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商口述史（原工商业者卷）

作者：徐斌　等编著

出版社：商务出版社

作者简介

徐斌， 1953 年生， 1978 年考入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续读硕士研究生，专攻魏晋南北朝史。 1985 年进入浙江省社科院，从事历史学、社会学研究， 1992 年起担任《观察与思考》主编。 2002 年至 2004 年任浙江工商大学杂志社社长， 2004 年至 2011 年为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先后承担十多项省以上重点项目，主要著作有：《魏晋玄学新论》、《论衡之人－－王充传》、《旷古书圣－－王羲之传》、《天地良知－－马寅初传》、《毛泽东在浙江》、《当代浙商》、《光荣与艰辛－－ 1949 － 2009 浙江要事录》等。

图书简介

他们不是风云时代的弄潮儿，也不是广为人知的大资本家，而是介于“三小”与资本家之间的工商业者，基本属于被忽视、被失声的小人物群体。然而以小见大，在他们的回忆中亦可折射出杭州地区近现代工商业之社会变迁。这些接受采访的老工商业者包括：

杭州复大纸行协理、经理

元泰布庄少掌柜

傅毛记绸厂企业主要负责人

“延寿堂”药店副经理

“杭州钮炳记运输行”经理

“春成茶栈”经理

义源金铺总经理

美国邓禄普轮胎公司浙江总代理等

21 位老人的口述细节详实，不仅记录了创业、守业之艰辛历程，也强烈鲜明的表现出新旧两个时代的对比，特别对公私合营、三反五反等社会运动中亲身经历有生动描写，反映了社会对个人的影响。

精彩片段

【父亲留给我四个字：诚信、节约】

采访日期： 2012 年 5 月 4 日－ 11 日

受访者简介：段荣棠， 1920 年出生于杭州，祖籍河南。抗战前开始随父亲经商，抗战胜利后负责经营“元泰布庄”。 1953 年私私合营时，主持成立“五联棉布公司”。 1956 年公私合营后，安排为棉布公司副经理，分管行政。“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店里做营业员。“文化大革命”后落实政策。晚年在杭州市工商联负责棉布大组工作。

1945 年后的几年里，我专心致志搞企业，当老板，金融界的事情不归我管的，资金的事情由我父亲管，商品的事由我管。金融调动都是他在管的，当时银行结算，来往的银行很多，有中国银行、杭州地方银行、杭州商业银行、杭州储蓄银行、杭州典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杭州实业银行等。

做人做事主要是讲究信用，我父亲发展起来主要是靠信用，如果信用不好，他没有这么个成绩、这么个世面。民国时向银行和钱庄借钱基本都是靠信用，我父亲在杭州金融界当中信用很好，一般的钱庄、银行他都有打交道，关系都很好。所以看起来，第一个是他事业心强，第二个是他对自己充满信心。过去是钱庄多，现在都是银行，钱庄没有了。当时钱庄跟银行利息差不多，但钱庄比较方便点。杭州钱庄有一两百个，我父亲和它们都有关系，每个钱庄开业了，他都去开户的，远不止前面提到的那几家，因为他信誉比较好，人家也欢迎他。他经常借钱庄的力量来搞业务，扩大事业，资金不够就去钱庄里借。大的项目就和银行联系。民间私人借贷那辰光也有的，我们一般不去借，但有时候别人相信你，拿钱给你用的情况也有，那就事先讲好利息，到时候还本还息。银行、钱庄特别看重信用，你有需要的时候，它就上门为你服务，主动放贷款给你。信用就是诚实，父亲从小教育我们，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讲信用，我和下一辈都是根据这个做人立身，要讲信用、诚实。我父亲他还有一个优点，对我们影响很深，就是比较节俭，从不浪费。当时很多老百姓都把钱存在钱庄老板这里拿利息。不过那时钱庄也开始学银行，搞些跟支票差不多的业务，比如用钱换 " 礼券 " 可以直接抵扣现金。为什么要换礼券？你可以送人啊，一百元你存在这里边，送给客户，他什么时候要买商品，不用带钱了，钱就在这个礼券里面，就跟现在的购物券差不多。我父亲手上经常有不少这样的礼券。

我父亲与钱庄资金往来多了，就对金融业发生兴趣了，自己也张罗着开办了一家茶业银行，在开元路上。我父亲担任茶业银行董事会的副董事长，我的堂哥做襄理，就是跑业务的。 1948 年开始，货币大幅贬值了，很多钱又收不回来，茶业银行搞不下去就停办了，总共开了三四年时间。

对茶业银行，我不参与的，我只搞店里的商品业务。我主管企业的经营，不去上海进货的时候，一般也不用去店里的，就在家里处理业务。不过家里没电话，有人打电话到店里谈业务，伙计们就会来找我，我马上过去办理。我多的时间还是在社会上跑，与和生意有关的人交往。店里日常业务都是营业员在管，住在店里的营业员白天要值班的，会处理店里的各种事务。

我们的营业时间是早上八点开张，到晚上八点打烊。这个时间也看情况的，不是固定的，比如碰到下大雨六点就打烊了，这时顾客少了，也节省些电。记得当时店里每天的营业额大概有几千元，利润百分之十四左右，每天结账后都要把钱存入银行。我们每年搞两次减价，叫春秋大减价，一次两个星期，主要是吸引新老顾客。一般是这样计算的：平时的销售价格是进货价加上百分之十四，现在打个八八折，薄利多销。那个时候商界里差不多都有这个做法的。经营中做广告的事情也有了，统归我管。《东南日报》《杭州商报》，每年春秋两季要上报的。《东南日报》就是《浙江日报》的前身，在众安桥这个地方。做广告的费用不大的。通常报馆的广告人员会上门来招揽业务。

你们问：店里的员工一个月有没有规定要做多少业务？店里指标是有的，但是指标没有用的。过去我们营业员主要是靠拿佣金，当时的话是叫 " 柜川 " （杭州、上海通用的说法），就是销售额的百分之几作为营业员的收入，柜川就是提成。我们的分配制度是固定工资 + 奖金，一般来说，奖金大于工资，这个奖金部分就是用柜川来计算，每月一结。比方说，你做了一万元，百分之五就是柜川，这个百分之五大家分，不是营业员一个人拿的，会计、出纳、老板、仓库、营业员都要分的。一般大店按百分之五算，小店按百分之三算。老习惯事情是你做的，这个百分之五就算给你，你再把这个百分之五的钱分成数股，大家在这个百分之五里都有份的。我们店里老早不按柜川的数额直接给营业员钱了，是柜上通过计算分好份子才交到这个具体经营的人手里，每个月分一次。这个分配制度，当时杭州普遍使用，道理是，事情看上去是一个人做的，但是奖金要大家一起分，因为不光你一个人为顾客服务，我们大家都间接地为你的顾客服务了。这次是大家分了你的，但别人的柜川，你同样也有机会分享，所以，总的来说还是公平的，也有很浓的人情味道，大家都接受的，习惯这样的分配。民国时期，我们单位参加了绸业和布业两个同业公会，里面都是企业家组成的。同业公会在抗战之前就有，抗战中停了一段，抗战胜利之后又恢复起来，当时杭州有一百多家同业公会。加入同业公会不是自愿的，是一定要参加的，有约束的。企业不管大小都要参加，少一个也不行，除了摊贩。起先摊贩也管的，我在同业公会担任副主任的时候，摊贩也管的。那个同业公会要处理的事务相当复杂，一个同业公会专职干部就有七八个，工作非常负责任，管得很有效果，也有权威性。

我当时担任了布业同业公会的副会长，会长叫陈盈科，原来高义泰布店的副经理，现在也过世了。布业同业公会的地点在柳翠井巷，绸业同业公会在银洞桥这个地方。同业公会的主要职能，也是主要的管理功能，一个是搞税务评估，还有一个呢，就是同行议价。工商联有个议价委员会，同业公会有个议价组，差不多一个星期就要开一次会议，我是负责人之一。同业公会议价，主要是商定你这类商品这段时间的基本价格，大家都差不多，谁也不好过分投机。议好了呢，最后要报工商联的议价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有检查组，会来检查的。

民国时候，元泰布庄员工基本是固定的，很少有流动去了别家店的。当时我店里有员工三十多人，他们大多是从安徽和浙江绍兴来的，以安徽人为主。这些职工基本上都与老板有各种关系，要么熟人介绍，要么亲戚介绍，还有一起当过学徒的，等等。我们这几家大商行的员工，工资比一般店里要高一些，生活水平还是不错的。主要是业务收入多嘛，日子就比较好过些，就像现在大的百货公司，解百、杭百的，是吧！

这些伙计们，小部分落班回家，住自己的家里，多数人住在店里，住店里不收他们的钱。他们中间很多人并不是单身，有家属的，但是家人不好一起过来住店里的。吃饭都由我们店里供应，住在店里的员工，我们供应早饭、中饭、晚饭三餐。不住店里的员工，中饭和晚饭我们也管的，因为店里吃早饭的时间比较早，早饭他们就不来吃了。

我们跟员工一般不签合同，那时候员工与商行都是不签协议的，员工都是朋友介绍，或者亲戚介绍的，没有公开招聘过员工。员工做得好的可以提拔他到会计、出纳、仓库等这些重要岗位。一般来说，是亲戚还要能干的才会得到提拔，你提拔了他，他会全心全意为你服务。过去没有退休制度，员工年龄大了，干不动了，一般都是自己提出来，没有补偿的，离职了就不管了，没有其他保障的。如果员工家里碰到困难，比如家人生病了，公司帮忙的情况是比较少的。一般情况，员工家里有事情，他不会找老板帮助，请个假自己回家一处理就行了。大的事情，比如家人生重病，他就回家照顾去了，不会跟你提什么要求。这边的岗位留不留？这个要看情况了。事先打招呼，请过假的，又是有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关系比较好一点的，问题不大的，回来接着做。如果你忠心为老板服务的，做得又很好，老板也不肯放你走的，哪里肯放啊！总的来说，民国的时候，劳资问题不大的。虽然工人是占多数的，但是老板说了算的，双方都有成文的和不成文的规矩，不会乱来的，这个劳资关系很容易解决。当时已经有公会了，每家店都有代表。同业公会按行业组织，不是工人的 " 工 " 。现在也有这种公家的类似同业公会的组织，是属于工商联的。那时是各行业老板参加的，工人不参加的。偶有出现工人集体要求增加待遇什么的事情，都通过公会协调定出个章程什么的化解掉了。如果有大些的问题，那个时候是由国民党党部主管，员工跟同业公会之间如果有矛盾，都由国民党党部来协调。

你们问，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有没有过因为工作上出纰漏而处罚员工的事情？这种事情的处理一般在三个时节，八月半、年终、年初三，这三个时间里，要是老板不想用你，或你工作做错了，要辞退你，就会有的。特别是年初三，老板会决定要不要继续聘用你这个人。但这种事情很少，一般最多也就一两个人。增加工资也都是在年初三这个时间宣布，增加工资也是老板说了算，看生意情况的，一般来说，工作好，没有出过差错的员工，老板还会有奖励。过去老板同工人蛮亲切的。 1949 年之后造成一种气氛，好像在此之前工人同老板矛盾很深、对立很严重，实际并不如此。过去是亲戚也好，不是亲戚也好，员工都是通过关系介绍进来的。为啥要通过关系介绍，就是可以事先相互之间都有个了解，在为人呀、能力呀这些方面都基本有数的，不懂规矩的人是不会得到推荐的，因为介绍人是要负责任的。有这个过程问题就少了，矛盾就少了。我们给员工的待遇也不错的，双方的关系也蛮好的。

在过去，当老板的生活水平并不高。我们家一日三餐吃得都很普通，而且是跟职工一道吃的。我们自己住的房子都是租的，开店的房开始也是租的，后来慢慢地发展起来。如要买房子，主要是买用来开店的房子，不买家里人住的房子。很多老板家住房都是前面是店，后面是家。我爸爸在珠宝巷开过一个参店，算是业务发展得不错的时候，也是前店后家。我们在元泰布庄的店也是带住人的，当时叫作 " 落店老板 " 。我成年后是跟我爸爸分开住了，在外面租房子的，当时租金不高的。

我们家不是不想去买自己住的房子，但考虑这个资金首先是拿来做生意的，要积累资金求生存、求发展。过去老板搞私人企业，要买房子的话，一般都是为企业服务，首先想到企业的生存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们家的住房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都是租的。所以我也没有私房的，一直住的是公租房。这次地铁公司搞拆迁时，才有新房了。什么叫公租房？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收归国有的，由房管局分配的房子。过去，即使家里自己有房子的中小企业的老板，个人生活水平也不会是很高的，追求消费的老板就不能积累发展资金。我们过去常讲一句老话“笼糠搓绳起头难”，能搓得起来之后就很方便了。过去讲的是积少成多，聚沙成塔，在这个情况下才能发展。

我当老板，生活中也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唯一的消遣和爱好是打牌。为什么打牌？到上海去业务交往，你不打牌人家不找你的，在打牌当中谈业务。打牌是打麻将，有输赢的，不是大额的，玩玩的。但是也要有些刺激，不然不兴奋的。就和现在杭州人一样，搞搞儿蛮多的。我打牌技术还可以，有输有赢。我们家从三墩回到杭州不久，我就结婚成家了。我的第一个孩子是 1941 年出生的，总共有五个孩子，都是 1949 年前出生，三个男的两个女的。从客观上讲，比起普通员工的子女来，我小孩子的生活水平要高一点。 1945 年光复之后，企业的经营情况就好起来了，因为我那时已经是企业当家的人了，收入就高一些，家庭生活水平也就高一些。

那个时候我们老板也是拿工资的，我大概比员工多三分之一。民国后期那一段讲“米”的，以“米”为标准，职工一月大概是两石，我拿三石。到了年底分红的时候，所有的职工都有红包，要奖励你的，那时候找工作很难的，有得干已经不错了，做得好的我们还是要给红包，但是老板自己没有红包。这些都是 1949 年前的情况， 1949 年以后老板不能自己决定奖不奖励这种事了，不敢 " 乱说乱动 " 了，工人开会说了算。

你们问：现在怎么看待那时候的劳资关系，老板有没有剥削的问题？当老板的下面有员工也有伙计，自然就有劳资关系在里面。过去当老板的与员工一样，觉得这样子是很正常、很自然的。老一辈就这样传下来的，没有想剥削不剥削的事情。 1949 年以后，有一段时间专门讲老板对工人有剥削，我们整体都有剥削、有罪过的。当时我们也都检讨过，社会上也把私人企业都清除了，没有老板了。但现在呢？改革开放之后，老板又回来了，打工的也很多了，劳资关系问题又出现了，现在也不说起剥削不剥削的问题了。这样呢，我们的想法也有一些变化，觉得不能那样笼统地讲了。原来的老板和现在的一样，也叫企业家的，所以还是要根据社会的主要性质来看问题。当时的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剥削不剥削主要是看他的实质，也就是衡量这个企业家具体怎样做的，如果对劳苦人民既要拿利润又要残酷对待他们，这个我认为肯定是存在剥削的。现在的这个社会里，这种因素是少的，性质也不同了，现在社会主义社会同原来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是有所区别的。但是一定要认为过去同现在的劳资关系有多少根本性的区别，对过去一概而论都认定搞了剥削，这个也很难理解。对民国时候的事情，要看每个企业、每段时间的不同情况来区分。过去的资本家单依靠个人也发不了财，成不了事业，一定要雇佣工人的，不依靠工人，靠你一个人是挣不了钱的。

抗战胜利之后，我们企业经营基本走上正常，但市场物价波动还是挺大的，特别是抗战胜利那年，物价天天在变化，货物要出手快，预先买好货，一涨了，你就卖出，这样你就赚了，不这样做就要亏的。再后来就到民国后期的一段时间，实行金圆券的辰光，主要问题是货币贬值快，那个物价天天要涨，东西卖出去后，想原价买进就买不进了，那就亏了。那时候物价以白布为标准，我们也用布来比方：进上一百元钱的布料，不到半个月时间里，变成了几百元，看看赚多了，但实际上卖出去再买不进来了，没人会先给你货再收你钱的，都是实时买卖，你再进一批货，可能就不是几百元了，而是一千了。

转自《微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