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山珏：往事杂忆（首章节选）
往事杂忆（首章节选）
－－作者：徐山珏
一、我的家世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六日（民国廿三年农历九月卅日），我出生于河北石家庄大兴纱厂的经理公馆。祖父徐松滋（字生茂）是该厂经理，父亲徐敬珩（字中本）亦为该厂职员。我家原籍湖北武昌，当时尚无武汉市的建制，武昌是省会，与汉口、汉阳分别为不同市县，三城鼎足而立举世无匹。大兴纱厂前身是湖北的楚兴公司，它原为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建的布、纱、丝、麻四局，由于官办企业弊端多多，几乎连年亏损，不得不改由商家承办，几经转手仍无起色。辛亥革命后，军政府首脑黎元洪，将承租权交其金兰之交徐荣庭接手。荣庭公是我祖父的族叔，武昌南郊阚家河人，早年弃农经商，为人有见识、有魄力、喜交游、重然诺，时在川帮巨商刘象羲开的德厚荣商号任副总经理。此前武昌南乡多匪患，徐曾拜托一位管治安的新军军官关照家乡，这位军官便是日后成为民国“开国元勋”和大总统的“黎黄陂”。黎受托后便派一支小部队常去那一带巡逻，数年如一日未曾间断，二人遂结义拜盟。军政府成立后，黎即委任徐为湖北官钱局总办，徐乃商人不谙官场酬酢，很快便坚辞官职，仍旧回到他熟悉的商海中纵横驰骋。凭借德厚荣的雄厚资本和徐黎间的特殊关系，几经较量甚至遭到竞争对手所雇杀手的手枪狙击，终于取得四局的十年承租权（1912—1922），成立了楚兴公司。这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无暇东顾，而日本的实力尚不足独占中国市场，民族工业乃得以飞速发展。几年下来，楚兴公司获利白银逾千万两，为承办资金（70万两）的十余倍。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钱，发了财的人有些不知所措了，有人花天酒地、狂嫖滥赌以至送了性命。德厚荣的东家也转向进出口业，并投靠帝国主义充当买办，很快便在投机事业中连遭失败迅速破产（1923）。军阀当局也看了眼红，在租约未满（尚差三个月）时便勒令交割。以荣庭公为首的一批在楚兴办厂中尝到甜头的人，不甘心就此罢手，同时也要为他们手中的资金寻找出路。他们有资本、有能力、有经验、有志气，集合在一起准备走自己办实业的路，先祖父便是其中之一。
松滋公出身贫寒，早年丧父（曾祖父据说是村学蒙师），幼年虽读过几年书，但因生活所迫很早便跟随荣庭先生到德厚荣学生意，并将家由石嘴迁往阚家河。他为人勤恳敏于任事，工作又到过许多地方，跑过不少码头，从而学到丰富的经商知识和经验。祖父的干练及忠诚深受荣廷公的器重和赏识，日后成为其最亲信的得力助手，祖父也从未辜负荣庭公的信任。祖父在家为长子长兄，必须养活妻子弟妹等一大家子人，因此我祖母陈太夫人，便长年留在乡下从事各种劳作。即使寒冬腊月，也要在冰天雪地里干些桃水、推磨、做豆腐等繁重劳动，由此种下病根，晚年下肢瘫痪长年卧床，我们都叫她“瘫子奶奶”。她对我们非常慈祥，模样虽已失记，但还记得抗战初期回到武汉时，常去床边向她讨铜板买花生米吃。两三年后，她在日寇占领下的武汉去世，我们远在大后方重庆，她一定是在无穷的惦念中寂寞、悲伤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在决定自己办厂后，祖父于1921年受命赶赴石家庄筹建纱厂，仅七个半月就完成了厂房建设和机器安装，这在今天看来也是高速度和高效率了。1922年十月，大兴纱厂正式开工生产。首任经理是从上海聘请来的实业家张英甫，到石家庄设厂便出自他的建议。石家庄地处平汉、正太铁路的交汇点，交通便利，既有煤铁之利又靠近产棉区；与沿海大城市也相距不远，容易得到信息和设备；加之接近内地和农村市场，产品不愁销路，同时还避开了力所不及的竞争，实是独具慧眼的高明选择。但张先生也有致命弱点，一是刚愎自用；二是迷信外国。在选厂址时已有重大失误，又对一些改进和提高生产效益的合理化建议拒不采纳，致使一些机器设备不能正常运转，工厂面临倒闭危险。人们对他的一意孤行啧有烦言，特别是在技师石凤翔（后成蒋介石亲家）改造机器成功，生产走上正轨以后，张先生感到面子难堪坚决请辞，虽经再三挽留也不改初衷。公司终于接受了他的辞呈，并以五千银元厚酬其功，做到好合好散。张先生走后祖父顺理成章地接手经理职务（石凤翔不久也升为厂长），一直做到抗战爆发石家庄沦陷。
祖父有三子一女，父亲是次子（大排行第四），早年就读于家塾，念的不外是四书五经。以后进了武昌文华书院，这是湖北有名的教会洋学堂，后来发展为华中大学和文华中学。父亲的学历究竟算高中还是大学？未敢动问；毕业与否也不得而知，估计前者可能性大，但他国的学基础确实比较深厚。由于大伯父（中立，号伯诚）不大成器，祖父一直把父亲作为其事业的继承人，很早便安排在厂里工作，以后家务也由我们这房掌管。母亲张淑珍，只比父亲小一岁，早年外祖父凤山先生在陆军大学作军需官，曾在北京安家，所以母亲幼年在北京生活多年。陆军大学是北洋军阀办的高级军官学校，许多民国时代的军政要人如李济深、贺国光、徐永昌、吴化文等都出自该校。贺因湖北同乡的关系（贺蒲圻人）结识了我外公，在国民党政府迁台时，他还带走了我的一位舅父（张杰，字乐群）。以后母亲回到武汉，进入武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这是一所开风气之先的女校，送到那里上学也是开明进步的表现。中共倡始人之一、共产党一大代表陈潭秋就执教该校，但是否教过母亲就不清楚了，据母亲说当时的确有一位陈老师。母亲幼年性格就很开朗外向，据一位舅公（外公次妻之弟，当过段祺瑞的卫士，我在武汉医学院上大学时他是教材科职员）告诉我说：“她自小就和男孩一样，爬树、上屋都敢”，逢事也敢于出头。十岁左右曾碰上王占元部下的一场兵变，她公然敢和哗变的大兵抗辩几乎遭到杀害，大约见其年幼才放过了她。母亲是很能干的，相夫教子、奉上驭下、待人接物都很有一套。对子女的教育尤为严格，有时甚至近于苛刻，父亲反到不大过问。父母结婚很早，据母亲说，就在过门成亲的前一天，外祖母还从她衣袋里，把一些玩耍的东西搜去，可见还未脱孩子气。他俩婚后感情甚笃，其结果是频频生儿育女，由于家道殷实请得起奶妈和保姆，母亲差不多一年一个地频频生育，据粗略估计，至少生下十二个孩子。最大的男孩名叫沪生，顾名思义是在上海出生，估计是北伐军攻占武汉时（1926~1927）避居沪上所生，还未来得及取学名（大约不到一岁）便夭折了。第二个也是位兄长取名山钟（小名延伢），据说聪明绝顶深得祖父钟爱。由于他自幼喜欢书籍，大人怕他读坏身子不许多看，他便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七七事变后逃难回到武汉不久，他不幸得了肺炎（有人说是“童子痨”），这病当时无特效药，尽管住进条件不错的天主堂医院（现武汉市二医院），还是没能挽救这位兄长的性命。他的死给全家带来莫大的悲痛，多年后家人谈起他时还是万分痛惜，这笔人命债恐怕还应算在日本鬼子头上。此后生的九个子女（五男四女）全都存活至今健在，依次名为琼、钧、珏、皕、瑛、瑜、琪、川、辉。最后生的小妹妹名山珣，不幸夭折在广元。与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还有最小的叔叔中继（号赓棠，与大姐同年而月小）、最小的姑姑中纪（与我同年而月大）和最小的舅舅张乐惠（长大姐两岁）。他们虽是长辈彼此却以同怀视之，所以我们小时不仅不乏伴侣，而且在学习、品德、兴趣和爱好上互相影响获益殊多。
说起我们的家世，最早可追溯到明朝开国元勋徐达。达字天德，与朱元璋同乡里（濠州，今安徽凤阳），是最早跟随朱起义的人，后以大将军的身份，率兵打下大半个中国，名列开国功臣之首，生封魏国公，死赠中山王，谥号“武宁”，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军事家。徐达去世后长子辉祖袭封魏国公，三子增寿因勾结燕王朱棣（其姐夫），被建文帝杀害（史书上说是手刃于朝堂）。燕王（即明成祖永乐皇帝）篡位登基后，封其子孙为定国公。这样徐家便成为历史上少有的“一国两公”，分居于南北两京并与明朝共始终，为有明一代仅次于皇室的最大贵族。明朝灭亡后清兵入关，北京的定国一系辗转千里定居于湖广武昌府，这便是我们家成为鄂人的来龙去脉。我们家族的堂号为“中山堂”，五十多年前清明扫墓经过祠堂时，见门上高悬一快黑底金字巨扁，上书“徐中山堂”四个大字，落款系“八方风雨会中州”的吴佩孚“大帅”所题。徐家的辈分也是按一定的文字排下来的，其中有“独（笃）生中山，懋昭文德”等字句（我即山字辈）。五十年代初，曾在徐荣庭旧居的藏书中见到一册简本家谱（原本在武汉沦陷后被日本人收罗了去），仿佛记得荣庭公是徐达二十世孙。如果不错的话，那么到我这一代应该是第廿三代了。抗战初在重庆时，有一位南京来的徐老太太，经常到我们家串门，家人都尊敬地称她为“南京太婆”优礼有加，想必是魏国一支的人吧，看来彼此是相互承认的。史书记载徐达赤面高颧，我们家的人面虽不赤，颧骨却普遍偏高，这也许是遗传特征吧。这些如果还不足以证明我们是徐达后人的话，那就只好等到十三陵的长陵（明成祖朱棣和徐皇后的合葬陵墓）发掘开来以后，咱们老姑奶奶（徐皇后系徐达长女，一位文武双全的出色女性）出土重见天日，届时再用DAN来加以鉴定了。
最后再补充一点有关徐荣庭的事。由于办实业的成功，使他成为裕大华资本集团的首领（集董事长、总经理于一身）和武汉首富。虽然很早就脱离了官场，但与政界仍保持多种联系，北洋军阀时代与在湖北当权的王占元、吴佩孚、萧耀南等均不乏交往。在北方更是不得不与大小军阀广拉关系，一旦石家庄政权更迭，便打出得势一方头面人物的照片或题字来避祸。当然也有弄错搞砸的时候，但多花点钱也就“蚀财消灾”了。五卅运动爆发时，徐曾经以商会领袖身份，打着大旗走在游行队伍前头。大革命时期，他与武汉革命政府也打过交道（文革时刘少奇的专案材料中，就提到刘经常是徐的座上客），但终于走不到一块儿，很快便举家避往上海去了。
徐荣庭生前我曾多次见过，最早的记忆是抗战时期在重庆。为躲避敌机轰炸，我家搬到郊区冷水场，而荣庭公家住花朝门，两地相去不远。他老先生已经退休多年，常常坐了轿子或滑竿来与祖父聚谈，每当一抬进门，孩子们便欢呼：“太爷爷来了”。他是位瘦高个子的老人，一部银白胡须飘洒胸前，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小帽，这是那时有身份老人的常规打扮。此时他已是九十左右高龄，两眼浑浊视力很差，行动都须有人扶持。祖父总是把他迎进自己的房内，让他躺在铺有俄国毛毯的躺椅上陪他谈话。胜利后回到武汉，逢年过节我们都要到他在汉口胜利街同兴里的住宅向他致贺。这时他已是年近百岁的“老祖宗”了，而且双目失明，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我们只能依次走近床边把手交给他握着，母亲在旁边逐个向他介绍，他也向我们说些祝福和鼓励的话。吃饭时他被搀扶到首席入坐，吃一点还嚼得动的菜，闲谈一阵便回房去了。他的头脑仍很清楚并且关心着时局的变化，每天都有专人为他读报，有次我在餐桌上吃饭时，就曾听到他对印度的圣雄甘地被刺发表议论。对内战的形势更是满怀忧虑，出于阶级本性，他当然不希望共产党获胜。那时的报纸上也出现了题为《徐荣庭在等死》一类的文章，这与其说是调侃徐荣庭毋宁说是影射国民党当局再无前途和希望。1948年秋冬之交，徐荣庭走完他将近百岁的人生旅途与世长辞，他的发达与去世正好与民国相始终。他老先生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人，并且称得上是时代的佼佼者，随着那个时代一同兴起一同消亡，也是很合乎逻辑的事。
荣庭公在我印象中是个正派人，并无声色犬马之好，也无吸毒、赌博等恶习（抗战期间，曾因父亲常和同事们打牌而叫至重庆加以训诫），他的长寿便可作为旁证。八十年代，作家徐迟曾以汉剧名伶陈伯华为模特写过一本小说（书名《牡丹》报上曾经部分连载），把徐荣庭描写成一个狡猾的胖子市侩。这完全是平空想象以意为之，不仅厚诬乡贤而且有失公允。荣庭先生的确纳过一妾，这与其说是好色不如说是为了照顾他晚年的生活起居，因为这位如夫人不仅身材矮小、相貌平平、而且精神还有点失常（我们背后叫她“疯子太”）。她一直伴随荣庭公度过晚年，荣庭公逝世时她已是五、六十岁的人了，解放后随荣庭公长孙节庵（字中亮）先生定居上海。
二、石家庄的生活
我出生时正是我们家最兴旺的时候，加之又是孪生双子，借用《红楼梦》的话说，那真有点“烈火喷油、鲜花着锦”的态势。祖父在大兴纱厂做了十多年经理，早已成了地方上的名人，不仅社会地位崇高，而且家庭生活优裕。当时家中人口众多，三代人都住在一幢二层楼的花园洋房里，对这房子我唯一的记忆是客厅中一幅很大的西洋画，画的是一头非常逼真的大老虎。由于这匹“猛虎”，小孩子一般不敢单独进入客厅，一次睡中觉后醒来，发现自己正独个处于虎口之下，惊恐之余不由得嚎啕大哭大叫起来。喊声招来了我的乳母，立刻把我从沙发上抱出去，这次“虎口脱险”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最早记忆。
石家庄的生活自然是很有排场，家中仆人成群、亲友众多、酬酢频繁，但这些都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家里有留声机、无线电（即收音机，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设施）；走廊架上还养着会说话的鹦鹉。一张有着对嘴鸳鸯图案（大概是蓓开公司标志）的唱片是我最爱听的，要人放这张唱片时就说要听“鸡鸡鸭鸭”，母亲多年后还以此来取笑。
祖父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使他有广泛的交游，其中不乏名公大佬，如北洋军阀时代的大总统徐世昌（曾和徐荣庭联宗认过本家），祖父就曾经带我伯父、父亲向他拜年；北京协和医院的刘士豪大夫（后成国内名教授）也时相过从，通讯录上有其大名；名伶李少春（或为李万春）曾拜在他的名下为螟蛉义子（李曾送给祖父一把自绘的精美折扇，可惜在战乱中丢失）。从祖父到我们这三代人几乎全是京剧戏迷，只要北京有好戏上演，无论什么时候去都会有上好的座位留给他。由于经理的喜好和提倡，大兴职工也成立了业余剧团，大伯父就是最积极的支持者并亲自粉墨登场。一次演出《失空斩》大伯父饰孔明，唱完《失街亭》和《空城计》后，他大爷的兴趣消失脾气却上来了，说什么也不肯再演下去。管事的百般央求无效，只好对饰马谡的解嘲说：“今个儿大爷免了你一刀之苦”，一时传为笑谈。
与大兴纱厂关系最深的京剧演员要数孙盛普（甫），他是“富连成”科班出身的须生，功底扎实深厚很有才华，每年都要到石家庄和大兴纱厂演出，并带出不少票友。他的鸦片烟瘾极大，全部收入都消耗在这不良嗜好上，我听徐治平族祖说：“孙盛普搬起家来最是简单，走到哪都是一张席子一个罐子，席子用来睡觉，罐子用来盛饭”，可见潦倒之深。抗战时他流落逃难到了后方，余参谋长得知后，托我父亲央请他在利州大戏院献演几场，孙慨然答应，因此我得以看到他的戏，堪称唱、念、做俱佳，确实不同凡响。广元大华纱厂的职工许多来自大兴，对他当然不乏关照，但也不可能照顾其一生，可惜这样一位很有才华的演员，竟为毒品所害潦倒终身。
优裕的生活自不免孳生奢侈腐化，据我所知祖父至少娶过三房妻室，除原配陈太夫人外，一位是已经生有三个女儿的孀妇章氏。她在改适我祖父后，还带来一个最小的女儿（改名徐连棣），又生下一男一女，即我最小的叔叔和姑姑。在生小姑姑时就因围产期疾病（可能是大出血或产褥热）去世，因此祖父极不喜欢这位小姑姑而特别疼爱小叔叔，何况他老人家一向就重男轻女。另一位晁惠民女士，系北京协和医院护士长，十分崇拜美国向往西方生活方式，她肯嫁给我祖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将来能供她赴美游学。过门之后她便大力推行“全盘西化”，规定所有仆人一律改穿白色制服；孩子们解大便都要定在一定时间；叫小孩子生食鸡蛋；还让祖父购置一台太阳灯每天去照。诸如此类的举措还有许多，祖父也一一依她照办，但这些“改革”措施毕竟与传统生活反差太大，推行起来立即遭到上上下下的普遍抵制和反对。全身穿白被中国人看成是最不吉利的“戴孝”；家中孩子虽多毕竟不是幼稚园，况且各自都有奶妈或保姆，让她们在同一时间，每人陪着一个娃娃排排坐解大溲，不仅滑稽、而且尴尬、简直荒唐，还不说强制排便的哭闹和抗拒；生吃鸡蛋后来也证明既不科学又不卫生；太阳灯送来后祖父只照过一次就不再尝试，那设备本来是为在不见天日的矿井下工作的人发明的，根本不是什么享受。这位姨奶奶的“现代化改革”终因脱离实际而彻底失败，全家被折腾得鸡犬不宁，她也因此得到一个“洋宝贝”的绰号。晁女士不久便与祖父办了离婚，走时自然得到一笔补偿费，是否圆了她的出国梦就不得而知了。抗战时期父母曾在重庆看见过她，仿佛是在教会工作，大约没有出国，好象解放后还在重庆。无论如何，我还是佩服她的改革精神和勇气。
在那时一个人发达了，总会有亲友找上门来请求提携或帮助，这似乎已成惯例，祖父自不例外。他虽然也乐于用“自己人”，但却有他的用人原则，凡是找去的人都予以安排，并根据才能安插到各个部门。有文化或学历者，一般都从练习生和小职员做起；没文化的则派去做工匠学徒或茶房杂役等。试用一段时间后，能够胜任则继续留用甚至不次升迁；不堪造就的则给些钱打发回家，即便是自己的兄弟子侄也不例外。如祖父最小的兄弟徐惟善这一房，除了其长子坚卓（中和，大排行第五）留下来学机匠外，其他都打发回乡，并为他们购置一些田地当起了地主。这位幺爷爷仗着是最小的嫡亲兄弟，经常找上门来拍桌打椅向他大哥要钱。又如大伯父，虽然是嫡长子却生活放荡追求享乐，后来还染上阿芙蓉瘾，祖父就始终没有给他安排任何重要的工作，以至终身赋闲。
亲友中最出类拔萃的应该是鲁绍猷先生，他是大伯母的姐夫，一位颇有才干的知识分子，据说我和我那孪生兄弟的名字，就是按他的建议取的。我们家原本以金童玉女的规则给我们这辈人取名，男孩用金字旁的字，女孩用斜玉旁的字。如两位兄长分别叫山钟、山钧，大姐叫山琼就是本此。我们的降生被认为是喜庆吉祥的大事，必须用成双成对的字来纪念，于是我被命名为珏（可写成两个王字相并的玨）弟名皕（音必），从此就乱了套。此后虽然女孩仍从斜玉旁，男孩就只好随机而取了。从这两个生僻的字（尤其是皕字，仅见于藏书家所取的“皕宋楼”，意为拥有二百部宋版书的书库），可知鲁姨父的学问非同寻常，而且他还能谱曲，大兴纱厂“厂歌”，便出自他的创作。抗战前他已经是厂里的交际科长，日寇的铁蹄即将踏进石家庄时，他奉命留守；沦陷后由他与日本军部派来的人周旋、交涉、应付。总公司的决策人物是有爱国心的，他们似乎看准了中国必定不会灭亡，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和坚决不当汉奸的决心，命鲁绝不可与日方合作，就连作价收购也不同意，祖父还特地从汉口取道香港北上天津，在租界内就近策划指挥。最后日寇恼羞成怒，干脆把厂子没收了，鲁姨父只得设法逃亡，最后也来到四川。最有趣的是他似乎命中注定还要扮演“临危受命”的角色，石家庄临近解放时他又一次充当留守。大军进城后，他作为资方代理人很吃了些无产阶级的苦头，而且还坐过一段时间班房。以后随着城市工商业政策的颁布和执行，他终于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从此因祸得福。五十年代初就以河北工商联副主席的身份当了全国政协委员，举家迁居到北京东单外交部街遂安伯胡同。五三年和五七年三弟和我先后赴京观光，都受到过他的盛情接待。
富贵人家的子女在婴幼儿时期接触最多的人，不是父母而是奶妈。我的奶妈姓什么我不知道，模样也不记得了，仿佛她不同于其他奶妈和仆妇的是未梳发髻，而留的是分覆在面颊两边的齐肩短发。仆人们管她叫“老郑州”，说明她是郑州人或从郑州来的。大兴建厂初期由于缺乏熟练工人，曾经秘密派人到纺织工业基础较好的郑州，用优厚的待遇挖别人工厂的墙脚。“老郑州”大概就是这类工人的家属或者她本身就是一名女工。我当然不知“郑州”为何物，便根据谐音以为她叫“老枕头”（不过河北省还有个叫镇（振）头的地方，她可能是镇头人，“老镇头”与“老枕头”读音更为相近）。不宁唯是，就连三弟的奶妈，我也根据同样道理以为是叫“老点心”。其实她只不过是井陉人，家人叫她“老井陉”而已，多年后我们还以此相互打趣。仆人和奶妈之间彼此以外号相称是很普遍的现象，大姐和大哥（或小叔叔）的奶妈因为体格粗壮，便被赠以“大土匪”和“二土匪”的不雅“雅号”。
被奶的孩子对自己的奶妈其实是不能随便乱喊的，一般都得叫妈妈。她们的待遇常比其他女佣高，为保证奶水质量，饮食营养也另有照顾，衣被也会整洁光鲜一些。她们与人当乳娘多半都有一段辛酸史，或是自己的孩子过早夭折；或是家境十分困难必须出卖乳汁养家，不得不狠下心来把自己生的婴儿交由家人用糊糊或米汤喂养，这些孩子常常由于营养不良而早逝，这些情况我们自然无从知晓，但也不难推测。奶妈与被奶的孩子之间也会自然而然产生感情，这也许或多或少能弥补一下她们失落了的母性吧。
大妹山瑛“命苦”，似乎没有一个较长久固定的奶妈，有位谈（或谭）奶妈也只短期授乳。再下一个妹妹山瑜的奶妈名贾桂兰，但上上下下却都叫她“瑜奶妈”。日寇打来时山瑜尚在襁褓之中，“瑜奶妈”成了少数跟随我们逃难的女仆之一。从石家庄跟到汉口、又到重庆、再到广元，最后嫁给一位姓赵的北方人才离开我们家。胜利后复员回武汉途径西安时，她还跑来看望我们，并引导大姐她们去武家坡参观王宝钏住过的破瓦寒窑（天晓得怎么考证出这麽个“古迹”来的，据说至今仍存在），她大约就住在那附近。小妹山琪是在重庆市生的，奶妈姓扬断奶就走了，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八弟山川生于重庆冷水场，奶妈是当地人，夫家姓伍本身姓谢名瑞珍（或贞），大家都叫她伍奶妈。她是在我家做得最长的奶妈，四零年也随我们到广元。约在胜利前后她回重庆以便照顾家里，经母亲推荐给总公司重庆办事处姚应徵处长家帮佣。四九年我们再次去重庆时，她立刻辞去姚家工作从新回到我们家来做，直到五一年我们离开重庆。九弟山辉生在广元，奶妈姓姚也是从夫姓。她是广元下西坝的乡下人，大约三十岁出头却是一双小脚，与她颇为庞大的身躯甚不相称。她来我家时有个儿子已经在县立中学上学，却比我们兄弟都大。她父亲常进城看她并给我们家送些玉米、瓜菜等新上市的农产品，似乎家道还过得去至少是户中农。伍奶妈曾经把她的弟弟谢瑞琪（或其）引来我家帮工，从厨房打杂做到厨子，是个不安分又不招人喜欢的壮汉。姚奶妈不知怎的和他勾搭上了，老谢后来和另一个厨子斗殴被双双辞退。他也不回重庆，就在广元街上摆摊卖水果，大约是与姚的情缘难断吧。有次我经过他的摊前，他还免费削了一只梨请我吃。谢走后不久姚奶妈也辞工了，由于在我家做了几年，见过些世面并养成一定的卫生习惯，很快就被当地有名的袍哥大爷赵朗如找去带他的小女儿莲英，她也就由奶妈变成保姆了。最后的也是最差的奶妈是十妹的尹奶妈，她来我家奶十妹时还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儿子，小名叫桂娃子。他们母子俩经常出去丢下婴儿不管，饿得孩子在摇篮中大哭不止，十妹的夭亡未必不与她的失职有关，我可怜的小妹妹。奶妈虽多但各有专职，在家中并不起多大作用。真正有影响的是那些做的年头长，忠诚能干深得主人主妇信任的高龄仆妇，也就是俗称的“管家婆”或“管家奶奶”，我们家的陈婆和张妈堪称这种人的典型。
陈婆是武汉人，抗战前后一直在我家做事，她具有一定文化（能教我们认方快字，是我第一个启蒙教师），又懂得许多规矩和礼节。逢年过节婚丧喜庆如何行礼，如何避免禁忌，怎样书写和张贴条幅都由她来指点。什么“姜太公在此诸神回避”、“大地回春”、“迎春接福”、“童言无忌”等等，都是由她口授，由字写得很好的小叔叔写在红纸上，张贴在不同地方。她不管其他仆人（这是主妇的权力）但却可以管我们，甚至可以用戒尺或巴掌敲打（当然一般多是威胁一下极少付诸行动）。家中一些较为贵重的东西（如宴客时用的细瓷餐具、象牙筷子以及山珍海味等名贵食品）也都归她保管，厨师要用时得向她去领取。每当父母亲出远门时，整个家都交给她管，一切都井然有序不会出错。她还具备一些医疗常识，差不多的小伤小病都是她用成药给我们治疗，诸如鹧鸪菜、万金（应）锭、八卦丹、十滴水、六神丸、七厘散以及二百二（红汞）、碘酒、如意膏、安东氏软膏等，都是她常备的法宝。有次我鼻梁上生疖子，她一直等到脓肿形成以后才为我挤排出来，可见她的治疗是很有分寸的。夏天我常常为痢疾所苦（多是玩苍蝇之过），没少看医吃药，但疗效总是很慢。有一年她弄来一种铁皮罐装的西药，很像罐装咖啡，说是痢疾特效药。这药用量很大并要和灯心草一同煎煮，极为难吃。但服用后效果奇佳，至今我都不明白哪是什么药？如果我们得病较重不得不请来医生，也是由她向医生介绍病情并问清禁忌。药取回来后她要一一察看辨认，然后煎好过滤（中药），或记准时间、剂量（西药）督促我们服下，而且从不忘记准备漱口水和压药的糖果。如果有人食欲不好，她会叫厨房熬上一锅“糊米水”让孩子们喝（的确可以消食）。冬天经常烤火，她会切上一大盘生萝卜片，强令我们吃，说是可以解煤气之毒（这却不大科学）。
陈婆也有令我们难堪的事，那是在得到祖父去世的消息后，父母还在重庆料理丧事，她就开始每天行“敬饭”之礼。也就是在开饭时先盛上一碗饭，上面放一双筷子供于首席，并要我们呼唤“爷爷吃饭了”，供上几分钟后撤去并倾回饭桶这才能开始吃饭。这种仪式每天奉行从不间断，一直到“满孝”（即到第三个年头）为止。最初“敬饭”时，我刚从外面回来，一见我的位子上已经盛好了饭，不由分说端起就吃。陈婆连忙呵止并要我对着座位道歉说：“爷爷，我错了”。更令人难堪的是这年春节时，她给我们每人肩上（男左女右）挂上一本皇历和一根青蒜，说是用来辟邪，其实很可能是怕我们在热孝期间胡乱走动，触犯人家忌讳。果然，这种古怪打扮使我们十分丧气，既然当面抵制不了，只好躲在家里不出门，唯有山瑛依旧到别人家去玩，终于落下世交们的笑柄。还有更让我难乎为情的事，有次她不知怎么和一家有一对双生女儿的人家认识了，还把人家请到家里议论起我们的“终身大事”来。这虽然成不了事实，而且还让大家常常以此取笑我们，但也可见她管的事有多宽。还有许多繁琐规矩也都出自她的“教导”，如不可从晾晒的裤子下穿过，否则要触霉头或不肯长；给乞丐剩饭时不可把碗倒空，否则乞丐会从碗底看到家中钱财藏在那里；换牙时脱落的上牙要丢在床底下，下牙要抛到房顶上，而且丢时两脚要立正站好，否则不但出牙慢而且不整齐，我们都一一奉行不误。陈婆并不是孤老，她的女儿嫁给一位报社校对改行的商人，家道可称小康。抗战时夫妻俩也逃难到重庆，在李子坝开了个餐馆，因见其母年事已高，多次来信要接她去养老。抗战后期，盟军掌握了制空权，重庆已无轰炸危险，她才离开我们回到女儿身边。四九年我家再到重庆时她仍健在，经常被接来家里一住经月，她已苍老许多完全失去往日的威严，只是一个矮小的普通老太婆，对我们不光是客气简直近于恭敬了。陈婆有时也抽点水烟，喝点橘子皮浸泡的酒，和我母亲及外婆一样，她也有一具精致的白铜水烟袋，经常用炉灰擦得锃亮。吸水烟者多为妇女，吸时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颇有情趣，而且烟从水中通过，其过滤效果恐怕比今之过滤嘴更佳。
张妈是河北正定人，由于做的年头长地位仅次于陈婆。抗战爆发便和主家一同逃难入鄂、入川，最后客死广元（在我家病故）。在照管孩子们方面，她和陈婆有一定的分工，陈主管三个大的女孩兼顾我们一对双；张主管大哥七妹也兼管我们一对，老八老九尚有奶妈不烦她们劳神。这样一来，她们之间围绕大哥大姐的利益不免有些钩斗，如各为两大搜集香烟中的画片等。陈为大姐招待结拜的姐妹出谋划策多方张罗；张为大哥的交游提供方便甚至从经济上给予接济。总的来说陈张之间虽谈不上亲密无间，却也彼此尊重从不争执。张妈没有陈婆那样多的礼法，很少对我们加以管束，这可能是圉于传统观念对男孩比较放纵，所以大哥在她的照管下，自小就有点大爷作风，诸如养鸽子、斗蟋蟀、打弹弓、射弩箭、放火铳、弹珠子、赌扑克、拜把子、学武艺、坐茶馆、听评书无不涉足。但对大哥的许多朋友就不一概欢迎了，往往呵斥他们，骂他们是“狐朋狗友”。一些很调皮的同学都怕她，私下对我们说：“你们家那个老婆婆好凶哟”。张妈依照北方习惯以“爷”称呼我们，管大哥叫“大爷”而不冠名，管我叫“珏二爷”，三弟为“皕三爷”大有红楼风味。陈婆则直呼我们小名，其他仆人都按排行叫少爷或小姐，这也显示出她们身份的不同。张妈也认识一些字，能教我们背一些《三字经》《百家姓》上的句子，但更受欢迎的是她常给我们讲些北方的民间故事、笑话、顺口溜和谜语。如猴子的屁股之所以红，是因为一个猴精摄得一位民女做妻室，生育一儿一女后这民女便逃回家去了。猴精每天带着儿女上门呼唤：“孩子他妈，回去吧”！他既不进门也不动粗只是坐在门口的一块石头上不停地呼唤。这家人实在厌烦极了，趁他没来之前把石头烧得火烫，猴子不知一屁股坐了下去把屁股烧得又痛又红，从此再也不敢来了。这故事与孙悟空过火焰山的说法迥然不同却更有人情味，猴精的形象不像妖魔精怪而更像一个痴情的庄稼汉子令人同情。笑话讲的多是姜子牙卖面，遭遇种种不可思议的倒霉事。顺口溜至今还记得的如“小二姐（杰），会打铁，赚了钱，给他爹。他爹戴的缨子帽，他妈坐的花花轿，一对灯，一对炮，嘭！啪！好热闹”。谜语像“翘翘气，气气翘，站着没有坐着高”，谜底是狗。这些东西对儿童智力的开发无疑是有帮助的。她有时也向我们讲些正定家乡的事，说那里有一尊非常大的佛像被雷击倒了，人们在倒掉的碎石堆中找到那块镶嵌在佛头眉间的红宝石，足有洗脸盆那样大。我听了非常惊奇，以为那一定比当时从电影《月宫宝盒》上所见大佛更大，简直可与乐山和巴米扬大佛鼎足而三了（近来从媒体上得知，正定果然有大佛清末民初毁于雷电，但尚不足与巴、乐大佛相提并论）。
张妈令人怀念的还有她做的烙饼非常可口，尽管我们家雇请的多是北方厨师，做白案全是好手，但要吃烙饼还得非她莫属。此外她还为我们制作布鞋、棉鞋，也教我一点简单的剪纸。张妈性好整洁不同于一般北方农村妇女，常因为我们送衣服、雨伞到学校，同学们见了便问她是什么人？我们说是佣人他们全都不信，还说：“不要乱说，一定是你婆婆（奶奶）”。一位与我们家有来往的女教师也问：“你们家给多少工钱，请来这样好的婆婆”？张妈其实也胆小，躲警报她比谁都超前一步。只要日本飞机出动，城内的山头上就会升起一只灯笼，人们叫“挂球了”或“挂情报了”。大家经历得多了并不感到惊慌，因为这并不意味着敌机一定要来空袭或马上就会发布“空袭警报”、“紧急警报”。除了学校赶快放学生回家外，人们照样做自己的事，就连商店也不急于上门板。但张妈则立即提上早已收拾好的包袱，牵着七妹进防空洞去了。她这种高度的“警惕性”固然与小脚有关，但我们家小脚老太婆正多，谁也没有像她那样惊惶。张妈同样不是孤老，她有个儿子张绍忠，是位兵工厂工人在山西工作，不时有信给他母亲问安。来信都写“徐山钧经理转张老太太收”，这大概是代她回信时是以大哥的名义落款，故有此误会。自从陈婆被女儿接走后，我们耽心她也会被儿子接走。在大哥的一再追问下，张妈保证即使“太平”（指抗战胜利）了，也不会离开我们。为此，大哥满怀喜悦当面向我们宣布她的这一承诺，大家都开心地笑了。不料此话竟成谶语，就在抗战胜利快要到来时她中风了。幸好常与我们家治病的中医刘绍洲先生不愧是广元名医，在他的精心治疗下得以转危为安。大概在发病初期病情就很凶险，刘医生并无多少把握，一次他出诊看过张妈的病后神情异常欣喜，原来他发现张妈的脉象、舌苔已出现十分有利的征兆。他老先生迫不及待要把他的发现和业绩宣示于人，以至忘了我们还只是些孩子，就拉着我们去看这些专业性极强的变化。随着病情的好转，张妈渐渐可以下床活动但不灵便，家里不让她再做任何事一心养病养老，她也在为肢体的恢复求医问药。不知怎的，一位本地妇女（可能是躲警报认识的）得知后告诉她有一种叫“金不换”的草药，可以治好她的病。时隔不久，一位年近半百的女人来到我家住地，向我打听一位“中风老婆婆”的住址。我见她手里握着一束刚刚采摘不久的草本植物，立刻意识到是找张妈的，便把她引进屋来。她带来的果然就是“金不换”，茶杯口样大小近于圆形的叶片上有着红色叶脉，把它看成价比黄金的“仙草”不免令人失望，但张妈却是郑重其事地将它捣汁服下。也不知是“金不换”的神奇还是刘绍洲的高明，张妈真的可以行动自如生活自理了。“施医送药”当时只被认为是行善积德做好事，并不要求任何回报，足见民风淳朴人心厚道，较之今日人情浇薄一切“向钱看”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1947年夏，就在父亲奉调回武汉总公司，举家准备还乡的前一个月光景，张妈突然于晚上七八点钟时感到不适欲呕，旋即不省人事很快便停止了呼吸。待到厂医张大夫到来时早已无力回天，只好宽慰父亲说：“副理，您算对得起她了”。这晚上厂里通宵送电（平常十点钟拉闸），大人们在料理后事，孩子们聚集在我们卧室有的哭泣，有的叹息，大家都很悲哀。母亲忽然问起谁记得张妈娘家的姓，结果无人回答得出。这也难怪，因为多少年来大家只知道叫她张妈，没有人去记她本来的姓，况且那时的妇女对外都只称夫家的姓，极少说自己娘家的姓。问姓的目的是准备给她立碑，以便日后其子来迁坟或祭奠时好辨认。当时也曾打电报给张绍忠却无回音，大约是山西国共两军内战打的正紧邮电不通吧。张妈的后事办得相当体面，一口黑漆棺材颇为厚实，寿衣也还考究，全套规格至少相当于中等人家标准。下葬时，当地人对这样一场不大不小的出殡竟无孝子跟随感到奇怪，其实大哥是跟了去的，这是母亲的吩咐。他回来时说在挖圹时，一个道士或阴阳之类的人不请自到，口中念念有词指指点点，说应该向某个方向移动几分等等，可是无人应答他的“善意”只好悻悻而去。我当时听了还真以为张妈人好感动了“仙家”前来指引，对家人不于理答颇不以为然。张妈临终前不断呕吐，口、鼻、胸前都是分泌物，大哥亲自给她拭去。这些事后来母亲都讲给荣庭公听，使得他老人家大为赞赏，逢人便夸奖不已，足见虽为大资本家的他，也并不认为仆人一定得侍侯主人，而主人一定不可以侍侯仆人。
石家庄家里虽然有照相机（柯达牌），但以后我所见到的照片却全都是请照相馆的人到家来摄的，照片都很大而清晰。其中有一张全家福照，背景是我们住的那幢西式楼房，五个孩子从大到小自左而右坐在石栏上。父亲身穿长衫手拿呢帽站在左边，母亲抱着山瑛站在右边，而且可以看出腹中已怀着山瑜，据此推算当是在1936年秋所摄。可惜这些照片都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抄家时焚毁了，真是一场浩劫啊！随着家道的兴隆，祖父有定居北平的打算，曾经派父亲他们去看房子。在所看的房子中有一所颇为中意，原来那是窃国大盗袁世凯的大儿子，曾经梦想当“中华帝国”皇太子的袁克定产业。见有人来看房，“太子”有点抹不下脸，匆匆打个照面便回避了。房子尚未谈妥，“七·七”芦沟桥的炮声，中断了我们做北京人的好梦。事变发生后，祖父鉴于“九·一八”以来的经验，以为事态不会扩大。当父亲他们感到大祸即将来临，石家庄就要不保，劝他老人家赶快决策南归时，他还不以为然地说：“如果石家庄都丢了，那中国岂不就完了”？但是战火是无情的，九月十四、十九日，敌机两次轰炸石家庄，大兴纱厂是主要投弹目标，特别是十九日的轰炸，命中厂房并有人员伤亡。此时日军（战犯板垣征四郎和谷寿夫的部队，都参加过对石家庄的进攻）已推进至滹沱河对岸，石家庄危在旦夕。幸亏当地守军激于义愤，慨然负起守土有责的天职，和日军打了一仗居然小胜，这不仅推迟了日军的占领，也使我们得以脱身，免了做“亡国奴”的奇耻大辱。石家庄的陷落是十月十日，我们家就在此前不久仓皇逃离，紧迫得几乎什么都来不及带。平汉路上的狼狈奔波已毫无印象，据大姐说，她的一个极为精美的洋娃娃也不许随身携带，大约成了侵略者的“战利品”；还说火车上的蛋炒饭十分可口，这显然是“饥者易为食”了。从此，我离开了出生地（此后再也没有去过），开始了流亡和抗战的生活。
转自《二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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