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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艺印象和故乡之情
－－作者：徐小棣
不久前我结识了一位同龄友人，我和她童年时居住的地方相隔不远。
有趣的是我们聊起北京旧东安市场时，说着说着，
说到了这家那家的饭庄和餐厅，她知道的我都知道，
我知道的她也知道。我们把东安市场的森隆、和枫、和平、吉士林、
东来顺都说到了。很难遇到一个如此熟悉北京旧东安市场的同龄人，
也很难有机会把革命年代不兴说的话题大大咧咧地说说。
话题又转向了京剧和梅兰芳。我们说到了 1959 年梅兰芳的一场演
出。原来，那时还是小姑娘的我们俩，
曾同在中山公园音乐堂观看过梅兰芳先生登台演出他生前的最后杰作
——新编剧目《穆桂英挂帅》。
那一年我被带去一睹大师风采时也就有六岁，
并不能欣赏我母亲视为绝顶珍贵的“以后就看不到了”的艺术，
反倒被一毛五分的北冰洋汽水吸引，老是往休息室跑。
告别了友人，我想起了故去多年的母亲。
上世纪六十年代直到我母亲去世的 1973 年，“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阴影不断在社会生活中扩大，她这个“家庭出身不好”
的人在政治运动的夹缝里其实一直战战兢兢地生存。
但即令优雅生活名声扫地，
她也还是不能自觉洗掉那种生活在自身的印迹，有些符合关于“
阶级烙印”的那个说法。也就因为我母亲对那种情致的眷恋，
才使我在童年时体验了一点古城北京闲适温和的生活滋味。后来，
阶级斗争之纲酿成了史无前例之乱，大乱中东安市场更名为“
东风市场”，十年之后才复归原名，
我的那一点童年生活的模糊印象当然也就飞散得很远，
但终没有完全地遗失。
友人已经不记得在北京的东安市场里有过计时收费的
曲艺
节目，
而我还记得。
在上世纪的六十年代，
东安市场的湘蜀餐厅与和平餐厅一个坐东向西，一个坐南朝北，
形成了像汉字笔画“横折”那样的格局，但横与折没有一笔连通，
拐弯处留有窄窄的空挡供行人通行。在后来和平餐厅的那个位置上，
再早，就是东安市场上演曲艺节目的地方。
那是一个设备陈旧生意清淡的小剧场，观众稀少，
但一天到晚台上的节目却总是在循环演出。小剧场门口有一张桌子，
进去的时候从那里要一张粉色的票，
桌边的人在上面写上入场的时间，看过节目出来时，
要把这张票再交給他结账。由于我认为台上的表演不好看，坐不住，
我和母亲有过进去一坐很快就出来的时候，结账的人总是很客气，
并不说什么责备的话。
小剧场舞台的天幕永远是淡绿色，台上永远只有一张桌子，
观众也永远只有前几排中间那么一点儿人。
还记得唱西河大鼓的女演员叫蔡金波，
唱京韵大鼓的女演员叫宋相臣，
她们的表演主要是像说书人一样坐着讲话（不知道是不是叫念白），
唱的时间并不多。母亲小声告诉我台上的琴师是个盲人。“
盲人就是瞎子吗？”我问。母亲立刻让我低声，她说，
这样的话很没有礼貌，如果让琴师听见，他也会难过，
要记住同样的道理：当你和瘸腿的人说话时，不要盯住他的腿，
你要装作没有看见他腿上的缺陷。
蔡金波和宋相臣的“讲话”都音质浑厚，抑扬顿挫，绘声绘色的，
听起来就像在讲故事，所以我能听懂一些。当她们站起来，
抡起鼓槌有节奏地击鼓时，三弦声起，
带穗子的铃鼓扬起哗啦啦一串碎细的声响，那就是快要唱了。
那时灯光把她们旗袍领口的珠扣和大襟上镶的珠边照出一闪一闪的光
芒，鼓声、琴声中她们的预备姿态令人精神一振。
我总感觉刚才坐在那里“讲话”的半老女人忽然间容光焕发，
像是变了个人。
在西河大鼓和京韵大鼓之间，我明显地喜欢后者，
那并不因为旋律和内容，
只因为总能看见唱西河大鼓的女演员蔡金波前牙中有一颗金牙，
很是碍眼。
小剧场有时也演出相声、快板和山东快书，可我母亲不喜欢那些，
坐的时间会很短，也从来不对相声发笑。
我的体会是儿童在小剧场里观看曲艺节目感觉不好，
冷清的场面会使他像成人那么忧郁。
我看见母亲坐在稀落的观众中只感觉到她在伤心，
所以我才能陪着她，观看那些对于我来说相当枯燥的曲艺节目。
一个小小的孩子能耐受自己并不喜欢的节目，
懂得去做一个安慰别人的角色，我今天想起来真不敢相信。我想，
我懂事得特别早吧。
但童年陪伴母亲观看曲艺的一点熏陶竟使我后来能欣赏大鼓。
阶级斗争的烽烟熄灭以后，大鼓在舞台上和电台里复出，
它对我终于魅力渐强。艺人独特的嗓音和单调的琴声鼓声，
总是使我想起东安市场那座早已拆除的小剧场。
那些老套的鼓词段子唱些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
唱些牧童和村姑的逍遥和野趣，唱些寒山古寺和苍云茫雾，
明显地与我成长岁月里的“革命文艺”迥若异类，
但唯独这种没什么高超“思想”
的陈旧鼓词还能唤我忆起原来的北京，悠悠地生起故乡之情。
2011 ， 11 ， 18 写
2014 ， 1 ， 18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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