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方：干校杂记
干校杂记
－－作者：徐方
杨绛先生三十几年前写了《干校六记》。当年我也去了同一所干校 —— 河南息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五七干校。那时我只有十五岁，跟随在学部经济所做研究工作的母亲一起下放到那里。当时经济所聚集了一批中国顶尖经济学者，包括顾准、骆耕漠、巫宝三、董辅礽、吴敬琏等。前后长达两年的干校生活，让我有机会同他们近距离接触。更由于母亲总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时常将她对许多人和事物的真实看法告诉我，或讨论或指点，使我受益良多。直至今日，当时的一些所见所闻仍历历在目。
干校到底是什么样的，如何定义其性质，至今莫衷一是。最近在博客中贴出《 “ 文革 ” 奇遇：认识顾准》一文，马上就有人跳出来反驳： “ 胡说八道！干校是保护干部的地方，他们在那儿很少干活儿，也没有批斗会，个个养得白白胖胖的 ……” 这种说法令人啼笑皆非。幸好当年一起下干校的还有一些人健在，可以看看上海电视台制作的专题片《顾准》，听听那些亲历者是怎么说的。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留在世上的亲历者已越来越少了。当时干校里的青壮年 “ 学员 ” ，如吴敬琏、赵人伟、张卓元等，如今都已八十岁以上。记得 1992 年，高建国先生为了写《顾准全传》，先后采访了六十位顾准生前故知；可是到了 2013 年，上海电视台做专题片《顾准》时，仅找到三四位跟他生前有过密切接触者。由此可见，记录干校生活是一项抢救性工作。作为亲历者，笔者感到有责任将当年所见所闻尽可能忠实地记录下来。
这篇文字的写作过程异常艰难。毕竟年代太久远了，很多细节要努力回忆，没有把握的地方则查阅资料，或打电话向当年一起下放的人核实，力求做到准确无误。
一、整装待发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下面有十三个研究所，外加一个情报研究室。母亲张纯音是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1969 年， “ 文革 ” 到了第四个年头，各个所的人都集中住在单位参加政治学习、搞运动。一天，母亲突然回家，说经济所已正式通知， 11 月 16 日下干校，地点在河南息县。
下放动员提出的口号是 “ 连锅端 ” ，鼓励人们退掉房子，带上家属一起走。当时学部光职工就有两千人，再加上家属，不能一下子都开下去，得派个 “ 先遣队 ” 打前站。那个时候全国学解放军，各研究所都按军队编制，文学所是五连，经济所是七连。也不知是谁的点子，说： “ 既然是五七干校，就让五连和七连先去吧。 ” 于是我们就先行了一步。
下干校的过程很仓促，从正式动员到出发，只有短短十天。在此之前，父亲已带着哥哥去了位于黑龙江北安的水电部五七干校，家里只剩下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弟弟是弱智儿，不适合一起去，于是母亲赶紧找了一家帮忙照看。那年我十五岁，已经懂事，知道要为母亲分忧。
经济所只为下放人员提供两项帮助：一是免费发放麻袋；二是提供存放东西的场所。对于我家来说，房子和家具都是从父亲单位租的，只要退掉就行。父母最看重的，还是那些书。我和妈妈手忙脚乱地把家里的书装进麻袋，然后用麻绳把口缝上，再用毛笔写上名字。一共装了十几袋，这就是当年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最重要的家当了。
经过三年困难时期，母亲深知在艰苦环境下营养有多重要，而所谓营养主要还是蛋白质。她决定多带一些高蛋白、易存放的食品，差我上街买三样东西：奶粉、肉松、午餐肉罐头。
我们的行李倒也简单，只有两只大箱子。每个箱子先以两层罐头铺底，然后再摆一层奶粉、肉松，最上面放衣服、杂物等。外人除非翻箱倒柜，否则不会发现这个秘密。
二、初来乍到
学部大院儿坐落在北京建国门内。 1969 年 11 月 16 日上午，经济所和文学所全体下放人员到那里集合，部分人还带了家属，大家排着队向北京站进发。一路上有人敲锣打鼓欢送，可我们心里却惶惶然。家里的房子退了，从此五口人分处三地，天南海北。未来的家在哪儿？这一去要走多久？还能不能回北京？对于母亲来讲，最担心的还是弟弟。小小年纪智力又差，到一个陌生的家庭生活，他能适应吗？那家人会对他好吗？种种问题萦绕心头，沉重而茫然。
火车中午时分出发，次日凌晨 3 点多到达河南驻马店，七连（经济所）大队人马在此下车。车站上黑暗阴冷，所里几位 “ 壮劳力 ” 在昏暗的灯光下七手八脚从行李车上往下卸东西，然后装上卡车。人们所带之物五花八门，反正托运费由公家出，于是有人就尽量带，什么都不肯扔。居然还有带蜂窝煤和大白菜的，这可真体现了社会主义的 “ 公私分明 ” ！煤和白菜是自己花钱买的，扔了可惜。至于是否值得花那么多运费运往河南，进而拉到干校点儿，则不必考虑。
一位外号叫 “ 狗熊 ” 的叔叔，膀大腰圆，硬是没拽动我们的箱子。他看了看箱子上的名字，跟母亲开玩笑说： “ 老张，你带的这是什么呀？这么沉！我可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了啊！ ” 我们心里有鬼，不敢吭声儿。要是被人发现下放锻炼还带这么多好吃的，被扣上一顶 “ 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 的帽子可不得了！
其他人站在旁边闲聊。董辅礽叔叔大谈息县，说这地方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息国，有个息夫人。另一个人说：河南古时候叫中州，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源地，殷墟遗址就是在这里发现的，还有甲骨文 …… 听这些大人谈话，觉得特有意思。好像他们不是去吃苦锻炼，倒像是去搞考古发掘。
车装好后，天已蒙蒙亮。凌晨 5 点，人们爬上等待在那里的几辆敞篷卡车，驶向我们的目的地 — 息县东岳公社。河南的冬季阴冷潮湿，车开起来小风飕飕儿的，不一会儿耳朵就冻僵了。一路上途经汝南、平舆、新蔡、包信等地，刚开始还是柏油路，过了包信就是土路了。更倒霉的是，前一天刚下过雨，道路异常泥泞，车子很快就陷进泥里。我们不得不下车，在泥泞的道路上艰难跋涉了五六里，然后再上车。直到下午 2 点，才到达东岳公社，这时人们已累得筋疲力尽。
三、干校营地
学部干校设在河南息县东岳公社，位于河南省东南部。那地方很偏僻，离铁路线三百里。听当地人讲，抗战八年他们都没见过日本人。大概连鬼子都嫌那儿太远，懒得去。
中央机关下干校，很多单位都选址河南信阳专区。那一带干校云集，光息县就有外贸部、物资部、铁道部、中科院、学部、对外文委、对外经委、全国总工会等八个单位。这主要是因为当地地广人稀，有大量空地可以用来安置干校。造成地广人稀的原因，是 1960 年发生了惨绝人寰的事件。 1959 年，信阳地区因干旱而歉收，粮食产量仅及前一年的一半。但各县都虚报产量，信阳地区在河南省 “ 放卫星 ” 最多，说是又迎来一个 “ 特大丰收年 ” ，于是粮食征购就按照这个虚报的产量增加。为了完成征购任务，最后连农民的口粮、种子、牲口饲料粮都要上交，造成从 1959 年 10 月至 1960 年 4 月农民之灾。刚到干校不久，经济所军宣队王副政委在作报告时，也隐晦地谈到了这一点： “ 这里，那两年劳动力损失很大，有些生产队整个都不复存在。至今还看得见有些水渠环绕的宅基，那就是这些消失了的生产队的遗址。 ”
当地农民开忆苦思甜会，一不留神就忆到 1960 年的苦。笔者后来在东岳中学借读，该校校长的前妻就是在信阳事件中死的。而他再婚的妻子，其前夫也是在那场灾难中死去的。他俩同病相怜，组成了新的家庭。这个故事，听了令人唏嘘不已。
那一带是大平原，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据说以前有树，大炼钢铁的时候被砍光了。当地自然条件很差，是黏土地。雨天的时候道路非常泥泞，一脚踩下去，抬起时经常是脚拔出来，鞋却粘在地上了。天放晴后，地面又变得异常坚硬，坑坑洼洼的。干校有个人不小心摔了一跤，额头竟然被突起的硬泥割了个口子。正应了当地那句谚语： “ 下雨一团糟，天晴一把刀。 ”
由于既没有煤也没有柴，不能烧砖，当地人大多住的是土坯房。而没有树就没有木材，他们的房子只开有很小的窗口，却没有窗扇，甚至没有窗框。农民家里很穷，几乎没有木制家具，很多人家连桌子、凳子也是用土坯垒的。冬天的时候，在窗口蒙块塑料薄膜，用来挡风。我们刚去的时候，看到一个奇特景象，当地农民都蹲在地上吃饭。有时蹲成一圈儿，每人捧个碗，看上去挺滑稽。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凳子可坐，已经蹲惯了。
有一次，陈瑞铭叔叔看到农民正在开地主的斗争会。他好奇地往 “ 地主 ” 家张望了一下，发现几乎家徒四壁，回来开玩笑说： “ 在这儿当地主真不值，穷得叮当响。我老家是浙江金华，别看我们家是贫农，每年都做火腿，比这儿的地主阔多啦！ ”
当地没有电，干校人员夜晚以马灯照明。更要命的是，那里地处淮河北岸，夏天若连降暴雨，就有可能发洪水，大水来临一片汪洋。就在我们下干校的前一年，那里还发生了两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幸好我们在的时候没发大水，否则不堪设想。
经济所全体职工加上家属约三百人，一下子都开过去，住宿成了大难题。那里没有现成的住房，只好安排男同志住进一座棉花仓库；女同志住公社粮管所，家属分散住在兽医院、卫生所等处。那仓库硕大无比，坐北朝南，东西两侧各有一扇赭红色大木门。仓库本不是为住人盖的，只在高处开有几个小气窗。仓库内部用粗木头搭成架子，再铺上床板，构成上、下两层大通铺，住进去一百四十多号人。女同志住的粮管所是几排灰砖房，六七个人一间，条件要好一些。
四、卧虎藏龙
学部当年只有十三个研究所，两千人左右。其中约一半职工是辅助人员，如收发、打字员、炊事员、行政后勤人员。也就是说，真正做研究工作的只有一千人。可这一千人却相当浓缩，水平很高。那时候学界有个说法： “ 学部一条虫，外面一条龙。 ” 意思是说：学部哪怕一个普通的研究人员，放到其他单位都是好样的。形成这种状况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有个理念，认为科学院应该比大学水平高，对中国科学院的定位很高，进人的时候把关异常严格。经济所人事处要进大学毕业生时，一定到顶尖大学挑选尖子生，赵人伟和唐宗焜就是这样从北大经济系挑来的。二是 “ 文革 ” 前学部虽然没有明确的淘汰机制，却搞过若干次精简机构，淘汰是以精简机构的形式完成的。特别是 1958 年大跃进时淘汰了一大批； 1960 年困难时期又下放了一大批。精简机构主要对象是研究人员。一方面剔除所谓 “ 政治上不可靠 ” 的人，同时淘汰掉业务水平不高者，把他们调到地方研究所或大学。结果留下来的几乎个个都是精兵强将。
学部下干校，在当地形成了一道奇特的风景：在偏僻落后的乡村，突然来了一大批高水平的文科研究人员，其中不乏各学科的一流专家、学者：如文学所的钱锺书、俞平伯、何其芳，语言所的吕叔湘、丁声树、陆志韦，经济所的顾准、骆耕漠、巫宝三 ……
12 月 3 日开大会，军宣队王副政委在台上训话： “ 学部这个单位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 ” 这就是他对学部的看法，说明他也知道这个单位藏龙卧虎，只是这些 “ 龙、虎 ” 在他眼里都不是什么 “ 好东西 ” 罢了。
记得刚到的那些日子闲来无事，想练练毛笔字，于是跑到棉花仓库旁边的小卖部买毛笔和大字本儿。 “ 售货员 ” 是个五十岁左右的伯伯，特别和气，问我： “ 小姑娘练大字啊，学什么体？ ” 见我一脸茫然的样子，他说： “ 如果是初学的话，最好练柳体，然后还可以练颜体。 ” 接着他推荐了一本柳公权楷书字帖。我感到好奇，事后打听这位 “ 售货员 ” 是谁，人家说他是文学所《文学研究》杂志的主编。
我们这些干校子弟，后来曾在当地公社中学借读。一次，语言所的一个女孩儿带我到他们那个干校点儿去玩儿。到了午饭时间，她说： “ 你就在我们食堂吃吧，我带你去买客饭票。 ” 等买完出来，她说： “ 你知道刚才卖给你饭票的那个人是谁吗？他就是吕叔湘。 ” 啊？那位就是鼎鼎大名的吕叔湘？没想到竟然在这儿卖饭票！
文学所刚下干校时去了罗山，在一座劳改农场落脚。由于无地可种，一个多月后他们也来到东岳。这时经济所正在盖席棚，逐渐从棉花仓库和粮管所搬到自己建的干校点儿。文学所照顾钱锺书先生，让他当 “ 通信员 ” ，这样可以不用干体力活儿。钱先生每天斜挎一个大布包，从公社邮电所取来报纸、信件后，分别送到文学所和经济所的干校点儿。每当我们远远看到他沿着水渠走来，都特别高兴，因为他说不定能带来期盼中的家书。
一流学者在干校干各种活儿的例子，不胜枚举。文学所的何其芳被指派养猪。他干得特别认真，还在 “ 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 ” 上，介绍了 “ 如何运用辩证法养猪 ” 。他腰上系着一条污迹斑斑的蓝布围裙，跟晚辈大谈养猪心得： “ 其实猪并不蠢，它能看出你的眼神，你的脸色，能明白你的情绪，还能听懂你的话语。可见哺乳动物也是有灵性的哩 ……” 他说自己已经进入 “ 猪喜我亦喜，猪忧我亦忧 ” 的境界。
同样在干校养猪的，还有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他曾笑谈： “ 猪乐意，我乐意。猪舒服了，我也就舒服了。 ” 任先生的这一说法跟何其芳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文学所照顾俞平伯夫妇，安排他们干的都是一些轻活儿。有一次人们看到这老两口坐在自家门前为豆腐坊选黄豆。他们干得既仔细又认真，但速度特慢。于是开玩笑说：以俞老每个月二百多块的工资，大家算算他每选一颗黄豆合多少钱？后来所里又安排他俩为盖席棚搓麻绳，他们依旧从容不迫，自得其乐。俞平伯先生还专门写了首七言绝句《绩麻》，来记述这段生活： “ 脱离劳动逾三世，回到农村学绩麻。鹅塘池边新绿绕，依稀风景抵还家。 ”
经济所赵人伟有一次看到墙根儿下蹲着一个又黑又瘦的老头儿，以为是当地农民。可别人却告诉他，那人就是原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令他惊讶不已。燕大是个多么洋派的学校，想象中其校长应风度翩翩才是，怎么到了这个地步？！
陆志韦是继司徒雷登之后燕京大学的一位重要校长。他有句名言： “ 是美国人出钱办的燕京大学，但燕京大学不是为美国人办的。 ” 抗战胜利后，他历尽艰难，领导了燕京大学复校。国民党撤退至台湾前夕，力邀其前往，被他严词拒绝。他愿把燕京大学－－这座具有国际声望的学校，交给自己的祖国。 1949 年 3 月 25 日，中共中央领导从河北省建屏县西柏坡进京，陆志韦先生会同李济深、黄炎培、马叙伦等著名民主人士去北平西郊机场迎接。可令他没想到的是，燕大最终在 1952 年的院系调整中遭到撤销，他则被调到学部语言所。
学部下干校时，陆志韦已是七十六岁的老人，却不得不一同前往。所里指派他养猪，仅仅干了两个月，有一次竟晕倒在养猪场。笔者后来听语言所干校子弟王幼农说，陆志韦在干校期间特别惨，病得很重，最后到了神志不清、生活不能自理的地步，所里才把他送回北京。到京后不久就去世了。
1969 年中央机关下干校，总体来讲是非常负面的，造成了巨大损失，给干部带来了极大磨难。可是对于我－－一个跟随家长下放到学部干校的少年来说，却是相当幸运的。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那个穷乡僻壤，有幸近距离接触到一大批高水平知识分子。他们当中有些人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益终生。
五、认识顾准
如果今天问我，当年跟随母亲下干校有什么收获。那我一定会说，最大的收获莫过于认识顾准。
记得刚下去的时候，我们每天中午、晚上都到棉花仓库集中吃饭。在南北两排大通铺之间，人们将桌子两两并在一起摆成长长的一溜，每隔一段放一盏马灯。经济所全体职工加上家属将近三百人，大家分坐在桌子两侧，场面蔚为壮观。
一次妈妈指着坐在斜对面的一个人低声对我说： “ 他叫顾准，遭遇很不幸。曾先后两次被打成右派， ‘ 文革 ’ 后一直被隔离审查，临下干校时才得知夫人已自杀，孩子又都跟他断绝了关系。他的心情坏极了，我很担心他也会自杀，咱们以后应当多帮助他才是。 ” 借着昏暗的灯光，我偷偷看了那人一眼，只见他瘦高个子，戴着一副眼镜，在那里默默地吃着。心想：这个伯伯好可怜啊 ……
对于右派，我并不感到陌生，家里亲戚当中就有好几个，母亲常带我去探望他们。她告诉我，右派因言而获罪，往往是一些性格耿直的好人。对于母亲帮助落难学者，我更不感到意外。她是个仗义豪侠、乐于助人的人。记得 “ 文革 ” 初期，一次母亲听说造反派第二天要去抄孙冶方伯伯家，赶紧跑到他家去报信儿。结果孙伯伯赶在抄家前转移了所有要紧的东西，躲过一劫。
自从母亲跟我讲到顾准伯伯，我开始注意他，发现他很少讲话，总是拼命干活儿。一次看见他一个人在那儿筛沙子，不停地挥动铁锨，干了很久很久 …… 几年后，我们一起回忆干校生活，他说当时精神已濒临崩溃，是想通过拼命干活儿使自己麻木，忘掉痛苦。
刚去时整个气氛 “ 左 ” 得出奇。食堂伙食很差，每天不是萝卜熬白菜，就是白菜熬萝卜。非但见不到肉，甚至见不到一点儿油星儿。据说是因为有人认为吃肉是资产阶级。两个月下来，人们渐渐撑不住了。董辅礽叔叔发牢骚说： “ 肉都让资产阶级吃了，无产阶级吃什么？！ ” 幸好母亲有先见之明，带来不少奶粉、肉罐头等食品。她想到顾伯伯身体不好，一定需要补充营养，应该给他送一些吃的。可伯伯当时是监管对象，处境极为恶劣，时不时会挨斗，没人敢跟他说话，更别提给他送东西了。于是母亲让我去送。那时我十几岁，在大人眼里还是孩子，不引人注意。我趁大人出工时，悄悄溜进棉花仓库，把奶粉等食品塞在顾伯伯的被子里。这时一个 “ 老左 ” 突然回宿舍取工具，看见我，满脸狐疑地问： “ 你在这儿做什么？ ”
我怕他发现藏在被子里的东西，赶紧坐在顾伯伯的床上，说自己在等一个小朋友，他这才走掉。
我怕伯伯不知情，打开被子时抖落那些食品被人发现，心想得想办法告诉他。我看到他在一处干活儿，就假装漫不经心地走过去，跟他擦身而过时低声说： “ 注意你的被子里有东西。 ” 他心领神会点点头。做这件事时我紧张得要命，心都快跳出来了。完成任务后异常兴奋，感觉像是地下党接头。
一来二去慢慢熟了，没人的时候他也跟我聊聊天儿。当时社会上正盛行 “ 读书无用 ” 论。我生性贪玩儿，觉得从此以后不用念书实在太好了。可顾伯伯却对我说： “ 你千万别相信这一套。一个民族不读书是注定要灭亡的，可我深信中华民族不会灭亡。将来有朝一日国家需要有知识的人去建设。到那时谁有本事谁上，你若没本事就太可悲了。 ” 我这才意识到不学习问题很严重。可是怎么学呢？他建议自学，说： “ 自学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我过去也没上过多少学，绝大部分知识是靠自学获得的。 ” 于是我想办法找来一些 “ 文革 ” 前的中学课本，开始补习。顾伯伯耐心地告诉我该学些什么，怎样学。在他的指点下，我迈进一个崭新的世界。求知是多么美妙啊！我感觉自己懂事了，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不久之后，我们这些干校子弟被安排到当地公社中学借读。农村学校虽然条件很差，但受政治运动的干扰比城里少，教的东西深多了。干校子弟入学，至少要 “ 蹲 ” 一级，否则跟不上，只有我一个人例外。
一天上午，我在棉花仓库里给同学讲数学。晚上顾伯伯对我说： “ 今天生病没出工，你讲的课我全听见了，能把那些抽象的数学概念讲清楚很不容易。我也是从十几岁开始做小先生的，跟你现在的年龄差不多。人道是 ‘ 教学相长 ’ ，教书对自学很有帮助，能把学到的东西理得更清楚。 ” 接着他又问我数学学到哪儿了，我说学到几何了，可惜没圆规，不好画图。他二话没说，打开自己的箱子，从里面翻出一个扁平的黑色皮盒。我打开一看：啊，藏青色天鹅绒衬里上，整齐地排列着各种不锈钢圆规和其他绘图工具。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级的制图仪，不敢接。他好像看出我的心思，说： “ 你拿去用吧，用完后再还给我。 ” 后来我才知道，顾伯伯的数学根底很深。下干校时他的行李很简单，却随身带着这套绘图工具。
后来我们住进自己盖的席棚子。这种临时住所八面透风，冬天冷得要命，只好生火取暖。 “ 炉子 ” 是用十几块砖搭成的，煤的质量又不好，很容易灭。顾伯伯那时除了参加各种劳动外，还被指派照看炉子。瞧着没人的时候，我就坐在炉火边跟他聊天儿。
伯伯不仅在学习方面指点我，他那刚直不阿的品格也是我做人的楷模。干校期间他尽管是斗争对象，却颇有几分傲骨，从不卑躬屈膝。有一次开完批斗会，他对我说： “ 别看我前面头都快低到地上了，其实后面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 ” 开别人的斗争会时，他总是拿个马扎，远远地坐在最后。一次，另一个右派虽然自己多年来也是批斗对象，批斗别人时却坐在第一排，非常起劲地高声喊： “ 低头！低头！你要老实交代！ ” 伯伯对此颇不以为然，事后说： “ 我看这样做大可不必。 ”
干校后期，为了回答 “ 娜拉出走以后怎样 ” 的问题，顾准伯伯和吴敬琏叔叔私下里读一些自己带的书。一次伯伯正在读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被刚好路过的军宣队吴参谋看见了，他大声训斥： “ 马克思早就说过： ‘ 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 ’ ，你怎么能看这种书？！ ” 伯伯只好把书收起。当时只准看六本书，都是一些对马列经典著作的注释。过了几天，顾伯伯拿着一本《 “ 左派 ” 幼稚病》辅导材料去问吴参谋： “ 列宁说： ‘ 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 ’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 吴参谋傻了眼，回答不出来。伯伯当众训了他一顿： “ 这是《圣经》里面的话，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 ” 军代表后来知道这个人不好惹，只要一看见他，就远远地绕着走。
那本《圣经》（《新约全书》）是顾伯伯于 1961 年在北京王府井东安市场旧书摊儿上淘到的，上面有他的签名。这是他写《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著作的重要参考书。在他去世后，按照他的遗嘱： “ 请六弟选择一些纪念物品代我送给张纯音同志和她的女儿咪咪。 ” 这本书作为遗物留给了我，一直珍藏至今。
就这样，在那个特殊的社会大学堂，经过顾准伯伯的言传身教，我从一个混沌未开的少年逐渐成熟起来，人生观慢慢定型。可以说顾伯伯对我人生道路的选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1972 年 10 月，学部全体人员从干校返回北京。我家因下去之前把房子退了，被安排住在学部大院 8 号楼二层；顾伯伯有家不能回，也同住在这一层楼里。这是一个筒子楼，过去是招待所。
这是我和母亲跟顾伯伯接触最多的一段时期。他每天白天去北京图书馆看书，写读书笔记，晚上经常跟我们聊天儿。谈他的思想、他的写作计划、他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在我眼里，他从来就不是什么 “ 右派 ” 、 “ 牛、鬼、蛇、神 ” ，而是一位极有学问的师长。我常向他请教各种问题，大到国家大事，小到个人生活，每次都能得到清晰明确的答案，绝无模棱两可。一次，他跟母亲开玩笑说： “ 咪咪已经把我当成她的 ‘ 忏悔神父 ’ 了。 ”
今天如果让我写一个名单，列出对自己人生有重大影响的人，那么排在首位的无疑是顾准。
六、 50 年代老海龟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当时国家百废待兴，急需各方面人才。这时，在海外求学或已经毕业的一大批中国留学生，怀着拳拳报国之心，满腔热情奔向祖国。然而，他们当中一部分人，特别是学文科的，归国后却被整得灰头土脸，遭遇令人扼腕。笔者在干校期间，就曾直接接触过这样几位：
汪友泉
汪友泉阿姨是我们住在公社粮管所时的室友。下干校时她已经五十出头，每天干完繁重的体力劳动，两只手都肿了，倒在床上唉声叹气。她是个直性子，敢讲敢说，晚上躺在床上经常跟我聊天儿。
汪阿姨在美国留学时学的是经济学，回国后到经济所经济思想史组工作。她的文笔很好，却很难写出合乎当时要求的学术论文，只在 1962 年 8 月写过一篇《新自由主义的反动本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汪阿姨的丈夫杨雪章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后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按说事业有成。可杨先生有化解不开的乡愁，他说： “ 就冲在美国吃不到豆腐，无论如何也得回国！ ”50 年代初，他们举家迁回。这下倒是能吃上豆腐了，可他只在 1962 年出版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凯恩斯主义》，里面充满了对 “ 美帝国主义 ” 的批判之词，谈不上什么学术价值。
干校搞基建要脱坯，有一道工序叫 “ 踩泥 ” ，得光着脚在泥里面踩来踩去，起搅拌作用。军代表让汪友泉姨干。她从来没干过这种话儿，不知该怎么踩，可能也有点儿不情愿。结果被军代表狠狠训了一顿，骂她是资产阶级，训得她直哭。
干校没有自来水，我们得到水塘边去洗衣服。母亲身体不好，我不忍心让她干，于是一个人要洗两个人的衣服。当时正值十冬腊月，塘水冰冷刺骨，洗衣服绝对是个苦活儿。汪阿姨叹了口气说： “ 想当初在美国，衣服都是用洗衣机洗的 ……” 我听了瞪大双眼： “ 什么？衣服还可以用机器洗？！ ”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听说洗衣机，别提多好奇了！赶忙问： “ 那机器长得什么样儿？ ” 她反过来问： “ 你想象中会是什么样儿？ ” 我说： “ 应该是一个大桶，里面装满水，有几根木棒来回搅拌。 ” 她听了哈哈大笑说： “ 大桶里装水是对的，但没有木棒。 ” 没想到我们之间的闲聊居然让人汇报给军宣队了，李指导员在大会上不点名批判： “ 有人到了干校还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说什么可以用机器洗衣裳。 ”
杨雪章先生于 1964 年患肾病去世，躲过一劫。 “ 文革 ” 初他们家被抄，后来经济所落实政策，要归还抄家的东西。汪阿姨说别的都不要了，只要三个儿子的美国出生证。
从干校回北京后，我和母亲还去过汪阿姨家做客。她的大儿子杨安中回国时九岁，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整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一出来就被外边的孩子们欺负，还骂他是 “ 美国佬 ” 。可当我们见到安中时，他早把英文忘光了。他们兄弟三人因 “ 文革 ” 耽误了学业，没有一个上大学的，很是可惜。
改革开放后，汪友泉阿姨和三个儿子一起去了美国。听说她现在在加拿大，已经九十五岁了。
关淑庄
土坯房盖好后，我们跟关淑庄阿姨同住一室。关阿姨个子很高，有一米七几，戴副金丝眼镜，满头银发，腰板儿倍儿直，一副学者派头儿。她讲话总是面带微笑，慢条斯理的。
关阿姨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后在纽约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由于当时台湾在联合国占据 “ 中国席位 ” ，那些年她实际上是在为台湾当局工作。这使得她回到大陆后格外抬不起头来， “ 文革 ” 初更被怀疑是美蒋特务。
关阿姨原来学的是计量经济学，回国后根本吃不开。她曾对赵人伟叔叔说： “ 你们所受的经济学教育跟我所受的完全不同。你们的教育背景是两因素（指商品两因素），我们是两条线（指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你们那种论文我写不来。 ” 写不来只好不写，结果业务就逐渐荒废了。
关阿姨回国前其实一直有顾虑，可是先于她回国的夫君丁声树先生一再写信催促。直到 1956 年的一封信，才促使她最终下了决心。信中说： “ 我所以劝你和孩子早日归来，是因为新中国需要你，你也需要在新中国的新鲜空气中陶冶一番。孩子更不用说了，她本是新中国的女儿，不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住。我们作为中国人，应该为祖国服务，这是多么光荣多么美丽的事啊！ ”
说到丁声树先生，那可是非同凡响。他是学部语言所一级研究员，在语言学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并且做出了重大贡献，这在中国语言学界是不多见的。从 1961 年开始，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丁声树先生继吕叔湘先生之后，主持编纂《现代汉语词典》。这是中国首部权威的现代汉语规范型词典，凝聚了丁先生后半生的心血。 1966 年 “ 文革 ” 开始后，丁先生被打成 “ 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 ，惨遭批斗、游街，研究工作戛然而止。
1970 年 3 月，丁声树也来到干校。语言所还算照顾他，只让他干烧茶炉、喂鸡等比较轻的活儿。虽说是两口子，可他们却只能各自住在本所的集体宿舍里。干校学员每隔十天休息一次，叫大礼拜。这时丁先生会从语言所赶过来探望夫人。因为是休息日，宿舍里的人都在，完全没有隐私。结果他俩说的都是一些桌面儿上的话，什么 “ 你要好好改造思想啊 ”…… 听起来怪怪的。
关阿姨有时也会跟我们拉拉家常。她说自己实际上是满族人，原姓瓜尔加。后来满人统一改姓，他们就姓关了。她家隶属镶黄旗，是前清贵族，因此才有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上燕京大学，继而赴美国留学。在哈佛读书时，有一次看到一帮人手持乐器吹吹打打朝她走来，还以为是什么节日。结果人家说是因为她的学习成绩特别优秀，打破了哈佛经济系多年的记录，为此授予她金钥匙奖，那些人是来向她祝贺的。
关阿姨 1956 年决定回国，联合国秘书处为她送行，专门打制了两个巨型木头包装箱，把她家所有的箱子、家具、钢琴等都装了进去。托运的大木箱到达北京后，她的第一个工作单位 — 国家统计局，找来十轮大卡车和吊车将其运往三里河宿舍，结果那一带的交通都因此阻塞了。后来统计局征得他们夫妇同意，把大木箱拆了，用那些上好的木材，打造了多套办公桌椅。
“ 文革 ” 后期，丁声树先生又重新主持《现代汉语词典》编纂工作，社会地位迅速跃升。这时他们的女儿丁炎已二十好几，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她心地非常善良，又听父母的话。关阿姨为女儿择偶开出了极其苛刻的十大条件。如今我已记不全那十大条件，只记得其中四条：一、共产党员；二、红五类出身；三、大学毕业；四、身高一米八以上 …… 让人不禁想到按图索骥的故事。
当时上门提亲者络绎不绝，可一看这十大条件都摇头，说这些条件不可能同时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结果居然就有人介绍了一个完全满足这些条件的年轻人。这位是贫农出身、共产党员、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身高一米八几 …… 丁家一看，大喜，于是很快就成了亲。丁炎跟他头几年过得还行，生了一个女儿。可到了 1979 年 10 月，丁声树先生突发脑溢血住进医院，后来病情逐渐恶化，竟成了植物人。丁家这位 “ 乘龙快婿 ” 认为时机已到，决定 “ 抢班夺权 ” ，要求丁炎交出装有贵重物品的柜子钥匙，丁炎不肯，他竟把丁炎关在厕所里痛打一顿。这位顶着十大优越条件的女婿，不良居心终于暴露。关淑庄和女儿丁炎痛下决心将其扫地出门，结果他留下孩子，离婚后净身出户。
这段婚事伤透了丁炎的心，从此以后再也没嫁。她的不幸在很大程度上是她母亲一手造成的，关阿姨事后一定很自责吧？
上世纪 80 年代，有一次哈佛大学教授、世界银行第一副行长霍利斯 · 钱纳里到经济所访问，见到了关淑庄。这时翻译赶过来帮忙，钱纳里笑了，说： “ 我跟她之间哪里还需要翻译？！ ” 原来他跟得过金钥匙奖的关阿姨在哈佛是同班同学。想不到的是，几十年后再次相见，他们两人的境遇却有天壤之别。
改革开放后，丁炎赴美国马里兰大学读书，继而到哈佛深造。后来关淑庄阿姨带着外孙女也去了美国。 1992 年，经济所赵人伟赴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还专程探望了关阿姨。看到她们祖孙三代人三个女人同在一座屋檐下，所租的房子就在哈佛大学附近。我猜她们住在那儿是缘于关阿姨的怀旧情结，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就是在那里度过的。
关淑庄于 2012 年 11 月 6 日病故，享年九十三岁。
孙世铮
孙世铮伯伯跟母亲是好朋友，在干校的时候我们经常聊天。
孙伯伯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后在北京大学任助教，之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专攻经济计量学。新中国建立初期，他满腔热情奔向祖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孙伯伯与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就认识，到了芝加哥大学更同住一室。杨振宁因其岳父杜聿明是共产党阶下囚而不能回国。孙世铮临行前，杨对他说： “ 我虽然现在不能回去，但爱国心一点儿也不比你少，将来也要报效祖国。 ”
孙伯伯回国后到经济所工作，领导说他学的经济计量学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让他彻底忘掉，从头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那以后他一蹶不振，业务多年来处于荒废状态，只在 1962 年与巫宝三、胡代光合作编写了一本《经济计量学》教材， 1984 年出版过一本《经济计量学》；而杨振宁却获得了诺贝尔奖，誉满天下。孙伯伯与杨振宁两个人受教育的过程几乎完全相同，又都非常爱国，可之后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取得的成就却天差地别。虽说个人才能和机遇不可能都一样，但结果总不至于差得那么远吧？
孙世铮伯伯特别喜欢古典音乐。一次听到广播里放舞剧《红色娘子军》选段 “ 快乐的女战士 ” ，他说： “ 我怎么老有一种错觉，这个时候从舞台侧幕翩然而至的不是女战士，而是扑腾着翅膀儿的小天鹅呢。 ” 他解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娘子军》的两位作曲者 — 吴祖强和杜鸣心都是 50 年代留苏的学生，就读于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深得老柴的真传。写《娘子军》时借鉴《天鹅湖》也就不足为奇了， “ 洋为中用 ” 嘛！我那时候学小提琴，可对他说的这些却一无所知，感到特别有意思。
孙伯伯知识面很宽，博古通今。他说起什么，都能讲出背后的故事，人称 “ 孙典故 ” 。他常讲一些名人轶事，如：杨振宁的父亲是大数学家杨武之，可他却不让自己的儿子学数学。当时人们不解，说子承父业该有多好呀。可他却说，之所以不学数学，是因为诺贝尔奖里面没有数学奖。人们听了都说他太狂妄，简直是说疯话，结果还真让他说中了！
孙伯伯还谈到这样一件事：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后，大家都觉得了不起。有个美国人问他： “ 中国得过多少年才能出一个你这样的奇才？ ” 杨振宁笑了，说： “ 你错了，中国人聪明得很，像我这样的人很多，我想至少得有一千个吧！ ”
孙世铮于 2013 年 2 月 15 日病逝，享年九十四岁。
七、安营扎寨
学部干校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解决住的问题。前文提到，经济所刚下去时，只能安排男同志住棉花仓库，女同志住公社粮管所，家属住卫生所、兽医院。我们这些人几乎占用了当地所有的公房，给人家造成了极大的不便。这些房子都是临时借的，得尽快腾出来，于是干校把基建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如果直接建土坯房，一时备不齐料，且过于费时费力，不现实。为了早日解决住的问题，决定基建分两步走：先建临时性住所 — 席棚子，然后再逐渐过渡到土坯房。
基建工作从 1969 年 12 月正式开始。当地划拨给学部干校八千亩地，人们先在大平原上选址，席棚就直接建在收割后的庄稼地里。搭建这种简易住房无需打地基，但还是得在地上垫土、夯实。房子四周埋上木桩，作为支柱。席棚没有椽子，只有檩条。把用麻绳扎成的秫秸把搭在檩条上，外面糊一层泥，再铺上油毛毡就是屋顶了。席棚的墙也是用秫秸把做的，外面糊一层泥，最外头围上席子，故称席棚。
基建任务紧，人们大干快上。男同志负责挖坑、埋桩、和泥、抹墙；女同志打秫秸把；老弱病残搓麻绳。仅仅过了三个月，住在棉花仓库里的人就乔迁新居了。
这新搭的窝住起来特别不舒服。首先，席棚面积有限，可每个棚至少要住进二十多人，比以前更拥挤了。其次，席棚盖在泥土地上，非常潮湿，箱子不能直接摆放在地上，否则很快就会发霉，得在底下垫砖。箱子垫高了，床板也只能跟着升高，否则就无法取出床底下的箱子。结果床板离地面七十多公分，比桌子还高。这样上床就很费劲，得像体操运动员上鞍马那样，用双手使劲儿撑床板才能爬上去。坐在床上脚够不着地，大伙儿每天就是这样坐在床上开会、天天读什么的。
春天来临，人们忽然发现床底下钻出很多嫩芽。原来这块地头一年种的是大豆，收割时散落下来的豆子，此时生根发芽，破土而出，真是春风吹又生！席棚里没有阳光，那些豆苗都齐刷刷地朝着有光亮的方向长，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到了夏天，箱子上居然还长出了蘑菇，可见席棚里面有多潮湿。遇到阴雨天，被子潮得恨不得能攥出水来。人们进进出出，把外面的泥水带进来，屋子里的土地变成了泥地，弄得到处都是泥，真成了 “ 滚一身泥巴 ” 。住席棚还有一个难言之隐：厕所离住处太远，夜晚上厕所有困难，女同志只好以洗脚盆充当厕所。全宿舍的人都这么干，气味可想而知。
人们迫切希望改善居住条件，于是经济所从 1970 年 2 月开始着手建土坯房。这是一种永久性住房，东西两面山墙全部由砖砌成，房子的支柱也是用砖砌的，墙是用土坯垒的，屋顶上还铺有大瓦片儿。比起席棚，这简直就是宫殿了！可见当年干校学员真做了安营扎寨的打算。经济所建土坯房的这种规格，被后来的其他研究所纷纷仿效。
建土坯房困难重重，最难莫过于备料。木料要自己买，沙子要自己拉，土坯要自己脱，砖瓦也要自己烧 ……
土坯房顾名思义得有土坯。脱坯是壮劳力的活儿，特别辛苦。首先得和泥。人们学当地人的样子，往黏土堆里掺水，勇敢者脱下鞋，赤着脚在泥里面来回踩，叫踩泥，起搅拌作用。然后加进铡碎的麦秸，以提高土坯的强度。这时就不能再用脚踩了，否则麦秸会把脚划伤，只能用铁锹翻搅。加进麦秸的泥特别黏稠，搅拌起来非常吃力。脱坯的时候用一个木制的框子，把和好的泥用力甩在里面，上面抹平，再把框子取下来。等土坯晾干后，就可以当砖来用了。干校基建对土坯的需求量大得惊人。为了多出坯，七连（经济所）领导挖空心思，专门组织了脱坯比赛和脱坯大会战。顾准伯伯在日记中记录了 1970 年 11 月的那场脱坯大会战：二排（政治经济学组）用六天的时间，共脱坯一万零五百块；全连（经济所）脱坯三万五千块。
盖房用的大瓦片儿是干校学员自己用制瓦机做的。说是 “ 机 ” ，实际上只是一个瓦块模子，往里面填上搅拌好的水泥，上面盖一块金属板，用人力夯实。这活儿也特别累，当时同宿舍的陈长源、方留碧两位阿姨每天就干这个。晚上收工回来腰酸背痛，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土坯房建好后，女同志先搬入。这房子住起来比席棚舒服多了，冬暖夏凉。地面是用砖铺的，雨天也用不着担心滚一身泥巴了。
经济所作为先遣队，是全学部最早来到东岳的。从 1969 年 11 月到达，总共在那里生活了一年零五个月。在此期间虽然也干了一些农活儿，如积肥、夏锄、秋收等，但主要劳动还是围绕着基建 — 忙着给自己和陆续下放的其他连队（研究所）修建住房。
可计划赶不上变化。正当人们热火朝天搞基建、立志大干两三年、把这片塘坡建成 “ 大寨式农场 ” 时，却突然接到搬迁命令，学部全体人员要搬到明港的一座军营集中搞运动。有的研究所房子已经盖好，还没来得及住；有的所房子刚盖了一半儿。随着一声 “ 搬迁 ” ，一切戛然而止。
八、劳动锻炼
干部下放，据说目的是去劳动锻炼。可何为 “ 锻炼 ” ？杨绛先生的看法是： “ 经受折磨，就叫锻炼。 ”
学部这帮知识分子，做学问是行家里手，可干体力活儿就不好说了。特别是他们年龄普遍偏大，体弱多病者甚多。经济所的人自嘲说： “ 我们是上至七八十岁的老头子，下至三四十岁的小伙子。 ” 其中经济史组的人年龄最大。由三位老人组成的挑粪班，平均年龄竟高达七十三岁。班长严中平下干校时已年届七十，背有些驼，戴一副眼镜，文质彬彬。他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后赴英国留学，在中国棉纺织业史等领域的研究上颇有建树。他挑起两只沉重的粪桶，走起来颤颤巍巍、晃晃悠悠，粪水溅了一身，一副斯文扫地的样子。
当年经济所的吴敬琏、赵人伟、陈瑞铭（绰号 “ 狗熊 ” ）等人三十多岁，属于 “ 小伙子 ” ，是壮劳力，干什么活儿都得冲到前面。今天回过头想想，真是太难为他们了。
我母亲身体不好，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她出身书香门第，在家连地都不会扫，更别提干农活儿了。到了秋收要割麦子，这可是最苦的活儿。面对一眼望不到边的麦地，愁死她了！这时狗熊叔叔挺身相救。他出身于浙江金华一个贫农家庭， 50 年代留学苏联，干农活儿绝对是把好手。他说： “ 老张，你看咱俩结成对子，一帮一、一对儿红如何？ ” 母亲听罢乃大喜，赶紧站在他旁边。割麦子的时候大家在地头一字排开，每人割五垄。刚开始还齐头并进，很快就拉开了距离，母亲远远落在最后。她心里着急，挥镰乱砍。忽然眼睛一亮，发现前面的麦子越来越少，从五垄逐渐变成四垄、三垄、两垄，最后只剩下细细的一垄。可单割这一垄，她还是大大落后。干着干着发现麦子没了，赶紧一溜儿小跑跟上，继续割那时断时续的一垄麦。田间休息的时候，狗熊叔叔悄悄对母亲说： “ 这点活儿对我来说其实算不了什么，即便一个人割十垄也绝不输给别人。可都帮你割了吧，不大合适，没想到只留一垄你还是赶不上。 ” 母亲心里别提多感激了，一个劲儿地道谢。
其实，对繁重的体力劳动感到难以承受的，绝非母亲一人。顾准伯伯在日记中也提到 1970 年那场麦收。他说腰实在弯不下去了，只好跪着割。可他是 “ 阶级敌人 ” ，没人敢帮。很难想象，当年他是如何咬着牙坚持下来的。那些日子他经常抱病参加劳动，发低烧且痰中带血。我猜测那时他大概已经有了肺癌病灶，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
劳动锻炼对年纪大的人来说苦不堪言，对不那么年轻的 “ 小伙子 ” 来说也绝不轻松。 1970 年底，吴敬琏叔叔被打成 “ 五一六反革命分子 ” ，关进牛棚。这下他跟顾准伯伯倒成了干校的另类同窗。一次，他俩一道起猪圈，吴叔叔对这个活儿估计不足，试了一下才发现，东岳的黏土与猪粪混在一起极其黏稠，根本铲不动。这时顾准伯伯走过来，看看他那瘦弱的身躯说： “ 你哪儿是干这种活儿的，让我来。 ” 这份患难中难得的关爱，吴叔叔一直铭记在心。
劳动锻炼不仅苦，有时还险。一次，二排（政治经济学组）为了烧砖，要翻修当地农村废弃的旧砖窑。这种窑是向下挖的，有点儿像井。底部空间很大，一炉可以出上万块砖。基建任务紧，急需用砖。为了赶时间，头一天刚修好，里面的泥巴墙还没干，第二天就要进去抹泥。出发前排长沙吉才做动员报告。他这个人说话特别啰唆，人称 “ 沙啰唆 ” ，说起来没完没了。什么 “ 大家干活儿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 ” ，什么 “ 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干活儿之前要充分做好准备工作，备砖、备料，哪一样都不能马虎 ……” 人们倒也乐得他啰唆，这样可以晚些出工。他花了四十多分钟，才把动员报告作完。于是大家排着队朝砖窑走，刚走到跟前，只听 “ 轰 ” 的一声巨响，刚修好的窑塌了，惊得人们半天缓不过神儿来。事后大家说： “ 真得好好感谢沙排长，他这一啰唆，救了二十多条人命，要不咱们都埋在里头了！ ” 这是干校的一大事故。当年险些丧命的人当中，就有改革开放后活跃在学界的好几位著名经济学家。
劳动锻炼苦，可知识分子却会苦中作乐。 1971 年元旦，学部干校开联欢会，经济所出了两个节目：一是话剧《修砖窑》，讲述二排战士如何发扬 “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 的精神，冒险抢修旧砖窑的故事；二是《打井号子》，表现七连战士在打井时，通过唱号子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人们一致推举狗熊叔叔写歌词，他的文笔好在经济所是有名的。头一天他点灯熬油忙乎了一晚，歌词炮制成功。演出道具是两根绑成十字的长竹竿，人们分四组站在竹竿后面，模仿打井时推着钻井机转圈儿。一人领唱，其他人跟着附和： “ 同志们呀，呼 — 嘿！加油干呐，呼 — 嘿！五七路呀，呼 — 嘿！炼红心呐，呼 — 嘿！ ……”“ 演员 ” 们转了一圈儿又一圈儿，头都转晕了。
今年 10 月我回北京，还见到了狗熊叔叔。当年那个小伙子如今已是年近八旬手拄拐杖的老人。跟他谈起杨绛先生在《干校六记》里描写了那个打井号子，说使她联想到《伏尔加船夫曲》。狗熊听了哈哈大笑说： “ 快别提了，人家杨绛可是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听到我写的连打油诗都不如的号子词，当然要调侃一番啦。 ”
劳动锻炼不仅通过文艺演出来表现，更与政治学习挂钩。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上，董辅礽叔叔作了题为 “ 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 ” 的报告，介绍他如何在劳动中拼命干活儿。
学部干校最初的一年多，劳动非常辛苦。任务紧的时候，早上 5 、 6 点就开始干活儿，晚上 9 点多才收工。可渐渐习惯后，有的人感觉这种生活也不错。特别是学术水平一般者，甚至认为还是体力劳动省心。干活儿虽然辛苦，但没有写论文的压力，也没有精简机构前的提心吊胆。
九、干校生活
刚下去的时候，生活很不习惯。首先是没有电，当地农民天一黑就睡了，他们舍不得点灯，那灯油是用鸡蛋换的，金贵得很。干校的人用马灯，倒是挺亮，就是相当费油。
有那么两天，经济所的杜浩智一直在低头鼓捣着什么。他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干得特别专注。原来他在试着用墨水瓶做油灯。先在瓶盖儿上钻个眼儿，然后穿一根棉捻儿，再往瓶里灌些煤油，就大功告成啦。他捧着这个宝贝去军宣队报告，说这是他发明的墨水瓶灯，比马灯省油，希望推广使用。所里有人私底下说风凉话： “ 中国两千年前就有油灯了，怎么成了他的发明？ ”“ 他那个灯倒是比马灯省油，可也远不如马灯亮啊。 ” 军代表倒也不傻，知道在巨大的棉花仓库里点鬼火般的墨水瓶灯行不通，此事不了了之。
干校初期，伙食特别差。幸好母亲有先见之明，带来不少奶粉、肉松、肉罐头等食品。可那些东西都放在箱子里，而箱子又都集中堆放在一个仓库里，平时门都上着锁，取不出来。母亲跟狗熊叔叔商量： “ 这些日子吃得实在太苦了，不瞒你说我带了些食品，可都在箱子里，取不出来怎么办呀？ ” 狗熊并不正面回答，他摇头晃脑地背了几句陶渊明的《桃花源记》： “ 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 …… 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 母亲心领神会，晚饭后带着我假装散步去了仓库。我们绕着仓库转了两圈儿，发现有一小块儿门板是活动的，试了一下，居然可以摘下来。仗着身材瘦小，我从那个缝隙挤了进去，果然是 “ 初极狭 ” 继而 “ 豁然开朗 ” 。找到我们的箱子打开一看，那些宝贝都还在！我迅速取出几件，再从箱子堆里爬出来，心中窃喜。就这样我们每隔一些日子就去 “ 挖一次宝 ” ，等宝贝挖得差不多时，食堂的伙食也逐渐改善了。
当地供销社只出售两种食品。一是像黑泥巴似的糖块儿，一分钱一块，除了甜味儿什么味儿都没有。再有就是 “ 大众糖饼 ” 。这糖饼极其坚硬，里面有白糖馅儿，牙口儿不好真吃不了。一次狗熊叔叔开玩笑，说他不小心把糖饼掉到地上，只听 “ 当啷 ” 一声！母亲笑弯了腰，说： “ 你这掉的是糖饼呢还是袁大头（银元）啊？！ ” 他继续调侃： “ 一口咬下去，差点儿把牙硌掉。吐出来一看，原来是块冰糖。怎么还设这种陷阱啊？！ ”
学部下干校，当地农民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 “ 下放干部好，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块罗马表。 ” 大概在他们眼里，这是一帮装穷的有钱人。
下放干部普遍穿得破是真的。当时社会提倡艰苦朴素，很多干校学员都穿打补丁的裤子。笔者至今也想不明白，那些原先整天坐在书斋里读书、写论文的脑力劳动者，怎么会把裤子磨破？
说干校的人吃得好，实在不敢苟同，特别是刚下去的那几个月。或许我们感到缺少营养、难以下咽的伙食，在农民看来还是美味佳肴。
东岳逢双日有集，农民把自家出的农副产品拿到集市上卖。我们这些干校子弟刚去时没事儿干，经常跑到集上转悠。我看到有人卖樱桃，心里痒痒的，便询问价钱。那人说一毛五一两，我还觉得挺便宜，就买了一两。他从筐里随便抓出几个递过来，我问怎么这么少，他说一两就这些。后来我们到公社中学借读，有个农民子弟抱怨： “ 都怪你们这些北京来的人，把物价都抬高了。以前我们这儿的樱桃卖一毛五一斤，现在变成了一毛五一两。 ”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以十倍的价钱买了人家的东西。正如杨绛先生所说： “ 我们奉为老师的贫下中农，对干校学员却很见外。 ”
看见北京来的人，就把价钱抬上去。这也不能全怪农民，干校学员也有责任。一次俞平伯先生到集市上买河虾，他大概从来没买过菜，问人家多少钱一只。卖家一定偷着乐吧？虾都是论斤卖的，哪有问一只的价钱。大家都怪他太迂腐，这不是明摆着帮人家抬价吗？！
俞平伯先生特别喜欢逛集，还为此赋诗一首： “ 明日当逢集，回塘撒网赊。北头供蔬菜，南首卖鱼虾。 ”
后来食堂伙食逐渐改善，小卖部开始卖酱肉，两毛钱一盘儿，大伙儿都觉得特解馋。狗熊叔叔最喜欢吃肉，每顿饭必买。吃完又后悔，觉得太费钱，对不起老婆 ……
干校学员除了带家属者，绝大多数都处于两地分居状态。即便是夫妇俩都在学部工作，一起下放，只因不在一个所，也不得不住在各自的集体宿舍。如今社会进步了，有人开始关注农民工的两地分居问题，可当时却没人理会这些 “ 臭老九 ” 的正当需求。中国人好脾气，什么都能忍，可也有个别忍不了的。哲学所严家其一个人去了干校，夫人高皋却留在北京。有一次他请假去信阳看病，到了信阳买了张火车票直奔北京。千里迢迢赶回去，只为了跟老婆之间的 “ 一夜情 ” 。之后立马往回赶，回来居然没被发现。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件事后来还是传开了。大家都笑他没出息，当然也有人暗中佩服他的勇气。
干校精神生活极为贫乏，不过知识分子会自娱自乐。有一段时间社会上时兴学唱抗日歌曲，广播里总是播放《大刀进行曲》、《毕业歌》、《在太行山上》，等等。董辅礽叔叔嗓子好，主动承担给大家教歌儿的任务。他一句一句地教唱，那嘹亮的男高音至今还在我耳畔回响。
1971 年 4 月，干校从东岳搬到明港，住进一个军营里，条件大为改善。这时人们已不再干体力活儿，只是搞政治学习和 “ 清查五一六 ” 。经过在东岳近一年半的高强度体力劳动，大家松懈下来，每天三饱两倒。很多人开始做小锅饭，捕鱼捉蟹，整天琢磨怎么让自己吃好。
1971 年 “ 九一三 ” 事件爆发后，军代表们似乎嗅出了什么，像泄了气的皮球，远不如以前那么神气了，对下放干部的态度缓和了许多。
干校后期，食堂伙食越来越好，可还是明令禁止学员去集市贸易上买东西吃。一次李指导员在大会上说： “ 今后不许再到集市上买老乡的花生，谁要是买了让我逮住，立刻没收！ ” 刚开完会，他就找到当时在食堂担任采买的狗熊叔叔，说： “ 喂，一会儿出去买菜的时候给我带两斤花生。 ” 狗熊愣住了： “ 您刚才不是说 ……” 指导员打断他的话： “ 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儿，不会悄悄地嘛！我马上就要探亲了，总得给家里捎点儿东西。 ” 狗熊这才恍然大悟：敢情军宣队也是人，也爱吃花生 ……
十、告密文化
告密又称告发，指向上司或有关部门检举揭发他人的隐私或言行，以博取上方青睐。在中国某些黑暗的历史时期，告密大行其道， “ 文革 ” 便是其中之一。那个时候，告密有个冠冕堂皇的说法，叫 “ 靠拢组织，向组织汇报 ” 。多数情况是上级得到汇报后，在被害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秘密调查，没问题则罢，有问题就整你。同事、同学、朋友、家人、亲戚等关系之间，都有可能告密或被告密。被害者轻则挨一顿批评教育，重则甚至可能断送身家性命。结果弄得人人自危，除了自己，不敢轻信任何人。笔者在干校期间，亲历的告密事件就有三起，其中两起就涉及我本人，足见当年告密有多盛行。
一件是我与汪友泉阿姨在水塘边洗衣服时的对话被人告发，前面已经说过，这里不再赘述。下面要讲的是另外两件。
一天，军宣队李指导员把母亲叫到他办公室，指着桌上的一封信说： “ 这是有人交上来的，你解释一下怎么回事。 ” 母亲紧张得心怦怦跳，赶紧拿过来仔细读。原来这封信是我的一个朋友写来的，当时他在河北农村老家插队。通篇并没有任何 “ 反动言论 ” ，只是诉说在农村生活的孤独、苦闷心情，发发牢骚而已，诸如 “ 干不完的活儿，叹不完的气 ……” 李指导员质问写信的是什么人，为何要发泄对社会主义的不满。母亲赶紧解释说： “ 这只是个年轻人，不懂事，我一定负责批评教育 ……” 她被吓得心惊肉跳，回到宿舍立刻查看这个人写的其他信件，结果发现那些都没什么问题，仅此一封有 “ 消极倾向 ” 。由此推测，告密者一定是读了所有的信，单挑这封 “ 有问题 ” 的上交。由于担心军宣队会继续追查，母亲找到好友聂宝璋伯伯商量对策，问是否有必要把其余那些信都交上去，以证明这个年轻人并没有什么问题。聂伯伯认为不妥，你觉得没问题，人家会拿放大镜找，说不定就找出更多的 “ 问题 ” 出来。不如以静制动，等这件事慢慢冷下来，在此期间千万别再出岔子了。事后我们猜测究竟是谁把信偷走上交的，估计是同宿舍某某，可又没有证据。况且，即便知道是谁，也奈何不了人家。
另一个告密事件发生在二排（政治经济学组）。陈某某有一台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这在当时可是个稀罕物。干校的精神生活极为贫乏，有个收音机听听挺解闷儿，大家都很羡慕。一天，同在一个排的何某某向他借收音机，他痛快地答应了。第二天收音机还回，他一打开，里面传出： “ 莫斯科广播电台，莫斯科广播电台 ……” 陈某某一听，这不是苏修的敌台吗？！他二话没说，捧着收音机直奔军宣队，汇报了这一重大情况。军宣队很重视，马上严厉追查，在二排召开批判会，并责令何某某写检查。他们质问何为什么要偷听敌台，何只好解释说因为生活太寂寞，才随便听听的。他因此而被狠狠整了一顿，事后一定很后悔吧？怪自己不识人，没料到陈某人会为一己之私而告发他；后悔粗心大意，还收音机之前没把调台旋钮转一下，那样的话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虽说在 “ 文革 ” 那个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年月，检举揭发他人 “ 反动言行 ” 的做法受到鼓励，甚至可能因此获利，可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告密者就是小人，为人们所不齿。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尽人皆知。大家心中暗想：今后对陈某人可得敬而远之了，千万别让他咬一口。这一看法很多年都未改变，几十年后人们提起这件事还摇头，你说他是不是亏大了？
最近读《顾准寻思录》一书时，看到有人对顾准的《息县日记》感到大惑不解，觉得是 “ 官方话语的复制。同为《日记》与《文集》的作者，彼此相去甚远，简直不可思议 ” 。持这一看法的人大概不知道，在那个告密盛行的年代，夫妻为 “ 革命 ” 反目为仇，儿子 “ 大义灭亲 ” 揭发、斗争老子的事时有发生。顾准写息县日记时已挨整多年，家破人亡，对残酷斗争有切肤之痛。他在干校自始至终住集体宿舍，毫无隐私可言。在那个极 “ 左 ” 的环境下，连我这样一个随家长下放的少年都会被告密，更何况顾准这个右派、监管对象。他很清楚周围时时刻刻都有警惕的眼睛盯着他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向军宣队告发。而他在日记本上写的任何文字，都等同于直接写在军代表的办公桌上。考虑到这一点，他不可能在日记中畅所欲言，必然有所保留，写些官方语言，使内容都能 “ 摆到桌面上 ” 。道理很简单：他要活下去，就得学会保护自己。因此，当我们今天读这些文字时，应当时刻不忘当时的特殊环境。
十一、在公社中学借读
刚下去时，我们这些干校子弟整天无所事事。有的孩子淘气，在外面惹是生非。经济所魏某某的儿子抓住老乡家的鹅，把翅膀绑起来扔到水塘里，差点儿把人家的鹅淹死，气得老乡到干校告状。领导很头疼，不得不认真考虑怎样安排这帮孩子。结果决定十四岁以下的到当地学校借读；十四岁以上的自己选择，要么去机务班学开拖拉机，要么到公社中学借读。我选择后者，于是跟其他十几个孩子一起去了东岳公社中学。
当地学生听说北京来的孩子要跟他们一起学习，别提多高兴了。这些农民的后代用五颜六色的纸做成彩旗，在老师的带领下，打着纸糊的小旗子夹道欢迎我们。他们兴奋地一边鼓掌，一边不断高呼： “ 向干校子弟学习！向干校子弟致敬！ ” 那情景让人联想到当年北平市民欢迎解放军进城。
这是一所戴帽中学。所谓戴帽，就是在小学的基础上增设初中，有点儿类似给人戴了顶帽子，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学校比较普遍。这所学校条件很差，只有几间土坯房，围成一个不大的院子。学校没有操场，只在院子当中竖起一个自制的篮球架。作为教室的土坯房只开有门洞和窗口，却没有门板和窗扇。天暖和还好说，到了冬天就很冷。只能在窗口用块塑料薄膜挡风，可门还是大敞着，晴天的时候屋子里比外面还冷。有时上着课，农民家的猪便大模大样地走进来，在教室里转来转去。老师见怪不怪，照常讲课。
学校一下子增加了十几个学生，校长感到师资不足，要求干校支援。而干校正愁个别病残人员不好安排，于是派了两人到学校教书。一位是经济所的刘克祥，三十出头，搞经济史的，患慢性肝炎；另一位是自然科学史所的汪子春，也三十多岁，搞生物学史的，因患小儿麻痹造成腿部残疾。到公社中学后，刘老师教语文，汪老师教化学。
汪老师教的化学课当时叫 “ 化工 ” ，体现了 “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 。他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研究中国古代生物学史，按说教这点儿课不在话下。可学校里没有实验室，上化学课又不能不做实验，真难为死他了。为了让学生理解所教内容，演绎各种化学反应，他挖空心思想出了一些土办法，做了几个简单的实验，如酸、碱中和等。当时流行一句豪言壮语： “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 可人们似乎没想过： “ 创造条件 ” 也是需要条件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学校教学经费极少，除了黑板和粉笔，几乎没有任何教具。有一阵甚至连粉笔都快用光了，老师只好用很小的粉笔头儿写字。校长为此愁得不行，不得不发动学生勤工俭学。所谓勤工俭学就是去挖半夏。这是一种茎块状中药材，学校附近没有，得走十五里路才能到有半夏的地方。那天我真想多挖一些，为学校做贡献。说来惭愧，低头忙活了几个钟头，只挖到半个拇指大的一块。当地学生比较会找，少的三五块，最多有挖到十几块的。这也难怪，那地方实在太穷了，人们都想通过挖半夏换点儿钱。收割后的庄稼地不知被人翻过多少遍，很难再找到。
当地学生很朴实，我不久就跟他们打成了一片。班上有个叫崔明兰的女同学，跟我关系特别好。明兰长着一对明亮的大眼睛，纯朴，友善。她因家庭生活困难，曾辍学几年，后来自己还是想念书，又回到学校。她比我大四岁，那年已经十九了，跟我在同一个班上课，我有时放学后带她到干校驻地玩儿。一次她见到我母亲，说起最近改了名字，叫崔艳丽，问好不好。母亲说不好， “ 艳丽 ” 太俗气。你原来叫 “ 明兰 ” 多好啊，很清纯，为什么要改？明兰特别信服母亲，很快又把名字改了回去。
春节快到了，学校准备开个联欢会。班主任黄继斌老师听说我会拉小提琴，问能不能给大家表演个节目。我当然愿意，可问题是演出的 “ 舞台 ” 就是学校院子，在数九寒冬的室外，手肯定冻僵了，根本没法拉琴。黄老师问，能不能想办法克服？我说办法倒是有一个，就是在上台前用热水泡手，使手暖和过来。他说没问题，这事交给他了。演出那天，他左手提个暖水瓶，右手拿个脸盆，一直站在 “ 舞台侧幕 ” 。我们密切配合，等我前面一个节目刚一开演，他马上把热水倒在盆里，边用手试水温，边催促我赶紧泡手。当报幕的人说 “ 下一个节目：小提琴独奏《北风吹》 ” 时，我已用毛巾擦干了手，从容地走上台。农村学生从来没见过小提琴，好奇得不得了，全场鸦雀无声。我屏住呼吸，以饱满的激情演奏着每一个小节、每一个音符，悠扬的旋律从指尖淌出。一曲奏完，同学们拼命鼓掌，我羞得涨红了脸，飞快地跑下台，连鞠躬都忘了。那是我生平第一次 “ 登台演奏 ” ，终生难忘。
当地学生跟干校子弟刚开始关系还不错，但后来逐渐有了矛盾。主要是干校子弟有优越感，认为自己是从北京来的，家长还是中央机关的，看不起农民的孩子。有人向农民子弟炫耀说： “ 看，我这件的确良衬衫，是我爸花十块钱买的。 ” 还有的人嫌农村学生土，不愿意跟他们坐同桌，下课也不跟他们玩儿，这极大地伤害了农民子弟的自尊心。后来干校子弟与当地学生竟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我对北京学生的有些做派看不惯，站在农村同学一边，绝对是个异类。
自己当年为何会那样，我想大概与母亲的潜移默化有关。她虽从未跟我讲过 “ 人人生来平等 ” 这类概念，可她总是平等对待所有的人，对我有很大影响。
两派学生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甚至发展到动手打架。汪子春老师感到这样下去不行，专门召集干校子弟的家长开会。他也站在农村学生一边，指出干校子弟种种行为的不当之处，要求家长严加管教。遗憾的是，他的努力没起什么作用，直到干校搬离，两派学生还是水火不相容。回想当初刚到这个学校，农民子弟是那么高兴。他们大概万万没想到，迎来的竟是一群死对头。
1971 年 4 月 4 日，学部干校要从东岳搬迁到明港。临走那天，我向明兰辞行。她低头半天不语，都快哭了。突然，她抬起头来说： “ 你一定要等着我啊！ ” 然后就飞快地跑走了。过了好一会儿，她气喘吁吁地跑回，捧着用手绢儿包着的四个煮熟的鸡蛋，那鸡蛋还是热乎的。我大受感动，深知在这个贫穷的乡村，鸡蛋有多金贵。农民一般自己是舍不得吃的，指着用它们换取食盐、灯油等生活必需品。那手绢儿里包的哪里是鸡蛋，分明是她的心啊！明兰，我会永远记住你！
十二、非正常死亡
“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 这是当时人们经常背诵的一段主席语录。用它来形容干校生活，却实实在在。笔者在干校的短短两年，就经历了若干起非正常死亡。
第一起死亡事件我亲眼目睹。郭谨仪阿姨是我们住进土坯房的室友，平时话不多，老实巴交的。干校没有自来水，我们的生活用水取自食堂边上的一口井，宿舍里的人轮流去挑。 1970 年 9 月的一天，轮到郭阿姨挑水，正赶上下雨。东岳的黏土地在雨天变得异常泥泞，徒手走路都很吃力，更何况挑水。水井离我们的房子不是很远，有一百多米。那天我们眼见郭阿姨吃力地把两桶水挑进屋，还把扁担挂在墙上，身子一软就瘫倒在地。大家都吓坏了，赶紧把她抬到床上，发现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同宿舍的陈长源阿姨那时年轻，胆子也大，冲上去为郭阿姨做心脏按摩，并口对口地人工呼吸。她折腾了很久，累得满头大汗，也没把人救过来。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在眼前逝去。
郭谨仪阿姨是经济所的合同工，在经济史组整理图书资料，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严格来讲不是学部的人，只因在经济所做工，只好跟着一起下干校，结果由于过度劳累把命送了。
第二起死亡事件发生在 1971 年初。这时干校已从东岳迁到明港，生活大大改善。工业经济组研究人员袁代绪那段时间在食堂帮厨。他四十岁上下，做事特别认真。春节快到了，为了给大家做年夜饭，他挨门挨户征求意见，问大家想吃什么。敲过几个门后，突然跌倒在地，很快就没了气息。待人们赶过来七手八脚施救，却已无力回天。
郭谨仪与袁代绪当时都是中年人，四十岁左右。两人的猝死或许是因为心脏本身有问题。可要不是在干校长时间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恐怕不会这么早离世。
干校在明港期间还发生了一起自杀事件。考古所高 ×× 因 “ 五一六案 ” 被整而自杀。他先是割腕，没死成。于是又上吊，结果绳子断了，跌断了几颗牙齿，还伤了太阳穴。最后取来新的绳子，还是把自己吊死了，足见死意已决。
“ 清查五一六 ” 运动贯穿干校生活的自始至终，而且愈演愈烈。我那时候年纪小，弄不懂这个运动到底是怎么回事，只知道揪出来的人越来越多，周围的叔叔、阿姨被打成 “ 五一六 ” 分子的就有：吴敬琏、经君健、张曙光、陈长源、俞大章、张守一 …… 其中一些 “ 重点骨干 ” 被关进干校牛棚，如吴敬琏、经君健、张曙光等。
近日打电话给经君健叔叔，跟他谈起考古所高 ×× 挨整而自杀的事。他说： “ 这不奇怪。我自己当时挨整，逼我交代 ‘ 罪行 ’ 和同伙。我实在是什么都不知道，被逼不过只好乱说、乱供，但总是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诱供的 ‘ 罪行 ’ 不断升级，上纲越来越高，而且看不到解决的希望，所以我也曾经动了自杀的念头 ……”
其他非正常死亡还有：开拖拉机翻车被压死的、看露天电影过程中猝死的，等等。
以上这些死者都是学部普通职工，并没有引起很大震动。可是，当陆志韦这样的一流学者去世时，却引起了周总理的关注。他是个明白人，知道学部聚集了一批中国文科顶尖学者。这些人都是国宝，走一个少一个，对国家来讲是重大损失，为此专门批示，以照顾老弱病残的名义，将十一位一流学者提前调回北京。 1971 年元旦，这批人从干校返回，其中包括吕叔湘、丁声树、俞平伯、何其芳等。按说钱锺书先生绝对应该在这一批上调人员名单里，可不知什么缘故却没有他。到了 1972 年 3 月，又调回了第二批。这一批包括一些二级研究员，钱先生和夫人杨绛随这一批返回北京。
十三、重返故地
2005 年 6 月 30 日至 7 月 3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息县政府联合举办顾准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活动，邀请当年下放人员重返干校故地，笔者也应邀参加。
在那次活动中，很高兴见到了不少当年一同下放的经济所叔叔阿姨，如吴敬琏、赵人伟、陈瑞铭、经君健、陈长源、方留碧等。最令人高兴的，莫过于见到顾准伯伯的胞弟 — 陈敏之伯伯。那年他已八十五岁，行动有些吃力，需要人搀扶。参加活动的还有顾准次子高粱、《顾准全传》作者高建国、 “ 文革 ” 史学家徐友渔、学者朱学勤等。
我与经济所一行人先搭乘火车到信阳。出站一看，信阳变化真大。跟中国大多数中等城市一样，到处都是新盖的房子，也建了不少高楼大厦，个别高档酒店甚至可以与北京、上海的相媲美。
息县政府派车把我们接过去，安排住在县招待所。第二天上午召开顾准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会上人们谈论顾准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所作的艰苦卓绝的探索，以及他的思想对我国学界的贡献。我则谈了顾准伯伯在干校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以及他对我的影响。
傍晚，县政府安排我们参观新建的县城。这个县城经过仔细规划，街道横平竖直，两侧的房子统一建成带有西洋拱门风格的二层小楼。县领导介绍说，这是他们的杰作。房子一层是店铺，二层作为商品房出售。晚上，在县城的街道上漫步。一些商店为了招徕顾客，把音响的音量调到最大，震耳欲聋。很难想象，住在二层的居民如何在这样嘈杂的环境中生活。
县政府与东岳镇政府为了举办这次活动下了很大工夫，除了召开座谈会，还安排我们参观干校遗址。
我迫切希望看到当年生活过的地方。三十六年过去了，那地方长出许多高大的杨树，东岳公社变成了东岳镇，而且已经通了电。镇政府盖的砖瓦房都挺不错，里面还装了空调。
我所见到的那些干校遗址建筑和实物，几乎都是些临时拼凑的应景之物。如： “ 钱锺书住过的小屋 ” 、 “ 文学所专家用过的水缸 ” 、 “ 干校宿舍 ” 、 “ 干校用过的石磙、纺车、织布机 ” 等。当年钱锺书先生与夫人杨绛虽一同下放，却因属于不同连队（研究所），只能住在各自的集体宿舍里，两位古稀老人才不得不 “ 菜园幽会 ” 。他不可能有自己的 “ 小屋 ” 。我们在那里生活了一年多，从未用过石磙，更没纺过线、织过布。我问镇政府贾书记织布机是怎么回事？他示意我小点儿声，然后说： “ 是从老乡家借来的，摆摆样子而已。 ” 据说当地政府甚至考虑将 “ 干校遗址 ” 办成红色旅游景点，发展经济。
实际情况是：学部干校于 1971 年 4 月 4 日从东岳迁往明港。当地老乡事先得到消息，我们走后不久，就把干校建的所有房子拆得一干二净，只是为了哄抢那些盖房用木料和砖瓦。干校学员辛辛苦苦干了近一年半的 “ 基建 ” ，成果荡然无存。
而我们刚下去时借住的公社棉花仓库、粮管所、卫生院等建筑，过了三十多年也已不复存在。以至于镇政府为搞这次活动制作的干校沙盘模型，上面标出的那些建筑连位置都不对。
当年干校有八千多亩地，搞基建时无论是搭席棚，还是盖土坯房，都直接在大平原上的庄稼地里选址。基建是以连（研究所）为单位展开的，每个连由若干建筑组成，叫干校点儿，散落在东岳不同地方。连与连之间的距离比较远。就拿七连（经济所）来说，驻地离东岳公社，也就是我们原来借住的棉花仓库、粮管所等建筑，有五里路之遥。学部机关驻地叫中心点儿，外文所、历史所、哲学所的房子也建在那里。而这次镇政府制作的沙盘，把所有研究所的房子都集中摆在一起，排列得整整齐齐，看上去像个军营。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这也难怪，新一代领导当年刚出生，他们想象不出干校是什么样的。
我知道那些 “ 干校遗址 ” 都是假文物，兴趣不大。代表骆耕漠伯伯参加活动的两个女儿倒是看得仔细，还问： “ 咪咪，这是你们当年住过的房子吗？ ” 我摇头，她们默然 ……
我有意到 “ 遗址 ” 旁的一户农民家看了看。遗憾的是，他们依旧贫穷，几乎家徒四壁。窗户上只钉了几条木板用来挡风，门上还是没有门板，比三十六年前强不了多少。我给那家人以及他们住的房子拍了照，立此为证。他们私下里告诉我，那些 “ 遗址 ” 其实都是农民的房子，为了搞活动临时腾出来的。
一路走下来，感觉信阳市变化最大，其次是息县县城，再次是东岳镇政府。而变化最小的，就数底层农民的生活了。
在息县开完顾准纪念会后，东岳镇政府的贾书记很热情，问我有没有想见的当地人。我说希望找一找东岳中学的黄继斌老师和崔明兰同学。到底时代进步了，贾书记用手机几通电话打过去，就说两个人都找到了。黄老师已退休，还住在东岳；崔明兰嫁到十几里外的一个村子，目前在郑州打工。又过了一会儿，居然跟明兰通上了话，我俩都激动得不行。问她：还记得我吗？她说当然记得，讲了许多当年交往的细节，我也提到离开东岳时她送的那四个鸡蛋。明兰说她在郑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做清洁工，生活比以前好多了，很知足。
回到日本后，我按她说的地址写了信，附上我和家人的照片、地址及 email 地址。她很快就回了信，还请人帮她拍了照，通过 email 传过来。到底是岁月不饶人，当年那个长着明亮大眼睛的明兰已换了个人，取而代之的是一副灰黄色写满沧桑的面孔。我给她打电话，交谈中她告诉我她一共生了四个孩子，其中三个已经结婚。并依次讲了几个孩子、他们的配偶都在哪里打工，以及他们的孩子 …… 我终于明白她为何变得那么苍老。在那个贫困落后的乡村，一个妇女先后生育四个孩子，把他们抚养成人，还要为两个儿子娶媳妇。可以想象，这其中得有多少艰辛、多少操劳。
她一口一个大妹子地叫，问离开东岳这几十年是怎么过的。我大致讲了自己颠簸曲折的经历：从干校回到北京后又去了外地， 1977 年高考，毕业后成家，再后来举家移居日本，以及现在的工作 …… 我想到了鲁迅笔下的 “ 少年闰土 ” ，他与那个儿时伙伴儿分开后，各自走了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再次相聚已经找不到什么共同语言。我与明兰之间的故事何等相似！我们除了回忆当年在一起的那段生活，或者她谈论几个孩子的情况，几乎再也找不到别的话题。这样的友谊恐怕难以为继。一想到这个，不免伤感。
终于见到了东岳公社中学的黄继斌老师。当年他才三十多岁，教我们语文，写得一笔漂亮的板书，还意气风发地带领学生勤工俭学 — 挖半夏。再次相见，他已是满脸皱纹的老人。我们都很激动，谈到那个学校以及当年发生的很多事。问他退休后的生活，他叹了口气说： “ 还能做什么呢，打打牌、喝喝酒而已。 ”
黄老师提到 1971 年 4 月干校要搬迁到明港。临走那天，干校派到东岳中学教书的刘克祥老师到他家辞行。他当时真想好好招待一下刘老师，可家里除了萝卜，什么吃的都没有，只好以盐水煮萝卜待客。三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这事，心里都特别愧疚，觉得对不起人家。我劝他别那么想，刘老师知道当地人的生活状况，相信他能理解。
活动结束后，我不得不上车跟随大家离开。黄老师眼里含着泪问： “ 你这一走，是不是再也见不着了？ ” 是啊，东京与东岳，虽说只有一字之差，可距离实在太遥远了。要不是这次活动，我也去不了那里。不知下次见面是否还要再等三十六年？我们是否还等得起？
别了，东岳，我少年时代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这里虽然贫穷、落后，但我依旧对其充满感情。希望今后还有机会再次造访，届时农民兄弟的生活已得到大幅改善。
十四、后记
屈指算来，学部下干校至今已四十四年。对五七干校到底该如何定论？笔者认为不仅是劳民伤财，更多的是对人才的极大浪费，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且不论 “ 干部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 是否荒谬，这些人绝大多数并没有跟当地农民相处，再教育也就无从谈起。如果说通过劳动锻炼能够改造人，可实践证明并没有起到这个作用。近日笔者打电话给当年同住一室的陈长源阿姨，问她在干校的那些日子都想些什么。她说每天都盼望回北京，哪怕早一天都好。这就是当时人们的真实想法。杨绛先生于 1970 年底听说钱锺书先生要提前调回北京，是那么高兴。可后来得知这是误传，又极为失落。杨先生坦承： “ 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 ”
学部从 1969 年 11 月先遣队下干校，到 1970 年 8 月上旬，学员先后分四批到达，共一千八百五十八人（不包括家属和知识青年）。 …… 到了息县，干校的校址只是八千亩平川，其余一无所有 ……
要说学部下放人员在此期间还创造了一些物质财富，当数人们辛辛苦苦在东岳盖的那些席棚和土坯房。可这些房子在 1971 年 4 月 4 日我们搬迁到明港之后不久，就被当地农民拆得一干二净，干校学员近一年半的血汗付之东流。农民为何敢哄抢干校财产？估计是因为这些财产归属不明，而农民又实在太穷，且缺乏法制观念。据说当时中央把这个干校交给了河南，河南交给了信阳，信阳交给了息县。到底由谁来接收，并不明确。
自从学部下干校，一直有个说法：这个单位迟早要解散。人们为此忧心忡忡，纷纷考虑自己将来的出路。这不奇怪，当时最高层提出： “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 ……” 换句话说，连大学都不需要文科了，学部这个纯文科研究机构的下场可想而知。幸好当时的总理是个明白人，知道学部这个单位聚集了一批中国顶尖文科学者、研究人员，一旦散掉就再也收不拢了。他决定将连锅端下放的学部，再连锅端回到北京，结束了这场莫名其妙的折腾。
1972 年 10 月，学部全体人员从干校返回北京。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可损失还是实实在在造成了。一些人在过度劳累中死去。所有研究人员在此期间荒废了业务，身心受到极大摧残。有些 1964 年进学部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来了之后先是搞 “ 四清 ” ，紧接着就是 1966 年 “ 文革 ” ， 1969 年下干校，直到 1976 年才开始搞研究。这一耽误就是十几年，浪费了大好光阴。
有的研究所下干校时把图书馆的书扎成一捆一捆地带下去，直到人员返回北京两年后，才把图书运回。一些珍贵的图书资料经过这一折腾，损失不小。
我家下干校前把房子退了，回到北京后被安排住在学部大院八号楼二层。在大院一号楼四层，横七竖八地堆放着很多空书架。那些高大的墨绿色铁书架不知是哪个所图书馆的，扔在过道里没人管。刚从干校回来的人们普遍缺少家具，于是偷偷把那些铁书架搬到家里用。说不清这是借还是偷，反正家家都那么干，法不责众。我和哥哥两人一个晚上就搬回来三个。同住在八号楼二层的顾准伯伯也用这种铁书架放书。就连住在七号楼一层的钱锺书先生家里，两面墙壁摆的都是这种借用的铁书架。
转自《搜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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