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与张爱玲齐名的梅娘，为何申冤度余生？
与张爱玲齐名的梅娘，为何申冤度余生？
－－作者：徐庆全
（梅娘晚年，图片来自网络）
2013 年 5 月 7 日，梅娘告别人世。
梅娘，只是一个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占一小节的名字，不是什么公众人物，未必为当代读者所熟知。但回溯她 92 年的生命历程，她生命中的某一阶段艳丽的绽放，收获的却是后半生的不幸。因为这不幸，“历史常就是这样被割断着、湮灭着。梅娘好像从不存在”，与梅娘熟悉的史铁生感慨的写道，“一个人，生命中最美丽的时光竟似消散得无影无踪。一个人丰饶的心魂，竟可以沉默到无声无息”。
这一切，都因为梅娘曾经是一段历史的“在场”者；而因为“在场”，她就不得不为漂白自己而努力，申冤度余生。
“在场”者
梅娘，原名孙嘉瑞，吉林省长春人。“梅娘”二字清丽婉约，其背后却是“没娘”的深深哀怨－－她是大户人家的庶出。 10 岁刚过，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她也随之成为“满洲国”的“子民”。不过，尽管在学校学的是日语，校长也是日本人，教师仍是中国人，正是些教师，使她悄悄地读了《新青年》，读了萧军、萧红的作品。在高中阶段，她开始试写作。 1936 年，她进入日本东京女子大学留学。 1942 年从日本留学归国，受聘于北平《妇女》杂志，在各大媒体发表小说、散文及翻译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水族系列小说：中篇《蚌》《蟹》，短篇《鱼》等。她的作品以婚姻恋爱为题材，凸显追求独立、自由的女性形象，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与困境，在华北沦陷区影响广泛。
1942 年末，北平一家书店与上海《字宙风》杂志联合举办了一项名为“谁是最受欢迎的女作家”的读者调查。结果，上海的张爱玲与北平的梅娘并列第一，于是便有“南玲北梅”之说。这一年梅娘才 22 岁，惊艳而华丽。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梅娘和她一起践行着。梅娘的《鱼》与《蟹》在 1943 年和 1944 年分获“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赏外佳作奖”和“正奖”。
可是，北平与上海当时都是日伪统治下的“沦陷区”，无论“南玲”还是“北梅”，都是“沦陷区”的“在场”者。她们公开发表甚至获奖的作品，却毫无抗日激情，而是表现了身边细琐的事情，表现了女性各种丰富细腻的情感。无论从当年还是现在的民族主义语境来看，她们“在场”者的“身份”就透着暖昧。这种背景下的“成功”，自然成为另一种背景下的“不幸”。对梅娘而言，她后来的荣辱沉浮和悲欢离合，都在 1942 年埋下伏笔。
不仅是“南玲北梅”，其他作家也会遭遇同样的尴尬。譬如钱钟书的《围城》。这本小说也是在上海“沦陷区”完成的，也一直在民族主义语境下被质疑着。记得 1982 年我读《围城》，深深被吸引，深为这本小说那样寂寂无名而不忿，问长辈，何故？答曰：当年全国抗日热情高涨，钱氏却在小资情调里呻吟，不合主流；现在－－八十年代－－也不合主流，读它何益？
对梅娘的质疑来得更早一些，在 1945 年就开始了。 1945 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清算“沦陷区”的汉奸，与梅娘同在北平的周作人因出任伪职而被起诉。梅娘与周作人本不相识，可是因为一本书的缘故，梅娘竟然也被牵连进去。
1944 年，新民印书馆推出的“创作童话”丛书，第三种是梅娘出版《青姑娘的梦》。因为周作人为北平的名流，也因为周作人对童话的创作一直非常关注，所以，这套丛书就有了周作人的序。
1946 年，周作人汉奸案在南京审判期间，一位北京市民致函首都高等法院，并用快航挂号邮去《青姑娘的梦》童话书一本，以此证明周作人不仅奴化一般民众，更奴化童稚少年。对这种指控，周作人的律师并没有采信，认为：“童话丛书之序言绝无汉奸论调，《青姑娘的梦》一书不过为续出丛书之一序言，并非为本书而作，自无责任而言。即就本书而论，亦不过为童话文学，既无政治作用，目为罪证似属诬妄。”
这个结论无论对周作人还是梅娘来说，都是恰当的。但戏剧化的是，周作人却反诬梅娘，他说：“假如事先我知道是他写的，我绝不作序，因为他与日本人勾结，反对我的思想。”这里的“他”，指的就是梅娘。
法院当然没有采信周作人对梅娘的指控，不过，对梅娘的声誉显然有所影响。
1949 年，身在台湾的梅娘谢绝去日本执教的邀请，回到共产党执政的大陆，在农业电影制片厂做编辑。在非黑即白的意识形态下，像梅娘这样的“沦陷区”的“在场”者，都要接受文人与作品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梅娘先是被认定为“汉奸文人”， 1952 年在忠诚老实运动中，又被认定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遭批判； 1955 年在肃反运动中又因历史复杂被打成“日本特务嫌疑”； 1957 年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文革”中再度遭受摧残。直到 1978 年错案改正，梅娘一直在困厄中度日，他进过教养所，做过清洁工，当过保姆，做过绣活，甚至出过壮工；她的一女和一子也在这种困厄中离世。
面对着难以言说的镂心刻骨之痛，梅娘有着郁积多年的心迹：“不幸的是：时代没有这样的雅量，领导从属着潮流，想当然地断定我们这些富贵中人士不可能真心闹革命，这个判定对我的伤害之深，常常是我噩梦的主旋律，想抹也抹不掉。”“我不讳言，这一系列的整肃，给我一心报国的初志带来了多么大的侮辱与伤害。我惧怕一个又一个的书记，他们不单是在执行政策，而是在推波助澜，使得政策的理念变得愈加荒唐。”
因此，在 1978 年获得平反后，漂白自己，为自己申冤，几乎成为梅娘唯一要做的工作。
漂白过一生
我见梅娘是在 2005 年一次会议上。这一年是抗战胜利 60 周年，有关方面组织召开了一个似乎是北平沦陷区“反法西斯文学艺术研讨会”，梅娘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出场。
因为张爱玲，也因为史铁生，我对梅娘并不陌生。算算看，那时老人家也 84 岁了，但身子骨很硬朗，说话一点没有老态龙钟像。她在会上讲话并不长，原话不记得了，但主要的意思是说，如何看待沦陷区作家与作品的问题，如何界定“文化汉奸”等问题。说到激昂时，难免有些情绪上的话。
那一年，是中国对抗战历史认识大飞跃的一年，标志性的事件是，每一个抗战走过来的老兵，不管是姓“共”的还是姓“国”的，都得到了政府颁发的一枚纪念章－－国统区、根据地是两支共同的抗日队伍第一次得到官方认可。
梅娘认为，“沦陷区”的作家、国统区的作家以及根据地的作家，只要为反法西斯做出贡献的，也都应该一视同仁。她说得当然不错，但我记得那一年，没有人想到给国统区或沦陷区的作家颁一枚纪念章。
后来看到有关材料才知道，只要有机会，梅娘总是要为自己所经历过的那段历史来漂白。
早在 1991 年秋，梅娘到长春出席“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大会发言中，不谈沦陷时期文学的学术意义，而是专门做了题为《一个插曲》的简短的讲话，只谈到一件事：当年，作家袁犀在北平被捕，当时日本华北驻屯军军法处法官竹内义雄，出于日本反战同盟者的立场，找她设法保释，她勇于担当，将袁犀营救出狱。她最后说：“我今天所以说到这段插曲，确是有感而发。袁犀没能参加今天的大会，他猝死在稿纸上，他为中华民族奉上了一腔碧血。我只想约略地说说我们当时的处境是多么复杂与艰难，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岂是汉奸文人那纸糊的冕旎所能涵盖得了的？这是一种锲而不舍的民族之魂。当然这一切都是逝波了……”
梅娘强调自己营救过革命分子，不应有“汉奸文人”这顶帽子。我想，这大概是梅娘第一次有勇气说出这样的话。因为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去意识形态化已经为人们所重视，连带着将沦陷区文人与作品的政治评价问题从二元对立的评判模式剥离开来，也为学界所认可。同样是沦陷区文学的《围城》，在 1982 年还被称之为“非主流”，到这一年已经成为电视热播的片子，钱钟书也仿佛出土文物，为国人所待见；而张爱玲的作品也为年轻读者所热衷，开始流行。
而对于梅娘来说，她所渴求的还不是当年作品重新走入人们的视野，而是继续抨击那种“二元对立模式”的评判标准。
1996 年 4 月 6 日，有关单位在组织召开了“《沦陷区文学八年》暨华北沦陷区文学座谈会”。这个会本来是为了纪念抗战胜利 50 周年而准备的，但是，因为涉及到沦陷区文学，会议主办者“为了避免本不应当成为问题的误解和麻烦，一拖再拖，足足推了半年”，改在正日子过了以后才召开。这一举动本身就说明，意识形态结构下研究沦陷区文学的尴尬。
也许知道会议召开过程中的波折，所以，参加这次会议的梅娘情绪上有些激动，“发言尤其慷慨激昂”。她说：“过去我们评价历史习惯于不是黑就是白，缺少中间色，这实际上是对历史的裹读。抗战期间，中国有一半的国土沦丧，我生活的地方，它就沦丧了，个人无法选择。怎么能说生活在沦陷区的作家就一概是汉奸文人呢 ? 怎么能对他们的作品统统不予理睬，不予承认呢 ? 解放初期，康濯曾经对我讲过，你们写的那些东西不要自贴封签，不要自卑，自认为是汉奸不对。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这么多的汉奸，有些汉奸完全是人为造出来的。后来，康濯主持新文学大系的编选工作时，把很多沦陷区作家的作品选了进去。我当时写小说，是要想在高压政策之下说点心里话。我们不拿伪政府的钱，也没有受命于任何人去写作。我所追求的，是敢于以人的良知来写作，这是文学的第一职责。我写的东西白纸黑字放在那里，可以接受检验。”（张泉：《认识梅娘的历史》）
可是，在对沦陷时期创作和文艺活动的政治取向的界定仍影影绰绰之时，梅娘对“白纸黑字放在那里”的作品，也不得不心有余悸。为了漂白自己的需要，她干了一件特别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就是修改自己的作品。她早年的几部作品如《蟹》、《侨民》、《傍晚的喜剧》、《小妇人》等，她都作了修改。有学者研究指出：梅娘的修改，并非词句的简单调整，有时甚至是创作意旨的根本改写。梅娘致力于个人历史记忆再营造的同时，有时甚至不惜伤害文本精髓，将作品中流露自己在民族国家认同方面曾经历的迷惑、动摇，艰于选择的心路历程以及表现殖民历史的复杂形态等内容，统统修改、抹杀，作了“纯净化”处理－－一种去殖民化的过滤，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历史真相。应尊重历史原生形态、保留时代痕迹，给后人留下了解沦陷区人民复杂精神历程的作品，“梅娘不必隐藏、否定自己”的意见（赵月华：《历史重建中的迷失－梅娘作品修改研究》）。梅娘坦率的承认自己的取向，她回应说：“《侨民》的修改，反映了我的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我在极力洗刷我的汉奸文人，其实这没必要，很愚蠢。”
无论是在学术讨论会上的直言，还是修改自己的作品以迎合某种意识形态的界定，梅娘都处于一种可以理解的尴尬中。无论她如何挣扎，“在场”者的身份决定了她没有能力摆脱历史的羁绊。
如今，梅娘走了，她不再在历史的羁绊中挣扎；但是，我们应该记住梅娘的话：“过去我们评价历史习惯于不是黑就是白，缺少中间色，这实际上是对历史的裹读”，否则还会有人像梅娘一样有解不开的伤逝情怀。
转自《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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