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林：1978年，唤醒沉睡的记者情结

1989-06-04 作者: 张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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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唤醒沉睡的记者情结

－－作者：张宝林

张宝林， 1947 年出生，高级编辑，资深媒体人，残疾人事业理论工作者，作家、书法家。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1970 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 1978 年），文学硕士。历任人民日报记者、人民日报市场报副总编辑、人民日报海外版二版主编、中国物资报社长兼总编、华夏时报社长兼总编、中国残联理事兼研究室主任。现任中国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主席兼秘书长、法人代表。

1978 年元旦，是我被借调到北京以后的第一个新年。这一天，我和岳父岳母全家人一起包饺子过节。两位老人都是老新闻工作者，分别在人民日报和经济日报工作。我相信，当新年的第一缕曙光映红北京灰蒙蒙的天际时，包括两个老人在内，恐怕没有人会想到，这一年将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年份载入史册。

我是 1970 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经过军垦农场锻炼，最终被分配到安徽的一个县城当宣传干事。这在那个时代算是不错的安排，因为不少同学去了农村中学教书，但我好像并不知足。所以，组织上对我的评价中总有一条： “ 不安心工作 ” 。对此我不持异议。 1977 年 9 月，我来到北京钻故纸堆，就是为了离开那个县城。

借调我的单位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那时还没有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我的工作是在《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总编室当编辑。 1976 年唐山地震之后，中央决定由中国科学院抽调人员，搜集中国历史典籍中所有关于地震的记载，编纂一部大型工具书，以供有关部门研究之用。

为此，成立了专门的编委会，由历史学家黎澍、物理学家谢毓寿担任主编。各省也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各省的资料搜集。总编室设在宋庆龄纪念馆旁边的历史研究杂志社，坐班的工作人员大约八九个人，大多是近代史所的研究人员，如章伯锋、闻少华、闻黎明等，也有几位是从外面借调的，如我和南京天文台的李天赐。

我们白天到位于王府井大街北口的学部图书馆查资料、抄卡片，分门别类，整理汇总，还要编发简报，沟通信息，联系各省，督促检查，非常忙碌，但晚上，就比较清闲了。我和李天赐是从外地来的，组织上专门安排了一间办公室，放了几张床，让我们住宿。闻黎明那时还没结婚，有时也和我们住在一起。吃完晚饭，我们三人常常沿着后海散步聊天。

李天赐是个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念过两个大学。他发明的一种历史年表，非常神奇。两个大小不一的圆纸片，用铜铆钉在圆心处连接，上面画着放射性的条格，填满密密麻麻的小字。只要一转，就可以准确无误地换算出几千年天干地支纪年与公元历法的对应关系，这个发明曾受到郭沫若的激赏。

几年以后，他还发明了图书快速检索法，但没有被人们重视。我那时已在人民日报工作，帮助他写了内参，促成了一次高层的研讨会，叶圣陶、姜椿芳等专家予以大力推荐。后来，好几家出版社采用了他的专利。

闻黎明是闻一多的嫡孙，文革中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他讲的一个故事，我至今记忆犹新。他有一位同班的女同学，平时寡言少语，大家不知道她的来历。毕业前夕，她找小闻进行了一次长谈。她原来是浙江省的一位文工团员，以后调到中南海工作，常为毛主席弹奏琵琶古曲。毛主席最喜欢《满江红》，每次听，都泪流满面。过了几年，毛主席对她说，你还年轻，应该多学些文化，送你去北大学历史吧。这样，她就来到了北大。毕业后，好像又分回浙江去了。

元旦后不久，就得到一个消息：刚刚从中国科学院分立出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准备成立研究生院，立即恢复招收研究生。我不禁怦然心动，产生了 “ 再作冯妇 ” 的念头。

我在大学是学新闻的，但报考新闻系却纯属偶然。上中学时，我从未想过读新闻，其实我最喜欢的是文学。我就读的中学，是上海市的一个普通中学，解放后才建立，我是第六届高中毕业生。考大学时，得知第一届有位同学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此后就是空白，一空就是六年。

于是，我临时决定考人大新闻系，结果居然就考取了。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一年后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并没有当上名副其实的记者，这让我心有不甘。从那时起，我的记者情结。被深深地埋入心底。

1976 年 10 月，四人帮垮台。我在基层感受到了人民的期待。大家多么希望中央作出正确抉择，带领中国重新走上复兴之路。但是，中央最初的 “ 重大战略决策 ” 却是 “ 抓纲治国 ” 、 “ 两个凡是 ” 。以胡耀邦为代表的改革中坚力量，同坚持 “ 两个凡是 ” 的人，进行了艰苦的较量。这场较量的重要成果，是邓小平复出，重新担任党和政府的重要职务。

在两年徘徊期间，我们的祖国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变革，正如一座涌动着炽热岩浆的火山，已经按捺不住内在的躁动，渴望早日为世界奉献一次壮丽的喷薄。我恰好在这段时间进了北京，而且楼台近水，可以从 “ 火山 ” 的核心地带－－人民日报，获知最新鲜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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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新闻所，当年设在人民日报社大院内。

1978 年 3 月，人民日报的政协委员余焕春在两会期间，呼吁为 “ 四五运动 ” 平反，他的发言引起轩然大波，一位中央领导人大为光火，说这 “ 不是反对毛主席是反谁？ ” 我那时还不认识余焕春，但非常钦佩这个人的胆识。十分荣幸的是，我后来成了他的同事和亲密的朋友。

5 月 12 日，人民日报又惹了祸。这一天，它转载了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晚，一个新闻界的权威人士，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对文章的观点进行了极其严厉的批评。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见，他代表着那位负责意识形态的中央领导人，还有不少其他有影响的人士。

后来，我才知道，光明日报的文章是胡耀邦审定的，原来准备直接由人民日报发表，但这样就要送那位中央领导人审查，当然通不过。光明日报的这篇文章，使早在一年以前就开始的关于 “ 两个凡是 ” 的论争达到了高潮。

20 天以后，邓小平对这场事关党的思想路线的大论争，在 6 月 2 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表了态，他说：

“ 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主席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 ”

党内明显存在两种意见，谁胜谁负还难以预料。但是，真理在哪一边是清清楚楚的，人民在哪一边也是清清楚楚的。

文革结束后，作为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从编委会到一般编辑记者，都在经深刻反思一个问题，那就是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 1978 年，这个反思继续深化，而且基本达成共识。正是这种共识，促使报社内部民主空气日益浓厚。

新闻所最初在这个 10 号楼。

我喜欢这种空气，也喜欢这个小环境，我萌生了成为人民日报一分子的愿望。正在这时，我得知社科院新闻系招考研究生，有一个专业是为人民日报培养编辑记者，我决定报考研究生。

我是下了很大决心去找黎澍的。说实话，我有点难为情。

到地震资料总编室工作，本是黎澍帮的忙。他知道我不是学历史出身，还送我一本《十一家注孙子兵法》，要我一个一个字（包括注释）把它读透，不懂就查工具书，然后选择一个具体问题开始研究。这是具体指导我如何走上历史研究之路。现在才半年多，又要选择离开，这不是典型的见异思迁？也辜负了他的期望啊！

黎澍静静地听了我的陈述，看着我，说： “ 你今年都 30 岁了，还想搞新闻啊？我年轻时，也当过记者编辑，后来改行，研究历史，你可以走这个路，将来也可以正式调到所里来嘛。 ”

黎澍是个善解人意的老头儿，他最终同意了我的请求。总编室的负责人也相当照顾，给了一个月的脱产复习时间。考试在炎炎夏日举行，考场设在日坛中学。记不清有多久没进考场了，这回一进考场，那种肃穆的气氛让我感到陌生。再看周围的考生，一个个胸有成竹、志在必得的样子，我好像没那么自信。隔桌有一位富态的中年男子，文质彬彬，戴着金丝眼镜，简直就像个大学教授，我能考得过他们吗？

我们一共考四门功课：政治、语文加作文、历史地理、英语。除了英语，考题都不难；其实英语也不难，只是我荒疏已久，觉得很难罢了。大约过了一两个月，我接到录取通知。我的英语考得很糟糕，但其他功课不错。而且，我们那届有个特殊规定，外语分只作参考，不记入总成绩。

现在想想，改革开放初期的办事效率，真是让人惊叹。研究生院是 1978 年 2 月着手筹办的。恢复招生有一系列的事情要做：成立招生领导小组，制定招生计划，拟订各专业考题，组织授课队伍，还有具体事务如安排考场、阅改试卷、决定录取名单，等等 ……

新闻所后来迁到 9 号楼。

这一切，竟然在半年时间全部完成。成立研究生院的正式报告是 8 月报送中央的，当月就获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领导批准， 10 月竟然就开学了。首任院长周扬在研究生院成立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并将 “ 实事求是，艰苦朴素 ” （后来改为 “ 实事求是，艰苦奋斗 ” ）确定为研究生院的校训。

多年后，我读了一篇文章，是当年研究生院筹备处的一位同志写的。他详细回顾了筹备过程中的诸多困难，比如，学生宿舍就是个大问题。那年的报考人数多达 5400 余人，远远超过预料，而考生的成绩又很突出，各研究所的领导和导师都要求扩招。于是，招生计划一扩再扩，从 150 名、 250 名，一直增加到为 441 名，实际录取还要多。

这么多人，短时间根本无法解决住宿、上课用房。我们新闻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借了人民日报的房子－－一座 “L” 型的灰色三层小楼，标号 10 。其他系，有的借住北京师范大学，有的在北京市工会干校，有的在考古所，还有的在北京大学。若干年以后，研究生院才在四环外的花家地附近建了固定校址，所以有人说，社科院的最早一批研究生都是 “ 吉普赛人 ” 。

我因为回安徽转关系，晚了几天报到。等我回来， 10 号楼里已经充溢着浓浓的学生宿舍味儿了。

这一年我们系招收研究生 86 名，全院第一。哲学所招生 80 名，名列第二。新闻系分 5 个专业：中国新闻史、世界新闻史、马列主义新闻理论、新闻业务、英语新闻写作。同学间的年龄差距很大，有的堪称两代人。比如，有四位 “ 老大哥 ” ，已年满四十，达到了规定报考年龄上限，他们是艾丰、王庚虎、王庚南、陈祖生，我们叫他们 “ 商山四皓 ” 。也有二十多岁的年轻后生，如英语新闻写作的杨壮，秦新民等。

最让人高兴的是，新生里有许多熟悉面孔，都是我的大学同学：同一届的有夏晓林、孙晓阳、孟晓云、李长群、舒晓骅、许焕隆，高一届的有杨润时、徐东明，高两届的有贾德昌、黄文福。外系的还有朱维群，他是语文系的，我们在学校时一起搞过万人坑阶级教育展览、教育革命展览，后来一直保持着联系。今天，他已是十七届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了。

我们一般都是四个人一个宿舍，除了上课，看书、学习、写论文全在宿舍里，可谓朝夕相处。我的室友是：王奔洲、张铭清、黄文福。王奔洲热衷外语，毕业后去美国深造，获得博士学位，现在经常在凤凰卫视侃侃而谈。张铭清从人民日报记者改行，成了台湾问题专家，一度是知名度颇高的台办新闻发言人。黄文福比较不安份，后来下海做了生意。

我们那届的师资力量，以人民日报、新华社编辑记者，人民大学的资深教授为主。比如，人民大学新闻系方汉奇教授教中国新闻史，人民大学经济系教授余明仁教《资本论》，新华社的红谦讲新闻采访和写作，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讲过政治敏感与新闻选题。

新闻系背靠两棵大树，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人民日报、新华社常把它们的一些新闻业务学习资料，直接拿来给我们当教材。比如徐迟给国内记者业务训练班的报告，美国詹姆斯 · 阿伦森教授给对外新闻编辑部讲授的 “ 新闻学讲座 ” 等，都有书面资料，直接发给我们学习参考。

9 号楼装修过的新闻所大门。

有意思的是，那时候刚颁布第三批简化字，这些资料都是用新简化字印的，看上去希奇古怪，别扭得很。比如 “ 游 ” 、 “ 原 ” 、 “ 整 ” 、 “ 量 ” ，那时候简化成三点水加 “ 尤 “ 、 “ 厂 ” 字头里面加 “ 元 ” 、 “ 大 ” 字头下面加 “ 正 ” ，一个 “ 曰 ” 下面一横再下面一个 “ 力 ” 等，特别扎眼。后来，这批简化字被全部撤消。

我们还有大量选修课，请过不少专家、学者开讲座。比如，美籍华人赵浩生讲美国的广告业，中国人才学最早的专家王通讯讲人才科学，著名作家萧乾讲二战的采访经历，黄钢、理由等报告文学作家，讲新闻与文学的关系，还结合各自的经验谈采访体会。这些讲座，对我们这些文革期间在基层呆了多年的学生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我们仿佛透过一扇窗，从封闭的黑屋子里，看到了外面奇妙的世界。

根据教学要求，业务考核分为两种，一种是考试，一种是写论文，每隔十天半月，就要交一篇论文。题目有时上面规定，有时自选。记得我写过《试论报刊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实事求是与无产阶级报刊》、《应为知识性、趣味性恢复名誉》等。从这些论文的题目，可以管窥那个时期的重要特征：思想解冻，束缚仍多。

那年最重大的事件，当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12 月底，我们从广播里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声音：

—— 摒弃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

——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 纠正 “ 文化大革命 ” 中和以前的 “ 左 ” 倾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