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康慨：奥威尔的中国漫记
奥威尔的中国漫记
－－作者：徐庆全、康慨
每一次纪念他的诞辰，每一次荣耀他的忌日，我们都会发现，乔治 · 奥威尔的预言历久弥新。他的警告如夏日的雷声，从遥远的地平线滚滚而来，在我们的窗外轰鸣： “ 老大哥在看着你。 ”
今年（ 2013 年）更是如此。不久前，中央情报局的前外包员工 29 岁的爱德华 · 斯诺登出逃香港，揭露出美国政府大规模监视公民通信的棱镜计划，之后他高度戏剧化的逃亡之路，以及由此而生的无尽争论，《一九八四》再一次唤起了老读者与新青年的共鸣。
奥威尔的大名遂在媒体评论中（尤其美国媒体）不断出现，催生了美国读者对《一九八四》的巨大需求，该书在亚马逊网上书店的销量因此暴涨百分之七千，成为第二畅销的经典小说，仅次于有当红同名电影支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而中国知识分子与奥威尔结识 60 多年，他的代表作品《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在中国传播近 30 年，不论现代或者当代随时代更替经历了不同的理解阶段。
他乡遭遇奥威尔
作为左翼知识分子，乔治 · 奥威尔没有到过中国也不曾去过他著名作品《一九八四》里映射的苏联（现已是前苏联），他到过离中国最近的地方是印度和缅甸，但不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对他的认知。
早在 1940 年代，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同英美苏等国组成同盟国，作家萧乾以《大公报》海外版的特派记者的身份被派往英国伦敦，当时的乔治 · 奥威尔恰巧也在英国，担任英国广播公司 BBC 远东部长，负责印度等东亚国家的广播任务。英国的出版社邀请萧乾写英文作品，其一就是《蚀刻》。
萧乾在后来回忆中说： “ 《蚀刻》的出版，为我带来了不少朋友，其中特别应提一下的是《畜牧场》（即《动物庄园》）及《一九八四年》的作者乔治 · 奥维尔。他读后给我写了一封十分热情的信。当时他正负责对印度广播，并在组织一批关于英国及苏联文学的广播。那是 1941 年纳粹开始侵苏，英国由反苏突然转为一片苏联热时。他约我也做了有关中国文学近况的广播。他在信中说： “ 我要使他们知道现代中国文学是多么生气勃勃。 ”
这之后，可考的在报纸上第一个公开介绍奥威尔的中国知识分子，应是钱钟书。他发表在 1947 年 12 月 6 日《大公报》上的一篇书评，评价的就是奥威尔一本名为《英国人民》的书。在二战期间，钱钟书曾携妻子杨绛留学英国，而且 40 年代的中国，已有很多的英文著作流传于市，而奥威尔的英文书，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并不难买到。
在这篇书评中，钱钟书写道： “ 作者渥惠尔即奥威尔的政论、文评和讽刺小说久负当代盛名。至于其文笔，有光芒，又有锋芒，举得例子都极巧妙，令人读之唯恐易尽。 ”
那个时候，那本让他之后成为不朽、出版于 1949 年的《一九八四》还没有写出来。而萧乾和钱钟书都提及了他的另一本寓言小说《畜牧场》（即《动物庄园》）－－他的另一部反极权主义的小说，小说通过猪的起义与革命，以及后来在猪领导下各种动物的命运，昭示了革命在其实现之后的变异过程，革命并不能一劳永逸，相反，革命的最大问题恰恰在于革命本身。钱钟书也曾说过一句异曲同工的话： “ 革命在实践上的成功往往意味着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 ”
在中国初识《一九八四》
1949 年，《一九八四》在西方国家出版，逐步收到了广泛的赞誉与反响。这一年，新中国成立。曾在英美留学的知识分子，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开始重新渴望回到中国。
1950 年，奥威尔告别人世，《一九八四》却在这个世界上慢慢地传播，留学生巫宁坤正在筹划回到已经建立新政权的中国，他也是奥威尔作品的读者。
左图 / 由奥威尔的小说改编的电影《 1984 》剧照。右图 /7 月 4 日，美国波特兰市，反对者举着 “ 老大哥已经知道得够多了 ” 的标语抗议政府的监控计划。美国 “ 复兴第四修正案 ” 团体选择在独立日这天发起全美示威活动，抗议国安局（ NSA ）藐视宪法搜集情资。美国法律第四修正案规定，民众及其财产享有免受 “ 不合理搜查的权利 ”
多年以后，巫宁坤在回忆录《一滴泪》中谈到了当年这本书对他们的影响。巫宁坤写道： “1951 年 7 月 18 日早晨，阳光灿烂。我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伯顿夫妇和政道前来话别。 ” 而彼时，巫宁坤不仅读过《一九八四》，而且随行的行李箱中就有一本－－作为科学家的李政道想的显然比他更多。
《一九八四》出版后，奥威尔在给朋友的信中曾经提到过他撰写这本书的初衷： “ 我并不相信我在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必定会到来，但是，我相信某些与其相似的事情可能会发生。还相信，极权主义思想已经在每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心中扎下了根，我试图从这些极权主义思想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引出其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 ” 巫宁坤的感受，让这句话感觉不到矫情。
那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奥威尔，少数知道的知识分子也不能读奥威尔。巫宁坤在课堂上让学生了解奥威尔，讨论《一九八四》。
在回忆录中，巫宁坤曾这样回忆学生们及自己的感受： “ 我只得临时抱佛脚，每天在手提式打字机上写讲稿，用生吞活剥的阶级斗争之类的新概念新名词装扮英国文学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驴唇不对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二十几个男女学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于谈恋爱，有的忙于搞进步政治活动，也有几个真正热爱文学的男生找上门来谈论《正午的黑暗》和《一九八四》之类的作品，或是借阅我带回来的美国小说。 ”
学者刘绍铭在《生命 · 爱情 · 自由 —— 重证《 1984 》的价值》一文中说：我第一次看《一九八四》，是念大三的时候（ 1958 年底）。那个时候掌握的英文单词有限，悟力不高，看过了也就看过了，没有什么特别感想。后来在美国教书，有一门涉及 “ 预言、讽刺、政治小说 ” ，才再用心地再看了一两遍。
唯一一部 “ 极度震撼 ”
第一位把《一九八四》译成中文的是翻译家董乐山。
上世纪 70 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开始陆续出版了许多灰皮书等内部读物，在这些书中，并没有奥威尔的作品。随着政治空气逐渐宽松，开始有人接触到奥威尔，这其中，就有董乐山。
董乐山 1924 年出生在一个开始没落的宁波中产商人家庭，排行老三，从小接受良好教育，自比巴金小说《家》中叛逆的觉慧，读中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 1950 年考上新华社外交部。在翻译国际新闻电讯稿时，他就接触到了奥威尔这个名字，但无法读到他的作品， “ 不过从上下文来看，可以大概知道他是反极权主义的 ” 。
直到 70 年代后期。一个偶然机会，董乐山读到那本传世名著《一九八四》，他这样回忆当时的感觉： “ 我这一生读到的书可谓不少，但是感到极度震撼的，这是唯一的一部。因此立志把它译出来，供国人共赏。 ”1978 年，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陈适五在外文出版局主持一本《国外作品选译》，专门刊登 “ 某些有参考价值而篇幅过长或性质不合的材料，供领导及其他同志参考 ” ，陈适向董乐山约稿，他选择了《一九八四》。
1979 年 4 ～ 7 月，《一九八四》在《国外作品选译》分三期刊登，这是《一九八四》与中国读者的第一次见面。印数 5000 份，内部发行。董乐山得到的稿费是千字 4 元。
第一次刊出时，董乐山特意在《关于本书及其作者》的说明中解释：《一九八四》同札米亚金的《我们》和赫胥黎的《奇妙新世界》一起被称为 “ 反面乌托邦三部曲 ” ，这是与资本主义萌芽期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安德里亚的《基督大都会》的 “ 乌托邦三部曲 ” 相对而言的等等。
而第二期连载时，《关于本书及其作者》改成了 “ 编者按 ” 。此 “ 按 ” 比董乐山的说明简短得多，内容与说明大抵一样，不同之处是加了一句：奥威尔 “ 是一个从 ‘ 左翼 ’ 转到极右翼的作家 ” ，以及最后一句话强调： “ 为了知己知彼，本刊从上期起全文刊载 ” 。
在中国的第一个高潮
1980 年，一名正就读中国人民大学商品学专业的学生从《国外作品选译》中看到了《一九八四》，事后他回忆说， “ 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 · 奥威尔的《 1984 》，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 …… 但是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不管怎么说，乌托邦和历史还有一点区别。前者未曾发生，后者我们已经身历。前者和实际相比只是形似，后者则不断重演，万变不离其宗。 ”
这个学生叫王小波。
80 年代，花城出版社也找到董乐山约稿，他再次推荐此书。 1985 年，花城出版社出了内部发行版《一九八四》，直到 1988 年，作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之一，出了公开发行版。
奥威尔在中国的传播迎来一个高潮。奥威尔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捧。
追捧的原因，王小波也有过不错的总结： “ 是因为有些人以为生活就该是无智无性无趣。他们推己及人，觉得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看法。既然人同此心，就该把理想付诸实现，构造一个更加彻底的无趣世界。 ” 王小波反对这样无趣的世界，因此以奥威尔为师，进行小说创作，进行散文写作，他的作品从写作手法还是从细节描述上，都 “ 很奥威尔 ” ，甚至《动物庄园》中那只叫做拿破仑的猪，也会超越时空，成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黑铁时代》里，所描写的 “ 黑铁公寓 ” 也类似于《一九八四》里监狱式住所。
明白了就不走这条路了
出生于 50 年代的止庵，正是在 1985 年、他 26 岁时第一次阅读到了《一九八四》。何怀宏、刘苏里等人也是在这个时期读到这本书的。止庵记得，他读《动物庄园》更晚一点儿，他回忆说， “ 读《动物庄园》时，每每联想到早年读过的《联共（布）党史》。当下很感懊丧：假若起先到手的是这一本，而不是那一本，自己或许能明白得早一点儿吧 ” 。
之后的 28 年，他不止一遍重读。而且只要有机会，他就向友人推荐这本书。有人问起对其影响最大的书，止庵想了半天还是举出这本《一九八四》。
新华社记者唐师曾比止庵小两岁，但他直到 1994 年，才借得了一本花城出版社于 1988 年首次在国内公开发行的《一九八四》。因为向朋友 “ 显摆 ” ，还弄丢了。直到 6 年后，他才从一个书商朋友手中弄到两本新的，还给当初借他书的朋友。
止庵仍记得，在最初读到这本书的时候，书的内容带给他的极大震撼。 “ 尤其是那个开头。写打算去掉一个人，不能只从现实中去掉他，因为他在历史中存在，还要在历史上去掉这个人。温斯顿（主人公）的工作就是干这事。谁不行了，就奉命从过去的报纸、杂志、书籍，各种影像中删除这个人。我自己对历史一向很感兴趣，后来我发现，我们的历史竟然就是被温斯顿删改过的，真是一塌糊涂。举个例子，苏联文学我原来看了不少，但是读了一部《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之后，看到这书上写的我大多都不知道，而我知道的这本书上大多一笔带过，甚至连提都不提。这给我很大打击，我发现，我原来的整个的文化背景都是假的，实际上这个背景后面藏着一个真的东西，而我以假的为背景了 ……
自 1988 年后至今，《一九八四》在广州、上海、辽宁等地经不同出版社不同译者，已出了近 10 个中文版本。
止庵认为，这本书真正的历史意义并不是预言的多么一针见血，而是在于：有个东西，当时大家虚幻地认为它是人类可能应该走的一条路，奥威尔告诉大家，这是一条危险的路。大家明白了，就不走这条路了。
转自《老衲读史 2 》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