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你记得《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的吗？
你记得《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的吗？
－－作者：徐庆全
1962 年，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有很多大事情发生，但具体到普通民众来说，值得说道说道的是，这一年大约是 1949 年以来人口出生率最低的一年。为何？“三年自然灾害”闹的。
从 1960 年开始的饿，到 1961 年的饥饿－－死人的饥饿，老百姓整天发愁的是如何填饱肚子，如何让浮肿的身体消肿，哪有心思“食色”来消耗体力呢？老祖宗孔子都说了，“饱暖思淫欲”。不饱不暖，淫欲也就没有了，“计划生育”根本不用提到国策的地步上来认识，人口自然就下降了。
幸运的是，我倒是在这个年份“饿虎下山”的。小时候常听俺娘说，她生我时双腿浮肿，两眼昏花，说来说去是一个字：“饿”。年少时不更事，不理解。直到 1980 年看到张一弓的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收获》 1980 年第 1 期），才约略地了解俺娘说的那个“饿”字的含义。
故事是这样的：在那三年间，河南的一个叫李家寨的地方，上交粮食数百万斤，“反瞒产”反走十万斤，百姓吃树皮，还要反右倾，以致全村断粮，命悬一线。救人要紧！情急之下，村支书、残废军人李铜钟决定开仓放粮，相信毛主席会原谅农民“借”一口粮食活命。不料，却被以抢劫犯的罪名戴上手铐，倒在法庭上。
（三年灾害就是从吃食堂开始引发的）
当年，长辈们说，这是讲的河南信阳的故事，是第一次讲“大跃进”“自然灾害”的真相；并忧虑地说：这样的小说也能发出来，作者没准会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
那年月，思想解放，文学站在“反思”的潮头，小说后来还是获得了 1981 年全国中篇小说奖。看来，长辈的忧虑是多余的。不过，李铜钟的故事倒一直留在脑海。
后来，我读到了阎纲先生的自述《文网．世情．人心》才知道，当年这篇小说的作者还真差点被指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幕后还真有一场争论。
阎钢，老资格的文艺评论家， 1978 年至 1980 年代在《文艺报》工作，是文坛拨乱反正浪潮中的思想解放者。他读到李铜钟的故事，拍案叫绝，撰 8000 字长文予以推荐。及至 1981 年《文艺报》主持全国中篇小说评奖时，《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被列为获奖名单第一名。但是，作者所在的河南省有关单位坚决反对小说获奖，理由是小说“暴露黑暗面”，并以“加盖公章的方式转送上级有关单位”。指控者怕理由不被重视，还给作者扣上了“文革”“三种人”的帽子。但是，评奖委员会坚决支持小说获奖。
现在看来，张一弓先生的《犯人李铜钟故事》，第一次撕开了“三年自然灾害”历史真相的幕布。当然，这里还用“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是非常不应该的。党史专家和气象学家都研究过这三年前后的自然状况，结论是，这三年的气候与往年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异同。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是“人为”的灾害，用当年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说法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此后，人们对那三年历史真相的探求，都像张一弓先生一样，从一个个碎片说起，慢慢展开的。譬如，在文艺界，莫言先生的小说，讲到“高密东北乡”的孩子们以煤饼充“饿”；王晓波先生以黑色幽默讲到“知情”和城里人的“饿”相；余华先生讲到人们在狂热中“活着”的辛酸……
而在学界，经历过那个年代不同地域的人的回忆文章，像在集体绘制一幅中国地图一样，慢慢积攒，用一个个地域碎片勾勒出那三年饥饿历史的完整记忆；而到杨继绳利用这些碎片形成一部全景式的历史时，这段历史才算比较完整地展现在国人面前。
由此，《犯人李铜钟故事》的时代背景才不再那样讳莫如深；《犯人李铜钟故事》才会常常被人想起。
转自《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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