书记怎么办””我说请张雷同志当吧。郭沫若同意了，我急忙赶回北京。
回家以后，我急忙给郭小川打电话问是什么事情。郭在电话里说，现在要批判李之琏和黎辛，黎辛今天就到。
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惊讶。以前我也知道李之琏和黎辛与中宣部和作协党组的一些领导有些矛盾，但谈到批判，我是想不到的，况且黎辛已经调到了湖北。黎辛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不太左也不太右，在前一段反右斗争中不管是什么样的心态，但他基本上是执行上级的各项指示的，为什么要批判他呢？
我在一家旅馆里到黎辛。黎辛问我叫他来北京为什么事情，我只好说，我刚从张家口赶回来，很多情况也不清楚。
就这样，李之琏和黎辛在反右“补课”中被划成右派，并被打成反党集团。因为我不是斗争旋涡中的当事人，有些情况也没有亲历亲见，仅从一个距离很近的旁观的位置来看，除了他们五六年为“丁陈反党集团”甄别等思想政治原因之外，恐怕与有人认为黎辛没有把作协党组当成回事有关。黎辛认为作协党总支应该受中宣部机关党委领导，作协党组和作协党总支的关系应该仅仅是指导而不应该是领导。这些态度都让周扬和刘白羽很反感。
转自《二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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