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兴：我所知道的汪锋
我所知道的汪锋
－－作者：彭兴
汪锋（图右）与王恩茂 （南方周末资料图 / 图）
说起汪锋，年纪稍大一点的甘肃人没有不知道的，因为在 50 年前他曾是甘肃省委的第一书记。汪锋为了甘肃人民确实做到了呕心沥血。作为已在甘肃工作达 60 年的外省籍医生，我曾有幸和他有过较近的接触，愿将所见所闻披露于下，以飨读者。
谈到汪锋，自然首先要忆及上世纪 50 年代末波及甘肃全省的大饥荒。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汪锋临危受命，继张仲良出任省委第一书记，不顾种种“左”的禁令，派出大批干部开仓放粮，救活了无数生命，真是功德无量啊！更了不起的是，他经过调查，认准了要使甘肃人民彻底远离饥饿，非搞“三自一包”不可。经他这样一抓，不过两年，甘肃各地出现了“粮满仓，畜满圈”的大好局面。“人人争吃爱国肉”的情景，至今难忘。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汪锋的功绩，却全成了“三反”罪行，不仅被罢了官和停止了党籍，而且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对象，被关押在武都的一家劳改农场，俨若囚犯，失去了自由。
不仅如此，在当时，汪锋的妻子儿女也遭到株连，也成了“牛鬼蛇神”，不仅被“扫地出门”，而且不断遭到抄家、批斗、殴打、关押和人身侮辱。 1967 年秋冬的一个夜晚，我在甘肃省人民医院值急诊班，曾任省委副秘书长的汪锋夫人陈芳被抬来看病，遍体鳞伤，多根肋骨骨折，惨不忍睹。就是伤到这样的程度，陈芳看病也不敢说真名和要求住院。
1966 年冬天，汪锋因高血压和糖尿病加重而不得不住入省院，但红卫兵却让他有病看不成，天天到医院揪他去中央广场的批汪大会接受批斗。每次批斗不下三小时，最难受的乃是弯腰低头，最后必然是血压剧升和脑供血严重不足，从而使病情恶化。因此，在某次又要揪他去批斗时，他想求医务人员陪同和保护，但不仅主任、主治大夫纷纷躲避，就连正式护士也不肯陪他去，他没有办法，只好求助当时为助理护士的杜玉超。杜大姐见汪锋病重可怜，就答应跟去了。在斗争会上，身穿白大衣的杜玉超尽职尽责，决不许武斗和弯腰低头，使汪锋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为此，她代汪锋挨了不少的推打，手表也被弄坏。为此，汪锋十分感激，除了说些感激的话外，还慷慨激昂地当着大众的面高声宣布道：“请大家记住，若我汪锋能大难不死，我一定要买一只全世界最好的手表来赔还杜大姐，以报她对我的大恩大德。”在场的人听了，无不感动，一致认为汪锋不愧是位知恩图报的血性汉子。
此事一出，汪锋便被轰出了省院，污蔑“杜玉超是保汪狗”的大字报贴满了全院。可杜玉超却对我说，她才不怕这一套。据我知道，粉碎“四人帮”后，汪锋再度出山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当其赴任路过兰州时，确实带上了他所买到的世界上最好的手表及其他厚礼，专门登门去拜谢杜玉超，并邀杜及其全家随他去新疆工作、学习，表明他的确是有情有义的好男儿，但这都被杜玉超婉言谢绝了。
我和汪锋有亲密接触，已是林彪折戟沉沙摔死于温都尔汗后的 1972 年。那时，周总理主持中央工作，开始批“左”和逐步着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因此受到党的信任，并被委任为一个病房的负责人。就在这时，负责领导医院业务的院革委会副主任温剑衡和内科负责医生袁锦眉代表党委及革委会找我谈话，说：“周总理代表中央决定要召回汪锋进行体格检查；省革委会决定把这一任务交我院完成；院党委及院革委会经慎重研究，认为你最堪信任，决定由你全权负责，望你不要推辞。对你的业务能力，我们完全放心。此事难在必须完全保密。”我当即表态坚决照办。
第二天，我和汪锋及监押他的人见了面。经精心安排，汪锋被监押在儿科新生儿监护室，改名王某，他所有的诊疗全由我一人负责。汪锋的病并不复杂，还是原有的高血压和糖尿病，但几年军管下来全都加重了。除了治疗外，我的任务就是要为他做一个全面体格检查，然后写出书面总结经省革委会呈报周总理。要想完成任务，就必须首先取得汪的合作。而当时汪锋的心态十分复杂。他离开兰州多年而今能够回来，自然十分惊喜，但对省革委会把他弄回来看病，却又十分不解，而他对于当时的省革委会又根本不信任，自然心中存有不少疑惧。有鉴于此，经征得温、袁二人批准，我把是周总理要他看病的消息透露给了他，他听后十分激动与兴奋，觉得自己的前途十分美好，所以配合得很好，顺利地完成了各项检查任务，治疗效果也很好，使我得以按期写出书面总结报告。
值得一提的是，当“文革”已经进行 6 年之际，不仅汪锋想念兰州和甘肃的老百姓，而实际上甘肃和兰州的广大人民也在想念汪锋。大家经常在暗地里打听汪锋在哪里，他究竟怎么样了，这充分反映绝大多数老百姓都认为汪锋有功无过。就在汪锋到省院治病前后，兰州街头突然出现“汪锋已去世”的流言，而且越传越厉害，几乎人人见面都要谈论此事。我听后觉得既有趣又好笑。我还把此事偷着告诉汪锋，他听后不禁哈哈大笑。
在分手时刻，汪锋将他正看的郭沫若所撰《李白与杜甫》一书馈赠与我以作纪念。直到多年以后，他去新疆赴任路过兰州，还托人带话向我致谢与问候，我们才有了新的交往。
在此，我要澄清一件事，我帮助汪锋家人偷着在病房和汪锋见了面，为此他很感谢我，写了一首诗，记录这事。诗曰：“郎中诊病面如霜，一片曲情腹内藏。鹦鹉面前不敢说，却教儿子去翻墙。内情外议几周转，终有真情入病床。天罗地网会有隙，世有鸿雁无迹翔。敬谢愚人多苦意，且把病室当牢房。”他在诗中说我偷着通知他的家人汪已回兰州，现住省医儿科新生儿室，望他们想办法偷着到病房来和汪锋见面。但通风报信的人不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那时才七岁，办不了这等大事，而是找的我们医院化验室的李庆安同志。这事已过去了四十余年，还是应该说清楚。
在汪锋住院期间，我还代我院口腔科鲁恒敏老主任向他反映了一个大问题，令他大吃一惊。事情是这样的：“文革”初期，我和鲁恒敏都被抓进了“牛棚”，关在同一个房子里。鲁恒敏因爱跳交际舞，新中国成立前常去兰州励志社跳舞，所以就猜疑他是特务。但鲁恒敏从不关心政治，无党无派，故死不承认。所以受尽了毒打，全身没有一个好的地方，最后愤而自杀，以表抗议。死前，他对我说，他在医院内一直工作很好，年年都受表扬。 1956 年 3 月，汪锋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国家民委副主任，跟随陈毅团长率中央代表团到拉萨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庆典。路经兰州时牙齿不好，甘肃省委叫鲁恒敏给他诊疗。鲁恒敏很认真地给汪锋做了诊断和治疗。当时汪锋对鲁恒敏很满意，一直表示感谢，可是第二天省委书记张仲良却说鲁恒敏态度不好，看病质量不高，错误严重，要求医院给予鲁恒敏严重处分，令他倍感惊奇。此事未经调查，也不让当事人申诉，就给鲁恒敏记了一大过，令他非常痛苦，一直耿耿于怀，到死都不明白，他给汪锋看病看得那么好，结果还说他不好好看病，含冤一辈子。他要我今后若能碰见汪锋，一定代他问一下，他究竟哪儿看得不好。汪锋听了，觉得很奇怪，因为鲁主任给他看牙确实很好，他很满意，没有说一句坏话。这个事情究竟问题出在哪里，后来经我们仔细打听，才弄明白。原来张仲良的秘书陪汪锋看牙时觉得鲁恒敏对他不尊敬，回到省委对张仲良假报军情，乘机报复，用汪锋的口气说鲁恒敏的种种不好，引得张仲良大怒，非要惩罚鲁恒敏不可。得到汪锋的清楚解答和对鲁恒敏的感谢以后，我向鲁恒敏的家人（兄弟和儿子）做了详细传达，他们也很感动，这也算是对得起鲁恒敏老主任了。
转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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