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梅：北大中文系77级
北大中文系 77 级
－－作者：徐梅
在北大读书期间的查建英
1978 年春， 18 岁的北京姑娘查建英推着自行车站在北大南门外，望着校门上 “ 北京大学 ”4 个字愣了愣神儿。
“ 特想掐自己一下。 ” 回忆起当年的那一天，查建英爽朗地笑出了声儿， “ 感觉自己前一天还在地里干活呢，怎么第二天就成大学生了，还是北大！ ”
29 岁的杨迎明没有她这么好的心情，锁上家门的时候，他甚至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苦恼。恢复高考前，他已经在北京市文化局工作两年，成了家，还有了一个女儿。
“ 高考只是试一试，没想到真考上了，通知书下来的时候，觉得这是一件挺麻烦的事儿，生活的惯性一下子被打破了。 ”
身材高大的他拎着简单的行李走进 32 号宿舍楼，发现自己所在的班级绝大多数都是北京人，大家很快熟络起来。
葛兆光一觉醒来，就先听到了走廊里咋咋呼呼的北京话。他坐在床上发了一会呆，定睛看了一眼周遭，谁也不认识。
他是前一天晚上从北京站被学校直接拉到 32 号楼的。一个人从贵州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咣啷咣啷的火车上，老母亲手捧着录取通知书欣喜若狂的样子总在眼前浮现。
如今，自己真的已经到了这个将要改变命运的地方。 “ 但是未来究竟会怎样，在哪里，那时候并不清楚。 ”
高考
他们的入学档案上都写着北京大学中文系 77 级，但分属于 3 个不同专业，查建英是文学专业，杨迎明是新闻专业，葛兆光则是古典文献专业。
1977 年冬，关闭 12 年之久的高考大门重新打开，全国共有 570 万考生参加冬季高考，其中绝大多数考生报考了文科，北京大学中文系是这些考生心中的太阳。
《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是当年高考的作文题目，对于查建英他们这些考生来说，那一年他们的确是在 “ 战斗 ” 。
查建英在京郊中阿人民友好公社下辛堡村二队插队， “ 晒得特别黑，完全像村里人一样了 ” ，农忙的时候，天不亮就起来，在地里一直干到什么都看不见才收工。
“ 胶鞋被镰刀砍破了好几次，机械劳动，人都木了，脚趾头割破了都意识不到。 ” 最累的时候，她连续几个月不来例假。
葛兆光 “ 战斗 ” 在贵州，在一个小县城的供销社当工人，常常下乡跑收购。 1977 年秋天，他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第一反应是 “ 不敢相信 ” ，直到忙完秋收采购，从乡下回到县城，才得到确认， “ 真的要恢复高考了！ ”
他 1960 年代初跟随父母从外贸部下放到贵州， “ 一家人的生活境况很差。那个年代没有人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憧憬。 ” 恢复高考，像是晦暗人生里照进一道光。
“ 也没敢抱太大希望，我只念完了初中，差得太多了！ ”
填报志愿的时候，十几岁的查建英只想念自己喜欢的专业， “ 我就想当作家， 3 个志愿，我都填跟这个职业相关的。 ” 于是她填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葛兆光时年 27 岁，明白人生可能已没有太多机会， “ 数理化完全补不上来，只能学文科，能上北大中文系当然最好。 ” 结果，北大中文系在贵州只有古典文献专业招生， “ 没有那么浪漫，不是你想学什么就能学什么。 ”
葛兆光和阴法鲁先生在颐和园。
古典文献专业是干什么的呢？当时葛兆光完全不知道， “ 就知道肯定是读古书的。 ”
杨迎明进北大，比他们都曲折。
因为当兵时做过文书和宣传干事，他报了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第一批录取结束后，他没收到通知， “ 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当时婚也结了，孩子也有了，没考上就没考上吧，继续过日子吧。 ”
过了些日子，忽然又来消息，说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要扩招。本来已经平静的生活又激荡起来，有一天，居然真的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于是忙着安顿老婆孩子，办理离职手续。
进校之后，他才知晓整个事情的原委。中央各新闻单位 10 年少有新人，首批招生结束后，他们强烈要求学校扩招。
主管当年新闻专业招生工作的秦硅老师今年已经 79 岁高龄，老人回忆说，系里接到张龙翔先生（时任北大副校长、主管当年招生工作）的通知，要求新闻专业扩招 40 名学生。
“ 张龙翔思想很开明，特别强调不要太左，不要因为某些学生家长的一些所谓的历史问题，影响正常招生。 ”
查阅考生档案时，秦硅发现有些学生单论分数的话， “ 第一批就该录取了 ” ，但是因为 “ 祖父在台湾，父亲是右派 ” ，或者 “ 家里 ‘ 文革 ’ 中的问题还没弄清 ” 等等原因，档案被搁置一边。
“ 还有的学生档案里竟然放了很多他父亲的东西，我们在最后录取的时候，把这些东西都拿出来了。没必要搞这些。 ”
当年已经 28 岁的女考生刘鸿，孩子已经 5 岁了，虽然分数过线，但是第一批并没有被录取。得知秦硅和赵赜两位老师在崇文门一家小旅馆查看档案，进行第二批录取，她从所在工厂骑车找到赵赜， “ 她就说，这是她人生最后一次机会了，请老师给她这个机会。 ”
“ 一个女同志， 28 岁的年龄，又有孩子了，这一年不录取她，下一年她参加考试的难度会更大。 ” 就这样，刘鸿成为北大 77 级新闻专业的老大姐。
秦硅老师说，当年北大招生要求年龄在 30 岁以下，据他回忆，新闻专业 70 名学生中没有超龄的。
查建英则记得文学专业年龄最长的叶君远比自己大了 14 岁，考试那年 31 岁，转年入校已经 32 岁了。 “ 我们都特尊敬他，叫他老叶。 ”
上大学时杨迎明已经成家。
求学
大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1978 年入校， 1982 年毕业， 77 级学生与整个中国社会共同感受着思想解冻、理想重建的冲击。
“ 刚进校那会儿，教材还没来得及更新， ‘ 文革 ’ 之前的东西、 ‘ 文革 ’ 期间工农兵学员的东西，交织在一块儿。 ”
教学内容虽未正本清源，北大课堂的自由之风已经恢复。
包括杨迎明在内的年龄较大的学生，老师允许他们端着茶缸子上课， “ 坐在后面，上课还可以抽烟 ” 。
头两年，文学专业和新闻专业在一起上基础课和公共课。 77 级文学专业里有陈建功、黄蓓佳、王小平等一批入校前就小有名气的 “ 业余作者 ” ，他们不仅是本专业同学心中的榜样，对于新闻专业，乃至古典文献专业的学生而言，他们也是校园明星一级的人物。
葛兆光笑言文学、新闻两个专业的学生当时在校园出尽风头， “ 文学专业都是作家、诗人，飞扬跋扈，走出来脸都朝天看。新闻专业每个人都整得像世界各大通讯社的大记者。 ”
而古典文献专业的人被戏称为 “ 出土文物 ” ，用杨迎明的话说， “ 很安静， 3 个专业的男生同住一栋楼，他们专业的几个宿舍永远没有声音。 ”
文学专业 49 人，新闻专业洋洋 70 人，葛兆光所在的古典文献专业男生 14 名，女生 5 名，是名副其实的小专业。
“ 这个专业还特别怪， 4 年才招一次生。 ” 上无师兄师姐，下无师弟师妹，古典文献的学生当真成了边缘人群。
1982 年毕业的时候，他们专业 19 人中半数以上考上了研究生，这个消息着实把其他专业的同学 “ 震 ” 了。
刚刚在复旦大学就任文史研究院院长的葛兆光说，当年北大古典文献专业的本科教育模式极其合理， “ 可以说是文史哲教育的理想路径。 ”
“ 我们的功课很扎实，文学课跟中文系上，历史课跟历史系上，上哲学课到哲学系去。 ”
古典文献专业课的教授，个个大名鼎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创始人之一阴法鲁先生（ 2002 年去世）、长于唐宋辽金史研究的邓广铭先生（ 1998 年去世）、专攻甲骨学与殷商史的裘锡圭先生、精于古代历史文物鉴定的史树青先生等等，都曾亲自给他们上课。
“ 老师们也憋了 10 年没好好给学生上课了，特别有热情。很多有名的先生甚至常常跑到我们学生宿舍去，两腿往床上一盘，就讲开了。 ”
学生的刻苦和自觉至今为先生们称道。查建英到现在还记得班里有个叫宋红的女生， “ 有名地用功，天天在楼道里，一直看到半夜。 ”
解冻
图书馆，是比课堂更吸引他们的地方。新闻专业当时属于保密专业，学生得到特许，可以查看一些外刊，甚至被允许到总参三部礼堂观摩当时所谓的 “ 内部影片 ” 。
“ 文革 ” 时期关闭的外国小说阅览室被打开，允许普通专业学生本室阅览，但不可借出。禁书开禁，人满为患。
查建英和好朋友王小平几乎天天泡在那里， “ 好多世界名著都是在那里看的 ” 。都是大部头，常常是看到关键时刻就要闭馆，回到宿舍惦记得不行，第二天再去。 “ 我特羡慕王小平阅读速度快，一会儿就看完一本。我慢死了，特着急。 ”
葛兆光的目光不仅订着学问，也盯着外面的世界。
1979 年文学社遍地开花，全国各地大学都兴起办报、办刊的热潮。杨迎明他们新闻专业办了一张《实报》，取新闻报道要 “ 实事求是 ” 之意，出了 5 期，以新闻评论为主。
从第一版到最后一版，从报头到版花全是手写，全班同学的笔迹在上面都可以找到。主笔孙冰川被称为 “ 辣椒主笔 ” ，国际国内的大事小情没有他和同学们不敢评论的。
杨迎明还参与了北大五四文学社社刊《未名湖》的编辑， “ 我们新闻系的几个人负责校内新闻和时评部分。 ”
查建英和另外两个文学专业的同学参与了《未名湖》文学部分的编辑。 “ 忙极了当时，我们文学专业有本刊物叫《早晨》，还有一个全国大学生的联合刊物《这一代》，再有就是《未名湖》，我都参与了。 ”
她在《未名湖》编辑部约见了师弟刘震云， “ 他当时写了一个小说，题目我忘掉了，写农村生活的，写得特别棒。王小平觉得还需要修改，我俩就挺当事儿的把他约过来谈。 ”
多年之后，刘震云还记得两个小师姐煞有介事地指导自己创作的情形。
这期《未名湖》封面全黑， “ 有意跟当时到处红彤彤的氛围反着来，显得我们在思考。 ” 除了刘震云的处女作，还发表了一篇校外来稿 —— 史铁生的《午餐半小时》。
“ 写的是一个残疾人真实且艰难的生活，好像还发了北岛的《幸福大街 13 号》，写一个疯人院里不为人知的故事。 ”
而为了见北岛和芒克，查建英和王小平大冬天骑自行车进城，去参加 “ 地下诗会 ” ，冻得眼睛眉毛上都是霜，大半夜再骑回北大。
1981 年北京大学学生竞选。王文澜摄
激情
他们对国家社会、民生时事充满了热情，对自己的大学生身份无比自豪。 “ 甭管谁出门，都别着校徽。北大的人戴校徽，其他学校的人也都戴，走在街上，人们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 ”
1981 年， 77 级学生三年级，发生了两件大事，隐藏在内心的激情潜流得以迸发喷涌。
第一件与体育有关－－ 1981 年 3 月 20 日深夜，广播里传出好消息：中国男子排球队在世界杯排球赛亚洲区预赛的关键一战中，先输两局，后奋起直追，连扳三局，终以 3 比 2 战胜当时的南朝鲜队，取得参加世界杯排球赛的资格。
北大校园一片沸腾，学生们不约而同地涌出宿舍楼，人越聚越多，最后大家索性把扫帚点着当火把，跑到现在的中关村一带游行。 “ 当时大家都非常激动，都在喊 ‘ 祖国万岁 ’ 、 ‘ 中国万岁 ’ ，忽然有人高喊了一句， ‘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 马上大伙就跟着一块儿喊起来，当时那样一句话特别能表达出我们的心情。 ”
喧腾中，大家没有留意是谁第一个喊出这句口号的。没曾想到，这句口号迅速传播开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最强音。
多年之后，在《中国体育报》工作的杨迎明特地为它做了一番调查考证，最后确认首创者是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的刘志达。
同一年，北大举行校内竞选，各系纷纷推举候选人参选海淀区人大代表。 “ 学校里到处都是竞选台子，发传单的，演讲的，热闹极了。 ” 查建英至今难忘学生时代的单纯和热情。
后来
4 年的大学生活转瞬即逝，对于 77 级来说，毕业分配压根儿不是一个问题。正规大学教育中断 10 年，各行各业都急需人才。
查建英没有参加分配，大学四年级她就办理了休学手续，许多人不理解她的选择， “ 北大中文系在当时绝对是一块金字招牌，那么多就业位置供我们选择，留在国内，美好的未来似乎已经看得见了。 ”
大学时代最想当作家，现在查建英觉得职业作家太辛苦了。姜晓明摄
她留学的南卡罗莱纳是美国南方一座小城，黄子平笑她， “ 你到的可是美国的贵州啊。 ”
1984 年她离开 “ 贵州 ” ，走进纽约，就读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系。
1987 年回国，中篇小说《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和《丛林下的冰河》问世，被评论界褒奖为开了 1980 年代 “ 留学生文学 ” 的先河。她还为内地、香港、纽约等地多家媒体撰稿，并用英文写作了《 China Pop 》（《中国波普》），被美国不少大学作为中国文化课程教材。 2006 年出版《八十年代访谈录》，首印 1.5 万册一个月内即告售磬。
她在《八十年代访谈录》里记录了那个年代的理想和热忱，也检讨了那个时代思想和创作的肤浅粗糙， “ 当时单纯的不仅是我们，整个社会都是相对天真的。 ” 虽然连北大毕业证都没有拿，但她说，北大的生活没有让她失望，她庆幸自己通过北大站到了更高处， “ 在北大，补充的不仅仅是知识，更多的是机会和理念。当年我们的脑子里还有很多被长年灌输进去的东西，需要很长时间去清洗，北大是一个开始。 ”
有意思的是当年一心想当作家的她，现在觉得做专职作家 “ 太辛苦了 ” ，她现在的工作是美国一所大学的中国事务代理， “ 他们来北京开会、研讨，我们负责组织，安排行程。 ” 她笑咪咪地说，这份工作是她挣钱的活计，而因为没有生计的压力，写作也变得更加自由随性。
她的同学毕业之后有的成了专业作家，有的则进入出版社或者大学。梁左写出了经典室内剧《我爱我家》，王小平创作了《刮痧》等影视剧本，陈建功和黄蓓佳先是成为著名作家，后来又走上行政岗位，担任中央或地方作协的领导职务 ……
杨迎明撰写的体育评论曾被外交部点名表扬。姜晓明摄
新闻专业的 70 名学生一早就被中央级新闻单位预订了， “ 当时除了中央直属的新闻单位，行业媒体和地方媒体没有一个名额。 ”
杨迎明自大学期间便在《中国体育报》评论部实习，得到一致好评。但是这份报纸不属中央直管，没有大学生进人名额，时任社长徐才不得已专门给体委领导写了报告，再由体委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这才特批了一个指标。
“ 那时候没有人愿意去电台、电视台，就觉得到报纸才是真正干事业的地方。 ” 说起这些年媒体行业的变化，杨迎明很有些感慨。 “ 我们这批人进入中国新闻界，最大的影响应该是叙事手法的转变，突破新华体，更多地关注民生民意，让新闻媒体从宣传工具逐渐回归本位。 ”
杨迎明入职后，历任评论部主任、体育报副总编等职务，现在是《中国足球报》总编辑。年轻的时候，他撰写的体育评论曾被外交部点名表扬。后来，他关注中国人的 “ 活法 ” ，把体育报道的眼光从竞技转到日常生活、群众体育，《早晨，北京的老人们》、《无剪辑录音》、《国人之余暇》等特稿至今读来仍有新意。
他的同学也都成为影响中国传媒界的人物：新华社总编辑何平、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王庚年、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孙冰川、北京青年报总编辑张雅斌、中国财经报副总编马向伍、中青在线 CEO 刘学红 ……
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77 级毕业照。
葛兆光和他的同学，大多数就职教学科研机构。虽然 “ 终日与故纸堆相伴 ” ，但是作为打上历史标签的 77 级，他们密切关注着社会生活领域里的变化， “ 我们那一代人始终在历史漩涡的中心里打转，在那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人，最大的特点是不仅仅关心学院里面的事情，学院外面的事情，你也要有关怀！ ”
他力倡学术通俗化、故事化，力挺学者上电视，号召学术高手们来做这个工作， “ 我们有些高手还是把自己束之高阁，悬挂在高高的云端，这是不对的。我做思想史研究，特别关心真正传达到民众那里，成为影响和指导生活世界的思想，而不仅仅是在学院里的那些东西。 ”
当年不知 “ 古典文献专业 ” 为何物的他，庆幸自己通过北大严格的训练， “ 找到了一个自己喜爱的研究方向 ” ，那个时候还看不清楚的未来，在日复一日的学习探究中渐渐明朗。
20 年来，他著述甚多－－《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两大卷的《中国思想史》、《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西潮又东风：晚清民初思想、宗教与学术十论》等等，论著被翻译成多种外文，并获第一届中国图书奖、第一届长江读书奖、第三届与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 2007 年 3 月，他辞别清华大学，就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
转自《学术星球》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