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齐：钱穆，二十六年犹记风吹
－－作者：徐文齐
1990 年 8 月 30 日，钱穆在台北去世，至今 26 年矣。他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通儒和国学大师、国史大师（李木妙语）、“一生为中国文化续命的史家”（江湄语）、“一生为故国招魂”（余英时语）的学者，盛誉空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光环愈发耀眼，诚应了顾颉刚所谓的“层累地造成了中国古史”之说，人的声誉也是层累地造成的。
钱穆生命的最后三个月在台湾并不平静。此前，他作为国学大师、国史大师曾安稳地待在台北市阳明山素书楼里著述，有二十三年时光。
钱穆
1949 年可谓钱穆生命的转折，在这之前，他没有接到北大的续聘，便在无锡江南大学当教授、文学院院长，后又去广州私立华侨大学，随即迁往香港。在香港这个当时的英国殖民地，钱穆有感于中文教育的重要，便与徐复观等人创办了新亚书院。新亚书院给流亡学子很多照顾，余英时即其中毕业的学生。
草创时期的新亚书院出现财政危机，校长钱穆不得不到台湾寻找资助，贴补学校。在台湾他受到蒋介石接见，解了燃眉之急。他写道：“总统府秘书长王雪艇先生发言，奉总统面谕，新亚津贴，可由总统府办公费中划出与政府所给对等之数。今所定按月港币三千元，行政院方面须待立法院通过，总统府方面即可按月支给。此后新亚经费，几乎专仰总统府之办公费救济。直待数年后获得美国耶鲁哈佛两大学援助，始由新亚自动请总统府停拨。”
在台湾，他成为蒋介石座上宾，并且名义上是蒋经国的老师。 1966 年，“文革”爆发，香港左派运动激烈，名列毛泽东钦点的三大“反动文人”之一的钱穆感到不安。其时，蒋介石邀请他来台，他便于 1967 年与妻子钱胡美琦到达台湾。夫妻二人初到台湾没有房子，租房住，拟修建一所房子，图纸已经画好，资金也已经备齐。蒋经国闻知后，索去图纸，修建好后请钱穆夫妇搬去居住，未收分文。此即素书楼。
素书楼
“素书楼”之名原是钱穆故乡无锡的一处地名，此可见他的故国情怀。素书楼本是蒋氏父子优待“海内知识分子”的一份象征性礼物，然而却在时移世易之际，风云变幻之时，成为政党斗争工具。
1989 年，民进党开始以素书楼原为蒋经国委托阳明山管理局所建，产权当属阳明山管理局，就是当时的台北市“市产”，而钱穆则以“霸占市产”的罪名受到岛内炮轰。李敖称其为“用公帑建宾馆”，不花费一文而住豪宅，并称“请钱穆不要霸占公产、请他迁出白住二十二年的豪华住宅，正是大家所以尊重他。”
钱穆老来受到此等扫地出门的羞辱性“尊重”，自然心气难以平复。尤其吊诡的是，政党竟主张，待钱穆搬出后，可建钱穆纪念馆。哪有这样的道理－－生前不让人住，人还活着的时候就赶出去却建纪念馆？
1990 年 6 月 1 日，钱穆搬出素书楼。三个月后， 1990 年 8 月 30 日，钱穆去世。
素书楼内
力主钱穆搬出素书楼的陈水扁在 1994 年当选台北市长，为此道歉。 2010 年，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于钱穆逝世 20 周年纪念日上再次道歉。
钱穆死后，遵照遗嘱，于 1992 年，由夫人钱胡美琦携其骨灰，归葬于江苏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此亦可见这一位文化民族主义者的家国情思。
钱穆 1895 年生于无锡七房桥，家为书香门第，本可以走上一条平顺之路，奈何幼年丧父，家道中落。在其《八十忆双亲》中，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余乃一孤儿，年十二，先父辞世，余尚童騃无知。”读之使人泪下。此后钱穆未能完成高中学业，也不能上大学，只得另谋出路。 1911 年十六岁的钱穆在无锡开始了教书生涯，从此一生以教学为业，从小学一路教到大学，是名副其实的教育家。
在课堂上的钱穆
1930 年， 35 岁的钱穆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而得顾颉刚青睐，二人学术观点并不契合，但钱穆的治学方法特异、成果具有说服力，而为顾颉刚所看重。钱穆以此文结束了晚清以来以廖平开始并在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发挥到极致的经今古文之争，他的贡献在于考证出那些所谓刘向、刘歆父子为帮助王莽篡位而伪造的“经典”，其实并非伪经。因为此文，顾颉刚将他推荐到燕京大学担任国文系讲师。叶永烈曾经说，他在北大读了六年书，日日在未名湖畔徘徊，但不知道未名湖是谁命名。实际上，未名湖的命名者就是钱穆，据说当时燕京大学有这一片湖，人们纷纷取名，各执一词，钱穆主张叫“未名湖”，遂得大家一致赞成。
后钱穆从燕京大学辞职，顾颉刚又向胡适推荐其到北大任教。杨向奎（拱辰）回忆他在北大读书的情况：“当时北大的老师都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先秦史的，如顾颉刚、钱穆、傅斯年、胡适、徐中舒、唐兰等……。” 1930 年代，钱穆在北大讲的是先秦诸子系年。钱穆得以到北大，在于他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的书写和出版，这本书得到广泛赞誉，其中不乏陈寅恪的美誉，顾颉刚虽同为研究先秦的大家，亦甘拜下风。在这本书里，钱穆根据《竹书纪年》佚文 , 校订《史记·六国年表》之误达二百余处－－以前的学者研究先秦诸子，主要是不加考校地参考司马迁的《六国年表》。《先秦诸子系年》上通孔子生年，下达李斯卒岁，将这前后二百年历史连贯起来，前无人能做到这样的全面和贯通。
钱穆
钱穆在民国学术界另外一本使人侧目的著作是与梁启超之书同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出版于 1937 年。这部作品钱穆以汉学的考据方法，对明末清初以来三百余年学术发展进行概括和总结。他得出结论，明清学术源于宋学，由此建立新宋学谱系，成为其中关键人物。他在此书中摒弃门户之见，将考据、辞章、义理融为一体，而能成一家之言。此书是研究明清思想史不能绕开的大作。
抗战期间，钱穆任教于西南联大，与陈寅恪不同，前者一生所积资料卡片运抵长沙时毁于战火，钱穆的学术资料在颠沛流离中却丝毫未损，他得以埋头于学术著作，并写成《国史大纲》（ 1940 ）一书。此书乃现今钱穆在大陆印刷量最大的书，至今仍是一些历史学专业的必读书甚至教材。这本书展示了钱穆的通史之才－－这是每一个做历史研究的人都想具备的才能，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此书使人看到他与自己的老师吕思勉的某种传承关系。有人将他的通史与张荫麟的做比较；后者可惜的是英年早逝，未能完成大作。
钱穆一生涉足的领域很多，主要是史学－－尤其是中国史，七十余年 , 出版著作八十二种以上，著文七百余篇，虽并非全部与国史有关，但大部分著作都能看见他的“史才”，可谓著作等身。他在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以及清代学术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政治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等方面，都有研究，都有著作，都有创见，都能传世而不衰。
钱穆
作为那一代的前辈学人，他身上并没有那么多现有学科界限的条条框框，他是真正实现了传统社会对此种技术型知识分子的全面要求，即成为通才，做到文史不分家，经、史、子、集四部统统都能游刃有余。
要做到这一点，极为重要的是首先对于这种文化知识体系有一种皈依性认知，有一种沉潜于其中的感情乃至于自信和自豪感。余英时在乃师去世之后，回顾其一生，寻找钱穆思想的起点，找到了梁启超提出的一个问题，即“中国会不会亡”。钱穆的答案是中国不会亡，他一生的学术就是为自己的国家招魂，但这并不是一种复古主义，而是由“旧魂引生新魂”。因此，钱穆的学术并不是传统的朴学或者小学的路子。他的工作远远没有完成，但他的成就则已能使他不朽，“其魂虽散如未散，故亦谓之神”。
（图片来自网络）
转自《三联生活周刊》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