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生存还是毁灭？——1949年大变革前夜的沈从文
生存还是毁灭？——
1949
年大变革前夜的沈从文
作者：徐庆全
在沈从文研究专家眼里， 1949 年前后的沈从文，是在“抽象”和迷乱中度过的。在沈从文这一时期留下的文字中，出现的最多的，大概就是“崩毁”和“疯狂”了。沈从文的这种情绪，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当时身为东北野战军后勤部政委的陈沂，通过沈从文给表侄女的一封信，知道这种情况后非常重视。稍后即致信文化界的官员－－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部长－－周扬，并附上沈从文的信。现将这两封信转录如下，并稍作解释。
陈沂致周扬和沈从文致张以瑛的信
陈沂致周扬的信
周扬同志：
沈从文的问题，想白羽已同你谈过。我觉得当着一个党的政策看，沈的问题适当处理，将不是沈的个人问题。在这方面，我作了一些工作，沈有认识和反省。我感到王芸生尚可去解放区活动，沈从文的罪恶（从政治上看）怕还不比王的严重吧！
在胜利形势下，我建议对这些人还是要宽大一点，从先宽大中来争取改造。
附去沈的信，当可窥知一二。最好有个人代表组织给他谈，并给他一些可以作的事。继续教书实在是不可能了。教什么呢？本身就是苦恼。
不知你以为然否？
布礼
陈沂
3 月 23 日
沈从文致张以瑛的信
以瑛：
谢谢你的关心，给三姑信已见到。你如可能，将来还是请求调来北平工作好，因为可以多学些并常和三姑见面，对她定有不少鼓励与帮助也。你这次来平，给了我极大信心，即对于国家未来的认识，在一个新的领导方式发展中，必然能克服一切困难，逐步完成。我对于你和相同知识青年，与其他从事工作人员表示的敬意，并不因为个人过去的成见偏见而减少。盼望你们好之为人民工作下去，且希望龙虎指沈从文的两个儿子沈龙朱、沈虎雏。长大一点时，也能如你们一样，将一切交给国家。我因过去生命限制，小时候生活受挫折过多，过久，心受伤损。从“个人挣扎”方式中战胜困难，支持下来，因之性情内向，难于与社会适应。而个人独自为战精神加强，长处和弱点即在一处。如工作恰巧和时代需要相配合，当然还可为国家下一代作些事。（因纵不能用笔写文章，即作美术史小说史研究，也必然还有些新的发现，条理出一个新路，只为后来者方便。）但如果工作和时代游离，并且于文字间还多抵牾，我这种“工作至死不殆”强制处，自然即容易成为“顽固”，为作茧自缚困难。即有些个长处，也不免游离于人群的进步理想以外，孤寐而荒凉。这长处如果又大多是“抽象”的，再加上些情绪纠缠，久而久之，自然是在家庭方面，也不免如同孤立了。平时这孤立，神经支持下去已极勉强，时代一变，必然完全摧毁。这也就是目下情形。谢谢陈沂先生的好意，寄三姑报纸杂志，我都看到了。报纸比北平的好，内容多些，充实些。三年前初来北方，如有那么一个人作朋友，我们就不至于如此难于自处了。三姑需要工作，去见钱先生大约是指北平文化接管委员会负责人钱俊瑞。，找不着，当然不便再去。我并不想再在学校教书下去，只希望能有一个小小工作来一切从【重】新学习。如随军，也不怕通过最大困难，三五年后再动笔，革命成功后，再见家中人亦无妨。东北那么要人工作，只要有机会，不问什么小事，我都要克服困难去做，以为多少总可以把剩余生命为人民做一点事。但目前在这里，除神经崩毁发疯，什么都隔着。共产党如要的只是一个人由疯到死亡，当然容易作到。如还以为我尚可争取改造，应该让我见一见丁玲。我亟想见她一面，不知陈沂先生能为力没有？让我在一新工作环境中不声不响试试三年五载，会从工作学习中有改造表现。如一定要照一个普通职员方式，思想弄通才许动，或只记得我过去一些文章有触犯处，使我神经崩毁为得，那就照你说的看医生，也毫无用处。我在另外一种攻势中，疲倦得已到一个程度，不是为三姑，不是还希望有机会为人民作一点补过工作，我早已长休息了。用笔了二十多年，根本不和国民党混过，只因习惯为自由处理文字，两年来态度上不积极，作成一些错误，不知不觉便被人推于一个困难环境中，“为国民党利用”的井坑边缘。如真的还现实政治相混，那就早到台湾广州去了，那会搁到这个孤立上受罪？并候以瑞好。
从文三月三十日
我极希望见陈沂先生谈谈。不知能见到没有？
两封信中人物关系的简单介绍
沈从文信的收信人“以瑛”，是张兆和的堂兄张璋的女儿。张璋原名张鼎和，中共党员，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革命者。 1927 年大革命时，他在广州被国民党逮捕，半夜从监狱屋顶上逃跑了。 30 年代初，张璋在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读书，并从事中共地下活动，为筹建北平“左联”而奔走。“左联”成立时，当选为北平“左联”的执委。后离开北平返老家合肥乡下从事革命活动，曾夺取枪支武装农民，与一位地主绅士的叔叔在一栋房子里隔墙互作武装戒备，以至被“张家老围”视作洪水猛兽。后遭国民党军警追捕，逃亡到了日本，又被引渡回来，关押在合肥监狱里，终于被蒋介石下令枪决。沈从文的儿子沈虎雏告诉我：
对张璋人生的传奇色彩，我父亲很感兴趣。 1935 年 4 月，张璋还活着的时候，父亲创作的小说《大小阮》中的小阮，就是以张璋的生活作为原型（ 2002 年 6 月 25 日采访沈虎雏）。
给周扬写信的陈沂， 1912 年出生，贵州遵义人。 1929 年参加革命， 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北平大学法学院党支部书记，北方左翼文化大同盟党团书记，河北省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晋东南军政干部学校教务部主任，八路军修武、焦作、武陟工作团指导员，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干事，《新华日报》太南版社长，太行出版社党支部书记，《冀南日报》、《鲁西日报》、《冀鲁豫日报》社长、总编辑，山东《大众日报》社长，新华社山东总分社社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宣传部长，八路军 115 师宣传部长等。国共内战时期，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东北民主联军宣传部长，西满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东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后勤部主任、后勤部政委。在北平解放前后，陈沂作为东北野战军后勤部政委，时常来往北平、天津。
1931 年，北平成立“左联”的时候，陈沂就参加了。当时，张璋是北平左联执委，陈沂是执委候补委员。沈虎雏回忆说：
张璋在北平读书搞革命活动时，参加了革命的陈沂也在北平，受他的领导。所以，陈沂和张璋很熟的。 1936 年，张璋被捕，他的夫人也被捕了，那时他们已经有以瑛、以瑞等三个孩子。张璋牺牲后，他的夫人被保了出来，把最小的孩子送人了，就带着两个孩子四处流浪。 1944 年，他们到了昆明，我们一家也在昆明。我母亲与这位堂兄关系一直很好，所以他们就与我们家来往密切起来。我是在那时才见到他们的。在昆明时，张以瑛就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抗战胜利后，受党的委派，她又到了上海，搞学生运动。 1948 年，她被国民党通缉，逃到北平，在我们家住了几天。党组织把她送到了河北解放区。天津解放时，她随军到天津，参加了天津的接管工作，党接收《民国日报》后改为《天津日报》，以瑛到了报社的资料室工作。至于当时张以瑛是如何与陈沂取得联系的，我不是太清楚（ 2002 年 6 月 25 日采访沈虎雏）。
看来，尽管经过漫长的征战，陈沂与张璋的女儿还是保持着联系。所以，当张以瑛得到沈从文的信以后，就将信交给了陈沂。作为军队的一员“文将”，陈沂致信给周扬，希望此事引起周扬的关注。信中，陈沂说：对沈从文的处理，“当着一个党的政策看，沈的问题适当处理，将不是沈的个人问题”。这说明，陈沂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他与沈从文曾经相识过，而更重要的是把这件事作为应该引起党的文化界注意的问题。
历史的误解：左翼阵营对沈从文的政治清算
1948 年 7 月 23 日，在颐和园霁清轩消夏的沈从文给妻子张兆和的信里，叙述了他和儿子之间的对话－－
小虎虎说：“爸爸，人家说什么你是中国托尔斯太【泰】。世界上读书人十个中就有一个知道托尔斯太【泰】，你的名字可不知道，我想你不及他。”
我说：“是的。我不如这个人。我因为结了婚，有个好太太，接着你们又来了，接着战争也来了，这十多年我都为生活不曾写什么东西。成绩不大好。比不上。”
“那要赶赶才行。”
“是的，一定要努力。我正商量姆妈，要好好的来写些。写个一二十本。”
“怎么，一写就那么多？”（或者是因为礼貌关系，不像在你面前时说我吹牛。）
“肯写就那么多也不难。不过要写得好，难。像安徒生，不容易。”
“我看他的看了七八遍，人都熟了。还是他好。《爱的教育》也好。” ( 《从文家书》，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 2 月版，第 137-138 页 ) 。
这是一个平和而富于亲情的父与子对话的场面。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是沈从文依然想在文坛驰骋的心态。
可是，半年以后的 1948 年的 12 月 31 日，沈从文却在他最后发表的小说《传奇不奇》文稿后写下这样的题记：“卅七年末一日重看，这故事已无希望完成。”同一天，他在赠周定一的条幅落款处写道：“三十七年除日封笔试纸。”沈从文决定要结束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了。
促使沈从文转变的原因，他在给张以瑛的信中都谈到了。第一个原因来自于自身：“但如果工作和时代游离，并且于文字间还多抵牾，我这种‘工作至死不殆’强执处，自然即容易成为‘顽固’，为作茧自缚困难。”第二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却来自于外部：“只因为习惯自由处理文字，两年来态度上不积极，作成一些错误，不知不觉便被人推于一个困难环境中，‘为国民党利用’的阱坑边缘”。
先看第一个原因。自从拿起笔写东西以来，沈从文一直是“习惯自由处理文字”的。而要自由处理文字，首要的一点就是不为政治风云所左右。沈从文确实是抱着这样的心态的：
政治上不与任何人结盟，一种彻底的非派别、非集团主义，支配了沈从文的人生选择。他对政治派别和集团的“特殊包庇性”怀有根深蒂固的怀疑，挣脱集团拘束和人身依附，争取“生命”独立，构成沈从文 20 岁后生活道路的主旋律，他的信念来自他特有的人生经验。 ( 凌宇：《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8 年 10 月版，第 414 页 )
沈从文在信中说自己“个人独自为战精神加强”，或许正是这种“独自卫战精神”导致了沈从文的“特有的人生经验”。
（沈从文）
在这种“特有的人生经验”支配下，沈从文对内战开始后的一些党派的活动，一点都不感兴趣：
抗战胜利后，原先与沈从文一同在《大公报》编文艺副刊的萧乾也回到了北平。全面内战爆发后，萧乾参加了“第三条道路”的活动，并四处奔走，与钱昌照等人积极筹办《新路》杂志。这天，萧乾来到沈从文住处，邀沈从文参加刊物的筹办，并在发起人名单上签名。
看看眼前的名单，沈从文眉间起了一丝阴云，心里起了一点忧郁，几分怀疑。
“我不参加。”他轻轻地却又断然决然地说。 ( 凌宇：《沈从文传》，同前引，第 413 页 )
对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如此，对国共两党进行的战争，沈从文也作如此观。即使是在大变动的前夜－－人民解放军已节节胜利之际，沈从文可以拒绝蒋介石的邀请，不“到台湾广州”，却他依然“以悲悯的眼光，审视着这场战争。他超越这次战争的具体形骸，试图从民族、人类精神的发展上，提出对这场战争的价值估量。在这种抽象的层次上，这场战争在沈从文眼里，消失了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而裸现出民族与人类自身的悲剧性质。－－战争是人类非理性的产物”。
在此期间，沈从文频频对现实发言，议论时政局势、文学观念、民族命运等等诸多方面。在这些议论中，沈从文所坚持的是游离与社会的“抽象”的追求，用理想的“抽象”来改造和重塑现实：
国家所遭遇的困难虽有多端，而追求现实、迷信现实、依赖现实所作的政治空气和倾向，却应该负较多责任，当前国家不祥的局势，亦即由此而形成，而延长，而扩大。谁都明知如此下去无以善后，却依然毫无真正转机可望，坐使国力作广泛消耗，作成民族自杀的悲剧。这种悲剧是不是还可望从一种观念重造设计中，作点补救工作？个人以为现实虽是强有力的巨无霸，不仅支配当前，还将形成未来。举凡人类由热忱理性相结合所产生的伟大业绩，一与之接触即可能瘫痪圮坍，成为一个无用堆积物。然而我们却还得承认，凝固现实，分解现实，否定现实，并可以重造现实，唯一希望将依然是那个无量无形的观念！由头脑出发，用人生的光和热所蓄聚综合所作成的种种优美原则，用各种材料加以表现处理，彼此相粘【黏】合，相融汇【会】，相传染，慢慢形成一种新的势能、新的秩序的憧憬来代替。 ( 凌宇：《沈从文传》，同前引，第 411 页 )
沈从文还是不想放弃个人的思想和作为，这一时期的文章里他多次强调文学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文学不可替代的意义。对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未来，他在清醒而悲观地预感着的同时甚至还抱着大的“野心”和浪漫幻想。
这样的认识，沈从文的“工作与时代游离”是必然的了，而游离了时代的作家，其文字必然要与时代产生较多的“抵牾”，其结果也只能是如他自己所说的既“顽固”又“作茧自缚”了。
沈从文的这种“顽固”与“作茧自缚”，在左翼作家眼里，必然要“作成一些错误”，因而香港对他的批判，也就势在必然了。
从另一方面来讲，沈从文与香港批判的主要发动者郭沫若之间，也积累了过多的文字恩怨。在抗战胜利以前，沈从文与郭沫若就有过几场争论。抗战胜利后，沈从文在一些时论文章中，对郭沫若、何其芳等人冷嘲热讽。这无疑也开罪了郭沫若。 ( 参见糜华菱：《郭沫若和沈从文的文字恩怨》，载《新文学史料》 2001 年第 3 期 )
1948 年 3 月，左翼阵营对沈从文进行了异常严厉的集中批判。其实，在对沈从文进行批判的同时，左翼阵营对胡风等人也发动了批判。对胡风发动批判的原因，据楼适夷回忆，邵荃麟曾告诉他，原因是“全国快要解放了，今天文艺界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十分重要，可胡风还搞自己一套”，可见问题还是“对党的态度”，也即是否服从党的领导。邵荃麟们正是作为党的代表来批评、引导他们的。 ( 楼适夷：《记胡风》，载晓风编：《我与胡风》，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1 月版，第 7 － 8 页 )
从批判胡风的原因，我们不难推断，对沈从文的批判，也是处于同样的考虑的。在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上，邵荃麟在《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一文中断言：沈从文“是直接作为反动统治的代言人”；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一文则说：
地主阶级的弄臣沈从文，为了慰娱他没落的主子，也为了以缅怀过去来欺慰自己，才写出这样的作品来，然而这正是今天中国典型地主阶级的文艺，也是最反动的文艺。
而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对沈从文的文学活动作了更为“全面”的批判：沈从文不仅是“桃红色”的代表，“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更为严重的是：
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也正是凤凰毁灭自己，从火中再生的时候，他又装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谥之为“民族自杀的悲剧”，把我们的爱国青年学生斥之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而企图在“报纸副刊”上进行其和革命游离的新第三方面，所谓“第四组织”。 ( 邵荃麟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 " 熊公馆 " 》、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均见香港生活书店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第 1 辑， 1948 年 3 月 1 日出版 )
到了 1949 年 1 月上旬，在沈从文任教的北京大学，按照香港批判的调子，又贴出声讨他的大标语和壁报，而且壁报上转抄了郭沫若《斥反动文艺》一文。读到这些文章，看到这些标语，弄清楚在文学批判和思想批判背后的政治力量，沈从文就不难获悉关于即将到来的个人命运的不祥信息了。稍后发生的一件事，使沈从文更加感觉到，对自己的政治清算开始了：
北平刚一解放，《新民报》又接着派记者对他进行采访，想看看他“这位长期自命超然的桃红色作家”，现在“有什么新感觉，新打算”，并在采访完毕后发表了一篇题为《莫辜负了思想自由》的访问记，一边介绍沈从文的谈话（包括沈对郭沫若的态度），一边对沈的谈话加以反驳，最后告诫沈“该从头好好想想才对”。 ( 糜华菱：《郭沫若和沈从文的文字恩怨》，载《新文学史料》 2001 年第 3 期 )
不料，这个“顽固”的“乡下人”一进入“从头好好想想”的思想状态，就陷入了“崩毁”和“疯狂”。
沈从文由“崩毁”到“疯狂”
左翼文化人的激烈批判使沈从文心怀忧惧，忧惧的主要还不是这种批判本身，而是这种批判背后日益强大的政治力量的威胁。在给张以瑛的信中，他无可奈何地写道：“除神经崩毁发疯，什么都隔着”，已经陷入到一种迷乱的状态了。这状态，从 1 月初就开始了。
《从文家书》中《呓语狂言》这一部分，汇编了沈从文“崩毁发疯”过程中所留下的一些文字材料，这既可以给沈从文的信作注解，也可以使我们详细了解沈从文“由疯到死亡”的情形。
1 月初，沈从文在《题〈绿魇〉文旁》三段文字的最后一段说：
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 ( 《从文家书》，同前引，第 147 页 )
沈从文的这种心理状态，不但引起了夫人张兆和的担心，也引起了京中诸多好友的关注：
这个月的 27 日，在清华大学的梁思成先生得知父亲的情况后，托人带来一封信，邀请他到已经解放了的清华小住，目的是让父亲在朋友中得到一些宽慰，不要一味地忧虑。这样，父亲到了清华，在金岳霖、梁思成、林徽音、张奚若、程应铨、吴瑞芝等朋友的照顾下，住了 7 天。 (2002 年 6 月 25 日采访沈虎雏 )
虽然有朋友的照料，但沈从文的忧虑情绪并没有得到缓解： 1 月 30 日，沈从文在张兆和当天带给他的信上写下了许多批语：
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大家都支吾开去，都怕参预。这算什么，人总得休息，自己收拾自己有什么不妥？学哲学的王逊也不理解，才真是把我当了疯子。我看许多人都在参预谋害，有热闹看。
小妈妈，你不用来信，我可有可无，凡事都这样，因为明白生命不过如此。一切和我都游离。这里大家招待我，如活祭，各按情分领受，真应了佛家所谓因果缘法。其实真有人肯帮助我是给我足量的一点儿。我需要休息。这对大家都不是坏事。一个柔和结尾，有什么坏？
金堤曾祺王逊都完全如女性，不能商量大事，要他设法也不肯。一点不明白我是分分明明检讨一切的结论。我没有前提，只是希望有个不太难堪的结尾。没有人肯明白，都支吾过去。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绝望，我本不具有生存的幻望。我应当那么休息了！ ( 《从文家书》，同前引，第 152 页、 153 页、 154 页 )
这样的文字表明，即使生活在融融的朋友情谊之中，沈从文也如同精神游离肉体，把自己跟朋友区别、隔绝。其字里行间所流露的信息是，在社会大变革的前夜，他的朋友们基本上都能顺时应变，或者得过且过，而他自己却不能如此。不仅不能，而且左翼文化人对他的猛烈批判则时常萦绕脑海，即使在“由疯到死亡”迷乱状态，他也仍然十分清醒：
我“意志”是什么？我写的全是要不得的，这是人家说的。我写了些什么我也就不知道。 ( 《从文家书》，同前引，第 151 － 152 页 )
（沈从文与友人。右一为沈从文）
以“乡下人”自许的沈从文，其“个人独自为战精神”的品性，也在这时特别执拗地显示出来。在没想通之前，这个“顽固”的“乡下人”是不会顺时应变的。而在一切都顺应趋变的时局和情势下，他的话就显得非常刺耳：
小妈妈，我有什么悲观？做完了事，能休息，自己就休息了，很自然！若勉强附和，奴颜苟安，这么乐观有什么用？让人乐观去，我也不悲观。 ( 《从文家书》，同前引，第 153 页 )
已陷入迷乱的沈从文，虽然“疯”，但其文字却是这样的清醒，其所表露的破罐破摔的勇气，现今读来，仍令人敬畏。
在二月初，父亲在清华园写成《一个人的自白》长文。这篇文章没有发表过，我现在编父亲的《全集》，已经收录进去了。在这篇文章中，父亲主要剖析自己“内向的形成”，回顾自己青少年的教育生活，感到与大多数读书人、城里人距离遥远。说自己有“根深蒂固连续性、顽固排他性”，认为“问题正迫着他，不能不寻求明白简单正确的答解，死或生”。 (2002 年 6 月 25 日采访沈虎雏 )
因为对世事变化不明白，沈从文只好从自身性格找原因。他在这篇长文中的想法，也可与给张以瑛信中的所说的－－“我因过去生命限制，小时候生活受挫折过多，过久，心受伤损。从‘个人挣扎’方式中战胜困难，支持下来，因之性情内向，难于与社会适应”－－相印证。
带着哈姆雷特式的疑问，沈从文回到城里的家，回到了亲人身边。
这种情态使他在亲友间也陷入孤立。他不理解新生政权对他的态度，家人与朋友也不理解他的这种不理解。一个旧的政权的结束，一个新政权的诞生，这一重大历史事变带给张兆和与两个孩子的，是一种新时代预期的欢欣。在这个家庭里，沈从文与妻、子的一喜一忧，两种情绪形成鲜明的对比。依照过去的习惯，张兆和知道他又陷入了一种内心里自我恐吓之中。但这次的自我恐吓不像来自抽象的人生思辨。但究竟是为了什么？张兆和感到了困惑。对这个共同生活了 15 年的“乡下人”，她第一次觉得有点束手无策了。 ( 凌宇：《沈从文传》，同前引，第 423 页 )
当年 12 岁的沈虎雏，谈起那时的记忆，话语中也透着淡淡的无奈：
1949 年，父亲的内心感受，我不是特别了解，我与母亲也都无法理解。当时，正是天翻地覆的时候，我们都很高兴，没有想到父亲会是这样。我那时小，觉得父亲这样，是因为国民党特务的离间计。所以，我当时还很天真地仔细观察来我们家的人，想抓出个特务来。当然，这是小孩的瞎想了。 (2002 年 6 月 25 日采访沈虎雏 )
既然朋友和亲人都无法帮助沈从文从迷乱中解脱出来，那只有依靠组织来帮忙了。在沈从文和张兆和认识的在组织的人中，能够直接交谈的人，大约只有张以瑛和被沈从文目为文艺界领导的丁玲了。
张以瑛牵线，陈沂关注沈从文
在 1949 年的除夕，张兆和给在清华园的沈从文写了一封信，说到张以瑛的弟弟张以瑞来家里过春节的事情：
以瑞还带来一个可喜的消息，以瑛已到天津，在天津战事尚未完全结束以前即到天津，现在《天津日报》（即前《民国日报》）资料室工作，忙得很，苦的很，但精神好，人也胖了，以瑞说她一礼拜以后要来北平看我们。 ( 《从文家书》，同前引，第 148 页 )
对张以瑛到天津，并且要来看他们，张兆和之所以当成“一个可喜的消息”告诉沈从文，是因为张以瑛是党组织的人。
从沈从文写给张以瑛的信来看，张以瑛确实从天津到北平看望了沈从文一家，并对沈从文做了一些开导性的工作。故沈从文信中有“你这次来平，给了我极大信心”之语。
从沈从文信中提到“谢谢陈沂先生的好意”来看，或许张以瑛从北平返回天津后，向陈沂汇报了沈从文“神经崩毁发疯”的情况，才有陈沂给张兆和“寄报纸杂志”的举动。
张以瑛的来平，虽然使沈从文多少对“国家未来”有了认识，但并没有从“孤寐而荒凉”的感觉中走出来。其原因是：
那时，张以瑛虽然是共产党员，但不是党的高级干部。父亲当时觉得，只有见到共产党中的高级干部，让他们向父亲交个底，父亲才能明白自己的事情党是怎样看待的。 (2002 年 6 月 25 日采访沈虎雏 )
所以，沈从文在信中，通过张以瑛向陈沂提出要求：“应该让我见一见丁玲”。从他在信中这句话旁加上“我亟想见她一面”一语来看，其迫切心情已溢于言表。同时，他也向陈沂提出了请求：“我极希望见陈沂先生谈谈”。
丁玲那时还不在北平，陈沂无法满足沈从文的第一个要求；至于沈从文想见自己，陈沂满足了他的要求：
大约在 3 月中下旬，陈沂来到我们家，与我父亲交谈，并给父亲带来了一些政治学习用书。言谈中，陈沂劝我母亲尽快出来，接受新的革命教育。 (2002 年 6 月 25 日采访沈虎雏 )
陈沂在信中说：“在这方面，我作了一些工作，沈有认识和反省。”大约就是指的这次谈话。沈从文在给张以瑛的信中，在谈到自己未来的工作时，想到要“随军”。在这次与陈沂的谈话中，想来沈从文会向陈沂提出这个要求的。依照常理，陈沂对沈的这个要求是不会率意答应的。所以，这次看望，并没有使沈从文从迷乱中摆脱出来。
3 月 26 日，父亲在我母亲与中国公学女子篮球队的合影背后，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三十八年三月廿六在北平重阅仿佛有杜鹃在耳边鸣唤。从文”。那是父亲自杀前的最后的文字。父亲这里写的杜鹃，是有出处的。在 1938 年 4 月 13 日，我父亲给母亲写的一封信中，也写到了杜鹃。信中说：“杜鹃各处叫的很急促，很悲，清而悲，……声音清远悲酸。” (2002 年 6 月 25 日采访沈虎雏 )
两天后的 3 月 28 日，沈从文在“崩毁与疯狂”的情绪中，在耳旁“悲酸”的杜鹃声环绕下，情不自禁地拿起了小刀……。幸好，被人及时发现后送往医院，没有大的危险。
沈从文与丁玲的见面
大约在 6 月份，沈从文“亟想见到”的丁玲，从东北回到北平。想必有关人士已经告诉丁玲有关沈从文的情况。丁玲与沈从文见面了。
丁玲与沈从文在二三十年代就是老朋友，到晚年两人结怨颇深。关于这一方面，已有很多文章论述，在此不添足。但令人感兴趣的是，丁玲与沈从文见面的细节，有不同说法。
沈从文的儿子沈虎雏和与沈从文交往颇深的刘祖春，在《忧伤的遐思 -- 怀念沈从文》（载《新文学史料》 1991 年第 1 期）一文中，认为是丁玲让沈从文去见他，而且还是在一个比较冷的穿棉衣的季节；看望的地点在北池子骑河楼的一个大铁门内（需要一提的是，刘祖春在文章中说，沈从文是在 1949 年 3 月 9 日自杀的。经与沈虎雏核对，确切的日期应为 1949 年 3 月 28 日 ) 。而丁玲的丈夫陈明等人则说是丁玲去看的沈从文，是在 6 月 10 日，不是在穿棉衣的季节；陈明等人并且认为，丁玲从来也没有在北池子骑河楼的一个大铁门内工作和生活过。（参见：陈明：《丁玲在推迟手术的一年里－－关于丁玲复出后四篇文章的琐记》，载《新文学史料》 1991 年第 1 期；陈明：《澄清几件事 -- 关于刘祖春同志〈忧伤的遐思〉涉及丁玲的几段文字》，载《新文学史料》 1991 年第 3 期；涂绍钧：《身后是非谁管得－－读袁良骏先生的〈丁玲：不解的恩怨和谜团〉》，载《文艺理论与批评》 2002 年第 2 期。需稍加说明的是，陈明在《丁玲在推迟手术的一年里》文中提到，丁玲与何其芳一起去看沈从文，是“到西单沈先生寓所”。沈虎雏告诉我，他们从没有在西单住过，陈明这里的记忆有误）。
关于 6 月 10 日，因有丁玲的信和其在东北行踪的记载，看来是可信的。但是，对沈、丁到底是谁先看谁，以及看望的地点的问题，沈虎雏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我写的文章中，写到我和父亲一起看丁玲的事，后来我看到陈明等人的文章，说那时丁玲不在北京。如果他们有可证的材料，那可能是我记错了。
我一生只见过一次丁玲，就是陪父亲去看她的那一次。那年我 12 岁。父亲当时为什么要带上我，是因为他还有一些胆怯心理。我当时的印象确实是还穿着棉衣。我这个印象来自于两个感觉，一是在门口站岗的战士，印象中穿着棉衣；还有一个是，我到了屋里后，觉得非常暖和，屋里屋外的温度反差比较大。当然，也可能我记错了。陈明有根据，当然要尊重事实了。至于我说的在北池子骑河楼的地点，并没有错，那个地方不是丁玲的住处，是北平军管会文管会的办公地点。丁玲当时是文艺方面的领导，她是通知我父亲到到那儿去和她见面的。后来，丁玲与何其芳一起来看父亲，我父母亲也一起去看过丁玲。（ 2002 年 6 月 25 日采访沈虎雏。我为此事专门请教过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谢荫明兄，作为研究北京党史的专家，他证实了这一点。，当时北平军管会文管会的地址，确实是在北池子大街 66 号办公。）
查对有关资料，丁玲与沈从文第一次见面时，陈明还在东北，并未亲临现场，看来，沈虎雏的记忆不错。至于是丁去看沈还是沈去看丁，我相信沈虎雏的说法。邵燕祥先生对沈与丁见面，有一番分析：
一九四九年春天，在刚刚解放不久的北京，沈从文以旧相识和同乡的身分【份】写信给她，她遂与沈见了一面。这一次老友重逢，却给沈从文以冷漠的感觉。因为在沈从文眼中，丁玲是以著名革命作家更是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城的，而丁玲则因历史包袱，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如临如履，一方面心怀委屈，一方面不免悚惧（用习惯语言说就是怕人抓小辫子），接触沈从文这样一个非左翼的（且被郭沫若明文谥为反动的）作家，更怕由这一“社会关系”再引发人们对她三十年代被捕后表现的回忆、怀疑和物议。而据说这次会见，丁玲约了何其芳同来，固然由何其芳也与沈从文有旧，或许也是考虑到何其芳是当时受到领导（在解放区文艺界则以周扬为代表）的器重，可做历史证明人，符合“二人同行（制）”的戒律吧。（邵燕祥：《关于丁玲》，载《无权者说》，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9 月版，第 200 页）
在这里，邵燕祥把丁玲与何其芳一起去看沈从文，说成是沈、丁第一次见面，不确。但是，邵先生分析丁玲的心态，则入情入理。处于同样的心态，丁玲得知沈从文要见她，就把沈约到军管会文管会办公地点见面，与沈虎雏的记忆相印证，大约是对的。
沈从文未来工作的选择
（ 1950 年代初，沈从文在故宫）
沈从文在信中说，他“不能用笔写文章”了，他明白，在需要承载新的社会要求的文学领域内，自己的落伍是注定了的。与其于己于人有害无益，不如避贤让路。既然实证生命价值的途径不只一条，文学创作已经难以为继，尽可以另外的方式为社会服务。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不想再在学校教书下去”。为了能“把剩余生命为人民做一点事”，他为自己的未来设计了两条路，一是“作美术史小说史研究”，一是“随军”。后一条路，因为当时沈从文的身份，是难于实现的。沈从文后来选择了第一条路，从事与“美术史”有关的历史文物的研究工作。（凌宇：《沈从文传》，同前引，第 437 页）
沈从文之所以选择这条路，是因为在他 20 岁进北平后，就对历史文物有了浓厚的兴趣。 1980 年 11 月，沈从文在美国纽约圣若望大学（ st.John's University ）演讲中，谈到了这一点：
恰好住的地方是北京前门外一条小街上，向右走就是文化的中心，有好几百个古董店。现在看来，可以说是三千年间一个文化博物馆。大约十五分钟就可以从家走到那里，看到所要看到的一切。向左边走二十分钟又到了另外一个天地，那里代表六个世纪明朝以来的热闹市集，也可以说明清的人文博物馆。因为这个时期仅仅隔宣统逊位十二年，从十七世纪以来，象征皇朝一切尊严的服装器物，在这里都当成废品来处理，像翡翠、玛瑙、象牙、珍珠等，无所不有。一面是古代的人文博物馆，上至三、四千年前的东东西西；一面是前门的大街，等于是近代的人文博物馆，所以于半年时间内，在人家不易设想的情形下，我很快学懂了我想学习的东西。这对我有很深的意义，可以说是近三十年我转进历史博物馆研究文物的基础。（沈从文：《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载《新文学史料》 1982 年第 1 期）
若稍稍追溯的远一点，沈从文对文物的兴趣在湖南兵营里就开始了。那时他在湖南保靖，帮助军阀陈渠珍整理古籍，管理旧画、陶瓷文物，并为它们编目。
到 30 年代，他的生活终于从贫困中解脱后，便不知节制地购买收藏各种文物。在他于结婚三周年纪念日写给张兆和的小说《主妇》里，依稀可见他当时收罗文物的情形：
……她一面整理衣物，一面默默的【地】注意到那个朋友。朋友正把五斗橱上一对羊脂玉盒子挪开，把一个青花盘子移到上面去。像是赞美盘子，又像是赞美她：“宝贝，你真好！你累了吗？一定累极了。”
她笑着，话在心里，“你一定比我更累，因为我看你把那个盘子搬了五次六次。”“宝贝，今天我们算是结婚了。”
她依然微笑着，意思像在说：“我看你今天简直是同瓷器结婚，一时叫我宝贝，一时又叫那盘子罐子做宝贝。
“一个人都得有点嗜好，一有嗜好，就容易积久成癖，欲罢不能。收藏铜玉，我无财力，搜集字画，我无眼力，只有这些小东小西，不大费钱。也不是很无意思的事情，并且人家不要的，我要，……”
她依然微笑着，意思像在说：“你说什么？人家不要的你要？……”
停停，他想想，说错了话，赶忙补充说道：“我说盘子瓶子，是人家不要的我要。至于人呢，恰好是人家想要而得不到的，我要终于得到。宝贝，你真想不到几年来你折磨我成什么样子？”
她依然笑着，意思像在说：“我以为你真正爱的，能给你幸福的，还是那些容易破碎的东西。”
沈从文对文物的爱好从广泛的欣赏逐渐转向专门的搜集。在北京时专收瓷器，还在外国人之前，他就注意到了青花瓷的价值；在云南期间，专门收集耿马漆盒，后来又转向搜集锦缎丝绸。抗战胜利返回北平后，他与朱光潜同住一个院子，他对朱光潜说，“趁二位太太没来，赶快买东西”。及至二位夫人回到北京，两人仍变着法子买各种便宜的文物。（凌宇：《沈从文传》，同前引，第 438-439 页）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北京大学以韩寿萱为首，筹备建立博物馆专业。沈从文凭着他原有的文物鉴别知识，到处跑来跑去为博物馆买文物。对历史文物知识的积累，使沈从文自信：在研究过程中，“必然还有些新的发现，条理出一个新路，只为后来者方便”。
抗战胜利后，接收北平时，当时的历史博物馆大约是个历史文物研究所之类的机构，就由北京大学代管。 1947 年，韩寿萱回来后，筹建博物馆专业，我父亲出于个人爱好，帮助筹建。那时，韩寿萱经常来我家，商量一些事情。北平解放后，历史博物馆还是由北大代管。这样， 1949 年 8 月，我父亲就进入历史博物馆工作了（ 2002 年 6 月 25 日采访沈虎雏）。
1951 年，彻底告别创作进入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沈从文，在孤独的午门城下，徘徊在历史的瓦砾之中，给一位年轻人写了一封信。在这封未发出的信中，沈从文的那份孤单与悲凉令人不忍卒读：
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渴望……（转引自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年 9 月版，第 15 页）
沈从文以他的“狂言呓语”结束了一个社会的时代和他个人的时代，而在与“生命的隔绝”中，又开始迎接另一个社会的和他个人的时代的到来。
转自《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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