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五七中学纪事
五七中学纪事
－－作者：张鸣
在我上中学的那个年月，中国的土地上，存在有很多五七中学。这个“五七”来自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即1966年5月7日，毛给林彪的一封信，信里主要说的是军队，要把军队变成一所大学校，学军事，学文化，又是工厂，又可以产生农副产品。但同时要求各行各业，尤其是教育领域，也要这样做。毛泽东写这封信的时候，脑子里装的，多半是五四时期他们办共产主义菜园子的设想。菜园子里一应俱全，自给自足。一边读书，一边生产自己需要的一切，男欢女爱，诗情画意。只是当年菜园子没来得及办，同志们就去革命了。这回轮到他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了，菜园子的理想蓝图，居然又奇迹般地复活了。从那以后，中国以五七命名的学校就比较多了，用于承载下放干部的，叫做“五七干校”，而装中学生的，就叫五七中学。但不知为何，好像很少听说有五七小学和五七大学的。
在文革前，中学还是挺稀罕的，农村出一个中学生，跟个秀才似的，就是大知识分子了。文革以摧枯拉朽之势，改变了这一贫穷落后的面貌，一夜之间，就普及了中学教育。至少在我的视野之内，所有能上学孩子，都上了中学，反正也不用考试，也不学什么，叫你是中学生你就是中学生。但是，实际上并非所有的中学都变成了五七中学，原来基础比较好的中学还存在。我当时所在的农场，文革中改制成为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团，原来没有中学，只有一个小学戴帽的初中班，文革中，稀里糊涂就变成全日制的中学，这所中学，也没有走五七道路。
虽然毛泽东的指示是说，要学文、学军，亦工亦农，但对于农村而言，所谓的五七中学，就是要多干农活，半工半读。其实，在文革最初的革命浪潮一过，复课闹革命的学校，就已经没有正常的教学秩序了。大部分时间除了大批判就是劳动，偶尔上点文化课，也不过就是让孩子们换了一个玩闹的场地，老师基本上无论怎么讲，都没有人听的。在讲台上的老师，最要紧的不是讲课，而是随时防备飞来的石子或者泥巴，练得个个身手矫捷。这样的学生，别看上课打闹，但拉到地里干活，却还真能顶点事。原因是当时农场的半大孩子，大多为农工子弟，从小就是农活的好手，加上出来干活，能管顿饭，有时干一天还有一毛多钱的补贴，比上课强太多了，所以有积极性。
即便所谓的正规中学也不好好上课，但在大人眼里，还是暗中希望孩子上正规中学。文革的革命时期一过，权势马上出来发言。建设五七中学，场部，当时叫团部人家的子弟依然留在原来的中学，而各个连队不到工作年龄的孩子，都被送到五七中学，当然，也有人家干脆让这些孩子在家帮大人做家务的，在他们眼里，反正上学也学不到什么，还不如放孩子在家做点看孩子，挖野菜喂猪这样的事。
我家当时已经从场部（当时叫团部）被赶到了连队，所以，15岁的我，只能去五七中学上学。这所中学，原来是一个连队，不知怎么就撤掉了，我们去的时候，好些老职工还在，都摇身一变，成了校工。校工虽然多，但教室却没有。我们就在连队的礼堂上课，所有人都坐在舞台上。礼堂的另一侧，就是食堂的伙房。好些机灵的同学，可以从伙房的仓库里，偷出豆包和馒头来。可惜礼堂的光线不好，当时我的个子很高，坐在最后一排，可以偷懒不听课，自己看书，一学期下来，眼睛就近视了。等到春暖花开，我们就自己盖教室。
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个五七中学酝酿办的时候，林彪还在台上，等办起来的时候，已经是1972年的早春，副统帅头年9·13已翘了，全国上下在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歌，痛批林彪反革命集团了。说实在的，林彪翘了，毛给林彪的信，也多少减了一点光环。别的不说，至少我们不再每年5月7日开会纪念五七指示发表多少周年了。但是，五七道路却还是得走，我们的中学依旧半工半读，半天劳动，半天上课。当时整个黑龙江的学校学期是跟日历同步的，新学年伊始，就是开春。当年似乎还没有地球变暖的问题，天气比今天要冷得多，阳历二月，依旧滴水成冰。当年北大荒冬天吃菜，全靠菜窖储藏，老三样，土豆、白菜加萝卜。如果菜窖塌了，或者没菜窖，就只能吃冻菜。一个连队撤销，注定是狼藉一片，房子能保存下来就不错了，菜窖肯定没了。所以，我们入学的时候，天天吃冻白菜汤，上面浇一点明油，几个油星闪闪的，下面是烂兮兮的菜帮子。早晚两顿陈玉米面的发糕，中午一顿馒头。在我全部的北大荒生活经历中，冻菜汤大概是最难吃的东西，比我们早些年用野菜麸子弄的忆苦饭都难以下咽。这样的东西，再配上陈玉米面的发糕，让同学们对吃饭顿时大为头痛。当年的黑龙江垦区，人少地多，机械化程度又高，上缴粮食多，但自己的黑地也多，粮食和副食品都比较多，改成兵团，让现役军人接手之后，虽然生产下滑得厉害，但毕竟底子厚，我们吃饭从来没像周围公社那样出问题，一年几个月的缺粮。而且说实在的，尽管在那个匮乏的岁月，黑龙江垦区，一直都吃的不错，细粮的比例，比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城市都高。现在突然之间让我们吃这个，多数人都受不了，开学没几天，就有好几个同学不告而别，被家长接走了。
剩下的人对付这样糟糕的伙食，也有应对之术，中午吃饭的时候，多拿几个馒头，留着晚上吃。更牛的人就去后来伙房仓库偷，那里面居然有我们根本见不到的豆包。后来，鉴于发糕剩的太多，馒头消耗过多，伙房采取措施，要求学生一次只能拿一只手能拿走的。这也难不倒我的同学，他们一只手指头缝里夹一个，还是可以拿走4个。有个姓马的同学的手指头又细又长，居然一次可以拿五个。菜不好，就靠家里支援，富裕点的有肉酱，差一点的有辣酱或者咸菜。当时我父亲还在牛棚，家里处境艰难，母亲根本无心照管我，什么都没有，我也不要。我当年味觉似乎有点问题，对好吃的东西超级不敏感，似乎吃什么都行。从那时起，我也不知根据什么，就给自己定了饭量标准，早中晚一律两个，不管是发糕还是馒头，冻菜汤也眉头不皱地吞下。吃饭，对我而言，就是例行公事。这个习惯后来上大学之后，依然保留，跟人伙着打饭，边看书边吃，常常忘记自己吃了几个，拿下一个的时候，要问一问，如果伙伴说吃了一个，就再吃一个，如果说吃了两个，就罢手。有时候伙伴常常逗我，明明吃了两个，非说只吃一个，结果害得我吃了三个。
如此把吃饭当任务，是因为当年的我胸有大志，总是莫名其妙地觉得自己以后肯定能干大事（看来李膺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绝对是有道理的）。文革的革命热潮开始之初，我正好学会看书，那种没画都是字的书。破四旧的风潮，在我们那个小地方，刮得不是太厉害，我们家还剩下了几本苏联小说。没书看，只好啃这几本竖排繁体而且意思不大的砖头。啃完之后，战场转移，谁家有书，就缠着人家借，不借就不走。反正那时候，时间有的是，只要脸皮厚，不愁借不出书来。最过瘾的，就是我们那里有个造反派头子，抄家抄出来不少的小说，尽入私囊，可是不久，他不知因为什么原因也进了牛棚。我的一个好朋友跟他儿子很熟，就拿像章之类的小玩意，从他儿子那里一本本换出来，几个人传着看。在那个年月，尤其是我被学校开除的那一年（我跟我的班主任关系一直紧张，父母都被关牛棚之后，他是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大权在握，寻了一个借口，就给我开除了），看书成了活下去唯一的理由。待到去五七中学的时候，肚子里已经有好些中外小说了，所谓的四大名著，除了红楼梦，都看过了。其他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雨果，大小仲马，司汤达的作品，也看了不少，只是当时这些书都没有封皮，看了以后也不知道作者和书名。文革后开禁，再次接触这些书，才恍然大悟——原来我读过的。我小学三年级跳了一级，刚到新班级，就赶上文革，课基本就停了，字还没认全，所以多数的汉字，包括繁体字，都是我看书瞎蒙蒙会的，到现在好些字虽然会用，但依然可能读错。
在五七中学，虽然里面有几个同学，都是各个连队学习最好的，但都没我这种书痴读书读得多。如果跟多数根本连字都不识几个的同学比，我简直就是羊群里的骆驼。不讲学习便罢，如果讲，我就有很大的优势。我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是个1949年之前的高中生，家里也有些书。难得的是，这位老师很有些“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时代”的积习，喜欢学习好的学生，所以，他们的家的书，我都可以借出来读，记得高尔基的三部曲，《童年》，《我的大学》，《在人间》，都是从他那里借出来的，他们家还有一套沫若文集，虽然诗歌部分看得很让人吐血，但戏剧部分，在当时还是感到挺过瘾的。不久，老师的父亲，一个脑子还留在旧中国的老学究也来了，还带来一部线装的汉书。我的这位太老师，由于太寂寞，无人可谈，竟然跟我结成了忘年交，有空就在一起神聊。太老师最佩服的人，就是班固，好些汉书上的故事，我都是从他嘴里知道的，也在他的指点下，看了一点没有标点的汉书。记得当时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刚出版，我还跟太老师讨论过，太老师对郭沫若很愤愤，我倒觉得他还马马虎虎。
林彪事件之后的中国，即使如我所在的僻地山乡，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革的狂热，一去不复返。如果说，此前我这样的人看书，还需要偷偷摸摸的话，现在不用了。我们的一些来自上海和北京的知青老师，也大模大样地以学校的名义买回来不少的“封资修”货色，说是供教师批判之用。学生按道理严禁接触，但是我却可以看，不仅看，而且可以带回宿舍。这些书，现在我记得大部分是一些整理好的古籍选本，比如诗经选注，楚辞选，汉赋选，唐诗三百首，元杂剧选，元曲选以及古代散文选等等，记得还有一套三卷本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这些东西，大概当年编的时候，都是为中文系大学生准备的，以我当时的水平，多少有点消化不了。但那个时代，是一个书籍极度缺乏的年月，爱读书的人，几乎个个都患了饥渴症，别说一点有注释的文言文，就是给我们甲骨文，我们也会啃的。最开始看的时候，有时候一篇文章看下来，只懂一句两句，然后再看，再看，什么时候明白什么时候算。比较难的文章，要看上十几遍。这样的啃书法虽然笨，但对于文言文，的确有效。很快，我就可以读没有标点和断句的线装书了，还时不时地跟我们那些年轻教师炫耀一番，故意跟他们比试，气得他们够呛。骄傲是我终身的缺点，吃了多少亏，都改不了的。当然，当年我的同学，有我这样爱好的不多。尽管老师已经开始抓学习，而且很快就进入文革后期的邓小平主政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时期，好些同学也开始注重学习了，偶尔也会考考试，但是，像我这样看课外书的同道几乎没有。因此，我看的书无论放在哪里，都不会有人碰的。当年的我，十分骄傲，目中无人。当时班里最爱读书的同学，最喜欢看的书，就是读报手册，里面有好些世界地理和政治常识，但这手册，我几乎可以背下来，随他们问什么问题，都可以应声而答。至于做所谓的数学难题，早就不在话下了。只要做题，同学们肯定要来问我，而我，是各科老师特许可以不交作业的。不过，由于回潮的缘故，学习好悄然之间，变成了优点，优势不小的优点。只因为我学习好，老师不够用或者出差的时候，需要我来顶课，有的时候，还让我以老师的名义出差去抄一个只能听完了记录回来传达的文件。从前做狗崽子的那些歧视，不能说完全消除了，但确实不明显了。
不过，虽然形势在变，人心也在变，但文革并没有结束，五七中学，还是五七中学，我们还是得半工半读。粮食虽然不用自己解决，但吃的菜和肉，必须靠自己。我们这个班，就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大头，负责种菜，而另外十来个人，负责养猪。由于我在场部中学的时候曾经养过猪，算是懂行的专业人士了，所以，我成了养猪班长。
从原来的连队饲养员手里，接过了大大小小一百多头猪，我们的生意就开张了。当时的养猪，是个又脏又累的活儿，我们得弄饲料，弄野菜，用大锅煮猪食，还要清理猪圈。一下课，就得往猪圈跑。但是我们干得很来劲，满世界张罗给猪弄吃的。看书一般都在上课时间，因为那时的课本超薄，也超级简单，一学期的课程，一上午就可以自学完毕，所以老师在上面讲，我基本不听，看我的课外书。老师也不管我，有时会走过来，翻一翻我看的书，如果感兴趣，就说等你看完了，借我看看。晚上喂完了猪，也有大段的时间，那时候我们学校没有电，学生老师人手一个自造的小油灯。没有煤油，但柴油免费供应。柴油烟大，一夜看书下来，两个鼻孔熏得黑黑的，接茬就可以扮成窦尔敦。我眼睛近视，估计跟这油灯有直接的关系。但是，用这样的照明方式，可以不考虑时间，爱看多久就看多久，记得第一次《红楼梦》，就是在油灯下读的，不像现在的大学，到时候就统一熄灯。
我们的学校位于大山里，有野鸡，野兔、狍子，也有狼。胆那里最牛也最常见的动物是乌鸦，它们成群结队，可以轻易打败老鹰。都说老鹰抓小鸡，如果老百姓不留神，乌鸦们不仅会把小鸡抓走，连老母鸡一并抢掠。我们养的小猪，个个都没有尾巴，耳朵残缺，都是乌鸦们的杰作。有时候，眼看着它们作案，就是制止不了，人家不仅动作快，而且脸皮厚，赶去复来。山里蚊子不多，但牛虻多，苍蝇多，大小各种品种都有，而且非常傻，常常直截了当地扑上来叮你，从不知躲避，用手一拍就能拍死。但是我们的猪，往往被它们叮得很惨。当然，最大的威胁还是狼，刚接手不久，小猪就丢了两个，校工们说是狼弄走了。他们还说，漫说小猪，大猪狼一样可以带走，用牙咬住猪的脖子，用尾巴赶，赶到山里，再扑杀。所以，我们只好重修加固猪圈，在高高围栏上，用铁丝和绳子，做了很多的圆圈，据说这样可以让多疑的狼怀疑这里面有陷阱望而却步。还好，从那以后，猪就没丢过。
其实，养猪是个具有技术含量的活儿，单凭我这两下，拿不下来。学校给我们配了一个女校工，帮我们一起做。这个女校工就是原来那个连队的老职工，当年也就30多岁，据传相当风流，事实上也挺风流。长得其实不怎么好看，不过也不难看。一说起来，都骂她是破鞋，但那些男校工见了她，就像苍蝇见了血，包括几个自家老婆长得相当漂亮的也是如此。后来我才知道，在东北农村，破鞋其实是社会里非常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人物，所起的作用，比乡绅不差。其实，这位风流的大婶，工作很负责任，心底也相当善良。对那些刚出生的小猪，就像妈妈一样，时常喃喃地跟它们说话。当年如果没有她的帮助指导，我们的猪基本上是养不大的。不过，我一想起她的风流，还是未免流露出对她的不屑。我们这些孩子，不知道掩饰，估计她能看出来。
另外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校工，是个山东汉子。姓甚名谁我都忘记了，只记得大家都叫他二哥。无论在山东还是东北，被人叫做二哥，就是在骂他蠢。但是二哥干活并不蠢，很会做，也能做。让他做豆腐，一个人连拉磨的驴都省了，全包。由于经常要到豆腐坊弄豆腐渣，所以我们跟二哥很熟。二哥高兴了，就喜欢唱两口团结就是力量什么的，嗓门大，不用麦克风十里地以外都能听见。二哥还跟我们讲当年闯关东时，如何跟俄国人打交道的事，还知道俄语中，官叫哥皮蛋，兵叫骚达子。据他自己讲，当年他也是一个领导，管过好多好多的人，处理过外交纠纷，但是后来犯了错误，就不领导了。犯了什么错误，二哥死活不肯讲。问别人，别人没告诉我们他犯了什么错误，只说二哥娶二嫂的事儿。当时的北大荒，山东人很多，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男人要想找媳妇，只能回老家山东想办法，二哥也不例外。积攒了好些钱，回山东老家找老婆。但是找来找去，没人肯跟。老家也没有什么正经亲戚，没人卖力帮他，害得他着急上火。二哥急，有人看在眼里。刚好他们家乡有个寡妇，自己带着四个孩子，活得很艰难，有人就想把寡妇塞给二哥。寡妇其貌不扬，岁数又大，二哥即使二，也断然不肯的。于是他们就让寡妇的妹妹出面相亲，二哥乐了。所有的事都办停当，到了上火车那天，结果来的是寡妇和四个孩子。登时傻眼的二哥想翻脸，看着寡妇和孩子哭得惨，心一软，就把人带回来了，于是，我们有了二嫂。跟这样的校工在一起工作，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可惜，当年的我心高气傲，根本没把这两人放在眼里。现在想起来，我对他们实在是太不尊重了，一生气，就吆三喝四的。
我们养的猪，一只一只进了汤锅，我们的生活也得到了极大地改善，虽然食无鱼，但毕竟吃有肉了。自己种的菜也下来了，同学们吃饭不再皱眉头了。只是，作为饲养者，我始终拒绝帮着抓猪，不肯帮忙杀猪。不是怕脏怕累，而是不忍。尽管，杀猪的二哥告诉我，这实际上是一门技术活儿，学会了，人家不敢小瞧你的。
尽管我是养猪班长，全校最有技术含量的职务之一，但其他的活儿也要做，比如春天植树，整个班拉出去，到较远的山上，猪则暂时交给校工照管。记得我们栽的是落叶松，一个个非常小的树苗，长不盈尺。林场的技术员给我们讲了技术要领之后，人人都非常认真，先挖坑，放苗，覆上浮土再轻轻提一下，然后放土踩实，再用草皮盖上。完全按技术要求操作，栽得很慢，但成活率高。最关键的是，栽树都是男女生搭配，一天下来，累的要命，但大家却都很高兴。当时我和搭档一连几天创下全校最高纪录，越干越兴奋。多少年后，我乘车路过我们栽树的地方，只见成片的落叶松已经长大成林，郁郁青青，兴奋地在车上要蹦起来。
还有值得一提的事，是我们学校的运动会。我报了两项，一项是五千米长跑，一项是扔手榴弹。我是个不爱运动的人，篮球乒乓球，一概不会。报名参赛，完全是因为养猪班的同学起哄，同时感觉这两项自己还有点自信。活儿忙，没时间训练，到时候上去就跑，那知道人家都比我强，两圈下来，我就成最后一名了。扔手榴弹的成绩要好点，扔得很远，可惜准头差点，三个弹都偏离了掷弹区，每个都砸到了学校的水房上，把个油毡纸做的房顶，砸个稀烂。幸好，当时里面没有人。所以，运动会完了，我一点没闲着，跟老师一起帮人修水房，听烧水校工的唠叨。
活干多了，生活好了，我居然近视了。也没有地方配眼镜，就这样瞎糊糊地到处撞，上课看不清黑板，正好不听老师讲课。但是好像……我开始恋爱了。说是好像，是因为自己也朦朦胧胧的。的确是喜欢班里一个文静，看起来美得不行的女孩子。这位女同学不爱说话，也很少笑，但我们一起干活的时候，却总能听到她的笑声。但是要声明一下，她的笑不是我逗的，反正她跟我一起，就是爱笑。就这样，只记得某一天我好像突然被一种东西撞了一下，然后一夜无眠，脑袋里全是这个女孩子的影子。第二天照镜子，发现我长出了一根白头发。当时其实没有意识到，我恋爱了，但现在看来，就是这么回事。恋爱的原因，据我的班主任老师后来分析，是因为我看了《红楼梦》。其实，当时我虽然坚持看完了这部过于有名的大作，但完全稀里糊涂，只记得一会儿请安，两会儿宴会，一点好都没看出来。《红楼梦》的好，我是后来做农工之后，看多了才体会到的，当时还真没这个水平，真的。如果真的是小说的影响，诱发了我的爱情，可能还是《红与黑》这样的西方名著。可是，当时在五七中学，我已经基本上不看这些了。这场恋爱，其实还没等开始，就被人扼杀在摇篮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被憋得实在受不了的我，写了一首长诗，认真抄在作文本上，再用心裁下来，用心折成一个自以为很漂亮的样子，悄放我喜欢的女孩子的课本里，自己忐忑地等待着消息。消息始终没有来，灾难却来了。原来，这封信，女孩子还没等打开看，就被团支书发现拿走传看之后上交老师了。在那个时代，不言而喻，老师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诗里写了什么，现在我已经记不得了，好像应该是赞美她的，大概搜罗了我所有知道的赞美词汇，但肯定没有表白。尽管如此，还是被老师们一致认为是首情诗。更糟的是，在我还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同学们一时间也都知道我犯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错误。那几天，谁见了我，眼神都不对，都像看我们那位“破鞋”大婶似的。随即我的养猪班长被撤，语文课代表也不能当了。总之，我惹起了一场风波，动静还不小。但当时的我，居然一点都没感觉到自己错了。后来听老师讲，老师和同学们都对我如此资产阶级，如此流氓，感到很愤怒。没开大会批判我，已经是很宽大了。其实，当时我已经做好了答辩的准备，有一肚子的词儿来应付，结果一句没用上。其实真要是开批判会，我如此抗辩的话，很可能会挨顿好揍。
我的恋爱风波，跟当年末庄阿Q的恋爱风波一样，很快就平息了。一些同学很兴奋，一些同学很失落，我养过的猪们，也很失落，因为后来它们就没有被好好待过了。但总的来说，事很快过去了，都是些孩子，忘事快。这年，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回潮达到了高潮，我们师举行了一次全师语文数学的统一考试。当时受恋爱风波的影响，我对考试一点心思都没有，甚至公然宣称拒绝复习。最后考试的时候，发现数学的题目出奇地简单，太轻松了，但是，一向粗心的我，还是犯了个小错，没拿满分，而语文考试，作文几乎是一挥即就，看都没看就交卷，后来判卷的老师说，居然一个错别字都没有，得了全师的最高分。那年月唯一的一次全师统考，两门课和团体总分的第一，都是我们班拿的，我们这个半工半读的五七中学的高中班。
正像当年的回潮，很快就被文革的激进派击退一样，我们学校的辉煌，也很快烟消云散，连学校最后都解散了。被解散的直接原因，还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外界看起来特别优秀的班。
统考完，已经是冬天了。冬天下雪之后，我们学校周围总有野鸡出没，大胆而放肆。我们一位朝鲜族的同学，手很巧，不知从哪里弄来了钢管，做了一支土火铳。用牙膏皮（当时还是铅的）化出了铅沙做枪子，再从开山炸石头的农工哪里弄一点火药，就可以做猎人了。有那么一天，早上起来，我们发现教室后面，有好些野鸡。于是那个同学就开始装药，放枪子，当一切准备好了之后，野鸡居然飞了。猎人和起哄的众泼皮只好悻悻地回来，火药和枪子都没有退，就把枪放在书桌的抽屉里，然后几个同学一起，上老师家玩去了。
这下可出大事了。当时我们的教室，兼做男生宿舍，无论何时，人都挺多，留在教室里的几个同学，不知枪里有药有弹，有个家伙就拿出枪来，压上火柴做引火，意思是打个响玩，举枪冲这个瞄一下，冲那个打一枪，都没有响。每个被瞄的同学，都挺勇敢，个个拍着胸脯，嚷嚷着冲着打。就在这哄闹之际，突然，枪真响了，一个同学倒在了血泊中。就在这个时候，几个知道枪里有东西的同学，其中包括我，刚好来到门口，相差不过几秒钟。我们打死也没想到，这支土造的打野鸡的枪，居然有这么大的威力，铅沙直接穿过那位同学的嘴巴，射穿了颈动脉，当时就没气了。
后来，老师和校长以及校卫生员都去了，我明明看见那位同学血像喷泉一样涌出来，但还是不相信他会死。直到我们的校长，一个当过兵的大老粗像团部汇报，说某某同学被打牺牲了，才如梦方醒。其实，我已经做好准备，打算送这位同学去团部就医呢，因为当时这种活儿，都是我的事儿。
一个同学死了，一个同学受了处分，一个同学被抓，班里就像遭雷打了一样，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幸好，被抓的同学，被死者的母亲给硬保了出来。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位母亲，连续几次跋涉几百里，去师部保“杀死”她儿子的“凶手”，在那个时代，如果肇事的同学不被保出来，成为刑事犯，一辈子就交代了了。
当我们全部同学排着队，抬着盛殓我们同学的棺材，把他埋葬在学校旁边的山上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的厄运还没有完。过了没多长时间，我们班的女生，又出了一次大事故。当时宿舍的取暖，是用地火龙，一种低矮的类似火炕的东西，上面是木板搭的铺。由于没有煤，也没有锅炉，要想晚上保持温度，必须睡前把地火龙烧得特别热，里面最好要有没有烧完的木头，一直慢慢地在烧才行。但是这样的烧法，很容易把地火龙烧坏，砖与砖的缝隙开裂，当年我们没有水泥，地火龙无论如何都弄不严实。别的班的女生，没有这个可能，因为她们柴火不多，但我们班的男生对女生很好（当然也有我一份），给她们扛来了足够用的柴火，都是大木头，随便烧就是。
这样的烧法，按道理，宿舍里应该留人，但是，由于回潮的缘故，女生大都喜欢去教室复习功课，宿舍里烧着火，常常一个人都没有。终于有一天，地火龙里的火舌舔掉了砖缝里的泥沙，舔着了铺板。而我们班的女生宿舍，恰好在一栋房子的顶头，当烟冒出来的时候，其他房间里其他班的女生发现大事不好，赶紧撤离，但不知怎么谁也不呼救。等到我们班主任老师发现的时候，已经浓烟滚滚了。偏偏他也毫无经验，居然一拳把窗户打碎，想要扑进去救火，外面的风一进去，原来的烟马上变成了大火，直冲屋顶，于是，火就没法收拾了。我们整个学校，只有一眼井，我们一桶一桶地打水，一会儿，井就干了，往上泼雪，也无济于事。眼看着大火把一栋房子都烧干净，我们班女同学除了身上的一身衣服，变成了彻底的无产阶级，一无所有。还好，整个过程，一个人没有伤到，除了我们班主任的手腕。火灾过火后，男生宿舍紧急合并，一个床位睡两个人，给女生腾地方。我们班的女生，一夜谁也睡不着。
事情过后，别的班同学笑话我们，说你们班真优秀，男的杀人，女的放火。怎么办呢？好像说的没错。
再后来，我们班的女生，每人得到了一床救济的被子，勉强过完了这个学期。当我们挤上大卡车，离开学校的时候，被告知，这所学校不办了，明年，我们要集体转学到另外一所中学，一所设在一个营部的中学。这所中学，不叫五七中学了。在车上，我们甚至没机会跟我们亲手养的猪，亲手盖的房子，亲手开的菜地和我们安眠在山顶的亲爱的同学告别，就这样一溜烟走了。
那天，下着小雪，五七中学，雪雾迷蒙，一会儿，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车上，凛冽的风，刺骨。 北大荒的冬天，零下30度，到下车的时候，人都快冻僵了。从那时到今天，我一直都没有回去过，有人告诉我，那里已经修了水库，五七中学已经淹没在一片汪洋之中了。我们葬在山巅的同学的灵魂，可还安宁？
转自《张鸣的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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