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定华: 讲述亲历怒江战役始末
译员徐定华讲述亲历怒江战役始末
－－作者：徐定华
徐定华：曾用名徐永强， 1924 年生于天津， 1941 年夏天在沦陷区中学毕业后赴大后方重庆，在中央大学学习土木工程。 1944 年初志愿参加译员工作，在中缅战区服役 19 个月，经历怒江战役全过程。 1945 年回校复学，后转清华大学学习。解放后在高等学校从事教育工作，著有《混凝土材料学概论》等教材。
译员缘起
1943 年我在大后方重庆中央大学就读二年级，一天早晨上完两节课之后我在校园内走动，突然在学校告示牌上看到一张布告号召学生支援参加随军英语译员的工作。
因为自 1941 年 12 月珍珠港事件后，中美同盟抗日，美国罗斯福总统派遣大批成千美军官兵来华助战（不是战斗部队），而是担任各兵种的武器补给训练，参加野战部队的参谋、作战联系等，战地急需大量英语译员服务。但当时大后方和沿海不同，不可能找到足够的英语人才—尤其是能在战地奔跑的青年—所以动脑筋转到学生头上来了。
布告说：“盟军来华助战，……凡我热血青年理应踊跃应召，报效国家共纾国难……等”。这一番言词顿时使我热血沸腾，当即不假思索步入办公室大笔一挥，写上我的名字。方才下课时是九点半，现在时间还不到十点钟。我已做出了平生最重要的决定。
我所以瞬息间闪电般做出决定，回想起来也有其客观的必然性。
我是天津人， 1937 年芦沟桥军兴，华北首当其冲沦陷，虽然当地暂时有英法租界存在，多少有些缓冲，但已充分体会到了亡国的惨痛。那时的青年都比较深沉、成熟，有些人已经暗暗下决心要离开沦陷区。
那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了扩大在沦陷区的影响，实际派有秘密人员在平、津工作，联系重点中学的校长，动员少数学生赴大后方求学。此种安排不迟于 1940 年已开始。
1941 年夏我中学毕业，我很自然走上了这条道路。
那时从华北去大后方较便捷是走陆路，沿津浦路坐火车南下在安徽附近下车取道河南界首，通过“阴阳交界”进入国统区。这条线上两方对峙一般相安无事，并无战事。通常有少数商人跑单帮的往来，维持两区一些经济活动。事实上，还是当权者招财进宝，发财的门路。但是人员来往必须化装。
（编者：比如之前的葛彦、吴炳琳等从平津前往重庆的学生都是走的这条路。）
我们这些书生模样的人，戴着眼镜，十分触目，有时被敌伪盘查出事。
少年徐定华
我和同班另一同学决定搭伴走海路乘海船去。在塘沽我们屈辱的在手持刺刀的日兵盘查下上了英国轮船，去了上海，随后又买船去香港。这样，绕了大半个中国，从法国租借地广州湾（现湛江市）登陆，过境进入大后方，得见汉家旌旗，热泪盈眶，喜极而泣。
徐定华去大后方的路线图
此前标准路线是取道（安南）越南海防，乘火车直达昆明。因 1941 年初法国已向日本投降，海防也落入日寇魔掌。我们走的广州湾路线，本是跑单帮的路线，沿路没有现代化的车船设备，要靠步行和踏单车（自行车）前进，一路十分艰险，行程两个多月才到达重庆。
此时已是十月份，重庆已进入雾季，大轰炸方才过去，高考也早结束多时，但因我们是沦陷区投奔来的“爱国学生”，所以找到国民党教育部后，自报家门就享受了“免试分发入学”的待遇。事实上那时我们愿意入国统区哪所大学，只要说一声，大学哪个院系也只要填个表，等待开学时去报到就是。
（编者：徐先生关于进大学的回忆与葛彦等先生关于考大学的回忆稍有不同。看来战时什么情况都可能出现。）
在重庆一年多大学生生活使我感觉得十分沉闷、乏味，不是功课有什么问题，因为当时对战时的大后方有些幻想，总觉得抗日期间即便不是“如火如荼”，生活似乎总不该是那个样子。
我们开学已是 1942 年初，正是珍珠港事件后不久，香港陷落，大批人士撤回重庆，孔二小姐乘专机回来了，同机到达的还有她的爱犬，国人大哗。
那前后《大公报》曾发表一篇有名的社论《看重庆、忆中原》，说的是中原河南水、旱、蝗、汤（汤指蒋介石的汤恩伯部）四灾惨烈。而重庆这里灯红酒绿，歌舞升平。
这篇社论给《大公报》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马寅初先生这时已被软禁，他公开演讲指责国民政府的政策“有钱的不出钱”一味的印刷纸币，它的经济政策不会有任何的成效！
这些就像给我们兜头浇了一盆盆冷水！
大学生充当译员的事是从 1943 年开始，以昆明西南联大方面动作较早，由梅贻琦校长动员，学生踊跃应召。所以早期在战地工作的译员都是西南联大的。重庆方面当时并未认真动员宣传，没有大动作。
译员面试
我记得第一批志愿报名的不过十几、二十人左右。并且当时社会上认识不清，还心有疑虑。
在大后方住过一段的人都知道，当时特务机关为了扩充其恶势力，时常假借各种名目欺骗青年人参加特务组织。什么“军委会报务人员训练班”等就是常用的招牌。因此一些家长因此常告戒青年人不要卤莽行事。
我报名后并未立即报到，因为那时我方才大病初愈（疟疾，即打摆子），体力不佳，所以请假休息了一段时间，实际服役已经进入 1944 年。
这时形势又有了改变。
因为战局的发展对译员的需要更为迫切，仅靠大学生志愿人员也不能满足需要了。
所以 1944 年初国民政府颁布法令，征调当年全部应届毕业大学生一律去部队服役。将最后一学期课程取消，提前毕业。规定服役到抗战胜利为止。届时颁发文凭，此举因为关系民族大义，所以大学生一般从思想上接受，主动配合。
但也听到一些小插曲，有些达官贵人的子弟，大概觉得“随军”两字还很可怕，所以有人通过后门关系在什么后方军事单位补个名字，就算是应征服役，实际不去前线的。这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顾毓秀曾到中央大学讲演、鼓励大家。
征调令下达后，当即就在沙坪坝中央大学内办起了一个训练班，我也在此时奉令参加受训。这个训练班并无固定课程，也无时间限制仅由校内教师和美国军官讲一些应急的英语口语知识之类。因为大家水平参差不齐，并且前方急等用人也实在紧迫，所以看你差不多了就先走。我因是沿海来的，程度不错，只学了十几天就作为第一批人员（共十几人）提前服役。
那时译员的去向有三个：
一个是去驻印军（ X —军）；第二个是滇西的远征军（ Y —军）；另一去向是广西（ Z —部），还没有什么重大军事行动，只在做些准备工作。
沙坪坝这个训练班，后来被命名为“沙（沙坪坝）磁（磁器口）译员训练班”，我们这批人被称为“第一届学员”。但我们这些当事人并不知晓，那都是我们离开以后的事了。
我本来想去印度，后来考虑热带气候恐不适应没敢报，就去了云南，那里也是需人最多的地方；那时怒江战役已在紧锣密鼓，即将开始，我们这一批人正好及时参加了战役全部过程。
译员的身份
译员隶属军事委员会外事局管辖。
我们十几个人于 1944 年三月初被送到重庆城内外事局报到（局长商震）。简单办了手续，每人发了一身黄军装和一顶军帽，不是士兵的军装，但也没有领章等。
我们的正式身份是军中文职人员，一般是三级译员，拿“同上尉”工资（在通货膨胀时期根本没有几文），并且因是单身一人，连食物米贴也不需要发给。
在外事局只住了一夜，第二天就乘美军用飞机，直送昆明美军总部。
关于“同上尉”待遇有必要做一些解释，这本是军队中文职人员的称呼，严格讲，并不是军官，一般常指为军队服务的医务人员、专门技术人员和教师等，后来一些文工团等也列在其中。
凡是有些辩证法思维的人员大概都可以承认：既曰“同上尉”，那就是和上尉不同的另一个概念，身份、待遇等完全不同，相同的只有一点，即每月支付的法币工资数目和上尉相同，同理有少数二级译员是“同少校”待遇，拿得工资又多一些而已。
有不少有过译员经历的人员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头，并且还出了一些悲剧。因为有些人武断的说，“同上尉”就是上尉，而国民党的带兵连长也不过是一个上尉，当时的“公安六条”明文规定这就是典型的反革命。实在是有理说不清，这话不必多提了。
二、怒江战役背景及态势
我国云南省怒江（萨尔文江 Salween River ）西岸直到中缅边界广大国土。自 1942 年 5 月初已沦陷日寇手中。原来 1941 年 12 月珍珠港事件后，日寇侵占缅甸仰光，扼杀了我国唯一的国际通道滇缅公路。当时我国派出精锐的远征军赴缅支援（包括以戴安澜将军为师长的精锐的机械化 200 师）和孙立人部等，最初形势很好取得一定胜利；但驻缅英军表现太差，十分不争气，他们不战弃守仰光，随后只被要求做些侧翼掩护，谁知他们仍然临阵逃脱，也不通知友军，就溜到了印度。
怒江战役地图
日寇趁此机会，轻骑千里奔袭，占领我国后方供应基地腊戍（ Lashio ），因此形势巨变，远征军吃了大亏，溃败；并且不能全师退回国内，残部被迫穿过原始森林野人山退入印度。
这是毒蚊蚂蝗肆虐基本无人的蛮荒的亚热带丛林，自然状况困难，不可言状，我军既没向导也没有粮食给养，实际已失去建制，分散盲目西奔，人们九死一生千幸万苦，只有少数人成功到了印度，集中在兰姆加（ Ramcar ）；
（编者：穿越野人山，见之前发的穆旦的《森林之歌 - 祭野人山死难的兵士》）
另外孙立人部较南一线比较完整地退入印度，损失较小。再加上后来由国内飞越驼峰空运过来的补充新兵，重新装备补充训练，这就是后来打回国的驻印军（ X —军）。
驻印军的最高指挥官是美国将军史迪威（ Stilwell ），他是当时有名的“中国通”，罗斯福总统驻华的私人代表，中缅印战区名义上的参谋长，蒋介石的副手。但实际上他和蒋矛盾极大，关系十分糟糕。因为他以军人的眼光主张将美国援华军械物资分给一切愿意抗日的中国军队，包括中共，动员双方拿出更多的兵力派往抗日战场。这种主张岂不令蒋介石火冒三丈！所以蒋最后坚持要求罗斯福总统将他召回；史迪威最后不得不黯然离华。
到了 1945 年初，罗斯福总统逝世，美国对华政策成型，此后决定“援蒋反共”，改变在华主帅。驻华大使换了赫尔利，军人换了魏德迈将军。
这以后的历史是大家熟悉的了，这样直到迟了一代人，“乒乓外交”之后，尼克松访华，这才恢复了中美两大国正常交往的局面。
1942 年初日寇猖獗，由缅北冲入我国门畹町，一路东犯。
这时滇缅路上溃散的士兵和逃难的缅甸侨胞拥挤乱成一团，混乱不堪，已有小股日军已经化装冲到了惠通桥。
惠通桥是当时横跨怒江的唯一通道
幸好当局已有考虑事先在桥头储备了炸药。在最紧急时刻将桥炸掉。此举保全了怒江东岸，小股日军很快消灭。从此时开始，我和日寇在滇西就隔怒江对峙。
到了 1943 － 44 年前后，此时已在苏联斯大林格勒大决战以后，德日败象已露，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大反攻逐渐提到日程上来。
在这最困难的三年中，我国处境孤立，只靠有名的“驼峰空运”勉强维持极有限的对外联系、补给。这条空运路线十分艰险，飞机和人员损失严重。依靠它是谈不到什么“反攻”的。
怒江战役的战略目的就在于为我国打开陆上的国际通道，为抗日反攻创造前提。
当时的日本法西斯战略形势不利，兵力不足，在滇西只能采取守势。他们的目的也只能尽量拖延时间，尽量给我军造成杀伤。
敌军驻守滇西的兵力为从缅甸派出的 56 师团的一部分；兵力不够强大但他们单兵训练素质较好，并且士兵中了武士道迷魂药，忠于天皇，十分顽固。所以直到战役结束战败，被生擒俘虏的人数很少。
三、战役初起
1944 年 3 月 12 日，我们飞抵昆明，先在外事局办事处和美军总部办了必要的手续，美军办事效率极高，处理此事的只有一位准尉级最起码的芝麻官，时间不过一二十分钟，填写必要的表格，审查无误，然后存档完事。
之后立即由军车送抵西郊黑林铺。
那里有一个美军设置的“步兵训练中心”（ I.T.C, Infantry Training Center ）。开办各种短训班，训练由我国部队抽调的骨干军官—我始终纳闷，闹不清中国的职业军官还需要训练什么。
另外在昆明近郊还有一处“炮兵训练中心”（ A.T.C, Artillery Training Center ）”担任类似工作。
译员在那里要接受两个星期的军事训练—对于青年学生，这还是十分必要的。
训练内容主要是武器使用（步枪、冲锋枪、卡宾枪、轻、重机枪拆卸和安装和实弹打靶，还有迫击炮，打了一发），最后还安排了一、二天爬山，目的训练体力，要适应滇西山区的战地生活。
两星期很快过去。第二天清晨吉普车等在门前，我们几个人一路疾驶西去。沿着滇缅公路，经楚雄，祥云等地日夜兼程。夜晚公路上车灯点点，车辚辚，马萧萧，军运车不断。
“万里赴绒机、关山度若飞”，
对于此情此景确是贴切的写照。
下关训练
我们的目的地是下关，在大理洱海的南面，那里当时设立一个美军工兵营地，任务是训练中国工兵骨干。
怒江作战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渡江，准备的是在敌人设防条件下的敌前强渡。
这是工兵的重头戏，安排的战术是橡皮艇操纲渡，操纲渡就是准备一条粗缆绳，一头栓牢这边岸上，由少数战士使用美国供应橡皮艇划过对岸，将另一端系牢固定，这样汹涌的江面上就会横跨一条缆绳，后继的船只只要人力摸着缆绳就可顺利渡到对岸。
在汹涌的江面这是避免橡皮艇打转转的好办法，并且橡皮艇由许多“隔舱”组成，即使子弹打穿一部分，也不会全船沉没。利用下关附近水面，将各部工兵骨干召集到这里为的就是学这个。在下关期间还举行了一次演习，是远征军长官卫立煌亲自主持的，内容也是工兵的作业，有爆破，烧夷弹等。
译员野外训练
渡江
时间已经进入五月份，战役即将打响，我们要渡江了。那时译员多数人是在基层单位中的“联络小组”中工作，小组由美军官、军士和译员混合组成，一般只 3-5 人。步兵派到团编制，特种兵派到营，派驻军、师、司令部的人数略多。译员是有什么干什么，抓到谁算谁。上到军事机密，下到供应，操练，鸡毛蒜皮什么都插手。
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分配到独立 36 师工兵营的联络组，美军官兵三人、译员二人，于是星夜渡过澜沧江（过功果桥）进入保山坝子；那里是出击的前进基地。战役于 1944 年 5 月 11 日开始，实际情况和预期很不同，原来日寇兵力不足，无力在江边阻击抵抗。改在西岸高黎贡山山脊处设防。我原定在沿江十几处渡口同时强渡，现在用不上了。 5 月 11 日，大军顺利过江。
独立 36 师致远部队是分配在右翼北侧的。我们联络组五人由保山向西北步行进入山区，这时正值雨季，这一带人烟稀少，房舍无多，又加上过往部队众多，根本无房屋休息，那时正值战役初期，连美军联络组也未配备齐全雨具，只抓一块荆笆遮盖，哪里挡得住大雨。三、二天都在泥水中打滚。但总起来我们和美军人员条件还算较好的。我国士兵和驮运送给养和弹药的马帮、民夫等更为艰苦。
工兵营已于 5 月 11 日先一日过江，我们于次日 5 月 12 日由缅嘎渡口渡江，此时江防已经全部由我军控制，所以我们几人只乘坐一只小船顺利过江。当晚，在对岸“轻便飞机场”歇宿。
飞机场这个名称说起来很唬人，实际上什么建筑物、设备都没有。这只是怒江峡谷中西岸一小条窄长的滩地，因为地势还算平坦，所以稍加修整，可以起降最轻型的单座直升飞机，就叫做飞机场了。
抗战时期人工铺设简易机场
三几个工作人员，在这里支起了两个帐篷，一个是他们的宿舍，还有发报机、手摇发电机等设备，另一个帐篷就是伙房和食品给养仓库。飞机场的任务是运送给养、罐头和药品，担负美军军邮，还有必要时撤退伤病员。我们过往的工作组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但是除了补充一些饮水外，大概也得不到什么别的帮助。过往人员可以在飞机场的边缘空地上用自己携带的器材，比如塑料布等搭起一个狗窝般高低的小棚子，在大雨滂沱之中，休整一下，条件已经很好了。我们工作组也搭了两个小棚子，住了一宿。第二天清晨就离开，追寻自己的工兵营，很快就在西边不远村子里找到了 36 师工兵营。
一过怒江，西岸就是高耸的大山。由江边到山脊，路程不很长，但很陡峭，道路泥泞没胫，接近山脊，坡度已达六七十度，驮马早已上不去了，惟一的运输方法是靠单兵背扛少量负荷，硬爬上山去，所以弹药给养运上去和伤兵运回来都极困难。因为日寇在山脊设防抵抗，部队进展不顺利， 36 师在高黎贡山东坡盘桓耽误了约一个月。这时考虑到工兵的作业扫雷和爆破等都不太多，决定将工兵营的联络组撤消，我们几人就先期步行回保山了。 36 师继续越山脊向腾冲扑去。
四、几场硬仗，缅北会师
我们回到保山招待所，当时这实际上是工作组和译员来往调配的基地。
这几天还发生了一件事，即美国飞机误炸保山城，幸好弹落点在南门外空地上，没有什么重大损失；因为在飞机上观察地图核对地貌、实物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发生误炸也难完全避免。
加入战炮营
我很快就被重新分配到第 11 集团军的 71 军的直属战炮营，第 11 集团军驻滇缅公路正面， 71 军是主攻部队，军长陈明仁将军（他后来 1949 年在长沙起义，参加人民解放军）。战车防御炮是专打坦克车的，属于平射炮，使用 38mm 口径的炮弹，此炮在当时属于新设备，虽然不算复杂，但拆卸、安装、操练，熟悉使用也还需要一段时间。
反坦克炮
我们战炮营除了美军官兵各一人外就我一个人。战炮营驻防在保山县境内的由旺镇，我们住在镇上一家大富户阔人家方方正正的大宅院中，他把宅院分出一半军用。我们在这里接受新设备，训练士兵操作，大约花了一个多月时间，于 7 月底甚至 8 月初奉命开拔渡江。
松山战役
当时 71 军防区在战场正面，即滇缅公路上惠通桥以西一线，惠通桥最早由缅甸侨领梁金山捐资修建，几次损毁， 44 年 5 月渡江后，此时已经修复，但部队过江推进不远，即在松山（龙陵县境内）被日敌阻扼。松山位于惠通桥以西约 30 余公里，扼守滇缅公路咽喉要地， 1942 年 5 月，日寇侵占怒江西岸后，选择此地修筑坚固的地下碉堡群，抓罗中国劳工锐意经营两年余，敌人隐蔽地下比较安全，地面上火力网交叉，几乎没有死角，敌人吹牛自诩可比欧洲的 什么什么防线，以图依靠碉堡拖住我方的反攻，从军事上讲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也确实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因为我军从下向上仰攻，十分困难。又且我军指挥比较缺乏攻坚的经验，所以部队伤亡很重。那时正值 8 月暑天，牺牲士兵的尸首无法及时掩埋，尸臭熏天，近年作者和当年盟军战友通信（美国中印缅战区老兵协会成员），他们都还印象深刻。 71 军步兵主力师久攻不下。据说蒋介石震怒，几次严令克日拿下，并不解决问题。随后由滇南调来生力军第八军李弥部队，换下 71 师，先后鏖战三个月，最后用爆破战术解决了问题。一面在阵地前佯攻，一面深挖地道，直抵地堡正下方埋下大量炸药，这样在 8 月 20 日清晨，轰隆一声，地堡就飞上了天。
（编者：第八军军长是何绍周，李弥是副军长，负责此次战役的具体指挥。）
直到 9 月 4 日才完全占领敌堡，但打扫战场时有一位美军上尉被潜伏的日军狙击手击毙牺牲。战炮营在松山附近待命，因为日寇依托地堡始终未见坦克踪影，战炮营一直没有拉上去。扼守松山的据说是敌 56 师团，是驻缅甸的日敌调来的一部分，据说有些是日本九州煤矿工人。松山共消灭日敌守敌 2000 余人，生俘少数和慰安妇若干名，我军伤亡约六七千人。
收复龙陵
松山略北，龙陵地区的战斗也极其惨烈。 71 军渡江后，除围攻松山外，另外分出两个主力师直取龙陵。在 6 月初，我军已攻入龙陵。但因日军顽抗和大力增援，我军被迫退守龙陵以北、以东和东南方向。此时由于松山阻遏，我军弹药无法利用公路直送龙陵，只能靠驮马运送，虽有盟军空投，由于大雨关系，也难充分利用。经过几个月的战斗争夺，反复易手，直到 9 月初将松山残敌完全消灭，腾冲业已收复，集中兵力，才于 11 月初将龙陵县城完全收复，此时城内已无一所完好的房屋。龙陵一战击毙敌人 10600 余人，我军伤亡 28000 多人。我的学长、译员同事蔡孝颙君长期分配在 87 师的联络组中工作，迄未调动。熟悉龙陵战事，他另有文章具体报道龙陵战局，随后报道。
腾冲之战
右翼部队越过高黎贡山山脊向西挺进，一路上冲破日寇阻击扑向腾冲，腾冲是滇西最大县城。这一仗也打的很艰苦，日敌决心死守，此时我军作战已有盟军轰炸支援，另外新设备火焰喷射器也发挥了很大作用，日军吃了“武士道”的迷魂药，十分顽固。事实上我们是通过惨烈的巷战，把他们一一从工事中挖出来的。因为敌守我攻，难易不同并且敌军训练素质较好，我军新兵又多，所以我军付出了惨重的牺牲。战后腾冲全城只有两所房屋比较完整。一所是被日寇司令部占用的英国领事馆（ 30 年代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另一所是文庙，日寇没在那里设防，我们也没攻击。这一战消灭全部守敌日寇约 2700 人，但我军阵亡约为其 3 倍，这是二次大战中印缅战区中最惨烈的一场战斗。
腾冲国殇园
战后这里留下一个阵亡将士墓地－－国殇园，有名姓墓碑可查接近一万人，供人瞻仰凭吊。文革中这里被红卫兵捣毁，令人气愤，这里埋葬的是我国基层士兵，他们是为国捐躯的我们的爱国同胞，抗日牺牲的忠勇将士。扰动他们的忠骨英灵，实在大不应该。幸好听说 1978 年后已经修复。
腾冲一线作战的是二十集团军霍揆章部，参战的主要是原东北军旧部 53 军、 54 军等，另有独立 36 师。
制空权当时在我军手中，日寇零式飞机有时小有袭扰，但成不了气候。
有一次，日寇突然空袭，我们 71 军临近部队工作组人员急忙躲到土崖下的缝隙中，脑袋当然钻的深一些，身子和屁股就顾不得太多了，一阵扫射过后，我们幸而没有损失，只有一位译员屁股挨了一枪，后来我回到驻地，发现房顶小青瓦上多了一串弹孔。
芒市休整
松山和腾冲两仗结束，滇西大局已定。
九月份前后松山处滇缅路打通。 71 军军部推进到芒市坝子（现在大概叫潞西），属于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这里是少数民族傣族地区，这里一向由土司管辖，土司方姓，又姓刀。这里是一个“竹文化”的民族，出产优质稻米，生活还不错，这一段时间比较平静，前线已推进到芒市以西（遮放）一线。
我们到芒市后的几天，在土司和芒市群众的协助下，军部还举行了一次祝捷大会，有民族表演项目和当地少女敬酒等活动。这一天我没有出席，因为我所服务的对象－－美国军官这时已调离，我没有固定任务。仿佛记得那天是和一二名译员背起一支枪去林子里打鸟去了。
我本人这期间担任过各种工作，在军部联络组打杂或去美军兽医组帮助给辎重团的骡马治病，住在芒市附近一所竹结构的佛庙中，在山区作战中，运送给养，驮马十分重要。一匹骡子只能驮炮弹二发，左右各一发。骡子和民夫辛苦几天，到了阵地上叮当两响，几秒中就报销了。骡子受伤的很多，但也无大病，多是劳损擦伤和跌伤等。
在芒市休整期间，有一件工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一度又回到 36 师 108 步兵团中，有几天，担任对空联络，联系指点美军轰炸机俯冲轰炸敌军阵地。联络组工事中一部电话机直通到前沿阵地，那里摆好白布信号板组成一个大箭头指示敌军阵地，我将情况立即报告美军联络官，他通过手中步话机（ walkie-talkie ）直接指挥临空的轰炸机首，指示机宜，这个场面中国人看到真是写意、兴奋，尤其是从沦陷区到来的中国人热泪盈眶，终生难忘！
向中缅边界推进
这一阶段前线向前推进已接近中缅国境线，一路上，我们住的房舍一般就是敌占时日军占用的，因为当地本也就是不多那几所民房。我们入住时常看到日军遗留各房间上挂的小木牌，写着“食堂”，“便所”（厕所）等，还有“慰安所”，这些以侵略杀戮为乐，以荼毒无辜平民为乐的皇军“勇士”是要靠这种方式维持士气的。这时战役已近尾声。时间已是 1944 年末。
驻印军是从列多（ Ledo ）出发的，那里是美援物资从加尔各答起岸后，铁路公路运输的终点，再往前就无路可走了，从列多开始，那时在美军（工兵）皮可 (Pick) 将军率领下，大批工程机械（挖土机，平土机等）硬是从丛林中开出了一条路，驻印军沿着列多公路带着重型装备收复缅北重镇密支那机场，随后经过艰苦激战又收复市区，再东下直指腊戎，和远征军汇合。
芒友会师
1945 年初，这时驻印军已穿越丛林打回缅北，两军前哨在畹町以南南坎附近会合。不几天，时间在 1945 年 1 月 28 日，举行了盛大的会师通车祝捷大会（芒友会师），有中美两方面军政首长参加主持。
祝捷大会那天国民政府到场的最高级官员是宋子文，卫立煌，孙立仁等及取代史迪威将军的美军将领。 87 师联络组译员上述蔡孝顒（ 1944 年被征调的中央大学毕业生），有幸被拍入会师典礼照片中，那天拍下的照片登在 1954 年 6 月份的美国地理杂志上（ National Geography ），这几年被找回已向媒体披露。我因不在军部，也不是主力师的人，未曾与会，实际就在附近不远，那天蓝天白云，天空有几架美军飞机，盘旋巡逻，我躺在缅北大地上，心情很轻松。
会师通车祝捷大会刚一开完，大批卡车那时还少见的十轮大卡车，车声隆隆地从西开来。满载军用物资，直奔国门，沿滇缅路东去，驾车的多是美国黑人士兵，他们和沿路军民相互做 V 形胜利手势致意，高呼“顶好” ！滇缅公路打通了，我国抗战进入一个较宽松的时期，昂贵的驼峰空运也自然结束它的历史使命。
五、尾声
移防贵州
战役结束后，我们奉命在保山集结，调整部署，我仍留 36 师，移防贵州，联络组员乘飞机去陆良机场，乘车转贵州。部队则乘车及步行经滇东师宗、罗平等地过去。这时 36 师已改隶第 54 军（军长为闵汉骞）（编者：应为阙汉骞），军部在兴义， 36 师驻贞丰县， 106 、 107 和 108 等 3 个步兵团分别驻在巴林、龙场和者相等三个市镇，我在 108 团。现在的任务是接收新兵和装备并整训。据了解下一步军事行动将在广东沿海，配合、迎接不久即将在中国沿海登陆的美国大军，和歼日寇。
移防广西，喜迎胜利
1945 年初夏，部队由黔西南经册亨县渡南磐江进入广西百色，再经田东等地移防南宁、武鸣一线。这一阶段没有突出事件可记。这几天，我突然得了一场急病，上吐下泻，立刻不得了了。所幸当时军中已有新发明的磺铵药物，效力很好，不分日夜， 6 小时吃一次，第二天就好转，休息两天没事了。（磺铵药物现已过时，被抗生素取代）。
此时突然平地一声雷。一天晚上突然从美国军用电台“晚九点钟最后一分钟”消息中传来了原子弹轰炸广岛的消息，随后是长崎，随后就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闪电般顺利结束了抗日战争，中美盟军欢声雷动。
原子弹轰炸中，确实造成了广岛和长崎的若干万平民的死亡，但是原子弹爆炸加速了日本投降，避免了下一阶段同盟国和法西斯不可避免的大搏斗，在大搏斗中不可避免的将要牺牲更多更多的生命－－这包括中国军人、美国军人和日本军民。
看看太平洋战争中途岛以后的“逐岛”战术和冲绳岛弹丸之地上搏斗中几万人的伤亡，人们大概不难对牺牲数字做个估计。
相信将来历史学家会冷静地对此做出正确的评价。
（编者：“逐岛战术”，应为“跳岛战术”。）
译员遣散，回校复学
抗战胜利，大批美军联络组不再需要，译员也无事可做了，“遣散”在即，很快做了安排。九月份我们奉命经柳州空运回昆明。那以后是否还有少数译员留下来，我们就不清楚了。回到昆明后，我们回到外事局昆明办事处办了手续，领到了遣散证明，每人还发了拾万元法币，叫做“胜利奖金”，于是还我自由之身，又是学生身份了。
但随之而来的是再也无人照顾我们的生活食宿，记得还是通过私人关系在西南联大学生宿舍中，找个地方，凑合过的这段时间的。
遣散费看来数目不少，但在通胀严重的那时，只够供我这个穷学生维持了一二个学期的零花开销（伙食有“贷金”，不算），因为只有把它拱手送到银行，领取一点可怜的利息，眼看它像冰水一样化为乌有。
应征服役的同学，因抗日胜利，有言在先，只等领取毕业文凭就业。我们志愿应召的，一般是二三年级，欠课很多，还需回学校复学。这时摆在我面前的还有个难题，因为我要回重庆，当时交通很困难，并且那时又已是无人过问负责的学生。然而终究还是回了重庆，我于 1945 年十月回到沙坪坝复学。
就是这几天本来安排有一次追悼会，悼念阵亡译员，我当然要参加的，记不清楚临时不知怎么的耽误了，现在想来，可能和中央军解决龙云的军事行动有关。蒋介石收拾龙云就选在这几天动手。他选择这几天调虎离山，把滇军调去越南“受降”，这边中央军就动手“接防”了，打了一二天就解决了问题。龙主席被架上飞机到重庆去做“院长”去了。所说的追悼会可能根本没开成。
记得很清楚的是牺牲译员共九人，驻印军方面较多，他们所在那边战斗看来更激烈些。国内远征军方面约二三人。实际情况应以外事局的档案记录为准。
十九个月的译员生活过去了。
黔桂大溃败
这里想顺便谈一下当年的黔桂大溃败。在 1944 年后半年日寇沿粤汉路南下经湖南直指广西。
那时日本帝国主义有一个狂妄计划，要进广西。打到安南（越南）修一条纵贯亚洲大陆从我国东北直到新加坡的铁路。这是他们的“南进”。也是日寇在抗日战争中最后一次反扑。
日寇推进到桂林、柳州后突然向北一转，闯入黔南，进入独山、都匀一线。这时从东边逃来的大量难民和败兵糜集在新修的黔桂铁道上。无数的人拼命往火车上扒，乱成一团。“陪都”震动，传说又要“迁都”了，但迁到哪里去呢？据说只能迁西昌。刹时间大后方也到了“放不下一张书桌”的局面。大学生纷纷参军，所谓“十万青年军”运动。学生大量参加到空军和各种军事机构中，都在这个时候。
那时我们已在怒江前线，没有亲身感受这一混乱局面，并且还陶醉在前进胜利的喜悦中。但是后方不断有消息传来，后来回渝也有许多传闻入耳。 1945 年我们进入广西境内。那时社会秩序混乱，难民很多，多少还能体察一些前一年的混乱和恐怖。
六、译员与盟军
译员的待遇和生活
首先谈一下译员的待遇和生活。我们应由外事局支给法币工资，在通胀严重的当时，本已是很微薄的。这笔钱每月由重庆先拨到外事局驻昆明办事处，而译员分散远在滇西（或印度）的大山丛林中，巡回流动，那里去找？不过也不需着急，慢腾腾往下拨转就是。这样贪官污吏手中就经常多了一大笔钱可以挪用，做生意的资金了。我做译员一年半以上，清楚记得只领到过一次转来的工资；有一段时间，在小乡镇理发的钱都付不出，很狼狈。这种情况已影响到译员的工作，所以到了 1944 年后半年，不得不安排改善。美军总部和重庆协议，由它们代发，将来在“租借法案”范围内结算。其实问题很简单，美国人效率奇高，每两个月来一个美军会计，我们本人签个字，钱就到手了。
伙食没有问题，跟着他们吃就是。联络组随身有法币，只要有集市都可采购，并且还有美国军用配给，罐头等供应。
我们的一身黄军装，到战地没有几天就磨烂了，形势所迫，不得已都穿起美国卡其军装。只是有一样，译员不喜欢美国大兵的船形帽子，所以多数人都设法保留一顶中式有沿的中国军帽（有帽徽），出进机关部队，提醒人们，“我是中国工作人员”。其他被服、野外装备、雨具、吊床、生活用品，也酌量由美军后勤供应（ S.O.S, Service of Supply ）。此时算多少有了明文章法。美军还有些奢侈品供应，如香烟和巧克力糖果等，我们没有。不过有烟瘾的人，要一点抽，也没什么大问题，东西很多。那时对于美国的物质文明已有些印象。
租借法案
关于“租借法案”一事，现在除了专门研究历史的人以外，恐怕都不大清楚了。原来二战中美国参战后，是同盟国中唯一有能力提供军事装备、物资的国家，但受援的英、苏和中国都拿不出钱来，所以美国国会专门通过一项租借法案（ Unleasement Act ），规定援助各国的军需用品一律按租借物资处理，不交现款，留待战后结算。上世纪七十年代我还看到过：苏联清偿一笔租借法案欠款的新闻报导。至于中国这笔帐后来怎么结算就不得而知了。
云南境内远征军范围的译员，一般个人不配备武器，驻印军方面似乎是有枪的。联络组当然随身有长短枪。为了照顾盟军，那时候，联络组一般不安排到距敌步枪有效射程（ 200m ）以内的阵地活动，而在机关枪有效射程（ 500m ）以内就不好说了。另外，冷枪、冷炮的危险也不可避免。
译员编号
译员在外事局都有编号，我参加工作较早编号在前。据我 1945 年见到的，参加工作较迟的，编号已到 2400-2500 左右，所以估计在这一历史事件中，参与战地工作的译员总数应在 3000 人左右，大概误差不大。（有些人估计数目更多些）
译员与盟军的关系
因为是同盟抗日的缘故，美军人员和译员相处关系一般是正常融洽的，但有时也有些争吵。问题主要起因于美军个别人员的傲慢、无礼上。这批译员不是雇佣来赚美金的，而是敏感、有尊严的中国大学生。有人一怒之下，有时就不告而别，找个便车回昆明，请求外事局办事处另派工作，但也没听说过更严重的问题。
美国年轻军官，许多是在大学中通过“后备军官训练”（ R.O.T.C.O Reserved officers training courses ）取得了尉官资格，战争一来就上了前线，各方素质未必比中国职业军官有经验。美国军士阶层中工农劳动出身的多些，这些人语言较粗俗，知识面也窄，许多农家子弟很朴实。我在工作中接触较多的美国军官，级别较低，一般是尉级（相当中国方面营连级），连上尉和少校都很少，但有关训练教官等方面都请他们作指导。我个人考虑，如果涉及新式装备，自然另当别论，而比较普通的军事项目，恐怕多少有些礼仪的考虑。
前面说过，联络组的中美人士一般相处比较友好，因为一般情况连译员一共也就三五个人（少的时候只有三个人）。长期同吃同住，确实是彼此在一个壕沟中并肩作战，并且年龄也较仿佛，在难得的战斗空隙（主要在后期），都在一起玩纸牌，下国际围棋，或者拉家常，闲谈两国的风土人情。我个人感到，在老百姓、平民这一个阶层，不管什么民族都不难建立友谊的。
中美友谊长存
大后方云南等地，老百姓对美国“飞虎队”的援助比较熟悉，这是二战中，陆地野战之外，盟军对我国最大的援助项目，此前，日寇依靠强梁，轰炸我国重庆和昆明等地，给我造成极大损失，“飞虎队”一来，情况就不一样了，大后方老百姓都曾目睹“飞虎队”战士激战长空，击落日寇多架飞机；但当然也曾目睹我方个别飞机因为众寡不敌，被击落坠地牺牲的悲壮场面。云南有些百姓就曾亲自为他们收拾尸骨，安葬立碑（如云南省祥云县），现在南京及昆明都有大型的国际空军烈士纪念碑（依照人数为美、中、苏），对于促进国际上人民的友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除了一般游客的凭吊瞻仰外，有些烈士家属在碑上摸索着找到他们自己亲属的名字，都不禁痛哭失声，她们了解到中国人是有情有义的人民，不会忘记在中国人民最艰苦的时候牺牲生命来华援助我们的外国朋友，这些烈士家属多半是当事人的姐妹、甥侄之类，因为空军战斗需要最精壮的小伙子，许多人都来不及结婚留下后代就牺牲在中国了。
2004 年国庆前夕，我在腾冲参加国际怒江战役研讨会，结识了美国作家詹姆斯·布莱德雷（ James Bradley ） , 这是位中年人，已经是隔代人了，在会余我们有机会坦白的议论中美两国人民友谊几十年来的沧桑变化，不胜感慨！
转自《盟军译员研究室》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